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没有退休的退休者

李光耀“退休”了。这位自新加坡自治那一天起便不间断出任内阁职务的87岁老人，如今终于“全退”了。他和搭档吴作栋的双双谢幕鞠躬，加上此前不久，新加坡国会选举中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退”和反对党历史性的突破，一时间让新加坡的“新”，俨然名副其实了一把。

然而东方或西方都在寻章摘句，试图给进入政治暮年的历史人物盖棺定论者有之，力图分析“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乃至“新加坡式亚洲发展模式”走向者也为数不少。不仅如此，李光耀本人也并没有就此从舞台侧门走入后台，再从后台登车离去，而是依旧在闪光灯面前不时露个面，对新闻媒体不冷不热地吹一点风。

合作者和不合作者

自青年时代开始，李光耀就曾表现出一个“良好合作者”的气质。

他是华人，祖籍广东大埔的客家第4代。他的学业和前途一度被日本的侵略、占领所打断，于是他转而和占领者合作，利用自己的中英文特长，受雇于日本占领当局的“报道课”。

战后英国人回来，他仍然是良好的合作者。他留学归来后执业律师，随即从政，成为活跃的政治人物。而他最初加入的政党，同样是亲英的进步党。

新加坡自治后，李光耀是内阁和议会中推动“星马合并”的热心人，正式合并后也竭力主张“星马合作”，他本人曾自诩是“马来人最好的合作伙伴”；新加坡独立后，成为美国东南亚战略的重要环节，他又以“美国在东南亚最优秀合作者”的面目登场。

70年代，台海两岸的对峙、竞争渐渐登上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中心球场”，李光耀则左右逢源，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均扮演“诤友”角色，一度被双方官方、民间视为最好的合作者，这在当时的氛围里，也算得绝无仅有的异数。而在西方世界，李光耀也同样竭力扮演一个优秀合作者的角色。八面玲珑的外交手段，让新加坡占了不少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便宜。

然而“合作者”仅仅是李光耀的半张面孔，他的性格里一直都有“不合作”的另一面。日据时期，李光耀表面上是和占领军合作的“顺民”，暗地里却既通盟军，又大做倒卖木薯粉的黑市买卖；战后他继续接受英式精英教育，参加亲英组织，却早在1950年就加入马来亚反殖民团体“马来亚论坛”（这时他还在英国），归国后他开始尝试走底层路线，并在1952年著名的“邮差罢工事件”中以律师身份代表邮差与殖民当局谈判，从而实现了从“亲英精英”到“本土精英”的成功转型；为了维系和马来联邦的关系他苦心孤诣，可一旦发现矛盾不可调和，他又是最早用实际行动打破“联姻”幻想的人；尽管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他和新加坡都竭力配合美国战略，并利用语言和地理之便，在国际商业循环中得到合作红利，但他也不时用“民主不能强加”之类的“亚洲价值观”，向西方朋友展现一下自己的不合作精神。

新加坡是个小国，更是东南亚少有的纯移民国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身不由己地深陷区内区外各个强权、各派势力和各种思潮的矛盾中。这种复杂性催生了新加坡这个“人造国家”，也让“合成人”李光耀有了用武之地，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华人与非华人

从血统上看，李光耀是纯正华人，但从教育上看，他则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在踏入政坛前，他和华人社区的互动并不密切，最早与华裔亲密接触，则是出于争取基层支持的需要。在长达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强调或淡化华人色彩，是李光耀审时度势、交替使用的两大方略。

争取自治之初，为了摆脱“亲英精英”的形象，取悦在海峡殖民地占人口多数的华人乡亲，他强化华人形象，甚至在公共场合放弃使用用惯了的英文名“哈利•李”，但当自治实现，左翼在华人圈坐大时，他便不惜通过与马来亚合并的办法“稀释”华裔情结；当马来联邦倚仗人口优势，强推歧视华裔的政策时，他打出“保护华人利益”的旗号，促成新加坡独立，但独立后为了避免华裔认祖归宗，他再度淡化族裔色彩，树立“新加坡国民”理念，甚至为此不惜关闭了“南洋华人文化大本营”――新加坡南洋大学。

然而当李光耀发现，自己的“集权式”、“高压式”现代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被西方诟病时，他便再次祭起“华人文化圈”、“儒家治国”的法宝，强调新加坡这个南洋华人国家的特殊性和东方性，为自己的做法辩护。而他搞的新闻管制、家长制、裙带作风、变相世袭，以及严苛的法规、令人侧目的鞭刑等，都被“文明世界”斥之为“野蛮行为”。

总的来说，在大中华圈正式外交场合说英文、在英语圈则说普通话的李光耀，推行的主要是一条“黄皮白心”的路线。李光耀迄今访问过中国大陆27次，据说是除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外，访华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但这位1976年5月就来过中国的领导人却执意迟迟不肯和中国建交。直到1990年10月3日，才姗姗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这位曾和邓小平促膝长谈、且时常在国际上以“和中国领导人说得上话”而自豪的领导人，却在东盟其它国家纷纷倡言积极引入大陆资金时大喊“谨慎”，在中国遭遇“非典”之际落井下石，并先后和日本、澳大利亚、美国乃至韩国大谈“要提防中国”，要求美国多多参与亚洲军事事务，以抑制中国的发展。

国家或家国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但也是一个“家国”。

李光耀从新加坡自治起，当过31年内阁总理，近14年“国务资政”和近7年“内阁高级资政”。他退休后，继任人选并非儿子李显龙，而是伙伴吴作栋，这也让他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并未“传子”――李显龙接替的可是吴作栋，而不是他李光耀。

然而不论新加坡人或外国人，熟悉内情者都知道，新加坡究竟谁当家。

不管挂着怎样的头衔，李光耀都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和权威的人，他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确保了新加坡社会的平稳、高效和有序，也让反对派束手束脚，无法构成对现行体制的任何实质性威胁。更何况，就在退休前几日，他还出席了新加坡基金的重要会议，并就这一新加坡国立投资机构未来20年的投资战略调整发表重要讲话。

不仅如此，他的“家国”构架依然完整：

大儿子李显龙牢牢把持总理位置，暂时看不出任何动摇倾向，或许有朝一日，李显龙也会“退休”，但只要现有轨迹不变，恐怕也只会是重复“李光耀式退休”；次子李显扬曾是新加坡最大国企――新加坡电信的CEO，如今国企虽被淡马锡控股，可是淡马锡这家投资基金却控制在李显龙妻子何晶手中。

在新加坡国内，由于外松内紧的控制，针对李氏“家国”的批评只能隔靴搔痒，细若蚊足，甚至外国媒体也谈虎色变：大名鼎鼎的彭博社、《经济学人》和《多伦多星报》等都曾因批评李氏父子的裙带风，或曝光李氏秘闻，而被精通英美法律体系的李氏父子“修理”。

可以想象，在“家国”模式下，李光耀的退休固然是“退而不休”，李氏“家国”体制的退休，则或许更是遥不可及的事。

当然，时代毕竟在进步，李显龙不是李光耀，他可能具备甚至超过其父的才能、头脑，却不具备其父的阅历。如今的新加坡所处的，也不是昔日“风云十字路口”的洞天福地。本次国会选举，反对党工人党同时参加8个选区的竞逐，在所有参选选区得票率均突破40%，并赢得一个集选区，还在执政党的“铁选区”阿裕尼击败了现任外长杨荣文，取得独立以来最瞩目的成绩。固然，这一切都不足以撼动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优势，更不足以一下改变“家国”体制，但量的积累和时间的推进，终可能会发生某些不可逆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