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里铺》:信天游背后的悲情故事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四妹子今年一十六；人人说咱们二人天配就，你把奴家闪在半路口……”流传甚广的民歌《三十里铺》中唱的人物和故事都是真的。然而，这首优美的民歌，给歌中主人公现实生活中所带来的却并非美好与荣誉，而是承载一生、无处躲逃的屈辱和不幸，以至波及到后代，以至至今已七十多岁的凤英老人仍无法从阴郁的精神压抑中解脱出来……

特殊的采访，只因那个早年凄美的爱情悲剧

我每一回往返于家乡，都要路过三十里铺村，总觉得那树荫里的窑洞和院落间隐藏着无数有意思的事。家乡的人爱唱者很多，也善唱民歌。大人们有过这样的说法：满年里沟上山下的跑，翻圪塄跳脑畔地走神（想心事），十天半月说不上几句话。累也能累出几句，闷也能闷出一肚子花花肠子的词来。

在我上中学时，听说县剧团根据《三十里铺》和三哥哥四妹子的命运编了一部秧歌剧，就叫《三十里铺》。结果凤英一家知道后非常恼怒，硬是闹得这个大型主剧目没能演出。后来我也听说不少记者和专家、学者的采访都遭到了拒绝和谩骂。我知道对于四妹子和三哥哥任何一家人而言，有关这一主题的任意一种形式的访问都是不愉快的，也是极为敏感的。

2003年10月，我带着三十多名艺术学院的学生回绥德进行秋季风景写生，29日那天我租了一辆大巴直奔三十里铺村，开车的是与我年龄相仿的老乡，他听说我们要去三十里铺画画，一上车就扯开嗓子唱起了《三十里铺》。引得一群学生跟着就唱开了。当这个村子满山遍野里，到处都坐着画画的学生，当他们调着颜色一笔笔画着这里的地貌和民居的时候，我再无须向人们做任何解释了。这个古老的村子里，从未接待过这么多外地来的客人，而这个村子和其它村子一样，原本是十分热情的，甚至他们一点也不计较这群80年代出生的男女学生们，下车后仍旧摇头晃脑哼着三十里铺的曲调。事实上学生们也确实不懂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而我这里已坦然地拿着相机进入了实质性的采访。

看得出来，人们在谈到民歌的主人公时，大都避而不谈，男人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被我寻问时，女人们就使眼色或是提醒他们：不要乱说。我得知村里有个姓周的75岁的老汉，他曾当选这个村17年的村支书，他最清楚，对此事也不太忌讳。我找到了他，从他那里我打听到不少往日的情形。

这之前我就曾做过一些相关的调查。大约是在1937年左右，所谓遇在大路上的三十里铺村，仍应该算做山大沟深人烟稀少的穷乡村，村子里的年轻人郝增喜（即三哥哥），与邻居王凤英（即四妹子）因相爱而私定终身，遭到保守的村里人们的非议，尤其是增喜父母的坚决反对。1938年增喜父母竟然强行包办郝增喜与另一女子常秀英结了婚。为此凤英一病不起，当爱情的梦就在眼前无情破灭以后，这个痴情女子起初仍不死心，仍旧钟情于郝增喜而拒绝嫁人。

……

日头（了的）临落放着子火，

因推（注：借故）（了的）搂柴哟照哥哥；

这回（了的）哥哥没照（了的）上，

把眼泪揩了把柴哟抱上。

……

这种“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的悲伤与无奈一直持续到1942年的3月。三哥哥参军那天早上，凤英站在硷畔上依依不舍地看着别人为奔赴前线的三哥哥送行，一身戎装的三哥哥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村口，消失在路的尽头，从此凤英算是万念俱灰了。

一首民歌优美地诞生了，却给所有当事人带来身前身后挥之不去的难堪与不幸

四十年代初，三十里铺这条所谓的大路，也只是一条土路，而人们的出行主要依靠骡马车和徒步，县城东北面黄河两岸各处的行路客商都得先云集于义合镇，而从义合镇前往绥德，一天是很难到的。当人们翻过白家沟那坐大山下到三十里铺时，早已人困马乏而且天色已晚，只能住在三十里铺村了。因此三十里铺周家的骡马大店在当时是很有些名气的。这里长年雇用着五六个长工，长工里有一个叫常永昌的，也是本村人。常永昌是这一带有名的伞头子，就是每逢春节闹秧歌，领着众人能编能跳的能人。他看到了三哥哥和四妹子的一段不幸经历，感同身受，就将这一切编成歌唱了出来。长工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跟着常永昌学着，将内心的向往和想象中的浪漫以及压抑着的对异性的联想，全部通过这首歌表达而出，又编出了许多相关的小调。因为这里是四乡八里生熟客商的过往地，那歌子一经编出，很快就随着赶牲灵的人传到了四面八方很远的地方，在漫长而孤独的旅行中，在同病相怜的不幸中，这些歌传到哪里都会落地生根的。

我很能理解流传于四处那些粗野的、不惜对民歌主人公百般、不厌其烦地描述情节的乡野小调。如果他们的爱情是完满的，他们的苦心能得尝所愿，这种表述方式也许会做得彬彬有礼。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粗野的表达，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境遇里，也使得民歌的主人公三哥哥和四妹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承受着由此而引发的种种屈辱，直到郝增喜和他后来的老伴先后双双入土、仍不能令其魂魄获得那种高天厚土的安宁。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编唱者的不幸，是陕北的不幸。

时过境迁，三十里铺的后代因这首歌而受惠，但直到今天，村里的人们仍不唱这首歌

那天在三十里铺村我首先看到的是三哥哥住过的地方，三眼古老的窑洞，窗棂格子是糊着的。窑上面叫做脑畔的地方还冒着炊烟，大石块磊得很高的围墙只留出一个豁口来，算是他家的大门口。我没有冒然进入，只在豁口上拍了张照片，我特别留意到院子里的一根铁丝上晾晒着一件旧军大衣，这让我想起了三哥哥老红军的身份和他当年参军打仗的经历。三哥哥已去世五六年了，他的老伴常秀英也于去年正月去世了，他们生下了四个儿子，仍旧生活在这个村子。

再往前走中间隔了三眼窑的一个院子便是当年的王凤英家。她家也是三眼窑洞，这里早已不住人了，院子里生满了蒿草，两棵枣树已有一棵只剩了身子，院墙大半已拆除，只剩了一个豁口，尚可以看出那干枯已久的水眼（出水口），这里看上去很久没有人踏进了。不知凤英自从嫁到门外后是否还回来过这块伤心地？无论如何，在这件伤心的往事完全幻化为一首被后人们常常唱起的爱情歌曲时，这两个院子和这些破旧的石块仍旧沉重地压在尚且健在的凤英的心头，和卡在三十里铺众人的咽喉间。

为了能拍到三哥哥郝增喜当年参军时的一张照片，我给本村与他儿媳要好的一个年轻媳妇，依照她所提供的模糊不清的一寸照片画了一幅她外婆的素描像后，通过她帮我联系三哥哥的家人。年轻媳妇告诉我说那是三哥哥留下最好的一张照片，那时人年轻，又长得高大，穿着军装看上去就是英俊。但主人家提出翻拍要收费，而且价格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只好放弃了。直到今天，三十里铺村的人们仍然不唱这首歌，外面来的人无法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只知道那几经改编的五段民歌和一段美丽的传说，而不知道另外那些传播得更快的低俗小调。

2003年初，绥德县政府考虑到三十里铺随着那首民歌，已成为传遍大江南北、乃至海内外有名的村子，决定将海外的30万助学基金和20万财政拨款划定在这个村子，建起了一所漂亮的希望小学。一群在这里念书的孩子们围着我们看画画，这其中就有三哥哥的孙子。看着这一张张漂亮的脸蛋，他们也许不懂得这一切都得益于两位不幸的长辈，不过至少她们在今后的爱情和生活里再不会上演那样的悲剧了。

从民间传唱的许多有关凤英的小调和那些添油加醋的内容里，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生存在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弱女子而言，已经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哀。当爱的火花完全熄灭之后，凤英被嫁到一个更为偏远的大山里了，那个叫做郝家洼的地方，是在近几年才修了通往县城的一条公路。第二天我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往凤英仍然生活着的那个山上的村子――郝家洼。

今天的凤英和她的家人，依旧生活在一种无形的阴影和敏感中

我在路边问一个正要下山的老乡：“凤英家在哪住着？”老乡犹豫着指指远处的地方说：“小学上面那四眼窑。”之后又很认真地叮嘱我：“不要乱说。”我庆幸所问者并非凤英的家人，但已感觉到了这一话题的敏感。我和两位学生商讨着进村的策略，但事实上对于这村子而言，一辆车和三个外地人的目标已是极大的了。你再怎么向人们解释自己是来拍摄风景的，或者表现出对采访凤英这件事的淡漠，都已经无济于事了。我们立刻被暴露于全村人的注视之中，我们故意绕了一大圈最终才接近了她居住的院子。我看到了老人的背影，还没等我的相机从她家的门窗格子上转过镜头，就遭到凤英儿子、儿媳突如其来的责问。当我还试图解释时，我看到她们已是十分恼怒了，只要再做辩解后果将是很严重的。在一阵无情的驱赶下，我们几乎是落荒而逃。

在另一道坡上，我们象真的犯了错一样沉默良久，一脸尴尬的肌肉半天才恢复过来。我的学生有些接受不了，我安慰他们，也是在安慰我自己：“别怪她们，看来她们在许多日子里，的确承受了太多屈辱，有着太多的怨气。”我们无法再次接近她们了。

在村口的另一个院子里，我采访了几位老人。

凤英自从嫁到这里，就再没怎么出过门，她的男人叫郝有才，是这一带的老木工，和她年龄相仿，也已去世四年了。凤英为老木工生了四个儿子，日子虽然清苦，但还算能过得去。

但这首歌越唱越有名了，连这里也是躲不过的。这歌一唱，子女们没一个能高兴起来的，起初谁唱就跟谁急，可是这口气怎能争的过来。尤其是凤英，她不希望任何人再在她面前提起这事，她艰辛地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成人，生怕自己的事再殃及子女。但几乎所有的人见到她都像看风景一样看着她，总想试探着打听些情爱的事来。这让她怨恨不得恼怒不成，一个原本能说会道、心灵手巧的女子，只得忍辱负重变得少言寡语。这里的人连同她的众多子女甚至她自己，都会将这种事看成是极不光彩、丢尽颜面的事。

无论如何，在政府的眼里，凤英还应该属于正面人物。当官的每次外出，总有上级和一些媒体提及三十里铺和凤英，这也让县太爷们的确争了脸面，长了精神，政府自然要弘扬其事的。三哥哥已去世了，1996年凤英甚至被指定当选了一届政协委员，还特邀她去县里开会。这对凤英一家无异于再揭旧疤，按说这事有些受欺辱，但政府说老人是县里远近闻名的大名人，没什么丢人的，应该感到光荣才对。再说你当了政协委员就等于成公家人了。凤英也不知政协委员是做什么的，既然你们说当就当好了，好名赖名都是个名，索性就到县里去开会，并和县太爷要起了办公室，她要住县里去，省得遭人说三道四。

事实上，已70多岁的凤英的内心因遭受了太多伤害，已到了精神崩溃的边沿，三哥哥和丈夫都已不在了，她有时候也有些神经失常。从我几经周折搞到的她的两张近照上看，她神情极为阴郁，似乎专注于久远的往夕，而对于眼前的事已无心顾及了。听一位老人说：前些时凤英又无故摔了一次，身体状况更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