挂单龙泉寺

凌晨3：45，木棍敲击厚木板的声音准时响起，节奏缓慢却并不悠长―这是龙泉寺里所有人起床的信号，四季如此。

睡门边的人把灯打开，整个房间亮如白昼。老张在紧挨墙角的床上醒来，呆坐片刻，不紧不慢地穿上衣服，把腿移出被窝，套上冲锋裤，穿好徒步鞋。老张的头光溜溜的，大而圆，脸上布满了小坑，眼圈乌黑，嘴唇厚实。他表情严肃，一副不好惹的样子。拿着牙刷和杯子，他一小步一小步走出房间，走向洗漱间。

在龙泉寺，老张是一名义工，以劳动修行。他今年45岁，呼伦贝尔人，曾经是一家银行的经理，酒量极大。2005年冬，醉酒的老张不听劝阻，执意去滑雪，右腿摔成粉碎性骨折。重伤卧床时，日日听母亲播放的佛经，由厌恶到喜爱，终于皈依。他在通州某寺开光仪式时听同修介绍龙泉寺，于2013年9月上山做义工，在菜地组劳动。来龙泉寺前，他更换了手机号码，只跟在北京的姐姐单线联系。他准备住到春节结束，给自己一个远离酒肉朋友的理由。“来寺里，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以前浪费了太多时间，以前过的都不是生活。可是以前就认为那样喝酒吃肉的日子是最好的。我以前全身都是魔鬼，控制不了自己，一发怒就打架，出大事。”

洗漱完毕，老张戴好帽子，背起挎包离开宿舍。外面完全是黑的，山上气温接近零下十度。上坡有几十级台阶，再行二十米石板路，便是斋堂。女众裹着大衣从相反方向三三两两走来，也进入斋堂。4：30，早课要开始了，龙泉寺的一天也开始了。

此时的斋堂里聚集了百余人，男女分几列站好，诵读《楞严经》、《十小咒》和《药师佛》。楼上的诵经堂里，近百名僧人们也早已就绪，同样的早课。

位于北京海淀区西山凤凰岭的龙泉寺，以“北大清华分校”著称―并非同两校有学术合作关系，而是在此出家的僧人有不少来自北大或清华。现任监院法师禅兴从清华大学获博士学位，他的校友还有贤启、贤清、贤佳等。贤庆、贤宇、贤逊等几位法师则毕业于北京大学。此外，还有毕业于西安交大的贤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贤立、大连理工大学的贤才……这个团体的核心人物、龙泉寺住持学诚法师，在1990年取得中国佛学院颁发的硕士学位。

龙泉寺并非名胜古刹，甚至在2000年时，这块地方还仅有几座重新修复的佛像、几间破败的平房和长满杂草的庭院，少有人踏足，更无僧人修行弘法。2013年，龙泉寺僧团规模达到百人左右，像老张那样的修行者，人数也保持在一二百人，节假日上山劳动的义工有数百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上来以后，大家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也就有越来越多人发现学佛的益处。”贤健法师说。这位河南大学的硕士、前经济学教师用市场供求的框架来描述信众日增的现象：“如果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的一些活动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要，当然佛教不是经济活动，不能完全类比。”

很多人关心龙泉寺为何声名远播，中国的信仰市场自古颇有细分，禅宗讲见性成佛，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净土宗讲虔心念佛，是平民百姓的便宜法门。龙泉寺却以循序渐进的教育精神，隐现打通两大市场的趋势。曾几何时，高深的佛法只对精英传授，而今一众知识精英汇聚在寂静的凤凰山麓，开门普度芸芸众生，就此实现另类人生价值。

挂单者

龙泉寺是开放型道场，来寺里的人―即使你不是居士―在专门从事接待的机构客堂填写个人信息、抵押身份证件，便可以在此住宿，佛教用语称作“挂单”。

2013年12月中旬，我到龙泉寺挂单做义工。因为是第一次来，我也不会雕塑、平面设计、小语种翻译这样的专门技能，便被寺里安排在门槛比较低的大寮和香灯组劳动。

大寮的功能是为全寺供应伙食，由粮油库房、储菜地窖、备菜间、厨房组成，日常义工有二十人左右，人员劳动时间是上午八点到十点半，下午两点到四点半。除了3个厨师炒菜，其他人力都投入洗菜、切菜。

我在大寮认识的第一个人是张元，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洗红薯时，需要把烂掉的部分用刀削去。张元再三叮嘱一起干活的人，不要把好的削去了。有的红薯烂掉四分之三，他也小心翼翼地把好的那一小块切下来。“这些都是山下人供养三宝的，一点都不能浪费。”一次，我和张元把一大桶蔬果皮、菜叶倒到堆肥场，废料里有一只碎热水瓶胆。他不停地指责不按规矩扔垃圾的人，担心有朝一日这些碎片可能划伤菜园义工的手。我们取来手套，拣出碎片扔到生活垃圾桶，这才放心离去。

张元来龙泉寺是2012年9月，当时他在人民大学附近租了房子，准备第三次报考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考虑了很久，还是先到寺里来住一段时间，跟师傅学佛法。自己身上也有很多问题，脾气暴躁、很急，希望通过在寺里的承担改变自己。”

2008年，张元从华侨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毕业，报考了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无奈分数不够，被调剂至福州大学科技哲学专业。在福州大学煎熬了两年，张元退学了。“我对科技哲学实在没有兴趣，本科时我就想到人大读中国哲学。”张元认为，凭借自己的哲学基础，考上人民大学的希望很大。他像很多心怀考研梦的人那样来到北京，在大学附近租了简陋的房子，专心备考。第二次考研，依然没有成功，他咬着牙，要再试一次。还有3个多月就考试的时候，他突然放弃了，上山，去龙泉寺―早在福建莆田广化寺做义工时，他就听说北方的龙泉寺信众很多。

张元不打算再考研了，在寺里修行到过年，回宁夏老家，之后暂时没有规划。他常抱怨自己学佛进展太慢、性子却依旧很急。我同他去地窖搬菜时，因为搞不清“白薯”为何物，犹豫不决，被他呵斥“怎么连白薯是哪个都不知道”。事后，他找到我道歉。

和张元一样，杨繁荣在大学期间也去广化寺做过义工，在那里对龙泉寺有了初步了解。2012年从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他短暂地做过建筑方面的工作，2013年5月份开始在龙泉寺修行。杨繁荣接触佛学时间很早，小学时开始读佛教读物，后来还涉猎过其他宗教的书籍，姑妈甚至建议他去山东神学院进修，将来成为一名兼职的神父。他对佛学的兴趣最浓厚。杨繁荣话很少，总是背着书包，里面装有佛经，在早课后和晚课前的短暂空闲时间，他也会坐下来读一会儿。每餐用完斋饭，他会主动加入清洁餐具的行列。杨繁荣准备在夏天的时候前往辽宁海城大悲寺进行苦修，他说“那是真正的修行”。

李志龙来龙泉寺的经历更像一次意外。2012年秋天，这个24岁的山西青年来北京找工作，老家实在太闷了。他和一大群人在北影制片厂门口等待剧组挑选，选上了，一天的饭钱就够了。一天快要过去，他还在原地打转，晚上可能要露宿街头。这时，一起等待的人里有人建议他到龙泉寺落脚，“那人说，寺里包吃住，还能修行”。李志龙没有犹豫，问了路线，直奔寺里，一住就是一年，他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北京找到了工作。来龙泉寺之前，李志龙对佛教没有多少了解。

“在寺里感到非常充实、不累不苦，师傅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跟着师傅走，没那么多烦恼。”10月份，李志龙回了一趟家，住了一个月，告诉了父母实情。他想出家，遭到反对，跟父母谈不拢，索性又到寺里来。他心有不甘地说：“这里有一家人，全家都住到寺里来了。儿子先出家，后来父母也住这儿，住久了发现这儿挺好。”

这家人是卢函一家。根据此前的报道，卢函原是心理医生，从事过青少年网瘾治疗，有自己的工作室。2007年，他哥哥出家，震惊之余，他开始读佛经，试图搞清楚兄长突然出家的原因。2008年，卢函去汶川地震灾区做震后心理干预，回来后开始思考人在精神层面应该取得怎样的成就。2010年末他开始系统钻研佛法，并萌生出家念头。2011年大年初四，卢函告别父母，前往龙泉寺，同年5月，他父母也住进寺里，皈依了佛教。这年年底，卢函成为净人。

有人辞别家中父母上山，也有母亲带着孩子上山，比如睡我上铺的小宋。小宋只有14岁，初四（哪来的初四？）年级刚念了一个月，便和母亲从山东淄博来到寺里。小宋很喜欢龙泉寺，说比在学校念书有意思。“我一点也不想在学校里，想去读技校，家里不让，说读了技校会学坏。前段时间我老做同一个噩梦，我妈就带我来这里，她瞒着我爸，说带我来北京的技校学动漫。”

宋母是一位画家，在淄博参加了当地的龙泉寺学佛小组，前几年来过寺里做义工、参加过法会。小宋被分配在动漫组做义工，他还学会了摄影，拍寺里举办活动的照片供宣传用。小宋和母亲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他甚至不知道母亲在哪个组做义工。

“我妈想让我出家，我也觉得寺里挺好，可我对汉传佛教兴趣不大，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我想学密宗，打算去甘孜的佛学院修密宗。”

另一些住在寺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想法。

小赵喜欢赖床，有时候站着念经也会睡着，他睡得晚，熄灯后躺在床上玩手机。小赵烫着一头金色的卷发，在寺院里很显眼。他是安徽人，22岁，在职业中专里学过美发。小赵来寺里的原因和李志龙有些类似，他从上海来北京找工作未果，无处落脚，听从以前同事的建议来到龙泉寺。小赵“混”过好几个劳动小组，在每个小组都因为吊儿郎当又不愿被组长管理而被“驱逐”至其他组。小赵在寮房里也不受欢迎，要么在熄灯后弄出声响，要么在找不到鞋子或者手机时大叫，要么说别人乱拿热水瓶。小赵的扰民行为让60多岁的老曹忍无可忍，要去客堂告状。有年长舍友提醒小赵，在任何一家单位如果像他这样不懂事是混不下去的。小赵满不在乎地让他不用管。

小赵也会溜下山去找工作，晚上再回来。有一天他从市里回来，情绪比较低落，问，我如果干销售前途广吗？我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做理发师。他说理发师收入低、上升空间小。我告诉他好的理发师也可以剪头发剪成富翁的。小赵说那太难了！

对小赵来说，龙泉寺仅仅是一个落脚点，他未来的生活重心在工作上。

出家人

在出家前一天晚上，刘书宏在博客里更新了最后一篇体验寺庙生活的连载文章《半路出家见闻录》，“给在家的生活再做一个形式上的了断。有说法是，出家就是过去的那个叫刘书宏的我已经死了，现在的是一个新生的，叫贤书。”

刘书宏曾是小有名气的网络作家，在天涯论坛杂谈版任版主，ID是老蛋，他的小说《招娣》获得2002年贝塔斯曼全球网络文学大赛中篇小说奖。他还经营着一家有十几年历史的广告公司。

2007年春，刘书宏把公司交给侄子打理，自己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来到北京。第二年春天，他在凤凰岭租了一间农家院，全家定居在此，并把儿女送到山下的私塾受教育。当时的生活堪称惬意：除了到山上的龙泉寺上早课，他们“什么都不做”，整日靠养花砍柴打发时间。一年多之后的冬天，刘书宏在院里劈柴时突然觉悟：整日轻松、终老于此绝非自己当初想要的快乐。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后退掉了院子、处理了汽车，一家人搬到龙泉寺居士楼，成为寺里的义工。

2005年，刘书宏在天津的挂甲禅寺挂单，跟随禅寺的一个高僧学习，体验七天出家生活回来后，第一次跟妻子提过想出家，妻子只当是一个玩笑。四年后，这个“玩笑”成真。从2009年7月开始，刘淑华开始作为准净人封闭学习，学习各种戒仪，为剃度做准备。“整个修行的过程也是和自己搏斗的过程，和一切俗念搏斗，包括。”龙泉寺原本只收35岁以下的人成为准净人，学诚特许时年39岁的刘书宏加入这一团队。

他跟女儿认真地谈过出家，女儿平静地对待将要“失去”的父亲，“出就出呗”。儿子尚年幼，他把要说的写在信上，他说自己的工作是“挑战心灵的极限”，出家是“去做一个心灵的运动员”。的确，刘书宏一直想要精神和心灵上的快乐。25岁时，有朋友要去甘孜色达佛学院受戒，这位朋友“确信有更大的快乐，所以放弃世间所有的快乐”，这让刘书宏震惊。他后来一直在找这些东西，无论是山寨出家还是真出家。出家前，刘书宏和妻子离了婚，把自己几部作品的影视改编权安排妥当，把参与拍摄的电视剧的收益分配好，让母子三人以后生活有个着落。

在寺里，贤书每天画一幅关于寺院生活的诙谐漫画放到轻博客上。

和贤书一样，贤逊也在龙泉寺找到了“山下不能拥有的内心的平静和喜悦，只有出家人才能体会到的喜悦”。贤逊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保险学，家里为他在北京购置了住房，他毕业后在证券公司上班亦有不菲的收入。他在读书时就去龙泉寺做义工，他形容那种感觉像回家一样。2010年夏天，他来到龙泉寺长住，决定出家，并在2011年农历春节期间正式剃度。

禅兴法师是从广化寺跟随学诚来到龙泉寺，那时他刚满三十岁，是龙泉寺僧团的原始成员。

禅兴从小就是理科尖子，从北大附中保送至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流体力学专业。大三时出国未得，大四时身体突然变差。读研究生时，因为不认同导师的研究方向，他与导师发生冲突，一方面对研究丧失激情，也因为心理落差导致和周围人关系紧张。“人生好像突然一下子掉入低谷，突然目标没了，不知道该追求什么东西了。”这段经历成为禅兴人生的转折点，他开始真正进入佛法世界―几年前他曾在同学影响下接触过佛法，只不过是当谈资―从追求科学和事业到追求精神和心灵的成长，在短时间里就完成了转变。他在广化寺修行，成为净人并最终出家。随后同学诚来到龙泉寺，担任书记、监院，并主持寺院日常工作。

道场

龙泉寺始建于辽代应历七年，几经兴衰，最近一次大规模复建于2001年开始，至今仍在进行，这次复建的发起人是一位叫蔡群的女居士。

蔡群做过大学英语老师、开过公司，20世纪90年代曾在九华山修行，此后定居在凤凰岭。蔡群还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早在1999年，她就为凤凰岭策划了以“道德旅游、心灵环保”为核心理念的旅游方案。她还建议苏家坨镇政府及凤凰岭景区的所有方、北京市西山农场尊重凤凰岭的历史，把商业开发控制在山下，不要把山上闲置资源分割承包给开发商。当地政府和西山农场都认同了她的思路，也希望蔡群把包括龙泉寺在内的凤凰岭的历史遗迹资源整合起来，用于发展旅游业，但蔡群反对这个提议。

2001年，蔡群和西山农场签订了一份修缮龙泉寺的协议，花三年时间陆续修复了龙泉寺一些基础设施，先后投入200多万元。

2002年，学诚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从广化寺到北京常驻中国佛教协会工作。

学诚法师俗名傅瑞林，1966年生于福建莆田仙游县佛教世家，祖母和母亲均是佛教徒。1982年中考前，学诚在广化寺出家。1984年，学诚考入中国佛学院本科班，7年后获硕士学位。1989年，23岁的学诚成为广化寺住持。

当时，中国佛教协会正在为新的中国佛学院选址，凤凰岭和龙泉寺得到了关注，2003年，学诚法师第一次来到龙泉寺。巧合的是，龙泉寺背靠的山和他曾住持的莆田广化寺后山同以“凤凰”命名。由于蔡群的公司有佛像绘制方面的业务，跟佛协有往来，2003年年底，她去中国佛协办事时认识了学诚法师。

在修缮和管理龙泉寺的过程中，蔡群就想到了将来会有信众来寺里朝拜，如果寺院不是由专门的僧人管理，有些事情会承担不了，还可能引起误解。她的想法是：守住这座千年古刹，等待机缘早日让寺院“回归”佛门。后来，学诚法师找到蔡群，希望把龙泉寺变成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她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说我可以尝试地去游说政府，但前提是您要做方丈。”学诚法师同意了。1984年初学诚到中国佛学院读书时，他发现北京居士要到外地道场修行，很不方便，当时就有意在北京建立一座僧俗共同修行的道场。

北京作为文化古都，虽然寺庙众多，但却没有供普通信众、尤其青年居士日常修行交流的道场。一段时期，几百公里之外的石家庄赵县柏林寺是北京在校大学生学佛的首选。

从1949年之后的五十多年，海淀区还没有正式开放的佛教寺院。2004年10月13日，龙泉寺宗教活动场所资质通过审批，成为海淀区第一座佛教活动场所。蔡群前期投入的资金就作为捐赠给了龙泉寺。

2003年11月底，学诚法师从广化寺陆续派五名弟子―两位法师、三位行者―来到北京，租住在朝阳区柳芳北里15号楼1207室，为进驻龙泉寺做准备。这处落脚点也被僧人们称作柳芳精舍，这个团体就是龙泉寺僧团的前身。在这里，僧众主要学修内容是早晚功课、拜忏、诵经、《菩提道次第广论》、《沙弥律仪》等。僧人们偶尔下楼活动时被当地居民用奇怪的目光打量，街道办事处也曾上门询问。在柳芳北里居住的数月里，北京的居士李彤为他们提供粮油蔬菜等。2004年3月28日，僧众五人正式入住龙泉寺内，成为寺内僧团第一批成员。当年4月8日，首次在寺里剃度三位净人。随后半年，僧众陆续从柳芳迁往龙泉寺。

从僧人入住开始，龙泉寺的工程建设就一直没有停止，包括锅炉房和后山水库在内的建筑设计和施工都是僧团、信众和建筑队共同完成的。

负责工程的贤立断过两次腿。一次是建锅炉房时从脚手架上跌到地面，一次是修建山门广场时被滚落的山石压住，这位硬汉每次不等腿好利索就回到工地。贤立是龙泉寺复建后最早剃度的三位净人之一。

贤立俗名张立东，46岁，出家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曾在国家计算流体力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流体力学专家李椿萱院士，2001年他还在《计算物理》杂志上《结构型网格分块生成技术》。对于建筑，贤立起初完全是门外汉，他甚至不知道安门要先装门框，以为把门板直接用门页固定在墙上。贤品是建筑师出身，他的存在让工程团队的专业性得以提升。贤立则是在“实战”中自学了土木工程学和建筑学，他每天钉在工程现场，观察每个施工细节，向施工人员讨教，据说现在已不比建筑师差太多了。

“几年来，龙泉寺边设计、边施工、边筹款，可称作‘三边’工程。这不是说，把龙泉寺全部设计好，才去建，才去做，这么做的话，就不会充分体现集思广益。”学诚法师说。

漆山是在龙泉寺皈依的居士，他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博士期间承担起龙泉寺新建筑的设计工作。2007年，他在一次展览上认识了马建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72岁的焦毅强。漆山告诉焦毅强自己正在设计寺院，希望得到一些指点。“设计费多少？”焦毅强谨慎地问，漆山告诉他没有设计费。焦毅强听完对龙泉寺的介绍，出于好奇，跟着漆山来到了寺院。

焦毅强见到了主管工程的贤立法师和贤然法师，他们向他描绘了寺院建筑的整体框架和设想。焦毅强以义工的身份为龙泉寺提供建筑设计方案，还把僧人带到家里，指导他们绘图。

焦毅强的妻子回忆，焦此前在设计建筑时总是坚持自我，但在做龙泉寺的建筑方案中，非常随缘，法师们可以随意变动。“一般来说建筑师是很反感甲方参与的，没想到和尚们比社会上的老板还难对付。”在龙泉寺做义工期间，焦毅强也皈依了佛教，法号贤苦。

和相当多寺院不同的是，龙泉寺供信众拜佛的区域并不大―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和弥勒殿，集中在寺门和金龙桥后的“老区”。而在佛殿北侧，大片新建筑从平地逐渐延展到坡上，高低错落。从外观上看，都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形态，青砖、红柱、尖顶、飞檐，还有长廊彼此相连。论功能，则完全服务于龙泉寺汉传佛教的教学和传播。

五观堂是新建筑中最高的一座，上下三层，外观似中国传统楼阁，一层的斋堂和诵经堂分别可以容纳数百人。诵经堂内一片金色，进入需穿鞋套，地板上整齐地摆放着打坐垫，天花板上对称安装了两台索尼投影仪。诵经堂隔壁有一间小的控制室，控制堂内音效与灯光。此处是法会等重要活动的举办地。

沿着寺院前的石板路走到尽头，一座长廊顺着山势向下延伸，长廊尽头是同样依山而建、逐级变低的条状青砖青瓦屋。这是男众寮房和教室。里面楼梯为木质，地上铺着红色的塑料地垫，暖气充足。过道照明为自然光线，屋顶有透明的采光口，三楼、二楼的过道一侧均设置了长条形缺口，让光线通过采光口直通一楼。三楼与旁边地势高的建筑垂直相接，从通道过去，是图书馆的接待大厅。

图书馆，也被称作藏经阁，是寺院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大厅里有佛教普及性读物供借阅，书库中收藏了不同朝代、国别、语种的数十万册经书。图书馆由贤才法师负责，他今年30岁，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

僧人校对律典也在图书馆里进行。“目前，龙泉寺整个僧团最主要的一种承担是校对律典。通过校勘，把经书很多错误的地方勘出来，还有就是给它做注，查引文。让艰涩的经典让一个具备初中文化的人就能看懂。”贤高法师说。

通往山下的路边放着等待组装的工程机械，圆形大坑已经凿成，未来将建成一座雕塑室，雕塑大佛。现有的雕塑室在图书馆隔壁的一间小屋，有三位义工，有两位是曾任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老师。

弘法

2005年四月初八浴佛节，龙泉寺在简陋的条件下举办了第一次露天法会，到当年10月21日举行法华法会时，到场居士已多达500人。自此，以法会为捷径的“弘法利生事业”渐渐展开。龙泉寺每年举办8次法会。

根据学诚法师制定的发展规划，龙泉寺的发展从三个方面同时进行：思想理论建设、组织结构建设和人才事业建设。“结合时代因缘和现代人的根基阐发佛教思想，更好的引导僧众学修和接引大众学佛”，禅兴法师如是说。

2006年是一个节点，这年正月初一至十四，寺院举办了迎春祈福华严法会，上千人在此共度春节。大年初五，学诚法师在露天会场为200多位信众传授了皈依、八关斋戒。这一年的“五一”“十一”黄金周，寺里举办了佛教文化系列活动，向社会大众展示了佛教入世的一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法会的信众越来越多，法会规模逐渐扩大，影响力也逐渐上升。从2009年十一”法会开始，龙泉寺对法会做了一次重大调整，从结缘式法会（发放物品）转型为精进共修形式，即从传统型转向教育型―法会期间个人上交通讯工具，在法师带领下全天学习本次主题相关的佛教经典著作。在道场五周年的讲话中，禅兴法师总结道：“从2005年开放以来，龙泉寺首先关注的就是僧团与居士教育的问题，师父也说过，目的不是修庙。培养人才为根本。”

学诚法师有一个理念，即把寺庙办得像大学一样。“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向，最后每个方向都聚集这样一批人，这些人就形成不同的学院。社会上的大学里是一个一个的学院，一个一个的科系，龙泉寺也是这样，未来僧团呈现的面貌就是，每个方向有一批人才出来，最后就形成一定的科系，佛教里头就叫做学院。”禅兴法师说。

2006年1月27日，第一批净人开课，成为龙泉寺乙班的前身。之后，丙班、丁班、戊班也开班，形成了比丘、沙弥、净人、准净人等一种梯次学修模式。这期间，又开设了戒学班、藏文班。

2005年，在日本工作的翁跃春居士回国到龙泉寺常住，组建了翻译组。从英、法、日三种语言起步，逐渐具备了多语种翻译能力，学诚法师的新浪微博便被翻译成八种语言。佛教国际化，是学诚一直的主张。“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国际化，为什么佛教不要国际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都很国际化。虽然佛教创始于印度，但印度主要信奉印度教。如果我们中国佛教不国际化，那佛教就最落后。”

学诚法师重视技术手段和符合现代人口味的传播方式。早在1989年，学诚法师在福建莆田广化寺担任方丈时，就在广化寺开办了一个电脑培训班，请了新加坡的广超法师进行电脑培训，是莆田市最早使用电脑的单位。

“技术是当代人类的图腾，网络是已经存在的技术，宗教人士怎么看待它非常重要。”学诚法师认为，如果从个人修行来看，打坐参禅念经，无须接触网络，但要是从弘法的角度来说，网络就非常重要。2006年，学诚法师在新浪网开了博客，2008年，义工们自发建立了龙泉之声网站。“现代人天天和电脑打交道，信徒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到寺庙来听讲座。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我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修行中遇到的问题，也就能够更好地弘扬佛法。”这也是现实龙泉寺与虚拟龙泉寺的结合。

学诚法师每天更新微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它的传播效率之高、之快、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他还注册了Twitter账号。他派法师参加移动开发者大会，还招募动漫人才。龙泉寺里，一个部门一般是一间办公室，甚至两个部门共用一间办公室，而动漫组的办公场地则整整有一层楼。

学佛小组是龙泉寺在山下的佛学传播组织，与法会比活动更为频繁，几乎每周都有。每个小组有班长和讲师，信众在小组中研修的教材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和《百法明门论》。2012年，北京的32个学佛小组、500多名代表在龙泉寺专门举办了开班仪式。周末的时候，小组负责人会到寺里参加佛教内容的培训，平时活动时再讲给信众听。

“像基督教对信众的组织就很得力，一个教堂的信众有花名册，你到了周末就要来礼拜，信众对于教堂的归属感是很强的。汉地的情况就是居士对寺院的归属感不强，师父引导的一个重点就是增加信众对于寺院的归属感，对师法友团队的归属感，因为只有有了真正的归属感，有了强烈的信心，才会长久地走下去，这是对居士引导的重点。”禅兴法师说。

12月22日，周日。这天是北京龙泉寺冬至精进共修法会最后一天，下午1点有皈依仪式―经过仪式并领取皈依证，就可以成为居士。

寺前的过道上排起两列长长的队伍，有数百人之多。一队人准备登记进场参加皈依仪式，另一队人等候进入斋堂用餐―他们已经是第三批吃午斋的，此次法会适逢周末，人太多了。不时有志愿者走到队尾提醒不要站错队。队列里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穿羽绒服或冲锋衣，背双肩包，穿徒步鞋。还有学生模样的姑娘腋下夹着水杯边移动边看书。

队伍不远处聚集了很多孩子，他们站在石块上争论寺院前的小溪里有没有鱼。他们的父母可能在队伍里站着，也可能在大寮里帮忙洗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