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权力世袭,莫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8月8日,广东省东源县法院院长徐周定主持法院党组会议,同意不经考试就招录自己的儿子徐行(有些智障)为工勤人员。这个岗位虽不是公务员,但有人事部门的正式编制、由财政统发工资、签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名副其实的“铁饭碗”。对此,当地人事组织部门认为“没问题”“不违规”。

此事曝光后,虽然东源县政府对事件作出处理意见,责成县法院党组对违规招录行为进行深刻检讨并予以纠正,正按程序辞退徐行。然而,这起事件引发群众对“就业腐败”的关注。一些公众质疑:财政供养人员不公开招聘合理吗?“一把手”行使职权能不回避直系亲属吗?

8月13日,受到广泛关注的罗彩霞案,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异地开庭审理。最终双方以调解结案(罗彩霞获赔4.5万元)。在“一考定终身”的语境下,通过考大学实现人生价值,是大多数寒门子弟唯一的社会上升通道。对农家女罗彩霞而言,尤其如此。但作为公安局政委之女的“假罗彩霞”王佳俊,却抢先堵死了罗彩霞步入社会的通道。

在这两起事件背后,是一个日益逼近的严酷现实:社会上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低收入阶层跃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到富有阶层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仅有的几个上升通道也机会渺茫,社会结构正在日益“板结化”。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公共职位世袭化苗头的出现。

权力世袭的毒瘤正吞噬公平正义

事实上,权力就业现象早已不是新闻,能够旱涝保收的机关事业单位俨然已经成为权力的后院。比如――

浙江温州龙湾区数年之前定向科级以上干部子女招考的红头文件被扒拉出来之后,当地人事局相关负责人回应质疑称,是因为该区机关干部十分关心子女的就业问题,为了稳定干部队伍,所以才有了这份红头文件;

平江县林业局副局长曾永才涉嫌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职位:“妻子,儿子、女儿等9名亲属都在平江县林业系统工作”,经查实,平江县林业局“近亲繁殖”现象较严重,平江县有关方面已责令林业局进行全面清理。

5月初,海南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该市小额贷款担保中心招聘工作人员的笔试成绩及入围面试人员名单,被网友爆出,以99分的“神迹”分数位列笔试第一的温娉婷尚未毕业,且没有经过报名审核就直接参加了考试。5月12日,三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实,“最牛考生”温娉婷是社保局局长温孝廉的女儿。而温孝廉回应称99分是女儿凭本事考出,并称系统内部职工子女可以放宽报名条件。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越来越多的领导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没有经过公正、公平、公开的选拔程序,把自己的关系户统统转化为“吃皇粮”的特殊职工,借此机会大肆揽钱。

这种“权力世袭”的官场腐败进一步表演,实际上就是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利用公权力在其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和交接。在这种模式的运行之下,父母社会地位愈高,拥有权力愈大,由其衍生出来的关系户求职的能力也必然愈强。被曝光的事例,只是冰山一角。现实中,一些干部利用权力就业的现象层出不穷,这种以权力秩序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恶化,导致一些以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经营困难、举步维艰。

扩招与高学费:高考已难促进社会流动

起初,由于高校招生名额较少,就读费用低,高考纪律也较严格,高考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个人的才智与勤奋。由于中国的各种政府职位一般都有一定的学历要求,因此高考能够起到与古代科考类似的作用,即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才吸纳进官僚体系。平民家庭的子女因而具有相对公平的机会,跻身于政府公务人员之列。

但随着高校急速扩招,高考纪律的松弛触目惊心,加之在职学历教育的泛滥,取得高校文凭不再需要太多的才智和努力。在竞聘公共职位时,鱼龙混杂的高校学历不再能有效地发挥人才识别的作用。在各自都具备相应的学历条件时,面对官员后代的竞争,平民后代显得不堪一击。

高校扩张在总体上增加了入学机会,但由于高校收费的大幅提高,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平民后代,到高校就读反而更为困难。这在总体上进一步降低了平民后代进入官僚体系的比例。实际上,总理不久前还曾为高校学生中穷人子女比例之低深感惊讶。

在以前,公务人员的各种作为即使不能让人满意,但由于自己或自己的子女也有跻身其中的希望,人们对整个官僚体系仍会予以几分认同。只要平民后代进入官僚体系的渠道较为公平和畅通,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裂痕就不至于太深。

但现在,一方面政府掌控着全社会资源中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平民阶层却越来越难以跻身于官僚体系之中,官民之间的矛盾和裂痕必然会日益明显和严重。最近几年,许多大学毕业生不但发现就业困难,而且对择业过程的不公平现象也深有感触。但如果一个社会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自己的境遇愤愤不平,它的政治稳定性必然会变得非常脆弱。

谁能进入高收入行业?

根据复旦大学陈钊教授的一项研究,1988年,行业收入差距对整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到了2002年,行业间不平等已经成为仅次于地区间差距这一因素之外的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二重要的因素。

90年代以来,“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大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收入越来越高,“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给业”的收入也迅速和其他行业收入拉开差距。这三个行业的高收入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在经济学上,垄断并不必然导致行业工资过高。只要劳动力能够在所有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人的竞争会导致行业收入趋向于均等化。也就是说,即使老板之间的竞争不可能,只要员工之间能够自由竞争,垄断并不会持续拉大收入差距。

但陈钊的另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进入高收入的垄断行业做员工,和成为这个行业做老板一样困难。教育、经验固然重要,但关键是父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比如说,量化研究显示,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党员身份,对于子女进入高收入行业都有重要作用,但在东部地区,父亲的党员身份更重要――其作用相当于给父亲增加了近10年的教育。

和一般人想象的情形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父辈的社会关系和当地户口对能否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越大。

“国家保障”的稳定性强化了“权力世袭”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世界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于其它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像说的那样“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和“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现代中国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官本位”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上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现象。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的盛行。官职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

“权力世袭”的危害

必须承认,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坛中,同样存在着家族传承现象。在选举政治中,家族传承优势(表现在能力养成、社会历练、知名度等方面)确实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正是由于民选政治的存在,民众始终享有作为政治消费者的知情权、监督权、评判权和选任权,这一领域中的世袭现象对社会并无太大害处。

而在中国,由于民众并不享有这种政治上的消费者权利,公职世袭不但会严重损害社会公正,因为它剥夺了其他人的平等机会;而且也将使官员素质日益下滑,因为官员后代甚至无需努力获取任职所需的能力和素养。加上政府官员对公共资源的支配,在数量和用途上都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社会公众对相关决定往往缺乏影响力。而且政府支出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舆论监督的力度有限,公众甚至难以知悉公共资源的确切用途和流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利用公职牟取私利的空间,往往大得超乎人们的想象。

面包师的儿子如果真能烤出好面包,人们当然乐意花钱购买。但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是面包师的儿子,就认为自己一定能烤出好面包,并且可以强迫人们购买他的面包,那么人们买到手的面包很快会变得难以下咽。一旦面包消费者缺乏选择权,面包师烤出的面包将越来越难吃。同样的道理,只要民众无法对官僚体系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官僚体系的政治素质也只能是差强人意。

在中国,各级政府及其它公共机构不但直接支配着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对民间社会有着极强的控制力量。如果政府权力和公共职位仅在一个封闭性的群体中传承,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一种板结化的态势: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仅仅凭着其身份优势就能享有优厚的境遇,而更多的人则不管怎么努力都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同的社会阶层(作为社会分工的宏观形式)一旦缺乏必要的交汇和流通,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就会日益激烈,并最终促成政治变革的发生。

如何打破权力世袭?

一、需要创新制度设计

从根本上讲,要打破权力世袭潜规则,需要创新制度设计,严格问责制度,给脱缰的权力套上法律制度笼头。在“潜规则”一时难以彻底打破的语境下,把机关事业单位招考全过程向社会和盘托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十分重要。总之。只有多管齐下,制度具有执行力,才有望砸破人事暗箱。

二、改变公务员一考定终身的职业模式

抚平社会的裂痕,一要改变产生“官二代”的土壤和条件,建立和完善公务员的退出机制,改变公务员一考定终身的职业模式,探索领导干部“单方退出”机制和任期退出制度。二要建立起鼓励优秀青年投身产业的政策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帮助他们理性地建立起稳定的职业预期,选择好自己的职业,保证在起跑点平等的前提下来谈结果的差异。三要重视收入分配公平问题,重点解决不同社会群体公平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在当前,消除社会“仇富、仇官”的心态,就是要割断公权力与市场的交易,还市场一片朗朗的晴空!

“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对此心安理得、麻木不仁和缺乏起码的反思和警惕。当然,一个聪明的民族应该在理性地思考每个阶层的责任上,在公平和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去寻求解决之道。

三、打破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供给制和人身管制的产物,在今天已经显得不公平和过时,并且成了中国继续发展的障碍。

如果4万亿不是去做投资,而是用于取消户籍制度,情况会怎么样?那样做可能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

“‘4万亿’提供了一个大规模投资的借口,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强制拆迁。这是在以一部分人的收入降低为代价来发展城市化,不是刺激消费,而是在降低消费。”学者黄亚生说,如果不选择这种方式,而是让农民工在城市里定居下来,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唯一的不同就是GDP增长会慢一些。”

许多人都知道中国是最严重的收入不均的国家之一,黄亚生说,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1980年代,中国的贫富差别缩小了很多,到1990年代却急剧恶化。

中国本来有机会让工业分布在农村,提高农民的收入,同时让更多人在城市生活,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2亿以上的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奔波,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链接】国外如何预防

权力腐败的派生品

从世界各国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中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早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如美国联邦法律就禁止联邦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自己的亲属到该官员所控制的任何机构或部门工作。它对“亲属”一词的解释涉及了公务员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婶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涵盖面很大。

在其他许多国家的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波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规定:“国家机关职员本人与其配偶、直系亲属或旁系近亲如在职务上构成上下级隶属关系,则他们不能在同一机关任职。”

德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应回避与他本人或其亲属有直接牵连的公职活动。”

奥地利《国家官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在以下情况中与配偶,直系或三代以内的亲属,过继、连襟、连姻或承嗣等关系者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一方对另一方有直接下达指示的权利或监督权,或管理钱财、账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