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哈布·哈桑

2015年9月10日，美国文学批评家、文化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辞世，享年89岁。一辈子都在沉思“不确定”的思想家终于确定了，一辈子都在探究“内在性”的学者终于彻底内在化了，一辈子都着迷于“多重声音”的批评家终于留下了一套复杂的文学符码。我们只能勉为其难地感受其中的“义生象外，秘响旁通”。

20世纪60年代以降，历史被糊里糊涂地推向了“后现代”。这个后现代据说有多种面庞，在技术史上是所谓“后工业社会”，在人类学论域之中被叫做“后人类社会”，在经济学意义上又被称之为“风险社会”。历史行进于“后现代”，人类思想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占据了优先地位，于是“后现代主义”如潮涌动，思想地平线上风景凄迷，人类精神却似乎空空如也，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犬儒主义肆心妄为。一谈起“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人们熟知法国思想家利奥塔、美国文学批评家詹明信，或者还连带上拒绝这个称谓的德里达和福柯，可就是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遗忘了伊哈布・哈桑。

然而，哈桑置身于后现代境遇之中，不是被命运牵着走，而是牵着命运走。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报告》问世于1979年，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发表于1984年，而哈桑的《后现代主义：一份超批评的文献汇编》问世于1971年。学术史也讲究一个先到者为父执，后续者为子嗣。从时间先后上称哈桑为“后现代主义之父”，显然并非喧宾夺主，掠人之美。

哈桑的代表作《后现代转向》的中译者刘象愚先生为其作者所遭到的冷遇鸣不平，诚恳指出：“哈桑对后现代主义早期研究的贡献无疑是不可抹杀的。”伯顿斯也中肯地指出，哈桑在20世纪70年代推进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并使其充满活力，“对文学批评论争产生的型构影响是巨大的”。史蒂文・康纳则从学理上为哈桑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谱系之中保留一席之地。在他看来，作为实践“否定方式”而又坚定地倡导“后现代转向”观念的文学批评家，哈桑高扬“自知”与“谦卑”精神，面对文学毁灭性因素的挑战，而缔造“超批评”，执着地复兴“批评的多种使命”。

“当人文主义停止呼吸，批评家将如何开口说话？”这种忧患之思，贯穿在哈桑对于后现代文学境遇的观察与沉思之中。批评家的多重使命乃是哈桑背负的重轭，因而他的写作乃是德里达文本实验的典范个案，也预示着齐泽克的“视差之见”及其精神“灾异”景观――同时写多重文本，同时发出多种声音，同时引发多层内爆，同时开启多种可能。哈桑用天才之笔，夸饰之词，来表达恶作剧之意，书写迷乱如同炼狱的景象。“书写是一种侵略行为”，“人在书写，就陷入了施虐狂和受虐狂之间永无休止的循环”，“评论就是酒神狂欢节，妒火中烧而无法无天的妇女就是批评家，将诗人俄尔甫斯撕成碎片，把他的头颅和竖琴扔进赫布鲁斯河，让歌声在河流上回荡”。这么一些哈桑式的夸张多少有些危言耸听，但他表现的是一种拒绝僵固教条以及解放语言创化潜能的诗学意志。

哈桑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他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位。不同于利奥塔以宏观思想史为视野将后现代定义为一种颠覆元叙事的知识状况，也不同于詹明信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出发将后现代定义为一种平面化且分崩离析的认知图绘，而是返回到人类精神的母体，在神话之中寻找后现代性的根源。狄奥尼索斯、丘比特、普罗米修斯、奥尔弗斯，都是巨变的动因，源远流长且生生不息。巨变引发不确定，不确定令认知者不堪迷惘，迷惘者无能道说，所以能指漂移、语义模糊、言此在彼，甚至超越于言默之上，文学成为德里达所说的那种“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道说一切事物”，或者说以最不负责任的方式表达对于“绝对他者”的最高责任。

哈桑思考后现代主义的特色，在于将后现代的思潮、后现代的历史况貌、后现代文学与诗学纳入到“新灵知主义”或“灵知主义复活”的语境之中，从神话的流传、词语的聚变以及形式的断裂，来提纯后现代“不确定性”。在他看来，“新灵知主义”像细菌一样侵入了文学的字词肌肤。字词皆病毒，正在攻击我们残缺的“中枢神经系统”。在约翰・巴斯和威廉・巴勒这么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中，哈桑发掘了两种沉默之声：自我毁灭的魔鬼的虚无主义之声，自我超越的圣洁的绝对超越主义之声。后现代主义则是一场空前的解体――类似于利奥塔所说的“异教之复活”。

哈桑敏锐地觉察到，仅有不确定性是不够的，如何超越不确定性，以及虚无主义，才是文学和诗学在当今必须领纳的圣命。将后现代的夸张想象发挥到极致，哈桑还是愿意毫不惭愧地请求：不仅要挽救那沉沦的方舟，不仅要追逐天空的彩虹，而且更要变成彩虹的元素，获得真正的光明。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