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7 04:36:04
二人转既然是一种艺术，就应该受到文化的约束和审美的衡量。提倡文化约束和审美衡量并非要求对二人转实行文化专制，那是不应该不允许也做不到的。但二人转演出应该有一个文化的底线、审美的底线。这里所说的文化的底线就是人类共同的规范、信仰，遵守的文明的东西。以对女性的丑化和戏耍、糟践和愚弄作为狂欢和粗鄙化的对象，所损害的不仅是女性，而是所有人的尊严，是人本身，是文明本身。
二人转的演出形式发生了今非昔比的极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由传统的美的欣赏转变为今天的丑的调笑和戏弄。这种变化既表现在二人转的演出方式上，又表现在二人转的欣赏欲求上。传统二人转美的欣赏的审美情趣主要是以传统的表演方式表现出来的。首先是在角色的扮演上，最早二人转的旦角是由男性扮演的。美术家李瑞生有一幅壁挂图画，把早期二人转的艺术形式表现得惟妙惟肖：两个演员都穿的是那个时代的大棉袄大棉裤大，旦角很明显是男性扮演的，他用手巾把头包上，因而早期的旦角被称为“包头的”，手里扇着一把小扇子一块小手绢，腰上围着一块兰花围裙，脸上只简单地涂上两块红。早期二人转“包头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表现女性的美，而那个丑角的主要任务就是表现对女性美的欣赏。再看李瑞生先生壁挂中的那个丑角，他涂抹着花脸，带着丑帽，他以他的丑衬托着“包头的”的美，显示着他对旦角的倾慕和、痴情和迷恋；他对着女性转、追着女性转、围着女性转，显示着女性摄魄的魅力。男性扮演的旦角的艺术魅力，从他们的“外号”就略见一斑了。如万人迷、金菊红、粉白桃、紫云霞、水仙花等等，那是观众根据他们表演女性美的艺术特点对他们的重新命名。
现在的二人转用不着女扮男装了，几乎所有的旦角都由女性来扮演了，即使有个别的也叫“反串”了。女性扮演的旦角当然比男性扮演的旦角获得了女性身份的认可，但在得到身份认可的同时，一种女性难以表现出来的女人美、女人浪、女人味也失去了。梅兰芳的京剧表演艺术炉火纯青空前绝后，当然与他精湛绝伦的“唱念做打”功夫有关，但是，如果它不是男扮女装的旦角，它能有这样大的蜚声中外的影响吗？与传统二人转男扮女装的旦角装束相比，现在的旦角的打扮时尚和时髦，鲜艳和灿烂。然而，人们还是觉得它缺少了旦角表现的女人美、女人味和艺术性，它多了对女性的侮辱和贬低，戏弄和损害。这倒不是说，旦角一定要男扮女装，才有艺术意味，早年那些女性旦角同样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现在许多的男扮女装或女性旦角所表现的已经不是女性的美而是女性的丑甚至是对女性丑的调笑和戏弄了。现在的男扮女装（并非旦角）不是尽可能地调动艺术手段在表现女性的美而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在表现女性的丑。再看女性旦角的表现，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服装，那越穿越少的衣服，那越露越多的身体，那失去旦角而只表现某类女性的角色，究竟给人带来多少美的欣赏和美的愉悦呢？再看丑角与旦角的共同表现，那个丑角对女性的调笑和，讽刺和挖苦，糟践和亵渎，侮辱和损害，贬低和戏弄，不要说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就是从一般意义上来看，不也是对女性的贬损、戏耍和玩弄吗？二人转的戏拟与谐谑确实给人带来了不可替代的娱乐和欢笑，但这娱乐和欢笑不能以降低女性、降低美、降低文化格调为代价。民间艺术是杂芜的，本色与庸俗一体，精华与糟粕共存，不可能要求民间艺术像精英艺术那样纯正、高雅和精致，那样就毁掉了民间艺术，但是民间艺术也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背道而驰。早期对二人转的艺术欲求是被当时封建社会文化环境所压抑。人们的基本的表现为对女性的渴望，对美的渴望，对爱情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命运转机的渴望，这些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人性就转换为对二人转的欣赏，当时也只有二人转艺术才能使这种压抑获得宣泄和释放。
现在，爱情和欲望没有当年那样强烈的压抑了。人们不再需要二人转那种委婉、曲折、故事化地表现被压抑的欲望了。他们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与封建专制时代全然不同的艺术欲求。他们希望把二人转原来隐晦表现的东西更明确化、强烈化、化，因而，由美的形式表现的欲望就只剩下了欲望而脱去了形式美的外衣。
但是，二人转既然是一种艺术，就应该受到文化的约束和审美的衡量。没有文化约束和审美衡量的艺术很有可能变成非艺术。提倡文化约束和审美衡量并非要求对二人转实行文化专制，那是不应该不允许也做不到的。但二人转演出应该有一个文化的底线、审美的底线。这里所说的文化的底线就是人类共同规范、信仰，遵守的文明的东西。以对女性的丑化和戏耍、糟践和愚弄作为狂欢和粗鄙化的对象，所损害的不仅是女性，而是所有人的尊严，是人本身，是文明本身。女性是男的对象，是男性的伙伴，是人类的母亲，女性还曾经被神化被崇拜为神圣的女神，我们的二人转怎么能把女性当成男性宣泄自己欲望的和工具呢？文明是一种人性的创造和提升，但文明也是一种压抑，所压抑的是人性中非人性的东西。二人转所表现的东西不能从人化的人返回自然性的人。二人转不能在那条路上走下去，在那条路走下去，二人转就会有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