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6 12:48:36
2005年12月14日，首届东亚峰会成功地签署了《吉隆坡宣言》，让“东亚共同体”一词再度热了起来。但是，今天的东亚峰会，其实仅是一个论坛性质的地区协调机制，因为主导者是东盟，地区大国中日韩反居从属地位，尤其是地区影响最不可忽视的美国尚被排除在外，这种弱干强枝的协调机制，本身就意味着先天的构架不稳定。
东亚国家能形成联盟吗?
中、日、韩三国暂时小心地保持某种谨慎的低调，但这已让试图牢牢掌握主导权的羊群感到不安，于是，作为平衡，印度和澳大利亚被扩编进来。现在，又有俄罗斯递交了申请，美国会不会最终令东盟被迫打开木门呢?实在难说。但按照东盟的逻辑，它不可能会放弃主导权，所以，作为对话协调机制，东亚峰会的重要性和实际效用远不及此前召开的APEC。从这点来看，西方媒体称其“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倒也是一针见血。
至于东亚共同体，尽管议者强调，欧盟不是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惟一参照对象，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真正要谈建设东亚共同体，未必就一定需要建立在今天东亚峰会的基础之上。东亚峰会这种不稳定的框架，天然决定了它要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骨架时根本难以胜任。再者，尽管“东亚共同体”还是个目标、定义因人而异的概念，但即使是个较欧盟远为有限的目标，依然要看到今天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短时间难以克服的巨大差异。
首先，是集体安全防卫体制。欧盟存在的一个大背景，是“北约”这个共同的集体安全防卫体系的存在。而东亚则完全不同，冷战正好使东亚沿着大陆海岸线形成两个敌对阵营，冷战结束，虽然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早已缓和改善，但原来互相敌对阵营形成的几组军事合作关系今天并未终结。中国与朝鲜1961年7月11日签定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今天依然生效。除越南外的原东盟国家之间，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弱集体安全合作关系。可以说，东亚地区是继承冷战“历史遗产”最深重的地区，这一格局，一方面妨碍了东亚国家之间的互信，使中日这两大引擎短期内很难像欧盟的法德那样形成共同体的核心力量，同时，也为区域外部势力的随时介入提供了“窗口机会”。
其次，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法律体系的巨大差异。东亚国家是世界上意识形态和具体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上最为参差多态的地区。要成立某种程度的共同体，必然以让度部分国家为代价，意识形态和法律体系的差异性就必然是最大的障碍。之所以日本在东亚峰会前不识时务地提出应包含“自由、民主、人权”的议程的建议，多少正是基于这一问题的考量，而且，仅就未来实现共同体目标所需的现实基础来看，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是今天东亚国家中惟一能满足建立共同体要求的一个。
第三，文化的差异问题。今天的欧盟国家有着完全相同的宗教文化背景。而东亚国家则分属东北亚儒家――大乘佛教文化圈、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圈、东南亚伊斯兰文化圈。“东亚”一词仅是个近代为了相对“西方”而生的词，历史上从不曾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出现过，这种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不可小视。难怪最早具体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之一的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认为，“东亚共同体”只能是把东南亚国家排除在外，拥有儒家――大乘文化背景的中日韩三国组成的“小东亚共同体”。联想到韩国前总统卢泰愚曾提出中日韩三国共同重新规范汉语的建议，从文化背景看，“小东亚共同体”的确是最有可能拥有良好远景的构想模式。
东亚其实无病夫
东亚诸国均有“老大”的意识。类似情形同样存在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上，今天，在描述中国与东盟国家时，西方经常喜欢使用的比喻是“大象及其周围的瓷器”，东南亚部分国家曾经的“排华”、禁止中华文化痕迹的政策，都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而欧洲国家之间尽管历史上有着更多的刀兵相见，同样有久远的欧洲一体化理想，因此在一体化的心理准备上，先天有着比东亚更好的基础。
最后，从现实需要角度考虑，东亚各国之间无论是国家规模和经济水平都存在巨大落差，追求有约束力目标的愿望并不强烈。互相之间经济往来的深化先于建设共同体的观念。形成某种协调机制的愿望远远大过形成某种具体约束力目标的愿望。而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却是首先因为有强烈的现实目标追求，随着共同目标的不断增加，在欧洲一体化的理想下。终于从煤炭钢铁统一市场变成了今天的准“欧洲国”。有必要一提的是，对中国这种拥有得天独厚的人口和幅员规模的国家来说，本身就是个超级大共同体市场，不会像小国那样有组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相对建立共同体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精力，共同体的边际效益无论怎么看都是非常低的。对中国来说，一个协调机制是必须的，松散而无效率的共同体，有没有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