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预示着什么?

“民工荒”并不预示着中国老龄化发展致使劳动力短缺,已导致刘易斯拐点出现。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2009年年度人物,中国工人作为一个人物群体与世界其他著名人物同时上榜。《时代》评价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8”,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进度,并带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这些功劳首先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预计,未来中国的老龄化将使中国劳动力短缺,劳动红利丧失,经济“撞墙”。

许多中国学者也频频对此表示担扰,呼吁尽快调整退休年龄、人口政策等。2月2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在以“‘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新阶段”为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0年年会上说:“在‘十一五’规划的讨论里,第一年当时就提出,我国人口结构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出现。但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今年春节刚过,‘招工难’来了,好像措手不及,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怎么对待。”一直由于过度充足而被忽视的劳动力问题被迫摆上了案头。

“民工荒”到底预示着什么?

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短缺的理论和认识,是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老龄化的预计和分析。西方学者的分析从逻辑上看严密且很系统,已成体系且在很大范围内具有影响。但这种预计至今尚未得到西方经济发展的证明。比如,1970年以来是日本老龄化发展最快时期,1995年日本劳动人口就已经开始负增长,但同期日本国内失业人数由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70万左右,到2000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50万,金融危机前仍有270万。即使是高度老龄化的西欧,就业也一直是社会最难的问题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长期达8%以上,经常在10%左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日益不依赖乃至排斥劳动力增长的趋势非常明显。目前日本老龄化水平已达23%,德、意等国达到20%,但并未看到日本、德国等国经济“撞墙”。就西方整体而言,相对其它因素,老龄化问题迄今并未对各国经济产生明显影响。日本、西欧的老龄化水平基本相当于2050年中国将达到的水平,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初期的情况还有非常大的差异。西方的老龄化是城市化完成后的老龄化,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中国今天算上流动中的农民工,城市化水平也只有45%,农村5亿劳动力中,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1/3。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无论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何种位置,农业部门劳动力一直是剩余的,吸纳殆尽后才能出现劳动力短缺,也就是说非农化完成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非农化完成的重要标志要看农业现代化是否基本完成。中国人均耕地远小于美欧,而美、欧、日的农业人口比重都已在5%以下。很显然,中国城市从农村吸纳人口与劳动力的过程,比目前一般预计的时间会更长。中国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初期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就在于中国至今及以后较长时间仍面对着棘手的城乡剩余劳动力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总和的1/6,而劳动力则相当于以上3国总和的3倍,并且未来10年内中国劳动力将呈继续增长态势。如此之多的劳动力,无论是相对现在的中国经济规模,还是中国未来可能达到的经济规模来讲,都是富裕而不是短缺。所以“民工荒”并不预示着中国老龄化发展致使劳动力短缺,已导致刘易斯拐点出现。

那么,2010年春节后的“民工荒”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一直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的侯东民教授研究认为:“其最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城市企业的用工方式,即企业只利用劳动力之劳动生命中最年轻时段,而大量弃用城乡‘40、50’劳动力年龄阶段(弃用农民工劳动力的年龄更低)的用工倾向,这就使得在目前城乡剩余劳动大量存在的同时,出现企业无工可用”。在中国“40-60”岁的人口约有4亿,40岁后每增加一岁,约增加劳动力2000万,弃用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是产生“民工荒”的根本原因。这种倾向不仅违背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等有关规定,而且对公民劳动权形成严重侵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状态会逐步得到改善。一方面市场本身会教会企业逐步校正这种用工行为,中国企业要想得到稳定发展,仅用年轻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企业必须维系基本稳定的员工队伍,包括“40、50”人员;另一方面,政府已经注意到这种劳动者劳动基本权利缺乏保障的状况,大力加强调控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改变这种用工方式,不是轻而易举的,涉及太多的问题。要加快户籍改革,给已经稳定融入城市生产生活的农民工以城市户籍,以改变城市中企业对他们的歧视态度及待遇;要研究政策,切实保护城市“40、50”劳动力的权利不被随意剥夺,才是解决“民工荒”的根本出路。所以,“民工荒”告诫人们,中国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及法治建设必须深入改革。

客观地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劳动者,包括中国工人,也分享了发展的成果,这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但同时应该看到,在现实中,尤其是更好的分享发展成果这方面,中国工人(包含农民工)的待遇和遭遇,还不能说已经很公平公正。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在于目前的财富分配不尽合理。中国工人应有的保障还不完备,包括劳动安全、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预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对过低工资、过长工作时间、不健康的工作环境等,与上一代人有着越来越不同的态度。目前,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仅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利润的情况,也必然会受到更多“招不到工”的冲击。承受不住的企业会被淘汰,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工荒”可以倒逼一些企业转型,转向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资本含量,提高附加值,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在目前不时出现的劳资纠纷中,资方具有明显优势的现象没有根本改变,劳资利益博弈的天平机制还不健全。就拿新《劳动合同法》来说,围绕着这部着力改善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曾有过不少争议。如果说这部法律的出台时机、个别内容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适应性是可以探讨的话,其总体方向应是母庸置疑的。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理当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但对这样一部法律,来自资方和某些精英的看法却是如此抗拒,不正说明现实中劳动者声音的微弱吗?“民工荒”宣示着中国普通劳动者与资方过度倾斜的天平开始要趋向平衡了。

事实上,2010年春节后的“民工荒”和2009年刚刚过去不久的民工返乡潮也有着必然的联系。2008年以来,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对严重依赖出口的沿海经济造成强烈冲击,许多工厂倒闭,许多工厂裁员减薪,对于不远千里出来打工的农民来说,加长工作时间、减工资是小事,卷铺盖走人都根本无需多予解释。确实,金融危机冷了经济,而此时一些企业的做法伤了农民工的心。没有订单就被企业赶走的人,有了订单,招招手,人还会回来吗?要赚钱时想起了为你赚钱的人,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不帮帮比你更困难却帮你赚过钱的人呢?不难发现,处于经济发展最基层、最前沿的中国工人,不仅作出了贡献,也担承了经济下行时期的代价。在就业形势最低迷的时候,中国工人经受了经济严冬的打击,一度有来自农村2000万的产业工人被迫失业返乡,场景悲壮。其实,中国工人的巨大贡献又何止于迎战一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过去人们盘点30余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往往会归因于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与开明政策,归因于全球化带来的外部需求对中国加工业的带动,归因于科学技术进步,归因于制度变革释放出的强大效应,也归因于资本的力量与企业家精神的发扬。确实,对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来说,这些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有一个群体的功绩在许多知识精英的眼中,却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至少,这个叫做中国工人的群体所产生的伟大力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强调。在那些争名逐富的氛围中,劳动者默默地存在,甚至已经习惯被忽略。“民工荒”提示人们,整个社会不应该忘记,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无论昨天还是今天,中国工人其实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强基石。只有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利益,提升他们的福利,维护他们的尊严,让他们的付出和牺牲得到更为合理的回报,中国的未来之路才会更宽广,中国的社会会更阳光、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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