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检察官“抗命”叫好

必须要逐步剥离司法的行政管理职能，

淡化和消除行政层级影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当然可以，

但不能是来自政府的命令。

“全国文明城市”，几乎是地方政府最翘首以盼、寤寐思服的荣誉称号。自2003年中央文明委正式下发评选通知开始，这场自上而下的争夺“文明城市”的战役，在基层燃烧10多年，往往要拿出最大的决心最强的动员，去全力争取。

徐州也不例外。他们无数次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会”，力争2017年心想事成。

这一次，徐州市政府要求全市102家单位上街协助交警执勤，一直持续到2017年底。这102家单位，几乎囊括了徐州市所有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其中就包括了徐州法院和检察院。

对于这样的安排，徐州市检察院是徐州唯一一家、可能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公开表示反对意见的。

他们公开表示，拒绝安排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不组织任何检察机关人员上街协助执勤。

可能有人会奇怪，怎么需要这么多人辅助交警？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明城市评选的方法，自然就懂了――

“180多位调查队员分成12个组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以普通旅游者身份进入一个城市，抵达当地后，打开一个保密大信封，里面罗列着在这个城市要实地考察的汽车站、建制村、文明社区、医院、集贸市场、主要商业大街等20个电脑随机指定的申报地点，以及出租车、饭店、街巷、交通路口等50个随机选取的非申报地点。”

检察官、法官承担莫名其妙的非本职工作，不在少数

“一会儿座谈会开完了，我们还要上街开展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的宣传。”这是一个基层法官在开完司法体制改革的会议后，对记者说的话。

除疏导交通、打扫卫生外，检察官、法官经常承担的非职务性工作让人大跌眼镜，主要是两项：招商和拆迁。2015年底，最高法院院长就曾指出，有的地方仍视法院为政府的工作部门，要求法院承担司法职权之外的强制拆迁、城管执法、招商引资等工作。

为什么一些法官要承担拆迁和招商等工作呢？这里面除了有摊派任务这个意思外，还另有深意。

2013年，河南省项城市（县级市）法院招商引资了一个“1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项城法院院长赵振勇深入工地进行调研指导”的新闻标题让人很有错乱感。既然是10万平米的厂房，肯定要涉及到拆迁的问题，涉及到拆迁，肯定有“钉子户”，这个时候赵院长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法院官网介绍“针对个别村民影响施工的问题，赵院长与派出所共同研究，做好沟通协调，如不听劝阻，与公安等部门配合予以打击。”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刘素华曾表示，法院参与招商引资，会在情感上产生偏爱，当投资人和其他社会主体产生争议时，有可能做出有争议的判决。

今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文件，其中明确指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所以，两办（中办、国办）发了文，徐州市委市政府不便发作。

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了把法院、检察院当“自家人”

不管是被叫去执勤还是招商拆迁，法官、检察官之所以如此容易被驱使，还是因为基层政府把法院、检察院视作一个由他们管辖的部门，地方行政长官成了院长、检察长的上司，上司让下属干活，哪有不干的道理？

这几年司法改革方案接连出台，有一些亮点，比如法官的人事任免权统一到了省高院，不再受制于地方政府。但有两个问题尚未解决。

第一，人事权虽然被省高院收走，但财权没有独立。长期以来，中基层法院经费主要依赖地方本级财政。虽然有统一标准，但毕竟不是由人大直接拨款的，而是政府根据财政收支状况进行把握。这样，地方政府就能利用其手中掌握的财权，方便地挟制法院的经费使用。

第二，基层法院的人事权被省高院收走，但省级法院并未被“统”到最高院，还得听命于省政府。

从现实情况看，越往基层，法官和其他公务人员的区别就越小，都是组织的人，把你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复杂的是，不仅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了把法院、检察院当“自家人”使唤，就连畅想自由的法官、检察官，也对脱离地方政府后持狐疑态度。

据《南方周末》报道，重庆某区法院一位副院长打了个比方：法院以前有两个婆婆，一个是地方党政，一个是上级法院。改革之前地方这个婆婆它一方面可以干预你，面对难题的时候它也会调动力量来帮助你。改革以后这个婆婆没有了，剩下的上级法院这个婆婆，它能不能很好地支持你？

让法官、检察官更纯粹，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

其实，单纯从消耗法官、检察官精力的角度看，徐州检察院被要求上街执勤，都是利用下班、空闲时间，而不是让大家旷工。说“一定会影响他们的本职工作”倒也未必。国外有不少优秀法官也一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那为什么要对这样安排如此敏感呢？因为必须要逐步剥离司法的行政管理职能，淡化和消除行政层级影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当然可以，但不能是来自基层政府的命令。

这背后有漫漫长路要走。在一个司法去行政化的会议上，最高法司改办的官员曾自嘲：“这是自己参加的比较尴尬的一个会，因为自己就是典型的一个行政化的官员。”

看起来，赋予法官、检察官说不的权利，对他们似乎完全是好事。其实不然，独立的身份一定是和独立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对国内的一些司法人员来说，“独立的责任”不一定是他们所乐见的。

举个例子，在各级法院，都存在一个审判委员会，这里面有不少人根本不是专业法官，在司法改革的呼声中，不少学者都呼吁废除审判委员会。但南方某中级法院副院长表示：“实际上，如果要废除审判委员会，法官会反对的，因为审判委员会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责任分担，取消了，法官压力反而更大了。”

理由很简单，集体承担责任往往意味着没有人承担责任。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的背后，哪一个不是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最后又处分了谁呢？

徐州检察院公开反对基层政府的做法，为全国基层司法系统做了一个有勇气的表率，或许可以期待这会成为一个示范，让基层检察院、法院不再杂事缠身。

摘自腾讯“今日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