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的前世今生

2009年10月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Eund，简称 IMF)和世界银行伊斯坦布尔年会上，IMF总裁卡恩说，这次年会将可能是一个崭新的IMF的起点，“将来你与孙辈们谈话时可以说，那一天你在伊斯坦布尔见证了这一时刻。”

卡恩信心满满的背后，就是这个坐落在华盛顿市中心的国际金融机构，正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并将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中心角色。

先天不足的体系

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因为每一经济集团都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

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以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

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

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机构自1947年11月15日起成为联合国的常设专门胡构。

在20世纪后半叶的50年中，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是支撑世界经贸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由于它们实际上都始于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后两者人们又习惯称之为布雷顿森林赁币体系(Bretten Woods system)。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其致命的一点是：它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

但这样一来，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会断绝国际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于当年8月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不再承担维持美元固定汇率的义务。美元也不再成为各国货币围绕的中心。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金融秩序又开始动荡，国际社会及各方人士也纷纷探析能否建立一种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如恢复金本位，恢复美元本位制，实行综合货币本位制及设立最适货币区等，但均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IMF于1972年7月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研究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由11个主要工业国家和9个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委员会于1974的6月提出一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纲要”，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地支调节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为以后的货币改革奠定了基础。

直至1976年1月，IMF理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会议。达成了“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又通过了《IMF协字第二修正式版案》，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

被高估的IMF

必须看到，今天的IMF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际组织――IMF成立60多年来发挥的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并且近十年来进一步被边缘化。

1945年，IMF成立时，人们对其设想是保证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平价制度的稳定。即在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扮演汇率稳定者角色。然而IMF的存在并未防止美元同黄金、西方主要货币同美元间的固定兑换率在上世纪70年代瓦解。IMF此后逐渐转型为“救火队长”――为发生金融危机的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

事实上，以IMF现有的财力。还难以承担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任。虽然IMF拥有的总份额超过3000亿美元，但与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此次金融危机的范围相比，明显不足。1945年，IM喊立时，其基金规模大致相当于全球贸易额的40％，今天这一比例已经降至不到3％。仅2008年对冰岛、乌克兰、拉脱维亚等陷入汇率危机的欧洲国家的紧急援助，IMF就耗资近500多亿美元，这些贷款显然无法在短期内回收。日前，有报道称IMF正考虑出售400多吨黄金储备。以增加可用资金。进一步折射出该组织的资金困境。

不可否认，自成立以来，IMF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生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到90年生金融危机的墨西哥及东南亚国家，再到21世纪初发生金融危机的阿根廷，都能看到IMF为应对危机而奔波的身影。

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对IMF的指责与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IMF在给危机国提供紧急援助贷款时，往往附带很多苛刻的条件，如要求危机国紧缩货币与财政政策，取消经常项目管制，开放资本市场等。同时，接受IMF贷款援助的国家必须接受IMF的经济监督。而实际效果表明，许多接受IMF贷款条件的国家，虽然其金融体系得到了挽救。但经济却陷于深度衰退之中。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也说明，IMF关心的是危机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且深深地介入到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当中。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质疑。另外，在牙买加体系下，IMF对危机国是否提供援助、援助程度如何等等都要视危机对大国利益的影响程度而定，这使IMF受到大国意志的左右。

最典型的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就对IMF“贷款+药方”的做法非常不满。此后，很多亚洲国家都吸取教训增加外汇储备，避免被迫求助于IMF。

2006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开始着手推动南方银行的成立，希望能借助南方银行为当地融资方面提供便利，以摆脱IMF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查韦斯说：“在南美地区实现独立自治的

过程中，南方银行将是关键因素。”查韦斯还表示，南方银行的成立是极其重要的，南美地区能拥有自己的融资来源。IMF是南美地区的“咒语”。它给当地老百姓带来饥饿、痛苦、贫穷和暴力等灾难。

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也说，南方银行将帮助拉丁美洲摆脱金融链的控制。而巴西总统发言人表示，这个新的机构“将对南美地区凝聚力和团结巩固发挥重要作用”。南方银行已于2008年启动运营。其最初创办资本约为70亿美元左右。

总之。IMF在1945年成立的时候，全球对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由于1972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IMF的作用也在不断减少，而它仅为发达国家提供贷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量越来越少。

艰难而缓慢的改革

2009年4月的G20峰会决定向IMF注资5000亿美元，同时G20大幅增加IMF特别提款权(SDR)规模2500亿美元，以舒缓贫穷国家压力。

这是否意味着IMF将在金融危机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对于这一点，IMF总裁卡恩指出，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中，IMF可发挥领导作用。“在应对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机构发挥领导作用。G207F在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但它仍不代表所有国家。”卡恩说，“IMF能扮演这个角色吗?我认为可以。但首先我们必须能够解决自身的代表性及效率问题。”

未来的IMF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目前大致有两种答案。第一种就是卡恩的构想。在他看来，IMF将会成为一个某种形式的。全球性央行，手中握有1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可在成员国陷入危机时伸出援手。作为“央行”，IMF将担负起监管全球金融体系的重任，以后大到各国金融政策以及国际协调，小到公司的高管年薪以及银行资本准备金率，都可能有IMF的踪迹。

不过，IMF政策委员会轮值主席、埃及财政部长加利就认为，“央行”一说“太过极端”，而应该说IMF将会成为国际“结算中心”，担负起监管任何关系到全球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这其实就是目前的第二个构想――即让IMF担任G20的常设办公机构。由于G20既无总部、也无太多专职人员。而IMF在应对全球性危机上有经验、有现成的机制，由IMF来执行具体政策是现实的选择。

换言之，在以后的全球性经济金融问题上。G20是董事会，IMF则为执行部门。在匹兹堡峰会上。G20就赋予IMF对成员国提供经济建议并监督政策落实情况的权力。

此前，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强调，世界期待IMF能在协助评估G20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以及为全球经济如何实施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但合法性从哪里来?这是卡恩的担忧。却也是不争的现实。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脱胎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IMF和其姊妹机构世界银行为例，60多年来两机构―直由发达经济体掌控，金融首长完全为欧美国家垄断，这显然背离了当前时代的潮流，也阻碍了世界合作应对危机。

在2009年的两次国际金融峰会上，G20领导人都重申，要推进IMF和世行两机构的改革，“使其更充分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G20匹兹堡峰会决定，将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5％的IMF份额。这无疑有助于为IMF赢得更多信任。

IMF正在获得新生，不管是哪种选择。该机构都可望成为未来金融世界的“联合国”。但联合国缺少了安理会，就无法称其为联合国，IMF会有其特色的“安理会”吗?或者，如卡恩所倡言的，IMF会拥有对成员国经济金融政策“点名和羞辱”的权力吗?

这是一个疑问，也肯定会成为改革的难点，尤其是考虑到IMF仍处于西方掌控下的现实。IMF已再度重申，将加快份额改革，使之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改革无疑将是艰难而缓慢的。对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来说，改革意味着权力的缩小。因此，在匹兹堡峰会上，G20最终只同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的5％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原先希望的是不低于7％。

但没有人能够阻碍时代的潮流。《华盛顿邮报》就认为，尽管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方能成形，但“IMF肯定将在处理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中心角色”。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彼得森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则认为，随着IMF的转变，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关系到财政刺激方案的监管、对金融机构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同时我们将以全新方式管理世界经济，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