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市场渠道促文物回归

一

保利艺术博物馆是由中国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中国保利集团出资兴建的，1998年经国家和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注册成立，1999年正式对外开放。

保利艺术博物馆不仅是中国首家由大型国有企业兴办的博物馆，而且，经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它已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博物馆之一。目前，保利艺术博物馆建有两个专题陈列馆，其中，中国古代青铜艺术陈列馆展出商代至唐代的青铜珍品100余件(组)，展现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与独特魅力，西周神面卣、佣季凤鸟尊、遂公盈等，皆为罕见的重器；中国古代石刻佛教造像艺术陈列馆展出北朝晚期至唐代石刻佛像30余尊，其中部分青州造像和定州造像为世人所称道。保利艺术博物馆在固定陈列之外，还设有专门展厅不定期举办各类艺术展览，努力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享受。2007年9月举办的“旷代风华――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书画名品”展览，获得各方广泛好评。

二

与其他大多数中国企业博物馆不同，保利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与企业所从事的业务没有任何关联。受政策及体制等多方面的限制，保利艺术博物馆不可能通过考古发掘和上级机关划拨获得藏品，要想丰富馆藏，只有接受捐赠和在市场上购买两条路。

由于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近一时期以来中国各类博物馆所获高水平捐赠皆十分有限，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部级博物馆也未能例外。10年来，保利也获得了部分捐赠，其澳著名实业家何鸿檠博士捐赠的圆明园猪首铜像、收藏家黎志佳先生捐赠的春秋叠瓣龙纹大鼎，都大大提高了保利艺术博物馆的收藏水平。然而，单纯依靠捐赠，想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有一定规模的高水平的收藏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保利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只能依赖市场渠道。

在广大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保利集团在建馆之初便确定保利艺术博物馆的收藏重点集中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和石刻佛教造像两方面，而这两类艺术品在国内流通有诸多法律及政策限制，因此，保利艺术博物馆将目光重点投向国际文物艺术品市场，并将“抢救保护流失海外祖国珍贵文物”作为建馆宗旨之一。

三

中国的博物馆等机构利用市场渠道白海外抢救保护文物，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白海外抢救保护了《中秋帖》《伯远帖》《五牛图》等珍贵文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少数博物馆开始通过市场渠道征集藏品，特别是上海博物馆，在马承源、汪庆正等前辈先贤的主持下，白海外抢救保护了一大批珍贵文物，为国家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保利艺术博物馆白海外市场征集藏品，实际上是上海博物馆所开创的海外文物抢救模式的延续和发展。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运气和机会都不错。保利艺术博物馆成立之初，恰逢马承源、俞伟超、李学勤、陈佩芬等一批大专家陆续离开领导岗位，从而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大的精力指导保利艺术博物馆。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香港、台湾、日本及东南亚等地的文物艺术品市场，绝大多数文物艺术品价格低落，交易清淡。从收藏角度说，保利艺术博物馆恰逢其时，竞争对手少，价格也相对便宜。

近10年来，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在许许多多专家和朋友们的热情帮助下，我们的征集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美洲2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一大批收藏家及拍卖公司、古董店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联系，甚至成为很好的朋友。截至目前，保利艺术博物馆已先后从海外文物艺术品市场购藏了数以百计的青铜器和石刻佛教造像，已初步建立起富有自身特色的收藏体系。

保利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征集活动，只是近一时期以来海外中国文物回流大潮的一个缩影。进入新世纪，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收藏家、收藏单位深入欧美、日本及香港、台湾等地，通过市场渠道大规模购藏中国文物艺术品。这直接推动了海外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香港、纽约、伦敦、巴黎等老牌交易中心成交额年年都有大幅度增长，仅香港佳士得2007春秋两季拍卖总额就分别同比增长26％和28％，美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国家近年来还出现了以中国文物艺术品为主的小型拍卖会，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这些拍卖会的买家中，华人已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一部分来自中国。市场繁荣的直接成果就是文物回归成为主流，据对目前北京八家重点拍卖企业的粗略统计，它们每年所拍卖的上万件中国文物艺术品中，海外回流的拍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占据“半壁江山”。没有上拍而直接进入收藏领域的，数量则多得多。

文物回流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又使更多的文物回流，两者既对立又统一。

海外文物艺术品回流，是当今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最靓丽的风景。其实，它更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可喜的大事。特别是国宝回归，牵动民心，顺乎民意，可喜可贺。2000年春保利人在香港抢救保护3件圆明园国宝，举世关注，反响强烈。现在看来，是它吹响了中国文物回流大潮的号角。

四

相对于考古发掘等方式，博物馆一类机构利用市场渠道购藏文物艺术品，要面对诸多复杂问题，首要的自然是真伪鉴定。

中国文物造假自古有之。面对赝品充斥、鱼龙混杂的市场，稍有不慎即遇凶险。一整套科学的、严谨的、行之有效的鉴定和购藏机制，对于广大收藏者特别是国有收藏机构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早在建馆之初，保利便聘请国内近50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组建起阵容超豪华的专家委员会。这其中包括徐邦达、王世襄、耿宝昌、宿白、徐苹芳、金维诺、李学勤，以及已故的启功、朱家渚、马承源、俞伟超等一大批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学者。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保利艺术博物馆的顾问委员会，创造了中国博物馆界的一项新纪录。保利聘请这些顾问，不是为了“充门面”，而是在藏品征集和研究等诸多方面工作中，紧紧依靠这些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学识和智慧。反映在文物征集方面，保利艺术博物馆所征集的青铜器都曾经马承源、李学勤、陈佩芬、朱凤瀚等专家逐一鉴定，所征集的石刻佛像都曾经宿白、金维诺、杨泓、汤池、马世长等专家分别鉴定。

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当时国内一部分博物馆的征集活动是由少数领导和专家拍板，一部分则设藏品征集委员会，由专家们开会讨论决定。我们分析后感到，这两种方式都有问题。前者自然不用多说，后者看似做到了集思广益，然而专家委员会虽然较为庞大，但大都来自本单位，仅有个别成员是外面的，而文物博物馆圈子并不大，大都是老师带学生，师傅带徒弟，开会时，有时老师说了，学生很难再提出相反的意见；即使不是师生关系，中国人注重面子，许多人很难抛开情面直接反驳别人。

有鉴于此，我们逐渐摸索出自己的一整套征集程序，即在未付款的情况下，将拟征集的文物运至馆内，然后请相关领域的至少3名专家“背靠背”分别审鉴，专家们互不通气，分别出具鉴定报告。在专家们一致肯定其属真品且具有较高历史与艺术价值、适合博物馆收藏的情况下，方决定是否征集；如有其中任何一名专家对拟征集的文物存有争议，便告放弃。需要解释的是，请几位专家分别鉴定，不是不相信专家，而是觉得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大专家有时也会有失误，但几位大专家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鉴定，出现同样的失误，则几率要小得多。

多年的实践证明，这套征集程序相当严谨，行之有效，保利艺术博物馆得以确保所征集的文物皆属真品，且档次高，工艺精，也避免了诸多损失。这也得到了博物馆同行们的赞同。

此外，利用市场渠道购藏文物还面临其他一系列问题，诸如：是否准确把握市场行情，从而免于成为“冤大头”，是否真正建立起有效的信息网络，从而获取第一手信息；是否拥有科学高效的决策机制，从而避免因自身优柔寡断而与珍贵文物失之交臂；是否熟悉所在国家和地区有关文物艺术品的法律法规，从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出现不必要的纠纷；是否能够做到短时间内购汇支付，等等。这些问题看似不大，若处理不当有时仍然会产生不良后果。三年前，国内某一国有收藏单位欲从海外收购一批石刻，从文物入境到组织专家鉴定、决定购藏、付款完毕，前后竟然用了10个月时间，海外藏家叫苦不迭。我们与这位收藏家商谈合作，他极不情愿，多次表示不愿再和我们这类公家单位打交道。

五

文物回流有多种方式，接受捐赠、通过法律等手段追索，当然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天，通过经济手段从海外直接征集珍贵文物艺术品，可能是最简便、最直接的手段。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立而行之。与其空喊保护文物的高调，不如正视市场，给海外文物回流以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这才是对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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