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宪法 第1期

……在当今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否认个人基本自由的人。不管他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共和党人还是人,学者还是普通人。这些基本自由为建国者所确定,被融入宪法和普通法,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它们是:表达思想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选择、信仰宗教的权利;和平集会向政府表达意愿的权利;拥有、购买和出售财产,在得到合理的补偿以前财产不被侵占的权利;不被无理地搜查、逮捕的权利;未经正当程序,个人不被国家拘留的权利;得到公平、迅速审判的权利;在最小的约束下,自己决定过什么样的家庭生活、以什么样的方式抚养孩子的权利。

我们视这些为普遍的权利,它将自由的含义表达为法律条款,约束着每一级政府,适用于我们政治共同体边界内的所有人。此外,我们承认普遍权利产生的前提是人人生而具有同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管我们在政治上持有什么观点,我们都遵守建国先贤们的教导。

我们还认识到,宣言不是政府,仅仅原则还不够。建国先贤们承认.无政府状态会在个人自由的思想中萌芽,危险将隐含在令人陶醉的平等思想里,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拥有真正的自由,不受出身、地位或传承下来的社会秩序所约束――如果我对忠诚的认识不比你的更深刻或更肤浅,如果我心中的真、善、美与你心中的真、善、美一样――那么怎能期望我们会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社会?霍布斯和洛克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指出,自由的人们应该像建立契约一样成立政府,确保一个人的自由不会变成针对另一个人的暴政;应该牺牲个人放纵的权利来更好地保护集体的自由。基于这种观念,美国革命之前的政治理论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写到,只有民主政府可以同时满足我们对自由和秩序的需要――在这种政府形式中,一切按照被管理的民众所达成的一致意见执行,同时法律对自由的限制是统一的、透明的、可预见的,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视同仁。

建国先贤们沉浸在这些理论中,然而,他们面对的现实却令人泄气:到那时为止,世界历史上还鲜有民主治国的先例,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就算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了。十三个州组成的国家地域宽广,人口构成多种多样,总人数达三四百万,在这里实行雅典模式的民主是不可能的,采用新英格兰镇会议这样的直接民主制也行不通。建立共和国形式的政府,由人民选举代表,这种方式似乎更有望成功,但即使最乐观的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也认为,这样的制度只有针对一个疆域集中,地理环境相似的政治共同体才有效――在这个共同体中,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念和每个公民高尚的道德观限制了争论和冲突。

经过激烈讨论和多次拟写草案,开国先贤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他们对世界做出的新贡献。

麦迪逊撰写的宪法主要框架结构是什么大家耳熟能详,甚至中小学生都能背出来:不光实行法治、建立代议制政府、制定权利法案,还应将国家政府分成三个地位相等的部门,在国会实行两院制,在国家实行联邦制,保留州政府的权力。所有这些设计都是为了分散权力,制约派系发展,平衡利益,阻止由少数人或多数人施行的暴政。此外,我们的历史发展支持了开国先贤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见解: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且多样化的社会,共和国式的自治可以在实践中取得更好的效果。用汉密尔顿的话说,在这种制度下,“党派的冲突”和观点的分歧可以“促使我们(在做决定时)更加深思熟虑和小心慎重”。如同我们对《独立宣言》的理解存在分歧一样,我们对宪法解读的细节也发起争论;我们既可能反对国会滥用扩大了的贸易条款权限,因为这给各州带来损失,也可能抗议国会决定是否开战的权力受到了威胁。但我们坚信开国先贤们设计的蓝图,以及由此盖起的民主大厦的基石颠扑不破。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我们都拥护宪法。

所以,如果我们都信奉个人自由,都信奉这些民主规则,那么,现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到底在争论什么呢?如果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就会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为结果而争论――对于那些难以处理、意义深远,将影响我们生活的问题,法庭和立法机构真正作出的决定。我们是否应该让老师带着孩子们做祷告?有些孩子信奉非主流宗教,这样做可能会削弱这些宗教的影响力。或者我们禁止学校做这样的祷告,强迫信教的父母每天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一个世俗环境中呆上八小时。……通常,如果一个特定的程序性规则――比如说,阻挠议事的权力,或最高法院阐释宪法的方法――使我们在辩论中取胜,得到想要的结果,那么,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规则。如果这个规则对我们的立场无益,我们往往就不怎么喜欢它。■

摘自《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参见“《财经》杂志1月荐书”,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