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场厂长述职报告范文

猪场厂长述职报告范文第1篇

我们的目光今天投向农村，投向大地，投向在这广袤大地上实践梦想的人。

当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如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国家战略，视野中熟悉的土地，今天看来如此新鲜而充满活力，它承载着中国城乡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希望与梦想。

所有的梦都要靠人实现，而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一直不乏心怀改变农村面貌的热望，投入精力和智慧，破解“三农”问题的探索者。

《南方周末》特别推出一组专题报道，探索中国近百年来农村建设的实践者的历史轨迹。

郭凤莲：大寨风起

她依然是偶像，虽然更多的是活在历史中。

3月3日晚，北京中苑宾馆，山西人大代表团驻地。从会议室走到餐厅，郭凤莲用了15分钟，几乎每个带了相机的人都会过来和这个曾经的大寨“铁姑娘”合影。闪光灯下，郭凤莲双手置前，身体稍微内侧，面带微笑，腰板笔直。

她显然经历过许多次――从17岁开始，郭凤莲曾和无数人合影，这其中包括中央领导、邓小平、朱基和诸多外国元首。

这是一个历经了42年的沉浮故事：从1964年号召“农业学大寨”始，大寨执中国农村之牛耳，15年红旗不倒；郭凤莲也以“铁姑娘”闻名全国，后掌舵大寨，一时风光无二。

随后风云突变，大寨由“旗帜”变为批判对象，极左路线代表；郭凤莲也被调离故乡，和她的大寨一起沉寂十余年。

直到1991年底，郭凤莲于低调中重返大寨，曾经的“铁姑娘”再举大寨大旗，不过这次不是“战天斗地”，而是在商海中搏杀。

又是十年。

2002年，全村总产值由过去的327万变为1个亿。恍然间，大寨悲喜两重天。

已经将近60岁的郭凤莲不愿太多地提及过去，她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人的思想是要转换的，“你不转换,老死在那里干啥？”

“铁姑娘”的1964

1964年，郭凤莲17岁，此时这个女孩的名字已经和“铁姑娘”的称号一起传遍中国。

其时大寨实行“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管理和分配办法，这样社员之间收入不悬殊；为了“保护”集体利益，取消了自留地。“现在想起来确实有些空想。”在和记者谈及时，郭凤莲说。

作为样板的大寨一直红火到1980年初。这一年，从安徽小岗发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成燎原之势。一切都迅速变化。

郭凤莲三年后被调离大寨，去晋中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不久郭凤莲被调往昔阳县公路段，任段党支部书记。

“大寨品牌”产生经济效益

1981年，大包干浪潮席卷全国，大寨党委不愿分田到户，折中后改为分田到组，但第二年又重新由大队统一分配。反复引发了混乱，当年粮食总产量下降近20％。

县委工作组进驻了大寨，1983年终于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党支部书记在完成分田到户后主动辞职，当年全村粮食产量由65万斤上升到100万斤。

此后外面乡镇企业勃兴，而大寨还是靠着每人的1.4亩土地生活，有粮没钱，十来年内走马灯般换了三任村支书，经济却一直没起色。

村民们又想起了过去“强人”领导下大寨的一呼百应，其时山西省委书记去大寨调查，“我们就说，能不能让郭凤莲再回来。”77岁的宋立英说。

“几天后领导跟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回大寨。”一番思量后郭凤莲接受了安排，1991年11月15日，她以昔阳县委副书记、大寨乡党委副书记、大寨村党总支书记的身份重返大寨，这一身兼三级的任命也是大寨的政治传统。

然而发展谈何容易。这一年，郭凤莲4次北上，3次南下，“害怕别人认识，主要是……我们穷得很。”但她又怕人家不认识，毕竟大寨还有影响，“你要自我推销。”转了一圈的郭凤莲意识到还是要靠大寨过去的名声，主打大寨品牌。

大寨随后成立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任董事长，第一个动作是和江阴市联手办羊毛衫厂，对方看中了“大寨”两个字。1992年11月28日，“中国大寨羊毛衫厂”在北京举行新闻会，“铁姑娘”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和纺织工业部部长请到了主席台。

这是郭凤莲复出后的第一次高调亮相,她说,经受过时代浪潮冲击的大寨,不会忘记昨天,也不会看不到大寨的今天和明天。

此后郭凤莲开始马不停蹄地跑项目――“大寨”这个名字在市场经济的中国无疑是“稀有资源”，它能吸引投资者对其市场关注度的兴趣和政府对传统“典型”的天然重视。

其时建材市场火爆，大寨黏土和石灰石多，是生产水泥的主要原料。郭凤莲决定冒险一搏，投资2000多万，办一个大厂。大寨村委会会计贾海文说，大寨自筹了400万，贷款600万，帮扶城市借给了400万。郭凤莲又请省政府牵线，让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投资，成立“大寨中策水泥厂”。这个水泥厂在随后山西修建太旧高速公路时效益大增，大寨经济从此翻身。

以“大寨”命名的产品不断涌现,包括酒、醋、面粉、杂粮、核桃露等等,很多产品都是联合经营,大寨“品牌投资”。铁道部还特批大寨在临近的阳泉市建了煤炭分运站，让大寨把村里1983年开挖的煤矿里的煤运到山东和河北。

全村总产值由此实现三级跳，由1992年的327万到1997年的4796万直至2002年达到1个亿。一起一落后，郭凤莲和大寨再次站在聚光灯下。

集体与个人之辩

从昔阳县城出发，十分钟后就能看到上面写着“大寨”两个字的大门。穿过大门，是一个水泥广场。旅游目前是大寨的重点收入之一，大寨村提供的材料说，2005年有近30万人来大寨参观，旅游总收入900多万。宋立英的家在广场旁边，这个几乎和郭凤莲齐名的老“劳模”从2000年开始签名售书。她说自己去年收入2万元，不过村会计贾海文说不止，“六七万都有”。

村子背后是著名的虎头山，陈永贵的墓就在山上。1992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视察大寨，提出说“ 旅游业搞好了比办几个工厂都赚钱”。大寨开始开发虎头山为森林公园，上面修了大寨展览馆，门票也从6元涨到25元。

大寨小学是一座崭新的4层楼，校长毛志东说，该校是全县骨干小学之一，村里每年都给老师额外发奖金，数额是全县最高的。

在大寨，本村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免费上学；考上大学的有奖学金，本科生每年1000元，专科800元，参军的每年也是1000元。村里实施了养老金制度，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100元，70岁以上的150元，党员200元。

村集体现在有12个企业，除水泥厂外全部实行承包，村里每年收取费用，著名的大寨核桃露是和临近的阳泉市合作生产。现在大寨效益好的企业主要是水泥厂、小煤矿、森林公园和煤炭分运站，2005年，大寨总产值1.2亿。

大寨现在种了400亩地。一些过去苦干造出的梯田现在被重新退耕还林。这个40多年前曾经以农业闻名的典型，如今农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0.003％。

曾说过“人不能和历史赌气”的郭凤莲现在是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大寨党总支书记、经济开发总公司董事长，不过相对于后一个头衔，郭凤莲还是喜欢别人叫她“郭书记”。

严俊昌：分合之间的人生

1978年，严俊昌当上小岗生产队队长时，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

“饿！”在那个年代的回忆中，一切印象都被置于这个字之后。也正是这个字，后来逼出了小岗的生死契约――严俊昌等18户农民暗室密谋，分田单干。

这一幕催生了后来的农村大变革，孕育了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而命运总是这样富于戏剧性，2006年，小岗村却突然宣布，将把土地集中到村里，“重走集体路”。

分田

为了渡过困难时期，1961年，凤阳实行过“责任田”，基本办法是“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政策颁行不久，风向突变，省委下发“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通知”。

那一年，已经近在眼前的麦子，最终没能收获，但大包干的效果因此而印象深刻。多年后严俊昌还脱口而出：“那(分田到户)是受刘少奇的启发。”

责任田风波,还引来了工作组驻点,1962～1963年,严俊昌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年年来工作组,一点不敢搞自留地。”

这种情形持续到1977年万里到安徽就任省委书记。据后来披露的数据，当时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维持温饱，67％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

正是在此背景下，1978年11月24日晚，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中极富传奇色彩的一幕，在小岗村的茅屋中上演。

那天晚饭后，严俊昌溜达去严立华家，后来人越聚越多。18个人，最后以按手印的方式，把全队五头黄牛、一个破耙全都分了。这个历史的瞬间，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启蒙故事之一。

小岗的做法，得到了万里的支持――1979年6月，万里来到小岗，离开时车开得很慢，他探头车外，叮咛严俊昌一定把地种好。

车走了一段，万里再次探头车外，叮嘱严俊昌要向党讲真话。

车至村头，万里第三次招呼严俊昌过去：“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5年。”

1979年秋收，小岗生产队正式记载的粮食产量是13.3万斤，比以前翻了4倍。

“那年景，家家过门墩都有粮食，直堆到屋坝子。”

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万里当年曾说：“老百姓要能吃陈粮、烧陈柴，住上柴瓦房，那才称我的心呢。”这个“黄金增长期”，无疑远远超越了这样的理想。

三十年来,无数人造访小岗村,回味这段历史。“一来人就让我们再按手印、给照相。”严俊昌已经“不知道按了多少回”。

单干“山穷水尽”?

到1996年，小岗村民发现，粮食卖不掉了，“掉价掉得厉害”，人均4亩地的小岗村，以粮食收益扣去化肥、农药、水电等日益增长的成本，每亩最终收益不过300余元。

小岗此后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但市场这东西，就跟老天似的，你知道它什么时候阴、什么时候晴？”

小岗村民此后屡屡被市场所“玩弄”。

单干的农户，在市场面前开始痛感个体的弱小，并引为切肤之痛。

重走集体路

严俊昌1993年从村支书位置退下来，此后，小岗村的书记一直由省里派来，至今已历5任。

现任村支书沈浩，此前供职于省财政厅，上任不久，他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集中参观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

“这也是一次‘洗脑之旅’，”沈浩告诉记者，“我们在学习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

在参观南街时，他留下了这样的感言：“学习，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此后，小岗与上海大江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尝试合作，成立了“风味养猪场”，村民以一年500元／亩的价格，出租土地，开始了小步尝试。

2006年1月25日下午，沈浩召集了村民大会。量地租地，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只要能创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啊，”严俊昌对新做法表示鲜明的支持，“人家要能带来新技术，为啥不干哩？”

在沈浩的设计中，1800亩耕地这次签下“1000亩是没啥问题”。但他无疑也在小心翼翼的操作，并一再强调 “不违反现行的土地经营制度”。

没有让村子富起来，看来也是严俊昌的一块心病，尽管他和老伴每月有719元工资，“在村里算收入很高”，但回首大半辈子，严俊昌说：“一、我没想到能活到今天。二、小岗今天这样子，我心里有愧。大包干只能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解决不了致富的问题。”

王宏斌：“红村”心事

朝阳门，一座高大辉煌的三层仿古式门楼，隔开了河南省临县县城与――门楼外，老县城街道狭小，平房低矮，门楼内，东方红广场，塑像，宽阔恢宏。

穿过朝阳门幽暗的门洞，就像在穿越时间的隧道。门内门外，恍然两个世界。

，这块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时至今日，思想是这里“指导一切的准则”，“政治挂帅”是这里的口号，村民们每天从广播里收听“大海航行靠舵手”，同时享受着包括住房、食品、医疗和教育在内的14项福利。

同样在这里，现代化的工业区内有26家各类企业，11万名廉价外来雇工在这里工作，为创造着“年产值 14亿元，利税6900万元”的“经济奇迹”。

走入，这块弹丸之地上发生的对比色彩浓厚却又并行不悖的事实，总在引发人们的思考。

“共产主义小社区”

之路，起源于1979年。当年，村里兴办了第一家集体企业机砖厂。

此刻，却也正是一场触及整个中国的风暴酝酿之时。千里之遥的安徽，小岗村正以生死契约“分田到户”，此后，全国开始包产到户。

1986年农历2月，张贴出一张历史性的告示，宣布回收责任田。

1985年，全国最后一批249个解体，而却在此后，重新完成了逆向的分合过程。

王宏斌的底气来源于企业的发展，面粉厂由小而大，1989年，第一条方便面生产线上马，当年村工业产值便跨过了2000万元。

整个90年代，王宏斌要求“以食品工业为中心”，围绕食品加工，建立调料、包装、运输等产业链条。如今，公布企业固定资产已达12亿元。

1994年始，建起了居民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从供应面米肉蛋，配备电器家具，到医疗全额报销，教育全额负担……按照王宏斌的话说，“搬着自家铺盖卷儿进楼房，其他的事情都交给党组织”。

从保障生活基本需求始，的“实物经济”和“配给制”生根发芽。村里提供的数据显示：一年用于福利保障的资金共2500万元。

如今，当年收回土地告示的复制品被陈列在村史馆的玻璃橱柜里。玻璃橱柜周围的展板显示：正在“坚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视察与表态

“外圆内方”，是王宏斌最喜欢说的一个词，这短短四个字，几乎隐含了王宏斌全部的政治智慧。

王宏斌自己解释，外圆，是指要积极地与市场经济接轨，适应社会大气候；内方，则是按照共产主义组织和分配原则，以共产主义的工作和生活规范来教育村民，治理南街。

兴办第一家企业机砖厂，王宏斌第一次显示这种“智慧”――要建砖厂，但没资金，村里宣布党员干部可享受预售优惠，结果引得群众蜂从，3天时间，顺利筹集“预售砖款”35万元。

王宏斌说，在南街，他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小社区”，“走共产主义革命道路”！

而在南街，党组织是一个含义广阔的词汇，既代表以王宏斌为书记的村党委，又代表村委会，还代表庞大的无所不在的集团，党组织就是所有南街人的龙头、所有南街人的立身根本。在南街，王宏斌被大家称为“班长”，意思是三套班子之长。

1994年，张爱萍将军从报上看到了有关的报道，激动之余，写信要求中央电视台播放有关的纪录片，随后《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一信件。

王宏斌看到《人民日报》后，立即以“三套班子”的名义给张爱萍将军回信，信中汇报说已将建议“复印300份发至全村干部群众学习”。两个月后，张爱萍亲临视察。

王宏斌告诉记者，“张将军最关心南街，对南街帮助最大”。随后，王宏斌被请进中南海，为中南海警卫局作报告。

此后，高层领导接踵视察。199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视察南街；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视察南街，在随后的讲话中说：“总结他们的经验推广的时候，得有一个主线，他们能做到的事，别的村不一定能做到。”

贷款与变化

2003年前后，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各企业，“由各企业根据自身盈利情况对工资做出一些调整，加上业绩奖励,高的也能拿到五六百。”养殖场场长高全林透露。“这主要是针对目前的经营形势做出的调整，”高全林说，“贷款逐渐收紧，各厂自谋生路，需要做出变化。”

研究一下贷款与南街发展的关系，颇为有趣，一位长期研究南街的学者在其著述中透露，1995年，北京来的一位副行长视察时表态，“把其他银行的款都还了，统统用我们行的钱”。

据估算，至2001年，南街共贷款7亿元。“哪家企业发展不靠贷款？”在谈到外界对南街贷款的质疑时，王宏斌稍微露出激动的神色，他告诉记者，南街接受国家贷款扶持不假，但到时还息，信用很好；“美国钱最多，它外债也最多”！

记者在看到，中国农业银行甚至在设有村级办事机构。此举颇为少见。不过也看得出来，已经在尝试改变，此前，王宏斌一直坚持“以食品工业为中心”，现在，他扩大了经营范围，刚刚收购了药厂，正在兴建一个热电厂。这两个项目，都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钱从哪里来？王宏斌再次面临着“外圆内方”难题。

另外，村里的工资也在变化，已经有人拿到了“六七百元的工资”，热电厂筹建处的贾忠杰评价，“收入与业绩挂钩，更能体现人的价值”。

从2004年开始，也改变了执行十几年的供应生活必需品实物制度，改为发放相应数额的购物券，并配套在村内设立超市，村民可各取所需。

28岁的油墨厂工人李志伟现在可在家用宽带上网，碰到高兴事情，也能和朋友来个一醉方休，这在以前，可不敢想象。

养殖场场长高全林的儿子高存志，正在重庆大学念软件工程硕士，是引为自豪的“11个研究生”之一。作为年轻一代中的精英，高存志对南街的一些困难毫不讳言。高存志分析，除贷款收紧这一原因外，“管理模式也有问题”。

医疗同样是村民们满意的地方，村党委办主任雷德全介绍，“村民生小病村里治，生大病到北京治”。雷德全说，医疗加外出读书的学费，南街每年支出200万左右。

除此之外，南街建有公园、运动场地、文化室等文体娱乐设施，村民时常进行拔河比赛，或是欣赏豫剧汇演，尽管大多数文体活动被抹上了些政治色彩。

河南一位长期关注的学者认为，奔走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管理、资金等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但“它在农村公共品提供的制度和方法上，或许值得人们参考”。

吴协恩：新书记新农村

“保守地说，5年内我离不开老书记。”

吴协恩，华西村党委“新书记”。他口中的“老书记”，就是他的父亲吴仁宝。

“我渐渐老了，脑子糊涂了。如果我的话都要听，那要出问题的。”吴仁宝这样回应。

两年零7个月前，当吴仁宝突然宣布村党委换届，并推荐他的小儿子接他的班时，曾经议论四起。

而当华西村在新书记的带领下，2005年销售收入达到307亿时，这段父子传承又再一次披上了一层英雄主义的色彩。

“老书记可说是一位‘农民政治家’，而新书记更像一名‘农民企业家’。”《吴仁宝评传》作者、华西村“名誉村民”冯治教授说。

而从“农民政治家”到“农民企业家”，这是一段需要解读的传承。

老书记的退休生活

退休后，老书记吴仁宝成了华西村最著名的“景点”。

只要在村里，每天上午10∶30，他都会到“民族文化宫”，给前来华西村参观的游客讲上20分钟，最近的话题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因为方言难懂，他演讲时特地配上了一名“翻译”。老书记谈笑风生，“吴语成章”；女翻译正襟危坐，字正腔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相映成趣。

“很多人来华西村就是为了看看老书记，没看到老书记就觉得白来了。”华西村分管宣传工作的孙海燕副书记说。

而老书记自己则这样解释：“什么叫‘城市化’？让城里人来花钱，我们华西就‘城市化’了。”说话时，老书记笑得眯起了眼。

79岁的吴仁宝，还兼着华西村艺术团团长，但他主要的职位是村“总办公室”主任，负责村建工作，并监督集团公司。每天他都会坐着他的车牌为“苏B-D0001”的奔驰车，到办公室了解当天的工作安排和生产情况。但集团公司具体的生产经营，他已经放手让新书记负责。

老书记依然保持着他的创造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被他解释为“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并且作为大标语刷在了村中央的“龙凤广场”的主席台上方。而他对宏观形势的驾驭能力和预见能力更没有丝毫的减退。

对“新农村建设”，老书记同样有他自己的见解。“不能因为追求‘村容整洁’而盖新村，农民如果没有这个钱买这样的新房，一刀切地要他们搬进去，他们反而连房钱的利息都付不出了。”

“来华西村看什么？不是看房子。”老书记的这个观点，新书记和孙海燕都反复提及。

新书记的“调整”

新书记吴协恩似乎很在意自己的上任年限。“还不到3年，还差5个月。”他对本报记者强调。

去年底，规划中的50层“商贸中心”已开始平整地基；而投资3000万的“华西隧道”已经通车。

周边16个村从2001年开始陆续并入华西村，其土地也由华西党委统一规划。山北的一片12700亩的土地，计划建成高科技农业园。这既是华西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内容，农业园本身也具备观光的功能。

“华西隧道”连通的就是山北这片土地，所以在村委宣传科的赵开军看来，“这笔投资要比山上花了2000万建起来的‘袖珍长城’划算多了。”

吴协恩今年41岁。他的父亲吴仁宝41岁时，刚刚明白了一个道理：上面的话表面上都要听，但是说得不对就不执行。而刚过“不惑”的吴协恩，把他为华西村制定的发展规划概括为两个词：“提升”和“调整”。

提升的是企业的内部管理。从去年开始，他要求每个企业、每个部门的“一把手”都要进行述职报告，还要让职工给这些中层干部们“民主”投票。一年下来，还没有被职工选下来的干部，“一把手”们的得票率基本上都超过了80％。

而调整的，是华西村今后的产业方向。物流和金融成了这个靠传统产业起家的村子的新目标。在新书记看来，华西村已经迈过了单纯的投资产出阶段，下一步的注意力决不能再集中于固定资产投资，以资本赢取资本才是正确的方向。

“江阴的长江码头，去年盈利7000万；去年开张的担保公司，今年赚5000万没问题；加大集中采购力度，净增3000万的效益。……”当吴协恩粗粗地掰着手指算着这些账的时候，的确很难把他和“村党委书记”联系到一起。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投资银行业。”吴协恩说，“要用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两条腿走路。”

“新书记的新思路是不求大，而求健康长寿。”作为吴协恩的同龄人，华西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永昌说。

刚刚过去的2月份，华西集团公司实现利润1.2亿。“3月要达到1.6亿。”吴协恩说。

“过渡的一代”

2003年华西村党委换届的时候，老书记吴仁宝说过，吴协恩年轻，“可以管20年”。

然而吴协恩自己却悄悄地把这个年限改成了10年。“新书记私下里跟我讲，我们干10年，到2013年，我们就可以退下来了。”杨永昌说。

2013年时，吴协恩48岁。老书记发出过“干到80岁”的豪言，也强调当村官应该“为老百姓做一辈子”。但在这点上，新书记似乎并不准备遵从老书记的意思。

“我不认为我们是第二代，我们只是过渡的一代。我们的上一代创业，我们则要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人员管理、企业的发展方向，我们这批人做好调整，为下一代的再一次大发展做好准备。”新书记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

“老书记总说我比他还保守。”吴协恩说。而吴仁宝对他的小儿子的评价则是：“他比我思想还要解放。”

2005年，一改往年奖金20％发放现金，80％作为干股入股集体的做法，华西村村民头一回可以自主选择提取所有奖金或者部分入股集体。据称全村现金发了有1个亿。但是，起先选择提取现金的村民，80％以上又将钱存回了集体，存钱的村民甚至在村办公室门外排起了队。

“养成习惯了。”78岁的老村民吴仁彪说，“而且存在集体回报比较高，钱放家里也没什么用。”

“最大的隐忧”

“老书记和新书记，有其父必有其子。”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吴蕴芳说。

“协恩成长为接班人，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不论是当驾驶员时，还是当业务员、厂长时，他都很突出。”冯治教授说。

而当吴协恩终于开始全盘主持华西村的工作时，他开始意识到华西村的“隐忧”。

“再好的制度都需要人来执行。”他说，“而华西村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

吴协恩最近刚刚聘请了一位“资本运作的人才”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他名叫秦宏，之前是华夏银行的一名经理，跟吴协恩认识8年，以“兄弟”相称，但华西村向华夏银行贷款1.5亿，秦宏都不肯在1万元钱的利息上让步。

然而恰恰是这一点最为吴协恩所看重。和他的父亲一样，吴协恩依然把个人道德品质看成是选拔人才最重要的一条标准。

对于自己这次用人的眼光，吴协恩很满意。“短短两个月，资金运作的降本节支，直接体现的效益500多万。”他说，“对这些人要比对华西人还要好，还要重用。”

华西村另一项人才储备的重大计划也始于今年：他们计划招收5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华西村党委正在接洽江苏省团委，希望能够招入支援过中西部的“青年志愿者”。“他们经过了锻炼，能吃苦，有事业心，有奉献精神。”吴协恩说，“ 对这些志愿者，我定的薪酬标准是年薪1万到100万。”

吴协恩有他自己的理想，他希望以他手中的权力，为更多的人创造一个能充分发展的环境。他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人“可以没有8小时的”，“因为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以后，工作将是一种快乐。”

他还有这样的计划：“若干年之后，华西的班子，50％的成员是留学生，50％的成员是大学生。”

然而他心里还有一个“最大的隐忧”。

“有了‘能用的人’，还要有‘会用人的人’，这才是关键的关键。”吴协恩说。

2002年华西村实现销售收入60亿，三年之后这一数字翻了两番还多。按照华西村的“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五个五”的目标，到2010年，华西村要实现销售收入500亿，要幸福、富裕5万人。

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纪念日这天，华西村又将进行村党委换届选举。这一次，村党委准备选850 名党代表，直接选举村党委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