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舍陨落的嗓音(下)

环首刀闲置了，梆梆枪退还了，没想到父亲又拿上了一支广播筒。

那广播筒是用铁皮卷制而成的原始传声器，夜晚晃动发亮，白天闪闪发光。父亲每次使用后就高挂在屋内墙上。有一次，几个小孩趁院中无人，弄开房门将广播筒取下，学着父亲的样子喊话。广播筒在争抢中摔变形了。父亲弄清情况后差人传口信，叫家长将自己的孩子带到院坝里，一边训斥孩子们，一边心肝宝贝般地捧起已变形的广播筒让家长们过目。有两位抽烟的家长，轮番给父亲敬土烟，父亲抽烟就像过鸦片瘾，几个来回气就消了。最后，父亲木着脸朝孩子们走去，怜爱地抚摸了每一个惊慌的小脑袋，说这些娃娃聪明，是将来的革命接班人，要家长好好管教。家长们听到这话，才如释重负地领上自己的小孩离开。从此，父亲的广播筒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其他人敢去触摸。

父亲起居于油坊沟七户人家的大院正堂，大院面向铧口尖坡，背倚松树坡。松树坡位于村西北，是全村的至高点，父亲将它改名为广播坡。每天清晨，父亲站在山顶，嘴巴埋入翻卷的小筒口里喊话，声音从大喇叭里传出，穿沟过坝，翻山越岭，宣传时事政治，安排劳动生产，心情好的时候还吼几声革命歌曲。

父亲当队长很辛苦，每天起早摸黑，和不同心思的社员打交道，喊破嗓子安排农活，亲自同社员一起在春季抛秧播种，在夏秋挥镰收割。为了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他亲自选址设计，利用农闲时间带领全队男女老少兴建水利，遇上修建中受伤或生病的社员，他不仅加倍给工分，而且夜里经常去嘘寒问暖，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父亲站在工地上，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慢慢地移动广播筒喊话，指挥劳动队伍挖泥运土、抬石填方、夯实基地、碾压堤坝，三年的热切忙碌，让坡谷锤錾叮当悦耳、号子此起彼伏，终于建成了两口堰塘和五块囤水田。

父亲当队长也很郁闷，在上级和社员的夹缝中喘息。他为了改善社员的生活，每户分两块稻田养鱼，公社干部听到风声追查，好在大家守口如瓶才不了了之。

父亲就这样终日为队里的事操劳，早在为队上修水利和改田改土时就犯下的胃病一直未好。后来，队上病死一头牛，父亲在禾场和大家用铁锤砸破骨头，想熬一锅油汤分给各户，不慎被一根细骨飞刺左小腿，感染化脓一年多，从此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后来，父亲主动提出让年轻人当队长，自己当副队长管经济发展，开始一丝不苟地伺弄集体的桑林。那年农历腊月十六傍晚，父亲修剪垭口田的桑枝，不慎从田埂树上摔落，扭伤左腰肋，疼痛不断，久治不愈，居然长出一个肉瘤。最后在县人民医院检查，确诊为骨癌晚期。

我们背着父亲哭了无数遍，在三县边界地区不断寻求民间药方。父亲的病情没有改善，母亲认为科学医治不行，转而求助迷信。父亲经历了不少世事，见过不少生老病死，一直反对迷信鬼神。他从我们一些异常的举动中，明白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想知道病的名称。我们说了，父亲沉默了几天后，豁然开朗起来，还开起了玩笑：人终有一死，孟姜女哭倒八百里长城都没有把丈夫哭活，你们连房上一匹瓦都没有哭下来，有啥好哭的？

1979年1月的一天清晨，父亲突然听到喇叭里发出诱人的声音，有一种九州月落、长夜破晓的感觉。他一边按住疼痛的腰部，一边点亮煤油灯去看墙上的喇叭。公社广播员又重新宣读北京的会议内容，父亲怕听错，尖起耳朵听，越听越兴奋。天刚发亮，他便叫我立即将队长、四位作业组长叫来，说土地有可能要分给各户，要把田地肥瘦配匀，以减少分地的矛盾；土地到了户要有集体观念，各户每年可以提留一点钱，把外面的公路接通，把各户的大路修通，把堰塘维修好，把生猪、蚕桑业管好……父亲已病入膏肓，还惦记着大家，他们钦佩不已。

1979年农历八月初五的中午，父亲起伏的胸脯缓缓降下，鼻孔的气息慢慢消退，无力的头在我右臂弯突然一歪，喉头随之发出一种轻轻的、脆脆的、怪怪的声音，既像“咔嚓”声，又像“轰隆”声，更像“喔哝”声……

那声音犹如晴天霹雳、石磨碾心。我在极度的慌乱中，终于明白，他在用喉头与亲友们说再见。

父亲的音容笑貌烟消云散，乘鹤远去扯疼我们的心脏，所谓人间有爱岁月无情，但失去的是父亲的躯体，升华的是父亲的品行。他握着环首刀，扛着梆梆枪，喊着广播筒，一路走来，穿行山水田野，复度春夏秋冬。他生命的余烬化为泥土，归于平静的村落，默默地守望山岗的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