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与“慢”的迷茫

“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

知名媒体人童大焕在“7・23”动车追尾事故后发出的微博，被网友海量转发，并被引用于《纽约时报》报道中。

动车追尾，仅仅是一个爆发点。

快还是慢？今天，成了中国人思考的一个问题。

时光倒退几十年，这一话题肯定被讥笑为痴人说梦――那时，我们没这个资格。那时，我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世纪末，美国人雅瑟・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用一个章节来写中国人“漠视时间”。书中写道：“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

再看一组人类出行速度提升的数字：18世纪，人类速度可达每小时6英里（约为9.6公里）左右，步行或乘马车；19世纪，这一速度达到每小时60英里（约为96公里），因为有了火车；20世纪，喷气式飞机让我们实现了600英里（约为965公里）的时速――一个世纪跑快10倍，不可谓不惊人。

因此，超越时空的议论，会很天真，很滑稽。

一直加速前行的社会脚步，不是谁想叫停就能停下来的。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慢”是指没有汽车电话的18世纪，出门要靠晃晃悠悠的马车，信息要靠磨磨蹭蹭的信件，那时候有“古时候闲荡的人”，“游手好闲的英雄”。而到了20世纪，那些悠闲“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

英国一项研究称，世界都在进入“快生活”，全球城市人走路速度比10年前平均加快了10%，其中位居前列的几个国家都是发展迅速的亚洲国家。

看看我们周围，人人热衷赶时间，到处都需要快节奏――手机在响，电话在催；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车选择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一夜暴富；结婚要有房有车……人人风风火火，把每一天的日子过得如同打仗一般。只有快，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才能抓住机会，才不会被社会抛离。

于是，生产上，超强度、超能力、超定员；运输上，超载、超速、超员；基建项目上，抢工期、赶进度、忙竣工。有些官员们，急于出“政绩”，放松安全，大干快上，对非法违法和瞒报谎报行为视而不见……

这是一个受“快”裹挟的国家。

一位中国学者说，紧张的快生活是中国这代人避免不了的命运。中国就像正在快速成长的青少年，出现一些问题不完全是快速成长的错，而是营养失去了平衡。中国的近邻日本几十年前也经历过快速度带来的“生长痛”，但真正令日本人担心甚至绝望的却是“失速的20年”。

虽然，“快”并不是这个世界惟一的尺度和标准。但哲学层面的问题放入现实中，其复杂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

中国地域之大，人群贫富之不均，远不是一个“快”或“慢”即可解决所有地区、所有人问题的。当“富二代”们为购置奢侈品而奔向国外的同时，“贫二代”们头疼的则是如何“奋斗十八年与城里人一起喝咖啡”。

快还是慢？确实是个令人纠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