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交换与交换剩余:两种对立观点的统一

摘要：马克思认为是分工决定交换，而亚当斯密认为是交换决定分工。前者是以唯物主义方法论得出的结论，符合交换发生的历史逻辑；后者是以经济人的先验假设研究的结果，能正确解释分工与财富增长的紧密关系。本文用交换剩余作为联系纽带将两种观点进行了整合，揭示了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偶然换与一般换的演化关系。

关键字：交换 分工 交换剩余

作者简介：罗跃龙 工作于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职务：讲师，出生于1971年11月

一、两种对立观点的方法论差异

关于分工与交换之间“谁决定谁”的争论由来已久，最典型的就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两大对立观点在学界的争论不分伯仲。

马克思认为是分工决定交换，①他认为交换行为的实际发生必须依赖两个条件：一是产品的差异性。马克思认为：“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共同体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里，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种自然差别，在共同体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1]二是产品出现剩余。马克思认为：“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拿到市场上去。”“一切商品对他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他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2]

亚当斯密认为是交换决定分工，他说：“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

更确切的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必然的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范围”。“就象交换倾向形成了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才能上的差异一样，交换倾向也使得这种才能差异成为有用”。“他们的各自才能的产品，通过互通有无、交易和交换的一般性，仿佛变成了一种共同的财富”。[3]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第三章的标题明确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4]这一观点后来被斯蒂格勒称之为“斯密定理”，其核心含义就是：“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随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和存在”。[5]“市场要是过小，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的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6]因此，只有交换存在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分工的出现才成为可能，从而，“分工是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观点分歧主要源于他们研究的方法论差异。马克思始终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世界观，因此，马克思研究和认识一切经济现象都一贯遵循唯物主义方法论。根据唯物史观，任何交换倾向和交换行为的实际发生都必须有产品差异的客观存在为前提，正如一个养绵羊的人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斧头，又怎么可能产生用绵羊去交换斧头的念头（交换倾向），更不会存在去算计几只绵羊与几只斧头交换才是等价的理性思维了，因此，马克思自然会将分工当作交换发生的物质前提。但是，仅仅只有分工，如果产品没有剩余，也不会有交换行为的实际发生，因为当养绵羊的人自己都不够吃的时候，又怎么可能去交换斧头呢？所以，马克思必然认为产品出现剩余也是交换的物质前提。总之，按照唯物主义方法论，马克思的推理在逻辑上是严密的。

亚当斯密是以经济人的先验假设为研究前提，当然一切经济行为的产生都离不开经济人的理性算计思维（自利的意识支配自利的行动）。由于任何生产行为的实际发生都会有成本的实际发生，如果没有足够的交换倾向作保障，主动参与分工生产就是不理性的。正如一个人明明知道市场不需要斧头，为什么还要去专业化生产斧头呢？所以，亚当斯密认为“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有相互交换的倾向”的推理也很自然了。从实证分析来看，“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也支持了“交换决定分工”的结论。所以，依照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也没有错。

二、分工、交换与交换剩余

上述两种观点究竟熟是熟非？这似乎落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之中。为了破解这一悖论，我们沿着分工的历史发展逻辑来阐释交换剩余、交换与分工的关系。

历史的看，分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然分工阶段和社会分工阶段。自然分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由于人的生理和自然环境的差别而引起的不同的生产活动②，自然分工在没有交换之前就客观存在了。在不存在交换的自然分工阶段，人们处于完全自给自足的状态，此时，虽然由于自然分工而存在生产效率上的差异，但不会出现产品剩余。假如在自然分工阶段存在相邻甲乙两人，当然他们的生活选择就是自己能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如果甲能生产产品A，每天也只消费3个单位的产品A，可能甲的生产能力不止3个单位，由于不存在交换（或没有交换意识），甲是不可能每天生产4个单位的产品A，因为多余的1个单位产品A，不但对他没有意义，反而是对资源（譬如劳动）的浪费。因此，在没有交换欲望的自然分工环境中，甲一直延续每天只生产能满足自己消费的3个单位的产品A。同样，乙也只生产能满足自己消费的3个单位产品B，如果甲乙两人老死不相往来，他们的自然分工状态将一直延续下去。但随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有所接触，也许是因为相互观察，也许是因为相互吹嘘，他们会逐渐对对方的产品产生兴趣，试探性地交换总会发生，这就是偶然交换，譬如甲（乙）用1个单位产品A（B）去交换乙（甲）1个单位的产品B（A），于是他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甲由单一消费3个单位产品A，转变为消费2个单位产品A和1个单位的产品B，乙由单一消费3个单位产品B，转变为消费2个单位产品B和1个单位的产品A。如果试探性的交换之后，他们感觉比以前的效用增加，增加的消费效用来源于交换，我们称之为交换剩余（相当于比较利益）。正是因为交换剩余的存在，甲乙两人的交换由试探性转变为常规性，但此时他们依然是各自生产3个单位的产品A和3个单位的产品B，相对于他们自给自足而言也没有出现产品剩余。但随着甲乙两人各自接触的人数增多，同样的交换故事会不断发生和传播，直到甲专业化地生产产品A去交换自己的多样化需求品，乙专业化生产产品B去交换自己的多样化需求品③，从此，偶然换就转变为一般换，同时，自然分工也就转变为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与自然分工存在本质差异，社会分工不再是单一为自己或个别人的生产活动，而是为了多数人的交换需求的生产活动。此时，每个人的生产活动以及消费方式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一般换和社会分工的组成部分，并且依赖于后者④。我们将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变迁的模式描绘为如图3模型。

从图1可知：自然分工转变为社会分工是以偶然换转变为一般换为基础，而偶然换向一般换的转变是以交换剩余的存在为前提。自然分工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自用，但它却导致了交换（偶然性）；社会分工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为了交换（一般性），但它却导致了财富的增加。

现在我们再来阐释马克思和亚当斯密关于分工与交换关系“谁决定谁”的悖论。根据图1模型，人类初始发生的偶然交换的确是建立在具有产品差异的自然分工的基础上，这符合唯物史观。因此，从历史逻辑看，马克思关于“分工决定交换”的判定是正确的。但那是自然分工决定偶然换，却不能决定一般换，而决定一般换的是交换剩余。只有当交换剩余客观存在时，偶然换才转变为一般换，从而部分自然分工才转化为社会性分工。因此，亚当斯密关于“交换决定分工”的判定也是正确的，但那是站在历史的横断面基于“经济人”的观察结果。从经济学意义上看，亚当斯密的推理更具有说服力。因为，当没有交换剩余为诱饵，没有一般换为市场，人们不会主动参与社会分工，只有被动接受自然分工。所以，“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具有经典意义不为过分。如果说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解释了分工与交换关系的历史逻辑，那么亚当斯密就以“经济人”的先验假设说明了交换、分工与财富增长的辨证关系。因此，单一地认为谁的观点是正确的或错误的，都是片面的。只有将他们的分析模式统一在图1的模型中才是完整的。马克思的结论符合本文图1模型前半部分，而亚当斯密的结论刚好与该模型的后半部分相吻合。

图1模型不但能很好整合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观点，而且也能融合恩格斯关于分工（生产）与交换关系的论述。恩格斯认为：“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相互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至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7]。不过，恩格斯过分地将分工与交换当作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太笼统化。而在我们模型里，是自然分工制约着偶然交换，而不是相反；一般换决定着社会分工，而不是相反。如图2-4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斜线并没有从原点出发，而是自然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偶然交换才会出现，而在偶然交换时期存在一定筛选过度期，因此，在自然分工决定偶然交换的过度期里是一条水平线。在偶然交换的筛选过程中，只有那些存在交换剩余的偶然换才会扩散为一般换，从而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分工才转化为社会分工。

三、交换剩余与产品剩余

在我们的模型里，无论是偶然换向一般换的转变，还是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转变，其最关键的诱因是交换剩余的存在。交换剩余是因为交换的发生给交换双方带来的效用增加。如果交换剩余不存在，偶然换不会继续下去，一般换就不会发生，那么，在事前因为自然分工而形成的产品剩余就没有任何意义。基于经济人的理性思考，没有人会在不存在市场交换需求的条件下就多生产剩余产品⑤。因此，马克思关于产品剩余的存在是交换发生的必要条件是不成立的，这在本文上面讲述的偶然交换的故事里能得到很好的印证。正如一个精明的家庭主妇，做出的饭菜刚好够全家人吃饱，但不会剩余，因为家庭之间不会因为存在饭菜的剩余就发生交换。虽然在闹市的夫妻饭馆每天都在兴高采烈地生产着剩余，但在“大漠孤烟”之地去多煮一碗面条都徒劳无益。交换剩余对于一般交换和社会分工的决定性意义给我们以现实的启迪，那就是在今天，市场的预测和营销工作远远比分工生产本身重要得多，正是前者的指导正确，后者才变得有意义。否则，分工生产就具有盲目性。虽然交换剩余实际发生于交换行为，但交换剩余却根源于人们对交换内容的实际需求。一般而言，需求越大，意味着交换剩余也越大，从而激发起人们主动参与分工生产的积极性也越大。对某种产品而言，如果不存在市场需求，就不可能有交换剩余，当然分工生产就不会发生，无论这种分工的生产效率有多高，更无所谓产品剩余的存在了。由于任何需求都是有限度的，不但是因为需求本身的限度，还存在需求能力的限度（譬如购买力），以及交换条件的障碍（譬如交易费用）等等，也就直接决定了交换剩余的限度。而交换剩余的限度决定着分工生产的量的大小，基于经济人的理性思考，人们就不会超越交换剩余限度而多生产剩余产品。否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纯粹属于资源的浪费（成本损失）。因此，无论是自然分工还是社会分工，基于经济人的理性考察，都不应该出现产品的剩余，又怎么会得出产品剩余是交换发生的必要条件呢？

参考文献:

[1][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07、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3][4][6] 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第17、21、22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5] 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新1版.

[7]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8] 宋刚：《交换经济论》，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注释:

① 在学界基本上都认为马克思和亚当斯密在分工与交换的关系上的论点是对立的。参见：盛洪著《分工与专业化》、宋刚著《交换经济论》和高林远著《论企业的起源》等。但学界的这种划分也值得商榷，其实马克思也论述了交换对分工的促进和影响（分别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7页和第408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389-390页。

③ 所谓专业化，按照赖宾斯坦的观点，就是“指生产方式向较少种类的活动上增大其集中度而言”。由于当人们专门用一种产品去交换其它自己的需求品时，必然就减少了自己生产产品的种类，因此，生产的集中度增进，专业化分工也就开始了。以此推理，如果人们完全自给自足，即便存在自然分工，也不具有专业化效应，因而，本文认为真正的专业化是始于社会分工。

④ 人类社会最初始的社会大分工就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农民专门从事农产品生产，手工业者专门从事工业品生产，形成这种专业化生产的基本前提是他们的相互依存性，即农民需要工业品，手工业者需要农产品，他们通过一般换为他们的分工行为负责。如果其中任意一方不需要另一方的产品，那么双方的分工就回到自然分工的状态中。

⑤ 相反，即便没有自然分工，只要存在交换需求，人们也会参与新的分工，这就是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