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培重生

我们对于苏珊。桑塔格的印象，大哆是额头有着深深皱纹的脸，夹杂着银丝的一头乱发――那是早I已成为著名知识分子、“美国公众的良心”的桑塔格。而在《重生》(Reborn)这本刚在美国出版不久的桑塔格首部日记和笔记的封面上，看到的则是一张年轻光洁的脸，不苟言笑，目光炯炯――那是还未成名的青年桑塔格。这让人想起她的同学曾在一部小说里描述的她：“一个高挑、苗条、双性同体式的人物，一袭黑衣，一头黑发，橄榄色皮肤，还有一张传统意义上可算俊俏的脸蛋儿。”

2034年12月，饱受癌症折磨的桑塔格在纽约去世。4年后，她的儿子大卫・里央整理出版了《重生》。这是桑塔格日记的首次公开，其中收录了她1947－1963年的私密文字，即14岁花季 30岁而立之年的生活与思想，那也是桑塔格厚积并预备着薄发的关键时期。不久后，随着小说《恩主》及文论《坎普札记》的发表，一位文化偶像横空出世，冉冉升起。

巧合的是，关于桑塔格的首部传记作品《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也马上将在国内首次翻译出版。此传记由桑塔格的研究者卡尔・罗利森和丽萨・帕多克夫妇合著，于2000年首次出版于美国。对比桑塔格自己的日记，和研究者为她所作的传记，显然有助于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这位有着诸多传奇的文化英雄。

在桑塔格最后的日子里，大卫-里夫问她是否愿意出版日记，每每总是失败。“你知道日记在哪个柜子里，不是吗?”在母亲去世后，里夫开始着手整理那整整一个壁橱，约100本日记本及笔记本。经过长达4年的犹豫，里夫最终决定出版桑塔格的私人日记。

“至少在她的后半生，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的母亲都不是一个愿意表达自身情感的人。尤其是她尽量避免讨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或者承认自己的作家野心，虽然她并未否认这些。”里夫坦言出版桑塔格的日记是“冒了很大的道德风险。”作为《重生》的编辑，里夫称自己尽最大努力，“不把那些让我感到难堪的部分删掉，也不删除我母亲可能不希望外界知道的内容。”

性焦虑

“我还很年轻，在我的雄心壮志里最令人不安的因素可能是早熟……我感到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我是多么不情愿把它写下来)。”这是桑塔格15岁时写下的一段日记。关于她的性取向问题，恰是《重生》这部私人日记中最具有震撼性的秘密。

其实，关于桑塔格的性取向，在她的圈子里，早已是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秘密，但是无论是桑塔格自己还是美国知识界对此却从来都是讳莫如深，即使是2004年，桑塔格去世时，各大主流报纸、杂志在关于她的讣闻及纪念文章里，也都不曾谈及。而此次，由桑塔格自己的文字来承认同性恋者的身份，无疑具有秘密终于公之于众的强大震撼力。

“我也许喝醉了，不过，当H开始和我时。那实在太美妙了。我们上床前已经过了4点……我完全清醒地意识到我对她的渴望，她也知道这点……”16岁时，桑塔格开始了第一次同性恋经历，这对她意义重大，“一切从现在起重新开始，我重生了”。书籍的名字正是取自此话中的“重生”二字。

青春期的她写下了这样的话：“现在我又是谁呢，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性观念被如此改变――感谢上帝……我不想让理智支配人生，我想历尽所有…不管它令我快乐或痛苦。”那年，她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大一女生。

但是在一年后，桑塔格却嫁给了芝加哥大学的讲师菲利普・里夫。17岁的桑塔格在认识28岁的菲利普・里夫10天后，结婚了。“是昨晚还是这周六早晨，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嫁给了菲利普・里夫。”尽管这是桑塔格一生唯一的一次婚姻，但在日记里却是只言片语地轻描淡写。在新婚燕尔之日她写道：“带着十足的清醒，以及怀着自己会走向自毁的担忧中，我与菲利普・里夫结婚了。”

为什么桑塔格选择那么早结婚，又那么仓促地结婚，不得而知。这其中可能既因为当时她的母亲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大大威胁到她自订的教育计划，也因为性取向问题导致的自我怀疑和精神焦虑，使结婚成了她的一棵救命稻草。19岁，她生下了儿子里夫。婚后五年间，桑塔格却几乎沉默了，只有短短9页纸的日记。1956年9月，她在日记中这样描写婚姻生活“婚姻的全部要点是循环……争吵最终变得毫无意义……只是复归愤怒的沉默，然后是普通的沉默，然后再从头来过。”

在儿子5岁时，24岁的她提出了离婚。后来，在谈起那段婚姻时她说：“我十分幸运。年纪轻轻就结婚生子。我结婚生子了，现在已不用再做这些事情。”婚姻的束缚显然不适合想过“几种不同的生活”的桑塔格。

年轻的桑塔格要闯事业，要谈恋爱。“朋友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多为女性)在她的生活中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在巴黎太学学习期间，桑蟮格结识了玛丽亚・艾琳・福恩斯。《铸造偶像》中描述了她的这段同性恋情。当时，她们发起了女性写作小组活动，而她的朋友则称之为“女同性恋匿名会社”。她们谈论写作，互相激发灵感。桑塔格与福恩斯的亲密关系保持多年。

60年代，在《坎普札记》发表几年后，桑塔格怀疑艺术评论家吉尔・约翰斯顿准备发表一篇关于她的性趋向的文章。“桑塔格打电话给她，对她破口大骂，并设法让她知道她这样很可怕，是在毁灭她。”桑塔格对自己性取向的问题始终非常谨慎地守口如瓶。

1988年，39岁的安妮・莱博维茨为55岁的桑塔格拍摄随笔集《艾滋病及其隐喻》的封面。很快，她们搬进了纽约同一栋公寓大楼，不住在一起，却看得见彼此房间的风景。这段恋情是纽约文艺界众人皆知的秘密。但是―如既往，她始终对外避忌自己的性取向问题。

鉴于60年代同性恋者的严酷现实处境，桑塔格的坚决避讳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当时她已是著名的“苏珊・桑塔格”。“写作欲望与我的同性恋紧密相关，我需要作家的身份作为武器。反击社会。写作并不为同性恋辩护，但我感到，它将给予我特许。”26岁那年，苏珊・桑塔格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同性恋让我感到更易受攻击。它加剧了我隐身的欲望，隐身于无形。”

传记作者卡尔・罗利森和丽萨・帕多克则这样认为：“桑塔格作为偶像的地位是稳固了，但她也面临许多明星都会面临的两难境地：人人都想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她。将她塑造成他们心目中得体的楷模。然而，完全避而不谈她的性取向似乎是一个残酷的选择，它使得桑塔格的作品更加成为问题，也使得她看上去比实际情形更加远离她的时代。”

野心

“对知识的狂热，我从小就有，但狂热仅仅是狂热，对知识的欲望应与相当。高潮来临，伴随我写作的欲望”，“写作是件美妙的事。它使我生出日后能给予他人快乐的东西。”在日记中，桑塔格毫不掩饰自己渴望成为一名作家的狂热野心。写第一篇日记时她14岁，大声宣布“人类之间的唯一差别只是智力不同”。

桑塔格的父亲是一位从事毛皮生意的犹太商人，1930年代曾在中国经商，最后因肺结核死于天津。童年丧父的桑塔格从小就比较孤僻，与母亲懒教的性格相反，她十分勤奋。

在《重生》中，除了私人感情，她记录最多的是阅读书目和读书笔记。“尽早阅读斯蒂芬・斯彭德翻译的《杜伊诺哀歌》”，里尔克的长诗出现在她15岁的日记里。而《星星监狱两万年》、《悲惨世界》、《天语》等则是她9岁、10岁时读过的小说。

整个青少年时期，桑塔格疯狂地阅读。“我在半夜两点半读完了这本书(指纪德《日记》第二卷)。就在我得到它的同一天”；“我今天买了一本《旋律的配合》(赫胥黎的作品)，一气读了六个小时，读完了它”。这是两本厚达五六百页的书，可见少年时期的桑塔格的阅读欲望是何等饥渴。

罗利森与帕多克夫妇认为，桑塔格不仅酷爱看书作文，而且酷爱作家这一角色，她不仅仅要写作。而是要被视为作家。“写作作为一种渴望的活动强烈地吸引了桑塔格，而作家作为一种自我建构则让她激动不已。”

“再次沉浸到对纪德的阅读中――他写得何等明晰精确!说真的，还是他这个人无与伦比。相较之下，他的小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而《魔山》是那种让人读上一辈子的书”。这是15岁的桑塔格语气坚定的读书笔记。16岁时她问道：“如何才能为美学经验辩护?”她把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称为“粗俗的作品”；与卡夫卡相比，她认为“乔依斯愚蠢十足”：“有时……我得承认对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医生》有些失望……这是对我的敏锐批评力不加掩饰的证据”：“一定要读孔迪亚克!”

“她那种夹杂了老于世故与清新纯朴的文风?读来更像是一位比她大得多的作家的手笔，而不是出自一位故作深沉的年轻作家(尽管她的观点还有令人商榷之处)。诚然，那种年轻人的热情导致了她的专横论断与强烈语气。”美国作家和批评家吕克-桑特(LUC SANTE)在关于《重生》的书评中评论道。

整个50年代，桑塔格都在求学。从加州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到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她学习文学、哲学、宗教，脚步跨越了美国和欧洲。在巴黎，桑塔格深深地浸润于法国思想界和电影界。她亲眼目睹了一个由作家、思想家和电影人组成、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他们属于精英阶层。为她树立起一个榜样。

她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用儿子里夫的话说，“她是一个抱负远大的年轻人，在这大千世界中想要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朋友们记得她是“一个喜欢切磋思想的人，出色、独到、无畏，她的理解极其迅速，和她在一起进行切磋是一大乐事”。而罗利森与帕多克夫妇在《铸造偶像》中这样评论她：“苏珊・桑塔格志存高远，充满自信，是个独特的人物。她是在一个“楷模”(rode model)这个说法尚未流行开来的时代成年的。但是，她的姿态表明，她是一名在历史中寻求自己位置的女人。她有一种使命感。”

1959年。26岁的桑塔格带着儿子前往纽约，当时他们仅有两只箱子和70美元。“我激动万分。我就像《三姐妹》中渴望去莫斯科的艾琳娜一样，心里能想的就是纽约!纽约!”从一开始，桑塔格就做着许多有志青年作家在纽约做的事情，她在“所有的派对、乱七八糟的派对”上游弋，寻找新面孔。她筹备着为尚未完成的处女作《恩主》寻找一个合适的出版商。纽约确是桑塔格的福地，在那里，她“被发现”，得到了吉罗出版社老板罗杰・斯特劳斯的赏识。很快，一位新女性文化偶像脱颖而出。

“一种作家记日记是希望日记将来会公开出版：另外一种不这样做是唯恐有一天日记的内容会公之于众。换句话说，一位充满野心的作家所保留的日记，里面的内容都不可能清白得如同白纸一张。”吕克・桑特的这段话无疑是一种合理的揣摩。事实上，桑塔格自己在1957年的日记中就曾如此写道：”对日记的肤浅理解是，将它仅作为一个人私密想法的容器――就像一个又聋又哑、不识字的知己。但在这本日记中，我不仅比能向任何人所做的那样更公开地表达自我：我还创造自我。”

或许，青年桑塔格早已预料到了《重生》的出版，也早已预备好了以怎样的真面或者假面示人，她说，“不戴面具才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