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中国情缘

《枪炮和鲜花》

1967年10月21日，17岁的高中生Jan Rose Kasmir跳上开往华盛顿的公车，去参加一场反战游行。面对五角大楼前真枪实弹的士兵，她忽然意识到，这些士兵其实跟和她经常约会的小伙子们没有多大区别。“国家武器”忽然变成了“邻家男孩”，Jan Rose Kasmir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她举起手中的小花，在来复枪前温柔地亲了它。这一刻被定格下来，成为一代人争取和平和非暴力抵抗的象征，也成为最能代表马克・吕布的摄影风格的作品之一。

《艾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还是一名自由摄影师的马克・吕布有幸在巴黎结识了玛格南图片社的创始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布列松对他的摄影创作给了很多的鼓励。后来马克・吕布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成名作《艾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本来是乏味的油漆工人作业在他的镜头中犹如凌空起舞一般。这样的才华立刻得到了布列松的赏识，并于1953年将马克・吕布吸收为玛格南图片社的成员。

“我拍照片也不是为了见证历史，而是出于一个陌生人的好奇心。我认为自己很害羞，没有野心去见证历史，喜欢记录看到的场景。”

――马克・吕布

马克・吕布，1923生于里昂。在他14岁时，他父亲给了他一台柯达相机，从此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吕布参加了法国地下反法西斯游击队，反抗法西斯统治。战后，他进入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并于1948年毕业。但到1951年，他决定放弃稳定的工程师工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摄影中。

在马克・吕布30岁的时候，在摄影上才刚刚起步。初次来到巴黎，遇到了卡特・布列松。在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之前，布列松就说服马克・吕布使用一个旧取景器，它有颠倒画面的奇异的特性。

于是，马克・吕布带着一盒胶卷来到了巴黎艾菲尔铁塔，拍摄下了一个正在给艾菲尔铁塔上漆的工人。照片中的工人戴着帽子、叼着香烟、拿着刷子，感觉是在半空中轻盈飘移的舞蹈者，根本不像在工作，而是正在排演一出轻巧的歌舞剧。于是，这张照片成为了他在《生活》发表的第一幅作品，也促使了他在那之后进入蜚声国际的玛格南图片社。

自从加入玛格南图片社以后马克・吕布的足迹遍布了非洲、中东和远东。他先后拍摄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巴黎五月风暴、伊朗革命还有伊拉克战争。

第一个进入红色中国的西方摄影师

马克・吕布同中国的缘分来自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正在加尔各答旅行中的他意外结识了一位认识中国总理的朋友。通过这样的关系，红色中国的大门第一次向这位西方摄影师敞开了。

1957年1月1日拿到中国签证的马克・吕布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虽然我不会说中文，而且当时外国人是不允许和中国人随便说话的，但是我非常喜欢以那种方式和角度观察这里。”马克・吕布情不自禁地回忆首次来到中国的情景，但是当他从当时仍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过关之时香港警察不愿意开车送他过境，并且冷冷地说：“要去，你自己走过去。”在香港前往广州的火车上，他拍下了在中国的第一张照片。车厢里的一位女士吸引了他，她斜靠在椅子上望向一个地方，自然放松的状态成为马克・吕布按下快门的理由。

马克・吕布真正用自己的双脚跨出了西方与中国之间连接的桥梁，而这一跨就是50多年。

人道善意的中国旁观者

一般摄影师在完成某次拍摄任务之后就会离开，但马克・吕布却会长时间地逗留或者一再返回同一个地方。吸引他的不是某件事某次行动，更多的是某个人生和生活本身。

作为红色中国的第一个西方摄影师，他的采访虽然没有被给予条条框框，但去哪里拍、拍什么人总是有限制的。一个翻译更是会紧紧相随。但是马克的照片总能出人意料。去拍武汉长江大桥，他在一半建成的气势宏大让人恐惧的大桥旁边，摄入了一只帆已破烂的渔船和潦倒的渔夫。伟大与渺小，国家与个人，华丽与贫穷，这样的照片超越了所谓阴暗面、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文化。

从马克・吕布1957年第一次来中国看到的北京平民生活，再到新世纪后在上海看到各种时尚不断兴起，马克・吕布用镜头为观者讲述了五十多年发展中的中国。他以其独立的观看方式、独特的人文视角以及独到的摄影形式展示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摄影背景，在他的照片中，不仅能看到一个充满人道的、善意的行者印迹，还能看到他发自肺腑的对人类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也凸显了他深刻的中国情结。

“我非常热爱东方，远远超过成长的家乡。我们总是被相反的、不同的东西所吸引。但现在所有的事都对齐了，中国再也不是远东，它已经变成远西了。”马克表达着对中国的情有独钟。他20世纪50年代至今20多次来访中国，拍下大量经典照片，见证并记录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变化。他曾出版过《黄山》、《中国印象》、《中国：旅行瞬间》等摄影集，1966年《中国的三面红旗》在纽约获海外新闻俱乐部奖。

作品的另一面

马克・吕布的经典作品《枪炮与鲜花》（1967），记录了华盛顿反战大游行中，17岁女孩简・罗斯用鲜花对抗枪炮的历史性时刻。这件作品之所以“经典”，应该说，马克・吕布不仅仅用他优雅而坚定的镜头捕捉定格了他前辈师长布列松所说的“决定性的瞬间”，而且，在这“瞬间”的背后，深入而揭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一种人群的文化内涵，以及人类生命的本质关怀。正如，在《枪炮与鲜花》中，我们为人类社会的民主精神、勇敢人性和生命珍爱而感动。马克・吕布像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很多。

正如他的中国旅行，相机更多地是瞄准普通人，记录着平凡事，并切入这里悄然发生的重大历史变化，同时也在镜头中显现着一种文化思考和审视的角度与眼光。

1957年，马克拍下睡过的蚊帐床，和手插在口袋里的的非正式照片。

1965年，马克在中央美院拍下了雕塑系的课堂上还摆放着雕塑；在天安门拍下了中国民众在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背后是胡志明与的海报；在上海码头拍到工人正在向右奔跑，方向与招贴画上领导下向左前进的工农业相反；在中国农村拍摄到一个女子手里拿着一双筷子、一张报纸，报纸头版头条写着：“中国成功引爆第二颗原子弹”。

1971年，马克拍到了做胜利状“V”的姿势，当时法国部长阿兰・佩雷菲特问，在巴黎留学时学到些什么？他伸出两根手指：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列宁主义。

1992年，他将镜头对准《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巨型宣传画，拍下脚手架上一名工人为画像着色的照片。

1994年，他拍下深圳建议人们购买股票的广告，下面是撑伞路过的行人，广告板上的金币则像雨点般落在木质人行道上。

2005年，他摄下了上海的里弄生活和北京布满传统中国红的紫禁城的墙。

……

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中国的追踪拍照中，却隐藏着影像之外的一个意图：即把个人的观看适时地转化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审视。当然，马克・吕布审视的眼光和呈现的画面总是友善温和的，似乎更是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关怀和赏识着这个东方大国历史与现实的和谐之美，体现出艺术家对中国的这片土地、这里的山水和中国人民的一份感情。

1.马克・吕布的一部分人生属于中国，他在中国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广州火车厢里的女人。当时他初来乍到，一位体面端庄的女士成为他的摄影对象。他对这个新鲜的国度兴奋不已，从此，与中国结下了50多年的不解之缘。

2.1965年，他再次来到中国，给拍照，但他觉得1971年拍的那张最好。“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和来宾握手，了解他的人都用左手。我不知道他在长征中受了伤，习惯性地伸出右手，用他受伤的右手和我握了手。”1971年的那张照片中，做了个手势，很多人认为是表示胜利的V字。马克解释：“那不是胜利的手势。当时法国部长阿兰・佩雷菲特问他，在巴黎留学时学到些什么？他伸出两根手指说学了两样东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3.1965年，马克・吕布在中国农村拍摄了一张照片：一个女子从镜头前匆匆走过，手里一双筷子、一张报纸，背后是一堵墙，墙上遗留着残缺的标语。他说当时是因为觉得这个仿佛涂鸦一样的标语有趣而拍下了这张照片。发表出来，才知道，那女子手中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写着：“中国成功引爆第二颗原子弹”。

1965年，北京玻璃厂。穿过门框，看到外面街道上的人群。马克・吕布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关怀和赏识着这个东方大国历史与现实的和谐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