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额犯刑档设置合理性研究

摘 要：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立法模式不同，我国采用“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为了贯彻罪刑法定思想，落实罪责刑相符的原则，刑法大多通过设置数额的方式达到准确描述定量的目的， 虽然学界对于数额犯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丝毫不影响其在刑法中的地位，本文就是针对数额犯刑档设置合理性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数额犯；刑档；定罪量刑

1 数额犯刑档设置存在的问题

（一）主体区分单位与自然人进行分别定罪量刑存在的不合理性

主体区分单位与自然人进行分别定罪量刑违背罪刑均衡的原则。自然人与单位同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人，一旦犯罪，单位具有的社会危害性相比较于自然人而言，更加具有社会危害性。因为单位是一种组织，他们分工明确，并且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共同协作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肯定比单一自然人更大。因此国外刑法在处罚法人犯罪问题上除了规定完善的罚金刑制度外还设置了一些专门的刑罚方法，同时对于参与法人犯罪的自然人依照自然人处罚标准进行处罚。但是我国刑法对大部分的单位犯罪没有规定具体的罚金数额违背了刑法的明确性原则，同时参与单位犯罪的自然人的刑罚低于自然人犯罪，违背了罪责相适应的原则。

（二）定罪数额的规定方式不合理

我国刑法对数额的规定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在刑法条文中通过“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方式概括规定。二是直接在刑法条文中以具体的数值规定。三是以比例的方式规定。实际上第二种方式与第三种方式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具体数值予以规定，只是第三种以犯罪所得为标准，按照一定的比例确定数值。

对于第一种规定方式中的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其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但为了贯彻罪刑法定的思想，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实践中必然需要通过大量的司法解释对其数额予以明确具体的规定，但也存在漏网之鱼，这必然导致司法实践难以操作的困境。

对于刑法直接规定数额的方式，则存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不合理性：

从时间上来说，刑法一经制定就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社会危害性的接受能力也在发生变化，如果只是一味地按照刑法规定的数额进行定罪量刑，必然会导致入罪起点过低，犯罪率过高的现象，也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从空间上而言，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地区间的差异大，相同的数额对于不同地区人民来说，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具体数额规定的方式在不符合所有地区人民的接受能力的同时，也不能准确反应出社会危害性，无法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的作用，所以以具体数额定罪量刑在实现公平正义方面依旧存在较大的问题。

（三）经济类数额犯适用死刑过于严厉

对于经济类数额犯是否适用死刑这一问题，在学界有不同的主张，笔者认为对于经济类数额犯适用死刑有以下两方面的不妥：一是经济类数额犯大多是基于贪利的目的，为了追求经济上的满足，违反刑法的规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国家为了维护这种秩序，采取剥夺生命的方式，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二是对于经济类数额犯施加死刑也不能达到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因为一旦判处死刑，也就是剥夺了犯罪分子弥补其对社会市场秩序造成危害的机会，相反如果采取自由刑还能通过犯罪分子的无偿劳动弥补其对社会市场秩序造成的危害。经济类数额犯频发的原因很多，不可能通过设置死刑就减少其发生的概率，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监管问题，应当加强监管力度，而不是企图通过死刑的威慑以减少或者杜绝经济类数额犯罪的发生。

2 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数额犯刑档设置方面的规定

（一）统一单位与自然人的定罪数额，加大对单位的处罚力度。

笔者认为在定罪方面应当统一单位与自然人的入罪数额，相同的入罪数额不但可以解决上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难题，也会杜绝企图通过单位犯罪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同时考虑到单位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所以应当加大对单位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力度。在处罚单位方面应当完善罚金刑规定，制定出适当高于自然人的罚金刑数额。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刑罚比如：禁止营业，解散法人，没收用于犯罪的物品或者赃物等等，以此加大对单位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方面应当规定与自然人犯罪相同的刑罚，以实现罪责相适应的原则。

（二）采用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确定数额的方式

数额是衡量社会危害性最好的方式，明确的数额规定，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司法公正，但是以具体数额规定的方式又存在上述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合理性，那应该如何规定呢？一方面既能达到具体数额方式所具有的明确性，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上述存在的不合理之处。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国际惯例，以案发时案发地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上年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基数计算出具体数额，具体模式例如美国制定一部统一详尽的量刑指南，将犯罪数额的标准及对应的刑罚逐一列出，为适用时引用。具体到我国，可以规定以各地区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再按照各种数额犯所具有的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赋予不同的倍数以体现其各自的社会危害性。

（三）借鉴终身监禁制、资格刑制度

对于经济类数额犯如果取消死刑，那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惩罚那些犯罪数额十分巨大，社会危害性强的数额犯呢？笔者觉得可以借鉴美国对于经济类犯罪的惩罚措施。其一是终身监禁制。美国的终身监禁制，其规定犯罪分子最少服刑十五年，十五年后在对其人生危险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再决定是否继续关押或者将其释放。其二是增设目前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资格刑作为附加刑。我国目前关于经济类犯罪的资格刑主要规定在行政法中，比如：吊销营业执照，许可证，责令停业整顿等等。笔者认为对于经济类犯罪分子，由于其贪利的本性，对他们而言，最大的惩罚莫过于失去财产，当然罚金刑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如果剥夺其从事这方面业务的资格，那就是杜绝其再犯的最有利保障。因此，提升这些资格刑的法律地位，让其作为一种附加刑存在，对于经济类数额犯罪更加具有威慑作用。

3 结论

为了完善数额犯在刑档设置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主体上应当统一单位与自然人的定罪数额，同时加大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力度，以遏制越来越上涨的单位犯罪趋势。在定罪数额的设置上应当以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以此解决刑法的滞后性问题的同时也更加符合我国各区域发展程度不平衡的情况。对于经济类数额犯应借鉴终身监禁制、资格刑制度。通过这三个方面在立法上完善数额犯的规定，增强数额犯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解决数额犯存在的诸多问题，更好地发挥出刑法规范社会秩序、惩罚和预防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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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颖（1991-），女，2014年毕业于集美大学政法学院，现任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检察院控申科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