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定理视角下我国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分析

摘 要：现今我国土地所有制的两种表现形式―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城镇土地国有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流转同时引致高昂的交易成本，间接导致土地产值的下降。根据科斯定理，若政府作为第三利益主体出现时，土地流转变成了政府、开发商与被征收者之间的三方利益博弈，并且这三方往往很难通过谈判达成稳定一致，因此导致强制拆迁悲剧的出现。运用价值分析以及模型推理，通过科斯定理的视角论证当今土地产权结构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科斯定理；土地制度；流转；强制拆迁；低效；产权结构；谈判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85-03

有关科斯定理的表述争论较多。较为普遍认同的为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Acemeoglu）①与赫尔维茨（Hurwicz1.1995）的表述。Cooter则在考虑到效率中性的基础上将科斯定理依据强弱划分为三，并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1]，即：

（1）一般的科斯定理：如果没有交易成本，任何产权安排，都会导致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并且这些结果相对于权利的初始安排是不变的。

（2）次弱的科斯定理：如果没有交易成本，任何产权安排都会导致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3）最弱的科斯定理：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合理的产权安排会导致满足帕累托效率的结果。

因此，根据科斯定理，如果市场费用为正，则产权配置至关重要。

一、产权保护与房屋的征收补偿

Bishop与Cannings[2]在1978年提出了消耗战的相关数学模型。该模型假设了在一块土地上并不存在产权的划分，他们假设存在两个斗争者，一个为先占者，另一个为侵略者，并假设二者的斗争能力相同，且二者的资源承诺（即愿意为斗争所付出的利益）的代价与收益对称。该著名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出以下结论，即：法律若不保护初始产权，博弈的结果就是侵略者总是选择挑衅而先占者选择不战而逃。循环往复的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无谓损失，因此，初始产权必须得到明确规制。

以普分道夫[3]的自然法思想为代表，如果征收、拆迁是为了改进更多社会成员的利益，那么，受到改进的一方必须就自己所享受到的、由征收他人带来的效用（即破坏他人产权得到的那部分）做出一定的奉献，从而维护利益受损者与其他获得利益的公民间的平等。如果征收主体为政府，则补偿应当通过“国库负担”的形式达到“有组织的平均化”[4]。伴随着所有权绝对到所有权的社会化这一民法思想的演变，同时衍生出防止某些人单独承担不合理的牺牲的征收补偿思想并逐渐为英美法所吸收，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实际判例将该原则予以内化，即形成了阿姆斯特朗原则[5]。同时，补偿亦可以约束政府的征收权，并在一定的市场机制下，能够将社会效益较低的项目扼杀在摇篮里。

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所花的时间及物质成本、诉讼开销皆为零的情况下，无论补偿与产权如何规制，结果皆为C*，即没有交易成本和摩擦成本时的有效结果。若拆迁者赋有法律责任，即其需要为达成补偿协议支付相关成本，原MV(边际收益曲线)上升到MV1，而被征收者极力争取此种补偿，使得MC(编辑成本曲线)提高到MC1，此时征收土地的数量将下降为C1；反之，如果被拆迁者需要负担诸如物质成本等法律责任时，被拆迁者的MC就会下降到MC2。同时，拆迁者就会极力要求为他所支付的一些成本要求被拆迁者补偿。那么，他的MV曲线就会移动到MV2，此时，征收土地最为合理的数量上升到C2，如下图：

因此，在交易成本存在的世界里，交易成本的大小反映在补偿的主体金额的多少。承担交易成本的主体不同，以及承担交易成本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土地征收的面积。最终的结果将受到产权的不同配置而不同。

二、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土地流转低效的分析

能够自我实施的制度，必须是包括实施者在内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策略互动的博弈均衡。《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民法通则》中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行政村，而村属于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土地管理法》中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按法律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我国的土地制度的发展以及实践当中强调政府主导，缺少与农民本身的互动，剥夺了农民本身通过自身的行为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

黄少安和刘明宇[6]二人曾提出在规模报酬非不变①的情况下，即在无论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递增或者递减的情况下，并且假定土地的产值仅与资本的投入相关，投资者意愿的投资量与土地的使用期限长短相关，使用期限长则投资量高，反之则低。相应地投资者获得的净现金流也与土地的使用期限长短相关，使用期限长则年度收入流高，反之则低。因此理性的农民不会去做不能回收的投资，因而潜在产出是小于现实的产出的。据此推断，如果赋予农民永佃权，那么农民会通过实现土地的最大产值来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他将收入预期纳入到他的模型中，并论证了在考虑到预期收入之后，他证明了承包不稳定时预期投入会小于稳定承包的预期投入会小于农民拥有土地时的投入。

但是，在他的假设里，土地的收益仅仅与资本的投入有关而与其他和因素无关，并且忽略了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的问题。若农民租赁而非自己拥有土地，他会通过施加化肥等破坏土地长期效力的方法在短期内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这样，在短期内，农民的收益反而会提高而不会下降，从中期来看，农民的收益会在不断租赁新土地的过程中提高。但从长期来看，租赁土地的后手不得不忍受前手的租赁者过度施肥对于土地产生的无法弥补的损害而带来的收益降低，同时，还要忍受政府的不断增长的地租[7]（1992年至2011年，我国土地出让金翻了近三倍）。在土地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租赁土地的农民间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我认为可以纳入到“公共绿地效应”的一个推论――即一块第三方产权的绿地，不断租赁给不同的牧羊人，这块绿地不出几天就会变成荒地。

三、科斯定理视角下城市强制拆迁问题分析

假设A为征地者，B为被征地者。当A的住宅存在时，C的利润只有24 000元；如果A的住宅撤离，则C的利润会增加到31 000元。假设A的住宅值3 000元。假若A的住宅可以以货币的形式转化到其他的用途上，那么，显然A搬离会使得整个社会效益（利润）的提高。于是，我们有如下特征函数：

V(A)=3 000，V(C)=24 000，V(A，C)=31 000

如果把A的房产所有权给A，那么C可以通过给付A以多于3 000元而少于7 000元的方式使A搬家走人。反之，假设C享有自由的拆迁权，如果A认为其房屋非常重要，那么他会给拿出7 000元以上使得C同意其居住而不必搬走。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一般科斯定理都是成立的。

因此，据科斯定理断言，在两个主体下，只要初始产权界定清晰，那么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紧要。

如果被拆迁者和开发商之间合作，他们之间除了产生一般收益之外还会产生合作剩余，不妨假设V（A，B）=3 300 000；而开发商如果与政府合作，即V（A，C）=3 000 000；假设政府站到与被拆迁者一样的立场的时候，即V（B，C）=400 000；假设政府维持阳光运作同时开发商能够与被拆迁者在平等的立场上谈判的话，那么这时候的社会收益应该也最大，不妨假设为V(A，B，C)=5 000 000.显然，这样的三者结盟运作会导致帕累托最优的结果。②

情形一：假设我们把拆迁的权利给予政府，那么它将用该权利对抗开发商和被拆迁者的权利，即禁止开发商或被拆迁者在政府不同意的情况下随意拆迁，那么无论A和B结盟或者单独行动，都不足以支付给政府C以5 000 000-1 500 000=3 500 000的价款而继续拆迁。

情形二：如果我们可以把拆迁的权利安排给A（被拆迁者）或者B（开发商），那么情况的区别就会很大，由于没有稳定的结盟，原因在于任何结盟都会被第三方提出的新分配方案而击破。原因如下：

PA+PB+PC=V（A，B，C）

PA?叟V（A）.PB?叟V（B）.PC?叟V（C）

PA+PB?叟V（A，B），PA+PC?叟V（A，C），PB+PC?叟V（B，C）

由最后一个不等式，可得。

PA+PB+PC+[V（A，B）+V（A，C）+V（B，C）]

也即V（A，B，C）?叟[V（A，B）+V（A，C）+V（B，C）]

但是，这个式子显然不能与我们假设中的具体数字所满足，也就是说，因此，在此条件下，在政府作为市场活动的一个主体出现在拆迁的活动中的话，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者之间的结盟是不稳定的，也即，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政府与被拆迁者并不能达成协议，或者说，结果是不稳定的，既有的协议会被任何一方提出新的分配方案所打破。在这种情况下，低价加武力拆迁是一种代价，这种代价替代了市价拆迁的代价，而这种代价由被拆迁者承担。强制拆迁并不能导致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反而引起土地租值的耗散。

因此，在这个多方博弈的模型中，科斯定理的逆定理“如果市场费用为正，则权利配置至关重要”成立。

四、结论

科斯在一篇论文[8]183-186中指出，类似的不稳定解的确存在，但是，科斯认为，如经过序贯的谈判，最终会稳定在平均水平上。他在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论调是，从长远来看，并且在考虑到违约成本的情况下，会有稳定解的存在，因此，他做出假设，就算是多方主体的情况下，他们也一定会达成协议，只是达成协议的方式需要满足较强的条件―经过多轮严格序贯的谈判，且该稳定解依赖于财富水平。

科斯对Aivazian与Callen的回应微观地来说是一种反驳，宏观来看，则是延伸。在多方谈判博弈的过程中，文中写道“虽然两两当事人的协议可能是不稳定的，但经过多轮序贯的谈判，多方的收益将趋于收敛”[8]186。谈判策略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钉子户“漫天要价”的投机行为。

但是，科斯的分析建立在严格的假设之上：每一轮的谈判必须严格序贯循环进行，现实世界显然不能完全被满足。其次，他的分析中，经过每一轮的谈判，虽然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但是却忽视了谈判成本的存在也并非符合现实。在拆迁的谈判中，往往被征收土地都具有较大的升值潜力，而进行多轮看似有效的谈判同时也造成了机会成本的损失。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上述案例（宜黄拆迁案）中无法达成协议的问题。

市场自我组织化的过程也是秩序与法律的建构过程，因而必然会形成规范。往往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具有“交互性”。为了避免伤害被拆迁者，将会造成对开发商的潜在损害。科斯定理的一个很大启示价值是，规范与法律并不必须将保护某一方作为一个前置问题，与之相反“在设计和选择社会安排时，我们应该从整体效果上考虑”[9]。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时，法律权利的初始界定则必然会对效率产生影响。

现实中的土地流转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土地产权的保护则主要体现在对于征收补偿的合理规制与相关成本的合理分配，这进而影响征收土地的范围。同时，为达至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政府亦不应当以第三利益主体的身份过度干涉土地的自由流通。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将对以下问题的考虑纳入到选择行动方案的过程中：第一，土地某一方的产权社会所得是什么、所失又是什么？第二，一方的主体会在拆迁方案中获益，哪一方会受损，损失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如何？第三，行动方案的过程中，实际的结果与设想的安排又会有多大的偏离？

参考文献：

[1][美]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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