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范文

中外文化范文第1篇

《中外文化》创刊于2010年，是一本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主管、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刊物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冯亚琳、[德]Hans Feger、姜小卫、王炳钧、[日]细谷博、徐曼琳、姚继中、段俊晖、张法、张旭春、周文德等担任编委，现任主编为冯亚琳、姚继中、张法、张旭春。

《中外文化》为国内外学者提供涉及东亚文化、西方文化、中外文化比较、比较文学、文化学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以及文化记忆研究等议题的科研成果的发表园地。重点栏目有“中外文化理论研究”、“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前沿”、“国别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传承研究”等。

中外文化范文第2篇

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物质文明明显增长；但是，社会精神文明却出现空虚沦落。文化与文明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但源头活水不一定都是顺流而下，也可能出现逆水回转的滞退现象。文化愈发展，文明愈堕落的逆向现象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其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包含有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深层的文化层，只有三层共建才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那时西方人士很羡慕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推崇和主张以人文主义，即人伦思想为核心。中华文化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马迁所主张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载入史册；对于人和神的关系也处理成一种泛神观念，即凡是在人周围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确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对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华文化对人际间的现实关系非常注重：如仁人爱物、尊老爱幼、人伦纲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论题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而这正是当时西方社会所希望和羡慕的，他们想用中华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针对其社会时弊，并从中寻求慰藉和补益。当前欧美现代化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也面临着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扰，因而也像他们的先人那样，想求助于中华文化。于是西方一些学者便以提供新儒学或复兴儒学作为针对时弊的救世良方。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海外文化的一种吸引力。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完善和建设自己的文化时，不仅要继承和选择本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和融合海外文化。长期以来，海外文化似乎习惯性地专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视的还有以日本为主的东方文化。中国在某一时期还有“苏化”问题。从汉晋以来，中华文化就对海外文化从不断探求和选择中来融合发展自己的文化模式，如汉以来的融合佛教文化；唐代长安之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兼容的总汇以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向中国大量移植海外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启）帝王（康熙帝）都亲自学习和介绍海外文化；近代之初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虽有某种狂傲的偏见，但确是当时吸收海外文化的一种明智态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大量引进海外文化的译书活动达到高潮，已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尤集中于政治、科技等方面，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译书近千种。在前夕，译书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维新派人物提出了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原则，反映了时人想更多更快地吸取海外文化的情绪，但实际上仍以译西书为主。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维新分子樊锥身上有了强烈的体现，他在《湘报》上发表的《开诚篇（三）》一文中呼号“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主张。又力主仿效明治维新。这可称是“全盘西化”最早的公开号召。清末又有从冯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辅”，经由“中本西末”而后形成“中体西用”体系。这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被迫接受传统观念中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器物层作为“西用”，来改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求富强。在政治行为上体现为清末的立宪运动。立宪运动含有一种图强求存的意念，不能绝对地视之为伪立宪。民国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适逢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尚难顾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或浮游于饮食服饰的表层，难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经济的深层，而真正使西方文化产生社会影响的则是“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出于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曾经以无畏的气魄采取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反传统手段，从批判“孔教”入手，向“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猛烈冲击，解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引进具有海外文化属性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精神来建设新文化。终于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可惜它未能获得相应的土壤与经济现代化相配合，所以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它的绝对化反传统手段竟被后来有些人所曲解和利用，导致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态度，从而推荡出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全盘西化”论。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某些知识分子以放大镜观测传统文化中坏的一面所产生的愤慨偏激情绪的产物。最早是在一本题名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书中所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这个口号是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并企图生吞活剥、原封不动地用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出现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弊病。

近年以来，在吸收海外文化问题上还有一种“西体中用”说，主张者还做了诠释说：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R克思主义；所谓“中用”就是把中国的实际作为海外文化的载体或媒介。这和“全盘西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说法动听一点而已，是不可取的。

我们对海外文化的态度是吸取而非照搬，更不是谁优于谁、谁吃掉谁的问题。它是彼此撞击融合而非拼盘杂凑。不是1+1=2，而是1+1=新1。改革开放的现实情景就是后一公式的具体化。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吸取海外文化中适应我国国情背景和土壤的那些内容，使之与本土传统文化中选择出的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相结合，才能为中华民族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即精神与物质两个文明并重的文化，并以之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中外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外文化；文化融合；模式建构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9-0214-03

一、文化融合概念的界定

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化融合是外部文化和内部具有的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吸收、渗透，融为一体的过程。这一认定有不妥之处：其一，文化的融合并不必然的要求是不同特质的文化；其二，文化融合的方式并不限定在接触、交流之上，应该还有其他方式；其三，文化融合并不必然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完全有可能是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之中，即融入其大背景之中。

笔者认为，文化融合有动态与静态之分。动态的文化融合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指的是外部文化通过一定的方式融入内部文化的过程；而静态的文化融合就是动态文化融合的结果所呈现的状态。在这一界定之下，以下事件，比如大量拜占庭帝国金币、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在中国出土，郑和船队在非洲留下后裔，中国古代铜钱大量外流日本，西方钟表制造技术、西方火器与军事理论的传入中国等，都将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融合，而不只是认定为文化接触或者文化交流、或者文化融合的方式，即通过文化接触与交流实现文化的融合。

二、中外文化融合模式的建构

这样一来，就涉及到文化融合的模式的定义问题。对文化融合模式可以进行类型化分析，但是这一类型化分析本身必须建立在非类型化之上，也就是在进行文化融合的类型化分析时，将分析的对象文化抽象为甲与乙，进而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融合模式是不可行的，而必须将这一分析具体到现实的两个文化，比如中外文化，进而得出这非类型化的类型化融合模式。因而，此部分旨在对中外文化融合模式进行探讨。

中外文化融合模式可以分为任意性融合模式和强制性融合模式。而前者，根据融合原因的不同又包括文化差异模式的融合与文化欠缺模式的融合。因而，根据融合原因的不同，中外文化融合有三种模式，即文化差异模式、文化欠缺模式以及强制融合模式。

（一）文化差异融合模式

事物之间的最根本特性在于其同质性，而常态在于其差异性。中外文化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最明确、简练的对中外文化差异性进行描述的是陈国谦教授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在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凭逻辑抽象能力求同存异，追求普遍同一性；中国文化主张主客混沌，凭生命直觉任万物自然，创造了万物一体、人与自然交融的内心高远境界。虽然这一论断是限定在环境问题上的局部概括，但仍然不失其借鉴意义。

美国学者斯皮罗指出：“符号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符号意义的普遍性，因而，就内容来说，没有普遍的人性，只有文化上特殊的——因而是文化上可变的——特性结构”。中国与国外文化自然亦是如此，由于生产方式的实现形式、地理环境以及历史演绎的差异，中外文化的差异性是常态。但是，这里的差异性需要与即将讨论的欠缺性相区别，即基于差异的文化融合完全是基于对差异文化的向往或者说是好奇，而就这一相异文化，内部文化完全有可以替代的文化。也就是说，不引进并不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内部文化与外部文化处于大致相同的发达程度，引进外部文化是出于一种对“奢侈品”的追求。也正因为如此，基于文化差异的融合的进程是比较缓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佛教最早在西汉传入中国，但是当时中国已是儒家思想受到广泛的信仰，因而相对于佛教来说，国内有其替代的文化信仰，也就是说，如果不引进佛教，并不会对当时的中国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与盛行，完全是对一种差异文化的向往和好奇，虽然这种向往和好奇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与此想类此，中国的儒家思想的西传，即向基督教国家的传播也是一种对差异文化的向往。但无独有偶，无论是佛教的中传还是儒家思想的西传，都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只是佛教经过几百年的缓慢进程，经过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以及道教的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而中国儒家思想直至今天仍然未能完成很明显的融合，只是以元素的形式融入基督教文化之中。可见，文化差异模式的融合是缓慢的。

（二）文化欠缺融合模式

文化欠缺，是指内部文化较外部文化的欠缺，而且这种欠缺在内部找不到替代文化。文化欠缺融合模式多发生在文化的发达程度不相同，甚至相差较大的文化之间，更具体地说，这种模式的文化融合更多的发生在内部文化是较落后的文化、而外部文化是较发达的文化的情况下。比如古代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多是少数民族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接受汉族文化，甚至摒弃自己文化。

这一模式在中外文化融合方面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历史上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与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融合。中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发达程度较高，而中国周边的国家，比如东南亚诸国，朝鲜半岛与日本，争相引进中国文化，融入其本国文化，逐渐形成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圈。这些国家之所以融合中国文化，是因为其内部文化本身的欠缺，这种欠缺反映到社会生活方面就是较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也就是说，在他们内部文化中找不到预期引进的中国文化相对应的文化，因而只有通过引进并加以融合才能尽快改变本民族的落后。而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逐渐落后于西方诸国，自清朝末年，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文化，欧氏几何学、西方火器、牛顿力学等等，这些文化融合的原因在于中国缺少这些文化，而且中国本土文化中没有可以替代这些文化的文化，只有通过引进西方文化才能弥补中国文化的欠缺。

也正因为现实的需要性，文化欠缺模式下的文化融合一般是较快的，而不像文化差异模式下那样缓慢。

（三）文化强制融合模式

文化强制融合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这种融合是在被强制下进行的，不是自愿的。比如中国元朝，汉族文化对蒙以军事为依托，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侵略或文化奴役。就中外文化融合方面，集中体现在清末以及民国时期租界文化以及日本在东北推行的文化政策。

在租界中，列强通过武力威胁以及不平等条约推行其本民族文化，而生活其中及其周围的中国居民被迫接受其文化，潜移默化地进行了文化的融合，比如上海洋泾浜语的形成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

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强迫青少年学习日本语言，接受日本文化，以此泯灭青少年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国家观念，从语言、思想、习惯上“日本化”， 同时在社会教育和宣传教化方面，其奴化范围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全部社会意识领域和文化、教育、新闻、体育、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侵蚀到社会各个层面。在奴化政策推动下的中日文化融合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是当时日本军事行动的辅助手段。

既然是强制性融合，其特征就必然是这样的：其中的糟粕部分随着强制力的消失而消失。而保存下来的，是那些不违背民族感情的部分。

三、结语

最后想说的是，中外文化融合的这三种模式并没有先后的相继性或者平行的排斥性，而只有以哪一种模式为主或者哪者更为显著之区别，因而本文不强求将某一具体的文化现象的融合归为某一模式，而只是追求其更接近于哪一种模式。中外文化的融合是历时的、传承的，或许某一天还会出现新的文化融合或建构模式，但所有的这种广义上的“融合”都是历史进步的标志。

参考文献

中外文化范文第4篇

《中外文化交流》（CN：11-3004/G2）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中外文化交流》突出深度报道，以丰富的信息量、生动的可读性及高品位、国际化、多角度、宽视野的鲜明特色，成为国内海外读者了解中国艺术和世界各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一扇独特窗口。

中外文化范文第5篇

余 辉（1993—），男，江西进贤人，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11级学生，研究方向：明史与中外交通史。

王忠涌（1989—），男，安徽无为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1级历史地理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人文地理。

摘要：京剧海外传播的热潮在客观上表现为京剧艺术的世界效应，主观的内部动力是自我的惶恐，面对国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国外的评价，她一直在寻找参照物，寻找自我的艺术价值定位，最后逐步明确自我改良的方向。京剧改良是海外传播的一个因素，同时又融于海外传播的过程中。

关键词：京剧 改良 海外传播

京剧艺术的海外传播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所以这部分内容大多被安排在戏曲史、戏剧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著述中。就目前所知，讲述京剧改良和海外传播的书籍和论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为叙述中心，包括廖奔著的《中国戏曲史》、刘彦君著的《东西方戏曲进程》、元青等著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一类是以海外为叙述中心，如陈伟著的《西方人眼中的京剧艺术》、都文伟著的《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等。通过这些著述，我们只能看到京剧（或是戏剧）改良和海外传播是分开来讲的，笔者意欲初步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中西思潮激荡下京剧改良的路径选择

从主观上讲，京剧海外传播热潮的内部动力是自我的惶恐，面对国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国外的评价，她一直在寻找参照物，寻找自我的艺术价值定位，最后逐步明确自我改良的方向。那么让我们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考察一下她痛苦的抉择的成长过程。

国内：新文化运动时期，京剧被作为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遭到了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和抵制。在思想内容方面，陈独秀指出：“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其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1]郑振铎指出：旧戏曲“不是‘色情迷’，就是‘帝王梦’，就是‘封建欲’……且多颂圣之语”。[2]（P613）在艺术形式上，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以西方话剧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法为标准，把京剧的程式化、象征性、虚拟性、写意性贬斥的一无是处。

国外：以国际文艺界对梅兰芳海外传播京剧艺术的评价为例，从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说，1919年梅兰芳访日，评论家神田喜一郎说：“我这回看了梅兰芳的演出，作为象征主义的艺术，我没有想到它卓越的令我惊讶。中国京剧不用幕，而且完全不用布景。它跟日本戏剧不一样，不用各种各样的道具，只用简朴的桌椅。这是中国戏剧非常发展的地方。如果有人对此感到不足，那就是说他到底没有欣赏艺术的资格……使用布景和道具绝对不是戏剧的进步，却意味着看戏的观众脑子迟钝”。[3]（P66）“京剧常被人误解为非现实主义的艺术，表演程式化，不真实，不自然等等。斯达克·扬则独具慧眼，颇有卓见，认为戏剧中的表演非常真实，不过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是观众看了觉得比本来的生活还要真实”，[3]（P71）被中国人批评的京剧此时却得到了西方人的大力推崇。

当然还有对京剧艺术其他方面的赞扬，反观国内的情况，我们的京剧先贤就是在这样的思潮激荡下，选择发展的道路的。

二、京剧艺术的国内改良与海外传播的统一融合

京剧改良是海外传播的一个因素，同时又融于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只有京剧发掘传统文化，融合国际因素，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自己的艺术价值，才能取得海外传播的良好效果；海外传播让京剧艺术家开阔了眼界，在这个过程中，改良后的京剧也得到了发展。

首先，戏剧观的变化：各种思潮激荡中，戏剧人士逐渐认识到自我存在的理由。民国十二年（1923年）《戏剧杂志》发刊词中指出：“国何以立？有待于教。顾教民之道，习于娱乐者，事半功倍，此戏剧之所以为社会教育之首屈一指也。”程砚秋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提出：“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之意义”服务于社会的“高台教化”之功能转变为“以戏救国”“新民救亡”，这样就提高了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文人为京剧编写剧本，如陈墨香、齐如山等。

第二、剧团体制的进步：作为“班”，内部关系比较牢靠，一位艺人进一个班，轻易不可离去，乐师、演员、舞台工作人员的收入没有什么差别；作为“社”，实行的是名角挑班制，人员流动自由，当然收入就有了层次和差别。剧团由“班”改为“社”，从平均主义过渡到市场原则，提高了剧团的积极性和活力。1930年梅兰芳访美的旅途住宿可以看出名角对于一个剧团的重要性及剧团内的等级差别，“这次出国，一共有二十一个人，乘的是英国船坎那大皇后号。梅君住特等舱位，带一客厅及澡房，船主特别优待，将左右两间也划归梅君使用，共合美金五百五十余元。我们几个人就乘头等舱，按规矩头等本是两个人一间，……每人合美金三百五十元。其余各脚，有乘二等的，每票合美金二百三十五元；有乘三等的，每票合美金一百七十五元。”[4]（P49）

第三、京剧表演艺术和舞台艺术的发展：京剧流派的产生。如梅（兰芳）派的“雍容华贵、典雅清新”、余（叔岩）派的“刚劲委婉”；1933年程砚秋访欧回国后的报告中说：“舞台化装要与背景、灯光、音乐……一切调协，舞台表情要规律化，严防主角表情的畸形发展。……应用专门的舞台灯光学”[2]（P807-808）改良和海外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

三、结论

京剧在民国年间慢慢的从一个传统中国古典戏剧变成全世界人民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欢，在这一方面，京剧的改良对于促进京剧的世界化可谓居功至伟。晚晴民国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接受西方的元素，从而开始融入世界，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在接受西方文化中好的一方面，从而对自己文化中的欠缺部分进行补足，促进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产生文化上碰撞的火花。京剧的改良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与西方交融的例子，古老的京剧在接受西方的现代化的布景舞台艺术和创作思想，又结合京剧特有的表演艺术后，艺术性和可观赏性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观众喜欢上京剧，当京剧在海外成功的传播后，又会进一步的推动京剧的改良使之适应有着不同审美观的世界观众，二者是相互促进，使得京剧不再是中国人的私有娱乐，而是全世界人们的宝贵财富。京剧的改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文化才会更加迸发出活力，奉献给世界人民。（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2]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著.中国京剧史（中卷 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3]梅绍武.国际文艺界论梅兰芳[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5）.

中外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陶瓷艺术审美观文化交流

中国陶瓷是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物化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制造使用和欣赏陶瓷过程中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各个历史时期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创造智慧；不同历史时期陶瓷器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水平。

一、中国艺术文化对陶瓷的影响

1、陶瓷文化对绘画艺术的继承和发扬陶瓷绘画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应该说中国画是瓷器绘画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景德镇瓷色彩斑斓、富丽堂皇、富于装饰性等等，都是从传统的中国画中吸取了营养。

中国画讲求“以形写神”，以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籍为品位，追求一种“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感觉。陶瓷艺术也要遵循这种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都深深的影响到陶瓷艺术的创作。

绘画用的工具有毛笔、墨、颜料及纸、砚。陶瓷艺术中的陶瓷彩绘基本上沿袭这一传统，是将绘画表现转移到瓷器上的一种创作。它既可以在瓷器上面工整细致地描绘，反复地上色创作出工笔画；又可以利用线条淡化成块面，产生丰富的笔墨变化描绘出写意画；除了运用笔墨以外更多的运用到了颜料。陶瓷彩绘的形式和分类基本同绘画的表现手法一致。

在线条运用上，无论是国画，还是陶瓷以及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法。陶瓷绘画要设法发掘它潜在的表现力，自然要综合借鉴中国画等门类中的线条的表现力。国画在对形的刻画上讲究线条的对比变化，如粗细、长短、疏密、虚实、浓淡、穿插、扭结，从而产生线条的节奏韵律。陶瓷绘画也当如此，比如要求将线条淡化成块面，形成了线面的二层对比，或是在线与线、线与面之间加上一些点，形成了点线面的三层对比关系，就是这个道理。

2、音乐、舞蹈对陶瓷艺术的影响

音乐艺术是抒情性的艺术，同人类情感、精神生活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具有纯粹感觉的冲击力；舞蹈艺术，同样是抒情性艺术，它通过人体的动作所呈现的动作力度、间隙、旋转、张驰、快慢、强弱、刚柔所形成的节奏与旋律来抒情，将人带到如幻如梦的美妙境界；陶瓷艺术同样是一种抒情性很强的艺术，自然需要满足审美的要求。正因为陶瓷艺术与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有共同的属性，陶瓷艺术家们从这些艺术门类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艺术营养。除作为题材使用外，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有不少的借鉴，无论是在造型还是意境的追求，以及在与环境的协调等方面都是这样。

3、文化思潮对现代陶瓷艺术创作的促进作用

一般来说，文学艺术思潮的活跃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陶瓷艺术的创造，要么是思想、语境，要么是风格、观念等等。比如颇具影响力的“八五思想”，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具有革新意义，同样在当时不为人注意的陶瓷艺术领域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陶瓷革命运动。1985年5月全国首届部分陶艺家研讨会将“什么是现代陶艺”，“如何发展现代陶艺”这一系列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正式提出与传统陶瓷艺术发展不同的宏伟勾划，表明陶瓷艺术界第一次以群体共识开始寻找新的艺术语境、文化思想。由此形成的这种潮流已经改变了陶瓷艺术在观念和风格方面的整体格局，并迅速席卷到整个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大风暴中。2002年9月陶艺作品作为独立于雕塑和设计类之外的单独门类被邀请参加“中国现代艺术三年展”，说明陶瓷艺术在现代艺术领域内已经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在这段时限中，关于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研究和著述颇丰，促进了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

二、科技文化的发展带动了陶瓷艺术的发展提高

纵观中国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物质文明史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史。作为手工业代表之一的陶瓷业也在跟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1、在原始社会，工业种类很少，陶瓷业只有陶器制造部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工业部门的不断增加，瓷器在商代开始。

2、从商周到西汉时期，我国的瓷器处在原始青瓷阶段，东汉晚期才烧出釉色光亮、质地纯净的青瓷。

3、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浙江地区制瓷业发展最快，尤以越窑的青瓷质量最高。从东汉开始，社会分工进一步的发展，工场手工业开始兴起，促进制瓷业的发展，真正的瓷器出现。

4、到了唐朝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兴盛和饮酒品茶之风盛行，使制瓷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时在南北各地形成了以地区命名的瓷窑体系，瓷器在社会上普遍使用而占了主导地位，隋唐的陶瓷也同中国丝绸等名贵物产一起传播到许多国家和地区。隋唐时期进入了瓷器阶段。唐代的青釉瓷以越窑的青瓷和邢窑的白瓷最为著名。

5、到了宋朝，宋朝采煤技术高，用优质煤烧瓷，炉温高，瓷器的胎料、釉料、彩料能充分进行化学反应，这就为制瓷工艺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中国的制瓷业无论就瓷质和艺术外观都产生了很大的飞跃，冲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局面，名窑、名瓷层出不断。制瓷工业达到新高峰。宋代有所谓五大名窑之说，指的是官窑、汝窑、定窑、钧窑和哥窑。到了元朝，中国的瓷器进入青花瓷阶段。

6、从明代中叶以后开始至清代前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并有所发展。它的影响所涉及的生产范围中，就有制瓷业。

三、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陶瓷艺术的进步和中西结合

在中世纪，东西双方的文化联系，主要就是通过贸易的途径，而陶瓷则是联系这种文明接触纽带的一种主要象征。

在《陶瓷之路》一书中，作者三上次男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具体而且明晰的历史图卷：来自阿拉伯和印度方面的海舶，自从唐代中期以后，就络绎不绝，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和杭州等地，向中国购买各种商品，其中陶瓷就是大宗。在中国方面，也有相当数目的舶商，驾着中国式的宽头巨舶，飘洋过海，不但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地，还有不少人经常泛海于印度洋上。东西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的交互影响促进，也就在这样频繁的贸易接触中默默进行。

1、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瓷文化的影响

瓷器市场活跃是对外贸易最直接的结果，这种繁荣刺激了制瓷业其他方面的发展，具体表现在装饰文饰丰富，色彩丰富瑰丽，引进了欧洲样式，制作技术改进并产生新品种“彩瓷”；促使瓷业的分工与组合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极大的刺激了生产力的进步。

①明朝时期，在欧洲市场的新需求，以及大规模的海上武装走私贸易的刺激之下，我国瓷器生产亦活跃起来，纹饰较前丰富。至嘉靖时，鸟树、折枝花果、云鹤、人物、及象征寓意吉祥的纹样大量出现；至隆庆，明王朝开海禁，中 外瓷器市场就更加的活跃了；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欧洲大量需求景德镇优质瓷器，制瓷业如虎添翼，获得空前的发展；崇祯九、十、十二年这三年，景德镇每年优质外销瓷数十万件，而且还来样订制欧洲式样的瓷器，促进了瓷器质量的明显提高。

②清朝时期：康熙初期，大量涌现出生产锡白釉绘兰彩中国纹饰的薄胎陶器的“费恩斯作坊”。乾隆中后期，由于欧洲盛行饮茶，青花的碗类亦颇受欧洲欢迎。它们均受欧洲罗柯柯艺术影响，打破了传统的陶瓷装饰束缚，使人耳目一新，颇有情趣。其时的装饰题材空前广阔，除山水、花卉、人物、翎毛、瑞兽及象征寓意的吉祥纹样外，还有不少绘欧洲宗教、人物故事及纹章的瓷器。这一时期，由于欧洲人极喜瑰丽的瓷器，所以景德镇便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成更适合瓷器装饰的粉彩，使景德镇瓷器进入彩瓷阶段。

粉彩的流行使景德镇制瓷业的分工与组合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清代中后期，景德镇街头巷尾无处不是绘画釉上彩，形成家家彩瓷，处处烧炉的繁荣新局面。这种家庭手工业形式的“红店”和工场手工制瓷的结合，使景德镇的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极限。欧洲和景德镇珐琅彩粉彩技术的交流，虽没有使景德镇制瓷业发生根本的变化，却使景德镇瓷器在外观上一改旧貌，给这个手工业城市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促使其向工艺美术城市过渡。

2、对外国瓷文化的影响

中国瓷器市场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带动了国外瓷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亚欧瓷器市场繁荣，形成新的瓷器风格。

这个时期出现了日本仿景克拉克瓷、日本伊万里、有田窑仿景克拉克瓷、欧洲仿景克拉克瓷等。17世纪中叶伊万里瓷几乎完全按中国样式生产，但年复一年地生产下去，其局部纹样也渐渐发生了变化，成为具有日本风格的仿景克拉克瓷。1710年德国的迈斯森作坊即仿克拉克瓷的造型与纹样生产硬质瓷，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竟相仿制，由于采用三元配方，这些仿品的瓷较景德镇克拉克瓷更优，烧成温度更高。青料的呈色，色调富于变化，其画风与景瓷相去甚远，有明显的异国情调。

中外文化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从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和核心入手，追溯旅游的历史发展，分析文化和旅游的关系；然后探讨旅游文化的发展内涵和功能；最后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旅游同线)为例，回顾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西成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更多浸透了旅游客体的客观历史文化和旅游主体的主观文化以及在旅游过程中与旅游媒介相互作用，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

一、中西方文化与旅游

（一)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及核心

1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的。据英国文化史学家威廉斯(RaymmondWilliams)考证，在18世纪之前，culture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人的培养过程”。到了19世纪，culture指“各类艺术的总体”和“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将其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BurncttTylor)给文化的定义在西方基本达成共识:“文化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la]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体现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统一。

2.中国文化。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至少应当推至东周。孔子的《论语·八情》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由此可见，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偏重精神方面，其精神基础是儒家伦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从渊源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等为补充。

(二)文化和旅游的关系

1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轰展性，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文化是旅游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易于满足，但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文化中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形成发展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能力，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丝绸之路已成为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

3.文化是旅游的驱动力。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成为将旅游业发展引向深人的重要驱动力。以北京大观园为例，从160万元《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制景费起家，按小说中的菜谱开发红楼宴、红楼宴舞，靠挖掘文化内涵成为国内旅游的知名品牌。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运用的典型。

4.文化是旅游发展的方向。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据统计，2008年海外游客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中，文化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体现了旅游对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延续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繁多的文化资源种类，有利于开发结构完善、适应面广的旅游产品，形成优质品牌。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由旅游大国成为旅游强国。

二、旅游文化的发展

(一)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文化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或旅游目的地)、旅游媒介(直接、间接服务的旅游企业)在旅游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

(二)旅游文化的功能

1旅游文化的人文教化与审美功能。旅游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感受美，获得美感，而美就蕴藏在旅游文化的客体之中。旅游者通过游览秀丽的自然景色、凭吊历史文物古迹、领略异域的风土人情、品味他乡的饮食文化，提高审美水平。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许多自然景观中包含了伦理道德意义，自然景观的美丑同人的道德情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游览长江三峡的神女峰时，会被神女对待爱情婚姻至死不渝的态度所感动;畅游黄河，除了感受其浊浪滔天的壮阔水势外，更主要的是被黄河的象征意义—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感染和激励，由此提升了思想境界，增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2.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具体表现在促进消费和增加外汇收人两方面。旅游文化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旅游媒介中。旅游业经营者、从业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服务观念及经营思想等文化素质越优秀，旅游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就越会得到满足，精神上的享受、心理上愉悦必然会强化消费欲望，从而实现消费行为。另外，旅游资源中文化含量与价值的开发，同样会促使旅游消费的增加。外国游客人境旅游，既要进行商品消费，又要求提供劳务服务，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跨国旅游是给国家增加外汇收人的重要途径。

3.旅游文化的文化交流功能。旅游文化具有文化交流功能。文化交流可以增强旅游地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往来。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山河壮丽，古迹众多，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旅游者登临泰山，会产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情;漫游故宫，会发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举世无双之惊叹。旅游文化还可以帮助旅游者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偏见和误解，有力地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咸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一)西咸旅游同线的提出

西安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热点城市和西部核心旅游集散地，年游客接待量占陕西省的90%以上;咸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是陕西北线、西线旅游的重要节点。西安的客源优势和咸阳的资源优势为两市的旅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沈抚同城化”、“广佛同城化”、“京津同城化”和“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提出，2003年元月，西安、咸阳两市旅游局在西安共同签订了“旅游同线”协议，提出了“一接四同”的具体思路(即旅游规划相衔接、旅游市场同开发、旅游产品同体系、旅游环境同整治、旅游服务同网络)，标志着西咸旅游一体化的正式启动。

（二)西咸旅游同线取得的成果

六年来，两市的旅游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比如，建立两市旅游协商机制，即两市旅游局和旅游协会间共同研究、确定一定时期内“旅游同线”工作;实现两市旅游规划对接.邀请对方参与规划的研讨，为编制西咸旅游总体规划奠定了基础;建立联合促销机制，如联合赴客源市场进行促销、联合举办了“观《贞观长歌》、游盛唐美景”、“持奥运门票到西、咸半价游”等活动;建立了重大旅游项目协商机制，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建立了两市旅游行业单位联系机制，通过信息互通、培训同搞、市场共作等措施，使两市行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等。

(三)西咸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1．打造西咸旅游统一形象。共同协商确定两市共用的旅游形象、旅游标识、旅游口号等，共同对外宣传，使西安与咸阳成为一个统一的旅游目的地，使西咸旅游成为游客普遍认可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两市旅游部门内部的认同。

2.构建两市统一的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由两市共同建立旅游基金，用于西咸同线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的构建。如建立两市同台同号的旅游声讯服务平台、旅游网络咨询平台、在两市广电网络中开设共同的旅游栏目、在两市建立统一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整合两市旅游六要素的基础上推出统一的、两市通用的城市旅游卡等等使西咸旅游合作向深层化、具体化、实用化方向发展。

3.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唐、秦文化内涵;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解决现存的整体旅游形象不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晨

4.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5.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目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由观光型向文化型、保健型和生态型方面转化，西咸旅游同线要抓住机遇。享有“中国第一”美誉的咸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应以历史文化为主体，以养生保健、独特的民俗资源和休闲娱乐为支撑，其他旅游项目协调发展的旅游产业格局;“文物甲天下”的十二朝古都西安素有“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浩瀚的文物古迹遗存，自然景观峭拔险峻，周边的十余个森林公园，人文山水交相辉映，构成古老西安特有的神韵，还有久演不衰的《唐长安乐舞》、《仿唐乐舞》、《秦俑魂》、《长恨歌》等文艺节目，赢得国内外游客的赞誉。

中外文化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中外文化；异同；交流；理解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各种文化之间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各有不同于他者的独特之处。中国自百年前被迫打开国门，三十多年前自主对外开放以来，关于中外文化异同的讨论就一直是热门话题。既有长期旅居海外人士乃至华裔后代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也有人类文化社会文化学者的潜心研究，深入分析，更有许多“老外”也乐此不疲，这对于我们的思考和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都是大有裨益的。下面我仅就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对怎样正确对待中外文化的异同尤其是“异”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承认、尊重

文化主要指某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惯、生活方式、文化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包括显形的和隐形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合不合理的一切，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可以说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种独特的文化。“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各种文化的存在必定有其存在的原因。我们对中外文化要一视同仁，要承认它的客观存在，要给予足够的尊重。不能采取“鸵鸟”态度闭上眼睛当作不存在，也不能自我否定采取民族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态度认为外来的一切都比本土的好，更不应采取文化沙文主义，视一切外来文化为蛮夷，唯我中华文化独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不利人，也束缚自身的发展。

比如希伯来文化，已有至少三千年的历史，虽然犹太民族两千多年来散布世界各地，直到二战后才有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但却能保持自己的传统，维系着民族的延续。靠的就是文化的强大力量！伊朗总统内贾德先生扬言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怎么可能？犹太民族受到的迫害，遭受的苦难还少吗？有文化在，这个民族就不会消亡，谁能把深入骨髓血液中的文化轻轻抹去呢？

承认各民族文化，就要尊重它。深谙中西文化的孙中山就说过要和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相处。你不尊重人家甚至蔑视冒犯，怎么与人家相处？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才会换来人家对你的尊重。

二、学习、理解

承认了尊重了各种文化存在的客观事实，就有必要去学习它理解它。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人类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带来了经济、生产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全球化。随着交流的增多，多种有着不同底蕴的文化交流碰撞就不可避免。我们要学习、研究、理解外国的文化，寻找中外文化的共同之处，也要尤其注意差异性。

例如，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就有很大不同，思维物化后形成的文化差异更是大相径庭。一般来讲，中国人比较重悟性，注重辩证思维，所以中国文字造词比较注重形象；而西方人更重理性，重逻辑思维，所以英文更多考虑实用价值。同一个东西，中文叫做“明信片”，而英文直译为“传递的卡片”（post card）。绘画上，西方的油画注重写实，讲究色彩，光线变化，透视效果，而国画讲究的是写意，意在言外，留下更多想象空间。中国人画一个人骑马，周围有纷飞的蜜蜂，表现的是“踏花归来马蹄香”。中国人不直言你儿子落榜了，却说“最后一名是孙山（我），你儿又在孙山外”（名落孙山）。再有，中国的饮食文化讲的是“色香味形”，而西方人偏重于营养的保证，一天摄入多少卡路里、维生素、蛋白质等。

学习、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更要理解差异性其来有自。例如中国人说某人“像老黄牛一样干活”“气壮如牛”，英文中要表达同样意思却是用“马”。那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用牛来耕田种地，而早期英国人是用马来耕作的，都是好帮手，词语中却不同了。这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差异。可以说中外文化中几乎所有的差异都有其不同的原因，地域、人种、历史、宗教、生产生活条件、甚至气候、人数都会对文化的形成造成许多不同的影响。

三、互补、共荣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是客观事实，文化间的差异不可避免。我们既要互相尊重理解，更要学会包容，吸取各自的长处。互相取长补短才能达到和谐相处，互利共荣。在各民族相处，各国家交往，各种文化交流中，最要不得的是傲慢与偏见。

例如在政治文化上，西方人就常犯这样的毛病。有些西方人士一心要让世界各国都变成和自己一样，他们采取的是“非我族类”“党同伐异”的政策，强制推销自己的制度、文化、民主。比如在中东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而中东各国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民族宗教情况复杂，发展程度不一。你一概打为“异类”而代之以“民主”，而非当地人民的自主自愿选择，那么“突变”的结果只能是混乱甚至倒退。中东和中亚闹过“”的一些国家反美反西方情绪高涨与此不无关系。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的后遗症由此可见一斑。

傲慢与自信是两码事。自信是应该的，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二百多年的成功发展而产生西方文化的自信是有理由的，却不该由此完全否定其它道路与其它文化。同理，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有近百年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基本统一的历程，有近几十年的快速的巨大的发展，而更加自信是应该的更是必要的。但绝不意味我们可以傲视其它国家，看不上外国文化。自信再前进一步就是傲慢与偏见了。

中国需要中华文化的自信，中国也从不讳言自己文化中的短处。中国提倡的是兼容并蓄，取长补短。文化上的征服是不可能的。历史上，中华文化就从来没有被其它文化完全征服，也更没有征服其它文化的企图，而是和平共处。丝绸之路，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等等带来的是中外文化交流，是互相学习吸收；郑和下西洋也并非如哥伦布那样去征服占领。今后也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多样的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互相包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发展才是必由之路，共赢之路。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

中外文化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外文化；差异；教育翻译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翻译的字面意思想要理解不难，但真正要做起来却实属不易。在翻译中，我们发现，语法和句子结构并不会给我们造成真正的困扰，而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历史因素造成的言语活动的负迁移才是造成真正困难的原因。

在教育翻译中，造成错误的，一般不是由于词语的表述不当导致的，而是对不同文化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正是因为文化和语言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知识，关注其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确切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思想。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并自主进行合适的处理，使译文既能不偏离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语言的表述习惯。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心理会产生不同的语言，不了解不同语言内在的不同的社会文化，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分析中外文化差异，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对翻译产生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异

儒家文化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的“和”的观点在中国的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体现，“和”强调了平衡、对称、统一的中国造型方法，以规规矩矩、四平八稳为最美。“和”观念更为注重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社会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注重天地人和，它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认为个体产生于群体之后，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个体是群体之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后天的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会对思维方式造成主要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人们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所描述的问题内容也就存在差别。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加擅长形象思维，他们把事物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和”的思维模式，即更注重平衡与和谐。因此，汉语更加注重语义，语义变化非常大，同一句话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这也是中国文化含蓄、内敛的最好体现。而西方人更加擅长逻辑思维，他们经常将要分析的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从细节之处进行深刻分析，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维认识，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表达方式。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一定性

文化和语言二者息息相关，语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译不对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的动物象征是龙，龙代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国有“龙马精神”“龙凤呈祥”等说法。但在国外文化中，龙是恐怖的动物，代表着邪恶。

2.受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影响的翻译不对称

我们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时候通常会说“干什么去啊？”“您吃饭了吗？”如果在翻译的时候直接将这类的话直译，那么绝大多数西方人听了都不会开心，他们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难以接受，甚至于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

显然， 翻译工作者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两种语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义。

（一）在教育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

想要更加准确地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从而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文字的含义。对于教育翻译而言，我们要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准确把握翻译材料中的文化内容及细节，以免产生错译、漏译等问题。

（二）在教育翻译的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素养

文化对于中外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不断学习中外文化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修养。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重视和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可通过浏览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文学名著、观看历史影片等。

2.重视和加强英语文化教育

作为译者应该从多个渠道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如：阅读外国文学著作、观看外国影视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进行国家间的文化习俗的比较等。

四、结论

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首先忠实于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互为弥补和完善，挖掘其更深刻的含义，完成文化思想的转化。这些方面在教育翻译中也应深深地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A].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与教学研究出版社，1997

中外文化范文第10篇

这是几千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中外文化交流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新学为体，旧学为用”；“建设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充分现代化”；“全盘西化”，等等。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新文化涌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无法去事先设定一个人为的范式。当强调“中学为体”的时候，往往会限制去吸收外来文化；当呼唤“全盘西化”的时候，又会忘掉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能够交流的东西，自然可以融合在一起；还不具备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人为地去促进，也见不了多少成效。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国理论、多党政治等，费力可谓多矣，但中国不具有实行的社会条件，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况且，文化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来创造的，也是由人去自由交流和选择的，让众多的民众去按一个范式去进行文化的交流和选择，只能是异想天开。因此，只有充分把握文化交流中的自由特征，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以广阔的开放的胸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洋为中用，才合乎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划主次、定比例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必然是一种误导。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必然会以开放的姿态去迎接未来文化；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文化也会逐步现代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最后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然而，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准确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因而，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

挑战之二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特别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21世纪更是如此。所以，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只有充分的世界性，才能具有时代性。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明清以来已经走过了近500年的路程，但仍然没有处理好。时期，不少高水平的思想家致力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但多数人试图在中西文化上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即西方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又如何，然后取长补短，自然就使两种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文化在这种结合中自然就具有了时代性。这种思维模式使他们苦思冥想，妄图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概括中西文化。如曾明确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创造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1]这样的区分，似乎有道理，但只要仔细去推敲，则会发现许多漏洞，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进入了简单化的误区。因为，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宏大而驳杂，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的。东方文化中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其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西方文化也能够找到很多实例，指出其消极的成分，说明其并非全是积极的。正确的思维应该是认真而全面地去研究东西方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去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在碰撞与融合中创造新文化。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讲得好：东西文化，“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于进化有益。”[2]中外文化在交流中新陈代谢，才可以使中国文化具备世界性。但实际运作起来相当困难。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突起的时候，知识界又在重复五四时期的旧思维，又花大力气去讨论东西文化的优劣所在，试图用几个字或几句话来讲清楚两种文化的差异。这当然无法如愿。所以，在中西文化的研究和交流中想简单一些或省力一些，都是不现实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进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时持久不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接轨，才可以具备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来文化在中国真正扎根，必须具备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利玛窦等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几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也证明了这一点。民族性是外来文化存在的必备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备了时代性或先进性之后，才可以传播、发展。文化的先进性或时代性是内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时代性才可以保持。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挑战之三是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任何美妙的设计，任何精心制定的方针政策，最终都要人来具体实施，都要由人来完成。何况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设，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的素质决定着文化交流的风貌。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有鉴于此，历来的有识之士都注重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一生呼吁开发民智，鲁迅毕生去解剖国民性，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在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民族能否立于不败之地，能否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归根到底要看民族素质的高低。但是，提高民族素质，改造国民性格，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民性的改造要多种因素去综合运作，还必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去实现人的本能的提高。那种为改造人而“改造”人的做法，靠“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办法，不但提高不了人的素质，反而会更糟。一个民族国民性的变迁，只能随着人民的富裕和社会的进步而变迁。在当前，就是随着现代化的步伐而逐步发展。现代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石。而且，随着人的素质的提高，又反过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和人的素质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人的素质和中外文化交流也是这样的辩证关系。民族文化素质高了，既可以放眼全球，将高水平的文化引进到中国，又可以向世界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种高素质、高水平的文化交流还会造成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将中外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归根到底一句话，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面貌主要是由中国人的素质来决定的。

【参考文献】

[1]：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J]，北京，1918，(3).

[2]：新的!旧的!，新青年[J]，北京，第4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