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如拱璧的嘉定竹刻

嘉定竹刻诞生于16世纪初（图1），时在明代正德（1506～1521年）、嘉靖（1522～1566年）之际。创始者为朱鹤（号松邻），他创深浮雕与透雕相结合之深刻技法。朱鹤之子朱缨（号小松）（图2a、2b）、孙朱稚征（号三松）（图3）承继其技艺而能发扬光大。朱稚征不仅技艺全面且又视野开阔，破家传手艺不外传的门户观念，将此雕刻绝活传于沈氏等。沈氏谓沈汉川、沈禹川（大生）（图4）兄弟，以及沈汉川之子沈兼（字两之）。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沈氏与秦一爵等人“法本三松而能运以己意”（金元钰《竹人录》），朱氏一脉技艺得以保全延续并有发展。

嘉定竹刻因着竹人的社会声誉与工艺的精绝而获得文人精英阶层的普遍认同。清康熙时，随着时局的稳定与经济的复苏，嘉定竹刻习之者渐多，竹刻器物成为地方知名物产，而竹刻艺人中的佼佼者更是独领，不仅成为当时上层文人的座上宾，如吴之[（字鲁珍）者，更有封氏兄弟封锡爵、封锡禄（图5）、封锡璋直接服务宫廷，为皇室效力。吴氏诸艺兼善，尤以薄地阳文著名当时；封氏擅长竹根圆雕，时称“绝技”（《竹人录》）。吴氏、封氏之后，雍正、乾隆之际，有顾珏（字宗玉）（图6），“不袭前人窠臼，而能独立门户”（《竹人录》），以“刻露精深”闻名当时。而封氏传人施天章（字焕文）、封氏后代封始镐、封始岐则继续服务宫廷。其时有侨寓嘉定的福建人邓孚嘉，以“直起直落”之法，镌刻“折枝花最为工妙”，所作景物“映带回环，秀媚静雅”（《竹人录》）。乾隆之世，有周颢（号芷岩）（图7a、7b）以画法刻竹，“更出新意，作山水树石丛竹，用刀如用笔，不假稿本”，而能“自成丘壑”，时誉为“绝品”（钱大昕《周山人传》）。又有邓渭（字得璜）以阴刻书法为人所重。

经康、雍、乾之世，嘉定竹刻之品类与雕刻之形式更趋完善，竹刻技艺与声望也达到极盛。嘉庆、道光之时，嘉定一地竹刻已蔚然成风，从业者众多，有王梅邻等能变化前人成就而有个人独有之创造。道光以后，世事变迁，前人所创渐趋式微，竹人以在竹上模拟名家书画为能事，技法与品类也日趋狭隘。

咸丰、同治年间，翻黄工艺引入嘉定，竹人习之者众，一时为尚，有识之士因之发出“并刀法亦失传矣”（清光绪《嘉定县志》卷八《风土志・土产》）之感叹。光绪之后及于民国初年，竹人大都开肆营业，为求市场，竟至“数典忘祖，渐失真意”（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五《风土志・物产》），几无从见到佳作了。然嘉定竹刻盛名之下，遗风犹在。

关于晚清及民国初年嘉定竹刻之制作、器物品类与雕刻形式的情形，可以通过当年一张竹刻商号印制的广告单来窥见一斑。当时嘉定城中经营竹刻的商号众多，知名的有时大经的文秀斋、张学海的文玉斋、朱世的酉阳俎、叶端甫的晴翠斋、韩玉的云霞斋、万雅堂的文元斋、申竹芗的瑞芝斋等。为经营需要，各家纷纷制作传单，宣传各自所出，以求广而告之。倪氏怀云阁竹刻号是其中平常的一家，曾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印制了精美的广告单（图8），从存世的传单可知，当时其出品的竹刻制品有21种之多。传单展示的文字内容整理如下：

倪怀云阁，开设嘉定城中察院桥西首。本斋家传竹刻已阅六世，海内驰誉。兹因低货杂出假冒，为加仿帖。所制朝盒、翎筒、笔筒、秘阁、帽筒、帖架、琴刀、书尺、图书匣、都盛盘、楹联、镜匣、笔船、墨床、竹根人物、砚山、如意、酒杯、食箸、扇骨、烟梗，镂刻阴阳文山水、鳞鸟、侍女、花卉、篆隶、小楷俱备，尚蒙仕商赐顾。请认本斋“宝五”二字长方图记，庶不致误。看定花色，概不退货。光绪庚辰夏五，宝五主人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竹刻艺术受到政府的重视，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地方贤达的呼吁与支持下，竹刻技艺得以保存与延续。1980年代以后，嘉定竹刻进入复苏期，至2000年的前后20年间，先后涌现了一批竹刻人才。随着2005年嘉定区竹刻协会的成立、2006年嘉定竹刻入选“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2007年嘉定竹刻博物馆的建成，嘉定竹刻艺术的历史进入新的阶段。

嘉定竹刻作为地方优秀文化的代表，自明代朱鹤创立，经清代至于民国，技艺传承有绪，器物种类繁多，雕刻形式丰富，经众多优秀竹人的不懈努力，终使其成为一门高度独立的工艺品门类，赢得世人激赏与赞叹。在400多年的岁月里，前后涌现了120余位优秀竹人，其中代表性竹人有三朱（朱鹤、朱缨、朱稚征）、两沈（沈大生、沈兼）、侯崤曾、王永芳、周乃始、吴之[、封氏三杰（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顾珏、施天章、周颢、邓孚嘉（图9）、邓渭、王梅邻（图10）、程庭鹭等。竹刻艺术品常见种类有簪F、仙佛像、笔筒、香筒、蟹、蟾蜍、诗筒、竹章、酒杯、竹根人物、果z、臂搁、扇骨、翎筒、镇纸、竹杖、墨床、竹肖像等，分属竹筒雕与竹根雕两大类。常见雕刻形式有圆雕、镂雕、深浮雕、浅浮雕（薄地阳文属其一种特殊形式）、深刻、浅刻、细刻、陷地深刻、陷地浅刻、阴阳文（为变通浮雕、陷地刻与浅刻兼而有之新法）、留青、贴簧（图11）等。2012年上海博物馆在馆庆60周年时举办的“竹镂文心――竹刻艺术特展”中，分嘉定独旨、金陵宗风、留青别裁、互动交辉四个篇章介绍了竹刻艺术的成就、文化特性与其达到的高度，共展出历代重要竹人的代表作166件（组），其中嘉定竹人之作品达75件（组），可见其分量之重了。

有关竹刻作品之欣赏，前贤如金元钰（号坚斋）、吕云彪（字舜祥）、金绍坊（号西）、王世襄（字畅安）等都有专著介绍，兹不引述。当代竹人、上海工艺美术大师、嘉定人张伟忠对竹材特性与竹刻艺术本质之体悟独有会心，每有前人所未发之见解，常获圈内同道心许。如对明朱三松“松下高士笔筒”的解读，点出“刀法简古、意境清奇”，认为从作品拓片与实物的比较来看，它的稿本不是在平面纸张上设计的，而是直接在笔筒上设计创作的，采用的是“笔筒平面立体雕刻法”（图3）。此笔筒整体构成大开大合，上紧下松，内紧外松，主体紧，次体松。人物是上实下虚，整体的虚实对比与局部的疏密关系形成了有节奏的视觉感。一是主次分明，以斜出松树为主线，松树与人物之间镂空，从而营造了空间的深度，产生幽深的立体感，来反衬人物主体。二是文具的配置，取势都与人物连接呼应，聚气感十足。三是山石的处理犹如早期绘画样式，勾线赋彩，不做皴擦，圆浑简约，呈现出竹子朗润的肌理感。四是下部桌面与地面大面积斜铲，形成点状的高光断面，这样上部的清润与下部的厚重形成两种不同肌理的对比，增加了对比强度，在材质肌理的把握上匠心独运。五是主体部分的松针与人物重点刻划，强化装饰效果，不仅聚气又增加了器物的张力与饱满度。松树树干不加鳞片，与松针形成对比。松针整体的处理，不做细碎的镂空，避免了创作中常见松散的弊病。六是人物正面桌子的脚与地面的处理极为少见，使一个平坦的斜面有了松紧的对比，节奏感与饱满度具佳。

整个笔筒不同肌理的大块体面分割产生强烈的肌理变化与光影节奏，增强了雕刻内容的体积感，巧妙地将中国画图式构建中的实白与虚白转化为雕刻语言的实空间与虚空间。

对于清王梅邻“翠筠逸兴笔筒”，他点出“阴刻阳雕、虚实相生”，指出作者善取古法而有变通，既雕既刻，不失文气，如此表现，为其独有（图10）。

此件笔筒既采用浮雕的技法，又取法周颢的刀笔意趣，融陷地、浮雕、阴刻于一体。人物做浮雕处理，重神韵而略刻划，五官点到为止。人物周边是整个笔筒刻划最深的部分，画面由此从深到浅向四周过渡，从浮雕慢慢转变到以阴刻线条来表现山石、竹林。近景山石以阴刻勾线，轮廓分明。人物身后的竹林采用阴翻阳的手法，近深远浅。远山用坦圆刀斜披，轻描淡写，使山石与竹林浑然相融，呈现一种朦胧的状态。

竹刻艺术是我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审美价值历来为社会精英阶层所重，“学士家供之以为，好事者袭之而如奇珍”“好古士大夫家所藏……重如拱璧”（《竹人录》）之风雅轶事俱载史籍。嘉定竹刻因其流传有绪，自成体系，而在竹刻艺术界独领，并因其明显的地域性和可贵的原创性，最终成为中国竹刻史上，同时也是中国雅玩史上最大的流派。

责编 李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