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1-21 04:50:50
中国探月之举究竟会成为一个国际“淘汰赛”还是“接力赛”，意味着不同的道路选择。真正的开放、政治互信以及细节设计同样重要
漫漫奔月路
2007年10月24日，北京时间晚六点零五分，亿万中国人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和数千在四川省山州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的观众一道，目睹了“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搭载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在细雨后的天穹腾空而起。
火箭发射几乎整整24小时之后，25日晚6时左右，“嫦娥一号”完成了首次变轨，将其轨道由近地点205公里、远地点50930公里，变为近地点约600公里的绕地轨道。
据悉，首次变轨为远地点变轨，即只提高绕地轨道的近地点高度。从10月26日至31日，“嫦娥一号”还会进行三次至关重要的近地点变轨，将其远地点逐渐从目前的5万公里左右，提高到从地球向月球的转移轨道。
在经历了发射首日的星箭分离以及成功进入地球轨道、展开未来提供能量的太阳能帆板之后，对于“嫦娥一号”而言，一系列的考验也刚刚开始。
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嫦娥一号”在发射一个星期之后，才算完成“预热”，真正踏上奔月之路。
“这几次变轨，尤其是10月31日的最后一次变轨，对于整个工程的成败至关重要。如果‘枪口’没有对准靶子，怎么可能命中目标？”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有关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
之所以选择通过多次变轨，而不是直接飞向月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球引力对飞行器进行加速，从而节约其自身所携带的宝贵燃料。这也是发射深空探测器的“惯例”。因为一旦燃料耗尽，就意味着这一飞行器的寿命再也难以掌控。
不过，即使顺利通过这个关口，也远没到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
在从地球到月球的漫长路途中，工作人员还必须多次调整航向，以保证月球始终处于“靶心”位置。而在接近月球时，还要经过连续三次刹车，才能把“嫦娥一号”真正稳定在距离月球表面200公里的轨道上。
截至10月26日，“嫦娥一号”的整个飞行过程一切正常。但之前累计只有半数的全世界探月成功率，仍然使得人们不敢过分乐观。
也许，只有等到了11月7日，当“嫦娥一号”真正进入了绕月轨道之后，才能对成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甚至这一时间还要推迟到11月下旬，看届时卫星能否顺利传回第一张月球图像。
从发射到进入常规工作状态，无论对于工作人员还是公众，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日本于9月14日刚刚在种子岛航天发射中心发射的“月亮女神”绕月探测器为例，一直到10月21日，日本航空宇宙开发机构（JAXA）才宣布其进入了常规的绕月观测状态运行。
而最终做出判断，也许还要再等上一年多的时间。按照设计，“嫦娥一号”将在轨工作一年；其最终的归宿，很可能要根据其实际运行情况稍后再做出取舍。
“亚洲时间”
此次“嫦娥一号”上，搭载了六套共计24件仪器，它们除了将对月球表面进行三维立体成像，还将对月球上14种元素的含量和成分以及月壤厚度等进行探测。此外，在奔月过程中，其携带的仪器还将通过对于太阳风等的测量，更多地了解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环境变化。
在中国之前，前苏联、美国、日本和欧盟先后成功发射了月球探测器。但作为中国自主走出地球的第一步，“嫦娥”探月如果能成功，仍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JPL）资深研究员、著名的华裔科学家邹哲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一旦“嫦娥一号”获得成功，对于中国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邹曾在美国发射的“星尘号”（Stardust）彗星探测器中，担任设计者和副首席科学家职务，并刚刚在今年夏天荣获美国航空航天局颁发的“特殊科学成就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王绶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嫦娥一号”的成功，表明“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那一轮“月球竞赛”充斥着美苏“冷战”色彩，那么这一轮月球探测热潮，毫无疑问带着鲜明的“亚洲特色”。
前国际月球探测工作组主席、印度国家科学院名誉科学家班达瑞（Narendra Bhandari）对《财经》记者透露，印度首个月球探测器“月球初航一号”（Chandarayaan-1），按照计划也将于2008年4月正式发射升空。目前，班达瑞也是“月球初航一号”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这意味着，如果一切顺利，到2008年夏天，围绕月球轨道运行的三个探测器，将全部来自亚洲国家。因为欧洲空间局于2003年发射的首个月球探测器“聪敏一号”（Smart-1），已经于去年结束了使命；而美国的“月球勘探者轨道探测器”（LRO），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项目委员会副主任科琳哈特曼（Colleen Hartman）表示，要等到2008年10月才能正式发射。
在班达瑞看来，今天探月热潮重来并不偶然。在对过去半个世纪的探索进行消化和吸收之后，人们已经逐渐明白探测月球到底要解决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围绕这些真正的任务来精巧地设计仪器，比如研究月球的矿物成分，以及精确描绘月球表面等。如日本，在“月亮女神”上携带了两颗更小的卫星，以便更好地对月球的重力分布以及磁场进行观测；印度的“月球初航一号”也将携带一个撞击器，以观察其整个下落过程。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表示，中国发射“嫦娥一号”完全是处于科研目的。欧洲空间局（ESA）的科学项目主管索思伍德(David Southwood)也认为，由于现在全球的军事对抗远没有冷战时期那么激烈，因此，中国完全出于中国军事目的而探月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
但他同时强调，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新兴“巨人”，都希望通过这样的太空探测活动，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科技能力，并且凝聚整个国家的民族自豪感。
实际上，类似月球探测这样的太空项目，从来不像一个单纯的科学项目那么简单。从最初的“冷战”时期的军事诉求，到现在的民族和国家凝聚感的指引，都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
“到月球去是非常遥远而困难的任务，中国将其作为一个展示自己技术与实力的舞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美国科学院院士、夏威夷大学教授杰威特（David Jewitt）对《财经》记者补充道。
走向“大合作”
2006年夏天，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孙来燕在“第八届国际月球探测与利用”大会的开幕式上公开表示，中国的探月工程将成为一个“开放的项目”（open project）（参见《财经》2006年第16期“‘月球竞赛’重来”）。
尽管“嫦娥一号”上并未搭载任何其他国家的科学仪器，但这种国际合作已经开始了：欧空局在“聪敏一号”上的经验，已使得中国受益匪浅，尤其是在远程测控方面。对数十万公里之外的目标进行准确测控，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网络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邹哲看来，国家之间必要的太空探索竞争，有利于保持整个领域必要的活跃程度。但合作的重要性，在业内人士看来远远超过各自为战的竞争。
杰威特明确指出，在一个自由市场上，当然可以推行“优胜劣汰”的竞争性法则。问题在于，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比如，美国已经几乎探测过整个太阳系，但即使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也无法承担所有的工作，哪怕仅仅是实现到2018年“重返月球”目标，更不用说更加恢弘的火星计划了。
因此，美国航空航天局科学项目委员会副主任科琳哈特曼对《财经》记者表示，在今年10月访问俄罗斯期间，其局长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已经正式邀请俄罗斯这个昔日的“对手”，参与即将于明年发射的“月球勘探者轨道探测器”项目。
此外，美国还分别在日本和印度的探月计划中搭载了自己的仪器，以更全面地了解月球。
与中国、印度乃至日本相比，美国的月球计划在一个高得多的水平线上。迄今为止，除了美国，这三个国家还都没有明确的载人登月计划。中国正处在研究中的“嫦娥一号”二、三期工程，也仅仅把目标锁定为探测器着陆、月面巡视以及无人采样返回等。
不过，在索思伍德看来，这并不影响各个国家在探月上的合作。
“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目的，并不妨碍大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他补充道。而这个共同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月球，从而更好地认识地球、我们所处的太阳系，乃至整个浩瀚的宇宙。
2006年9月，格里芬访华期间曾表示，美国和中国在月球探测方面，还没有明确的合作计划。
在“嫦娥一号”顺利发射升空之后，美国航空航天局新闻发言人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仍然强调中美之间无论是在载人登月或者无人登月方面，迄今为止都没有明确的合作计划。能否取得积极进展，这位发言人表示，“将取决于中国能否在美国担心的一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比如如何防止太空技术扩散等。”
即使在政治互信上取得突破，国外内的航天专家在接受采访也都普遍认为，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甚至俄罗斯等，怎样建立一个可操作性的探月合作框架，在技术上仍然面临不少困难。
无论如何，长期而言，合作的基础仍远大于彼此的猜疑。正如印度探月计划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班达瑞所强调的：“人类不可能总在孤立中去探索整个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