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控制论文范文

自动化控制论文范文第1篇

与传统的自动化技术相比，智能控制无模型运转，提高了电气系统的管控效率。同时，智能技术的精度更高，减少了设计中的不可预测问题。因而设计对象模型阶段中便会存在不能估量或是预测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系统的实时调节，利用鲁棒性变化和响应时间提高其工作能力，实现自动化过程。智能技术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控的必然趋势，与传统的管控装置相比具有先进性，满足电气自动化工程建设的需求。针对不常见的数据，传统的自动化控制技术无法完成评估工作，但智能技术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实现了对系统录入信息的有效很快速处理。针对不同的对象，智能技术可显示不同的管控效果，使管控的效果具有针对性。但在目前的智能技术发展程度下，多种控制对象问题无法解决。因此，应从技术方面对智能技术进一步剖析和研究，促进该技术的完善，才能对我国工业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基于电气自动化的复杂性，其操作过程应精细且注重细节。一旦操作失误，将导致系统故障甚至造成安全事故。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核心技术在于程序化问题，将复杂化的程序通过智能手段转化为简便化。通过系统日常资料的分析，对设备故障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智能化设计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关系到电力工程以及电路的设计。在传统的设计模式下，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大，需要大量的试验验证，并且对不合理部分进行改进。因此常出现考虑不周全的问题，处理问题的效率较低，对于难度较大的问题，传统的处理方案无法解决。这使得智能化设计成为必然。现阶段，电力企业逐步实现了智能化设计，全面考察了问题的难度，提高了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效率。但同时，智能设计对于操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掌握专业知识和智能系统操作技巧，并且操作人员还应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对智能系统进行适当的改良设计。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可有效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二)PLC技术应用

随着电力企业规模的扩大，电力生产对于技术具有更高的要求，基于此的PLC技术成为企业生产和建设的重要目标。PLC技术是一种常见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工业、电力企业，具有良好的效果。其是在继电控制装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智能技术，该系统的主要作用在于优化了系统工艺流程，从而根据企业需求对运营现状进行调整，确保其运营的协调性。PLC技术以自动控制系统为主，手动控制技术为辅。对于提高电力系统生产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在电力生产中，PLC人工智能化技术的使用还实现了自动化目标切换，继电器逐渐代替了实物元件，不但提高而来管控效率，还确保了系统的运行安全。

(三)智能诊断和CAD技术应用

智能诊断系统的出现是电气运行复杂化的结果。该诊断系统要求操作人员具有较多的实践经验，改善了传统模式的手工设计方案，充分体现了信息时代的优势。科技的发展也使得CAD技术逐渐实现了智能化，缩短了产品设计实践。智能化技术优化了CAD技术，对产品设计质量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在电力系统中，遗传算法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表现之一，通过科学的计算方法，提高了数据统计和计算的精确度。基于遗传算法的重要作用，应得到企业的重视。在电力系统运行过程中，如何区分故障和征兆是一个难题，智能化技术通过专家系统和神经网络系统可快速有效的分析出系统故障和安全隐患，并提供一定的解决办法，确保了电力系统的运行问题。

(四)神经网络技术应用

神经网络系统是智能技术的重要体现之一，其作用在于分析和处理系统故障。可对系统故障进行准确定位，并且减少了定位时间。同时，还可完成对非初始速度及负载转矩的有效管控。神经系统设计具有多样性，具有反向学习功能。利用神经网络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可实现对机电参数转子速度和电子流的评判和管控。目前，智能神经网络系统主要应用于分析模式和信号处理上。由于其包含非线性函数估算装置，因此对于电气自动化控制具有积极作用。其主要优势在于无需对控制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因此工作效率高，噪音小。

三、总结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逐渐实现了数字化和智能化。智能技术的使用提高了自动化控制的效率，基于人工智能理论的智能技术是电力企业发展的必然。智能技术不仅是计算机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计算机技术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但目前，智能技术的应用尚存在一定的缺陷，甚至存在一定的错误。基于此，应提高操作人员对智能控制化技术的认识，以保证智能化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自动化控制论文范文第2篇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几十年探索中,人工智能化已经可以像人一样进行感应与行动,凭借着高效率、高精度以及高协调性等特点超越来传统的控制技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人的思维能力进行模拟的构想现在已经得到了实现,后来在程序语言编制上,智能化模拟的可实施性也得到而来增加。随着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技术的市场得到不断拓宽,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使电气工程的工作速度得到提高,同时还在电气工程中节约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1]。智能化技术在整个电气自动化控制行业中主要是利用不断实践来进行的,其中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并复杂。智能化技术属于计算机高端技术的一种,因此要想很好的掌握其应用,那么必须要具备专业性计算机理论知识。智能化技术不仅有效有提升了电气自动化控制的工作效率,同时也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压力,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电气工程自动化系统的稳定运作。

2智能化技术的主要特点分析

对于很多人来说,智能化技术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然而它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下面我们就对它的主要特点进行阐述,帮助大家深入理解智能化技术。作为电力系统中的关键环节,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对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存在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证电气工程的顺利发展,从而有效提升恒业的整体水平,对智能化技术进行应用是大势所趋。

2.1高精度与高效率

在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中,精度与效率是两项重要指标,在智能化技术指导留下,对多个CPU与高速CPU芯片进行使用,电气工程控制工作效率与精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2.2多系统控制

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减少相关工序,同时还能使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高,目前该项技术在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中的实际应用正朝着系统控制的方向发展着。

2.3科学计算的可见性

在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中,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对数据进行有效的处理,不仅可以通过文字和语言进行信息交流,同时还能利用图形与动画实现信息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作的效率。

3智能化技术在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中的应用

在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应用智能化技术,有效提升了系统的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压力,对于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中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怎样将智能化技术应用到电气工程中对病因的诊断与维修之中;(2)如何对电气产品与设备进行优化设计;(3)通过怎样的形式对电气工程智能化控制进行实现。

3.1对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中的病因进行诊断

利用传统的人工方式对电气工程系统中的病因进行诊断是非常复杂的,同时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非常高,而且也不能对病因进行准确的诊断。在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中难免会发生一些设备和数据问题,依靠人工诊断方式往往不能对病因进行及时的诊断与处理。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使病因诊断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同时还可以使定时检测与诊断得到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很多问题的出现都会得到避免。

3.2对电气工程设计进行优化

在传统电气工程设计中,往往需要通过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进行反复的实验才能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工作人员很有可能不会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如果真的出现复杂性的问题,也不能对其进行及时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不仅要掌握大量的专业设计知识,同时还要很好的将自己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应用中。智能化技术得到应用以后,设计人员就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和相应的软件对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进行设计,这样一来,设计数据的准确性得到而来增加,同时设计样式也非常丰富,另外,还能对一些复杂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的顺利运行就得到而来有效的保证。

3.3对整个电气工程进行自动化控制

电气工程控制系统中存在着很多控制环节,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正好可以使对整个电气工程的自动化控制得到实现。智能化技术在应用过程中通过神经网络与模糊控制等方式实现对电气工程的自动化控制。其中,神经网络控制的应用是非常关键的,它可以进行反向的算法,同时具有多层次的结构。在神经网络控制的子系统中,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可以结合系统参数对转子的速度进行调控与判断,而另一个子系统就可以按照以上参数对转子的速度进行判断与控制。目前神经网络控制已经在识别模式以及信号处理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智能化手段的应用使电气工程的远距离与无人操控自动化控制得到了实现,通过公司局域网的帮助,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使得对电气系统各环节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反馈分析。

4结语

综上所述,电气工程自动化领域中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智能化技术还会逐渐在其他各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在目前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对电气自动化控制的要求逐渐升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在目前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不断增强电气工程中自动化控制的性能,只有这样,才能使电气系统的工作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进而使人们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最终促进企业的市场地位得到显著的提升。

自动化控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工智能 电气 自动化控制

人类智能主要要包括三个力面，即感知能力，思维能力，行为能力，而人工智能是指由人类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能。人工智能主要包括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

1.人工智能应用理论分析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是门边沿学科，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涉及哲学和认知科学、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不定性论，其研究范畴为自然语言处理，知识表现，智能搜索，推理，规划，机器学习，知识获取，感知问题，模式识别，逻辑程序设计，软计算，不精确和不确定的管理，人工生命，神经网络，复杂系统，遗传算法等，应用于智能控制，机器人学，语言和图像理解，遗传编程。

当今社会，计算机技术已经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计算机编程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自动化生产、运输、传播的快速发展。人脑是最精密的机器，编程也不过是简单的模仿人脑的收集、分析、交换、处理、回馈，所以模仿模拟人脑的机能将是实现自动化的主要途径。电气自动化控制是增强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关键一环，实现自动化，就等于减少了人力资本投入，并提高了运作的效率。

2.人工智能控制器的优势

不同的人工智能控制通常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讨论。但AI控制器例如：神经、模糊、模糊神经以及遗传算法都可看成一类非线性函数近似器。这样的分类就能得到较好的总体理解，也有利于控制策略的统一开发。这些AI函数近似器比常规的函数估计器具有更多的优势，这些优势如下

（1）它们的设计不需要控制对象的模型（在许多场合，很难得到实际控制对象的精确动态方程，实际控制对象的模型在控制器设计时往往有很多不确实性因素。例如：参数变化，非线性时，往往不知道。）

（2）通过适当调整（根据响应时间、下降时间、鲁棒性能等）它们能提高性能。例如：模糊逻辑控制器的上升时间比最优PID控制器快1.5倍，下降时间快3.5倍。

（3）它们比古典控制器的调节容易。

（4）在没有必须专家知识时，通过响应数据也能设计它们。

（5）运用语言和响应信息可能设计它们。论文格式，自动化控制。

（6）它们有相当好的一致性（当使用一些新的未知输入数据就能得到好的估计），与驱动器的特性无关。论文格式，自动化控制。。现在没有使用人工智能的控制算法对特定对象控制效果非常好，但对其他控制对象效果就不会一致性地好，因此对具体对象必须具体设计。

3.人工智能的应用现状

（1）优化设计电气设备的设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不仅要应用电路、电磁场、电机电器等学科的知识，还要大量运用设计中的经验性知识。传统的产品设计是采用简单的实验手段和根据经验用手工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很难获得最优方案。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气产品的设计从手工逐渐转向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大大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人工智能的引进，使传统的CAD技术如虎添翼，产品设计的效率及质量得到全面提高。

用于优化设计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有遗传算法和专家系统。遗传算法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优化算法，非常适合于产品优化设计，因此电气产品人工智能优化设计大部分采用此种方法或其改进方法。

（2）智能控制的功能实现

①数据采集与处理：对所有开关量、模拟量的实时采集，并能按要求处理或存贮。

②画面显示：模拟画面真实显示一次设备和系统的运行状态，可实时显示电流、电压等所有模拟量、计算量、隔离开关、断路器等实际开关状态及挂牌检修功能，能生成历史趋势图。

③运行监视：具有对各主要设备的模拟量数值、开关量状态的实时智能监视，有事故报警越限和状态变化事件报警，事件顺序记录、声光、语音、电话图象报警。

④操作控制：通过键盘或鼠标实现对断路器及电动隔离开关的控制，励磁电流的调整。按顺控程序进行同期并网带负荷或停机操作。系统对运行人员的操作权限加以限制，以适应各级运行值班管理。

⑤故障录波：模拟量故障录波，波形捕捉，开关量变位，顺序记录等（包括主要辅机）。论文格式，自动化控制。。

⑥在线分析：不对称运行分析、负序量计算等。

⑦在线参数设定及修改：保护定值包括软压板的投退。

⑧运行管理：操作票专家系统，运行日志，报表的生成及存储或打印，运行曲线等。

人工智能控制技术在自动控制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已广泛展开，但在电气设备控制领域所见报道不多。可用于控制的人工智能方法主要有3种：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专家系统控制。

4.恒压供水案例简析

恒压供水在工业和民用供水系统中已普遍使用，由于系统的负荷变化的不确定性，采用传统的PID算法实现压力控制的动态特性指标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在恒压供水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初期曾采用多种进口的调节器，系统的动态特性指标总是不稳定，通过实际应用中的对比发现，应用模糊控制理论形成的控制方案在恒压系统中有较好的效果。在实施过程中选用了AI 一808人工智能调节器作为主控制器，结合FXIN PLC逻辑控制功能很好地实现了水厂的全自动化恒压供水。对于单独采用PLC实现压力和逻辑控制方案，由于PLC的运算能力不足编写一个完善的模糊控制算法比较困难，而且参数的调整也比较麻烦，所以所提出的方案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本案例中只是一个人工智能在电气自动化中的一个小小的应用，也是电气元

件生产供给的一个方向，实现机械智能化是我们努力的追求，将人工智能的先进的最新成果应用于电气自动化控制的实践是一个诱人的课题。

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完成的复杂的工作，电气自动化是研究与电气工程有关的系统运行。人工智能主要包括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人工智能的应用体现在问题求解，逻辑推理与定理证明，自然语言理解，自动程序设计，专家系统，机器人学等方面。而这诸多方面都体现了一个自动化的特征，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提高机械的人类意识能力，强化控制自动化。因此人工智能在电气自动化领域将会大有作为，电气自动化控制也需要人工智能的参与。

参考文献：

[1]陈洪峰.国内电气自动化发展状况与趋势[N].科技创新导报，2009

自动化控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工智能;电气;自动化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 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 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作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电气自动化是研究与电气工程有关的系统运行、自动控制，电力电子技术、信息处理、试验分析 研制开发以及电子与计算机应用等领域的一门学科。实现机械的自动化，让机械部份脱离人类的直接控制和操作自动实现某些过程是电气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研究的交汇点。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的新成果无疑有利于电气自动化学科特别是自动控制领域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电气设各运行的智能化水平．对改造电气设备系统，增强控制系统稳定性．加快生产效率都有重大意义。

1、人工智能应用理论分析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作出反应的智能机器 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自从1956年“人工智能 一词在Dartmouth学会上提出以后，人工智能研究飞速发展，成为以计算机为主．涉及信息论．控制论， 自动化、仿生学、生物学、心理学、数理逻辑、语言学、医学和哲学的一门学科。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的工作。

当今社会，计算机技术已经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计算机编程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自动化生产，运输 传播的快速发展。人脑是最精密的机器，编程也不过是简单的模仿人脑的收集、分析、交换、处理、回馈．所以模仿模拟人脑的机能将是实现自动化的主要途径。电气自动化控制是增强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关键一环．实现自动化，就等于减少了人力资本投入，并提高了运作的效率。

2、人工智能控制器的优势

不同的人工智能控制通常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讨论。但Al控制器例如：神经、模糊、模糊神经以及遗传算法都可看成一类非线性函数近似器。这样的分类就能得到较好的总体理解．也有利于控制策略的统一开发。这些Al函数近似器比常规的函数估计器具有更多的优势．这些优势如下：

(1)它们的设计不需要控制对象的模型(在许多场合，很难得到实际控制对象的精确动态方程，实际控制对象的模型在控制器设计时往往有很多不确实性因素，例如：参数变化，非线性时，往往不知道)。

(2)通过适当调整(根据响应时间 下降时间、鲁棒性能等)它们能提高性能。例如模糊逻辑控制器的上升时间比最优PID控制器快1.5倍 ，下降时间快3.5倍， 过冲更小。

(3)它们比古典控制器的调节容易。

(4)在没有必须专家知识时．通过响应数据也能设计它们。

(5)运用语言和响应信息可能设计它们。

总而言之，当采用自适应模糊神经控制器、规则库和隶属函数在模糊化和反模糊化过程中能够自动地实时确定。有很多方法来实现这个过程，但主要的目标是使用系统技术实现稳定的解，并且找到最简单的拓朴结构配置．自学习迅速，收敛快速。

3、人工智能的应用现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许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就人工智能在电气设备的应用方面展开了研究工作，如将人工智能用于电气产品优化设计，故障预测及诊断、控制与保护等领域。

3.1 优化设计

电气设备的设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它不仅要应用电路、电磁场、电机电器等学科的知识，还要大量运用设计中的经验性知识。传统的产品设计是采用简单的实验手段和根据经验用手工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很难获得最优方案。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气产品的设计从手工逐渐转向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大大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人工智能的引进．使传统的CAD技术如虎添翼．产品设计的效率及质量得到全面提高。用于优化设计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有遗传算法和专家系统。遗传算法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优化算法，非常适合于产品优化设计。因此电气产品人工智能优化设计大部分采用此种方法或其改进方法。

3.2 故障诊断

电气设备的故障与其征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具有不确定性及非线性．用人工智能方法恰好能发挥其优势。已用于电气设备故障诊断的人工智能技术有：模糊逻辑、专家系统、神经网络。

变压器由于在电力系统中的特殊地位而备受关注，有关方面的研究论文较多。目前对变压器进行故障诊断最常用的方法是对变压器油中分解的气体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变压器的故障程度。人工智能故障诊断技术在发电机及电动机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较为活跃。

3.3 智能控制

人工智能控制技术在自动控制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已广泛展开．但在电气设备控制领域所见报道不多。可用于控制的人工智能方法主要有3种：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专家系统控制。由于模糊控制是其中最为简单、最具实际意义的方法．因而它的应用实例最多。

4、结语

自动化控制论文范文第5篇

继往开来谱新篇

中国自动化学会成立于1961年，是全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全国自动化科学技术领域的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学会成立50年来，以“促进自动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促进自动化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自动化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为宗旨，目前拥有会员4万余名。设有学会办事机构、25个专业委员会、7个工作委员会、28个省市学会，主办刊物5本、合办刊物5本，覆盖了自动化科学技术领域的各个层面。

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孙优贤院士在《中国自动化学会五十年光辉历程》的报告中，详细回顾了过去50年来中国自动化学会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自动化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指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自动化已成为保障和促进现代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提高的核心科学技术之一，自动化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今后，自动化学会仍应作好创新研究和创新发展，争取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获得一大批突破性的重大成果，打造一批学术会议的著名品牌，打造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创新服务平台，建立一支致力于学会工作的专业的队伍。他号召所有中国自动化人紧密团结起来，传承钱学森伟大科学精神，共同开拓中国自动化事业的美好未来。

50年峥嵘岁月，一代又一代中国自动化人孜孜不倦地为推进中国自动化与信息、智能科学技术事业的学术发展和技术创新，提升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贡献了积极的力量。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是向建设创新型国家奋力迈进的一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自动化学会将继往开来，继续发挥好自动化领域“服务企业、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良好作用，抓住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为国家科技进步、自主创新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次大会还为学会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以及一批优秀学会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进行表彰和奖励。广东省自动化学会等十个集体获得“中国自动化学会先进集体奖”；湖北省自动化学会王永骥等23人获得“中国自动化学会优秀工作者奖”；文传源等11人获得“中国自动化学会五十年杰出贡献奖”；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董西松等人分获“第五届ABB杯全国自动化系统工程师论文大赛”一、二、三等奖；此外，大会还颁发了首届中国自动化学会科学技术奖及第二届中国自动化学会杨嘉墀科技奖。

交流学术氛围浓

“中国自动化大会”是由中国自动化学会组织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始于2009 年，隔年召开。2011中国自动化大会自筹备以来，共收到来自17个研究方向的论文700余篇。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教授、隆德大学自动化控制系Karl Johan Åström教授等来自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进行了精彩的大会主题报告。

中国科学院吴宏鑫院士在《航天控制的现状与未来》的主题报告中指出：航天控制技术是决定航天器发展水平的关键技术之一，其水平直接制约着航天器的功能和性能。他从航天器三大领域，即高性能卫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与深空探测器，分析了高精度姿态控制、快速机动与稳定姿态控制、飞船返回再入控制、交会对接控制、深空探测自主导航和自主控制等航天控制现状。他认为，基于特征模型的智能自适应控制，把智能与自适应控制结合考虑是解决航天器智能自主控制问题大有前途的方法。

中国工程院柴天佑院士在《复杂生产制造全流程一体化控制系统理论和技术基础研究》的主题报告中指出：现代工业迫切需要实现产品质量、产量、能耗与物耗、产品成本等综合生产指标的全局优化。这就需要在原有工业过程控制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全流程一体化控制。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研究生产全流程一体化控制系统成为可能，当前，一体化控制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

中科院自动化所王飞跃教授在《再论平行控制理论与方法》中提到：平行控制旨在以数据为驱动，通过虚实互动的方式，对复杂系统进行控制与管理。其核心思想是使实际系统趋向人工系统，而非人工系统逼近实际系统，通过人工系统使复杂问题简单化。平行控制应当在不断探索和改善的原则下，建立相应的体系和方法，利用人工系统、计算实验、平行执行等理论和方法，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思想和分布并行式的高性能计算技术，建立复杂系统控制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以此实现复杂系统的控制与管理。

浙江大学褚健教授在《聚光太阳能热发电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主题报告中提出：塔式聚光太阳能热发电技术，通过分布式通信和控制技术实现几十万面太阳能反射镜的集群跟踪控制，将太阳光聚光到太阳能的吸收器目标点（太阳能锅炉），加热工质完成光―热能转化。该项技术在国内推广尚属起步阶段，如何提高大规模聚光系统跟踪精度、提高光电转化效率、缩短工程调试周期都还是世界性技术难题。

清华大学周彤教授在《稳定性、正实性、鲁棒性及希尔伯特第17问题》的主题报告中指出：稳定性、鲁棒性是对系统的基本要求，正实性是闭环控制系统中存在静态非线性，是其线性部分所必须具有的特性。这些在工程系统设计中从不同侧面对系统分析与设计所提出的要求，在其判定方法与设计算法研究中与数学中的希尔伯特第17问题及其推广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试图从问题解决的方法论侧面，探讨关于稳定性、鲁棒性、正实性等的已有主要判据与希尔伯特第17问题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处理此类问题的统一框架，并进一步讨论近年来广为关注的多维空间分布系统的稳定性、鲁棒性与正实性等的判断问题。

此外，大会还安排高速铁路和城轨运行控制系统、智能电网与控制、信息物理社会系统CPSS、基于数据的建模控制及优化、新能源与绿色制造自动化系统及机器人与智能系统等专题会场和70余个精彩的专题报告，分别报告各分支和交叉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进展。记者发现，每个专场不仅座无虚席，还加了很多椅子，更有很多与会者是站着听全程报告，学术氛围异常浓厚。

钱老精神永传承

钱学森是中国自动化学会的创始人、第一和第二届学会理事长。为缅怀钱学森先生，追思他作为新中国自动化事业的奠基者，为中国自动化事业的发展所付出的毕生心血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弘扬钱老的科学精神和光辉思想，本次大会特邀钱学森先生的秘书、中国人民总装备部研究院涂元季将军作题为《纪念钱学森百年诞辰 弘扬钱老科学精神》的报告，他饱含深情地回顾了钱学森先生的严谨治学与真诚待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大会还邀请钱老的女儿钱永真及其先生出席会议，并专设“钱学森科学与教育思想研讨会”，由戴汝为院士主持。

与会者围绕着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构想、思维（认知）科学、社会思维与群体智慧、“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理论、科学技术与哲学的统一结合、品德情感与智慧能力并重、培养高尚品德和科学精神等创新的教育思想，以及在学习、继承、发扬钱学森践行大成智慧学，实践钱学森教育思想活动中的体会和经验等，深入挖掘、探讨钱学森教育思想理念和杰出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戴汝为院士回顾了当年跟随钱学森学习的一些往事。戴院士说：“上世纪50年代，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力学所工作。当时力学所的高级研究人员数目多于所内大学毕业生人数，所以每个毕业生都能得到一位高研作为导师。我幸运地分配到钱学森先生门下，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我也参加学习工程控制论，听钱先生讲课并且帮他整理笔记。每一讲座结束，我把整理好的听课笔记再送给钱先生审阅，他在一些我笔记不准确的地方做出修改。记得每次去钱先生办公室送审我的听课笔记时，我都很紧张，生怕自己记得有错挨批评，但每次一见到钱先生时我又会鼓足勇气一股脑儿向他提出自己没有听懂的问题，有几次他听完我的问题后只简单说一句‘听不懂！’就又低头在办公桌上处理文件不理我了，我尴尬地站在那里……我知道钱先生的任务远远不是研究所这些工作，他肩上还承担着国家的大事呢！所以我生怕耽误他的宝贵时间，正寻思是否离开他的办公室的时候，钱先生却说话了，他指出我提的问题表明思维不清楚，又告诉我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思考等等。于是我恍然顿悟：钱先生是在教我思考问题的方法。经历了几次类似的‘尴尬’，我深深感悟到自己在科研思路及科研方法上明白了很多，这使我在科研道路上终身受益！”他认为，钱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和智慧，对科技前沿问题的敏锐与把握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学习榜样。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顾基发研究员在《钱学森从工程控制论到系统工程再到系统科学的历程》的报告中说到：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回顾他的一生都在为科学和技术事业而奋斗。他的钻研是深刻的，他的视野是宽广的，站的高度又是战略性的，因此人们称他是三维科学家。他对科学研究是极其严谨和认真的，但是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是很深的。所以我们不单要学习他的科学钻研精神，更要学习他的道德情操！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西南交通大学思维与智慧研究所所长尹红风博士在研讨会上就“钱学森之问”、新技术革命、思维科学与智慧科学、钱学森晚年成就等内容作了发言。他认为，钱学森开创的思维与智慧科学，是中国第一次在人类科学重大问题上取得的世界上领先的突破，是科学的革命，也是新技术的革命。仰望星空，追求真理；传承和实现他的思想、理论和规划，也许就是对“钱学森之问”最好的回答。

北京科技大学涂序彦教授回顾了钱学森先生亲自指导研究“协调控制”、“大系统控制论”的过程。他说，钱学森先生是“工程控制论”的创立者，是国内外自动控制、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领路人，是开拓创新的科学家、德高望重的教育家。钱学森先生的高尚品德、科学精神、教育理念、治学方法，是我国科学技术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师道楷模。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师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开办钱学森实验班和钱学森拓展班的情况。钱学森班的宗旨是践行钱学森教育思想，探索中国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新路子：以“大成智慧学”教育思想为指导，按照钱学森教育思想搭建培养模式整体框架；依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构建课程体系和设置课程；改革教学方法，体现人机结合，以自主学习教育为中心；按照创新人才培养要求，加强学生实验教学环节。研讨会上，四位来自钱学森班的同学交流了各自的心得体会。与会者都积极参与，结合自身实际讨论有关钱老的教育和科学思想。各种思想在这里激情碰撞，会场气氛热烈，直至研讨会结束，大家依然意犹未尽。

自动化控制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控制理论；系统化；比较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1-0042-02

控制理论是自动化及其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核心专业基础课程，在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以下简称“我院”）自动化专业，控制理论所授主要内容为以经典控制论为核心的“自动控制原理”和以卡尔曼的状态空间分析法为核心的“现代控制理论”。

其中，“自动控制原理”是研究控制系统的一般规律，并为系统的分析和综合提供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该课程又是“现代控制理论”“过程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技术”“智能控制”等许多后续课程的基础。而作为其后续课程的“现代控制理论”仍作为硕士研究生“线性系统理论”与“最优控制”等学位课程的基础。这两门课程理论性强，概念多且杂，对学生的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我院作为一个三本院校，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相比较一本和二本的学生而言，数学基础较为薄弱，故学好这两门课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且具有一定的难度。

而教好上述两门课程也是教师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摸索出一套比较适合三本院校学生的系统化教学方法，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系统观，进行了一些尝试，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工程背景系统性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背景，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自动控制技术萌芽在18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期间，自动控制技术逐渐应用到现代工业中。其中最卓越的代表是瓦特（J.Watt）发明的蒸汽机离心调速器，一种凭借直觉的实证性发明。飞球调节器有时使蒸汽机速度出现大幅度振荡，其他自动控制系统也有类似现象。

由于当时还没有自控理论，所以不能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盲目探索了大约一个世纪之久。1868年英国麦克斯韦尔的“论调速器”论文指出：不应单独研究飞球调节器，必须从整个系统分析控制的不稳定。麦克斯韦尔的这篇著名论文被公认为自动控制理论的开端，接着就进入了经典控制理论发展的孕育期。1875年，英国劳斯提出代数稳定判据。1895年，德国赫尔维兹提出代数稳定判据。1892年，俄国李雅普诺夫提出稳定性定义和两个稳定判据。1932年，美国奈奎斯特提出奈氏稳定判据。战中自动火炮、雷达、飞机以及通讯系统的控制研究直接推动了经典控制的发展。1948年，维纳出版《控制论》，形成完整的经典控制理论，标志控制学科的诞生。维纳成为控制论的创始人。

经典控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时域分析法、频率特性法、根轨迹法、系统综合与校正、非线性系统和采样控制系统分析法等。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末，经典控制理论的发展与应用使整个世界的科学水平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几乎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及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都广泛采用了自动化控制技术（可以说工业革命和战争促使了经典控制理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迅速地发展控制理论，而且也给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准备了两个重要的条件――现代数学和数字计算机。现代数学，例如泛函分析、现代代数等，为现代控制理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分析工具；而数字计算机为现代控制理论发展提供了应用的平台。[1]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核能技术、空间技术的发展，并且为多输入多输出系统、非线性系统和时变系统的分析和设计提供了新的手段。

五十年代后期，贝尔曼（Bellman）等人提出了状态分析法，在1957年提出了动态规划。1959年卡尔曼（Kalman）和布西创建了卡尔曼滤波理论；1960年在控制系统的研究中成功地应用了状态空间法，并提出了可控性和可观测性的新概念。

由上面的历史背景介绍可以看出，现代控制理论是在自动控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得到的，尽管两种理论在方法和思路上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在教授的时候不能将两者视为单独的个体。笔者每次在绪论部分都会系统化地讲解理论的产生，以让学生对两门课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清晰的认识。

二、理论教学的系统性

在这两门课程的理论教学过程中，虽然涉及到的知识点有差异，但是经笔者研究，在具体教学中，两门课程的教学有些许共性，比如说两门课程的教学流程就基本一致。如图1所示：相对于现代控制原理而言，自动控制原理理论推导较少，同时其工科背景较强，实例较多。在学习之初，可先帮助学生搭建起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形成一个较为初步的系统观。

自动控制原理分析问题的核心是数学建模，稳定性判断和性能指标的计算，[2]主要分析方法是时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和根轨迹分析法。时域分析法直观易懂，频域分析法是自动控制原理的核心，根轨迹分析法在目前的工程实践中已用的很少，在学时有限的情况下可略讲。在实际讲解的过程中，要合理安排学时，适当加快时域分析法的讲授，略讲根轨迹分析法，重点讲解频域分析法及系统校正。

现代控制理论包含了大量的理论概念机数学公式，在实际讲授中，应弱化理论推导，在教学过程中可结合倒立摆工程实例，从建模、稳定性分析、能控能观性分析、极点配置到状态反馈，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过程。[3]

总而言之，在讲解的过程中，注重引言，初步建立系统观，结合实例，比较异同，突出重难点，最后再通过总结强化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4]

三、实践教学的系统性

1.重视实验，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系统化[5]

以往，控制理论的实验课和理论课教学是独立的，理论课教师和实验课教师各行其道，相互交流匮乏。目前，学院已明确提出，理论课教学和实验课教学的一致性，理论课教师必须参与进实验教学，教学手段要丰富、系统。

2.实验箱教学和仿真教学的系统化

首先在实验箱上搭建模拟电路，利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测量波形和数据。同时引入MATLAB仿真，先引出数学模型，利用MATLAB强大的系统工具箱分析并绘制各种相应曲线，利用Simulink工具箱进行校正和状态反馈设计。[6]最后，对比电路测试波形和仿真结果，可让学生深入了解理论和实际参数之间的差异，进而寻找原因，加深理解。

四、今后教学方向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可进一步加强比较，加强学生的系统观，并且尝试迁移到其他相关学科，加强学生对整个学科的理解。

参考文献：

[1]万雄波，杨方.基于“自动控制原理”与“现代控制理论”课程异同点分析的教学探索[J].科教文汇，2013，（7）：56-57.

[2]孙韵钰.“相似论”在“自动控制理论”课程教学中的运用[J].消费电子，2013，（7）.

[3]王斌，李斌.“现代控制理论”教学改革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13，（10）：61-62.

[4]李长云.“自动控制理论”的系统化教学实践[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13，（8）：75-77.

[5]张正强，王艳霞.“现代控制理论”课程的教学探讨[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09，31（5）：31-32.

自动化控制论文范文第7篇

2009年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逝世，享年98岁。一颗巨星陨落了，神州大地同悲泣，举国上下无不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人们自发地以各种方式来缅怀、纪念钱老，希望通过这样深沉的哀悼，来表达自己对科学家的崇敬和爱戴。纵观钱老的一生，无不裹挟着令我们后人敬佩的伟大人格精神，他在自己有限的一生中，穷尽所能，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科学是一座永攀不止的高峰，人格素养的构建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唯有继承和发扬，在缅怀与追忆中发掘出这些可供一生受用的宝藏，才能使自己的人格更加完美、生活更加纯粹。

人物简介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浙江省杭州市人，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擎棋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他是那个时代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界的领袖，是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中影响最大和功勋最为卓著的人民科学家，是新中国爱国留学生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他在上世纪40年代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空和航天领域内的最为杰出的科学家，并以《工程控制论》的出版为标志在学术成就上实质性地超越了科学巨匠冯・卡门，成为上个世纪整个应用科学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最为璀璨的极少数巨星之一。

大师语录

・爱国

1、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2、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3、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4、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语录解读】

“爱国”对于钱老来说，不是只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那种根植于灵魂深处，与生俱来的可贵品质，它已经融入到钱老的每一根神经和毛细血管里，任凭艰难险阻，任凭刀山火海，他都不改眷恋祖国的初衷。现在那些动不动就改国籍的名人同钱老排除万难回归祖国的勇气和决心比起来，真是应该好好地自我反省反省。

・风骨

1、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语录解读】

钱老穷尽毕生所学，为国家和人民创造了难以估计的财富，按说他有如此巨大的贡献，国家奖励他多少都是不为过的。可是钱老偏偏淡泊名利，不要那些虚伪的头衔，也不要金山银山，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学术领域，一生简朴。这一点，也是叫后人无比敬佩的地方。钱老视金钱、富贵如粪土，他是真正的大师，他的财富观值得我们这些晚辈学习。

・治学

1、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2、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

3、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语录解读】

钱老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高的成就，同他自己所一贯坚持的学风是分不开的。首先，钱老的治学是严谨的，搞科学如果不严谨。那会造成可怕的损失。其次，钱老又是强调灵感和艺术的，这一点，恐怕是许多人领悟不到的。钱老懂得让自己从单纯的科研中走出来，善于用艺术来启发自己的思维，一动一静，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二者在钱老的巧妙结合下。达到了完美的境界。第三，钱老很重视科学的创新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跟风，耐得住寂寞，这又是他不断取得成功的一大法宝。

大师情怀

1、一生激动过三次

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感悟：

这三次激动正是一位科学泰斗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也揭示了钱老辉煌一生的根本所在。人是要有一定的追求的，人是要有一定的精神支柱的，这个追求和精神支柱越高尚，他所取得的成就越伟大。强烈的爱国情愫，就是钱老辉煌一生背后的那个不竭的动力。

2、钱老的“争”与“让”

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钱学森的精神，那就是“争”和“让”。

钱学森的“争”，是争先的争，争光的争，争的是国家和民族的荣誉和地位。“为中国人争气”，是钱学森的追求。为国争光，是钱学森的信念。如果没有老一辈科学家奋勇争先的精神，中国就没有胆量和魄力挑战尖端科技，就不会有今天航天大国的地位。

钱学森的“让”，是谦让、辞让。让的是个人名誉、地位和金钱。钱学森一贯反对别人称他“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总以诚恳的态度告诉大家，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两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美国准备授予钱学森院士称号，被他拒绝。钱老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感悟：

“钱学森的“争”与“让”，带给我们温暖、感化和醒悟。与几十年前相比，我们拥有了雄厚得多的物质基础和优越得多的工作生活条件。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是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有了这些，我们才不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才能迎来大师云集的喜人景象，推动中国走向真正的创新大国、科技强国。

3、钱学森的“四不”原则

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这是钱老的心声，也是他人生境界的写照。

感悟：

做人是要有原则的，不按原则做事，或是因为抵御不了诱惑而抛弃了原则。都是不应该的。钱老的“四不”原则很具体，面对时下的浮躁风气。他给自己定下这样的做人原则。一方面在提醒自己，另一方面也在警示后人，可谓用心良苦。

4、大师的忧虑

钱学森经常说：“想到中国长远发

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晚年的钱学森经常读报，当他看到学术失范、学风不正现象，充满着担I心。

感悟：

受市场经济大潮影响，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之风盛行，有些科技工作者抵制不住名利的诱惑，亵渎学术的尊严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一系列论文剽窃事件……这些沽名钓誉，表面虚荣的背后缺乏的是一种严谨的学风与人文精神。

大师故事

1、神童的悟性

钱学森3岁时就有非凡的记忆力，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大家称他为“神童”。5岁时，他已可读懂《水浒》了。他对爸爸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爸爸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在小学低年级时，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来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特别规整，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领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使同学们，而且使老师也惊叹不已。

20多年后，钱学森果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

一句话评述：

不要忽视生活，很多时候，它只要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就会让你终身受益无穷。

2、错个小数点扣你20分

钱学森教学起点高、要求严。米博恩同学说：“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钱学森曾在黑板上给学生写下“严谨、严肃、严格、严密”几个大字，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学术精神的体现。

一句话评述：

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人生也一样，你对生活马虎，生活同样会马虎地对待你。

3　与妻子62年的相亲相爱

钱学森被誉为共和国的“航天之父”，获得至今唯一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蒋英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是权威教授、著名音乐教育家。钱学森和夫人蒋英的结合，既包含了青梅竹马情，也囊括了激情、亲密、承诺三要素。真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两人小时以兄妹相称。在1947年的旧历七月初七这个中国情人节，钱学森向蒋英求婚，两人从此携手走过62年风雨，用一生的爱坚守了对彼此的承诺。

一句话评述：

真正的爱是需要时间检验的，它让我们用尽一生的光阴去坚守一份承诺，还让我们明白责任的重要。

4、对子女：没有“言传”只有“身教”

钱老的儿子钱永刚说：“回想我从小到大，我主要是看父母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们从来不会跟我说你要这样或者不要那样，而是用他们做人做事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影响我们。”

有一次，家里的炊事员很郑重地对钱永刚说：“你父亲是个有学问有文化的人。”钱永刚当时就说：“这还用你说，我当然知道了!”但炊事员接着解释的话却让钱永刚记住了一辈子：“你看你父亲每次下来吃饭，都穿得整整齐齐，从来不穿拖鞋、背心。这是他看得起咱、尊重咱!”钱永刚从此也向父亲学习，至今保留着吃饭要穿戴整齐的习惯。

一句话评述：

“身教”重于“言传”，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5、捐款“大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的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人代他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一句话评述：

为国为民，慷慨解囊，心系祖国发展建设，爱心彰显人格魅力。

评论集锦

钱学森的一生是展现中华民族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一生。钱学森走了，成为光照人类心灵的精神星座。仰望这个星座，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前进的方向。

――新华社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无论伟大，或者渺小，不会再产生钱学森这样的人。他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他的逝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人民网

钱学森逝世是巨星陨落，这提醒国人，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更加需要像钱学森这样的大师级人才。在高度评价钱学森科学贡献的同时，如何真正落实科技兴国、教育兴国，加快培养和吸引一流人才，加快强国兴邦的步伐，是中国面对的重大课题。

――香港《文汇报》

大师们相继逝去，对于他们，后学不应惟仰望，也许并非每个人都能达到钱学森们的科学高度，但每个人都可以取法他们的学术和人文精神。

――红网

毫无疑问，国家和民族都将铭记钱学森，因为他是爱国者、奉献者，也因为他是一个批评者。批评是爱国情怀的一部分，也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因为爱，所以无法容忍谬误。因为尊尚科学，所以只能选择求真。铭记钱学森，是要说出发自内心的看法，更是要找寻理性、建设、负责的解决之道。

――《新民晚报》

真正的大师，除了事业的建树外，还有着崇高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缅怀钱老，仰慕之余有所悟：天才是无法复制的，而世间更多的是凡夫俗子，不可能人人都成大师，但至少可以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做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我们无法复制大师的学术成就，但可以复制传承大师的人格，同样会受益无穷。

自动化控制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信息社会在成为现实之前，首先以话语和论述的形式存在。这些论述塑造了人们对于信息社会具体形态的期待、想象和理解，并能动地影响现实中信息技术的开发与社会组织。在批判性地分析中国语境中出现的关于新信息技术、尤其是有关互联网技术的主流话语的基础上，可进一步理解精英阶层们关于信息社会的想象是如何产生的，其内在的差异性是什么，影响其观念的来源是什么；同时，通过分析这些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改变的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想象与观念，可以描绘一幅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相关联的社会期待和社会想象的价值光谱，以此建构一种历史性和批判性的视角，用来评估和阐释当下流行的新技术与产业话语，如“互联网思维”“互联网+”，与社会发展模式及方向选择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信息社会 互联网+ 现代化 新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有关信息社会的论述出现的时间，大体与中国为了追赶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而开始进行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时间相一致。信息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及技术形式，信息化作为一种带来全新文化价值观的社会组织的新方法，必然会吸引那些致力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描绘蓝图的技术及文化精英的注意力与想象力。正如新技术的社会史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技术本身并没有单一的、本质化的属性，可以从外部影响与塑造社会。任何新技术在特定社会中的使用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都是被人类的价值观、想象力，以及文化传统所干预与塑造的。（Flichy， 2007； Gitelman， 2006； Streeter， 2011； Williams， 2005）

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就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小型的电子工业体系，并开始尝试工业生产的自动化，以及涉及导弹、卫星及其他军事与航天技术方面的自动控制工程。这些前沿技术研究的指导原则是为防止帝国主义入侵而采取的国家自卫行为，以及增强工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对工业生产过程的控制。（王洪矗2014）然而，改革时代的历史叙事基本遮蔽了中国信息革命在期间以及之前的早期发展。改革开放后，1978年之前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史、工业史和科技史在大众传播渠道中基本被简单化约为一个疯狂的时代，那时中国领导人为了追寻空想社会主义而非理性地抵制西方科技和现代化，推行不切实际的激进生产关系与政治斗争。于是，当下有关信息技术将如何改变世界和中国的论述，其框架主要来自于一种改革共识，这一共识将改革前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二元对立的划分，划分的标准之一就是对待西方经济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的态度。之前的闭关锁国和之后的改革开放成了截然对立的社会发展理念，早期电子革命的论述与实践便与当代的信息经济完全割裂开来，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两者之间毫无关系。

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网络和信息技术完全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象征，人们认为它能够超越旧的社会经济制度，为中国经济的更新创建全新的条件。这个时期有关信息技术与经济的意见领袖有在美国大学接受了研究生教育而后返回中国的技术精英，也有中国本土的科技人士和注意到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媒体精英。几个群体都将美国的信息革命看作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并认为中国应该追赶这种世界潮流。在这个时期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新鲜概念包括“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第三次浪潮”等，它们和“速度”“自动化”“清洁”“效率”等现代生活和生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意味和表征着一个更合理和更先进的社会。这些描述中透露出来的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与中国本土所产生的“国家发展”“四个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等话语非常契合。这些话语与民族主义、技术主义和致力于教育等几种文化价值观相互塑造、相互推动。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和语言不再时髦，但是在实用主义的官方话语中也没有遭到公开反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没有实际效果的、陈旧过时的官样文章，人们也许可以依旧熟练地背诵一些原则，但都发现其与现实的实践相差甚远。而现代化框架下的技术民族主义则作为其替代品，提供了有关国家和民族发展方向的宏大叙事。

然而，跟随着世界进入新千年的脚步，金融资本很快发现了互联网这种新兴技术的商业潜力。信息网络的建设迅速地从一种服务于国家竞争和国家发展的集体工程转换为每个个体通过冒险、努力和机遇就可以获得的创富奇迹。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私有化进程的深化，使得互联网作为企业家与技术专家获取财富的全新领地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比新信息技术可以带来国民经济的升级这种社会主义对信息技术的想象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捕获大众对于未来的期待。越来越多的有创业精神的技术专家跳进了“互联网创业的海洋”，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商业包装与消费品转化来吸引金融资本。在互联网创业的浪潮中，关于互联网用途的新观念和新创意不是以其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贡献为衡量标准的，而是以它们能否创造轰动效应、能否从股票市场套现的潜在能力为主要的评价指标。在此期间，一些瞬间成功、一夜暴富的创业英雄在信息市场中搏击的故事成为了一种主流叙事，塑造着人们关于互联网的想象。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会首先回顾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信息技术的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的新文献，目的是建立一种技术的社会建构视野。这种理论认为，在特定历史张力和语境下产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与社会想象，并不是技术发展的衍生品或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一股积极参与构造及重造人们如何使用科技、科技的特定发展模式、科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内在力量。之后，在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文献梳理的基础之上，笔者将批判性地阅读一些中国语境中出现的关于新信息技术、尤其是有关互联网技术的主流话语，这些话语的主要生产者是媒体或学界的技术专家、企业家、IT评论员等可以称为文化中介和意见领袖的人士。笔者希望能在历时的梳理中理解他们关于信息社会的想象是如何产生的，其内在的差异性是什么，影响其观念的来源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想象这种技术所归属和运行其中的理想社会形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些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改变的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想象与观念，描绘一幅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相关联的社会期待和社会想象的价值光谱，以此建构一种历史性和批判性的视角，用来评估和阐释当下流行的新技术与产业话语，比如“互联网思维”“互联网+”，与社会发展模式和方向选择之间的关系。 社会想象与社会对技术的塑造

在解释信息技术的发展史时，媒体话语中有两种主导范式，它们看似截然相反，但都使用非常抽象化与神秘化的方式来理解新技术与社会趋势之间的关系。一种范式不断告诉人们，技术与社会生活的进步是得益于某些英雄人物的天赋、创意、灵感、毅力或者偶然的机遇。历史因循着这样的特定道路发展，是因为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小部分促进技术前进和创新的精英。另一种范式则将重点放在对新技术本身的崇拜上。比如，相信信息技术有去中心化、平等、自由、灵活性、创造性等固有品质，一旦它被采用，就能改变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天性和社会实践。两种看似相反的叙述，经常同时出现在大众媒体对技术所造成的所谓革命性社会变革的颂扬中，它们实际上共享了同样的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的思维方式。历史变迁常被描述成神秘力量――英雄人物或者新技术――驱使的后果，人类只能接受和遵循，而不是有意识地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人类目标去建构和塑造新技术。这种论断拒绝探索一种更加辩证、更语境化地理解社会意愿与技术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视野。（Williams， 2005）将技术与社会变迁放置在简单的进化论和因果关系的框架中，忽视其他因素，尤其是社会意图、社会心理和观念在其中的能动性，就无法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有关人类如何在可能或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洞见。人类社会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对经常是由资本的利益和能动性所导致的现状进行认可与肯定。

近年来，一些研究互联网与新信息技术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学术著作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想象是如何影响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社会渗透的。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2006年出版的《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斯图尔德・布兰德，全球网络和数字乌托邦主义的兴起》（From Counter 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d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启发意义的作品。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信息技术意见领袖的话语论述及社会活动，并且探讨他们如何创造性地表达一种能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与主流的情感结构产生共鸣的新技术文化。（Turner， 2006）特纳考察了当代大众文化中对硅谷及IT精英的崇拜，将他们作为反主流文化的、体现自由价值观的、充满个性及创造力的英雄来普遍颂扬。作者指出这种现象有其历史吊诡之处，因为信息技术，比如IBM的打卡机，曾经被反主流文化群体认为是一种对人的工作和生活进行控制及标准化的反动工具，完全与个人自由的社会理想相悖。这本书的任务就是解释这种奇怪的观念反转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使得“美丽新世界”式的集权统治的象征――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摇身一变成为反文化、自由文化和反叛文化的标志。作者认为，像史都华・布兰德（Stewart Brand）那样从反文化运动中兴起并成为新技术意见领袖的文化中介人代表了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另外一个潮流。主流历史叙事似乎认为，反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反对权威，注重环境保护，为底层群体寻求社会正义，推崇艺术激进主义等观念，是一套相互紧密联系而统一的信念系统，并且由运动的大多数成员所共享。而特纳指出了运动内部的差异性，甚至是矛盾之处。像史都华・布兰德那样的意见领袖促成的反文化版本，通过他所创立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ue）或《连线》杂志（Wired）之类的传播平台流行开来，体现了中产阶级表达文化反叛及反抗权威的方式――即将大型技术转换成小型的、个人化的工具，并利用它们获取信息、交流和娱乐，其目的和功能主要是改变个体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而不是调动新技术服务于集体行动或者是改变社会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微型电脑和迷幻剂、瑜伽、冥想等反文化运动中的流行工具属于一个类别，那就是协助个体的思维与精神转换到另一个世界（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加理想的世界）的技术手段。而这种转换取消了人们通过集体行动而改变现实世界的意义与价值。人们只要拥有和使用某种新技术，便立即获得了解放。（Turner， 2006）

因此，当像IBM这样的巨型计算机变成小型台式个人电脑，其象征意义似乎也瞬时改变了――从一种控制和标准化的机器变为促进自由及个性化的技术。另外一点值得关注的改变是电脑使用的社会领域的变迁：大型计算机通常被当做生产工具，用来进行生产性事务，而个人电脑则主要被用来进行休闲和娱乐。几乎是突然之间，关于信息技术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想象从作为工具理性的化身以及自由的敌人，变成了个性化和创造力的技术基础以及新经济的推动者。与此同时，技术本身的基本特性和设计制造并没有实质性的变更。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信息技术的反文化话语就与推崇资本化与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霸权越来越兼容。新自由主义霸权意识到信息技术的商业化和个体化是摆脱20世纪70年代以来困扰美国经济滞涨的好办法。信息经济在没有对主导性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新的消费市场和劳动方式，以及重组资本流动，带来了让少数人暴富的新经济。从文化观念的角度理解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左倾的反主流文化与保守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二分法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勾连与共识――比如对于个人解放代替社会变革的推崇，以及对于商品带来自由的信仰――使得历史在特定方向的发展获得了主导观念的推动与塑造。

特纳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伦理与反文化实验中的强调个体体验的分支具有高度的亲和性。其他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信息革命和IT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成功可能有更深的根源――冷战时期在国防及航天工业中政府对于科学研究的准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这个话题在托马斯・斯特里特（Thomas Streeter）和本・彼得斯（Ben Peters）的作品中被进一步探讨。在《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The 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一书中，托马斯・斯特里特注意到，人类历史中对新技术和制度的设计，经常被人类的文化想象以及我们想要怎样与某种技术共存于社会中的意图所左右。而关于信息技术不仅可以作为计算和控制的机器，也可作为沟通、创造、合作和娱乐的工具的社会理想，在冷战期间的军事―大学联合体的科研活动中就已经生发出来。这与流行观念中军事研究具有集权和工具主义文化的想象并不相符。斯特里特特别谈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和管理者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企业自由主义”思想，认为该思想是美国成功启动“信息/互联网革命”的关键体制和意识形态基础。（Streeter， 2011： 24）这种思想解释开来就是，私人投资者大都不愿意冒财务风险投资新技术的初期研发，因此政府、军队、大学等公共机构应该主动资助这种探索性研究，然后将得到的相对成熟的结果转移到私营部门来推进其商业化。这种思想的根源来自于“罗斯福新政”的传统，即公共部门积极参与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投资、引导和管理。在当时，这种“企业自由主义”的观念非常有影响力，它帮助创建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然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被后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拒绝并妖魔化。但实际上，帮助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代的硅谷新经济的爆发，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军队和大学在基础信息与计算科学研究方面的共同投资和组织协调。

我们再来读一读本杰明・彼得斯（Benjamin Peters）对冷战时期的军事竞赛中，苏联为什么没能建立起与美国相抗衡的网络系统的历史研究，会发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的攻击在今天显得更加具有讽刺意味。他的研究表明，那种认为互联网在美国的胜利崛起归功于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的传统智慧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与此相反，彼得斯论证说：

考虑到苏联官僚机构内部的不同部门对于网络化发展规划的激烈竞争，这种修正主义观点以反讽的方式刷新了我们对于全球网络化发展历史的认识：简单来说，美国互联网最初是在国家补贴和具有公共精神的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与之相反，苏联互联网建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官僚部门之间的无节制竞争。意识到这种国家对共享知识和基础设施资源的积极管理是建立全国性通信与信息网络的关键，是对传统冷战经济逻辑的一种有益的历史修正。它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互联网的成功发展，是因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采取行动，而相反关于苏联的案例研究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资本主义的原则行动时，网络发展遭遇了失败。（Peters， 2010）

基于以上的梳理，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关注中国，看看这种对信息技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视角，能否揭示处于现代化建设、改革、技术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交叉点的中国，其信息和通讯产业发展背后的观念因素。 技术民族主义：对迈向现代化路径的重新想象

在改革开放之前，与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相似，中国也有政府主导的关于控制论和自动化的研究项目，主要集中于军事部门。最著名的成就是核武器、远程导弹和航天项目。这些大型科技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使当时还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跻身于拥有一流军事实力的国家行列。期间，在上海的工厂里甚至曾经有过发展生产自动化技术的努力，主要是通过动员普通工人与科研人员共同进行研究和开发。（王洪矗2014）这个时期中国关于信息技术的主导意识形态与美苏两国有些不同，后者主要是为了发展出高效、自动地应对来自敌方威胁的复杂而万无一失的进攻与防御系统，意图在可能爆发的热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而中国发展核武器和自动化技术，主要是避免受到核讹诈以及遏制对核武器的首先使用，这都是出于一种致力于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受制于人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拥有自己的计算和自动化控制能力不仅仅只是对国家发展需求的满足――在那个时代可能根本没有人能够清晰地表述信息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更是关乎一个古老民族处于西方军事与科学实力霸权的阴影之下的民族自豪感的问题。另外，之前所述的工厂实验也带有一个时代所曾经有过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理想――即工人控制生产过程并依据生产的需要参与研发生产工具――这标志着由开发技术的科研人员和被新技术所监控和规训的工人之间的劳动分工与阶级分化所造成的异化关系，可以通过社会对技术的主动塑造而被克服与超越。

到了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的深刻反思，改革的主流思想开始通过更加富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方式来增强国家认同――保留民族主义的情感动员而清空社会生产方式中过于激进、脱离实际的内容，代之以新的有关先进管理、效率、技术进步和经济效能等去政治化的价值观，并且用经济发展来涵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目标。这些新的价值观恰逢其时地获得来自西方的后工业与信息经济的思潮的支持与丰富。最著名的传道者们包括，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John Naisbitt， Megatrends），以及像IBM这样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大公司。当这些有关信息社会、超级现代性，以及颂扬大企业的未来主义世界观以畅销书和媒体热点的形式抢滩中国的时候，美国内部对机器及控制论的反文化批评渐渐消退，而中国试图建立一个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业社会的激进热情也已经逝去。因此，特定时空、思潮、历史事件的交叉组合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就可以深入地阐释与理解信息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被赋予的社会角色，及其所承载的社会期待与想象。

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框架，同样主宰了信息技术和个人电脑进入大众观念的方式。美国文化中曾经有过的IBM巨型计算机和小型私人电脑之间的二元对立和文化冲突，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很明显的表征。在埋葬了激进主义之后的中国社会，几乎所有来自西方的技术都被认为是现代化、理性和社会进步的象征。而根据《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信息主义传道士的教诲，信息技术带来的是继工业革命、电子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因而是位列不断进化的现代化序列中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是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就必需去学习和掌握的全新的知识体系。“信息社会”也成为了最新潮最有力的口号，完美地把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梦想、技术民族主义和对科学与工程知识的去政治化崇拜凝聚在一起。此种对知识与技术的尊奉可以从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间广泛传播的动员口号中清楚地体现出来――“知识就是力量”，以及后来的“知识改变命运”。作为跟上信息社会步伐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的学校和市场上开始普及一种与Apple II兼容的学生电脑，它的名字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中华学习机。许多70后出生的、在当时上中小学的学生，一定会从这个名字中联想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典故。另外一句那个时代的学生群体耳熟能详的口号，“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是邓小平在1984年访问上海的一个科技发展展览时，摸着一个展示计算机编程的小学生的头说的。受到这些口号的鼓舞，更重要的是浸染在追赶信息社会的热烈思潮中，全中国的学校都在增加计算机课程，整个社会都开始流行购置电脑、学习打字、学习BASIC语言、学习英语，甚至连玩儿电脑游戏，都被理解为为了现代化而进行的学习。“学习”和“科技”成为那个时代与计算机相关的关键词，它们指向的是一个理性的、工业化的、全民受到良好科技教育的未来社会的想象，而个人电脑是这个未来社会必备的生产工具。

这种现代主义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十年，在美国被民用化后迅速成为新兴产业的计算机网络化也进入了中国精英的视野。尽管后来的互联网通俗历史倾向于颂扬个人才能，认为是少数的硅谷天才奇迹般地带来了互联网与基于它所产生的新信息经济的繁荣，但严肃的历史研究已经显示，几十年来国家在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是后来互联网的民用与商用开发的必要条件。（Anderson， 2005）这些必要的条件，并没有被中国互联网建设的先驱们所忽略，因为他们大都受到技术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作为改革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观念，技术民族主义认为一个强大的、坚决的、专注的国家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只有强大的国家能够邀请和动员国家精英，资助并协调他们在国家经济与技术系统升级方面的科研活动。田溯宁，中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最先把艾尔・戈尔（Al Gore）与美国政府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介绍到中国的人物之一，他在多篇文章中敦促中国政府和精英们不要错过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实现中国经济赶超的机会。田溯宁是生物学和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留学。他在海外组织一个环境生态学家联合会的时候，接触到美国新生的互联网，这也是他后来持续进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事业的开端。90年代初，他就在有影响力的中国媒体上推介“信息高速公路”。在一篇题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的文章中，他将当时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比作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提醒人们这是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把生产方式从工业化升级到信息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政府在发展新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政府在现代高科技经济中的角色问题。虽然当今经济界都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越来越小，然而即便在几乎是完全自由经济的美国，政府在现代高科技经济中气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信息高速公路”从概念的提出，到规划的制定，联邦政府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使这样涉及诸多领域，前瞻性强的规划得以实施。美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教训之一，便是各种产品的规范不一。各个厂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展出一系列自成体系的产品。这种不一，不仅使信息产业本身发展受到限制，而且耗费了巨大财力。中国信息产业发展一定要汲取这一教训，从一开始就应由国家领导和引导工业界制定统一的规范和标准。（田溯宁，1994）

作为一个技术现代主义者，又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优越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地方有着朴素的信仰，田溯宁几乎是本能地对政府撤出一切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表示怀疑，他的观点与上文所述万尼瓦尔・布什的“企业自由主义”理论在国家在信息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都认为政府和市场应该携起手来，认真制定规划，从人类最根本的利益和需求出发，促进科技最好和最合理的发展。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田溯宁对信息技术的期待超越了布什，他指出了开发新技术在培育新市场之上更加长远、更加根本的社会使命：

“信息高速公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意义和迫切性在于，它有可能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而又难以用传统方式解决的能源、交通和环境问题，提供一种新型的缓解方法。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新兴技术，不沿用传统的发展模式，就能解决对能源、交通的大量需求，以及对环境的巨大破坏问题。（田溯宁，1994）

在这篇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的文章中，田溯宁早已提出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可能应用――无纸办公、视频会议、在家工作，等等。但与今天的流行话语把这些科技应用当做一种对个体来说新潮而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同，田溯宁的技术畅想中包含着对现代社会工业化发展的负面影响的反思，他认为以互联网、传真机、无线通讯等构成的新型“家庭办公室”，会使传统高速公路的流量减少30～40%，可以极大缓解对能量的需求和环境危机。（田溯宁，1994）这种相信基于集体理性规划、以社会需求指引新技术发展并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技术民族主义视野，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随着互联网商业的爆发式兴起与无序竞争，已经逐渐丧失了对公众的信息社会想象的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英雄崇拜――企业家和金融资本，他们正在占据有关创新和进步的舞台中央，并且在大众传媒的帮助下，把互联网在世界各地的繁荣归功于自己。 未来之路：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对互联网与信息社会想象的局限

1994年，比尔・盖茨第一次访问中国，给中国消费者带来了中文版Microsoft95操作系统，微软公司也表现出继续在中国进行业务拓张的热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亲自接待了盖茨，这体现了中国精英阶层和主流话语对复制美国新经济成功奇迹的渴望程度以及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认可。截至2007年，比尔・盖茨访问了中国10次，几乎一年一次，每次都会带来有关微软帝国的神奇故事和对中国市场的乐观展望。他是一系列代表信息社会奇迹及经济繁荣背后的驱动力的传奇人物中，第一个来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所熟知和津津乐道的。

紧随其后的是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这样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企业。而曾经昙花一现的还有王安电脑这样的公司，但因为大众传媒成王败寇的逻辑很快就被遗忘了。这些成功者在传媒中都被推崇为人们膜拜和学习的榜样，而大众媒体叙述他们的成功故事时，赋予了他们非常相似的特征、性格和人生经历。他们通常都是年轻的、不安分守己的、独立的、蔑视传统的、聪明的，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追寻成功时并不走普通人都会走的寻常路，比如说，他们会早早从大学辍学，并在自己家后院或车库开始自己的电脑事业。这些描述把个人与他们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网络隔离开，更关注其事业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导致这些结果的个人与社会条件。对公立教育和按部就班地学习与实践的贬抑，以及对特立独行和天马行空的推崇，正好契合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标榜成功来自于彻底的自由市场。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斯特里特（Streeter）在研究社会想象与互联网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一些流行的幻想认为，信息经济时代成功的企业家是从天而降的，他们能创造奇迹纯粹是因为个人的洞察力及天赋。但事实与此正相反，像苹果公司这样的传奇企业里几乎总是少不了拥有广泛人脉和资金充足的经理人，他们有直通投资者的社交网络，也有市场营销和创造企业品牌的成熟经验：

苹果不是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在苹果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业余爱好者在组装小型计算机，并且有些人已经开始制造和销售了。而使苹果公司脱颖而出的，是它让这一新兴产业超越了业余爱好者的市场，进入了更广阔的消费者的世界。据称，马库拉（Markkula），是让这一切发生的人。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关系，将企业从业余者生产、业余者使用的小天地中带到更广阔的市场中，从而使苹果公司从所有其他早期的微型电脑设计商里脱颖而出。（Streeter， 2011： 69）

非常相似地，人们对比尔・盖茨和后来中国的IT精英如张朝阳、李彦宏、马云等人的赞扬，都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聚焦于奇迹，而忽略了背后的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元素。虽然在大致同一个时期，田溯宁等人怀着通过信息技术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梦想，致力于推进由政府主导与协调的，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和传播通道的工程，但是关于新技术和新经济的流行社会想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前对“第三次浪潮”的现代主义理解，认为其只能来自理性思考、技术知识、政府远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贡献，现在都转变成另外一种视野，即反正统文化的个体去自由地、开玩笑式地、无目的地思考和创造，只有这样才能触动消费者的情感机制而在自由市场上获得成功。在新的话语体系中，是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是极客们而不是正规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是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管理，成就了激动人心的信息时代的繁荣。

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社会想象，在它的视野中，创业精神和自由市场是创建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的关键所在，政府的干预并没有鼓励创新，而是极大地限制了创新。这样一种观念在对互联网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以及信息产业的产品与市场增长的大肆颂扬中，得到了最显著的表达。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从谈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话语中逐渐退却，而硅谷作为新经济的起点成了传媒再现中的圣地。

这个时代的新圣经是一些类似于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失控》（Out of Control）等书籍。如果把它们和十年前那些未来主义的畅销书――如《第三次潮流》（The Third Wave）和《大趋势》（Megatrends）做一下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技术进化的现代主义话语究竟是如何被再阐释与转变为一种由反文化的后现代风格与重新崛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所结成的奇怪联盟。

由于新一代的未来主义作品通常是由那些熟悉信息产业的商业化面向的人所著，他们通常会从城市的、中产阶级的、个人化的需求和便捷性的视角描述一些可能的技术进步，以及它们带来的收益。盖茨和尼葛洛庞告诉读者的关于电话会议、虚拟购物、快速传播的媒体内容、在线教育、无纸化办公、导航服务、虚拟的沟通及互动等技术产品，大多是把之前冷战时期开发的信息系统小型化及商业化之后的产物。这些描述中完全没有田溯宁曾经关心过的对现代化和机器生产负面效应的反思与缓解。这使人想起弗雷德・特纳的观点，即中产阶级青年反文化的热情主要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减轻个人焦虑，而不是把世界看作相互关联的整体并寻找系统的解决方案。（Turner， 2006）与《第三次浪潮》中出现的那种对于新技术的社会角色更加历史化和结构化的论述相比，新一代的未来主义作品呈现出一种与今天的各类产品目录相似的特质，通过承诺人们这些新技术能带来时尚、炫酷及奇迹，来诱惑他们购买这些新奇花哨的小玩意。这种相似之处当然不是偶然出现的，因为在互联网创业的时代，未来主义话语成为了一种创造心甘情愿、甚至是急不可耐的消费者的宣传手段。这些书中呈现给广大读者的神奇景象及可能性与企业的研发设计高度互动与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技术预测与产品促销区分开，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关信息社会的想象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这是一个由企业家和自由市场，而不是工程师、大学或公共部门，来带头创造新的想法并推动信息社会向前发展的世界。那种认为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创新的引擎，最聪明的人集中于此并投身科技的现代主义理想被默默地掩埋，因为在新的成功学叙事中，英雄们通常从大学辍学了，并且对正规教育没有兴趣。在中国，大众传媒所认可与推崇的互联网英雄开始从科学家、工程师转向了一些有奇特思想和强烈个性的大学毕业生，然后又迅速转向了有钱人――投资互联网新经济的风险投资家们，也就是从钱学森、维纳，转向了比尔・盖茨，最后聚焦于巴菲特。最终，那种能够吸引眼球、俘获民众对于新经济的想象力的，是那些懂得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和绕过现有问题的人，而不是开发技术、提供愿景以解决特定问题的那个群体。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只能通过成为被动的、享乐主义的消费者与信息社会产生联系，技术进步的推动者是少数聪明或者有钱的人。但仅仅是十几年前，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者曾经提供过全民学习计算机知识，将信息技术纳入到日常生产之中，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目标的另类的信息社会想象。

仅仅用新自由主义的视野来理解信息社会是有巨大的局限性的，因为它用个人化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结构性的问题，只满足于改变人们对现存事物的看法，而不是对现状进行改变，并且将金融资本和市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方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是人类的想象力塑造了技术的发展方向与模式，而不是相反。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试图垄断我们对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的视野与想象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回顾历史，认识到今天成就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还需要超越仅仅将人看做孤立的经济人，将市场关系看做所有人类可能关系的新自由主义思维方式，将社会看做是不同的主体、文化、阶层相互关联、相互协作的共同体，将技术看做是提供公共服务、推进共识与互助，而不仅仅是个体满足以及与他人竞争的商品与工具。在讨论“互联网思维”或者“互联网+”的时候，我们是只看到资本的增值与市场的开拓，还是能够从人类社会更加基本和紧迫的需求――平等、公正、生态、健康、身份认同、交流、创造性等――出发，去讨论技术与政策设计，左右着一个社会对信息技术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也同样影响着信息社会的未来如何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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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溯宁，1994，《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科技导报》，第2期，第25～26页。

王洪矗2014，《漫长的电子革命：计算机与红色中国的技术政治1955～1984》，博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