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已至穷途

若把中国法治进程比作曲折迂回的三峡，劳教制度则如夔门峡口的一块暗礁。其阻挡法治进步的航程，已至险情迭起。

最近的几起公众事件，都与劳教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一是唐慧案，遭、母亲上访被劳教，刺痛了社会良心；二是重庆方洪因言获罪案、龚汉周两次劳教案，成为“唱红打黑”的反讽性写照（参见本期报道）。

尽管上述事件经各界呼吁，已出现良性转机，但社会共识与公众期待并不止于此，纷纷要求改革或废除这一制度。

劳教制度最初产生于肃反需求，后在反右中确立，对象并非治安违法人员，而是政治对象，惩罚近乎无期徒刑，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明确期限。

以“教养”之名行刑罚之实，是劳教制度先天的痼疾，而在今天尤显突出。众多“劣法”，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皆被废止，而劳教制度岿然不动，落后于时代之远，惰性之固，令举世侧目。

主张修法者提出，以法院的判决取代公安部门的审批，以法院作为劳动教养的裁定机构；以“保安处分”之名取代“教养”，求得法理上的依据；以社区矫正取代劳教所；劳教委员会独立成为第三方；加强内部监督。归其要义，是赋予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这些方案看似各有合理性，但均有着眼局部、削足适履之嫌。

若以法院作为判处劳教的主体，《刑法》现有的刑罚体系，就难免与劳教的处罚相抵触——劳教规定的 1年－4年期限，已经超过了《刑法》中诸多罪刑。若要真正实现由劳动教养向“治安刑”或“轻罪”的过渡，将牵涉整个法律体系的修改。

亦有人援引国外的“保安处分”为劳教的法理依据，但观之日本、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其“保安处分”皆有严格限定的范围，针对未成年、精神缺陷等不完全责任能力人，以及有酗酒、吸毒等恶习的人员，法院在判决其缓刑、假释、不等情形之下，以保安处分作为替代措施，其执行方式是政府监护和社区矫正。而未经法庭判决即可将所谓“社会害虫”投入监狱，历史上只见于少数政体。

在劳教所的监督方面，所谓“驻所检察室”只有“监督建议权”，谈不上内部制约。改革劳教委员会或可加强公安系统内部监督，但仍是左手监督右手的思维，无法触及劳教制度的根源。“名不正则言不顺”，只要“劳动教养”的名义还允许保留，则改革无从谈起，这也是收容制度、拆迁条例只能废止而不宜修补的原因。

有人探索劳教的现实需求，认为它解决了一部分“屡犯不改”违法者的问题。实际上，单纯就处罚的衔接来说，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拘留期限和《刑法》的底端刑管制、拘役之间，并不存在时限上的断裂期。管制的期限是三个月以上两年以下，但作为一种社区矫正刑，它的刑期浮动较大，拘役的期限起始点则更低至一个月。而被判处劳教的期限，最短也要一年。

就《治安管理处罚法》本身来看，并没有对惯偷、多次寻衅滋事以及妨碍公务等行为提出劳教需求，只规定了对容留介绍、制售物品以及聚众等行为人“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原因即在于前数种行为已纳入《刑法》，均可处以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

可见，需要由劳动教养来对接的治安管理处罚需求寥寥无几。而或行为，并不合适通过剥夺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处罚。

而且，去年新修的《刑法》已明确了对判处管制的人员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已出台推广。由此，“屡犯不改”违法者的处罚空白，实际已不复存在。

既无法理上的存在依据，废除劳教制度的阻力何在？除了公安机关的路径依赖，要害更在于其与制度的关涉。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后，面对上访洪流，劳动教养渐成某些地方政府粗暴对付访民的便宜工具，而其对法治之害则愈演愈烈。

劳教制度之下，有时亦难掩利益暗流。截至2010年，全国共有劳教场所 310多个，收容劳教人员 31万多人，生产数十种轻工产品。这些产出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透明，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此外，高墙之内，“教化”沦为口号，劳动强度超常，种种人身侵犯恶行不时见诸报端。众恶归之，亦是对法律权威的藐视挑战。

以劳教之存，中国的法治怎能摆脱“双重性”的质疑？尊重人权废除“劣法”，乃是法政改革必由之路，也是通过“法治三峡”之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