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的称谓内外有别

一些反映我党地下斗争的影视剧，涉及军统的称谓并不符合当时习惯。如军统人员对戴笠当面均称“先生”，背地称“老板”，称为“大老板”。因戴笠最初为南昌行营科长，所以一直习惯称呼他“戴科长”，有时为示亲近称呼他的表字“雨农”。戴本人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按黄埔系习惯，一直称蒋为“校长”。戴笠与军统高层背地里称蒋为“老头子”，这也是黄埔系将领们的习惯称呼。戴笠对宋美龄无论当面背后皆称“夫人”。

早年任北伐军总司令、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抗战中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任国民政府主席，20世纪40年代末期又任“总统”，长期担任总裁（最高领导人原称总理，因纪念孙中山，故改称“总裁”），兼职有黄埔军校校长等，因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总司令”“总裁”“委座”“校长”“主席”“总统”等。另外，党政军各类人员对蒋的称谓也不同，如元老一般称蒋为“先生”，党务系统一般称其为“总裁”，将领一般按不同年代职务称他为“总司令”“委座”等，而黄埔系将领自诩嫡系，一律称“校长”，最爱听这一称呼。当然，杂牌系的将领是绝不如此称呼的。军统领导人如戴笠、郑介民、唐纵等为黄埔毕业生，也称为校长。军统非黄埔毕业生者，如沈醉见到，就称呼其为“委座”。党务系统包括中统互称同志，老资历党务人员一般自称“兄弟”，对外称“调统人员”，而军统因自诩为“革命团体”，内部则互称“同志”。

戴笠对与他亲密者，如宋子文、张学良、汤恩伯、胡宗南等，则称兄道弟，或称表字，如胡宗南字“寿山”。军统其他人员称呼这些人，都按职务称，如对宋子文称“部长”、对张学良称“副座”等。唯独因胡宗南与戴笠关系亲密，军统特务无论高低，皆称“胡先生”。

抗战以后，军统开办了二十多期特工人员训练班，军统局内部称谓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训练班学员血气方刚，多有文化，不同于军统早期老特务。再因每期训练班，戴笠必兼主任，因花了大量心血，这一大批学员均受到戴笠的宠爱，抗战结束时有的学员已升至少将级阶衔。这些学员很多都得到戴笠的器重，成为保密局和后来“情报局”的骨干。故这些学员自认为是戴老板门生，见到戴笠，必称“主任”而不称“先生”。见到其他曾在训练班担任过老师的军统高级特务，也不按例称职务而是称“老师”或“教官”。学员们也不按军统局的习惯互称“同志”，而改称“同学”。

军统分公开与秘密两部分，秘密单位不公开活动。公开单位的军统人员在外面活动时，也不会自称是军统局的。军统局的公开单位有军委会特检处（后改为军委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这个处连军统内部很多人都不知道属于军统局单位）、卫戍区总司令部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缉私署、货运局、警察局侦缉大队、兵工署警卫稽查处、长官公署第二处、中美合作所、国防部二厅、交警总队及军队各级谍报参谋情报军官、驻外武官，这些单位的军统人员对外只能自报所属的部门。军统局只有一个部门骄横无比，对外称呼自己是“望龙门的”！

军统局原有特务队，担负警卫等任务，抗战前皆为便衣。抗战后改为武装部队，着军装，正式番号为军委会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等。军统内部称“特务总队”，下辖三个武装大队、一个便衣中队。它不同于军队和机关中的特务团、营、连只担任警卫任务（军队中有特务长职务，负责主管伙食生活），军统特务总队一部分人员担任军统局本部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警卫，大部分任军统看守所、监狱看守。重要人物如张学良、廖承志、叶挺、杨虎城等“要犯”均由他们来看守。军统处决人犯也由他们来执行。尤令军统内部特务们心惊胆战的是特务总队行动组，这个组不仅在社会上可以公开搜查，执行抓捕任务;在军统内部，凡违反纪律的特务，无论级别高低，均由该组去拘捕扣押。因而在军统局内部有“锦衣卫”之称。特务总队还有自己的看守所，捕来的犯人都在此初审，然后才会根据案情转往白公馆和息烽集中营。军统局内部称此处为“小学”，后两者分别为“中学”和“大学”。

因而，这个军统部门的特务兼公开和秘密不同身份，有内外抓捕大权，比公开特务机关更凶狠。一般军统特务都会让他们三分。这些特务外出横行不法，被询问是何机关时，都会狂妄骄横地回答：“望龙门的！”因特务总队一直设在重庆森林望龙门两湖会馆内，故有此称谓。

（摘自《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