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反贪局长:最艰难的一次情感审理

2005年6月3日，本刊编辑部再次接到华北某地级市反贪局副局长黄女士的电话。她说，通过本刊的帮忙，已经和第六期刊发的《副厅干部选拔：那段曾被公示过的情感》一文中的女主人公联系上了。在深入交流的过程中，这两位在领导岗位上的优秀女士都感慨从政的艰辛，同样有着作为已婚女人隐藏于内心的真实情感。对处理这样的情感，她们一致认为：理智应永远占据上风，不过，那种荡漾于心间的纯美与心悸，无疑会成为回忆的浓重章节……

出于对本刊的信任，40岁的黄女士讲述了她经历过的一段情感。

作为主审官，明天我将要直接面对他

2004年4月13日下午，我正在外地办案子，局长忽然打电话给我，要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单位。经验告诉我：一定又有大案子了！要不然，局长是不会让我这个正在办案的副局长十万火急往回赶的。

当天晚上9时多，我赶回单位时，局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显然，局长还在等我。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前，手机忽然振动了两下，我连忙掏出来看，原来是赵永庆发来短信：“是否有时间一起喝咖啡？”我笑了笑，只简短地回复了三个字――在工作，然后敲响了局长办公室的门。

“黄副局长，有个重要案子。”局长直奔主题，“卫生局长受贿案发现了新的线索，发现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赵永庆涉嫌受贿。我已经请示并得到批准，明天传讯他，由你当主审……”

我脑子里“轰”的一下，局长后面说的话我没听清，只是机械地点头。

卫生局长受贿案，可以说是我们市反贪局2004年办的第一宗大案，是由局长亲自督办的。赵永庆怎么会牵涉其中呢？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脑子仍然“嗡嗡”作响。

夜深了。我泡上一杯咖啡，然后翻阅桌上的资料。对着资料照片中赵永庆棱角分明的脸，我的思绪就像那杯忘了加糖的咖啡……

那时，我还是侦查处的处长。

2002年7月10日，因为忙着办案，局长特批他的司机接送我。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坐的车与一辆轿车发生轻微刮蹭，我们车面前的保险杠把对方墨绿色的车身刮花了。“师傅，太对不起了。”我和司机连忙下车，连声赔不是。我掏出名片递过去，并把工作证和身份证掏出来，拿到那个司机面前依次展示：“因为有急事，我们要先走了。车修好后，请来找我。好吗？”对方还算礼貌，没有为难我们。我们说完便立即驱车离去。

接下来，工作实在太忙，我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

7月15日，我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来电显示是陌生的号码，我还以为有人想为案子说情，想也没想，就在开机的状态下把电池取出来。这样，对方听到的是：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直至两天后办完案子。我才重新开通手机。

手机一开通，一大堆短信就涌了出来，其中有一条短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欠我修车费2300元，请不要逃避，不然诉诸法律――赵永庆。”见到这个名字，我有种似乎很熟的感觉，对了，是那起事故。我连忙按号码打过去，约赵永庆到单位附近的咖啡厅谈妥这件事，还叮嘱他一定要带修车的发票来。

赵永庆真的来了，不过他不是司机，而是坐在汽车后座上的那个人。他没有带发票来，只带了身份证。

“不认识了？”赵永庆把身份证递到我面前，“初中时，咱们在一个学校。”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仔细看看他，还真的觉得有几分熟悉。对，他叫赵永庆，初二时曾给我写过情书，我虽然也喜欢高大帅气的他，但既没有答应，也没拒绝；初三那年，我家搬到另一座城市，我转学了，这才慢慢忘掉他。

“天哪，竟然是你！”我大叫一声，忽然意识到失态，连忙坐下，“怎么会这么巧？”

“世界本来就小。”赵永庆微笑着说，“小到撞车也可以碰上你。”

通过聊天，我了解到他已经是市医药管理局的副局长，而且竟然也考了律师执照。

“反贪局成立于1989年，是广东省检察院效仿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的，”说起反贪局，赵永庆如数家珍，“六年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正式挂牌……”

“你这么了解反贪局，”佩服之余，我开玩笑，“是不是在为反侦查作准备？”

“你说错了。”赵永庆又笑了，“我是为了以后可以进入反贪局，成为你的工作对手。”

我听了不禁大笑。赵永庆就是这样一个人，适时地说一些智慧的笑话，把气氛弄得十分融洽。做我们这种工作，经常有亲朋好友为案件当事人说情，经过无数次拒绝后，早已落下了六亲不认的名声，亲友都淡了交往。和赵永庆在一起，我觉得很舒服。从那以后，只要没什么工作，或者我约他，或者他约我，两人会坐在一起聊聊。

我们聊的内容范围很广，生活方面的，法律方面的，只是不会谈工作。赵永庆了解到我因工作太忙，经常疏忽丈夫的感受，正和丈夫分室而居。而我也得知他分居了。不知怎么的，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某处地方莫名跳动了一下。

就这样，我们一直淡淡地来往着。只有一次，喝完咖啡，赵永庆送我回家，临别时，他轻轻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停顿时间超过了礼节的界线。最后，我们一起松开，而且竟然都有些羞涩……

明天，作为主审官，我将直接面对赵永庆。我的手一抖，咖啡洒在手上，烫红了皮肤。

他妻子的话，让我心里透进一丝阳光

那次回到家，已是次日凌晨时分。家里冷冷清清的。我丈夫李玉成在市公安局工作，比我还忙。儿子在寄宿学校读书，休息日和节假日才回来。我们家就像洞穴似的，总是冷冷清清。

手机又振动起来，赵永庆又发来短信，是一张咖啡杯里正漫出热气的图片。我似乎感受到那种浓郁的潮湿渐渐蒙住双眼。

我已看了全部卷宗。如果情况属实，根据受贿5万元可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律来估计，赵永庆至少要在监狱里呆上五年。想到那些咖啡，想到那次温存的握手，我的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

在这座城市里，要找可以倾心相谈的人真的很难。就像我和李玉成，谈恋爱的时候，我曾经认为他是可以倾心相谈的人，可随着结婚生子，随着工作越来越忙，我们不再像夫妻，而更像朋友，而且是那种不太熟悉的朋友。

2003年9月6日，我们难得都在家里。我削了个苹果递给正在看报纸的李玉成。他看也不看地接过去，随口说了句“谢谢”。这两个字，听别人说时挺受用的，但出自他的口，我却觉得很生分和刺耳。这种礼貌的字眼哪里是夫妻间应有的言语啊？那天晚上，我主动给赵永庆发一条短信：可以去咖啡厅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以加班为借口离开了家，去了咖啡厅。

“为什么喝水？”赵永庆见我一直喝纯净水，感到很奇怪，“你本来喜欢喝咖啡的呀。”

“有时，生活就像水，没有滋味，却又离不开。”我举起杯子感叹，“如果里面有些橙汁，味道就会不同了。”

赵永庆理解地点点头，叫服务员为我端一杯橙汁。没想到，橙汁恰好卖完了。他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十几分钟后，才拿着一个橙子回到座位上。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水果商店，”赵永庆凝视着我，“人家却不愿只卖给我一个橙子，而我偏偏只想买一个。”

我感到脸上有些发烧，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杯子转来转去……

我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无法安稳地坐下来。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回避，但申请回避是需要理由的，只能借口身体不适了。局长接电话后沉吟了一阵子，才答应我休病假的请求，而且决定由他亲自处理这个案子。

第二天早上，我又收到赵永庆发来的短信，那短信很简单，只有一个字――早。看着那个简单而温暖的“早”字，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复。手机好像变成了烫手的山芋，我不知道该让它冷却还是让它继续发烫？犹豫好一阵子，我终于咬咬牙，又在开机的状态下取出电池。

这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难过的一天。

挂钟指向下午5时，我心里“咣”地响了一声。我熟悉反贪局的工作程序，一般情况下，反贪局对嫌疑人的传讯都安排在下班之后，因为法律规定，有关部门只有12小时的问讯时间。此时此刻，同事们大概已经把赵永庆请进检控室，进入问讯了。赵永庆会有什么反应呢？他那么了解反贪工作，问讯会顺利吗？如果一切属实……

我坐立不安，抓起话筒按下一连串数字，想了解一下情况，但听到铃声响起却又无力地挂断了。

忽然，门铃响了。我精神恍惚地打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不认识的、憔悴的女人。

“我是赵永庆的爱人。”对方没等我开口，抢先自我介绍。

“你来――”我一下子回过神来，吃惊地看着她，“找我有事？”

“我知道你。”她说。

知道我？她该不是听到我和赵永庆经常来往而前来兴师问罪吧？还是为了案子？不管怎样，让她站在门口总不是一回事。我把她让进了屋里。

“求你，求你帮帮永庆。”她一进门就跪了下来，“现在只有你可以帮他了。”

我扶她坐到沙发上，好不容易才从她颠三倒四的解释弄明白她找上门来的前因后果：赵永庆被反贪局盯上了，她四处打听，终于从公公婆婆那里打听到我是赵永庆的初中同学，而且在反贪局工作，又辗转从另外几个人那里要了我家的地址。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她才好。我也想帮赵永庆，可我不能那么做。

她一直在讲述，说自己和赵永庆虽然分居了，但她还关心着他的一切。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才知道心里是否还牵挂着对方。

“他不是那种人！”她斩钉截铁地说，“他不可能受贿。”

她说，她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和赵永庆没有分居前，逢年过节都有许多医药企业的负责人到家里来坐坐，来人都不会空着手，不是提着精美礼品，就是以给孩子买礼物、压岁钱为名，直接送上厚薄不等的红包，赵永庆每次都异常客气地让人家带回去，对一些老朋友送来的小礼品，赵永庆见不好当面退回去，总是找机会回赠远超过送来礼品价值的礼物……

听着，听着，我心里透进了一丝阳光，有点释然了。我说：“如果没受贿，他就一定没事。”这话既是安慰她，也是安慰自己。

“他一定会没事的！”她点点头，不像来时那样焦虑了。

我和她又聊了许久，直到深夜才开车把她送回家。开车离开他们家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还亮着灯光的房子――赵永庆和他妻子一起生活的地方，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

那一晚，我没有睡好。

最后的礼物：一袋又大又圆的黄橙子

2004年4月16日早上，我刚打开手机，就收到赵永庆的短信：“今天有时间一起喝咖啡吗？”我知道，他已经没事了，很想给他回复，告诉他，我很高兴知道他已经没事了，可是不知怎么的，眼前却浮起他妻子憔悴、焦虑的面孔。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把这条短信删掉了。

走进厨房，我亲自做了几样早餐端上桌子。

李玉成也在家。他见我做早餐，惊诧得好像见到外星人似的，瞪大不相信的眼睛，一直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突然，他走出阳台，抬头看看天空，又狐疑地走进屋子。

“怎么回事？”他坐到餐桌前，“太阳并没有从西边升起！怎么……”

“心情好。”我把筷子递给他，“心情好时，我愿意给你做早餐。”

忽然间，李玉成的眼睛湿润了，他拉住我的手，把我拥进怀里。

我羞红了脸，挣了两下，也就任由他抱了。是啊，难怪他会激动。从做处长开始，我就没有为他做过饭了，平时我们各吃各的，家里有时几个月都不开一次伙。李玉成毕竟是男人啊！他需要来自妻子的温暖，渴望这温暖一点一滴地滋润心田。

“以后，”我用力亲一下李玉成的脸，“我天天给你做早餐。”

李玉成笑了，一副幸福无比的样子。

然而，我的好心情很快就被一个电话破坏了。

电话是局长打来的，他先问我的身体状况，得到“没问题”的答复后，马上通知我晚上再次传讯赵永庆，由我担当主审。这一次，我再没有任何理由推搪了，除非说出我和赵永庆的交往并申请回避。可是，我和他的交往能够说明白么？

我心乱如麻，开车回单位的路上，有好几次差点儿出事。

回到单位，局长简单地介绍事情经过。原来，对受贿一事，赵永庆拒不承认，反贪局里现有的证据是一家医药公司法人写的情况说明，材料足以证明赵永庆曾经收受5万元贿赂，由于数额较小，除非赵永庆主动交代，否则难以认定。

“一定要打开他心理上的口子，”局长叮嘱，“让他亲口承认。”

我忽地又想到赵永庆妻子以及她说过的话。她说，赵永庆绝不会受贿。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想再回避了。尽管不是在咖啡厅，不会有心跳和感动，甚至我和他分站在鸿沟的两端，但我还是要面对赵永庆。

夜里10时，同事们把赵永庆带进检控室。我推门进去时，赵永庆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我微微欠了欠身，神情很平静，一如在咖啡厅那样。

“这是我们的黄副局长。”同事介绍。

赵永庆向我点头示意，那种风度似乎我和他从没见过面，今天才相见似的。我的心像煮滚的水，不停地翻腾，脸上却装出很平静的样子。

“赵副局长，这么晚了，第二次请你来这里，”我递过去一杯水，“你应该知道是因为什么吧？”

“不知道。”赵永庆轻轻地摇了摇头，“不过，相信你们不会无缘无故通知我来这里。”

才开了场，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这是我从事反贪工作以来最艰难的一次审理。

我坐下来，喝了口水，静静地看着赵永庆。赵永庆也静静地看着我。从他的眼睛，我看到一片清澄。那一刻，我相信，他可能真的是被陷害。法律规定，受贿5万元者可判处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贿者可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谁会为了陷害他，甘愿冒这样的风险？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正在这时，检控室外的同事示意我，有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

电话是赵永庆妻子打过来的，她在电话里，向我承认了事情的经过。

2002年4月2日，那家医药公司的代表找到她，把5万元现金交给她，让她帮忙向赵永庆求情，使医药管理局在查处他们公司时手下留情。当时，赵永庆家正要装修房子，她就把钱接了。晚上，她对赵永庆说了这件事，赵永庆非常愤怒，坚决要她把钱退回去。当时，赵永庆见她不听劝告，急了，打了她一记耳光：“你这是在害我！这5万元，买的是我的良心啊！”“你竟然打我？那你自己守着良心过吧。”她也急了，说完话就带着钱和简单的衣物回了娘家。就这样，两人一直分居。不过，她为了和赵永庆早日和好，早已悄悄把钱退回那家医药公司了。

她还说，她事先估计到那家医药公司不会为她写收条，因此去还钱的时候特意请了一个同事一起去，还在口袋里装了一枝小录音笔。上一次去我家，她之所以没说这件事，是因为怕越抹越黑，反而会给赵永庆带来麻烦。

放下电话，我的眼睛潮湿了。我马上把情况向局长汇报。局长马上派人去取来相关证据。很快，对赵永庆的讯问取消了。

打开窗子，已是清晨，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笑了。

自从在检控室相见、道别后，我和赵永庆再也没有联系。听说，他与妻子已经和好如初。

2004年5月26日下班，我从单位开车出来。忽然，有个小男孩拦住我的车，把手里的塑料袋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堆又大又圆的金黄色的橙子。我连忙抬头四处张望，看见马路对面有一辆墨绿色的轿车缓缓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