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机械论文范文

装备机械论文范文第1篇

这家称作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银科技）的企业，10年来营收翻了10倍，挂牌上市不过两三年，股价大涨了12倍，不但每股获利盈余超过台湾“股王”联发科技，连净利率都高达30.46%，是“前股王”宏达电的几乎2倍，更是台湾最大的制造企业鸿海集团的10倍以上，外资甚至点名其有400元股价的潜力。众人印象中的“黑手企业”（意喻油污的蓝领行业），怎么可能与高股价、高获利连在一起？

走进位于台中市精密机械园区精科路的上银科技公司厂区，这里真的是黑手窟吗？绝对不是，里面有一套全球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建的无尘室，洁净度为10的负7次方，已经达到纳米等级，但这个无尘室生产的既不是晶片，也不是触控面板，而是一支支钢制的杆子。

这里就是上银的秘密基地。一支支钢制的杆子是上银的主力产品――滚珠螺杆，它是所有精密机床的关键零部件，负责定位、传动。简单地说，机床要“动”，就要用到它；越精密的机床，需要越高级的滚珠螺杆，否则一个位置没对准，哪怕只差了0.1微米，即头发丝直径的约千分之一，上百万、甚至上亿元的机床就会失去准度，iPhone手机的不锈钢外框就不会车削得整齐好看，飞机的螺旋桨就会产生噪音。台积电的半导体设备、美国波音的飞机生产线、德国西门子的核磁共振仪器、谷歌公司的太阳能装置等都要用到它。这批设备装箱之后，将坐船前往德国汉堡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港，接着变成半导体昂贵设备的传动配件，例如曝光机等；也有一部分将空运到日本，变成日立10代液晶面板厂的精密设备。

过去，滚珠螺杆掌握在日本企业手里，而上银科技公司整整花了10年才追上日本技术水平，成为台湾第一个生产这项关键零配件的业者，不但为台中精密机械聚落装上了飞往国际舞台的翅膀，世界前四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厂（美国应用材料、荷兰艾斯摩尔、美国科磊、瑞士ESEC）、德国最大太阳能光电及面板制造厂Manz、欧洲最大机床厂DMG、日本最大机床厂山崎（Mazak）等都是它的客户，更让自己成为这方圆60公里内第一个营收破百亿元新台币的企业。

年近半百时创业，咬牙坚持创品牌

上银科技公司能有今天，这和其创办人卓永财从小吃苦、不服输，立志要出人头地有关。

卓永财1942年出生于新竹县六家晨村一个贫寒的客家农民家庭，有10个兄弟姊妹，他是最小的一个。

一提起童年，卓永财就会掉眼泪。日本殖民时期，大哥因家境贫寒无法入学，才8岁，清晨5点多就要替地主打长工喂牛挣钱。“有人就跟我妈妈讲，那个孩子太可怜，万一牛受惊吓，他会被踩死。可是家里穷，养不起那么多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识字的大哥被征召到菲律宾当军夫，临行前一再叮嘱家里，一定要让弟妹读小学，从此没有回家。“我母亲一生真的很辛苦，过世的时候，身上完全没有钱。她就是耽误治病，家里很穷，有病没钱治，我就觉得，当穷人真的很悲哀。”

穷困出身的卓永财，从小就知道勤奋。不服输的他拚命刻苦学习，从初中到夜大一年级，学费都是借来的，所以考试时总要逼自己赢过别人。这也锻炼出他每次考试要求自己必须过关的能力，被同学们喻为“考棍”，直到夜大毕业后通过台湾交通银行的金融特考，进入金融界工作18年，曾任交通银行主任秘书。后来，他被保送至美国旧金山大学进修，获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回台湾后曾办过《外贸杂志》，后创办大银企管顾问公司，曾成功协助因转投资失败陷入债务危机的全台最大螺帽厂三星五金公司财务重整。

熟悉金融、外汇、投资、购并、重整业务的卓永财，年近半百，却决定转战“黑手”领域创业，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在整顿三星五金公司时，他发现即便是一个简单的螺帽，只要做到全世界最好，就可以赚大钱。以第一代螺帽成型机为例，简直就像台印钞机，每分钟可以制造出450个螺帽，每个螺帽销售毛利率至少20%。就像吐出一块块金币般。

经过谋算卓永财决定要选未来市场空间最大的产品自己做，不再为他人做嫁衣。虽然不懂技术，但他懂得企业管理，懂得财务，懂得如何用人，如何到全世界汲取资源。1989年，卓永财收购了一家名为何丰精密机械、生产滚珠螺杆的企业，亲自担任董事长，在各界嘲讽、不看好下，咬牙走上创业道路。

但这条路极其艰难，若非他能吃苦、不服输，是熬不过来的。

一开始，他就大阵势请来4个留美硕士，分别负责质管、研发与业务，重建质管程序与机台操作程序，这在当时的机械行业是个创举。但没想到，创举还来不及发挥效果，卓永财的银行老同事却不愿贷款给他。

“很多人以为我出来，交通银行帮我忙。告诉你，一毛钱都没有帮到我。”戴着眼镜，一脸书卷气的卓永财，讲起这段过往时霸气显露无遗。“没有人会贷给你钱，交通银行6%我借不到，我是去借租赁公司18%；你别以为银行那些人多帮忙，一部非常辛酸史。”

这天，从不写日记的他，破例写下两个字，告诉自己要“雪耻”。不只如此，与股东不欢而散，同行业者又总是语带嘲讽：“你又不是黑手，凭什么进入机械产业？”

他发现工厂厂房的建造方式不适合台湾的海岛型气候，只能忍痛放弃花了2000万元新台币买下的厂房，重新在台中工业区买地，成立上银科技公司，归零再出发。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0年，也就是卓永财创业的第二年，台湾景气低迷，资金再度告急。上银总经理蔡惠卿形容：“平常财务是董事长直接管，在那时，情况危急到我都要跳进去帮忙，打听什么人可以借到钱，你就知道有多惨，简直是四面楚歌。”但卓永财咬牙苦撑，或许是一种偏执，他笃信自己的判断，即便要卖掉自己的土地，从员工那里借钱，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他仍决定上银要走不一样的路，投入研发，发展自有品牌。

“30多年前，台湾产品的品质极差，在欧美、日本的品牌形象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台湾品牌，你觉得容易吗？”一位台中机械业者坦言，“当时大家都在做代工，当赚快钱的富翁，有谁愿意转型？”

海外并购，加速取得关键技术

当过银行家的卓永财，精于营销，懂得财务杠杆，视野比一般台湾机械业者要高，能够仰望到全世界，而且意志力坚强，认为对的事情敢坚持执行。他深信，一个产业如果要有长期竞争力，不做基础研发，绝对办不到。他开始到全球各地设点布局，为竞争力扎根。

1992年，成立不久的上银仍不过是一家处在亏损状态、年营收仅1亿元新台币的小厂，却决定在美国芝加哥设立子公司。隔年，为了掌握自有技术与欧洲市场销售渠道，买下德国欧芬堡一家倒闭的滚珠螺杆厂荷乐（Holzer）公司，这是关键的一役。

原来，生产滚珠螺杆、线性滑轨不难，关键在量产后的产品合格率与价格。“一开始，硬化深度不够，机器准度也不够，被日本同行耻笑。”一位上银工程师私底下说。

卓永财认为，德国荷乐厂的技术正好切合上银所需。他单枪匹马和银行谈判，终于顺利用新台币1000万元取得关键技术与研发团队，抬高与同行间的差距。这个价格不到当时市场价格的八分之一。

并购荷乐厂8年后，上银的滚珠螺杆、线性滑轨精度已经可以媲美日本。同时，设备成本降到不到日本对手的一半。日本竞争者开发一部机台要等两年，上银只需3个月就开发出客户所需的机台。

之后的1999年，上银又在日本东京设立子公司，完成其在欧、美、日的全球三角布局。卓永财说，“我有能力在德国、美国、日本设厂，更容易受客户青睐。”逐渐地，上银的品牌形象得到提升。

2009年，通过经营多年的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厂客户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牵线，卓永财购并了以色列顶尖的工业机器人驱动器与控制系统超级实验室Mega-Fabs，解决了控制器、驱动器的供应问题，补足上银在电机布局的缺憾，让其成为全世界自动化工业机器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2010年，他再买下英国百年滚珠螺杆磨床制造厂Matrix公司。卓永财兴奋地说：“这个厂创立已经200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它是主角。伊拉克的萨达姆之前想买这个厂，要做核能武器。”买下Matrix后，上银快速扩充产能，产品可以就近销往欧洲市场。

他很开心，因为多年布局，终于水到渠成。由于生产滚珠螺杆，需要精度5微米的特殊螺纹磨床，当时台湾的平面磨床无法达到该规格，上银获得Matrix公司的技术，等于比同行更有扩充条件。卓永财骄傲地说，“我自己做设备比较便宜，能降低成本、增加弹性，不但供应无虞，交货期至少能缩短一半。一样的资产，我设备便宜，折旧低，毛利就高，获利也高，让别的竞争者追赶不上。”

十分之一员工搞研发，研发占营收比率远高于电子业

“今天在台湾，没有哪一家企业像我这样研发投入那么多。”卓永财的语气中满是自豪。

上银成立后，有13年都在损益边缘上挣扎，之后从2003年至2009年的7年间，每股盈余都不超过百元新台币。直到第21年，也就是2010年，上银的每股盈余才冲破5元。

难以想象，这个出身“黑手窟”的公司，竞争力的源头是一支不起眼的钢杆，也就是滚珠螺杆，是上银的主力产品之一，看似不起眼，却是“工业之母”机床的关键零部件，负责定位和传动，越高级的机床需要越精密的滚珠螺杆，因为只要一个位置没卡准，数十万元乃至10亿元的机床就无用武之地，产品合格率将不达标，甚至整条生产线停摆。

滚珠螺杆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从星巴克咖啡机、麦当劳炸薯条机器、微创手术的机械手臂、制造iPhone手机的高速钻孔机，到生产半导体晶圆、太阳能设备、医疗器材，甚至军用装备的机械等都少不了它。过去，这项技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就像掐住了台湾机床业者的咽喉，直到卓永财跨入这个领域，至少花了5年才打破此局面，让台中精机等台湾机床大厂愿意大量采用上银的产品。又至少花了7年，才打进欧、美、日知名客户圈。

10余年前上银刚创立时，营运规模根本无法与THK、NSK等世界级线性传动元件大厂相比。每逢参加国际性机械展览时，上银的摊位总是被主办单位安排到人潮罕至的边缘地带，沦为展会的配角。

为争一口气，卓永财亲自拟订公司发展策略，决定采取跳跃式的增长来达成目标。他深知，人才是这场战争的最大武器，因此重视人才的功夫下得也比别人深。上银每年都投入约占营收4%到5%的研发成本，厂内工程师研发出一项专利技术，每人甚至最高能领到500万元新台币的奖励金。在上银的子公司――大银微系统公司，每年研发占营收的比率最高达18%，远高于台湾许多电子科技企业的4%。

在他重金奖励下，公司全员投入研发，公司近几年来持续跻身“台湾法人研发专利百大”之列，每年取得的专利数量甚至超越岛内一些机械领域的研究机构与大学院校。上银公司每年获得的专利数都在台湾企业界排名前30名之内，连仁宝、纬创等千亿元新台币营收的电子大厂都瞠乎其后。

为了抓准技术趋势，上银公司近4000名员工中就有400名研发人员，海外研局更横跨俄罗斯莫斯科、以色列海法、德国欧芬堡。

在上银公司内部，量产和研发部门采用不同的组织结构。其中，负责产品开发的一部和二部采用金字塔式结构，负责前瞻研发的专案发展部却是采用扁平式组织结构。通常大型的尖端产品交给专案发展部，其中有好几个团队，各组有自己的领导，职位不见得最高，但是打破界线，整合不同人才，做到差不多时再移出来，成立正式的研发部门。各部门绩效指标也不同。专案发展部是独立的，用研发的成果来看绩效。各专案之间也不需要竞争，互不相属，绩效就由自己的计划目标做决定，量身订做。

在上银工作已10年、33岁的课长陈彦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个人已经拥有近50项技术专利，公司发的奖励金也累积到70万元新台币。最近，他刚从滚珠螺杆的产品开发部调到专案发展部，为客户量身订做自动化解决方案。虽然获利前景还很遥远，“但我们研发，都是已经先知道客户是谁，他们要什么。”他说，“研发最忌讳无头马车，到处乱闯。”

每天，陈彦羽看着阶梯状的甘特图（Cantt chart）和底下6位部属订出检核点，看看自己的团队是否达成研发进度、技术又爬了一阶。“因为都是自己订出来的里程碑，就会使命必达。”陈彦羽说。从一个33岁的研发课长身上，就能看见上银既前瞻、又有纪律的研发管理。

上银公司设有研发副总，但卓永财却亲自掌握和参与研发工作。开发小组选择研发题材时，主要依据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同时也看现在的成本结构，尽量挑选占成本大的、交货期长的、专利被卡住的项目来做。例如直驱马达中有一个交叉滚珠轴承，以前是欧洲进货，交货期6个月，其成本占马达的40%。公司要降低成本，就挑这个零部件来投资研发。

在员工教育方面，上银公司更要求每位员工每个月要拿出一个星期六，接受公司的专业技术培训课程，称之为上银“知识成长日”的活动，迄今已迈入第10个年头，内容相当扎实与丰富。卓永财认为，台湾的人工薪资已不再便宜，留在岛内的产业未来都需朝知识密集方向发展，才能建立与海外同行竞争的本钱。在公司治理方面，卓永财更让每位员工深入参与经营。他强调，上银公司不只有一套帐，在每个部门的经营会议上，还会拿出相关财务报表的经营数据，供内部员工仔细检讨，来作为下一步提升经营绩效的依据。而上银过去所推动的员工提案改善制度，历经十几年来成效仍然良好，这也是员工参与经营的一环。值得一提的是，上银因实质获利能力有提升，年底发放年终奖金时，对提案通过的员工，每人特别额外加发1万元新台币奖励金，让获奖的员工雀跃不已。卓永财鼓励他们：“在各项原物料高涨的此刻，公司期望更多同仁提出好的点子来提升经营效率，而不是靠涨价来稳住毛利率。”

此外，卓永财还尽量借助“外脑”，举天下英才而用之。上银公司先后与全台湾30多所大学、100位教授开展过研发合作。卓永财经常从网络上了解哪位大学老师有什么专长，遇到技术难关，就请这位老师协助其解决问题。

为了吸引机械本科研究人才回流，从2004年开始，卓永财每年出资数百万元新台币，颁发“上银机械硕士论文奖”，该项活动总经费多达1000万元新台币，即便2008年遇上全球金融海啸，上银也遭波及，但论文奖金也不打折扣。近两年，他还将总奖金规模提高到2200万元新台币，是目前台湾所有学术奖项中金额最庞大的，被称为台湾机械学术研究领域的“诺贝尔奖”，奖项有金、银、铜、优等、佳作、特别奖等，并对夺奖的大学系所另给予经费补助。这在台湾各大学机械系所中引发了极大的回响，也让学生们重拾留在机械业打拚的信心，同时也让上银公司在岛内各大学院校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台湾中山大学机械研究所教授丘源成表示，原本该校机械所的教授和学生多集中在热门的微纳米领域研究课题上，卓永财设立机械论文奖后，有不少教授开始带着学生投入机床方面的研究。“人才分散、流动了，研究重点也多了，而且各系所竞争激烈，也提升了机械研究的品质。”此外，卓永财每两年还带领30名大学生获奖者到日本机械大厂参访，参加东京国际机床大展，机票、五天食宿，甚至还有日用开销都由上银负担。

机械论文奖增进了企业与学校的交流，也增加了老师与学生对于实务需求的了解。这几年，更陆续有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机械系学生因论文奖认识上银公司，主动来应聘。上银公司同时还积极开展产学合作，奖助机械学博士生每个月4.5万元新台币，鼓励其开展上银公司的研究课题，一直到他毕业，毕业后是否来上银工作都没关系。

“精密机械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多方面的，绝对不会仅靠单一技术就让你成为世界第一。”卓永财解释道，“我们的产品都是花10年以上时间才会冒出来赚钱，没办法迅速致富，搞高精密，就要很有耐心。”

苦行僧精神，比别人更投入

在台湾机械行业，卓永财是个与众不同的传奇人物。其他老板们各个都是机械狂，或是自己开跑车。卓永财却不开车，出入都有司机。请客人吃饭，别人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他却用客家菜含蓄带出自己的刻苦性格。跟外国人做生意，别家老板努力提升机器精密度，他却要求自己的业务员要懂得说出台湾文化的深与美，提高品牌高度。别人把产品送到商后就完事，他却要求业务员汇报机器最后送到哪里，了解最终市场，由此构筑他的产品策略地图。

卓永财办公室的墙上，有着全球化的三个时钟，分别显示德国、美国芝加哥和台湾时间。尽管台湾已经午夜12点，但德国还是晚上6点，芝加哥则是中午，他仍会打电话、发简讯或写呈报，与当地员工或客户确认进度和新想法。

因为不懂技术，所以要比别人更投入。23年来，卓永财一直住在工厂旁的宿舍，天天自己煮早餐，打扫房间，每天都工作到半夜一二点，只有周末才与家人相聚。他喜爱读书，办公室内藏有一个小型图书馆，随时拿书下来阅读、学习。

他把毕生精力都在这一支看似微小的滚珠螺杆上，每晚搔头苦思的无非是如何让螺杆转速更快，螺杆轴承内环里直径0.8毫米的小滚珠如何零摩擦，无限循环滚动，而这支螺杆定位的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的百分之一。

通过每天读书学习，以及到世界各地参加专业展览和研讨会，卓永财对机械技术的发展趋势了解得很清楚。“例如线性马达，我很早就知道，这会取代一部分滚珠螺杆。所以我很早就到德国，到处找这个技术，都没有成功。后来碰到俄罗斯教授，找他来做技术转移，从此进入线性马达的领域。”

最初，卓永财从白俄罗斯明斯克国家实验室弄到线性马达的平面图，后来发现，原始技术来自莫斯科的实验室，这才恍然大悟：全球线性马达的专利都是俄罗斯的。10年前，韩国三星公司在俄罗斯设有一个实验室，后来决定不搞后端设备研发，实验室要关张。卓永财与三星公司的技术人员往来很多年，他们问卓永财要不要接下来？结果，卓永财没有花钱，就拥有了在俄罗斯的研发基地。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卓永财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那里了解到位于以色列海法的超级实验室Mega-Fabs经营遇到困难。西门子公司想买它，但它不想卖给西门子，因为西门子只会用它一部分，团队会被解散。卓永财立刻决定购并，给它很多驱动器方面的业务，接下来又搞磁浮马达和单轴机器人方面，自行研发斜角轴承，已成功开发出直角座标工业机器人、蜘蛛机器人、关节式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

组织台湾机械业未来军团

最近一段时间，卓永财似乎变成了旅行团领队，带着一群人，全台湾到处跑。他一出行，就是一辆游览巴士，里面坐满约20人的精密机械、机床业者，不是企业高级主管的立刻被他轰回去。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观光团，而是卓永财为提升台湾机械业竞争力特别组织的未来军团。

“现在是产业聚落打群架的时代。”卓永财说，他在德国、以色列、俄罗斯都有研发实验室，体会很深，聚落人才品质要整齐，才能“大家一起打群架”。

卓永财率队从台北的台湾大学一路到高雄的中山大学，带同行在台湾各地寻人才、找技术，一起参观各大专院校机械系所的设备，与专家教授一起切磋研究课题，了解最新技术的应用机会。他不怕同行之间的竞争，一心想把台湾机械产业整个一起带起来。

这几年，上银公司大力投资研发智慧机器人，其中包括与明新科技大学合作研发的弹钢琴机器人，通过电脑辨识乐谱后，两只机械手臂能够利落地在电子琴上弹起流行乐曲，这些机械手臂也都使用上银的零部件。

此外，卓永财还组机器人研发联盟，再次施展“大家一起打群架”的理论，刺激创新方案。2011年，他组织主办了台湾智慧机器手竞赛，一出手又是100多万元新台币的奖金。

2011年，随着ECFA的正式生效，共计107项的机械产品中，有多达57项机床产品列入早收清单，包括数值控制卧式车床、数值控制平面磨床、研磨机床、锻压或冲压机床、工件夹具、滚针轴承等，占比超过一半以上，成为最大受益产业。

在订单大增的情况下，有原料能组装机床出货的才是赢家，台湾机床业者积极抢争上银的线性滑轨与滚珠螺杆。这类产品原来最大的生产企业是日本精工（NSK）与东邦精工（THK），两者的供应量合计虽占全球市场约50%，但受到311日本震灾影响，产能受限，转单效应下，让市场占有率仅有5%的全球第三大供应商上银公司的产品更加奇货可居，即使产能满载依然供不应求。

许多下游机床厂向上银公司购进线性滑轨和滚珠螺杆，过去仅需提前2到4个月下单，现在不仅要半年前提早下单，且价格从3月后又调高10%，却依然不见得拿到货，缺料状况严重，且这样的状况很长时间都难以改变。

上银董事长卓永财也明确表示，如果现阶段开放订单预订的话，会一直排到2013年，因此将投资70亿元新台币以增加产能。在这种情况下，上银公司2010年初股价还在新台币40元上下游走，2011年随着中国大陆机床需求大增，股价也跟着水涨船高，很快进入“百元俱乐部”行列；2012年更连续突破200元和300元关口，营业收入迈向千亿元新台币规模。

装备机械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的文艺复兴；媒体大革命；细化与整合；极端相对主义；创造性

人本时代的到来

大量资料表明，美国的道德水平1965年开始迅速下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回升。西方各国大致也走过了同样的道路。⑴美国的信息社会开始于60年代，从此开始了新生的信息社会与旧有的工业社会相重叠的发展过程，这个交替时期到了90年代中期出现了重大转折，新经济开始涌现，并带动了经济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虽然2000年第二季度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开始崩溃，美国经济也在以后的时间里开始下滑，但是，作为新的生产方式的新经济并没有终结，新经济正在混乱中重整旗鼓并将迅速发展。

从60年代信息社会的到来到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是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折的时期，社会大转型带来了道德的大混乱。信息社会的到来把发展转移到了主要依靠知识以及掌握知识的人的基础之上了，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才在发展中的意义更是爆发式地提高。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技术的巨大进步，以类似于加速度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使得发展环境瞬息万变，极不稳定⑵。这种新的环境必然要求极高的应变能力、创造能力和决策能力。这是比技术能力更为关键的能力。据报道，“信息时代公司的市场价值约有90%是由专利、软件和雇员的聪明才智组成的”，于是“以人为经营的基幢的企业管理理念进一步被确认，善待人的道德也就成为企业内外的发展和竞争之源。与此同时，在教育、物质、医疗以及军事等等领域个人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这一切都说明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人的精神、人的本质的空前挺立。有的论者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将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企业这一固定的“容器”失去必要性。⑶

新经济具有3个特征：一是在网络整合之下高新技术是新经济的依托；二是人的思想观念、应变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决策能力是新经济的灵魂；三是充分自由的社会环境和充分的个性解放是新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只是具有历史发展总体的意义，而在具体的发展和管理中，劳动力总是受制于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这说明人是受制于物的。但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目前不仅在历史总体上而且已经在具体的发展和管理中把人的因素提到了决定性的地位。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主体得到充分的张扬。现在历史正在提供一种这样的可能性：人受制于物的历史将要结束，人本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的人类历史的伟大革命，它将解构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基矗伴随这场革命的是观念以及道德的巨大革命，“道德已经成为竞争的源泉”。这种革命使社会正在向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文化社会发展。⑷

新的媒体大革命与新的文艺复兴

中世纪末在欧洲发生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开辟了世界史上的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伟大时代。这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的革命。但是在这场大革命中，以罗马教皇为中心旧专制势力构成了革命的极大障碍，特别是在欧洲的中部和北部，更是如此。这时欧洲的媒体用于书写的是牛皮和羊皮，价格极贵，很难普及。15世纪中期德国人约翰·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印制了大量宣传新教精神的小册子，印数极大，价格很便宜，普通人都可以买得起，大面积地普及了新思想。中世纪新媒体(纸媒体)对于旧媒体的取代，是那个时代的文艺复兴运动(社会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革命总是伴随着媒体的大革命。目前我们正在进入具有同样意义甚至其意义更加巨大的革命运动时代。这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它将全面地改变人类的生活，经济正在主要地通过文化的手段而不是主要地通过物质的手段获得财富，民主政治正在向世界各个角落延伸，网络将推动民主的巨大发展，文化的力量正在迅速上升并不断地走向多元化，教育正在向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生延伸，学科技术正在走向复杂甚至与社会人文科学整合，大规模战争越来越难以发生，战争的伤亡正在大幅度减少，武器开始走向“慈善”。我们已经看到，网络的出现正在以巨大力量解构着旧的观念和秩序。与旧文艺复兴不同，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印刷革命所创造的是人类生活与其中的新的思想文化环境，而新的文艺复兴中的网络媒体大革命，不仅仅将带来新的思想文化环境，而且还正在创造着人类与所有生存于其中的物质环境的必不可少的联系，人类将生存于网络以及网络消亡之后的更新的传播技术所构成的媒体环境之中。新的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取代，不仅仅是一次媒体大革命，而且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大革命。⑸

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求我们传播学学术建设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考虑，传播学将成为与社会各个领域、与社会各种学科广泛整合的显学。

未来的传播学发展

1984年美国科学家迈克耳孙说：经典科学“已经把绝大多数的重要基本原理牢固地树立起来了”，“未来的物理学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后第6位去寻找”。但是，20世纪的发展却大大超出了迈克耳孙的预言。量子理论、相对论、系统理论、模糊理论、混沌理论，特别是90年代出现的复杂理论，把整个科学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学者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在《复杂》一书的《概述》中劈头就写道：复杂理论是“如此之新，其范围又是如此之广，以至于还无人完全知晓如何确切地定义它，甚至还不知道它的边界何在。然而，这正是它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复杂”理论囊括的不仅仅是各门自然科学，而且还涉猎了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⑸。在世纪之交科学正在发生空前巨大的变革。迈克耳孙的预言实际上宣布了科学的终结，但是，这种科学不过是在19世纪达到最高峰的机械论科学而已。20世纪的科学向着非线性、复杂化和有机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全息装置，科学的这种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全球化的发展都呈现出这种方向。后现代主义最有价值的观念甚至中心观念是边界不清和多元共生，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可以概括为最简单的几个字：开放与整合。这是20世纪人类社会与知识系统发展最有价值、影响最为深远的内核，是伴随着新的文艺复兴而来的空前伟大的思想革命，这次思想革命将有可能把人类社会引向建立普遍生态关系的文化社会之中。20世纪的前卫发展彻底地否定了机械论，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与这种社会整体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我曾经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总趋势作了这样的描述：一方面向多元化、小型化发展，一方面又在这个基础上向整合方向发展，这是离散-整合发展趋势。⑹在我的研究中，根据离散-整合的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对于世界未来发展做了走向文化社会的预测，这是高度离散-整合的从而组成生态关系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我看来，它有着现实的根据，并且是较为美好的、值得追求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历史发展具有不确定性，我对于未来的预测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但是目前有两个事实是学者们的共识：一是人类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一是网络正在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筑人类新的生存环境。我主张传播学的研究要走向与人文社会科学广泛整合的道路有以下三方面的根据：1、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既是未来的也是现实的；2、是传播学自身发展趋势的需要；3、是创造的需要。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创造都是走向边缘之后多元文化整合的结果，因此，传播学的发展必须走向与各种学科相融合的道路。面对新的时代，如果说各门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都必须把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放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之中，那么，由于网络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的整合力量，在这种广泛的相互整合的各门学科的发展中，这是宏观整合研究，传播学具有采取这样发展方向的更充分理由。传播学与各个社会领域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研究当然不可忽视，它的重要性出自于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网络传播的参与，传播学必须对于这种参与分门别类加以研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应用研究是细化研究，它是与宏观整合研究不可分离的传播学发展的两极。没有宏观整合研究，细化应用研究将看不清方向和失去意义；没有细化应用研究，宏观整合研究将失去基矗这是传播学学术建设的离散-整合道路，它将从两个方向深入到社会大转型发展的实践之中，也只有从这两个方向同时切入才能够有效地深入其中。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新的社会的到来，混乱将不可避免地伴随其过程之中，传播学的这种研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尽量减少混乱较为健康地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现在起就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方法

1.研究方法比研究结论更重要

2001年7月上旬我在香港参加“华人社会传播学研讨会”，其间出席了一个研究生们发表演说的会议，台湾香港的研究生们提交的论文与内地研究生们提交的论文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前者很注重学术规范，后者则不太注重学术规范。我问过他们，在学校里是否开过研究方法之类的课程。港台的研究生们说开过，内地的研究生们则说没有开过(出一个例外)。90年代的内地学术界有着“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说法，所谓学问家凸显的表征之一就是对于研究方法的日益重视(当然，这种重视也包含着对于学术腐败批判的意义在内)，而对于学术研究方法的强调主要还是在诸如社会学这样的老学科领域，而传播学还没有什么人出来强调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可能是内地传播学还处在年轻落后阶段的一种标志。我们知道，港台的传播学研究开始的时间比内地要早得多，在这次会议上反映出来的这种不同也印证了这样的问题。内地的传播学研究对于学术规范的重视不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譬如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偏重于定性研究传统的影响，还譬如内地传播学研究是从内地的传统新闻学研究过渡来的，而内地传统的新闻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党八股传统十分严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观念很淡，甚至没有。但是随着中青年学者涌现，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在一定意义上讲，方法比结论更重要。结论是多种可能的一种选择，而方法则是这种选择的途径。在我的学校学习经历中，数学考试中一道数学题如果运算的方法是正确的，只是得数不对，老师还是可以给一点分的；而运算的方法是错误的，虽然得出的最后数据是对的，老师是不会给分的。我的理解，前者可以视为是部分的错误，得数不对而运算方法正确一般是疏忽造成的，但是它却为后来得出正确的数据开辟了可能性；后者则是完全的错误，得数的正确只是一种巧合或者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

2.极端相对主义的谬误

对于内地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还来自于极端相对主义。

90年代初，后现代思潮开始进入中国，后现代主义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否定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强调了研究的相对意义。但是它发展到后来却走向了极端，出现了极端相对主义，中心被解构，基础被解构，本质被解构，一切都被解构，剩下来的只有极端相对主义被宣布为惟一的真理(其实这是虚无主义)。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中的“鸡与蛋”的典故很是一致，根据这种典故，人们无法说清楚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世界上只有这种鸡与蛋的“混沌”一种状态，二元对立从来就不存在。依我看，此种哲学大谬不然，没有二元的对立，哪有混沌状态?没有离散，哪里来的整合?谁跟谁混沌?谁跟谁整合?混沌状态正是由于存在着二元对立才存在。只承认混沌不承认区别(对立)实际上是认为世界是同质化的，一切都是同质的。但是世界绝不是这个样子。斗争哲学的错误在于只是强调对立，否定了整合；只是强调整合或混沌，不承认对立或离散，同样是错误的，它必然带来一切学术研究的消亡。世界既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学术研究也一定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

一切都被解构，却结构了另一个惟一，这就是极端相对主义--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自身的悖论。为了避免这种悖论，惟一的办法是什么都不要说，--这是佛教的体验而非科学的研究；这还或许是另一个宇宙的规则，而非我们这个可视宇宙的规则。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这个可视宇宙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极端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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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相对主义可能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大混乱的一种观念反映，但是80年代之后事态有了转折，譬如在美术界，那种将美术自身都消解了的美术，重新回归作为艺术的美术，写实主义重新登上了艺术殿堂。以我有限的知识所知，近十几年国内外都有些学者尖锐地批评后现代主义中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论中的混沌理论是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而混沌理论起源于气象学，其创始人之一的EN洛伦兹1993年出版的《混沌的本质》一书的序言中写到混沌现象时说：“这种现象表面看是随即的，不可预报的，而事实上却是按着严格的且经常是易于表述的规则运动着。”⑺199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德《文化批评的观念》一书里写道，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核心策略是，反对普遍而客观的价值的所有断言，这个策略的一个逻辑后果采纳了某些彻底的相对主义，--那是一种罗蒂全力拥护的相对主义”。但是，“一旦关于普遍价值的所有断言都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怎么能正当地把宽容当作一种能够在怀疑论者的猛烈攻击下幸免于难的价值来赞扬呢?”⑻大名鼎鼎的后现代学者、《后现代状况》作者、法国的利奥塔在1998年出版的《非人》一书中也对于极端相对主义进行了批评。书中写道，在现代社会中，祛魅的自然观成为科学精神的主流，人类因此忘记了自身正是被其狂妄驾御、索取对象的一部分。自然的报复于是狂怒般地呈现出来。附魅的自然观由此而出。《非人》一书还指出，从达尔文到现代的一些大科学家一直到弗洛伊德和利奥塔本人不断地解构人在宇宙中的特殊性和主性体地位。但是，这种对人类的打击是为了解放人类，贬低和否定人类的特殊性和主体地位是为了突出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特殊性和主体性地位。利奥塔在《非人》里建构了他的本体论，他的本体论为现代性提供了彻底的本体论解释性。⑼

中国学者张志扬写了一本书《偶在论》，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在题为《作为一种训练的偶在论》对这本书进行了评论。邓晓芒先生写道，张志扬的偶在论只是固守其“预防和检验机制”，即限于发出“警告”，加以“提醒”，却无权做出断言。邓先生说：“我甚至认为，混淆作为一种训练(检验机制)的偶在论和作为一种断言(独断论)乃是作为一种本体论(存在论)的偶在论，是后现代主义的通玻”他还指出，不要下“任何”断语，则它本身就是“一元论”的虚无主义。“从形而上学上讲，偶在论只不过是用来装备某种存在论(本体论)的辅助手段，它可以‘提醒例外’，发出‘警告’，但是前提是：必须先有一个普遍化的倾向(保持统一性)观点摆在它前面”。⑽

20世纪从科学到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和交叉，呈现出混沌局面，简化论遭到了极大的打击；20世纪的社会又是一个充满着空前混乱和巨大灾难的世纪。一方面，人类取得了极大的主要是经济的社会进步，一方面人类又犯下了空前巨大的错误，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人类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所形成的美好理想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庞绍堂在《现代性本体论解读》一文里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有点像“对犯错误的忧虑产生了对知识的不信任。”⑾。这些可能就是极端相对主义产生的背景。后现代主义及其极端相对主义并不具有永恒的真理性，它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定阶段的一个过渡性观念征候群之一。

只有逃离极端的相对主义的迷雾才可能进行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就不能没有分析。当然，鸡与蛋的“研究”出路还是可以突破的，这就是，想办法使你们的鸡蛋受精，孵化出小鸡来，由它啄破鸡蛋壳，出路由此而来。你要认识小鸡，就必须首先对于它的各个器官、系统、甚至无穷尽的更为微妙的东西进行分析。这种分析研究往往需要同时进行广泛联系的整合研究，但是分析研究是无论如何不可舍弃的。而且在这种分析研究中还应当得出一个“普遍化的倾向”。

创造

传播学研究与教学大致可以分为3个层面，一是应用层面，二是知识层面，三是思想层面。本文主要是根据思想层面的需要论述的。

在当前空前的社会大革命中，一如以往的社会大革命一样，一定会伴随着伟大的创造和伟大的思想家的涌现。

在当前对于学术规范的强调中，有时给人一种主流学术规范霸权倾向的印象。世界是极其复杂的，因此，研究方法也必须是极其多样的；规范自然必要，但是，规范又有规范的弊端(我在上述香港会上就看到过这样的论文：学术规范很周全，但是有价值的内容却什么也没有。)所谓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它也可能造成创造和思想阐发的障碍。

英国科学家和思想家霭理斯对“科学家”提出了可能让许多人嗤之以鼻的阐释。他说，“真实的科学家”“不是职业科学家；他甚至愿意别人把他喜欢科学看作只是一种嗜好。从一般职业科学家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一位业余科学家。……我怀疑他是否真正精通任何专门的文献，……在我展读的加尔顿的信中，看到他无法正确地拼出威斯曼的名字时，不禁付之一笑。对科学的态度，加尔顿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对那些才开始或还没有引人好奇的事物具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

霭理斯又说：“天才不是凭借职业或苦心训练来达成使命的，而是凭着自然的功能，照亮世界的暗处，在人类的经验不那么正统的领域里，创造科学。”这样的“业余科学家”是一位彻底的艺术家”，“他从未做过其他别的事”，“只有他的传奇才是真实的。”

霭理斯对科学家有他自己的标准。在他那里，“真实的科学家”像是科学哲学家，而“职业科学家”则像是我们通常称的专家。专家是现代社会运转的须臾不可离开的人才。但是霭理斯毕竟还是更推崇“真实的科学家”的⑿。霭里斯之所以有这种偏爱，在我看来是因为“真实科学家”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巨大的创造性。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卡尔·普里布莱姆认为，人的本质是创造性的生命。动物总是用同样的方法活着，而人总是在寻求新的东西，时刻在改变着事物，这就必须认识世界，这就是创造。⒀创造的问题是提出问题的问题。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提出问题(创造)不再是一般方法的问题了，一般的方法在此已经消失，更根本的方法却由此而出。它是人生境界的问题，或许这种人生境界带有先天的部分原因，但是，它肯定又与人的后天所形成的价值观与追求有关。爱因斯坦说：“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这种好奇心带来了心理注意力的强大集中，像强大的光柱一样集中于他的研究视野之上。这种研究视野不是仅仅限于专业的、狭隘的，而是超越专业的，广阔的。创造是什么?创造就是多元文化要素的整合并在这个基础上的抽象。专业中心地带不存在多元文化要素，难于实现创造；而边缘地带才是多元文化相聚之处，从而才是创造爆发的土壤。学者创造就是学者将心理注意力的光柱长期地集中于有关的边缘地带之后的产物。这种集中，一方面突破了专业的围墙，另一方面又拒绝走向诸如物质的、虚名的领域的诱惑，不顾甚至看不到威胁和打击。在这种景况中，发现和创造便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马克·吐温说过：“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绩来。”⒁

苏联科学家费英别尔格还指出，科学的成功导致了对理性和逻辑的崇拜，而贬低了直觉。但是正是这种直觉构成了一切科研的基矗当然，一般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是对于直觉进行证明的工具。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总还是应当使自己的成果有事实的和逻辑的根据。当最后将科研成果呈现给社会的时候，一般说来，我们还是应当用大致符合规范的方法去叙述，以求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般社会通行证。但是，对于旁观者来说，我们的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成果论题的重要性和观点的创造性上，而不应当在规范方面过于苛求，我们甚至还要在规范和方法上鼓励创新和性格张扬，造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在社会大转型从而极其需要创造的时代里，这样态度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创造之初总是不成熟的、片面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应当是有帮助的。

从《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当时的刊名是《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开始，我们将这份刊物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文化学术刊物。这一期发了我的《现代文化批判》一文，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的研究转向了现代文化。我主编《现代传播》期间，这份刊物的发展与我个人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我几乎旁无所顾，总是按着我自己的理解以提高质量为惟一标准选稿办刊。刊物有了一些影响，同时差距很大甚至相互对立的各种评价都有。我只是体验到我与我的写作和刊物融为一体了。至今我还相信，研究者应当具有与研究对象之间互即互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样，研究者的个性才能显现，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灵魂的研究。这是研究者的生命投入，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者的生命幻化，是研究者用心血泼洒出来的。犹如中国画中的泼墨技法一样。有些人批评我的论文具有不应该具有的浪漫色彩，但我的感悟是，人的心理深处充满着浪漫色彩和准宗教情感，甚至可以认为准宗教情感和艺术感觉才是精神深层的存在。当研究者进入“互即互入、物我两忘”的“深度昏迷状态”之后，这种浪漫和准宗教情感就可能浮现出来。在这里科研与艺术已经没有了什么界限，也与宗教没有了什么界限。我相信，进入这种“昏迷状态”的学者仔细体味一下自己的体验都会有这种感悟。

研究方法可以分成技术性的和哲学性的两种，前者体现为通常的学术规范，后者是学者内心深处散发性、整合性的直觉灵性，它是不呈现于文字，而是存在于实际行为中“存在的哲学”。符合规范化的研究方法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使得研究具有在现代条件下可以取得的可靠性和通行证；我们更需要承认和追求研究中的直觉，直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原点和创造的源头。如同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社会的发展使人类的研究方法不断精致化，精致化增加了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实用性，但是它的另一个结果是使研究远离认识的原点，失去了创造性。传播学建设需要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作为人的创造物，已有的研究方法既是有用的又可能形成“所知障”。面对着社会空前大革命及与之相伴的混乱和困惑，社会需要而且能够涌现出一批新的思想家。思想家是具有巨大创造力的，他们往往不拘泥于公认的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生活于信息社会初期的麦克卢汉的传播研究使用的是非科学的“文学思维”，曾经普遍地不被承认，甚至被鄙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认为是近代以来人类的几个大思想家之一。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突破是最大创造。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创造了分析的思维方式，一直重大影响了至今几百年科学与学术甚至历史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空前大转型的时代里，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可能实现重大的突破。鉴于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空前大革命的时代，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应当发生重大突破，实际上20世纪的思维方式越来越走向复杂和兼容。传播学研究将成为深入社会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并与各门学科相整合的显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突破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种突破不大可能是对于原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完全解构，而是多元方法的生态关系的整合。鉴于这种基本认识，任何方法的霸权都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⑴参见以下论文：

［美］弗朗西斯·福山的论文《大混乱--人性和社会秩序重建》，原文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刊》1999年第5期上，中文译文载上海《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杂志1999年第10-11期上；

［美］兰布罗的文章《构筑美国政治的十大趋势》，原载美国《世界与我》杂志1999年9月号，中文译文载于上海《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上；

［美］安吉·坎农和卡罗·林克莱纳：《青少年现状》，原载美国《世界与我》杂志1999年9月号，中文译文载于上海《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上。

⑵参见［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文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页。

⑶参见朱光烈：

《文化社会与文化范式》，载《现代传播》1997年第5期；

《新经济：生产方式的革命》，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8月4日；

《新经济鼓起道德“重建”之风》，载《21世纪》2000年第5期。

⑷参见朱光烈：

《我们将化为“泡沫”--信息高速公路将给传播业带来什么?》，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北京《新华文摘》1994年第12期。

《传统媒体：你别无选择》，北京《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3日；

《媒体大革命》，载上海《新闻大学》2000年冬季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01年第2期；

《人类传播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媒体“大灭绝”与社会大革命以及网络的消亡》，载《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一书，陈卫星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⑸［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中译本，陈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⑹见《搅拌机效应与未来文化猜想--兼评“亚洲价值”论》，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3期。

⑺［美］E.N.洛伦兹：《混沌的本质》，中译本，气象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页。

⑻［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⑼［法］让·弗郎索瓦·利奥塔《非人》，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⑽见《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6月21日。

⑾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7日。

⑿［英］霭理斯：《生命之舞》，载《二十世纪巨人随笔·生命之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⒀［波兰］维克多·奥廷辛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⒁同B15，第3-4页。

装备机械论文范文第3篇

本期维克的专访中，采访者指出，维克的“‘建构感知’（sensemaking）的思想影响了组织学。让‘组织’从一个名词变为动词。维克最早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组织和管理，然后到系统学说，成为‘松散关联系统’（loosely coupled system）和‘紧凑关联系统’（tightly coupled system）研究的先行者。在他学术的第三阶段，维克结合心理学和东西方哲学提出管理中的‘正念’（mindfulness）观。”

我部分同意以上看法，我认为，维克研究的第一阶段集中在“建构感知”方面，特别是将管理研究的重心从静态的组织结构转向动态的组织过程。此外，他在此阶段的研究强调信息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模糊性，这一观点与詹姆斯・马奇有关模糊性的理念不谋而合。维克研究的第二阶段集中在“松散关联系统”方面，特别是采用与机械论视角相对立的自然有机论视角探讨“松散关联系统”的优势。维克在“理念重造现实”（enacted environment），尤其是对现实的知行合一式的建构感知，以及即兴发挥（improvising）与想象力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他在第三阶段的成果。而维克有关“正念”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他在第四阶段的最新成果。

此文中，我着重探讨维克思想与中国道家哲学最为接近的两大方面：一是非理性思维方式的内容特征，包括知行合一、即兴发挥、直觉、想象力、“放下”（letting go）、反向学习（unlearning，即归零式学习），以及“正念”等方式，特别是他偏好比喻与诗歌的表达方式，都与理性思维具有巨大的区别，而这些特征恰好是中国悟性思维的核心部分；二是非理性思维方式的来源基础，主要来自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因而导致高度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思维的非理性特征。此外，与非理性思维来源基础有关的还有哲学传统预设前提，包括动态过程、自然有机论视角、模糊性、后现代建构主义与诠释主义的视角，以及有关悖论的阴阳平衡思维视角。为此，我认同访谈短评的观点，即“管理的尽头和源头都是哲学。维克的学术生涯从心理学开始，再回到哲学思考，特别是结合东方哲学的思辨。他的成就也提醒我们，不要在技术崇拜的思潮中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

理性与非理性的长期二元对立，使人陷入对这两种思维方式一褒一贬的心理误区。反映在组织管理上，强调秩序、控制目标导向的理论主导着实践者的管理认知和行为，而当组织实现这些目标导向的同时，却也将裹挟着人的组织变得如机器一般，高效却创新乏力，可靠却灵活不足。透过维克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和重拾非理性对于组织管理的独特价值。

我将非理性思维大体分为两大维度，即如前所述的“内容特征”和“基础来源”。用一句话概括这两大非理性维度的实践价值，即是：面对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如何做出突破性创新和学习？这正是值此商业环境动荡不居之时，应该研习维克思想的意义之所在。而其与中国道家哲学的不期而遇与不谋而合，则告诉中国企业管理者，我们拥有实践其管理思想的“先天优势”或“长板”，而非“后天劣势”或“短板”。

在高度不确定性时代，组织管理呼唤“非理性”，中国组织管理特别呼唤“道家哲学”！

非理性思维方式的内容特征

大家对维克最为熟知的就是其“建构感知”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维克经典之作《组织社会心理学：如何理解和鉴赏组织》的核心思想。可以说没有《组织社会心理学》，就没有《第五项修炼》、《基业长青》与《长寿公司》等著名管理书籍。维克经典之作中指出，人们真正想从职场获得的是“消除无力感”，而企业活力来自员工在工作中的成就感，而员工的成就感来自企业的宽容。此书指出，组织是有着共同预期的小社会结构，这些预期是和角色密切相连的，因为角色会界定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对他人和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预期。一组织是一个可辨识的社会实体，它通过在其成员及客体中相协调的活动和关系来追求多重的目标。这样一种社会系统是开放式的，而且它的生存有赖于在更大的实体――社会中的其他个体和子系统。组织建构首先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共识之上，即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这一共识被称为“一致性确认”。

我认为，维克的“建构感知”概念是他特别推崇的非理性思维的主要内容之一。正如他在专访别指出，“我的理论似乎更看重‘规划的替代’，包括即兴表现、弹性韧力、想象力和由小结构演化生成大结果，犹如交响乐中基本音乐旋律和它的反复再现。”正是从“建构感知”这一概念出发，维克逐步发展其他衍生出来的非理性概念和理论。

由于维克有关即兴发挥的理念为人们所熟知，我在这里着重阐述直觉、想象力、“放下”、反向学习、比喻、诗歌，以及“正念”的非理性内容特征。首先，我要指出的是，这些内容特征正是悟性思维的核心特征。其次，“正念”的含义最能代表悟性思维的基本特征。正如维克本人在本期专访中所说，“在我们新版的《管理‘意料之外’》一书中，我和萨特克利夫（Kathleen Sutcliffe）重新描述‘正念’为‘一种大脑活动的形式，它不断综合对背景情况合理的解释，不断想象左右背景情况的问题，不断思考背景内含的解方。’这个定义比经典版的正念更实用。”他特别指出“正念”概念与东方传统思想的密切关系：“（关于正念的经典定义），我过去也注意到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思想和佛学思想有许多接近的地方。我们用‘正念’这个概念，特别是在管理‘意料之外’事件背景下，主要想用它来匡正散漫的思绪、扰的意识和执念。”再次，比喻的表达方式正如讲故事一样，对于沟通复杂思想有着独特的效果。正如维克指出，“许多禅宗的公案也是以故事为基础。故事演绎出疑惑，引发解惑的努力。我们也不会把禅宗的公案当作简单概念灌输。”这些理念与中国传统道家哲学思想不期而遇，不谋而和。他特别指出，“我一直记得老子的名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在建议‘放下工具（思维）’时也谈到类似的思想。工具（思维）预先设定了你的探索视线，而精思细想的感知过程会让系统内在规律整体呈现出来。”

维克在采访中的以下表述更有说服力。他指出，“如果你开始的时候就说明进入讨论后学生会有怎样的感受（从糊里糊涂到渐显渐知），他们会发现‘哦，我慢慢清楚了！’例如，舒尔茨（William Schutz）曾表明，理解是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它们走过‘浅薄的简单，混沌的复杂，以及深刻的简洁！’如果学生能事先了解这个必要的过程，他们就不会在从‘太显而易见’，‘太荒谬’到‘这是根本’的认识过程中迷失。我的研究也显示，模棱两可和令人困惑的复杂其实为人们认知进步的证据。”这令我想起唐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他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五大弟子之一）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其后禅有所悟，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为了更加清晰地表述禅中彻悟，我认为应该将其中第三部分改为：禅中彻悟时，看山既是山，又不是山；看水既是水，又不是水。这才符合阴阳平衡思维。

非理性思维方式的来源基础

如前所述，非理性思维方式的来源基础主要来自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因而导致高度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思维的非理性特征。

正如维克在专访别指出，“寻求‘意义’（meaning）也许太奢侈。‘意义’似乎难以捉摸，瞬息万变，太任意，太费时费工。所以，我们只能将就在感知上，追求片段了解‘发生了什么故事’，然后继续（到下一个感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半确认、半修改、半否认正在展现的故事，又紧接着被新线索牵引到更新的故事情节中去。”他接着指出，“我们会看到，学术研究处在一个广泛的社会动荡与斗争的大背景下。一个时期内，2016年将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这也可能是一个持续的模糊时期。”

除了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不确定性以外，与来源基础有关的还有哲学传统预设前提，包括后现代建构主义与诠释主义的视角（这与定性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特别包括案例研究方法），以及有关悖论的阴阳平衡思维视角。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以上因素中与管理研究最为密切的两个因素，即案例研究方法和有关悖论的阴阳平衡思维视角。

维克特别重视案例研究的独特优势。他认为，“特别是显示从稳定到迷茫，再至稳定的案例，它有助于参与者理解关于‘建构感知’的不同主意和组织方法……对我而言，深入体察一个特例能带来无可比拟的概括效果。”此外，维克也特别重视悖论的平衡问题。例如，维克认为，“短短的时刻中，信念和行动是紧密关联的，它们制造快速的更新。更新中，对下一个时刻的期望和上一个时刻的结果都呈现出来，回顾和展望同时发生。换言之，回顾思维不排斥对未来的展望思考。这种（同时思考）也是只有‘正念活动’能够完成的。它既能有助于理解当下的情境，也能聚焦对未来的期望。”这里的言行合一反映了维克对于悖论问题的态度与处理方法。维克采用同样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平衡关系：“在我的研究中，（定性的）情境和（定量的）发展过程同样重要，所以二者都可以包括到研究方法中。这种平衡可能更倾向定性，但不排除定量研究方法。例如，我在研究乌德乐（Utrecht）爵士乐队和明里苏达这两支爵士乐队时，就同时用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维克还采用同样的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奇有关探索学习（exploration）与应用学习（exploitation）之间的平衡：“在愈发紧密关联的系统中，小失败可能经过极短孕育期就迅速蔓延为大危机。”

从悟性思维的角度，加上阴阳思维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反向学习与（正向）学习的复杂关系看作是一对相生相克的阴阳关系。反向学习与路径依赖式之延续性创新和延续性学习无关，因为后者不需要前者，而前者对于后者也不可能。与此相反，反向学习与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和突破性学习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条件，而后者则是前者必然的结果。这一思路突破了西方研究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反向学习正如《老子》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学”是指知识和知识哲学，而“为道”是指智慧和智慧哲W。反向学习与“为道日损”密切相关，而智慧和智慧哲学与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和突破性学习密切相关。为实施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和突破性学习，已有经验与已有理论不但不会有所帮助，反而会成为最大的障碍。反向学习就是为了打破先入之见，另辟蹊径。我认为，反向学习应有三大步骤机制：一是对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的怀疑挑战；二是将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束之高阁；三是把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渐渐淡忘。正如苏轼《题西林壁》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面对复杂多变因而模棱两可的情景时，我们必须跳出“三界”之外，才能有重大突破。换言之，只有放松，才能“放下”；只有“放下”，才能突破。总之，反向学习就是打破思维惯性。这与马奇有关愚蠢的理念密切相关（详见《与马奇对话》以及《马奇：德鲁克之后的顶级管理大师》，本刊2016年5期），也与乔布斯“永无止境，痴心不改”（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的名言异曲同工。

与反向学习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学会“放下”。北京大学周长辉教授曾撰文讨论维克于1993年在管理学顶级学术期刊《管理科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组织建构感知的崩溃：曼恩峡谷灾难》。曼恩峡谷灾难是指1949年8月5日发生在美国蒙大拿州曼恩峡谷的一场山火消防灾难。维克从组织学视角重新讨论那个过程的教训。他层层剥茧，辨析为什么组织感知会崩溃，其中最为重要的教训是他们在撤退并奔跑逃生的时候，没有放下沉重的工具装备。消防队员们为什么没有放下沉重的装备呢？维克引用角色结构的分析视角，把装备问题联系到了角色和身份的合法性。他是这样推论的：消防队员天职是扑灭山火，他们在火情面前却退却了，这已经让他们的身份和士气遭到玷污。如果这时再让这些后退的队员把消防工具扔掉，那么他们就会困惑至极――基本上就行不通了。这意味着，那些工具装备，已经超出了工具装备本身的意义（形而下），而是具有了额外的组织身份和合法性的意义（形而上）。在维克看来，恰恰是后者，更为沉重地束缚着那些队员的意识，从而决定了悲剧的发生。（详见《沉重的装备》，本刊2016年1-2期）

反向学习与放下，与领导力密切相关。维克指出：“要想进行正确可靠的觉察，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问题都有四海皆准的答案，比如到底该冒险，还是该照章办事，就要视情况而定。觉察就是要不断地了解实际情况。”在面对不可避免的不确定因素时，判断者所拥有的这种“设法觉察自己所处的环境、扮演的角色，以及从事的事务”的能力，至少与目标的明确一样重要。所以，他们有能力用同样的方法对别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借助这些认识，他们更有可能左右谈判的进程。领导力创造了感知与意义。领导力是用获取感知与意义的方式捕捉、诠释信息并传达决策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即使有些人认为决策毫无价值，也必须执行，只是这是强迫而非领导力的体现。强迫方式通常比领导力会更简单、更昂贵、更冒险。不确定性会增加决策的必要性，譬如在变革的重要过程中。要重新理解所作所为的目的和意义，就需要对其进行诠释。维克曾将这种诠释过程比作诗歌创作。诗人要捕捉住读者最微妙的情感，然后将其转化为有意识的思想内容，并有效地表达出来。这可不只是标语和修辞。管理者每天的诗歌创作，就是仔细倾听工作流程的起伏，并将其成功表达出来。这需要对不确定性的尊重和敢于诠释的勇气。

以上讨论明确显示，维克的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家哲学不期而遇、不谋而合，可谓君子所见略同，大道不分东西。这意味着，饱含“高不确定性环境下突破性创新之道”的维克思想，对中国企业而言，既落地于中国现代管理实践，又顶天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新学习维克理念的意义所在。

悟性思维与创新

我将悟性思维定位为中国传统思维的核心方式之一，并与阴阳思维方式及道家思维方式并列成为中国智慧哲学的三大内容。我将悟性思维定义为直觉想象式思维，指在思维过程中以直觉为基础，以想象为媒介，用比喻推论手段产生抽象洞见的思维方法，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比喻推论的非概念非逻辑思维方式。由于采用跳跃式联想比喻手段获得洞见的直觉想象，悟性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是区别于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独特意象思维方式和直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色是以具体比喻为载体，启发人们想象，跳跃式联想推知创新洞见。

悟性思维方式既区别于依赖已有经验的感性思维，又区别于依赖已有理论的理性思维：它源自但又超越感性经验和理性理论，它能将这两个对立的元素整合，创造全新思维方式。正如《老子》中所言：“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也。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致虚极，求静笃……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这也就是庄子所言的“坐忘”与“心斋”，采用以寓促悟。

因此，我认为，道家既反对纯感性思维，也反对纯理性思维；道家提倡“观物取象，取象立意”之“悟性”思维。需要特别指出，悟性思维中的“悟”既非学习领域内对已有知识的“领悟”概念，亦非宗教性质的“彻悟”概念，而是任何领域内有关创造创新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学者过高评估佛教对悟性思维的影响和贡献，而过低评估道家对悟性思维的影响和贡献。其实，悟性思维是道家的原创性贡献。庄子采用“觉悟”、“体道”、“返性”和“复扑”等理念表达“悟性”的特征，其核心方法是“心斋”及“坐忘”。我认为，道家是以虚静之思维方式（即“自然”心境）体悟实动之“道”的复杂过程规律。

悟性思维分为顿悟和渐悟两类。顿悟（sudden insight）又称“灵感”式的洞见，是指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启发，创新的答案突然在头脑中产生，这个思维过程便是顿悟思维。例如阿基米德躺进浴盆的瞬间，看见水溢出水盆而顿悟出浮力原理等。顿悟思维方式的产生及完成过程，必须以思维者具有足够的思考养料的储备为前提，方可对某一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而突然有所领悟。孔子在《论语》中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正是“启发”与 “举一反三”两个词组的出处。与此不同，渐悟（gradual insight）是指“灵感”式的洞见产生前的酝酿孵化过程。因此，顿悟与渐悟就是一个对立统一而相生相克的阴阳关系。笔者发现的有趣现象是，儒家的心性论属于渐悟，而道家的心性论则属于顿悟，正好与中国禅宗的两大宗派契合。简而言之，顿悟就是通过“心斋”及“坐忘”等方法，以虚静之思维方式体悟实动之“道”的复杂规律。换言之，道家所主张的悟性思维就是通过物我两忘达到“自然”的心态，即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

装备机械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洋亚洲 川胜平太 海洋环境史 海洋亚洲环境合作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15-10

海洋亚洲(Maritime Asia)是在国际历史学界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概念，日本学者尤其喜欢使用。在这一概念背后，蕴涵着不同的历史认识观。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着由川胜平太和滨下武志等提出的不同的海洋亚洲概念。本文大体上同意滨下先生的概念，并试图为海洋亚洲研究领域增添一个新的、环境史的维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希望倡导和帮助建立海洋亚洲的环境史研究新领域，而不是要描述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准确面貌。不过，通过转换思考的视角和提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大体研究线索，可以为思考海洋亚洲的未来提供一些独特的启示。

一、中国和日本的海洋亚洲研究

传统的历史学大多只注重研究陆地上人类的活动。环境史兴起后，历史学研究被推进到了陆地上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尽管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海洋仍然游离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有远见的学者相继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历史学研究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

中国研究环太平洋历史发展和海洋史的代表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教授领导的亚太区域史项目和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领导的中国海洋史课题组。何教授在1985年突破以陆地上的民族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的束缚，开始研究亚太区域史，相继出版了《崛起的太平洋》和《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等著作。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这种转向是否受到了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研究和查杜利关于印度洋研究的影响，① 但他的研究确实与前面两位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注重对海上交通和贸易及其对当地文明影响的研究。1990年代初，杨国桢教授开始带领他的博士生探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希冀形成中国的海洋史学，相继出版了《海洋与中国》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两套系列丛书。按照杨教授的设想，第一套丛书（8本）主要探讨了中国海洋观、海港城市、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海上市场、海外移民的演变发展等。第二套丛书（12本）除了继续深化前面的研究领域之外，还相继开拓出海洋社会史、海洋灾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术史等研究领域，把中国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日本学者在海洋史研究方面也进行了相当深入和颇具理论意义的探索。因为，第一，日本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群岛国家的特性使之特别重视对海洋史的研究，但这个研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从“岛国”到“海洋国家”这样的认识转变过程。较早反映这一转变的是高坂正尧出版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一书。1998年，日本政府的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启动了为期4年的项目――“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和战略”研讨会。其中，1999年度共举行了4次研讨，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存在着国家归属感的问题。日本到底是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它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认识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东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殖民主义和西方现代性主导的年代，东亚被西方人认为是被动的“他者”，东亚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亚的崛起，特别是日本的第二次腾飞，东亚学者开始尝试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开创多元化的世界历史认识和编撰的新局面。日本人类学家梅棹忠夫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文明的生态史观”。[1] 梅棹认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在欧亚大陆发展农业文明以及出现农业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冲突的时候，日本的森林生态基础得以保护。但当大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历史出现大转折的时候，日本与西欧则平行发展，因此，日本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文明传播的结果，也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关系，是在江户时代的锁国条件下自己孕育出来的。梅棹1957年发表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被《中央公论》在1964年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而重新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单行本出版后，多次再版。“文明的生态史观”被誉为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 该理论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对后辈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川胜平太在承认梅棹从环境角度对日本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行解释的合理性的同时，认为他的理论仍然是陆地历史观，需要从全球史的视角进行调整。川胜认为，原有的世界史是以陆地为基础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但自从宇航员登月成功以后，我们可以形成从月球观察地球的全球史。转换观察视角后，就会发现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70%的表面被水覆盖，其余30%的陆地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中的一些群岛。现代文明并不是在西方内部自发兴起的，而是东洋文化通过海洋亚洲的海路传到西方促成了现代文明的产生。因此，海洋亚洲是现代文明产生的温床。在日本现代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海洋亚洲比西方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总之，在西方和日本发生的现代文明都是在应对海洋亚洲的影响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文明的海洋史观”。① 川胜并没有就此止步，作为小渊惠三内阁的高级顾问，他进一步提出了“海洋连邦论”，勾画出了“21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3] [4] 这一理论虽然在日本有很大市场，但也引起了周边国家学者的口诛笔伐，因为这个理论和构想透露出来的是“日本文明优越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气息。

与川胜平太的提法一样，滨下武志也使用海洋亚洲的概念，但是，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学术路径以及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川胜大不相同。滨下出于对“冲击与回应”理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传统历史解释模式的怀疑，提出了要从亚洲区域内部的国际秩序和地域经济圈来理解亚洲近代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亚洲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的“从亚洲进行的思考”是东亚自主意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在世界历史学界独树一帜。[5] 贡德・弗兰克就是在滨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世界如何进入近代的新解释。[6] 滨下在研究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近代经济圈的时候，很自然也要涉及东亚贸易网络的问题。研究贸易网络有两种思路，一是把它看成是以大陆为中心的贸易关系的附庸或延伸，另一种是从海洋来看亚洲。滨下采用了后一种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海洋亚洲的概念。这不仅有利于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束缚，而且为我们从整体上完整认识亚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海洋亚洲指沿欧亚大陆东海岸、从鄂霍次克海到塔斯曼海的广大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的主要纽带是建立在海洋通道上的贸易网络。[7] （P20-60） 与川胜把中国看成是与海洋亚洲对立的大陆亚洲的代表不同，滨下的海洋亚洲不但包括日本等海洋国家，也包括中国等滨海国家。在滨下的思想体系中，中国和日本都在作为整体的海洋亚洲中各得其所。虽然滨下并没有指出他的理论对于认识东亚的现实和未来有何意义，但是，我们从他的历史智慧中可以获得一种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感觉，可以对东亚的复兴和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进行理性的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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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富有远见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视野转向海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他们要寻找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冲动所致，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是促使这个转变发生的最主要动力。而东亚经济主要是通过海洋来发展的，即使是传统上被简单化地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中国，它的经济起飞也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但是，海洋是个与陆地大不相同的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频繁的人类活动必然引起海洋生态的巨大变化。研究海洋亚洲就不能不研究它的环境史。但是，中日学者却都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海洋只是被当成人类文明发生的另一个舞台或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来对待，人并没有被看成是海洋生态系统、甚至更大的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原因大概在于学者们的知识结构缺陷。接受传统历史学训练的学者无力解读环境资料，更难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历史思维。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三年前，滨下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召开的“延续与断裂：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在研究历史时，不但要有国家视野和全球视野，还要有区域视野。区域史研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束缚，要发现新的课题，尤其是海洋问题和环境问题。何芳川教授不但意识到了海洋环境史的重要性，还在更广的范围、从基本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发表了《环境保护与人文关怀》一文。① 杨国桢先生在推进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时候，也呼吁要研究海洋环境，并做出了非常可贵的初步尝试，出版了《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不过，对海洋环境的初步研究仍然局限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范围内，海洋环境史还没有被作为主体来认识。

不过，原来的环境史研究也不注重对海洋环境的研究，只是到了最近，海洋才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促使环境史学家关注海洋的是海洋生态学家，他们在研究海洋生态变化时发现和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但和保护生物学家一样，海洋生态学家也不能对占其中99%以上的、可以上溯到1500年的资料进行历史分析，因此他们呼吁要建立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海洋环境史学科。[8] 率先对此做出回应并进行海洋环境史探索的当数北欧的环境史学家，其代表人物是丹麦历史学家Peter Holm。他曾任欧洲环境史学会的主席，主要研究自中世纪以来的、北海和波罗的海环境变迁以及丹麦的渔业发展。但是，由于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用丹麦语发表，加之他注重实证研究，所以并没有发展出海洋环境史的新范式，或者说没有能够推动海洋环境史的迅速发展。1999年秋天，丹麦、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相互合作，设立了“海洋动物数量变化史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使用把历史学和生态学融为一炉的方法来改进我们对生态系统长时段演进的理解，尤其要关注人的影响，进而建立起培养海洋环境史学家和海洋历史生态学家的制度框架”。② 随着该项目的顺利推进，海洋环境史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加深，可以预见，海洋环境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与对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等海域的环境史研究相比，东亚海域的环境史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海洋亚洲环境史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海洋亚洲环境史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反，关于这一范围的不同部分的研究为我们建构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基础。

海洋亚洲研究和环境史研究都是新兴的研究领域，要找出把海洋亚洲环境史连成一个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因素，需要采用历史学分期和分类研究的方法。从纵向来看，海洋亚洲环境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00年以前。海洋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海洋环境的利用和海洋环境文化的交流在郑和远航时达到了高峰。第二阶段是15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在这一时期的前期，亚洲以外的力量主导了海洋环境的利用；但在后期，日本的崛起给海洋亚洲环境打上了深刻的日本烙印。第三阶段是独立之后。海洋亚洲的崛起对海洋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海洋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启动。从横向扩展来看，海洋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二是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三是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四是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

要谈1500年以前的海洋亚洲的环境变迁，就不得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地质年代。在四大冰川和间冰期，太平洋水位发生超过100米的升降，中国沿海地区沧海变桑田。这不但有利于人类的进化，也有利于人类的迁徙。在距今1.8万年前后，海平面下降150米，黄海完全干涸成陆地。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干枯，把日本列岛和大陆连接起来。大量陆生动物和中华先民的细石器文化传到了日本。但在距今6000年前后，气候转暖，发生“黄骅海侵”，尽管中日之间不再有陆桥相连，但先民已经发明了航海技术。[9]（P18-19） 海洋亚洲处于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之地，地质状况极不稳定，多火山和地震。板块漂移和火山活动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岛屿和群岛。星罗棋布的岛屿为古人航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火山灰和来自欧亚大陆主要河流的冲积物给这一海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进而形成了许多大渔场，这是古代近海渔业发展的基础。造山运动的巨大压力也改变了物质的化学构造，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矿藏，为近代采矿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0] 另一个地质活动是厄尔尼诺或南方涛动现象。周期性出现但又难以预测其强度的、活动在赤道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气候现象会造成大陆地区和海岛地区截然不同的气候异动。

环境禀赋对海洋亚洲古代的经济政治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东亚大陆地区，尤其是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锄耕和犁耕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中国海洋民族充分利用了海洋提供的营养源。在分布广泛的贝丘文化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蚶、牡蛎、蛤蜊等20多种海洋软体动物，海贝不但成为先民喜爱的饰品，还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硬通货”之一。相反，在海岛地区，直到殖民主义东来之前，很多地方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难以形成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1] 不过，海洋地质环境并不仅仅制造差异，它还给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海通大道。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就形成了滨海民族夷和越。距今5000年以前，莱夷人就制造了独木舟。在距今4000年前，他们就会制造大木船，利用洋流远航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给他们带去了龙山文化的成果。同北方的夷一样，南方的越人在河姆渡时期就会造船。到春秋战国之交，越人已能建造大型戈船和楼船，不但可以北上日本，还可以经过台湾深入南洋，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菲律宾、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12] 此后，这些地区的航船不仅会劈刺往来游弋，还会航行至中国。这些民族在进行捕渔等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开始进行海上贸易。中国国内的华夷秩序也随着海上联系的增多而逐渐扩展到整个海洋亚洲地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耕作技术、制度文化等经海路向朝鲜、日本和南洋诸国传播，同时朝鲜的金、银、铜等金属，牛黄、人参等药品，马、狗、海豹皮等物，以及日本的折扇、水晶制品、香盒等精美手工艺品也输入中国。明朝建国不久，倭寇开始横行，严重影响了中国与日本和朝鲜的朝贡贸易。但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因郑和航海而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1500年左右发生的世界三大航海活动改变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内容。这一区域不再是和平之海，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剥削的平台。原来形成的华夷秩序逐渐被条约体系所取代，在一定限度内利用海洋资源的经济逐渐被过度向海洋索取的经济所取代。日本崛起以后，为了形成自己的霸权，企图独霸整个海洋亚洲，进而控制整个太平洋，成为世界的霸主。而在前一时期主导海洋亚洲秩序的中国却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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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季风洋流依旧，但大风帆、蒸汽机等装备的现代舰船和现代航海知识武装的海军在原有的海洋亚洲贸易网络基础上，用资本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国的沿海港口都变成了殖民主义国家输出商品和掠取原料的集散地。为了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中国沿海地区出现过度种植和过量开垦的情况，生态遭受严重破坏。[13] 东南亚地区香料、稻米的大量种植，不但没有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而且过度的单一种植损坏了当地业已形成的生态平衡。[14] [15]

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海洋亚洲出现了大规模的物种和病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物种和疾病经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传入海洋亚洲。梅毒最早出现于1494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1498年由达・伽马的水手带到印度，1505年传到中国和日本。腺鼠疫随着殖民扩张传入中国的香港和云南之后，迅速向北方和南方传播。厦门和福州于1894年和1901年分别被传染，并经水路进入内地，1899年流传到满州通商口岸牛庄。霍乱也在英缅战争中被英军带到缅甸，然后从曼谷到广州，进入中国内地，或传至宁波，进入清帝国内陆，1821年传到北京；进而越过长城，横扫蒙古，最后达到莫斯科。从1820-1932年，中国共经历了46次霍乱。外来流行病肆虐，使中国、日本的人口发展在17、18世纪几乎停滞。[16] 与此同时，外来物种的到来不但改变了海洋亚洲的景观，还改变了亚洲人的饮食结构。玉米的故乡是墨西哥和秘鲁。哥伦布从古巴带回欧洲，后传至东南亚，16世纪中期经缅甸传入云南，经南洋群岛传入福建等沿海地区。到清朝乾嘉年间，玉米开始大面积在中国播种。甘薯原产南美热带地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从吕宋(菲律宾)引种福建，万历八年从安南(越南)引入广东，然后从这些地区向内地推广。这两种作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布局和食物结构，半干旱地区粮食产量增加，绝大多数劳动者北以玉米为主，南以番薯为生。花生和辣椒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的烹调发展。烟草来自美洲，哥伦布1492年从古巴带回欧洲，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从吕宋、越南传入闽广；明崇祯十年(1637年)从日本经朝鲜传入中国东北。[17] 不过，疾病和物种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来自中国的柳橙及柑橘属水果引入欧洲，可以帮助治疗航海中的坏血病。19世纪末，蒸汽铁甲船广泛应用于海洋亚洲航线，压仓水的使用也就意味着各港口之间会进行频繁的海洋生物交流，形成了所谓“港口生物区系”。它有时会破坏渔业，有时还会引发赤潮。

在资本主义时代，海洋资源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对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远洋捕鱼能力大大增强，加之近海渔业资源逐渐减少，于是在1920年代闯入中国黄海和东海海域，尤其是在舟山渔场捕鱼，引起中日1924-1932年的捕鱼之争。中国政府援引国际海洋法，在保护国民捕鱼权的同时宣示自己的海洋国土。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引发了严重的渔场退化，三英里限制严重妨碍了中国渔民的捕鱼权。更何况由于技术先进，日本捕鱼船在舟山渔场退化后已经转向了南海。[18] 这说明，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权时代，有限的国际海洋法并不能保证弱国的海洋和经济安全。对渔业资源的争夺不但是经济扩张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对领土的侵犯。

对矿产资源的开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方面的典型是日本的足尾铜矿污染。足尾铜矿位于群马县境内，从1600年开始开发，1871年民营后，产量大增，1884年达2886吨，占全国铜产量的26%。随着产量的增加，环境污染和破坏也大幅增加。足尾铜矿石大约含有30-40%的硫黄，精炼时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和重金属粉尘。其中的微量元素砷、镉、锌、铅等会对人和其他生物产生各种危害。二氧化硫会造成矿山周围树叶漂白，树木枯死。加上炼铜需燃料，乱砍滥伐导致森林消失，水土难以保持，岩石，河水混浊，鱼类大批死亡。即使1973年足尾铜矿被关闭，但污染的影响仍在继续。[19] 类似事件在海洋亚洲的其他国家也都有发生。

在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时候，它从中国、朝鲜半岛和南洋各国获取了大量物资，但送给他们的是“三光政策”和细菌战。日本侵入朝鲜后，首先进行土地、森林、矿产资源的调查，然后颁布和实施《朝鲜矿业令》、《朝鲜渔业令》、《森林法》以及《大米增产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掠夺朝鲜的资源，支撑日本的畸形工业化，特别是军需工业。[20] （P104-155） 在中国，日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保障军需资源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除了重点开发日本缺乏的煤、铁、油页岩、菱镁矿等矿产外，还运走了大量大豆、高粱、面粉等粮食，棉线、丝绸等纺织品和建筑材料。[21] 在东南亚，日本感兴趣的仅仅是石油、镍、锡、矾土等矿产物资。由于海洋亚洲的经济被日本纳入了战时经济的轨道，致使当地生产完全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发生了多起饥荒，天花、霍乱、腺鼠疫、鼠疫也重新开始流行。[22] （P920-935）

和古代相比，近代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呈现出不同特点。一是海洋资源被当成商品和财富大量开发利用，尤其是渔业和矿业资源。二是为了争夺资源不惜进行战争。三是外海洋亚洲的力量和物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地区的景观和资源构成。海洋亚洲的环境被前所未有地改变了。

二战以后，海洋亚洲的环境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海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洋对经济的贡献急剧增加，海洋资源的纠纷日益严重，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更显重要。

在海洋亚洲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海洋环境的贡献越来越大。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一是海洋自然资源开发的实物产量占同类产品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二是海洋开发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三是海洋开发的就业人数及其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四是对外经济联系对海洋的依赖程度。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比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的海岛国家，以日本为典型；另一类是海陆并举的国家，以中国为典型。日本全国人口和产业的50%以上分布在海岸带地区的小平原上。日本人饮食中一个主要动物蛋白质来源是海产品。日本的贸易主要靠它最现代化的远洋船队来完成，还建立了世界性的运输网络。日本经济对海上贸易的依存度超过90%。日本陆地资源贫乏，经济建设所需资源主要靠进口和从海洋获得。早在1980年，海洋产值就占到日本国民总产值的2.8%，如果加上原料和产品1/2以上靠海洋运输的临海产业的产值，海洋产值就占到国民总产值的10.6%以上，海洋开发对劳动就业的贡献为9.8%。[23] （P145-165）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1．8万公里的海岸线，6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大小岛屿和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根据《2006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20958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0.01%，比2005年增长13.97%，高出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3.3个百分点。全国涉海就业人员达2960.3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个就业岗位。海洋还是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进口的主要通道。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占GDP的60％，原油进口高达9112万吨，占总消费量的36％，其中的90％以上依赖海上运输。这充分说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海洋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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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亚洲国家对海上资源越来越重视，自然也存在许多争议，影响比较大的有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争议和南中国海油气之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海南部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中日双方在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日渐突出。日本主张适用等距离中间线以及距离标准；中方则主张适用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随着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的成功，中日间围绕东海能源开发和划界问题的争端骤然升温。2004年，日本舆论惊呼中国正在开采的“春晓”天然油气田群会像吸管一样，把原属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挖空。于是，中日双方自2004年10月25日开始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进行谈判。到今年，经过7轮司长级磋商，中日双方都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两国在如何界定可能进行的共同开发的海域方面分歧依旧，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之争更为复杂。在南沙群岛的南部区域，马来西亚从1970年代开始就深入中国断续国界线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在南沙群岛的东部，菲律宾也深入中国海域进行大规模油气开采。在南沙群岛西部，越南划分了上百个油气招标区进行合作开发。目前，南沙海域已经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都在南海开采石油，已经钻井1000多口，年采石油量超过5000万吨，其中马来西亚的开采量最多。越南近几年来还不断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签订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合同，大有使南沙问题国际化的趋势。①

海洋亚洲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海洋领土争端。从北到南相继有：日本和俄国的北方四岛问题；日本和韩国的独岛（竹岛）之争以及“日本海”正名之争；中日之争；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南海的领土之争；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在泰国湾的争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阿拉弗拉海的争端等。② 这些争端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不但涉及，还隐含着巨大的资源利益之争。但是，南海各方鉴于共同的利益，在2002年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和越南之间成功地划定了北部湾的边界，并签署了渔业协定。北部湾划界是中越双方适应新的海洋法秩序，公平解决海洋划界的成功实践。

在海洋开发越来越深入的同时，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来自陆地的废水等造成近海的富营养化，形成赤潮。1993年，中国近海发生了19次赤潮，2006年增加到93次。从河流带入海洋的淤积物威胁着海洋生物的安全。频繁的海上运输和大规模的海上养殖也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物种，破坏着亚洲海洋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更为可怕的是海上石油泄露。据说，东亚海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海洋运输和近海石油开发引起的石油污染。而油膜覆盖最厚的除了石油运输沿线之外，就是泰国湾和南中国海的越南一侧。另外，围海造田和从海滩、海底采沙也大大强化了对海底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海岸的侵蚀，导致部分海滨浴场、海港、养殖设施遭到破坏，沿岸农田和居民区受到威胁。

海洋亚洲的环境问题不但引起本区域内各国的重视，也引起了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1974年建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建设地区性的国际海洋保护合作体系，仅涉及海洋亚洲海域的就有“东亚海行动计划”、“南太平洋行动计划”、“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等。“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保护的海域是日本海和黄海，参加的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自1994年设立该计划以来，先后召开了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研讨会，希望能建成共同的海洋环境数据库，交流各国海洋法研究成果，设立海洋环境监测计划。1981年，东盟五国启动了“东亚海洋和沿海地区保护和开发行动计划”，并颁布了“东盟环境马尼拉宣言”，开始进行海洋环境评价（包括资料收集、技术人员培训、海洋环境退化原因分析等）和管理（包括管理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环保执法、环境友好型管理等）。随着政治外交形势的好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这个计划中又接纳了韩国、中国、澳大利亚、柬埔寨和越南，并推出了1994年版的东亚海行动计划，把关注重点从先前的石油污染转向了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生态系统状况，强调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对海洋环境进行综合管理，进而促成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0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东亚海行动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和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共同推出了“南中国海计划”。该计划是多边政府间合作项目，旨在改变南中国海环境退化的趋势，希望保护海草、红树林、珊瑚礁、湿地和鱼类，防止来自陆地的各种污染。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参与国扩大到14国，开始实施建立“东亚海域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重点探索跨行政管理边界的海洋区域环境的综合管理方法，并于2003年12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一次东亚海大会和部长论坛上通过并签署了《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24] 2006年12月12日，第二次东亚海大会及部长会议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签署了《实施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宣言》（即《海口伙伴关系宣言》）。如同这次大会的主题“共同的海洋，共同的人类，共同的愿景”所昭示的，海洋亚洲环境问题作为本地区共同的问题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

从当代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海洋亚洲国家对海洋国土资源前所未有地重视，产生了许多争议和冲突，但是都能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把冲突控制在可以进行和平谈判的范围内，这就为共同利用和最终和平解决打下了基础。另外，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海洋亚洲环境呈现出全方位退化的趋势，要达到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就必须进行合作，就必须形成开放的区域主义，这才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们应该追求的共同愿景。

三、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启示

尽管前述内容只是对海洋亚洲环境史勾画出了一个基本轮廓，但是因为转换了观察海洋亚洲的视角，我们大致上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第一， 环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为地把亚洲分为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是不合适的。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思维不同于自启蒙运动以来主宰历史学的现代思维。历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理性、进步、二元论、还原论、机械论，认为历史总是在人的理性的作用下不断向高级发展的，对立的因素通过机械的作用促成历史事件的发生，前面的变化总是成为之后发生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这种因果关系看似相当严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真相。川胜平太的研究就是这种历史思维的结果。他从日本后来独特的发展追溯到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与地球上的海陆分布结合，提出海洋国家和海洋亚洲的观点；再利用二分法把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对立起来，进而提出建立海洋亚洲连邦，以孤立和排斥中国。滨下先生的海洋亚洲概念是从整体出发提出来的，与从环境史角度来看亚洲特别是东亚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从他的海洋亚洲概念出发，他自然会提出研究海洋亚洲环境的设想。环境是由不同生境组成的，各生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联系，而是有机联系，其相互作用会产生“蝴蝶效应”。另外，环境质量的好坏也不是由最好的生境或各生境的平均值来决定，而是由最差的那一部分决定，这就是“木桶效应”。① 就海洋环境而言，它的质量不光取决于人类在海洋活动造成的损害，还取决于陆地的人类活动和陆源的污染。即使是海洋经济活动也完全是与大陆经济活动整合在一起的。把海洋与大陆截然分开，从环境整体性来看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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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历史思维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是面向内陆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前所述，中华先民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海边和海上活动，发展出自己的海洋文化，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后来，随着对海洋认识的加深，中华民族以海为田，从事海外贸易，甚至移民海外。当然，这些地域性的海洋意识由于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并没有成为主流或官方意识，[25] （P89-104） 但据此就否定中国的海洋特性肯定是不对的。建立在这种历史思维之上的政策建言也是大有疑问的。川胜的“海洋连邦论”对日本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与“大陆亚洲”对抗不仅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也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只有把所谓“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整合起来思考，才能有效解决现在出现的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海底资源争端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只有陆海和合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第二，在目前政治历史纠纷严重的情况下，海洋环境合作是最容易突破的领域。中日之间虽然存在着历史认识问题、政冷经热现象、日本军事化和国家关系正常化等复杂问题，但是，环境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又是带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东亚海域的污染因为大气环流和洋流的作用，会对处在这个海域的所有国家产生影响，民族国家的海上疆域并不能阻止污染的跨界移动。另外，陆上的污染也会越过海洋传到海上国家。从中亚起源的沙尘在中国境内加强后会飘向日本。海上的污染也会通过食物链传到陆上，给食用者造成危害。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大多不是政治直接作用的结果，是不易政治化的、比较纯粹的、但直接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问题，因此，解决起来不但快速而且相对比较容易。① 不过，环境问题又不是绝对的技术问题，它的解决也会产生连锁效应。因为环境治理不但需要政府付出努力，也需要公众广泛有效的参与；不但需要行政积极干预，也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但需要所在国付出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积极帮助和协作。因此，率先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必然会造成海洋亚洲的共同进步，为其他问题，如最为敏感的领土之争的解决创造良好条件；反过来，敏感问题的解决一定会加快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改善。

第三，推动有效的海洋环境合作一定会促成海洋亚洲各方的共赢。尽管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之后，部分海域具有了民族国家国土和的性质，但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海洋是人类共同的海洋，它的未来也是人类共同的愿景。既然海洋具有公共财富的性质，如果沿海各国仅仅从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发加以利用，必然会重演“公地的悲剧”并产生“零和效应”，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惟有各方从共同利益出发，综合考虑，采取彼此互相照应的措施，才能保持海洋环境的健康稳定。为争夺环境资源进行战争更是不可取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但是，保护并不意味着不利用海洋资源。海洋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力度也在不断提升，海洋资源争端不但数量增多，强度也在危险地升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从海洋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就能破除在思考亚洲未来时只注重某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忽视区域和全球环境系统整体利益的狭隘性，进而有利于形成既兼顾国家、区域和全球利益，又兼顾人的需求和生态系统平衡的负责任的国家战略。只有这样，有争议的海域才能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但是，共同开发并不意味着竭泽而渔，开发必须保持在可持续和最适宜的限度(Sustainable yield, Optimum yield)之内，而不是不顾海洋环境的承载力竞相追求产量的最大化(Maximum economic yield)。[26] 只有这样，海洋亚洲才能在连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和谐共赢，创造出既能保护海洋亚洲环境又能实现亚洲复兴的可持续的新型文明。这种东亚文明一定能在世界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率先提供新的范式，东亚的复兴也就因此而具有了新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②

第四，海洋亚洲的和谐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和学者共同的愿望，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学术界做出更多的努力。海洋环境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但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开拓和发展需要所有国家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共同努力，需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合力。在这一方面，东北亚国家的学者已经开始行动了。在日本学术振兴会亚洲研究教育事业事务局资助下，日本的学习院大学联合韩国的庆北大学和中国的复旦大学共同研究“东亚海文明的历史与环境”。三国学者综合历史、考古、地理资料和卫星图像处理、海洋科学、气象学等的资料和方法，共同研究历史上东亚海文明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长江和黄河的变迁对东亚海文明的影响。③ 这个项目的持续时间是2005到2010年。该项目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规模和影响比较有限。应该说，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各有优势，也都各有自己的局限。如果海洋亚洲各国的相关学者能够团结起来，共同组建一个区域性的研究学会，就可以动员国际学术力量，整合国际学术资源，全面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的研究，在环境史向海洋拓展中迎头赶上，并为海洋亚洲在国际环境史研究中赢得一席之地。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持续推进，不但可以帮助化解海洋亚洲遇到的资源领土争端，还必然为建设和谐繁荣的海洋亚洲提供新的动力。环境史的批判和警世功能也会在促进海洋亚洲的持续发展中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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