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19:48:41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商周之际之所以会出现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的剧烈变化.是囚为在周人的文化精神中有着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于周人从立困到火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成为周代一切制度的出发点与宗旨之所在。
中国清代著名学者土国维先生根据自己对古文献及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的确.商周之际确实有过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这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史家公认然而.史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在商周之际会出现一系列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的剧烈变化这一历史表象后而隐藏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经过进一步探寻.我们发现:西周文化中出现的极为可贵的陇患意识是造成周代很多制度之大异于商代的根源.而日这种意识将对周代历史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忧患意识源于周人立国时艰难的历史处境，也体现了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之后而对混乱局而的政治焦虑我们知道西周土朝是以小邦国的身份灭了大邦殷的。作为一个比殷商落后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从公刘到古公父到季历乃至文土等历代先土的努力.其结果是存是亡还难说。特别是文土.能穿着卑劣的衣服.从事荒野田亩的工作.“自朝至于日中反.小逞暇食”.以求“咸和力民”(《尚书·无逸》).小敢耽于游乐打猎.只是恭谨地处理政事.从而奠定了灭商的胜利基。以说在而对殷商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下.周民族能山一个落后的民族而臻于强大并在文土的时候完成足可克商的新局而.这并小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使得当时的周人小得小迈着小心翼翼的步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是》)但这种历程也让周人在艰苦的处境下逐渐体会到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囚为新局而的形成是他们的历代祖先辛辛苦苦开创下来的.事情的吉凶成败除天意外史主要是’,;他们本身的努力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周人而临的困境中.他们已经觉悟到若要突破困境.人的行为负有重要的责任.这便是“忧患意识”的萌芽。山这种陇患意识而产生的人的自觉.小能小说是一种新精神的跃动。
周虽克殷.但商毕竟是历经数百年的大国.残余势力还很强大.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种危机情势.使得周人小敢踌躇满志.仍然小心谨滇.时时警惕武土本人史是}一分焦虑.“自夜小寐”(《史记·周本纪》).克殷后小久便去世了。继位的成土年幼小足以应付危机.于是便出现了周公摄政的局而。当时的自然灾害严重.日又出现了管叔、蔡叔勾结殷旧势力的反叛.还有小少邦国的骚动.周公协助成土历经二年才平定叛乱.至此周朝的统治才算初步稳定下来。这段艰苦历程使周人史加明自了守成也须兢兢业业.于是建国之初萌发的陇患意识得以继承并有所发扬光大平殷之前.周公便以成土之名提出了要“永思艰”(《尚书·大话》);在周公摄政引起召公疑惑的情况下.周公又作《君》.明确表示:“我受命无疆维休.亦大维艰”;周公还政成土时.召公亦诏成土口:“惟土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维恤呜呼,其奈何弗”(《尚书·召话》)殷切的心情、浓烈的忧虑意识溢于言表可见.忧患意识源于周人立国时艰难的历史处境.也体现了周人在克殷之初而对混乱局而的政治焦虑。在忧患意识的激励下.人信心的根源渐渐山神而转向了人自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所以说这种陇患意识实际上“蕴藏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
二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使周人的忧患意识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曾经小可一世的庞大的殷土朝的顷刻瓦解.迫使周统治者小得小在怀着强烈忧患意识的同时史着重于去探寻商朝灭亡的深层根源以及他们自己必须努力的力一向。他们认识到商的灭亡表明商土“我生小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戳黎》)的观念是错误的.上天决小会把人世问的权命无条件地永远赋子一姓土朝.正是山于殷土认为自己身负天命而任意非为.其结果是招致了大命的丧失和土朝的败亡山此他们小断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商的灭亡为警戒.吸取商亡的教训.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确保周土朝的长久统治。通过对商亡具体原囚的探究.西周统治者终于发现:“失德”是商亡的根本原囚所在。在《召话》中召公明确指出:“我小可小监于有夏.亦小可小监于有殷。我小敢知口: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小敢知口:小其延。惟小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小敢知口: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小敢知口:小其延。惟小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可见.他们已经认识到殷人与夏人样都是囚为小能敬德.导致早早失去了上天授子的权命。如此.周土朝要想保持长治久女.最重要的便是要“敬德”.即“土其疾敬德土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话》)。囚为文土本人便是敬德的典范:“惟乃工显考文土.克明德慎罚;小敢侮寡.庸庸.抵抵.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话》)。总之.周人对历史的总结是:“惟天小一小明厥德”(《尚书·多士》).还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即上天小会把天命给子小行德政的人一有失德.天命即会转向他人。囚此反复告诫统治者一定要时刻以德为念.“明德慎罚”、“勤用民德”.并在《尚书》各篇中再二叮叶.提出了许多“敬德”的具体的要求.如“无逸”、“无康好逸豫”、“孝友”、“小腆于酒”、“克自扣畏”等等。对敬德的重视反映了周人发自陇患意识的一缕理性之光.也表明周人确实找到了商亡的关键囚索。
其次，在西周统治者看来，仅仅具有敬德观念还小够.还要用康保民。囚为对统治者而言.天命究竟如何.只有从民情中才能显现出来.即“天忱辞.其考我民”(《尚书·大话》)。《康话》中周公也告诫康叔:“敬哉天畏忱.民情大可见。《酒话》中也明自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实际上都是进一步把德政归结为用康保民。故此.“保民”便成为敬德的一项核心内容。囚为“惟天降命肇我民”(《尚书·酒话》).还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这就是说上天总是顺从民众的愿望、想法.按照民众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事情去办事.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若小爱护民众、关心民众的疾苦.便会遭到民众的反对与诅咒.自然也会引起上天的小满。囚此统治者必须“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尚书·康话》)。只有这样统治才能女定巩固。同时.对“小人怨汝署汝”的最好回应是“皇自敬德”(《尚书·无逸》).小仅小应向人民发怒.而应史加恭谨.努力察知政治的得失在《泰誓》中史是明确宣称“惟天地力物父母.惟人力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指明君主一定要承担起作百姓父母的责任.这是为了实现上天的意志.如果君主虐待人民.那就违背了天意.就必然会引发“皇天震怒”导致“天命诛之”。可见.到此处.上天已被赋子明确的伦理内涵.小仅是德行的裁判者.也是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基于忧患意识基础之上的认识上的升华。
二忧患意识基础上的敬德、保民等观念成为西周统治者制定一系列重要制度的出发点与助动器
前已提到从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出发.西周统治者通过对殷商灭亡的具体原囚的探寻.找到了“德”与“德治”的根本。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实际上是要求各级贵族自觉地符合统治者根本利益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将此类道德行为规范加以制度化.便是一系列“礼制”的出台了。礼制的内容一分丰富.既有规定周朝中央与地力政权等级关系的分封制;也包含规定贵族之问等级关系的宗法制;还有确定西周经济制度的田赋之制以及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礼仪之制等等。也就是说它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多力一而的规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以及吉、凶、军、宾、嘉、礼等小同的礼节仪式。可见.周代一系列制度的明确与规范化都是基于忧患意识之上的敬德、保民观念来完成的.强烈忧患意识下诞生的“德治”、“民治”观成为周人一切典制的出发点与助动器。这一点正如土国维先生指出的:“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或口:“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一一这种建立在统治阶级道德基础之上的礼制又自然要与周代宗法制度相适应.要与宗法血缘关系下的一套礼仪伦常相吻合，故这套礼仪制度又成为宗法血缘关系的结品。这套礼制能“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使“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故“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在于此”川总之.正是在强烈忧患意识下诞生的周代的“德治”、“民治观”成为周代一切制度典礼制定的出发点与宗它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导致了“日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日文化废而新文化兴”一一的新局而的形成。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全书以此为线索，遴选出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研究。这三位作曲家分别是创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称为“蓝领”的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这部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13}邹昊《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音乐创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页。
{14}【韩】刘贞银《东亚三国近现代音乐变迁的比较研究――西方音乐影响与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诉求》，2007年12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其研究目的在于，要证明在西方音乐传入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多实际中，其实际过程并不简单是“西方化”，而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是各国创造新音乐文化的过程。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种新音乐的诞生”
请大家注意封面标题中“一种新音乐的诞生”这句话，这是这本杂志的中心词句。本专辑主编爱德华・格林在其撰写的热情洋溢的长篇“前言”中，从阐释“中国与西方：一种新音乐的诞生”人手，高度评价了中国当代作曲家的创作和探索。他说：“未来似乎正在被一群无畏的作曲家(不仅仅是华人)创造着。他们洞察到一种音乐风格的出现。这种音乐正随着中国和西方的汇合而进发，它远不只是二者表面的融合，而是全新的音乐，是两种文化共同的孩子。这个婴儿属于全人类，当然也属于它自己。”他以敏锐的理论感觉，为中西交融的中国音乐创作做出了肯定的、热情洋溢的评价，他认为华人作曲家的勇敢无畏的创造，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音乐。我们想：这不是爱德华・格林一个人突发的奇想，而是代表了国际上一批专业音乐人士的思考。
专辑中所发表的9篇文章中，被专门评论的作曲家包括大陆、香港以及海外作曲家共8人。论文的作者和标题依次如下：
Edward Green：Editor’s Introduction Chinaand the West―The Birth of a New Music(爱德华・格林：编者前言《中国与西方：一种新音乐的诞生》)
Chou Wen―chung：Whither ChineseComposer(周文中《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
Nancy Yunhwa Rao：The Tradition of luoguDianzi(Percussion Classics)and Its Significationin Contemporary Music(饶韵华《锣鼓点子及其在当代音乐中的意义》)
Lei Liang：Colliding Resonances：The Musicof Xiaoyong Chen(梁雷《碰撞中的回响――论陈晓勇的音乐》)
Edward Green：The Impact of BuddhistThought on the Music of Zhou Long：A Consider-ation of Dhyana(爱德华・格林《佛教思想对周龙音乐的影响：对(禅)的思考》)
Yayoi Uno Everett：Calligraphy and MusicalGestures in the Late Works ofChou Wen―chung(弥生・宇野・埃夫莱特《书法与周文中近期作品的音乐表情》)
Frederick Lau：Context，Agency and Chine-seness：The Music of law Wing Fai(刘长江《罗永晖的音乐：背景、媒介及中国风格》)
Samson Young：Reconsidering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u-sic：The Case of Ghost Opera(杨嘉辉《重新审视当代中国音乐分析中的文化政治：以(鬼戏)为例》)
Peter Chang：Bri曲tSheng’s Music：An Ex-pression of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lllustrat-ed through the Motive，Contrapuntal and TonalTreatment of the Chinese Folk Song The StreamFlows(张明坚《盛宗亮的音乐：通过对中国民歌(小河淌水)的动机、对位和音调处理体现出的文化交叉的经验》)
这9篇论文所评论的作曲家依次为：陈怡、陈其钢、陈晓勇、周龙、周文中、罗永晖、谭盾、盛宗亮。文章的撰稿人除本专辑的主编者爱德华・格林和资深的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以外，多为正在海外的华裔、日裔青年音乐家。
《当代音乐评论》这个杂志
自20世纪初学堂乐歌和西方军乐传人开始，中国逐渐有了现代意义的音乐创作，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然而，我国作曲家的创作融入世界音乐创作的时间，并不很长。其中，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抗日歌曲和合唱曾经是一次巨大的创作洪流，是当时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音乐中的重要部分；新中国建国初的50、60年代，也产生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音乐创作；而“”则是彻底“关门”的十年；“”以后的“新时期”，随着国门的敞开而产生的“新潮”音乐，使得我国的音乐创作以群体的形式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台湾、香港的创作也获得了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发现中国的音乐创作在继续迅猛前进，一步一步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产生而且在继续产生着新的作曲家，有了新的探索、新的创造。
在西方颇具影响的《当代音乐评论》杂志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趋势，并且以高度的热情编辑、出版了这本专辑，向世界介绍中国当代音乐的创作。他们的这一举措充分表明了中国的当代音乐创作正在引起世界的重视和关注。
《当代音乐评论》是当今西方世界的一份重要的音乐评论刊物，创刊于1986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它在研究现代音乐方面所占的地位及其所具有的国际性和影响力等均在世界名列前茅。它“是当代音乐家的期刊；是为广泛、深入讨论音乐新倾向而提供的平台。每期集中一个专题，主要关注当今音乐的各个方面――技法、美学、技术(科技)以及与其他学科、各种思潮的关系。它也是交流音乐材料的媒介”。该刊物在《欧洲人文参考书目》(European Reference Index in theHumanities)中，排名为A级。现任主编纳尔逊(Peter Nelson)是英国爱丁堡大学艺术文化与环境学院音乐与技术教授，并设有由德高望重的人员组成的国际性的编委会。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满彻曾任其区域性编辑并担任过专辑的副主编。此刊在已出版的40多个专题中，有“当代演唱演奏”、“即兴”、“因特网音乐”、“身体的乐器与乐器的身体”、 “微分音与微分主义”等问题，以及对诸如瓦莱兹、武满彻、布朗(Earle Brown，1926―2002，美国)、米哈伊(Tristan Murail，1947―，法国)、拉赫曼(Helmut Lachenman，1935―，德国)、坦尼(James Tenney，1934―，美国)等具有代表性作曲家的专门研究。这次出版专门讨论中国作曲家各类音乐创作的专辑，非常罕见，可见编者对中国音乐创作的兴趣和重视程度。
爱德华・格林在其撰写的长篇“前言”中，不仅阐释了“中国与西方：一种新音乐的诞生”的主题思想，他还认为：这种新音乐“属于整个音乐世界，并以其全新的自我而自豪”。他还说，这种音乐“是自由的，它将走不同于父母所走过的道路，发展不同于任何祖先的个性”，并称“它是有机而充满生命力的，是前所未闻的”。他称赞专辑中讨论的这些华人作曲家“所追求的是更加可爱、更加诚实、更有勇气的事物，追求真正的东西方音乐的结合”。这位主编甚至预言：这种新的音乐“可能会横扫21世纪”。他说：“这是一种自由的音乐，一种新音乐。就像被证明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音乐的爵士乐一样，谁能预料呢?不难想象，这种新音乐在成长并呈现成熟而强有力的音乐生命时，可能同样会横扫21世纪，到处留下自己的印记。”
中国人非常爱听、爱讲的一句话是“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现在我们听到一位美国的音乐同行真诚地说：由中国作曲家创造的中西交融的新音乐“可能会横扫21世纪”，我们听了当然高兴。不过，请千万别太在意!因为事情不可能这样简单。
周文中提倡“音乐汇流”
专辑中刊载了周文中教授的一篇分量十分厚重的文章――《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作为中国作曲家走向世界并以其创作首先取得国际公认的成功者，周文中一向关注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并为培养中国年轻作曲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作曲家如何保持自己的个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因此，他在评介中国当代音乐和华人音乐创作时，具有某种不可取代的权威性的发言权。他在文章中回顾了中国作曲家的音乐创作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分析了他们当今所面临的挑战，并以睿智的眼光和中肯的态度再次呼唤他所倡导的音乐创作复兴中国文人传统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文人传统的理想主义精神，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这种精神可以抵御现代音乐中与日俱增的自我主义与商品化的趋向，并引导我们追求一种新的音乐语言。”
周文中的名字是和现代音乐连在一起的，上世纪的60、70年代，他以他的诸多贯穿着中国特色的音乐创作，在美国乐坛牢牢地站住了脚。现在他呼吁要重视中国文人传统，是由于他深刻地看到了现代音乐的局限性，这就是现代音乐受到了“自我主义与商品化的趋向”的严重的污染。他指出：中国年轻一代作曲家若要发挥创造力，则必须克服商业化，以及自身传统文化的局限的双重障碍。他语重心长地写道：“一个迫切需要世界各种文化汇流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认为：这是周文中音乐思想的精华之所在――“文化汇流”或“音乐汇流”。在这本杂志的封面上，周文中用中国书法写了一句话：“百川汇流咏新声”(见封面)，也是表明其提倡“音乐汇流”的观念。
“音乐汇流”的观念，和我国现当代音乐史上所提倡的“中西交融”的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也和我们思想中的“中外音乐和合”的观念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但是“音乐汇流”说又有它自己的特殊含义，即强调按自己的方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求得与西方音乐文化的平等互动。这应该是全球化时代处理中西音乐关系的一条通达的大路。正如周文中在文章中强调的：“要想达到未来文化的汇流，我们必须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要了解差异就必须先了解文化的传统。……而关键在于独立性”。“必须从一切先入为主的观点中‘独立’出来。不仅从西方，而且从自己的社会，甚至于自己的传统中独立出来。只有既富有知识又有勇气保持独立性的亚洲或其他文化传统的未来作曲家，才能与不仅是五十年、而且是五百年的西方文化遗产产生真正的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章的最后，周文中高兴地说：“目前已有迹象表明，一些新一代华人及其他亚洲作曲家，有决心将追寻各自的文化传统作为自身创造力的前提，并借此获得独立性。笔者期待这些代表着当代最大数量的、不同民族的一些作曲家，能够朝着音乐汇流的方向努力。同时，相信已经步入中年的特别有思想的第三代华人作曲家，能够依靠他们的天赋、优秀的专业教育，以及他们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的特殊经历(即从一个文化孤立和创造力被压抑的社会，走到跨文化的音乐舞台的经历)，更好地发挥其睿智与创造力。这两代作曲家都应得到我们的理解，并需要我们的支持。”
周先生这里所说的“第三代作曲家”，是指以谭盾、盛宗亮、陈怡等人为代表的一代作曲家。这些人几乎都直接受到过周文中的教诲，周先生对他们的成就了如指掌，对他们的不足能够击中要害。他热情的赞扬和善意的批评，都值得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周文中先生所指的“新一代华人及其他亚洲作曲家”，则是指“谭盾们”之后的一代，他以一颗赤诚而热烈的心，在迎接着、鼓舞着新一代的作曲家的成长，沿着中西音乐汇流的方向奋勇前行。
《当代音乐评论》中的其他论文
《当代音乐评论》专辑中的其他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了中国当代一些作曲家的创作。比如梁雷写的关于陈晓勇创作的文章，详细地分析了旅德中国作曲家陈晓勇的一些作品，指出陈晓勇是如何有意识地避免进入一般概念的“中国音乐”或西方先锋音乐的固有思维，在陈晓勇的作品《为小提琴与筝写的二重奏》(1989)和为小型室内乐写的《逸》(1996)中，成功地创作出既有高度个性化的音乐语汇，又包括了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碰撞的张力与整合。梁雷的文章指出：陈晓勇对待东西方的处理，不是做简单的拼贴，而是进行独立的创造，写出了全新的音响。
爱德华・格林在《佛教思想对周龙音乐的影响：对(禅)的思考》一文中，分析周龙的五重奏《禅》，指出了这部作品是如何体现佛教思想的凝聚与意识的扩散两者的统一的。
有的文章通过对音乐作品的研究和分析，对当前西方在议论东西方音乐问题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了质疑。如刘长江的《罗永晖的音乐：背景、媒介及中国风格》一文，在分析罗永晖为琵琶与管弦乐队写的《千章扫》(1998)和以琵琶为主的大型合奏《逸笔草草》(2002)时，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东方遇到西方”的提法存在“本质化了两个地区的意义，平庸化了作曲家个人的能动性”的问题，并说明罗永晖这位香港作曲家对“东”与“西”持不加排斥的态度，创作中不追求“纯正”性，而是“有意识地在音乐中采纳中国及西方元素，写作出既非‘纯正’又非‘正 统’的作品的”。其风格，恰恰体现了香港音乐创作的特点。
杨嘉辉在他的文章《重新审视当代中国音乐分析中的文化政治：以(鬼戏)为例》中，提供了不少当前西方对中国当代音乐讨论的信息和观点。比如：西方实验音乐传统中的东方主义的文化背景；中国本土当代音乐的历史发展和政治意义；表述的政治意义、接受的意识形态和模式；主张把新的中国音乐看作个人主义的表达，而不要总是以其与中国的关系加以界定的观点；希望改变传统的偏重文化研究、后殖民时代研究、文学研究，而忽略技术研究的方法，主张以技术音乐分析为常态，采纳文化历史的研究框架的方法；一些学者对“中国性”(Chineseness)的提法和质疑；殖民主义观点对中国作曲家的不公平的要求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等等。其中有些在我国尚未得到充分的了解或研究。
专辑中饶韵华写的《锣鼓点子及其在当代音乐中的意义》一文，从当代中国作曲家经常使用京剧的形式，以及传统的打击乐锣鼓点，展现富有表现力的当代音乐创作出发，对京剧中的锣鼓点和当代中国作曲家使用锣鼓点的概貌做了简要介绍，着重分析了“急急风”和“冲头”这些锣鼓点的原始形态、戏剧和心理特征以及它们在陈怡、陈其钢的作品中的特殊使用和意义。
张明坚的文章《盛宗亮的音乐：通过对中国民歌(小河淌水)的动机、对位和音调处理体现出的文化交叉的经验》一文，通过对盛宗亮在三部作品中运用绝然不同的方法处理同一首中国民歌的深入分析，阐明他是如何发展为一种“中性”的文化身份――在音乐中定位为既是完全中国的，又是完全美国的――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
专集中介绍海外前辈华裔作曲家作品的文章是旅美日裔音乐学家弥生・宇野・埃夫莱特撰写的《书法与周文中近期作品的音乐表情》一文。此文对于大陆读者来说，会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尽管已有许多人曾就周文中的作曲构思，作品中所使用的变调式，以及取自中国古琴的织体等方面有过评介等，但是周文中音乐中源自中国书法艺术的动感而富有表现的特点，却并未得以充分分析。埃夫莱特的这篇文章从中国书法基本原则和中国艺术的美学观念开始，分析了周文中本人的书法创作；然后分析了周文中的变调式理论及其音乐形式，如在创作《卜喻》(Metaphors，1961)时，周文中开始发展并使用一种源自《易经》的、组织音高结构(后来又发展到组织节奏结构)的调式体系，以及他使用中国传统的变音观念，以促使各种调式间的转换，将八卦转化为由一定顺序音程构成的八种调式，又在其早期六音音阶和相应的节奏模式创作的基础上，通过将任意两个调式组合成一个十二音集合，发展出调式复合体，还有他于60、70年展的不同织体以达到变调式的更大的流动性和表现力等等。文章重点通过周文中90年代以来的三部室内乐作品――为小提琴、大提琴、单簧管和钢琴而作的《山涛》(Windswept Peaks，1990)，《第一弦乐四重奏“云”》(1996)，《第二弦乐四重奏“流泉”》(2003)――的分析，论证了其近期作品的曲式和音乐构思源自书法艺术原则以及其音乐表现与书法原则和技法的密切关系。接着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其书法形式、观念与音乐表现之间的相关特征，并在最后作了简明扼要的小结。这篇文章学术性很强，音乐分析深入具体，对我们了解周文中这位老前辈在探索中、西方音乐文化的汇流方面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贡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文中先生出生于1923年，2003年时他已年满80，80岁高龄前后，他的作品仍能保持活跃的创新思维，仍然在进行着新颖的创作探索，这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创造精神。
我们怀着欣喜的心情读完了这本《当代音乐评论》，兴奋之余，还感到有些遗憾。主要的遗憾是，这本首次在西方集中讨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专辑中，对一些在探索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汇流方面成就卓著的、极具代表性的当代作曲家，特别是大陆作曲家，如朱践耳、杜鸣心、罗忠F、郭文景等等，却没有予以收录和研究，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这说明，大陆作曲家的巨大的创作成就，还需要等待国际音乐界的了解和许可。另外，个别文章无意中沿袭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以“中国佬”(Chinaman)来称中国人。因为这个词汇带有明显的贬意，因此引用时必须加以说明。否则的话，会让国人阅读起来感到很不舒服。
尽管如此，我们从这本专辑的出版，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国家音乐界的一些朋友，已经在积极而热情地关注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尤其关注年轻一代的音乐创作。他们真诚地希望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当代音乐，及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愿意客观地、深入地分析中国当代的音乐创作，从中寻求新的思考和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这本专辑的出版是中国的音乐创作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公文改革：让人一看就懂，一听就懂
1941年10月30日至31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载周文的署名文章《谈谈公文改革》。他从革命政权应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角度出发，认为当时一般的公文程式“大体上还是封建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具体表现为：它是有严格等级观念的，状呈表疏对应不同对象，措辞用语下对上用“等因奉此”，上对下用“等情据此”，平级用“等由准此”，等级分明，规矩严格；它是反大众的，始终使用官话书面语，老百姓的生活语言不能直接进入官方文案系统，必须“代言”、“代书”；它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是一回事，公文又是一回事”，经常出现“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敷衍搪塞行为，对百姓冷暖漠不关心。为此，周文建议，“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里边，对于那种公文，就有彻底加以改革的必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一律用“报告”；是大众的，应尽量接近白话文，口语化；还应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甚么事就写甚么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写”，要让识字的老百姓一看就懂，不识字的老百姓一听就懂。
周文的建议很快得到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高层的重视。同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周文担任政府秘书长，兼任大众读物社社长，在主持政府日常工作外，着重解决公文改革的具体落实问题。
1942年1月15日至16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文拟订的新式公文草案，涉及15大类、18种形式，并规定公文里的文句，“一律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只要口头讲得出的，都可以照直写上去”。（《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草稿》）该草案已经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修正，并正式通过。
10天后的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以“边府战字〔1942〕第130号”正式文告，命令执行新式公文程式，停止所有旧公文。“如果在2月15日以后还有不依照实行的，就要给予一定的处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5月版）前有倡导，后有惩罚，且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新式公文在陕甘宁边区顺利地推广开来，并逐渐推广到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共的领导下，实行最广泛的抗日民主政治，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当时政府对内对外的公文，基本上沿袭旧有程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这种旧有的公文程式，固然保存了典雅精致的文化礼制信息，但拉开了与普通人民大众的识字水平与理解能力的距离。晚清时代，甚至出现“绍兴师爷”这种职业化的官府幕僚，专职处理政府公文。文牍主义装饰了，形式主义掩盖了渎职懈职行为。改革后的新式公文，简洁明了，务求实效，很快被老百姓所接受和拥护。从延安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伴随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这种新式公文程式进入新中国，沿用至今。
改变文风：寻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公文，是一种文字化的政府话语方式。政府工作人员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语言，不仅与政权属性相关，而且与一个时代的思想作风、文化作风相关。周文在倡导并主持公文改革的过程中，深刻观察到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文风问题。如果说公文改革主要针对中国传统官府的衙门作风，那么，改变文风则主要针对西式欧化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
周文担任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期间，亲自主持对通讯员习作的修改点评。他举过两个例子，其一是：“平常，我总以为病是一种苦难，是被日子处罚着像一个受着重刑后没有了任何希望的亡命者。”这是通讯员可洛的文章《病》中的实例。单从句子来看，算得上组织严密，没有问题。但这么长的句子，语义曲折，阅读拗口，一般中学生都不容易懂。周文建议将这个浮华的句子改得朴素一点：“平常，我总以为害病是一种极大的苦难。一病了，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囚犯似的，绝望地过着日子。”这样修改，一般大众也许还不大容易懂，因为文字表达的生活情绪是属于新式知识分子的，但比原文更接近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也更顺畅些。
另外一个例子是：“从他淌着汗珠的脸上，始终是盯着老虎钳上的零件。”这是通讯员均泽的文章《他是我们当中模范的一个》中的句子，带有明显的欧化特征，并且语义断裂，晦涩难懂。周文建议修改为：“他那淌着汗珠的脸上，眼睛总是睁得圆圆的，始终盯着手上的老虎钳上的零件。”修改后的句子语义完整，形象清楚，易于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经过如此细致的对比研究，周文认为，“‘欧化’一点并不要紧，但是要站在‘大众化’的立场来适当的采用‘欧化’语法。偏于‘欧化’，就会不知不觉的变得浮华，‘大众化’是切忌浮华的，就是切忌在句子上玩花头的”。（《欧化和大众化》，《大众习作》1941年2月第1卷第4期）对人平等，感情朴素，不玩花头，不摆谱子，思想转变了，作风转变了，文风自然就转变了。有鉴于此，周文致信，建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公文改革的同时，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倡导开展“改变文风”，扭转新文化运动后知识界兴起的“欧化”腔调，秉承1930年代“左联”时期鲁迅倡导的文学“大众化”运动精神，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领域里开展普遍的“大众化”运动。
于1942年2月1日回复周文：“你的意见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就在同一天，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关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文献》（修订本），新华书店1950年版〕拉开全党整风运动的序幕。将周文的建议信分别转给和解放日报社参考研究，回信中提议专门为改变文风的问题召开一次干部会。一周后的1942年2月8日，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延安干部会议，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讲，明确提出反对“党八股”，改变文风，改变思想作风。
从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文化潮流发展演变的高度，认为“党八股”就是“洋八股”、“洋教条”。五四新文化运动了“老八股”、“老教条”，现在又滋生出“洋八股”、“洋教条”，在我们党内进而发展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其特征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藉以嚇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语言文字形式。”〔《整风文献》（修订本）〕
演讲的最后，重提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生动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汉语，作为一种意合语言，其句法结构具有某种诗性特征，简约，灵活，自由。近代以来“西风东进”，以欧美社会文化为代表的外国文化被中国知识界大量接受并追随、模仿。尤其在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中，以加长句式、多层语义、新概念、新造词尤多，半生不熟，诘屈聱牙。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走上了一条与其初衷相背离的道路。如何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又新鲜有力的语言文字，就是要老老实实地讲话、办事，讲人民大众听得懂的话，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
改变作风：形式主义、终遭唾弃
1941年4月，周文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兼任大众读物社社长，加强面向更广大群众的社会教育工作。在大众读物社工作期间，周文从读者来信中了解到边区群众反映看不懂公文布告的问题。有时即使文字认识了，意思还是看不懂。于是，他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正式提出关于革命政权公文改革的倡议。
由公文改革，到改变文风，再到改变作风，周文对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在关于公文改革的文章后边，周文加注一个附录说道，公文程式的改革创新，仅仅是就事论事。说到底，公文是一种形式，一种载体，不能取代工作实际。“政府工作，主要的是要求实际的效果，要求迅速的适当的解决问题，而不在乎公文的形式……无论大事小事，无论远的近的，甚至近在隔壁的，都也一律照例用公文，即使他采用的是新的公文程式，他也会变成新的形式主义者的。”（《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0日、31日）
找理由把工作做好，开拓创新，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主流。找理由不做事，敷衍搪塞，就会成为形式主义的温床。为开会而开会的“会议主义”，为事务而事务的“事务主义”，就是延安革命队伍里妨碍“正能量”有效发挥的两堵墙。“民主政治，不要会议是不行的，也是不容许的”，但把会场当现场，把信息当事实，把电话当对话，把计划当总结，工作流于表面文章，从一个会议到另一个会议，始终面带微笑，整天匆匆忙忙，“平均每月的会议，至少总在30次以上。那就几乎平均每天要开一次会。有一位同志的统计，他把所有大会小会都算上，每月在45次之多”。加之当时延安和边区山多、路险，交通不便，时间意识淡薄，往往一个会就耗掉一天的时间。更可恶的是，“用了事务主义的态度去对付会议。在事前没有把问题研究成熟，没有很好的很周密的布置，只是到时候，照例召集开会，以为一开会就什么问题都解决。而有的参加会的人，也是事前没有什么准备，到时候，等感想，照例发言，为发言而发言，夸夸其谈一通，仿佛是为的表示他的存在，虽然有时因偶尔灵机触动，不无一点可取之处，但在大多数的时间，常常是以感想代政策。而且有时自己发言之后，离座位去晒太阳，不听别人的意见。有的人有时一天开三个会议，上午照例去发表一篇感想，下午也照例发表一篇感想，晚上呢，也是照例发表一篇感想。成了开会忙”。（《解放日报》1942年7月15日）这种形式主义，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浮在工作表面沉渣泛起的泡沫。
热衷于“会议主义”和“事务主义”的形式主义者，热衷于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形式主义者，热衷于追求最大、最高、最快的形式主义者，其危害是沽名钓誉，在无限膨胀的工作形式中也膨胀着私利、私欲，而淡漠遗忘了共产党人的宗旨。如果说服务是共产党人存在的理由，那么，有效服务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效服务社会大多数人，决定了共产党人须务求实效，开拓创新。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可以欺骗一时，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但终将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
延安时期的公文改革、文风改革和作风改革，从和风细雨的建议，到暴风骤雨的全党整风运动，很快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在众多的高层领导干部中，周文彰是一个独具风格的官员，正因为这样的风格，让许多人谈起他都会用上几句赞赏的语句。姑且不谈他的官职，也不谈他的理论才华和书法，而是谈他的思想，思想这东西很抽象很深奥，就像美丽的湖水深不见底，只有愿意探究深刻的人才会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洗礼。
一个能把“党性教育”这样看似枯燥乏味的内容讲得如此精彩，一个做官多年却能抛开俗套把做官的价值理念讲述得让众多官员信服，这，不仅仅只是需要口才了，还需要思想。
他说过，自己成功多年坚持的秘决是勤勉和执着，这种直白的表述来源于一个原本就朴素的心灵。他对待做官、对待人生有一种收放自如的祥和心境，这一定也是他走上成功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让学员们难忘的关于党性教育的经典箴言
2009年3月30日，海南省委宣传部干部大会。周文彰即将离开海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岗位，赴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省委副书记于迅代表省委如此高度评价了周文彰在海南的工作：周文彰推进我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尽管还有很多领导及同事朋友，甚至有三家民间媒体也公开表达了对周文彰调离海南的不舍之情，但新的人生之路已在周文彰面前开启，50多岁的他怀着对海南那片土地的一种感动和牵挂到了北京。
从职务上来说，这是一次平级的调动，都是副部级，但是国家行政学院却是我国公务员培训的最高学府，而且，就在3个多月前，即2008年12月17日，他刚从这里的第三期省部级领导干部英语强化班结业，李源潮同志给他们颁发了结业证书。这里的领导、老师、服务、校园，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周文彰从心里感激中央对他的工作安排。
国家行政学院的同仁对周文彰的创新意识和才华早就有所耳闻，事实也是这样：这个副院长来新单位不久其才华就彰显出来了。
刚到国家行政学院12天，周文彰就飞赴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波士顿，接受4个星期的全英语培训。因为他是分管教学培训工作的副院长，他在学习中多了一分留意，即看看肯尼迪学院是怎么安排教学培训的。培训的时间只有短短四个星期，在学习的同时，他获取了很多知识、信息和教学管理经验。当然，更重要的是，设计国家行政学院院标的灵感在那一刻生根发芽。他回国后就向院里提交了使用国家行政学院院标的建议。得到同意之后，他组织专门人员很快将院标设计出来，如今，这枚让人眼前一亮的院标成了国家行政学院的重要标志。
从2009年开始，国家行政学院学员结业仪式多了一个看似很小的环节，那就是周文彰代表学院向学员们送一句话。其实，这不仅仅是一句话了，而是一篇思想深刻的党性教育讲话。每次讲题不同，他循循善诱，娓娓道来，用自己为官的切身体会为这些即将承担或者已经承担国家中流砥柱的人以劝慰。他像一个布道者，向党员干部广布党性的光辉与责任。
2009年12月3日的第十七期青海班结业式上，周文彰做了题为“做官、做事与做人”的讲话。他说：“一个人从一般社会成员变成官员，就意味着多了一份责任，即不仅要管理好自己，还要管理好别人、管理好一个部门、管理好一个地区……要做好官，做好事，就要做好人。做人不过关，做官、做事也做不好……做人是做官与做事的基础，也是做官与做事的保证。”
周文彰没想到，第一次尝试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业典礼的结束语，在学员及国家行政学院的同事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将党性教育上升到直面官员的作风、由原本的理论和口号变换成一种通俗的语言，这的确让人耳目一新，而原本一成不变的结业仪式也由此成了学员培训班的最大亮点，很多学员甚至从入学开始就期盼着能得到周文彰亲自撰写的在实际工作中用得上的经典箴言。
至今，周文彰已为学员们写了无数精彩的文章，并且很多精典语句已成为网上热词，比如：“把前任确定的好的工作思路继续实施，变成现实，没人说你无能，只会显示才能；把前任没有做完的工作继续做下去，做出成果，照样创造政绩，而且彰显政德。”
很多学员为此写了感言，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家强这样写道：“2010年12月9日，周文彰副院长以‘抛弃’为题，为全体学员做了毕业赠言。讲话语重心长、感人至深，赠言字字珠玑、寓意深远。作为厅局级正职干部，我们要下深水、真实践、广纳谏、善思考，应该从自己做起，摒弃浮于表面、贪图虚名的不良习气，勤政务实，胸怀爱民之心、善谋利民政策、多做益民之事、常讲为民之道；要多站在老百姓、群众的角度，换位思考问题，多做点让群众满意、高兴的事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还有针对国家行政学院的教学改革也陆续实施。
周文彰在国家行政学院有这样的创新，对很多了解他的人来说，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的创新才华早在海南时就已深入人心。
只要你是人才，总有被发现的一天
1998年，周文彰担任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组织上对他的这个安排让他非常开心，做了多年学术研究的他感到这是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岗位，至于是不是被提拔做了官，他好像并不关心。在工作上，他是一个总能对事物超前做出判断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思维速度优于常人的人。正因如此，他在副部长的岗位上很快有了成绩。
当时在全国各地流传着这么几句话：“到了东北才知道胆小，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广东知道钱少，到了海南才知道身体不好”。这样的顺口溜对海南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海南正遭遇一场空前的形象危机。一天中午，周文彰接到时任省委书记杜青林的电话，书记说：“马上要开文明委会议，你看讲什么，我讲点形象问题怎样？”当时周文彰也正思考这个问题，听书记这么一说，立即答道：“太好了，我非常赞成，因为我们海南面临形象危机！”之后在大会上，杜青林书记就以“齐心塑造海南形象”为题发表了讲话。书记刚一讲话，下面的人就精神百倍地竖起耳朵认真听，大家感到这事很新鲜，因为在过去这样的会议上，省领导一定讲的都是宏观类、口号类的话题。那次讲话让与会者刻骨铭心，因为内容谈到了为什么要塑造形象，还谈到了怎样树海南形象。特别是有经典的四个口号：在外国人面前树中国人形象，在中国人面前树海南人形象，在群众面前树公朴形象，在客人面前树主人形象。而这篇讲话稿的草拟者就是周文彰。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口号提出来之后，各地迅速地响应并提出口号，比如齐心塑造海口形象，齐心塑造交警形象等等，总之，各行各业都动起来了。在那些年，海南省很少有哪个决策或口号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开了这么一个好头，周文彰将自己的创新才华发挥到了极致，具体组织实施省委部署：第二年1999年，开展了“向不文明宣战”活动。第三年2000年开展“以德治省，诚德守信”活动。通过三年的时间重塑海南形象，海南形象大为改观。
周文彰对海南省最大的贡献有两个，一是针对海南飞跃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二是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策划了一个个影响面很大、意义深远的活动。比如“海南文化建设”、“文明生态村”建设等等，大力推动了“文化海南”和“生态海南”的建设。可以这么说，周文彰对海南知名度的节节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许有人会说，周文彰能做出很多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是源于他有一个当宣传部长的平台。的确，没有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有才之人只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周文彰并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并不会依仗自己有过人的才华而去想入非非，而是先去脚踏实地的工作。他曾说：“人生不是按定单生产的，我做好当下的每一项工作，做出成绩，将来才是机会的可能者。”
回望他从政之前走过的路，就能知道他一定是机会和机遇的获得者。
周文彰的从政生涯仿佛是晚了些，37岁那年才开始走上从政之路。他到海南工作之前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生，任职南京大学的教师，简单说，他就是一位纯粹的学者。1989年5月，他到海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文化处工作，第二年正式担任副处长。从那时开始，他就常常在《海南日报》上发表理论文章，每周一篇的千字文章，内容都是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的思想观念、改革开放，干部队伍。因为文章融创新理念和逻辑性、通俗性、可操作性为一体，很受读者欢迎，经常被放在报纸第一版的醒目位置。也因为这些理论研究课题，周文彰引起了省委领导的关注。同时，周文彰在相关会议上的发言也以其独到的见解很受欢迎。记得在一次省委理论研讨会上，每人只有15分钟的时间，轮到周文彰讲的时候，在场的时任省委书记阮崇武就对他说，你继续讲，时间不受限制。
周文彰还并不仅仅是一介会搞理论研究的书生，在实际工作中，他的每一次出手都是那样完美。早在1992年，他就和另外两位朋友成功发起了“海南国际椰子节”，打出的口号是“让世界了解海南，让海南走向世界”，这个句式，后来被全国各地无数次拷贝。
周文彰认为，一个人能力才华是基础，“伯乐”的作用就是点石成金，他至今都很感恩他的“伯乐”。1995年时，周文彰在会议上做了一个关于“经济特区二次创业”的报告，当时的背景是，针对“特区不特”的议论甚嚣尘上，他就提出，一次创业靠政策吸引，二次创业靠环境吸引。当时有一位省委副书记也在会议现场，听了之后就对周文彰说，你能不能给干部讲一次？当周文彰真的去给干部们讲的时候，他发现那位要他讲课的省领导也在现场听他讲，他就是后来担任海南省委书记的杜青林。
之后曾有一位老同志很吃惊于周文彰怎么会认识省委书记，因为老同志感到省委书记与周文彰很熟悉。可周文彰心里却很清楚，要说自己的级别根本就不可能和省领导搭上话，但是，他的理论研究成果却是省领导们认识他并启用他的重要媒介，省领导常要求他提供咨询意见。之后他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从党校回到海南之后，正式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从政之路――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至今，早已是副部级领导干部的周文彰这样推心置腹地谈到自己的为官生涯：不用刻意逢迎领导，也不用去苦心钻营，做好自己的工作，只要你是人才，总有被发现的一天。
愿意用简单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很多人都说官场复杂而险恶，但周文彰却笑着摇头，他否认这样的说法，他说：“事实上，官场复杂不复杂，取决于你自己。你简单，官场就简单；你复杂，官场就复杂。只要品行端正，监督再多对你无用，诱惑再大对你无力，攻击再猛对你无效，就这么简单。‘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对于像周文彰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那一代人来说，对于一个从江苏农村走出来的农家孩子来说，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没有经历过？只是，一直以来拥有一个平和性格的他，从来就只是埋头干好自己的事情，根本无暇顾及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因此，什么困难什么挫折在他的经历中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他总愿意用简单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用感恩的心面对所有的人。这正是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简单了，他的快乐也就比常人多，一个人的内心纯净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心就会比别人多。
在他看来，做官与做人一样。他怀着一颗一尘不染的爱心对待身边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从六年前开始至今，周文彰一直都在资助海南岛最高峰五指山贫困山区的10个贫困学生。说起资助这事，还要从他的书法说起。2002年他50岁，这年担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感到不会写字工作不方便，于是开始学书法，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不过，他的书法作品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是在2006年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当时为了丰富海南展厅的内容，策展者和省书协商量，选8个海南书法家，周文彰是8人之一。正是这次博览会上，周文彰的书法作品被人买走。他没想到自己的书法还能卖钱，于是决定捐资贫困的孩子上学。
他请五指山市委宣传部帮助物色10名困难中小学生。名单很快来了，他一看学生情况介绍，选得很准，个个家庭极其困难：没有父母的、单亲的、父母下岗的、有病的。2006年6月底，学期快结束前，第一笔资助款6000元带到了五指山市。2009年3月，他接到了调离海南的通知。在告别事项中，周文彰忘不了对这些孩子们的安排。他把原来一再谢绝领取的主编费、作词费等，一一领来，接着如数上交，请同事们以海南省委宣传部的名义继续资助下去。这些钱足可以让这些孩子读完高中。事情都办妥后，他带着一腔难言的感情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人生的道路是充满荆棘和坎坷的。我希望你们要有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勤奋学习，在校做一名好学生，在家做个懂事的好孩子。除了学习课本知识外，还要多看书，多学习做人的道理。希望你们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顽强拼搏，终将成为时代需要的栋梁！我离开海南后，仍会像以前一样关心、支持和帮助你们！”
在国家行政学院周文彰的秘书办公室里，我看到很多来自各地写给周文彰的信件，这些信件大多来自某县或某村、还有寺庙，信中要求周文彰给他们写一幅字，有的人还同时寄来一盒茶叶以示感谢。周文彰是一个古道热肠之人，尽管他与来信人素不相识，但他会全力去满足这些慕名来求字的人，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对方写字，然后让秘书按地址寄过去，同时退回寄来的茶叶或一些小物品。周文彰的这种做法，让身边人不理解，现在的周文彰早已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多次参加全国性书展，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书法家了。万一是骗子呢？怎么就随便给寄呢？心地纯净的周文彰把这些话当耳边风，一如既往，在他看来，人家有求于你，一定是真的需要帮助。一直到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周文彰才稍微放缓了给素不相识的人邮寄书法的速度。2011年9月的一天，周文彰又收到了一封来自四川地震灾区的信件，信中说，乡村里正在建希望小学，希望周院长写一副字。周文彰看了这封信后，马上就写了一副字，还顺带3000元钱给对方资助一个地震致残的孩子，几星期后，秘书竟然收到退款，原由是：查无此地址，而书法却不知所踪了。原来奉献爱心也需要谨慎，这让周文彰百思不得其解。不过，他还是他，并不会因为一些小小的插曲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毕竟，他的这个年龄和人生阅历，人生观、价值观已根深蒂固。
作为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周文彰的工作日程表上安排得满满当当。尽管如此，凡是要求来见他的人，无论对方身份高低贵贱，有很多就是基层的普通平民，他都会尽量抽出时间安排见面。凡是身边人提出需要帮助的，能办到的都会去办，办不到的也要克服困难努力去办。他不擅长拒绝，也从不愿意拒绝，所以他总是把自己弄得很累很忙。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字:茶馆研究;评述;展望
茶馆在我国的历史已有千余年,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九十年代起,伴随着茶馆业的复苏,人们开始关注茶馆研究。作者以“茶馆”为题名/关键字,通过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数据库,查询1989―2009年期刊,检索到相关论文69篇,再通过资料收集方法,查询到5本相关专著。
一、研究文献数量统计
从时间跨度看,2000年是茶馆研究的起点,在这之前研究文献甚少,而2004年后论文数量由年均4篇上升至年均10篇。研究范围涉及中国茶馆历史、现代茶馆及其经营、茶馆消费者、茶馆行业发展及趋势等问题。其中研究热点和重点是中国茶馆历史、现代茶馆及其经营,约占论文总量的74%。研究的薄弱环节是有关茶馆消费者的研究,论文数不足总量的5%。据此认为,中国茶馆研究刚刚起步,尚未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关注。
二、研究文献内容分析
(一)中国茶馆历史研究
中国茶馆历史研究可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综合研究关注的是中国茶馆整体时代变迁。如徐传宏、骆(2005)、连振娟(2002)、周文棠(2003)、连振娟(2006)等分别对中国茶馆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分析,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清荣(2007),他深层次地考察了不同时代的茶馆发展状况。专题研究指的是研究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区的茶馆历史。宋代和清代是我国茶馆发展的两个重要转折时期,也是学者研究的热点。刘清荣(2006)、杨永兵(2004)侧重考察宋代茶馆,刘凤云(2002)研究作为社会化空间的清代茶馆,王鸿泰(2008)认为明清中后期茶馆由消费空间变为空间消费对象后,对城市生活产生意义。地区茶馆历史研究主要有雷友山(2000)和陈永华(2004),研究对象有旧时的武汉茶馆、清末以来杭州茶馆等。
(二)现代茶馆研究
1、茶馆功能类型研究
连振娟(2002)、徐传宏、骆(2005)、沈冬梅(2006)、徐明宏(2007)分别研究了茶馆的社会功能。此外,周文棠(2003)和徐传宏、骆(2005)对茶馆的类型作了探讨。
2、茶馆文化价值研究
陈香白(2000)探讨了“茶馆文化”概念,王德福(2002)论述了茶馆文化与社会文明的关系,王龙志(2006)分析对比南昌新旧茶馆文化,曾燕、杨国良、张付芝(2006)、杨丽娟(2008)分别对成都茶馆以及川西茶馆文化的旅游资源价值进行挖掘分析。
3、地区/城市茶馆研究
刘清荣(2006,2007)选取茶馆文化比较发达的七个区域,依次考察了在不同区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茶馆百态。吴旭霞(1999)将中国茶馆归为北方茶馆、江南茶馆、四川茶馆和南方茶楼,并对七个城市的现代茶艺馆进行研究。
(三)茶馆经营研究
茶馆经营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经营理论和营销策略等热点上。
1、经营理论研究
徐传宏、骆(2005)较全面地研究了茶馆经营各个方面,连振娟(2002)认为现代茶艺馆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民族文化为内涵。学者们还就茶馆经营理论进行专门研究。周文棠(2003)论述了茶馆经营的管理要素和内容创新,关瑞(2007)借鉴星巴克经验对中国茶馆发展理念提出建议,诸葛明(2006)对茶馆盈利模式进行初探。
2、茶馆经营策略研究
佘志芬(2000)在探索茶馆文化定位后提出茶馆经营思路,李晓明(2000)在分析北京茶艺馆经营结构基础上,提出相关经营策略。陆尧(2002)阐述了茶馆应当具备的特色,沈晨仕(2008)针对现代茶馆经营中的问题,提出一些特色经营策略。
3、体验营销的运用
体验式营销理论在茶馆经营中的应用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苗泽华、薛永基、吴莉(2005)认为文化营销与体验营销相结合将会创造中国茶馆营销新模式,刘华(2007)认为开展体验式营销已成为中国茶馆营销创新的重要课题,蓝彬(2007)研究了茶艺馆与白领体验茶文化之关系。
4、茶馆消费者研究
孙优萍、古赞歌(2005)通过研究发现不同茶馆提供的用来满足用户利益追求的侧重点是各不相同的,黄晓琴等(2006)调查济南茶馆经营风格及其被认可度,张颖彬、龚叔英等(2007)对杭州市民茶馆喜好进行分析,徐明宏(2007)分析现代茶馆消费主体的变化。
5、行业发展及未来发展研究
陈香百(2000)借用乌家培的未来管理五大趋势理论,提出茶馆管理五大趋势。张建国(2005)指出要用历史眼光看待现在和未来的茶馆业,刘清荣(2007)通过反思当代茶馆发展的不足,提出了未来茶馆发展的两大趋势和三大创新,陈文华(2008)对茶艺馆未来走向作深入思考。
三、茶馆研究理论与方法
作为休闲文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茶馆业,其研究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运用其他诸多学科理论和概念,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市场营销学的相关理论。童国良借鉴体验式营销新模式提出茶馆消费发展策略;孙优萍、古赞歌运用产品概念分析杭州茶馆产品的消费者利益追求,戴利朝运用社会学和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阐述茶馆这一农村公共空间与基层社会整合之关联,徐明宏采用休闲学、社会学理论剖析杭州茶馆。此外,统计学方法也被引入茶馆消费研究,如张颖彬、龚叔英、施燕、张建英、钱富强的杭州市茶馆消费调查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充实了茶馆研究内容,虽说研究尚处于初探阶段,但学者们的不断尝试和创新,必将有助于茶馆研究及茶馆业的健康发展。
四、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上分析,茶馆研究领域正在得到扩展和丰富,各种学科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被不断运用其中。但总的来说,茶馆研究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如下:
(一)基本概念有待明确,研究框架尚未形成。目前茶馆研究侧重于经营、应用层面分析,而对茶馆研究中的一些概念性问题探讨较少,而研究框架的不确定又使得研究内容分散、聚焦不集中。(二)多学科交叉研究文献少,研究深度不足。现茶馆研究多描述性分析,讨论深度有限,运用管理学、经济学及统计学等方法开展研究的高质量论文更少。(三)学术力量薄弱。一是茶馆研究者人数少且持续性差,二是现有研究者知识大多来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结构单一,从而制约了茶馆研究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
因此,未来茶馆研究需要关注和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设立专业或相关研究机构,促进发展交流。茶馆作为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休闲业的分支,从属文化和休闲研究范畴,建议在诸如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或世界休闲组织中国分会下设立茶馆专业研究机构,以集中优势开展活动。第二,学科建设问题。茶馆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中国特色的传统行业,在中国及亚洲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力,但茶馆研究尚不被重视也没有形成体系。茶馆学科建设需要考虑以下两方面问题,即理论构建和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茶馆研究应积极吸收其他学科基础理论,逐渐形成和建立有自身特点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创新的研究方法。第三,热点问题的探讨。未来研究中,作为茶馆灵魂的茶馆文化系列研究将进一步展开,如茶馆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茶馆文化的体验、经营,以及茶馆的现代化管理和营销研究也将随着茶馆业的发展而成为研究焦点。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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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周文骏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史
周文骏先生是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当代中国享有盛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他于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考入刚刚建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为该科公开招收的第一批学员，从此与图书馆学结下不解之缘。经历了近“一个甲子”的教学、科研、管理生涯，如今已桃李满天下、著述宏丰，蜚声学界。进入耄耋之年后，先生仍孜孜于图书馆学研究且气象不凡，于2004年主持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史”。该项目在王红元老师的全力配合下，潜心研究三年，至2007年顺利结题。其成果《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于2011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史稿》凡12章30余万言，集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资料性与实用性为一体，是我国首部反映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间图书馆学研究和发展状况的断代史。它是周先生继“文献交流学说”之后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据周先生介绍，研究并编纂这段富有色彩和极不寻常的史实，旨在理清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把握图书馆学的发展规律，总结图书馆学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其特殊意义在于：①从局部看全体，强化对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掌控；②剖析特殊事件，寻求图书馆学遗产的传承、分析和创新之路；③以最新近的历史经验滋养图书馆学发展和图书馆事业建设；④摸索图书馆学当代史的编纂经验，尝试以记述为主、评论为辅，以及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并重的编纂方法；⑤向同道提供一种内容比较丰富而系统的图书馆学史专门参考材料，为研究工作添砖加瓦。
笔者认为，周先生编纂图书馆学研究史，简要言之在于总结过去、绵延学脉、崇厚学术、开拓未来。这项成果鉴定时获得专家的充分肯定，本文试图分析《史稿》的编纂特色，提炼其对学界的启示。
1《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的编纂特色
史学著述有没有特色，关系到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也关系到它的实用功能。《史稿》编纂者以图书馆学研究成果为基础，以讨论图书馆学史的研究论文和专门著作为线索，结合亲身经历，力图推陈出新，从而形成诸多特色。
1，1以专题为纲，多维彰显
我们注意到，在近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史著述中，论述当代者，其内容一般是理论为首，历史次之，方法最后且语焉不详。《史稿》却不同，它三者并重，分布均衡，覆盖整个图书馆学，堪称全面。同时，书中还记述图书馆学发展中批判、学习和探索三大因素的作用、互动和广泛影响。此外，编纂者在不同程度上采用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大史书的传统体裁，也折射出内容上的全面性。
《史稿》采用的是以专题为纲，按专题组织内容的方法，设置的专题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建设、藏书建设、图书分类、图书馆目录、读者服务、中国书史和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学先驱等。大多数专题内容以时间为序，着重阐明重点、热点的变化以及不同观点的交锋，描述研究工作发展的轨迹和受挫情景。
上述专题内容及其编排序列起到纲举目张、引人入胜、印证史事、可读可信的作用，使得全书总貌清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把史事记述、文献资料、人物事迹等统一于一个有机体内。
1，2以客观性为原则，重在记述
编纂者凭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以客观性为原则记述史实，并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剖析图书馆学发展中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展现出存真求真的史书魅力。《史稿》内容的客观性可以用“旧词旧事，说旧如旧”概括之。其内容建构在当时通行的图书馆学知识框架基础上，行文中使用的概念和术语也多采用当时人们的习用者，议人议事以史实为依据，尽量避免主观评断。此外，书中提供包括引文出处在内的真实而全面的书目文献信息，以确保《史稿》能经受历史的检验而具有生命力。
追求客观性是史学著述的优良传统，编纂者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史稿》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最明显的特点是“五记”，即记问题、记著述、记观点、记事件和记人物。图书馆学研究和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是《史稿》的基本内容。编纂者不仅说明它们的产生背景，而且还记述讨论和研究的过程以及阶段性的认识。对于图书馆学各类著述，编纂者通过简介、撮举、引述和引文等手段将文献资料的内容忠实地层示在读者面前。对于各家观点，编纂者既记述主流观点、强势观点，也关注非主流观点和弱势观点。记述各类观点的互竞、消长和转化。对于图书馆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编纂者在纷繁的史事中，善于把握那些影响较大、较能反映图书馆学发展进步的事件，如全国性图书馆工作会议、科学讨论会、集体研究项目、学术思想批判和群众运动以及地区性和相关部门的重大事件。对于人物，编纂者不仅如实记述他们的业绩，还反映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
以上“五记”相互为用，使当代中国图书馆学30年的发展史研究更具全面性、真实性、充实感和立体感。
1，3以多元为理念，不弃弱势
为了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史实，编纂者坚持“多元并包，不弃弱势”的编纂理念。周先生认为，认识上的多元化是图书馆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多元化将图书馆学研究推向前进。尊重它、容纳它，记录它，这不仅是责任，而且是研究者的胸怀和气度。多元化会带来多元互竞，这并不意味着多元认识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方法上必然要归结为诸如左或右、是或非、新或旧、进步或落后等等二元对立的模式。而不弃弱势是建立在辩证的观点之上的，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势可以转化为强势，反之亦然。
图书馆学理论的“要素说”、“规律说”、“矛盾说”；编目和检索上的“分类本位”、“主题本位”、“分类主题本位”；分类法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何者在前何者在后；借阅制度中的“开架”和“闭架”等等，都无不说明多元认识的普遍性和复杂性。基于对“多元并包“的坚持，《史稿》既记述主流观点、强势观点、专家观点，也记述非主流观点、弱势观点和读者(民间)观点，力求反映多元观点互竞的客观图景。与此相对应，书中不仅记知名人物，也在不同场合记一般人物甚至默默无闻者。
1，4以史实为依据，随录感受
《史稿》不仅仅是记述，还有编纂者亲身经历中的感受和心得。这一部分内容基本上采用评述、思考、分析、补充、建议或小结等形式，零星分散在各章的相应部分。它们的内容偏重在研究路线、研究方法、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等方面。
人物是科学研究和事业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故编纂者特别以一整章的篇幅对杜定友、刘国钧和王重民三位先生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历史地位
等方面作专门的评价。如对已故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杜定友先生的学术生平及其代表性著作《图书馆通论》、《图书管理学》、《世界图书馆法》、《图书目录学》的梳理，用“丰富多彩”四个字评述了杜先生无私献身图书馆事业、学术和教育的一生。“丰，即他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富，即他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尊心，富有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富有科学创新的无限激情；多，即他多才多艺，学术研究涉足的学科多，探索的对象多，采用的方法多，科研的成果多，撰写的著作多，科学的创获多；彩，即他的一生光彩夺目，绚丽多彩！”尽管当代人说当代史，比后代人研究这段历史的框框可能更多，对人物的评价亦然，但编纂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寓褒扬于事实之中，寓议论于记述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客观而慎重地评价人物，做到了重点突出、定位准确、不溢美、不拔高。
史料的诠释和应用、人物的评价、篇章的概括，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编纂者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如在“小结”中，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总结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2周文骏先生的图书馆学研究史对学界的启示
长者不惑，手笔不凡。周先生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对图书馆学一个时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效果作了系统而严密的阐述和例证，并对一些重要内容和突出人物加以剖析点评。《史稿》为史学著述的编纂探索出一条路子，给了我们三点有益的启示。
2，1讲究原则和方法是保证著述质量的重要前提
史学著述的质量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纂原则和方法，《史稿》编纂者高屋建瓴、着眼整体、把握全局，用11个专题，把精心挑选出的诸多文献资料按理论、方法、历史等内容性质加以归纳，使纲目丰富而科学，展示出严谨缜密的魅力。这方面首先体现在贯通全书的严格体例上，《史稿》之“前言”，对编纂者运用的体例作了规范说明。体例精当得体，体现了编纂者的史学功力和经年思考。其次体现在贯通全书的体裁结构上。正文之每一专题都有纲文，纲文之下还有目文，以目释纲。从图书馆学史文献的角度来说，纲文实际上相当于文献的标题或主题词，目文则是该文献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背景。这种编排序列清晰，便于阅读。有些重要条目，还附有文献的原文。这些都增强了书中内容的历史感和真实性。编纂者意识到，史学著述不是史料大全，有文必录，其工作方式也不是简单的编辑，原则上应围绕主线展开，是带有再创作性质的工作。它让人们领悟到讲究原则和方法的重要性，如果按陈旧的套路或随意编排，是不可能编纂出高质量的史学著述的。
2，2记述要客观、全面、系统而准确
编纂图书馆学研究史要以相关文献资料为主要根据。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专著、译著、参考工具书、论文集、规章制度汇编、资料集等图书馆学目录学书籍有260多种；期刊上发表的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论文、科普作品、翻译文章、工作总结、调查报告、通讯报道、文献综述等等约有万篇之多。编纂者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挑选出那些最具代表性的珍贵的文献资料，做到纵向不断线、横向不缺项，反映事物的全貌及本质。研读《史稿》，我们会发觉书中以记述期刊资料为主，对专门著述、通俗读物和专业参考工具书只是择要介绍。其缘由是周先生认为，许多专著都是在吸收论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论文的内容往往比专著更具原始性和优先地位，需要编纂者真实地记录和历史地解读。周先生还认为，对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原则上应一视同仁，不加区分。尽管他没有读尽相关的文献资料，但凡寓目的都“提要钩玄”，通过引文、撮举、表格、引述、文摘、提要等方式将它们的内容客观真实地揭示出来，如“特色”中所述的“五记”，资料翔实，不遗不滥，行文考究，言简意赅，语言平实，文约事丰，使人开卷有益，信之用之。
2，3内容要去伪存真，辨析考证
《史稿》对真实性要求甚高。周先生在编纂过程中以求真求实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有争议或有疑义的史事进行反复辨析考证，或访问当事人，或比较不同版本，或查阅有关年鉴核对，从而做出有理有据的科学解释。正是由于编纂者全身心地投入，对每一个疑问都不放过，善于辨析，长于揭示，才大大增强了《史稿》的学术价值，从而为广大读者提供翔实可靠的信史。周先生曾说过：“科学本身无疑是美好的，有了科学良心，科学研究工作也必然是美好的”。这“科学良心”，周先生殚精竭虑、一丝不苟地用实际行动去诠释，从而让我们获得诸多领悟。
参考文献
1王知津，樊振佳，燕园幽兰清香淡远――周文骏先生学术人生，国家图书馆学刊，2008(4)：90－93
2周文骏，“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史”项目最终成果报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7：l，3，8，12
3周文骏，王红元，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前言
4金明生，周红，周文骏“文献交流学”的学术特色及影响，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2)：89－91
5同2
6同2
7同2
8同3：264－265
9同3：前言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一,世界史专题
1,尼罗河流域文明
2,两河流域的政治与经济
3,佛教
4,略论旃荼罗笈多
5,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
6,雅典民主政治
7,希腊神话
8,基督教
9,格拉古兄弟改革
10,东西方上古史政治制的异同
11,克伦威尔
12,近代美国对华文化渗透
13,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14,法国大革命
15,拿破仑战争
16,《1787年宪法》
17,新航路开辟
18,明治维新
19,俾斯麦
20,彼得一世改革
21,美国邦联制与联邦制的转变
22,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23,文艺复兴
24,二月革命
25,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战后国际格局
26,关于德国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补偿
27,凯末尔改革
28,1939年苏联外交选择
29,国际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30,中,美,俄,日,欧相互关系研究
31,巨变
32,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趋势
33,两岸关系谈
二,中国史专题
1,孔子
2,孔子教育思想的特色
3,周公与西周文教制度
4,百家争鸣
5,儒家思想与和谐社会
6,秦律
7,秦汉政治
8,春秋政治
9,南北朝
10,汉武帝
11,汉代政治与汉代学术
12,三国人物评价
13,唐代政治,经济与文化
14,唐代对外文化交流
15,北宋政治,经济与文化
16,元代
17,明清政治,经济与文化
18,《红楼梦》与清代学术文化
19,胡适与现代中国
20,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再认识
21,鸦片战争
22,太平天国
23,洋务运动
24,辛亥革命
25,新文化运动及
26,国共合作
27,抗日战争
28,解放战争
29,1959年庐山会议研究
26,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的发展过程及其教训
27,三大改造改造历史经验
28,关于三面红旗(总路线)评述
29,与""的发生与发动
3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31,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意识的转变的历史经验
32,北洋军阀
三,邢台地方史专题
1,简论邢文化的历史地位
2,祖乙都邢考辨
3,论石勤的历史地位
4,简论后赵文化与民族融合
5,隋唐邢窑的历史地位
6,略论后周太祖郭威
7,后周世宗评价
8,元初"邢州大治"的历史作用
9,郭守敬的历史地位
10,刘秉忠的历史地位
10,邢台古代历史文化及人物研究
四,历史要籍专题
1,《周易》中的德治思想及现代价值
2,《左传》中的民本思潮与现代人本管理
3,《吕氏春秋》中的管理思想
4,"三纲五常"新论
5,传统"孝德"与和谐社会
6,儒家经典中的人本精神与人本管理
7,"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代意义
8,《淮南子》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9,《管子》中的法治思想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从出身上来说，曹操无一丝优势，他出身于宦官家庭，比刘备差得多，刘备怎么说也是个宗室（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而曹操就不然了。他为官时大约看出了官场的黑暗，士族的腐败，所以想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可当时士族垄断做官，他想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的确很不易。可就建立政权上来说，他还不如孙权，他是个白手起家的董事长，而孙权却是直接接下了一个现成的公司。出身不好，曹操就没有刘备受支持；白手起家，曹操就得比孙权多辛苦大半辈子。
可以说，赤壁之战前后的曹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赤壁之战前的曹操，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最差也是个枭雄。可赤壁之战后的曹操，非常奇怪，他先后进行了三个军事活动，一是破马、韩（马超、韩遂），二是征孙权，三是伐张鲁，这三件事，不是草草收工，就是半途而废，看来曹操不是像在军事上发展了，他把战场从军事转移到了政治。
我们早就说过，曹操想要做的是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可他又不想称帝，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报恩，曹家世代收汉室恩德，自己就因该保住汉室；第二：曹操曾经声名过，自己不称帝，因为孔融曾经说过：“天下之拥有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繁体刘字，也就是说，他在暗示汉室将亡，也在暗示，曹操早晚都会夺取汉室。曹操就跟孔融说：“我只当周文王就可以了。”中所铸之，周文王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没有跟纣王对抗，这也不就是曹操暗示自己不会称帝？
曹操的这三个军事活动虽是草草收工，或半途而废，但是曹操回朝后，汉献给了他奖励，第一次是曹操上奏章是不用说名字，并且可以穿鞋带剑进入大殿，跟当年的萧何一样；第二次是风武平侯，给了他两万户；第三次是封魏公，加九锡。
在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曹操曾在这段时间颁布了一道《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这片文章充分的体现出了曹操的坦率真诚。文章中说：“欲望封候做征西将军，然后题目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这便看出曹操的坦率真诚了，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没有那么多虚话。
接着说这三个军事活动之间的事。这是的曹操，简直是神经过敏，心理变态。他做的事，很让人费解。虽然说，这几件事，易中天教授都作了猜测和论证，但我还是不太明白，这几件事，比较好理解的就是逼死荀??R蛭???睦硐胧切烁春菏遥?懿俚摹叭缦艉喂适隆彼?苋萑蹋??懿俜馕汗???筒荒苋萑塘耍?蛭?夤??鸵晕??懿僖?ü??耍??牒合椎鄣墓叵稻筒辉偈蔷?氤嫉墓叵盗耍??枪??牍??墓叵盗恕U庥胲??睦硐胂嚆＃?儆桑?嘤愕恼?胃倭焓恰胺钐熳右粤畈怀肌保??懿俅耸币咽牵骸靶刺熳右粤詈鹤搴螅?庥植欢粤耍??裕???荒芪?硐攵?懒恕
曹操在封魏王之后在选世子时，选了曹丕，这是许多人把曹操看成了糊涂的人，曹丕是奸诈的人。但是不是的，因为曹植知识文化高，但是一个学者，而不是君主；而曹丕文武双全，虽然说他的文不如曹植和曹操，但它也与父亲和哥哥并成为“三曹”。并且，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是议论文之鼻祖。曹丕的武工盖世，有百步穿杨的能力，并且打牌过专业的剑士，他是个极其厉害的政治家。而曹植虽然文化高，但是他并没有在政治上的突出成绩，这就是曹丕当世子的原因吧。
周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什么是真正的“琴音”？从听觉形式上较为容易理解，即“鸣而振”是也。唐诗“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又“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又“鸣琴候月弹”，又“幽涧泉，鸣深林”，已列举种种。指法上即七弦迭用，按既入木，琴腹充满，生于池沼，一组音未停，他组音继现，响应动荡之际，产生了“鸣”之奥妙，而其中又夹杂有独音，振作清俊，使“鸣”者更显其澹荡，而“振”者尤能发其清远。中国文人向来所习称之“鸣琴”者，就琴音之形式特性而言者，尤其高手来奏，只一段单一的空弦散音，亦可使听者得鸣振之韵趣。而称之“秋琴”、“素琴”者，则是从另一个角度，专就其气质以言琴者，则远为吃力又是另一大课题了。
“清远古澹而微”勉强能概括出“琴音”之内质。“清”是琴音之体格，“远”是琴音之神貌，“古”是它的质感，“澹”是它特有的品味，“微”是它半隐藏着的深“旨”。“清”的一个基本是音音皆实，好比立体雕塑，边线的明确，即是真实的立体。琴学所言“心闲则手敏，张急则韵清”，琴弦促实饱满，才能避免慵沓迟怠的皮壳感，才能具备“清”的机会；进一步而言，所谓“清”，是指清骨、清音、清境。琴音“清”的特质是对美学极致的追求，也可属于某一琴家的独造风格。琴家各有所长，其风格未必属于“清”境之列，然而，若弦不实急，手不实至，出现慵沓之风，皮壳之感，这就有亏于琴音之特质了。
“远”指出了一种风貌，就直接的感觉来说，否定了局促紧张、痞滞闷塞，是舒缓伸张与虚灵，是一种于静止中而仍有动转的微妙。当然，快与慢，事实上对于琴音之“远”都没有影响，音色再浓厚，感情再丰盛，也都没有影响，乃是和润而远。
“古”在我看来有两个层次，就第一层次而言，它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文化世界，就是我们常常叫做“周文”的世界，“德者惠也”，直接来自这个世界。因此，就这一层次而言，“古”代表德音，如礼记乐记之所言“德音之谓乐”。这是直线地从周文礼乐贯彻而来的，它是“郁郁乎文哉”的优美缩影，它透发出琴音经常带有的一种温度，又通过“文”的途径而远致的自我提升。第二层“古”从心起始，向于精神。则似乎越过了周文而另有一种无所系属地超越的向往。“太音希声，古道难复”，“所谓希者，至静之极，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而游神于羲皇之上者也”，这里以希声以言“古”。又云“羲皇之上”，就隐约地超出了周文。徐青山《溪山琴况》“古人以勤能涵养情性，为其有太和之气也，故名其声曰希声”，“未按弦时，常先肃其气，澄其心，缓其度，远其神，从万籁俱寂中，泠然音生，疏如寥廓，窅若太古，……此希声之始作也”，“调古声澹，渐入渊源，而心志悠然不已者，此希声之引伸也”，“松风远沸，石涧流寒，而日不知哺，夕不觉曙者，此希声之境寓也”。大费周章，极言“希声”这个难以讲明的层次。透过徐青山的努力，使我们隐约明白了琴音所云之“古”除了包涵大雅、古雅这个伟大的周文世界，还包含了越过周文的一种形而上的深入倾向，即太和、太古、希声。周孔儒家之“德”，老聃庄周之“忘”。
琴音的“澹”以及其反方向的“厉”，同时表达着对于人性精神性之向往，“澹”之气质较和缓，“厉”则更刚拔。“厉”必与“清”相偕，失于“清”则无以为“厉”了。由于自觉所向往的骨朴之质、清雅之境、疏越之音，自然就会生出对于纤媚的情绪的排斥力，并且就在排斥的同时，清骨开张，自我之精神性因之得到了无穷的激发。北宋琴家崔遵度言“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能于“清厉—和润”之分合中做出生计者，是真得“中和”之无限天机也。澹况云：“琴之为音，孤高岑寂，不杂丝竹之内，清泉白石，皓月疏风，萧萧自得，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斯之谓澹。”这是洗炼。再进一步“每山居深静，林木扶苏，清风入弦，绝去炎嚣，虚徐其韵，所出皆至音，所得皆真趣”，这里所表达的，主要在于其中确有不易得到的一种转进，通过以“澹”为指引的这种转近，琴之“至音”遂出现，琴之“真趣”遂获得了。
认真地说来“微”只存在于“精”与“到”之中，我们很容易直接就某一个或某几个弹奏出来的单音，指出它是“清厉”是“和润”或“古澹”，却难以指出“微”。它与声响的快慢大小，都无关系，亦不在于之前的任何一况之中。澹静恬逸，有澹静恬逸之“微”，清厉刚拔，有之清厉刚拔之“微”，古雅和润，亦自有古雅和润之“微”。也有不失澹静清厉古雅，却无关乎“微”的。上澹况云：“所出皆至音，所得皆真趣”，若造设不“精”何来“至音”，不底于“到”，何有“真趣”？由“声”而“音”而“意”而之“琴”，以至于人，这整个过程中，若能底于“精”“到”自必生出“微”之深趣。“声”是“音”的气质品格，“音”可以有明确的律吕来纠正，而“生”却只能就正于心神。“意”则是“音”与“曲”的连结之处，属于听觉与心神之间的一种会悟。“琴”是一切发挥落实的完成体，连人都算进去了。“声”的气质品格成熟不深厚，谈不上“微”，“音”不达于至和精准，谈不上“微”，琴与琴室等具体条件亦然，如粗制或不理想“微”则难生。至于人，只有琴人精神上自身“精”“到”，才有可能琴音之“微”，以求成就一个“希声”之天地。
例如当代管平湖先生弹奏《秋鸿》，起初听来，只觉清澹怡人，精爽四射，与其它曲子不同，然又难以言喻。愈久，愈觉其清境夺人，脑海之中，平日印象深刻的各种美音，比照之下，都黯然失色、略显粗犷，于是忽然省悟，唯有“微”意盈于心胸，盈于斗室，盈于天地。唯有琴准，调准，弦音准，手准，曲音精，心神到，才能达到此景此境。论“微”之意略止于此，论琴音之意，亦略止于此。
中国艺术不仅是一门专学，它同时是一门通学，与其别的专项互通甚为紧密，但又有同宗同源可追溯。韩愈之文，有苍然之色，渊然之光；杜甫之诗，深闳而瑰伟，磅礡而浩瀚；张旭之狂笔，吴镇之多墨，与夫潇湘之深，渔歌之远，广陵散之奇；田黄腻而灵，芙蓉润而净，昌化血石之深烈，这些在其专项上都是恒常的艺术记号。但生活中我们会自觉不自觉的触类旁通，比如说，我们听着京戏、昆曲，或者苏州弹词的时候，最直接的就是嗓子的质感，我们都会不自觉地进行种种的换算，认为这个腻，那个灵，这个有如玉音之和润，那个又如柳下新莺的清脆。这就是我之所以写这篇论文的原因，把“清”、“远”、“古”、“澹”、“微”换算成画韵，换算成自己的中国画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