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宠坏的孩子”,向何处去?

1987年以来，对“幸运儿”来说是很不幸的。受到批评，“大学生基础文明系列调查”揭了我们的丑，而郎郎今年发表在《中国青年》的信，又引出了一场讨论。“大学生形象危机！”——当代人的危机意识就是强。想当年，我们很幸运：社会慷慨地送给我们“幸运儿”“天之骄子”的桂冠。我们坦然地接受了，但现在却成了负担，也成为诱使我们失重的潘多拉盒子：我们像气球一样被一口一口地吹大了。

社会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寄予很高的角色期待，也制定了许多成文与不成文的角色规范。进了大学，我们为摆脱中学生的影子付出了努力。待到大学毕业，我们将又一次体会到角色转变的困难。我们踌躇满志地走上工作岗位，面对实际问题却一次又一次地束手无策。

许多观念在今天都已得到了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在如何认识当代大学生的问题上，社会却表现出它的迟钝。从“理论热”到“文化热”，我们一直在思考。或许，是群众还生活在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冷”社会（一种习惯于保持平稳的社会），而我们的思想已比较开放？我们常说一些叫社会诧异的话。今年暑假，跟一位中年人闲聊，话题转到“民族性”上，我说了句：“法国工人阶级的战歌《国际歌》里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农民阶级的赞歌《东方红》里却有一句‘他是我们的大救星’，而我们居然两首歌并行不悖地唱了几十年！”

“不能这样说嘛！你们这些大学生啊……”

“为什么？”

“……”

不幸的是，我们的缺点往往与我们的优点共生。我们看待社会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偏狭的思维定势。映入眼帘的常常是“社会主义的贫困化”、党风不正、特权现象，、外行领导内行、群众奴性、农民愚昧……然而，9年来的改革已使党和人民（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这一事实，我们却看得过于自然，我们会说这还差得很远……这时，我们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种类似“救星”“李青天”的角色，本已大写的“主我”I被进一步放大了（而本来就小写的“宾我”mc却因此而更小了）。

偏见，导致我们的“傲慢”。本已膨胀的我们又濒临爆炸的边缘：“我当个县长总行吧”，这算是谦虚的；“别说当县长，就是总理又有什么难的！”口气不小。

我们如此自大，是因为过热的空气，是因为对社会的偏见，还因为我们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想像得过于容易（哲学已经使我们念烦了，道理却没有吃透。因为原理本身也得经过实践检验，而要想自觉运用原理又非经过实践不可，然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与大学生有较深交往的人，会看到我们的“失真”，也会体会到我们的苦闷。

“哎，真没劲”，这是我们常说也常听的一句话。我们有时说不清为什么而学习，学些什么。高等教育与我们将要担当的社会角色有太大的距离，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又在想这些东西究竟有多大用处。我们无法根据未来的职业去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对于选修课，我们有时是出于兴趣，有时仅仅是出于学分上的考虑。

更多的时候，我们苦闷：困惑源于对人生意义的茫然。我们曾有过许多现成的答案，而现在，它们自己也感到了自身的某些贫乏与空洞……

我们像被宠坏了的孩子，社会曾给我们太多的荣誉，我们对社会也有太多的要求，毕业分配时更达到高峰。我们也定向——“天南海北”，大机关。留在大城市的喜形于色，未能如愿的黯然神伤。

这一切的一切，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这代“21世纪人”身上。此时此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忧郁和激动，想通过《中国青年》向同时代的大学生发出真诚的呼唤：我们，该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