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金融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自考金融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第1篇

一、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形式的创新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的“”，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百业待举。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各方面都迫切需要各种专业人才。但是由于“”对教育的严重破坏，使高校少培养了100多万大学毕业生，各条战线出现了明显的人才断层现象，严重制约着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失去了上学机会，他们返城后强烈要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适应改革新形势的需要，迫切要求继续学习以圆大学梦。但国家当时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办大学，致使高考录取率只有5%，正如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说的那样，“自学考试这件事最初是被逼出来的”，“青年们上学的愿望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高等教育办校形式单一，入学条件、招生数量、学习方式和修业年限等方面都有较多的限制，远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而这仅靠发展全日制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1980年10月29日，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同意，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决定》，同年11月22日，正式成立了“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副市长白介夫首任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主任。1981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下发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并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市进行试点。1981年6月7日，北京举行了首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哲学课的考试，在中华大地上，首开了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先河。三十多年来，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北京市的自学考试得到了迅速、健康的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认真参与命题，确保自学考试质量

1981年8月17日，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通过决议并文件通知，决定1982年起开考中文、法律、数学、档案、金融、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及基础英语八个专业。而在此之前的1981年3月20日，北京市档案局（京档局字[1981]第9号）文件，就提出了“关于设立档案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科目的建议”，建议中国人民大学承担此项任务。档案专业的自学考试任务，最终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承担。系主任又将此项任务落实到了有关科目教研室。我从1982年起先后与和宝荣、王英玮等教授合作担负起《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档案行政学》等科目的命题、阅卷任务。三十多年来的工作实践，我深刻体会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一项既严肃又光荣的任务，主要体会是：

（一）明确并严守命题规则

命题要以课程考试大纲为依据，既要有考核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试题，又要有考核基本技能，特别是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试题，以保证试题的质量和水平。

（二）认真规范命题程序

自学考试的命题，三十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严密的工作程序，严格按照程序命题就能确保命题的质量。参加命题的教师必须首先了解自学考试的特点与命题原则、要求，并对课程考试大纲和指定教材认真研究分析，熟练掌握本考试课程的特点和考核点；然后根据课程命题大纲设计试卷蓝图、确定试题类型和各占比重；最后是教师编写试题，掌握好识记理解、简单应用、综合应用与创见四个层次。

（三）建题库并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建立题库有利于确保自学考试的质量，有利于增强试题的保密性。北京市自考办比较早地建立了试卷库和题卡库，在全国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后来又建立了计算机题库。而自学考试的试题和答案在使用前属国家绝密材料，受国家法律保护。北京自考办对试题保密工作做到了慎之又慎，确实做到了万无一失。

三、自学同样可以成才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给那些没有机会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人，特别是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北京市报名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人数基本上是逐年增加，只是近几年来，由于普通高校连续扩大招生，参加自学考试的人数才有所下降。据北京教育考试院统计，截止到2004年年底，全国共有500多万人参加了自学考试。大多数是25岁以下的青年，他们通过自学考试接受高等教育，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提高了自己的学历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圆了大学梦。也有不少中、老年人，他们通过自学考试接受继续教育，学习社会急需的知识和自己喜欢的课程，不断充实自己，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多方面的需要。

档案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北京市专职档案干部有数千人之多，这些人员多数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因而北京市档案局早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始时，就发文号召全市档案干部积极参加自学考试。截止到2005年权威统计，虽有数万人参加自学考试，但档案管理专科毕业生为2693人，本科毕业生为368人，可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历是有保证的。

参加自学考试的人们，通过自学考试的磨炼，他们学会了学习、学会了生活、学会了自我安排。很多人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著名的燕京啤酒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李福成，于1986年拿到了自学考试大专毕业证书；又如，现任TCL信息产业集团总裁的吴士宏，她原是一名护士，凭着一张自学考试文凭敲开了IT巨人――IBM的大门，由IBM职员、IBM华南分公司经理、IBM中国销售总经理、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再到TCL信息产业集团总裁。再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总工程师刘建业、全国十佳母亲《妈妈的心有多高》一书的作者赵定军，北京十佳青年特级优秀中学教师张思明，勇斗歹徒的优秀武警袁时光，扎根山区的优秀教师支来凤等，都是自学考试毕业生。特别是在北京郊区，通过自学考试为党政机关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骨干。如房山区、密云县、通州区等自学考试毕业生都在千人以上。据密云县有一年不完全统计，全县副处级以上干部中有120人是自学考试毕业生。

档案工作领域也是如此。他们在自学考试过程中养成的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主动刻苦学习的特殊毅力，在默默无闻的档案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为档案事业的进步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下面就我辅导过毕业论文的几名同学中举出几例：国家海洋局综合处的张连秋，通过自学考试取得本科毕业文凭，近几年在他积极组织、参与下，完成了《海洋档案管理办法》《海岛资源档案调查》《大洋档案管理规范》等几项重大科研课题，并于前几年提升为副处长。外交学院档案室主任张桂兰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外交学院档案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被晋升为副研究馆员；北京外语大学档案室的曹玛琳、朱玉清都是该校档案工作的骨干，朱玉清通过继续学习又获得了普通高校的硕士学位；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公司档案室主任金静通过自学考试不仅获得了本科毕业证书，而且在集团档案工作中创新开拓卓有成效，受到领导表扬；北京市档案局（馆）的许多同志更是积极参加自学考试，我负责指导毕业论文的先后就有张亚良、李亚一、刘影等十几名同志，目前他们都已是各个处室的业务骨干。

事实证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创建与发展，为广大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成才之路。自学考试毕业生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特长，接受各种形式的考验，以永不气馁、顽强的毅力，勤奋的拼搏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于本世纪初正式退出了高等学校课堂，但自学考试却延续了我的教学生涯，是我继续任教的第二课堂。我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

参考文献：

北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5年光辉历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自考金融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第2篇

如今，一些用人单位越来越崇拜所谓的“名校学历”。他们眼里的“名校”，有的是指高考参加第一批本科录取的学校，即俗称的“一本”学校，有的是指“211工程”的百所高校，有的则更是把它缩小到“985工程”的30多所高校。一些用人单位的“名校情结”愈来愈强烈，进人的大门只向这些“名校”毕业生打开，“非名校”的学生被打入另册。据复旦大学公布的《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显示，在“大学生眼中求职重要条件”中，“学校名气”首次被大学生认为是第一位的，本应放在首位的“学习成绩”、“个人实际能力和素养”却排在后面……

有的用人单位更甚，他们查“是否名校出身”已经查到了中学上。在一次招聘会上，负责招聘的人说：“哪怕是名校大学生，也要查查他高中在哪里上的，是不是也从名校毕业?否则，他的学习习惯肯定好不了。”或许有一天，一些单位恐怕要查人家小学、幼儿园是在哪儿上的，是否也是从“名小学”、“名幼儿园”出来的。

这种对“名校学历”的崇拜最初源自“学历崇拜”。曾几何时，知识分子被斥为“臭老九”，“白卷先生”成了英雄，这是对知识、对人才的贬低与蔑视，结果导致的是社会的退步。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人们认识到，有没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是能否取胜的关键因素。因此，恢复高考后，人们开始重视学历、重视人才。因为学历是检测一个人知识水平的标尺。人们对学历的追求，既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种体现，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然而，由于某些片面的、形式主义的观念，导致了一些人产生了“学历崇拜”的思想。其实，学历只是一件“外衣”，一个人的实际能力才是本质的东西。“学历”与“能力”的关系，正如“椟”与“殊”的关系。但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们看到的只是“椟”，而忘记了“珠”的存在。他们崇拜的只是“学历”这一外壳，至于“内核”，他们反倒不在意了。

随着我们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量增多，人们对“学历的崇拜”转变到对“名校学历”的崇拜。他们在招聘、选人、用人等方面，不是考察学生的实际能力，而是眼睛只盯着是否是“名校学历”上。除了看“最高学历”是否是“名校”的外，还要看所谓的“第一学历”是否也是“名校”的了。其实，“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本身就意义含混。一个人的“第一学历”是什么?应该是小学或幼儿园的学历吧。但这里的“第一学历”指的却是本科学历。现在，不少单位在招聘人员时看重“第一学历”是出自哪所高校，受阻于“第一学历”门槛而被拒之门外的人不在少数。有一位本科毕业生在就业时因学历不过硬而与理想的单位无缘，倍受刺激的她下定决心非拿个更高的学历不可，但当她捧着英国大学金融学硕士学历回来时，却发现仍然摆脱不了“第一学历”非名校出身的阴影，一家国有大型银行的回复是：“您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但本科不是重点大学毕业，因此，很遗憾地通知您不能获得笔试资格。”无独有偶，北京大学一位博士毕业生到吉林省一所高校求职，刚接触时，那所高校对他很有兴趣，但一查他的“第一学历”发现这位博士毕业生在大学本科时读的不是“名校”，于是将其拒之门外。这种对“名校学历”的盲目崇拜，甚至出现在学历上查“三代”的荒谬举动，它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不可小觑。如不及时扭转，势必在人才选用上出现失误，既影响用人单位的健康发展，也会贻误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大业。

那么，如何消除在“学历观”上的种种错误认识与做法，真正做到“唯才是举”，人尽其才，让每个人都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呢?

首先，要冲破偏见的束缚。重视学历，本质上是要重视拥有某种学历的人的实际学识与能力。客观地说，具有某种学历的人比普通人在专业知识与文化素养、胸襟与视野、认识事物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知识与能力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应试教育”制度下，拥有某种学历只能说明掌握了某方面的书本知识，而社会所需要的则是其对周围世界的理解能力与机智应对周围世界挑战的能力。知识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成功地转换成相应的能力，才有实际的价值，否则，学历只是一张“中看不中用”的纸而已。在有些人的脑海中，“名校”毕业生水平必然高于一般院校毕业生水平，211、985=高素质，非211、985=低素质。这种偏见是十分有害的。

应该说，出身名校的学生视野更广阔，思维更活跃，而非名校毕业的学生更能求真务实，学习自主性更强。与此同时，名校毕业的学生有的可能眼高手低，这山看那山高，而非名校毕业生由于接触的名师少，国际交流的机会也少，因而视野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在一些单位“非名校学生不招”的时候，有的单位反其道而行，指定“不招某些名校的学生”，说明在实际工作中，名校生与非名校生各有优劣。

至于学历查“三代”，不仅查本科“第一学历”，而且还要查中学是否名校毕业，这种做法就显得有些荒谬可笑了。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331名参与者(青年约占95％)中，69.9％的人认为用人单位看重“第一学历”不合理，50.3％的人认为，看重“第一学历”“是一种就业歧视，将影响真正人才的选拔”。在分析“第一学历”被看重的原因时，42.6％的人认为，“名牌大学念的本科，综合素质、人脉、专业基础等方面比其他院校强”，但也有45.1％的人认为，“第一学历”为名校毕业的学生，只能说明他们高中阶段“应试很厉害”。

应该说，本科不是名校毕业，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名校，一方面说明这些学生要比身在名校的学生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因而付出的努力也比名校学生要多，另一方面，也能充分说明这些学生无论在自学能力还是专业水平上是非常不错的。共青团中国人才栋梁工程的罗琳也认为，即使本科不是重点院校毕业，但如果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研究生学历，说明其在学习能力、专业水平等方面与其他学生没有什么差别，不应区别对待。

其实，在许多地方，不是出自名校，甚至没有学历的人脱颖而出、做出巨大贡献的不胜枚举。当年梁漱溟考不上北大，蔡元培慧眼识真才，破格让他当上了北大的教师；日本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本人也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松下电器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制造人才的公司”。比尔・盖茨、马云、李嘉诚、袁隆平等，他们并没有令人羡慕的“名校”学历，但他们却成功了。这么说，并不是要让人们放弃学历、轻视文凭，而是不要排斥那些非“名校”毕业的学生，要让每一个学有所长的人有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

其次，大力提升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有人说，对“名校学历”的崇拜，表明用人单位对某些一般院校的本科教育质量不信任，而对“第一学历”的崇拜，更表明用人单位对某些学校甚至名牌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不信任。这话有一定道理。因此，狠抓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应该是当务之急。

从本科教育来看，由于连年高校扩招，一些学校师资力量难以跟上，高校教师本科教学任务普遍加重，加之科研任务压头，教师难以有充裕的时间潜心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某些高校一味向钱看，片面创收，导致学历、学位管理混乱。有的开设各种名目的课程班，提供这样那样的“学位”。一些高校全力争得办学自后，便大办辅导班，借辅导之名，行贩卖文凭之实。有些政府官员和国企负责人打着捐资助学的旗号，给学校拨款、捐钱，间接买学位、文凭，出现了真的“假文凭”。一些高校的独立学院、成人教育纯粹是为了“创收”，不顾办学条件，盲目地扩大招生，增开新的专业，教学质量却难以保证，严重地影响了本科教育的质量。

从研究生教育来看，以前一个导师带一两个研究生，现在呢，一些导师动不动就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加上还有本科教学任务，他哪有那么多精力来辅导自己的研究生?有的研究生一年到头难见到导师一面，有的导师甚至在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还问：“这是谁带的研究生?”可想而知，导师对研究生的辅导是少而又少。研究生教育含金量的下降，不仅出现在一般的高校，也出现在某些名牌高校。近年来，某些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滑坡，“一只茶壶数十只杯子”、导师变成了“甩手掌柜”、研究生论文抄袭事件频出，这些现象，无疑让人们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产生了信任危机。

再次，降低人才准入的门槛。如果我们目前还不能做到不拘一格去选拔人才，那至少要降低人才准入的门槛，让真正有才的人有一个展示他们才能的舞台，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剥夺他们的入门资格。现在，一些单位在招聘人才时，本来中专生可以做的事，非得要求大专生、本科生甚至硕士、博士研究生来做。这从招聘公务员的条件中可以看出。公务员招聘，不管是厅局级，还是县处级，最低学历要求都是大学本科毕业，有的特地标明要全日制本科毕业生，至于通过自考等形式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的学生，根本没有与全日制本科生同场竞技的机会，更别说真正跨入公务员的大门了。社会上的就业招聘，一般也以本科学历为底线，一般的大专生、中专生、技校生已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难怪在广东的一次人才招聘会上，那位专科毕业的女生会如此激动地含泪质问：“各地都暗设门槛，专科生到哪都投不出一份简历，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这种一味“就高不就低”的做法不仅严重浪费了人才资源，不能做到“人尽其才”、让每个人“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而且导致教育结构失衡(大专、中专、技校生源急剧下降，难以为继；不少中专、技校只好停办，或重新改办高中)，加重了老百姓的家庭负担(子女没有高学历就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和国家的教育负担(国家不得不满足老百姓对高学历教育的需求，扩大教育规模)，进而影响我们整个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们在设置学历要求时，要因岗位而异，尽可能降低人才准入的门槛，不要盲目拔高学历要求，更不要盲目追求“名校”毕业。正如北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石中英教授所说：“有能力做好工作就行了，你管他本科是哪个学校的干嘛?”当然，降低准入门槛并不是放低对人才的要求，而是不让人才因门槛过高而失之交臂，从而选到真正有用的人才。

最后。纠偏需要综合努力。“名校崇拜”的另一面是“非名校歧视”，它不是一个方面因素造成的。因此，纠偏需要多方面的综合努力。第一，也是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如果一个行业具备了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那么，这个行业就较少出现形式主义的“名校崇拜”，而是更看重一个人的实际能力，“英雄不问出处”。因为，如果某个单位所用的人才只是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那么，它必定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二，对于那些市场竞争不是非常充分的单位，上级部门设置的考评指标就必须科学。如果上级部门看的只是你这个单位有多少名校生、多少硕士生博士生，那么，这些单位当然就只会重视这种形式上的东西，而不去重视本质的东西。第三，要建立科学的人才准入与退出机制。是不是人才，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是人才，就为其设置上升的通道；不合格的，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这样，即便在入门时失误，也会有一个筛选的过程。第四，要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事实上，在就业时将“非名校生”排除在外，事实上已涉嫌就业歧视，我国的法律法规也应该像韩国立法禁止年龄歧视那样，禁止这种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