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香港分公司首任“舵手”刘遵义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1月7日宣布，已在香港注册登记设立全资子公司――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并聘请刘遵义为董事长。

元老于右任的外孙，香港“高考”状元，斯坦福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的身上，色彩驳杂得晃眼。

少年才子

刘遵义，1944年12月出生于贵州遵义，后移居香港。他因夺目的求学经历曾被誉为香港的“少年才子”：16岁时参加会考拿到9个A，相当于香港的“高考状元”；19岁取得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和经济学的双学士学位；24岁时拿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31岁就已经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正教授了。

1976年起刘遵义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理论、应用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等等。1992年他被斯坦福大学授予第一个李国鼎发展经济学教授的名誉称号。1990年至1992年，刘遵义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副主任；1992年至1996年，为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从1997年开始，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2004年起，他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今年6月30日卸任。

刘遵义还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他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会员,是美国经济学会、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统计学会、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的会员,美国收入和财富研究讨论会成员,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海外成员,美国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理事,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理事。他还担任许多专业经济学杂志的编委。

近十多年来,刘遵义在中国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并同政府机构有广泛的合作关系。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汕头大学等单位的荣誉教授。1982年7月刘遵义被选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第14届院士。

刘遵义还在国际、政府机构和商业界担任过许多职务。他曾是美国能源部、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兰德公司、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美国花旗银行、中国银行和其他大量公共和私人机构的顾问,同时还是美国加州政府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从1979年至1985年,刘遵义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银行的行长,并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87年至1988年,为财产公平委员会的主任；1989年至1992年,先期为斯坦福大学投资委员会理事会成员,后又为斯坦福大学财政委员会理事会成员；从1998年开始,刘遵义担任中国台湾基金公司的主管。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独具慧眼

刘遵义治学严谨，知识面广。他涉猎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应用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产品和技术革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经济研究,其中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国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刘遵义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从教已30余年,他的教学专长主要在微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他的研究范围包括了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并于1966年建立了最早期的中国计量经济模型。刘遵义在对东南亚和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许多极为可行的政策性建议，在国际经济学界赢得了崇高的尊重。

虽然刘遵义的研究领域很广，成果也相当丰富，但是一提到他的名字，许多人还是会马上联想到东南亚金融危机。1995年，在大家都对东亚经济一片看好的时候，他在一篇论文中便论证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缺陷，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投入、缺乏技术进步等问题，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于北京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提醒人们注意东南亚各国潜伏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当这种预见被金融危机的现实证明后，理论界普遍肯定了他在精确数学计算分析基础上建立的理论，并称他为“全球准确预测东南亚金融危机第一人”。不少国家甚至在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也受到了刘遵义理论的影响。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当时看了刘遵义的这篇论文后，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因为东亚没有技术进步，一味地靠增加生产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当投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在边际上单位有形资本增加的产出会越来越低，最终会达到一个极限，经济发展停滞。很多人就套用刘遵义和克鲁格曼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迟早也会停滞下来。

“其实，技术进步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大并不是导致东亚危机的原因，东亚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些国家过于依赖外国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刘遵义说，“资本有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之分，而技术进步就是无形资本投入的结果。在1990年前，东亚国家基本没有无形资本的投入。中国也直到近些年才开始重视研发，即使如此，中国现在在研发上的投入也只占国民总收入的1%多一点。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人均有形资本投入还差太远，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实现有形资本的积累。所以不用怕，克鲁格曼所预言的那一天要在中国来临，恐怕最少是50年之后的事情了。”“而且现在中国提出要科教兴国，要人才兴国，要培养自主创新的能力，这也是增加无形资本的投入，在往这个方向走。”

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让世界瞩目，人们在议论，东亚经济板块和世界经济的“脱钩”问题，人民币会不会成为亚洲地区货币？刘遵义认为，“有利有弊，要好好考量”。“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就是你可以不断地印钞，只要别人购买你就具有了这种优势。当然也有不利的因素。首先，必须是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才有条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次，一旦成为储备货币，其他国家就不能挣你的钱了，只能通过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方式来平衡，比如你有很大的逆差才会把钱付给人家，在逆差必须存在的情况下你才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所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有成本的。”

新的挑战

实际上，刘遵义和中投渊源深厚。今年7月份前，他一直是中投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为这个架构于执行委员会下、首席执行官之上的非常设机构提供公司重大发展战略、境外投资战略和重大决策的咨询。咨询委员会其他成员还包括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前局长马时亨，香港金融管理局前总裁任志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前主席沈联涛等。这一次刘遵义出任中投香港分公司董事长，可谓从中投的幕后走到台前。

中司表示，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是中投首次设立的境外分公司，分公司将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其所拥有的国际一流投资、金融服务环境，拓展境外投资业务。路透社也指出，这反映出中投成为全球投资集团的意向。

有分析指出，作为拥有国家背景的财富基金中投，虽强调全球投资基于经济和财务目的，却常常遭遇质疑并致使投资受阻。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表示，中投在香港设立子公司，可以淡化其基金的色彩，并可“借道”香港减少收购敏感海外资产的阻力。此外，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与内地及国际市场联系紧密，可以充当“桥头堡”角色，令中投投资更专业化。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教授王泽基也认为，成立于香港的中投国际，应该更加注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遵循纯粹的商业操作规律，才能让中投趋于全球投资集团方向”。（刘光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