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看灾难新闻的“影像暴力”控制

【摘要】灾难新闻影像表达的三个难点 关键词一：距离 面对受难者。记者应该离多远? RobertCapa，这位20世纪最负盛名的战地记者有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就是你站得不够近。”第一...

值得反思的“二次伤害”

汶川8.0级地震灾难发生后，国内外媒体在震后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并立即投入旷日持久的报道活动。一幅幅震撼人心的影像作品透过电视、报纸和网络，成为最有力度的传播媒介，在危机时刻起到了引导舆论、传递信息、鼓舞斗志、服务大局的积极作用。

虽然瑕不掩瑜，我们仍然遗憾地看到，由于时间紧迫，电视直播中常常闪现废墟下压着的尸体画面，血淋淋的镜头让人不忍卒看。在一些平面媒体上，一张张孩子们尸骸不全的照片，被放在了极其醒目的位置。少数把新闻价值凌驾子生命价值之上的记者和报道画面，给受难者及其家属造成了“二次伤害”，也给受众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

近一时期，面对这些影像暴力的负面效应，一些理性的质疑声音在社会上悄然出现。著名摄影家贺延东、传媒学者陈力丹等，纷纷撰文进行了反思。

我们质疑那些暴露死者身体的影像暴力，绝不是要否定新闻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所说的，“一些记者在报道中对采访对象的伤害可能不是有意的，他们以为自己很敬业。这些问题的背后也不单是新闻伦理道德层面的，而是常识的缺乏”。如何应对并突破灾难新闻摄影的难点，有效地将影像暴力的伤害降到最低点，这是大灾过后每个新闻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灾难新闻影像表达的三个难点

关键词一：距离

面对受难者。记者应该离多远?

RobertCapa，这位20世纪最负盛名的战地记者有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就是你站得不够近。”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出现的新闻摄影记者，为了呈现灾难的真相，往往以“零距离”的方式还原现场。近距离的接触为优先获取新闻资源提供了方便，却因为常常无法顾及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感受而受到质疑。

摄影记者应该明确一点，人性人道永远高于新闻摄影的职业价值。记者先而为人，次而为记者。身处险境中的记者内心常常面临新闻伦理冲突的考验，在灾难现场是投身其中，把见义勇为、扶危救困放在第一位；还是置身事外，把新闻采访和报道放在第一位?2008年5月12日夜，中新社的三位记者李安江、郭晋嘉、杜远，作为报道灾情的第一梯队在第一时间目击到东方汽轮机厂中学垮塌校舍的惨状。采访还是救人?最终，他们做出了参与救人的选择。那一夜，他们几乎没有完成一个采访。相反的，我们也看到，有的媒体为了抢镜头，不惜打断现场救援工作，为的只是拍下废墟前的所谓独家镜头。备受议论的事件莫过于，当俄罗斯救援队刚刚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摄像机的强光灯竟直接照射着幸存者的眼睛!当即引起了救援队员的不满。不可思议的是，当俄罗斯队员把门关上后，这位记者竟又冲了进去。这位记者的所作所为不但有违新闻伦理道德。对受难者的身心健康也造成了极大伤害。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1995年1月17日发生阪神大地震后，日本记者为拍摄黎明前避难场所内的情形，无视灾民的疲惫，刺眼的摄影灯无所顾忌地着照射熟睡的人群，遭到了社会的谴责。

关键词二：尺度

摄影记者该不该表现血腥恐怖的画面?

灾难新闻图片不可回避的是破坏性的画面，因此该不该表现血腥恐怖的画面一直饱受争议。在这次汶川8.0级地震灾难报道中，有的摄影记者为了强化表现力，在图片的呈现上带有强烈的“影像侵略性”，如以超广角拍摄死者变形的身体或受伤者血淋淋的伤口，让人触目惊心。

新闻伦理学有个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新闻工具不应该把新闻人物当做，材料’看待，而应该把他们当做‘人’看待”，反映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就是要充分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努力克制自己的影像表现力，尽可能避免直接表现“身体恐怖”。在此次震灾报道中，著名摄影家贺延光的现场镜头没有一次是对准死者的面目表情。为什么?他说，“因为这牵扯到对死者的尊严问题”，“你在现场必须要有所选择，你在镜头跟前还要有所忌讳，不能把什么东西都血淋淋地、一览无余地呈献给读者，因为你要考虑到死者的尊严，读者的接受能力，所以真相和尊严中间，对记者来讲，有时候是非常折磨人的。”

灾难新闻摄影重点要遵循的一个准则，就是不宜拍摄残缺不全的尸体或是扭曲变形的尸身，除非它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新闻价值。即便如此，摄影记者也应当选择适当的视角来表现，以减小恐怖血腥的传播效果。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张名为《给妻子最后的尊严》的照片，图片上，一个在汶川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饱含深情，不忍将亡妻弃之荒野，用衣服将亡妻的脸孔包裹起来，将妻子僵硬的身体和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准备用摩托车载往太平间。摄影记者以独特的表现方式，让受众看到生者不弃不离的深情和死者平静安详的遗容，而不会产生丝毫的恐惧感。英国媒体称，这是大毁灭后存在的人性象征。

关键词三：取舍

对于灾难性新闻摄影作品，图片编辑对图片采用与否的道德思考，很大程度依赖于对图片血腥、恐怖、痛苦指数的精确判断。对比报刊发表的作品和网友上传的摄影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血腥、恐怖的图片都被报刊编辑舍弃了――虽然这些图片的摄影技巧和表现力都较强，网上的点击率也非常高。但从社会传播效果来看，这些照片是有争议的，大面积的传播将对当事人及其亲属、读者造成“二次伤害”。这一次，不少媒体都较好地把握了灾难新闻图片使用的基本原则，即：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信息的传递，最小限度地产生伤害。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刊发的“汶川地震影像志”视觉专版让人耳目一新，所有版面都没有出现惨烈的场景或人物，取而代之的都是一些震撼人心的特写画面，特别是大灾之下相助的手和相望的眼的细节表现，使悲情主题于内敛之中充满人性的光辉。

灾难新闻报道的特殊性，要求编辑在版面语言的运用上要慎之又慎。否则，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重大的新闻事故。5月19日的《旅游新报》就是件极端的例子，其惨痛教训值得我们警惕。在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该报不但在封面刊登两位近乎的“旅游风尚小姐”，内页还在《秀色》专栏中推出一组以《废墟重生》为主题的写真集。由于报道严重违背社会公德，伤害了崇高的民族情感，在全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灾难性新闻报道的版面特别要注意导向和格调，图片以及相关版面语言宜庄不宜谐。

将“影像暴力”降到最低点

大地震正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我们还将面对其他的自然灾害报道。汶川地震报道中的教训提醒我们，作为媒体工作者，媒体记者一定要努力寻求新闻与伦理之间的平衡，在最大限度地把新闻真实地报道出去的同时，要尽量减少对无辜者的伤害。

首先，要加强新闻伦理教育，树立人文关怀的思想。灾难事件往往伴随着个人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在采访灾难新闻事件时，新闻记者要怀着以人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努力营造尊重人、关心人、同情人、爱护人的“媒介环境”。人文关怀精神在职业规范中的应用，是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在这方面，多数国际的或行业的职业自律都有清晰明确的表述。相对而言，我国的新闻伦理规范则比较零散、宽泛。如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20世纪80年代就在《职业伦理规范》中提到：“当采访受到悲伤事件影响的人们或使用其图片时，记者要有同情心，谨慎使用图片。要认识到采访和报道可能会对采访对象或公众引起伤害和不安，自以为是地追逐新闻是不可取的。”

其次，要加强对报道流程的管控，对新闻图片的获取和使用要有明确可行的准则。国内《新快报》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新快报图片使用与编辑指引”，其中“涉及人文关怀的”需要做马赛克处理的就有多条详细规定，如“突发事件中血腥、暴力图片的处理，应考虑一些暴力血腥场面的图片对特殊读者群引起的不良反应(如儿童、妇女、老人)，如果使用，须将血腥暴力的图片尽量转发报纸内页或制作成黑白图片，以弱化读者的感官刺激。”从这些规定不难看出，该报在日常的图片管理上，是以务实的人文关怀的理念和态度出发，约束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的规范和行为。这是国内媒体较早为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制定的管理规定，值得大家学习。

第三，适度控制影像，强化文字表达。这一提法并不是要抹杀摄影记者的作用。汶川地震发生后，电子媒体将时效性和可视性发挥到了极致，让许多纸质媒体望尘莫及，在这种情形下，摄影作品自然成为报纸在视觉传播方面唯一可以抗衡的利器。此次报纸在图片的数量和尺度的使用上都有历史性的突破。汶川8.0级地震报道中，报纸在给影像更多空间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存在着过多过滥的情况，图片质量良莠不齐，有时因缺少有效的过滤而出现不该出现的“影像暴力”，有的则在编排上太过集中而放大了对受众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其实，平面媒体还是应当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文字表现的优势，重视以用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传达图像或画面无法(或不宜)表达的内容，以减少直接的血腥、灾难、痛苦图像带来的对公众的精神刺激，达到实现灾难新闻报道的有利、适度、平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