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致性制度变迁:城乡统筹实现的重要途径

摘要：以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制度性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前我国以农民为主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发生及重要作用。通过借助博弈论模型，构建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对诱致性制度变迁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成功的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的初始收益和规避中央推行变迁成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农民接受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拒绝成本之间的关系。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成功实现与制度环境相关，制度环境会推动出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临界点。从本质上说，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来逐步改变政府的决策行为，最终使其转化成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得到实现。

关键词：诱致性制度变迁；城乡统筹；比较制度分析；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062.5；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9-0043-04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阶段，城乡统筹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战略思路。中共十报告中重点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而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统筹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速度和规模上，如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表明：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统筹发展最强有效的方法就是城市化，由此我国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据预测，到“十二五”期末，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但实际现在很关键的问题是质量问题，尤其制度性的问题是挑战①，尤其是要通过制度创新引致制度变迁来实现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城乡统筹的重点是农民，难点在农村，因而在政府为主导推进城乡统筹的同时应当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激发农民的创新活力引自回良玉在“创业之星”经验交流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05月27日第2版.，不断理顺以农民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实现的路径，与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实现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述评

（一）城乡统筹问题的研究综述

城乡统筹最早源于恩格斯提出的城乡融合概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总结出实现城乡融合的两个标志是：工人和农民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和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的消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 Lewis） 是最早分析二元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济学家。正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并对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当前在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没有相应地推进城镇化，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三农”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城乡统筹的核心是实现城乡互动融合发展。国内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城乡统筹是一个内容宽泛的概念，如陈锡文认为城乡统筹是指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如何做到统筹；郭翔宇认为，城乡统筹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工农分割及城乡分治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城乡统筹是一种制度的导向，是政府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宗旨和目标是使城乡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1]；陈希玉认为：城乡统筹就是改变城乡分治的传统观念和做法，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消除城乡之间的藩篱，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胡进祥认为，要紧紧把握城乡一元化发展观，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及赖以存在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构筑城市和乡村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平台等。综合学术界各研究者的观点，本文将城乡统筹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主要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建立在这一规律上的制度调整，应当是政府推动和农民自发协同演进的结果。

（二）制度变迁的研究综述

制度变迁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凡勃伦（Veblen）从演化思想角度提出制度变迁的思想，将演化看作经济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2]。理性构建的制度变迁以诺斯（Nourse）为代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建立在新古典主义之上，被后人称为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解制度变迁的方面，诺斯将其定义为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做出的边际调整。诺斯进一步强调了组织行为在规范制度变迁路径方面的作用，并提出如何通过经济组织的最大化行为来规范制度变迁[3]。此外，德姆塞茨（Demsetz）、阿尔钦（Alchian）和波斯纳（Posner）等人的研究侧重于产权制度方面；奥尔森（Aoerson）、墨勒尔（Morel）等人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侧重公共选择过程的研究；简森（Jansen）和麦克林（Macleans）的理论、科斯以及后来威廉姆森研究的交易费用理论、苏比克（Subic）和斯考特（Scott）等人将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均从组织方面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杰特勒和沃尔夫（Gertler和Wolfe）从制度的耐久性与稳定性特征入手，将制度研究阐述为一个社会的“嵌入效应”（Social Embeddedness）[4]。

诺思等的研究将制度变迁最终归结为人口和相对价格变动等外生因素，这种假设严重削弱了理论解释力[5]，而制度变迁的内生化处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制度分析范式，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gol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 和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是制度变迁理论内生化处理的代表性学者[6]。青木昌彦将制定规则的博弈与按规则运行博弈的两个视角结合起来，形成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7]，在此框架中，充分运用主观博弈的分析方法，试图内生地揭示经济活动中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动态规律[8]。林毅夫是我国制度经济研究较早的学者，他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将制度变迁的方式归纳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制度属性分析出发，指出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所以诱致性制度变迁所提供的新制度安排将少于最佳供给，这时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即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此时需要考虑如何设计制度才能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9]。此外，国内制度经济学家汪丁丁等对制度创新（创新和变迁都意味着对现行制度的修正）做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创新始于不确定性因素发生的时候[10]。从本质上讲，创新的动力来源于主体对利润的追求和获取。

二、研究假设

由于专门针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利益集团作为分析工具，将奥尔森利益集团理论纳入到制度变迁的组织角色分析中，以博弈论作为研究方法，以制度变迁方式为主要研究内容，构建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阐明正是由于利益主体的选择性刺激、竞争和博弈形成了一种可能性的制度安排。本文假设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主要的组织角色（利益主体）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11]。值得一提的是，农民是制度变迁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主体。

在构建以农民为主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博弈模型框架时，首先假设中央政府推行制度变迁的收益是R0，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推行制度变迁的政策后得到的收益是R1；中央政府推行制度变迁付出的成本是C0，其中C0还包括了对地方政府可能规避推行变迁时需付出的制裁和处罚行动的成本，地方政府规避中央政府制度变迁的相关政策所需付出的成本是C1，主要包括被中央政府制裁和处罚的成本[12]。当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博弈在中央政府保持现状，不进行制度变迁以及地方政府规避制度变迁达到均衡时，农民的收益预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发生创造可能。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够起作用的前提是，农民的拒绝能够成功，可以得到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支持，因为如果是不成功的拒绝相对于接受而言是绝对劣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迁要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完成。基于此，最后可以达到的纳什均衡可保证新制度不会发生逆转。该博弈模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三者是在非完全信息下进行的动态博弈，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为精炼贝叶斯均衡。

三、模型构建

信号博弈（Signaling Game）是一种由一个发送者和另一个接收者所组成的动态博弈。一开始这个发送者有一个给定的类型，接着发送者会观察发现没有其他参与人知道的类型，并在这个新的类型中选择送出一个信号，紧接着接收者会观察这个信号后从策略集中选一个可行的作为反应，根据反复的动态信号传递，经过最终的信息组合来决定主体可能获得的报酬或回报。在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研究中，信号博弈模型已被广泛地运用。这里选用信号博弈模型（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是由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Imperfect Information）现象普遍存在，各利益主体间不仅中央不能确切地知道农民的偏好，农民或地方政府间也并不清楚中央的真实收益函数，中央、地方、农民三者之间存在着两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信号博弈模型是比较适合用于分析该实际前提下的制度变迁问题。

本文对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的构建中，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需求和收益函数，主要侧重于农民与地方之间的分析，而在缺乏有效信息时，假设中央政府推行变迁或保持现状的概率均为05，该模型的构建是基于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此概率的大小并不影响本文中的分析方法。此外，设为05也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制度变迁诱致性的方面，说明当中央政府改革或不改革的概率均为50%时，地方政府和农民的潜在收益如何影响制度性变迁的结果。

在中央政府决定推行制度变迁时，地方政府选择执行政策的概率为p，选择规避的概率为q。地方政府和农民是信号博弈模型主要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当R10和R2-C2

如图1所示：括号中前者为地方政府的收益，后者为农民的收益。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R1

具体分析如下：当R2

1假设农民的选择是（接受，接受），由图1可知，中央政府推行变迁，R1

2假设农民的选择是（接受，拒绝），由图1可知，中央政府推行变迁，R1>R1-C1-C3，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中央政府保持现状，R1-C1

3假设农民的选择是（拒绝，接受），由图1可知，中央政府推行变迁，-C3>-C1，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中央政府保持现状，-C1-C3

4假设农民的选择是（拒绝，拒绝），由图1可知，中央政府推行变迁，-C3>R1-C1-C3，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中央政府保持现状，-C1-C3>R1-C3，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在这种传导机制下，地方政府必然选择执行政策，即p=1， q=[0，1]，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农民选择接受的收益为R2；选择拒绝的收益为-C2，由于R2-C2>0，农民将必然选择接受；如果地方政府规避政策，农民选择接受的收益是0；选择拒绝的收益为R2-C2，农民必然会选择拒绝。最终农民的策略空间是（接受，拒绝），该策略空间与农民起始选择（拒绝，拒绝）不符，因此，这种情况不是完美的精炼贝叶斯均衡。

综上所述，当R10时，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仅存在一个完美的精炼贝叶斯均衡，且为分离均衡（非混同均衡）。完美的精炼贝叶斯均衡为：（接受，拒绝）。

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当R1

四、模型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到：

1当R10，即当中央选择推行变迁时，农民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精炼贝叶斯均衡为（接受，执行政策），此时三者的收益为R0、R1和R2；当中央选择保持现状时，农民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精炼贝叶斯均衡为（拒绝，规避政策），此时三者的收益为R0、R1-C3和R2-C2。在综合考虑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最终会在这种诱导下选择主动推行变迁，即诱致性制度变迁最终会转化成强制性制度变迁。

2当R2

（二）诱致性制度变迁成功的讨论

1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的初始收益和规避中央推行变迁成本之间的关系

由于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的初始收益R1为负，当R1>-C1时，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就可以具备，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实现；而当R1

2农民接受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拒绝成本的关系

当R2-C2>0时，诱致性制度变迁最终会转化成强制性制度变迁；当R2-C2

通过以上对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成功的两个因素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成功实现均与制度环境相关，制度环境的推动会出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临界点[14]。当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来临时，会加大地方政府不响应的成本，或者改变了农民从制度变迁中获得的收益与成本的对比关系，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矩阵[15]。从本质上说，诱致性制度变迁最终会转化成强制性制度变迁。作用在于当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一些因素发生时，会改变政府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或是改变收益—成本之间的对比关系，同时是对变迁临界点到来的一种预示。只有当到达或者非常接近临界点时，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因素才会产生。

五、结语

明确农民在改革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重要成功经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成熟，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更多注重对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适应，转向探索城乡统筹在调整城乡二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转变的真正完成可称之为继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后农村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第三次大变革”。这次大变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制度变迁，尤其要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步前进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以来，我国的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高度关注，农民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和重要参与者。因此，通过合理引导以农民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不断发展，构建符合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实现我国城乡协调、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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