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豪”刘禹锡的诗歌创作

摘 要: 中唐时期,“诗豪”刘禹锡仕途坎坷,他借助文学创作抒发郁愤,与忧患抗争。贬谪朗州、连州时期,他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谪居夔州、和州时期,他不惧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晚年闲居京城时期,他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纵观刘禹锡一生经历及创作,其人其文都无愧于“诗豪”之誉。

关键词: 刘禹锡 “诗豪” 诗歌创作 精神风貌

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唐代诗歌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精妙高超的艺术技巧而独领。在这一诗歌创作极为兴盛的时期,名家辈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豪”刘禹锡……中唐时期诗歌创作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当属刘禹锡和白居易,故后人有“刘白”之称。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序中说:“彭城刘梦得,诗豪则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又说:“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白居易推崇刘氏成为“诗豪”,继而慨叹“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白氏一锤定音,刘禹锡“诗豪”之名流播后世,名扬千古。白氏之誉,决定了刘诗品格的名与实。

刘禹锡诗歌成就及主要贡献,表现在对题材领域的拓展和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三个方面。他的民歌体乐府诗,对巴蜀风情与民俗的描绘与展示,是其他唐代诗人笔下罕及的。他效法左思,继承杜甫,将咏史诗导向“怀古”、“述古”、“览古”、“咏怀古迹”的方向,从历史胜迹和地方风物起笔来评论史事,抒发感慨。他的政治讽喻诗,针砭现实,借鉴前代,政治态度鲜明,讽刺尖锐泼辣。他不仅扩大了“咏物”范围,而且强化了咏物诗的叙事功能,创造出咏物寓言诗的新形式。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为历代作家递相沿袭的传统主题,如悲秋主题、嗟卑主题、叹老主题等。刘禹锡在表现传统主题时,能艺术性独创性地对传统主题作出种种既出人意表又令人振奋的反拨,力图违逆常规的情感与思想,从相反方向对其偏颇之处有所匡补或拨正,显示出作者前无古人的胸襟气魄和迥异于流俗的卓越识见。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称刘禹锡“无体不备,蔚为大家”。无论是五七言古诗、五七言绝句,还是五七言律诗,他都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娴熟自如地运用。刘禹锡在七言绝句上的造诣,被王夫之《姜斋诗话》赞为“小诗之圣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刘禹锡还将民歌的声情融入七绝之中,成功地创制出“含思宛转”的民歌体乐府诗,对诗歌体式进行了“变革”的尝试。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刘禹锡确实不愧为中唐时期与韩孟、元白颉颃的一代诗豪。

纵观刘禹锡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贬官朗、连、夔、和二十二年的创作。贺裳云:“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和时作……”正是苦难的现实,激发了作者借文学创作以抒发郁愤,与忧患抗争的动力和勇气,显示出作者前无古人的胸襟气魄和迥异于流俗的卓越识见,表现了一代诗豪的精神风貌。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朗州、连州时期,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

刘禹锡生于“安史之乱”后由强转弱的中唐时期,当时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朝廷极端腐朽。“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青年刘禹锡有改革政治的宏伟抱负。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他以“忧国不谋身”的精神,参加了以“二王、刘柳”为首的革新运动。由于宦官、藩镇势力的联合反扑,仅持续了一百多天的革新运动宣告彻底失败。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旋再贬为朗州司马。这一时期,诗人为时所弃,空怀凌云之志,独处僻壤,难与同道过从。刘禹锡自己曾云:“鄙人少时尝以词艺梯而航之,中途见险,流落不试。而胸中之气抑郁蜿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凄然如焦桐孤竹,亦名闻于世间。”(《彭阳唱和集引》)在那穷愁偏僻的巴山楚水之间,诗人拨动内心的琴弦,抛出一串串不加矫饰的音符。“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答杨八敬之绝句》)多么形象而又准确的表露啊。面对理想受挫、事业遭殃、同志被黜,自是十分哀痛。内心的伤悲,就像无形的绳索,长时间缠绕着诗人。他的《谪居悼往二首》、《东武吟》都表达了郁积已久的怨愤之情。刘禹锡在《刘氏集略说》中自道当时的创作情形:“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久居避荒之地,他便追踪前贤,潜心于诗文创作,用笔来宣泄内心的痛苦和怨愤。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刘禹锡得与柳宗元等人一同承召回京,这时,他写下了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以“桃花”借喻朝廷新贵,“语含讥刺,执政不悦”(《旧唐书》本传),不数日,又被贬谪远方。在贬居朗州期间,诗人写作了大量的揭露政敌的讽刺寓言诗,而以《聚蚊谣》、《百舌吟》为代表,这些讽刺诗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对迫害革新志士的保守势力予以冷嘲热讽。贬居连州时期,最具特色的是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以《平蔡州三首》和《平齐行二首》为代表。诗歌既讴歌现实的胜利,又展示理想的画图,达到了现实主义史笔与浪漫主义诗笔的高度统一。“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尽管刘禹锡在贬居巴山楚水期间,写下过一些情调悲凉,有时甚至是颓废之作,但更多的却是表现出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的杰作。在诗人看来,贬谪也是一次很好的磨砺,使他能看清纷繁的事物及复杂的社会现象。且看《秋词二首》:

其一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其二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

在诗人看来,秋高气爽,孤鹤排空,完全可以放心歌咏,不必因秋而悲伤;而且秋日里“山明水净”,能看透事物的本来面目。若登高远眺,清气徐徐,可以使人清醒、理智,这些都是春天难以企及的。诗中寄托的是诗人桀骜不驯的性格以及永葆壮志、继续斗争的雄心,洋溢着一种乐观旷达、积极向上的情绪。

二、夔州、和州期间,不惧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

刘禹锡在夔州三年,创作上最有成就的是吟咏风土人情的民歌体乐府诗。朗州十年则是重要的奠基和开拓时期。确定写于朗州的《蛮子歌》、《竞渡曲》、《采菱行》等诗,便都带有民歌的特殊风味。自朗州迁徙连州后,刘禹锡进一步从民歌中吸收新鲜养料,于劳动群众稼穑之际,受到启迪,创作了《插田歌》、《莫徭歌》等更具民歌色彩的作品。夔州恰好是《竹枝词》的故乡,这里歌风较朗、连二州尤盛。刘禹锡《踏歌词》记其俗云:“自从雪里唱新词,直到三春花尽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如鱼得水,成功地写出了以《竹枝词》、《浪淘沙词》、《踏歌词》为代表的一组又一组脍炙人口的民歌体乐府诗。这些作品将民歌与文人诗的写作技巧糅合起来,或多或少地达到了风景画与风俗画的融合、人情美与物态美的融合、诗意与哲理的融合、雅声与俚歌的融合。长期的贬谪生涯固然造成了诗人精神和肉体的巨大伤痛,但诗人始终以一种旷达、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诗人以真金自喻,对谗言报以凛如秋霜般的蔑视,并于自我勉慰中透露出绝不会永遭沉埋的信心,情辞慷慨,掷地有声,把自身的旷达胸怀、豪迈气概表露无遗。

刘禹锡出生在一个世代信奉儒家的人家,他以此为豪。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入官为政的人生观的影响,青年时期的刘禹锡就怀有修齐治平的抱负。时代的机遇将他推向了事业的顶峰,又使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的生活经历、政治地位、学养才智,都决定了他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雄健、豪放、凝重、深邃、警策的风格。在和州任职的两年多,作为动辄得咎的逐臣,刘禹锡最见功力的是立意高远的咏史诗,如《西塞山怀古》、《蜀先主庙》、《观八阵图》、《金陵五题》等都作于这一时期。作者不便直接倾诉对现实的忧愤,而只能巧妙地采取托物寄意和借古抒情的方法,透过“物”和“古”的媒介作用,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的交流。纵观刘禹锡的怀古诗,在题材的选择上主要不是抒发个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情怀,而是对历代王朝的兴亡之叹和历史命运的哲学思考,以及对朝政弊端的深切忧虑。著名的《金陵五题》主题基本都是兴亡之叹。《金陵怀古》诗:“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更是揭露了历代王朝兴亡系于人事而不系于地形的哲理思考。他在《蜀先主庙》中盛赞刘备的功业与他善于用人,“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得相能开国”,他在诗中还着力鞭挞刘禅的昏庸孱弱,通过对父子两代君王业绩的对比,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观八阵图》表达了对诸葛亮这位有雄才大略的名相的崇敬之情。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刘后村语云:“梦得诗雄浑老苍,尤多感慨之句。”又云:“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古今,词总华实。”刘禹锡咏史诗的艺术特征之一正是“雄浑老苍”、“气该古今”。如《西塞山怀古》以横扫千军的气概,将那鳞次栉比的“楼船”,黯然飘逝的“王气”,沉入江底的“铁锁”,滔滔“寒流”,以及雄踞在萧瑟秋风中的“故垒”,一一排比入诗,构成雄伟壮阔的场面,并从中抽绎出一种深沉、浩茫的兴亡之感。与杜牧以俊爽称、李商隐以精深称相比,刘禹锡则以豪健称。他们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互相辉映,各有千秋。

三、晚年创作时期,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

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六月,刘禹锡闲居洛阳。第二年由于裴度等人的荐拔,调回长安。刘禹锡一生热衷政治,关怀民生,胸怀宽阔,大度从容,在百折不挠的斗争中,愈显豪迈的性格和不懈的精神。因王叔文事被贬朗州,十年后重回京城,看到朝中另换一番人物,刘禹锡感慨万千:“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师戏赠看花诸君子》)此诗语含讥刺,执政者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后易连州,徙夔州,十四年后又调回长安入为主客郎中。诗人不忘前事,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人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发出爽朗的笑声。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十月,刘禹锡离开长安后赴任苏州刺史,汝州、同州刺史。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秋,刘禹锡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刘禹锡后期终于结束了“巴山楚水凄凉地”的困厄境况。在追随裴度期间,诗人希望能有所建树,不甘衰老,力图振作,仍然写出了不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式的作品。在《始闻秋风》一诗中,诗人自托为唯思边草、振鬣欲驰的驹骥和但盼青云、凝眸欲飞的鸷鸟,暗示自己壮心不减、雄风犹在,很想为国家尽力。“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里显露出刘禹锡用世之志未曾衰减。同是咏老抒怀,诗人有时却圆融豁达,豪情满怀。“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冬,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召还京城,途经扬州,与白居易相遇,白居易作《醉赠列二十八使君》相送:“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居易深为诗人鸣不平,情调之中充满同情与哀怜,刘禹锡深为感动,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相和,虽也说:“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但并未拘泥于白居易的惋惜之情沉痛不能自拔,而是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悲哀之中看到希望,在黑暗之中透出光明。“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豁达爽朗情怀中充满百折不挠、勇于前行的精神力量,作品风格豪气感人。胡震亨《唐音癸签》曾称赞说:

刘禹锡一生播迁,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香山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公亦有句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盖道其实也。

刘禹锡的“暮歌”,有相当数量是与白居易的唱和之作。退居洛阳,两人诗酒征逐,“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白居易,《赠梦得》),极尽风流狂放之态。白居易曾对老友故交之逝而悲苦感伤,刘禹锡作《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从对生与死的冷静分析中,悟出了“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一新陈代谢的规律。其《赠乐天》有云:“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不以“晚达”为憾,但求身如冬青苍翠。刘禹锡又写过《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一诗,慰勉白居易。诗人指出,年少者叱咤风云,老暮者蹉跎光阴,这是一般规律。但也不尽然,要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衰秋和寒冬不是反倒为善假于物的雄鹰和神龟提供了翱翔或饮食之便吗?他认识到一个人的挫折和失败是难免的,关键要振作精神,去争取施展抱负的机会,建立起稳操胜券的信心。刘禹锡这种不服老迈、自强不息的精神,发自肺腑的暮歌和他的秋歌、壮歌一样慷慨动人。

《杨柳枝词九首》是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唱和之作,也是他晚年的得意篇章。时代更新了,曲调也应当更新,每个人都要勇于自度新曲。“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这正是刘禹锡向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发出的创新的呼吁。

盛唐诗以风骨、兴象、声律三者取胜;中唐诗坛“元白”更多趋于平易通俗,韩孟诗派更尚奇崛险怪;晚唐诗坛,则明显表现为“诗风词化”、哀怨感伤的特征。之间六七十年,只有刘禹锡独承盛唐气骨,与元白、韩孟相比,互不依傍,独行太虚。综观刘禹锡一生的经历与创作,其人其文都无愧于“诗豪”之誉。创作来源于生活,客观生活与主观精神二者的结合决定了刘诗不同凡响、独立一家的风格。“诗豪”品格意味着形神的兼备、风骨的合一。刘氏指出了向上一路,“诗豪”形象策励着历代文人学士执著的情操与不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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