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角理论的财务报告舞弊者行为动机的实证研究

摘 要：文章通过选取171个样本调查财务报告舞弊者态度、合理化借口的量度指标，提出舞弊者态度偏好、性格特征和舞弊行为正相关，舞弊行为和负罪感增加、心理不舒适度增加正相关的假设，并建立回归模型，发现认知矛盾理论和道德分离理论很好地解释财务报告者的舞弊行为，财务报告舞弊者的犯罪感和心理不舒适度水平明显高于真实财务报告的提供者，而且随着寻找合理化借口的难度加大，财务报告提供者的舞弊倾向会显著下降。

关键词：财务报告 舞弊 态度 合理化借口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086-04

财务报告的质量直接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公平性和经济运行的效率，公司经营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他们都需要通过企业会计信息来了解企业经营业绩和经营趋势。然而资本市场频频遭受财务报表舞弊丑闻的袭击，上市公司屡禁不止的财务报表舞弊行为，不仅给投资者、债权人和广大员工带来灾难性的财富损失，而且直接动摇了资本市场的信心，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公平性，因此对财务报告舞弊的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文献综述

财务报告舞弊有其深刻的制度环境与行为动机。Loebbecke 和 Willingham对SEC的会计审计执行公告（AAERs）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经典的舞弊三角理论（三因素论），认为舞弊行为的发生需要三大因素：动机/压力（incentive/pressure）、机会（opportunity）和道德价值观/合理化借口（attitude/rationalization）。具体而言，舞弊的动机/压力因素主要包括财务压力、不良习惯压力、工作压力等；机会因素主要包括缺乏内部控制、信息不对称、会计审计制度不健全、缺乏惩罚措施、难以评价工作质量、缺乏审计轨迹等；借口因素实际上属于道德价值判断范畴，是舞弊者自我安慰的手段。Loebbecke和Willingham选取了77家舞弊公司对舞弊三角模型进行了检验，根据每一项舞弊风险因素在舞弊案例中的出现次数，用单变量卡方检验测试了舞弊三角模型中的三类舞弊因子的识别能力，结果发现88%的舞弊案例中至少存在舞弊三角模型中的三类舞弊因子中的一类。

Bell and Carcello 运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证明了基于财务数据的预测模型在判别舞弊公司方面比经验丰富的审计师表现出色；Spathis、Doumpos 和Zopounidis采用一种多标准辅助判别方法对10 个财务指标建立预测模型， 发现这种方法比传统的判别方法更有效；Lin、Hwang 和Becker根据会计收益指标和会计收益趋势构建了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财务舞弊判别模型， 实证结果表明它可以有效地减少审计师的偏见或弥补审计师的不足；Skousen and Wright （2006）旨在通过实证研究识别出与财务报表舞弊有关的当期风险因素，并利用这些舞弊风险因素构建了舞弊预测模型。

国内对于财务报告舞弊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洪荭、胡华夏和郭春飞、秦江萍、许娟娟、陈志阳以财务指标为依据，分别建立多元判别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财务压力对于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发现财务压力指标包括应收款项比率、应收款项周转率、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比率、现金债务总额比、净利润现金保证率等，对于财务舞弊具有显著影响。蔡志岳和吴世农、刘英明、上官鸣和刘瑞娇、陈庆杰、杨清香等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等机会因素对于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发现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度、国家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法人股比例、股权集中度、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负相关。王晓明和施建军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得出当期财务造假是因为期望收益为正，多期财务造假则在于造假者效用贴现大于零的结论。李清和任朝阳依据“舞弊钻石”理论基于案例推理思想构建财务报告舞弊识别模型。陈艳、孔晨和于洪鉴基于行为人的基本决策规则，以行为人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行为人过度自信、时间偏好、风险偏好与舞弊倾向的相关关系及影响程度。

二、研究假设

（一）财务报告者态度和性格特征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按照社会心理学对于态度的三因素结构的界定，态度的不同成分对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理性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均支持这一假设，并在很多领域中都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在态度和行为形成的解释理论中，态度往往被作为行为的前因变量之一。

在英语中“Machiavelli”作为词根而导致的诸如“Machiavellism”和“Machiavellist”等一系列单词的产生，进一步说明在世俗社会生活中马基雅维利的影响。马基雅维利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他认为，人类的本性基本上是恶的，是自私自利的。马基雅维利指出：“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易变的，奸诈懦弱的，趋利避凶的，贪得无厌的。”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欲望追求的停止，则意味着生命的终止，马基雅维利强调权术，强调“必要面前无道德”和“目的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法国人把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由于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泛化，使得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不择手段、背信弃义、虚假伪善的代名词。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舞弊态度偏好和舞弊行为正相关。

假设2：不择手段的性格特征和舞弊行为正相关。

（二）成本效益原则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犯罪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人选择犯罪的原因是因为获得的预期收益比被处罚的成本高很多。在存在大量分散化经济决策主体的经济中，政府及其惩罚机制选择，决定了这些主体如何在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之间的抉择，并最终造成了资源配置的差异。理性的经理人是否选择财务报告舞弊，取决于经理人对于舞弊收益和舞弊成本的对比分析。舞弊收益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直接收益有薪酬的增加、良好的声誉、股权的激励等等，间接收益主要包括潜在的期权，即管理当局通过舞弊财务报告提高股价，在股价较高之时行权。舞弊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包括遭受处罚、失去声誉和未来职业机会的减少以及要在监狱中度过的时光，机会成本主要指原有薪酬的损失。有些经理人会考虑提供舞弊的财务报告是否对其他人构成伤害，道德分离理论（Bandura， 1991）指出个体将希望通过采取行动降低负面心理反应的影响。财务舞弊行为使得个体体验强烈的负面心理反应，他们会选择避免这种负面情感，选择如实发表财务报告。

在舞弊模型中，每个个体的成本权重和收益权重取决于个人的效用函数，当舞弊成本大于舞弊效益则选择如实报告财务信息；当舞弊效益大于舞弊成本则选择舞弊。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3：财务报告舞弊行为与负罪感增加正相关。

假设4：财务报告舞弊行为与心理不舒适度增加正相关。

（三）采用减少负面心理影响的方法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认知矛盾理论（Festinger 1962； Cooper and Fazio 1984）指出当个体经历矛盾时将感到心理不舒服，矛盾导致两种认知或两种行为之间的竞争。如同当一个人吸烟时明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一样，当一个人舞弊时，他自知舞弊是一种错误行为，必然会产生负面的心理反应，为了降低这种负面情绪，财务报告舞弊者往往采取各种方法来降低负面的心理反应程度，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1）寻找各种合理化借口，如“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我的做法不会伤害任何人”；“可以打法律的球”；“我没有义务帮助别人”；“这是企业欠我的”；“我只是暂时借用这笔钱，以后会归还的”；“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我有权得到更多”；“我是为了做好事”；“一旦度过难关，我们马上修正账簿”等等。（2）自我肯定，认知矛盾理论中两种矛盾的认知在竞争过程中，认知中正面的自我肯定情绪被激发，如知道舞弊是错误行为的财务报告舞弊者通过向慈善机构捐助大量的钱财进行自我肯定。（3）转变态度，态度的转变是认知矛盾降低的有效方法之一，当个体在强烈支持原有立场和反对行为之间矛盾时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如果他/她可以转变态度，如将“舞弊是错误行为”转变为“舞弊也许没有那么糟”。那么，他/她的心理不舒适度会降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5。

假设5：能够预知个人行为将直接导致他人财务损失事件和舞弊行为负相关。

三、建立财务报告舞弊者态度模型

基于上述假设，结合认知矛盾理论（Festinger 1962； Cooper and Fazio 1984）和道德分离理论（Bandura 1999）构建舞弊者行为态度模型（图1），该模型描述个体在财务报告过程中的思想过程，模拟一个CEO、CFO或者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在做财务报告时的决策过程。

该模型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首先假设存在两个前提，舞弊三角中的机会和动机已经存在；财务报告者的态度、特征（品质）、道德价值观决定财务报告者没有舞弊倾向。第二层，财务报告者进行舞弊成本和舞弊收益的分析，如果舞弊成本大于舞弊效益则选择如实报告财务信息；如果舞弊收益大于舞弊成本则选择舞弊。第三层，如果财务报告者选择舞弊，他（她）将产生由于舞弊带来的负面的心理影响，他（她）将采取寻找合理化借口、自我肯定、转变态度等方法降低心理的负反应。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一）测试者与变量选择

本文采取两种方法获得样本数据，一种是召集某高校继续教育学院会计系毕业班学生参与测试，他们多为各个单位的会计从业人员，共有115名学生参加。首先，请参加测试的同学完成两份调查问卷，然后请测试者完成一份会计学试卷，按照考试成绩决定测试报酬金额，满分100分，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100元，如果测试者的会计学考试成绩为60分，那么他可以得到相应的60元报酬，但是报酬的发放不是按照考试的实际成绩，而是让测试者自己申报取得分数，组织者将按照申报的分数发放相应的报酬，而不是按照实际应发放报酬（考试成绩）支付；另外一种是通过网站进行问卷调查的设计、提交，主要对象是已经毕业的某高校会计系毕业生，而且现在从事会计工作，共发放调查问卷96份，收回有效问卷56份。前种方式主要用于数据的取得，后种方式主要用于问卷量表的修订。

假设1、假设2和假设5研究舞弊行为的独立变量为MISR和MISP，MISR为两分变量，即有或者没有舞弊行为，若财务报告者发生舞弊行为，则值为1，否则值为0；MISP为百分比变量，计算参加者舞弊与所有的可能性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报告收入-实际应得收入）/（100元-实际应得收入），反映参加测试者决定舞弊的可能性。

假设3和假设4采用的独立变量为罪恶感和心理不舒适度，罪恶感（GUIL）的量度分为烦恼、失望、内疚、后悔、自我否定、耻辱六级。不舒适度（DISC）的量度分为烦扰、痛苦、紧张、不安、恐惧五级。

其他变量定义如下：

ATTI―趋向诚实报告的态度量度的得分，采用5刻度Likert量表。得分范围从10到50。得分30为中间值，得分高于30分，说明报告人倾向于真实财务报告；

MACH―得分基于马基雅维里性格特征量表，采用5刻度Likert量表，得分范围从10～50，得分高于30代表高度匹配，性格特征可以用于预测舞弊行为的发生；

EARN―会计测试中参与者获得的报酬金额；

REPO―参加测试者报告的金额；

TIME―测试者参加测试的时间；

GUIL―两次测试负罪感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DISC―两次测试心理不舒适度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RATI―参加测试者找到合理化借口值为1，否则值为0；

CHAR―若参加测试者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值为1，否则值为0。

（二）财务报告行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见上页）是对于财务报告行为的描述统计分析，分为最初样本，实报样本和舞弊样本三个部分，实报者在测试中比舞弊者赢得更多的测试资金（p=0.006），舞弊者在做出报告决策时花费了更多的时间（p=0.005），舞弊者实际获得的比他们应该获得的平均多出23.03元，实报者在影响因素的测量上变化小于舞弊者，舞弊者反映出负面心理状态的影响增加，如负罪感、心理不舒适度的增强，而对于自我肯定则在减少。舞弊者比实报者更加积极参与慈善活动（p=0.045）。

（三）变量相关性分析

通过Person相关分析，两个舞弊倾向性变量ATTI和MACH相关度相对较高。是否舞弊（MISR）和舞弊程度（MISP）均与影响变量（TIME、GUIL、DISC）相关度较高，说明时间、负罪感、不舒适感对是否舞弊及舞弊程度产生影响。

（四）数据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1、假设2和假设5，分析态度偏好和性格特征是否可以用来预测舞弊行为的发生，有效的控制手段是否可以减少舞弊行为的发生，采用两种类型的回归，（1）对于独立变量（MISR）采用二元逻辑回归；（2）对于连续独立变量（MISP）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建立模型如下：

MISR（orMISP）=β0+β1ATTI+β2MACH+β3MANI+β4EARN+β5TIME+ε （1）

其中：

MANI―若测试者操纵数据，则值为1，否则值为0；

TIME―测试者参加测试的时间。

首先分析两分变量MISR，即财务报告者是否存在舞弊行为，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MISR=β0+β1ATTI+β2MACH+β3MANI+β4EARN+β5TIME+ε （2）

运用spss11.5做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如下：

再分析程度变量MISP，即参加测试者决定舞弊的可能性。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MISP=β0+β1ATTI+β2MACH+β3MANI+β4EARN+β5TIME+ε （3）

为了验证假设3和假设4，本文以负罪感和心理不舒适度为独立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GUIL（roDISC）=β0+β1MISR+β2ATTI+β3MACH+β4（MISR×ATTI）+β5（MISR×MACH）+ε （4）

其中：

GUIL―两次测试负罪感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DISC―两次测试心理不舒适度的得分差值，第一次为发表报告时，第二次为两个星期后；

首先分析舞弊负面心理影响负罪感GUIL，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GUIL=β0+β1MISR+β2ATTI+β3MACH+β4（MISR×ATTI）+β5（MISR×MACH）+ε （5）

再分析舞弊负面影响心理不舒适度DISC，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DISC=β0+β1MISR+β2ATTI+β3MACH+β4（MISR×ATTI）+β5（MISR×MACH）+ε （6）

五、结论与启示

（一）假设结果分析

假设1讨论舞弊倾向（态度、特质）和舞弊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1、假设2和假设5的测试结果见表3和表4，表3运用Logistic回归以是否舞弊（MISR）为独立变量，显示测试者操纵数据（MANI）和是否舞弊（MISR）（p=0.089）、会计测试中参与者所获报酬金额（EARN）和是否舞弊（MISR）（p=0.027）显著负相关，测试时间（TIME）和是否舞弊（MISR）显著正相关（p=0.018），测试者态度（ATTI）和是否舞弊（MISR）、马基雅维里性格（MACH）和是否舞弊（MISR）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表4以舞弊比例（MISP）为独立变量运用线性回归，显示测试者操控数据（MANI）和舞弊比例（MISP）显著负相关（p=0.051线性回归），测试者态度（ATTI）和舞弊比例（MISP）在线性回归中呈显著负相关（p=0.095）。

假设3和假设4讨论财务报告舞弊者提供虚假报告后的心理不舒适度及负罪感是否发生变化，表5和表6显示变量是否舞弊（MISR）和变量负罪感（GUIL）显著正相关（p=0.001），假设3成立；变量是否舞弊（MISR）和变量不舒适度（DISC）显著正相关（p=0.001），假设4成立。

假设1得到部分支持，虽然初始的态度变量和舞弊可能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与舞弊水平存在最低限度的相关。态度变量在消除其他倾向性量度条件下和舞弊水平存在敏感影响。态度可以影响舞弊程度，但是不能影响是否发生舞弊。同样，对于假设2发现马基雅维利的不择手段的性格特征和舞弊行为不存在相关关系，但是马基雅维利的不择手段的性格特征得分和舞弊水平存在轻度负相关。总之，财务报告者态度和性格特征不能用于判别是否产生舞弊行为，但是可以预测财务报告者的舞弊程度。

（二）敏感性测试

主要进行部分舞弊与全部舞弊分析。有的测试者选择部分舞弊，如会计考试成绩为20分，即测试报酬为20元，但测试者虚假报告27元；而有的测试者选择全部舞弊，即无论测试者考试成绩多少，均报告最高值30元，故将样本分为三个组，实报（n=78）、部分舞弊（n=22）、全部舞弊（n=15），重新运行等式1和等式2分别采用样本实报和部分舞弊（n=100）、实报和全部舞弊（n=93）。

对于研究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等式1，采用全部舞弊样本时结果和没有区分部分舞弊与全部舞弊时结果一样，采用部分舞弊样本时财务报告者态度和舞弊程度之间存在弱负相关关系（p=0.063）。

对于研究财务报告舞弊影响的等式2，两个样本存在较大差异，是否舞弊（MISR）和不舒适度（DISC）全部舞弊样本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18），部分舞弊样本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001）。

总之，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对于部分舞弊者的敏感程度均大于对于全部舞弊者。

（三）结论与建议

认知矛盾理论和道德分离理论很好地解释财务报告者的舞弊行为，本文发现财务报告舞弊者的犯罪感和心理不舒适度水平明显高于真实财务报告的提供者，而且随着寻找合理化借口的难度加大，财务报告提供者的舞弊倾向会显著下降。建议通过减少财务报告提供者合理化借口；让财务报告舞弊者感觉舞弊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让舞弊者明白舞弊行为会给他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等干预措施来有效地降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发生。

[课题基金：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基金号：2013SJD630074；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金号：15GLB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基金号：11YJA87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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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海大学 江苏常州 213022）

（作者简介：陈燕丽，河海大学企业管理学院教师，博士，讲师职称，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与工程、财务管理。）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