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贵州省农村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要】通过建立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贵州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正相关。同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Granger原因,即长期和短期都说明贵州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增长。但是农村经济增长不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贵州农村经济增长并没有引诱出内生性农村金融发展。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经济增长;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

一、问题提出及相关文献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然而影响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各个地区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文化素质、现有金融体系等具有差异性,在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时应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政策,因此本研究对建立差异化农村金融体系具有理论意义。贵州作为欠发达省份,又是一个欠开发省份,农村经济更是欠开发,所以更需要建立一个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对贵州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近年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是金融发展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自1969年Goldsmith开创这一研究领域以来,大致形成了两大理论派别,即金融结构论和金融抑制论。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变量的数量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这样金融深化的有关指标以及总金融的结构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代表Goldsmith(1969)首先对35个国家从1860―1963年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随后研究者如:R.G.King&R.Levine(1993),A.H.Gellb(1989),M.Pagano(1993)等从不同侧面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都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后来,World bank(1989)和R.Levine(1996)等人,扩大了研究样本同样得出金融结构随经济发展呈现出较大的变化。金融抑制论则强调价格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实际利率与实际汇率的金融自由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其主要代表人物R.I.Mckinnon(1973)和E.S.Shaw(1973)两人从不同的分析角度提出了金融抑制论,而A.Gellb(1989),M.J.Fry(1988)等人运用这一理论进行实证表明提高实际利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R.Levine(1997)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金融系统的作用作了全新的解释,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归纳为两个途径:一是影响资本积累,二是影响技术创新。尽管两个理论派别研究出发点不同,但所追求目的是相同的,都在寻求金融部门与经济增长稳定之间的联系。

相对来说,国内研究比国外研究晚,研究理论和方法大都是借鉴国外已有的成果。并且多数研究都是应用现代计量方法对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具代表性的文献有:徐笑波、邓英陶(1994)等基于一些描述性的统计指标,论述了我国农村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姚耀军(2004)、龙海明,张颖慧(2007)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且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短期来看,农村经济增长却没能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另外,安翔(2005)、刘兴海,李涛(2006)、赵晓芳(2007)、周万青,田波(2009)、黎翠梅(2009)等人应用不同的实证方法,对其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进行了实证。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础上,构建VAR模型对贵州转型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一是看其它们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关系,二是看其因果关系方向如何走向。

二、实证分析、指标选择及数据说明

(一)实证分析

本研究选取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效率、农村就业结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共同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首先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残差项序列相关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我们将采用Johansen(1988)、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VAR方法系统协整检验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性,如果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我们将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进行短期因果关系分析,进一步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来检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中最重要的都是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本研究中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遵循Schwarz准则和AIC信息准则。

(二)指标选取

农村经济增长指标:衡量“农村经济增长”的指标应该采用“农村GDP”,但目前还没有统一统计口径,所以用“第一产业GDP”数据作相关替代。这种测算方法虽然会将农村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遗漏,在贵州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仍然为主要产业,所以“农业GDP”可以近似代替“农村经济增长”指标,用Y表示。

农村金融发展指标:Arestis、Demetriades&Luintel(2001)认为,银行信贷余额与GDP的比率(L/GDP)这一指标可以用来度量金融发展水平,它反映出金融中介功能的发挥状况。国内学者李广众和陈平(2002)、姚耀军(2004)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均利用了该指标。参考以上学者的研究,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现状,采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与农村GDP之比来衡量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程度是比较合理的,用FZ表示。

农村金融效率指标:衡量金融效率的指标,大多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来衡量,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农村金融效率是农村金融中介把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以此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为农村年末存款余额与农村年末贷款余额之比,用XL来表示。

农村投资指标: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且资本存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因此,选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农村GDP之比来反映农村资本投入贡献率,用TZ表示。

农村就业结构指标: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已随着变化,农村资源从效率低下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转移,也包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指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与农村从业人员之比来反映农村就业结构,用X表示。

(三)数据说明

依据选题,实证分析所对应的转型时期应该从改革开放算起,但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选时间从改革之初1981年开始,这不会影响到研究结果,并且所使用的数据为贵州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金融年鉴上公布的1981～2008年贵州省的名义年度数据。

从理论上说,应该采用所有的农村经济增加值来衡量“农村GDP”,但目前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指标来衡量农村GDP,因此本研究与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一样用“第一产业GDP”数据取对数来近似代表农村GDP。

农村贷款余额为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之和,农业贷款包括农户贷款和农业贷款。农村存款余额为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农业存款余额和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之和。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分析时用农村投资总额与农村GDP之比值取对数来表示。

农村就业结构指标,衡量农村就业结构指标,主要是农村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与农村总就业人数。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贵州六十年(1949―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为了减少数据变动幅度,实际分析时对农村GDP、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取对数。样本时间跨度为1981―2008,所有实证分析借助于Eviews3.1软件完成。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单位根检验

协整分析时首先对农村GDP(lnY)、农村固定资产投资(lnTZ)、农村就业结构(X)、农村金融发展(FZ)、农村金融效率(XL)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我们采取差分法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知,上述变量均为非平稳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的变量均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差分变量是平稳的,于是上述五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的,即I(1)。

(二)协整检验

由表1可知,反映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各指标均是单整的,对于这些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能采用普通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本文使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而Johansen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VAR模型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在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来确定滞后阶数,通过多次测试,当滞后阶数为3时AIC值最小(-14.97265)和SC值最小(-11.07225),并利用怀特检验JB检验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3的VAR模型,拟和优度很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的确是最优模型。在实际进行Johanson协整检验时,由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3,古协整检验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应为2,经过整理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协整检验中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量的结果显示,全部拒绝协整向量秩为零的假设,说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这表明在1981―2008年样本区间无论如何组合lnY、lnTZ、X、XL和RFIR这五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4.4333168,-0.658656,13.51127,0.920296,-14.41903)

则这五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lnY=0.658656lnTZ+4.433168FZ-13.51127X-0.920296XL+14.41903

(0.18592) (1.34673)(3.64165) (0.14932)

(-3.54261)(-3.29179)(3.71020) (6.16333)

协整方程表明了在1981―2008年上述五个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依据表2中协整向量的符号可知,在1981―2008年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1981―2008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从总体来讲,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增加。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比值提高,表明农村金融效率低下,不利于农村经济增长。由于农业经济具有高风险、投资期长、收益低等特性,因此,银行涉入农业贷款的利率都会比较高,加大了农业成本;另外,银行机构从农村把储蓄大量转移到城市,而没有把资金投向农村,这对本身就缺乏资金的农村来说,无疑更加阻碍农村经济发展。而农村就业结构之所以与农村经济增长呈负相关是因为指标设计问题,我们用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与农村从业人员的比,当农村劳动力总量不变时,这一比值的提高,意味着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增加,并且第一产业效率低下,将导致收益下降,因此,显示为负相关符合农村经济实际情况。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农民收入增加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就业结构、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和农村金融效率这五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相关关系,但是我们需进一步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予以分析,说明变量间的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即是由农村金融发展导致农民收入增长,还是农民收入增长促进农村金融发展需要进一步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中最重要的是滞后期的确定,本研究根据AIC信息评价标准和SC信息评价标准最优滞后期确定为3。表3是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

由表3可知在最优滞后期为3时,贵州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其中农村金融相关率和农村金融效率都是农民收入的Granger原因,说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短期内对农民收入增加有促进作用,与协整检验结果一致。但是农民收入增加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并没有诱发农村金融发展。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1981―2008间贵州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在此期间,贵州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不管是从长期和短期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都有显著的正效应,表明了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增长,这与张兵(2002)、安翔(2004)等结果一致,与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2002)、熊德平(2009)等结果不一致。但是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引致效应不明显,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原因。

为了使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相互协调发展,必须加快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首先,农村经济发展方面,一是要政府加大对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集渠道。二是加快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加速农村生产要素流动,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科技投入,全面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三是要不断提升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意识,增加农村经济主体的人力资本,强化市场能力,并培育形式多样的农村经济组织,提高市场地位,加快推进农村经济企业化、产业化发展,全面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其次,在农村金融方面,一是确立现代金融意识。树立制度金融金融意识,按金融发展规律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树立功能金融意识,按农村经济需求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树立产业金融意识,按产业发展规律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二是优化农村金融产权结构,培育多元化农村金融产权主体,构建“主体多元、寡头主导、大中小并存、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三是优化农村金融业务结构,拓宽农村金融业务服务范围,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相互合作、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四是全面提升农村金融机构企业经营意识,加强企业的成本和质量管理,推进农村金融企业化发展。五是提高农村金融监管能力,完善农村金融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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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haw,E.S.,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基金项目:本文来源于贵州财经学院在校学生科学研究项目“转型时期贵州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最终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邹亚东(1982―),男,仡佬族,贵州务川人,硕士,研究方向:区域金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