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万亿”财政收入是喜是忧?

对于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我们见惯了这样的解释:去年财政收入基数低;经济回升向好带动了税收增长;去年年中调高烟产品消费税,使今年一季度国内消费税增幅提高;CPI、PPI开始上涨,价格因素使得税收收入相应增加。

但如果深入探究一下,以居安思危、避免乐极生悲的态度来看待财政收入的超常增长,那么有些问题就值得仔细分析一番:

其一,财政收入超常增长并非意味着实体经济的健康增长。随着房地产业式的发展,目前我国财税体制已出现畸形发展趋势,财政收入结构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在一些地方,土地财政已牢牢奠定了地方财政的支柱地位,并深刻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和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权重,影响着税收制度的变化。

其二,财政收入超常增长可能意味着税负走高。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0.4%,不过这只是预算内收入,按照国际惯例,还要加上约5%的政府收费和约5%社保收入,如果再加上一些地方的集资、罚款、摊派等收入,我国的税负水平应已超过高收入国家。

其三,财政收入超常增长与财政支出是否透明、合理并未实现同步。虽然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稍低,但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在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比例却比我国高出许多。尽管如此,地方政府无限扩张的支出需求却仍让各级财政倍感紧张。国家审计署近日披露了高达几万亿元的地方债务,这些债务恐怕最终还要纳税人来买单。

自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经济增速;自1998年房改启动以来,房地产逐渐成为汲取财富的抽水机,导致多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高于居民收入增长。此外,政府占有资源越来越多,行政管理成本逐年上升,而“不差钱”主导下的投资又形成了全社会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不良现象。至于财政收入增长如何促进政府管理效率提高、如何切实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等问题,却仍经不起推敲。也许,财税体制亟待变革,而改革的方向,或许正是严格控制财政收入脱离GDP发展速度的超常增长,并真正形成藏富于民的理念与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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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八万亿”财政

时下很多舆论面对8万亿,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索。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说,“财政收入全球第二,更需淡定”。

《羊城晚报》评论指出,“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大,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头的部分相对过少,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会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

中国网评论提出疑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GDP增速,是否意味着各种经济体税负过重。如果是的话,这种增速是不可持续而且对经济十分有害”

《东方早报》评论说:“近年来在民生等领域,政府加大了投入的力度,但在行政管理费用以及一直不对外公开的‘三公费用’方面的支出依然非常庞大,再加上预算不公开和不透明,使得政府在社会保障和民生等领域的支出和发达国家比较依然有不小的差距。”

《青年时报》提出:“当前‘公民表达’最该做的是集中声音推动政府尽快搭建公共财政制度体系、法制体系、支付体系和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