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劾袁世凯的清末御史江春霖

堵塞言路，江山必危！

志在御史

江春霖（1855-1918年），字仲默，号杏村，晚号梅阳山人，福建莆田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江希濂是同治年间举人。

江春霖从小聪颖好学，一生刚正憨直，品德高尚。20岁考中秀才，立下当御史之志，他认为，御史一职关系到庶政之得失，万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职官之能否，因此“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得形于奏牍”。他坚信“官可去，身可取，而公论是非，必不可泯”。

光绪二十年（1894年），江春霖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身在翰林院，心却在都察院，“翰林则务于诗赋文字，国计民生无补也”。曾对人言：“得为御史，尽言责，素愿足矣。”

江春霖的磊落耿直，与翰林院中的同僚不同。胡思敬写道：“春霖刚直使气，好饮酒，饮数斗不醉。酒半辄掀髯指骂王公，闻者咋舌。”

他不受权贵待见，自不待言。

翰林院中的悠闲时光，并没有使他做铁面御史的志向消磨。光绪三十年（1904年），朝廷举行选拔御史的考试，江春霖想起年少时所作的那篇《言志对》中的话——“吾儒志在天下，不为谏官，将安为？”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他决定参加这次考试，实现自己的志向。为避免自己的硬瘦字体被别有用心的人认出，江春霖在考场上改用悬腕书写，改变了字体。发榜时，名列第一，如愿成为御史。

有人开玩笑地说：“公正人，亦为伪也？”他笑道：“吾欲达到目的，不得不小施骗术。且字体虽变，字则吾所自作也，何伪之有？”

从考中进士到成为都察院的一名御史，十年的时光悄然而过。

秦汉之后，中国政治制度里有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独特结构，这种结构置一部分选定的官吏于行政过程之外，对社会政治用弹劾或谏议的办法做纠正，这些人被统名为“言官”或“御史”。而后在庙堂里便有了一个以“议论”为职责的言路群体。这种政治制度体现了儒学的政治理想，因此宋人欧阳修曾把言官称为“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言官之能够在朝廷上争是非，是因为他们背后有着那个时代整体的士大夫清议。

清代都察院的监察御史负责对京师和各地官吏的监察和参劾，享有风闻奏事的职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御史还可以利用上疏条陈的机会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

成为御史后，江春霖连连上奏，他指名道姓参劾的人物有庆亲王奕劻、权臣袁世凯、摄政王载沣之弟载洵和载涛两贝勒、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直隶总督端方、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西巡抚冯汝骙、苏松太道蔡乃煌等人。

现存《梅阳江侍御奏议》收录江春霖做御史六年间的奏疏67件，立言侃侃，内容可分为条陈国家大计、民情困苦及参劾亲贵大臣三大类。其中皇皇大者，当属参劾袁世凯和奕劻的折子。百年之后，重读这些参折，仍能感觉到一个有良知的御史的赤诚之心。

参劾袁世凯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1908年9月15日），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家张灯结彩，大摆筵席，庆祝自己的五十岁生日。清政府法律顾问禧在明在致《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的信函中描述了袁世凯这次寿宴的场面，“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官员曾有过比这更盛大的祝寿场面了”“前院和内院，走廊以及宽敞袁府的各客厅全都密密麻麻挤满了官员，北京的权贵无一不在。”

在盈门的贺客之中，之前已参劾过袁世凯，且素不与袁通刺的江春霖亦施施然来到袁府为袁世凯祝寿，“人咸异之”，以为江春霖欲与袁修好。

没有人会猜到江春霖此来的目的。

10月3日，江春霖上《劾军机大臣袁世凯权势太重疏》，他将自己在袁世凯生日宴会上的所见写在了这份参折中：“向时亲王书款，皆言某亲王，无称名者，结拜兄弟则更未之前闻矣。乃世凯寿辰，庆亲王奕劻去爵署名为祝，贝子载振则称袁世凯为四哥，而自称如弟，对联两合，为众目所共瞻。”

在这份洋洋两千余字的劾疏中，江春霖以事实揭发了袁世凯的十二条罪状：交通亲贵、把持台谏、引进私属、纠结疆臣、遥执兵柄、阴收士心、归过圣朝、潜市外国、僭滥军赏、破坏选法、骤贵骄子、远庇同宗等。证明其势力太重，预言其后果不堪设想。他写道：“自古权奸窃弄，始未尝不以忠顺结主知，洎乎威名日盛，疑忌交乘，骑虎既已难下，跋扈遂至不臣。”

江春霖提出应对袁世凯的权势予以裁抑，否则国既不振，家亦遂亡。江春霖此疏证据确凿，言辞恳切，光绪帝“见疏痛哭流涕”，但因畏惧慈禧太后而留中不敢发。慈禧太后虽然未给袁世凯处分，但在召见时却把他严厉训斥了一番。

遭到训斥的袁世凯害怕异常，以致心神不宁，在致家人的信中表示，自己出宫时“惊皇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这次跌伤导致的“足疾”也成为1909年1月6日摄政王载沣将其开缺的借口，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此时距江春霖上折参袁世凯仅三个月。

袁世凯被罢，奕劻在朝中虽失强援，但门生故吏仍遍天下。江春霖上疏，“复言世凯虽去，奕劻尚留，打草惊蛇，纵虎还山，为祸更急”。得摄政王召见嘉奖，但未采其言。

庆亲王奕劻声名狼藉，其贪鄙自然也逃不过外人的眼睛。清末英国驻重庆领事布朗在一封信中提道：“庆亲王对于钱财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首先付钱给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成。”

都察院的御史们曾数次参劾奕劻，如御史蒋式瑆奏劾奕劻贪污，鹿传霖等查无所获，蒋式瑆反被饬回翰林院；御史赵启霖因参劾其受贿十万两并其子载振纳段芝贵所献歌妓杨翠喜为段芝贵谋巡抚职而被免职。

奕劻无疑是政坛不倒翁，但江春霖不相信奕劻有金刚护体，他一直在等待着参劾奕劻的时机。1909年12月，军机大臣戴鸿慈的病故，使江春霖感到参劾奕劻时不我待，他担心奕劻以首揆的地位，“荐引私人，或误用老迈庸懦者充数伴食”，则“大局之坏，何堪设想”。

宣统二年（1910年）春天，江春霖毅然上措辞激烈的《劾庆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此举使其直声震朝野，《大公报》写道：“各界中人素慕江侍御忠直之名者，争欲先睹为快，一时辗转传钞，顿令洛阳纸为之贵。”

江春霖的御史生涯由此达到了顶点，亦走到了终点。

“光宣以来谏官第一人”

在这份参劾庆亲王的折子中，江春霖简略回顾了戊戌以来，庆、袁朋比为奸的历史，指出袁世凯被罢之始，奕劻及其党羽“慄慄危惧”，天下之人以为太平盛世指日可待。但奕劻见之后朝廷“意主安静”，故旧态复萌。凡他的党羽被参劾，他必极力为之弥缝开脱；遇有空缺，他又肆无忌惮地引荐其党羽填补。袁世凯已开缺回籍，而疏中仍牵连及之。

在这份参折中，江春霖指出，江苏巡抚宝棻、陕西巡抚恩寿、山东巡抚孙宝琦和奕劻是亲家；山西布政使志霖是其侄婿；浙江盐运使衡吉是其邸内旧人；直隶总督陈夔龙是其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是其子载振的干儿子；邮传部尚书徐世昌是袁世凯所荐；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西巡抚冯汝骙则是袁世凯的亲戚，通过袁世凯而攀附奕劻……

“老奸窃位，多引匪人”，事实昭然。

春霖此疏上后，上谕“江春霖奏参庆亲王奕劻一折，朝廷虚衷纳谏，博采群言，然必指陈确实方足以明是非，该御史所奏直隶总督陈夔龙为奕劻之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为载振之干儿各节，果何所据而言？著江春霖明白回奏，钦此。”

江春霖随即上《遵谕明白回奏折》，对上谕所要求之处作了明白回奏，折后称：“臣岂不知蒋式瑆、赵启霖皆以劾奕劻罢官，仗马一鸣，三品料去，只以枢垣重地，恐或汲引私人贻误大局，激于忠悃，冒昧直陈。”

江春霖在折中所列之奕劻关系网，举朝皆知，上谕却称江春霖此参折，“牵涉琐事，罗织多人”且“恣意牵扯，荒谬已极”。

“该御史两次所奏实属莠言乱政，有妨大局，亲贵重臣固不应任意诋毁，即内外大臣名誉所关亦不当轻于污蔑。似此信口雌黄意在怙名，实不称言官之职。江春霖著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

江春霖的上疏和朝廷对亲贵的袒护，在朝野上下都引起了震动，在朝的官员、社会名流都对该案表示关切，京师内外舆论哗然，全国报界连篇累牍地报道此事，为之不平，希望朝廷能收回成命。

同为御史的陈田、赵炳麟、胡思敬见此上谕后，当即上折奏请朝廷收回成命，遭摄政王训斥：“诸臣毋得怀挟私见及毛举细故，倘敢任意尝试必予惩处。”

胡思敬认为御史著回原衙门行走向来少见，有之，自参奕劻之蒋式瑆始，赵启霖亦因劾奕劻罢职，今江春霖复如是，是不啻专为庆邸开此例。

针对上谕“毛举细故”一词，《大公报》写道：“观江御史之原折，实系关怀大局，亟切陈言，绝非‘毛举细故’之比。”

都察院会议时，御史赵炳麟建议奏请裁撤都察院，“观近日来朝廷对于御史奏事，举其小者则云‘毛举细故’，劾其大者则又云‘莠言乱政’，若此多方钳制，所有御史之缺何必虚设”，因此负气建议“各御史列名奏请将都察院裁撤，以免徒设言官之职”。

以给事中忠廉为首的都察院五十八人联名上《奏言路无所遵循请明降谕旨折》，折中有谓：“嗣后亲贵重臣遇有应行奏参之件，尚可以参否？请明降谕旨，俾得钦遵”。表达了谏垣之强烈不满。对此联名上折事件，梁启超在《国风报》上撰文高度评价，认为：“自汉代设御史台以来台中最有名誉之历史或逮今兹一矣。”“尚有清气往来者，惟一御史台而已”。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被参劾的奕劻自知为清议所不容，连日未曾入值。《盛京时报》载，庆亲王“于日前面恳摄政王谓已屡次经人参劾，请允开去军机领班要差，以息物议”，做出一副退志已坚的样子，摄政王载沣温语将其慰留。

《申报》调侃道：“庆邸而犹识人情者，尚肯赧颜领袖诸枢臣耶？”讽刺奕劻不主动下台，实属不要脸面。

北京广和楼有无名氏题壁诗一首云：“一堂二代作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应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

诗即咏春霖劾奕劻事，奕劻之名誉更加不堪。

经此一役，江春霖直声震朝野，世人莫不钦仰。朝中部分官员，争相给以官职，恭邸拟派其为禁烟公所稽察，专司查访政界之私吸鸦片者，溥伦拟调其入资政院，毓朗拟委办其为军谘处文案，陆润庠拟派充其为实录馆协修……但都被江春霖婉言辞谢。

江春霖独自租屋于宣武城南，因没有车子，每次隔天清晨要上朝奏呈封事，就在前日夜半“挟衣冠，雇东洋车入宿朝房，虽大风雪如是”。其清苦却不辍职任如此。

前年江春霖的夫人去世后，他亦因以公事为重而不能归，只能寄回亲笔挽联： “三十年景短情长，前执教，后宦游，魂梦关山频隔绝；六千里生离死别，疾不知，殓未视，心肠铁石也悲伤！”有人劝其纳妾，春霖答道：“徒以有老母在，否则预备赴菜市口耳！尚何纳妾焉！”

重新回到六年前走出的翰林院，江春霖“恒郁郁不自得”。对人说：“谏不行，言不听，不去何待？”又说：“要参庆王爷，自然预备丢官。我总不能不算是皇帝的忠臣，当先朝时参庆王爷、袁世凯折凡八上。”

其离去之意已决，乃向翰林院呈递辞呈，称母老妻故，藉此以留终养，告假南下，即归林里。

江春霖的亲友及仰慕他的素不相识之人纷纷登门求见，表达慰问和景仰之意。江春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自然宦囊羞涩。都察院全体御史谙知其情，集银两千两相赠，江春霖作诗谢却弗受。

江春霖离京之前，正值各部院互选资政院议员，江春霖曾对翰林院诸寅僚说，千万不要选他，“致于告辞之后，成为废票。”但翰林院得票最多者仍为江春霖。他们想把江春霖选为资政院议员，以使其继续留在京城，但心灰意冷的江春霖不愿再与闻政事。

江春霖南下归家之际，北京各界发起在湖广会馆开会欢送江春霖，到者七百余人。

都察院诸僚友公宴江春霖后合照留念，江春霖居中，正副都御使旁坐。江春霖对全台僚友说：“予孩童读书时，老母即以忠君国，励气节等语不时训勉，此次挂冠归里，虽抛却御史，然持此小照敬呈老母亦可以自告无愧矣！”

江春霖离京之日，闽学堂全堂学生排音乐队送至车站，依依惜别。同为福建老乡的林纾出郭相送，称江春霖“归装但敝衣数袭，朝衫外无他物”。林纾绘《梅阳归隐图》，并在其后称江春霖为“光宣以来谏官第一人”。

作者单位：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