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境外投融资；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国际环境；“走出去”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4；F834

海外投融资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正在起着关键作用。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发展与变化，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受此影响，中国海外投融资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认识和应对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新形势，对促进中国海外投融资发展，实现国家“走出去”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海外投融资现状

对于海外投融资现状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分析。

（一）海外投资现状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步伐加快，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总体规模迅速扩大。然而，由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海外投资在投资规模、行业分布、投资目的地选择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对外投资累计总量大，对外投资存量仍然偏小

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其中非金融类企业的直接投资为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截至2013年底，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超过6300亿美元。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外投资存量仍然偏小，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德国的1/3。

2.对外投资产业不断拓展，投资产业技术含量偏低

中国以往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能源获取型为主导，近年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对外投资产业分布看：对欧洲主要以制造业和技术加工类企业为主；对北美主要以石油、天然气、矿产、商业地产为主；对非洲主要以自然资源和土地投资为主。总体上看，中国对外投资技术含量偏低，未来中国对外投资应从能源、矿产行业，逐步向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业进行转移。海外并购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并购涉及采矿、电力生产供应、文化娱乐、制造、交通运输、建筑、金融等十大领域。

3.对外投资区域明显增加，投资区域偏于集中

从对外区域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明显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亚洲为中心，对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地区的投资增长较快，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截至2012年底，中国1.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其中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95.7%。

4.海外投资不利因素增多，海外投资境况堪忧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屡遭挫折。中石油、中国五矿、中粮、华为等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屡屡被拒，一些承包工程的公司在海外市场也面临着严重的亏损，特别是中东、北非政治动荡，为中国企业投资带来很大损失。美国对来自中国企业无线电子设备的“337调查”、澳大利亚矿业税收政策的变化、非洲的政局变动，均大幅增加隐性成本和风险，影响着中国海外投资的收益。

（二）海外融资现状

融资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海外融资问题，事关企业生死存亡。海外中资企业如何融资，决定中资企业的生存空间、竞争能力、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

1.中国企业海外融资活跃度减弱，且规模大幅下降

2011年中中国概念股股权下跌后，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低迷。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2年仅有47家中国企业在海外5个市场上市，合计融资98.42亿美元，融资规模跌至4年新低。2012年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同比大幅下滑，融资规模缩水近6成。

2.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培育过程中存在融资困难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培育发展过程中存在融资困难，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难题。“新兴”本身又意味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升级换代快、技术发展趋势不易把握，因此对融资方案和风险缓释措施有较高要求。

当前，中国大多数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企业规模较小、技术不够成熟、产品品种单一、利润较低、投资风险较大，因而导致金融业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存在一些不足。创新融资渠道、推动并购重组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中国甚至在全球发展时间较短、产业基础薄弱、核心技术和产业化瓶颈尚未实现突破，处于初创期和发展期阶段。

二、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

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主要有六个方面的新变化。

1. 美国逐步强化亚洲“雁形安全模式”

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全方位推进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强化已经形成的亚太“雁形安全模式”。该“雁阵”的头雁是美国，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美借势朝核危机和中日争端，与日韩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同盟。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美国无法容忍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无论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2.朝鲜半岛面临新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09年以来，朝鲜核试验引发了第三次朝核危机，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3.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仍存不确定性

一是俄美之间前些年开展了一些实质性战略合作，但由于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导致美俄关系紧张。美国引领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俄罗斯与其军事实力差距日益拉大，双方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二是俄日互有战略需求，尤其在能源合作领域。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遏制中国和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地位的双重性，日本是天然的杠杆；三是中俄间竞争与合作交互，俄罗斯对华防范意识尚存。《俄罗斯-2020》战略报告指出，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源于中国经济的潜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可见，俄罗斯、美国、中国、欧盟之间的现实竞争关系一直客观存在，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错，非敌非友的状态仍会持续，近期不会发生质变。

4.中亚危机暗伏

一是上海合作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影响力与该组织的地位不相符合。阿富汗虽已形成大国合作反恐的大势，但上海合作组织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对阿富汗问题的战略，未能形成持之以恒的合力；二是中亚局势暗藏危机，如出现剧烈变局都将危及中国的重要利益。这直接关乎我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关乎中国在中亚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三是中亚贸易祸及中亚稳定，威胁新疆稳定；四是俄在中亚势力的急遽膨胀不利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和我影响力的提升。俄越来越倚重于自己掌控的机制来解决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而上合组织被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精英视为俄罗斯掌控的各种机制的补充。

5.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各种敏感问题、热点区域汇聚，民族、宗教、边界、资源等各种矛盾交织，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增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特点是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性和协作性。主要表现在恐怖主义威胁上升，核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空间斗争激烈，水资源矛盾增多。此外，中国周边能源安全、走私、生态环境危机、人员及资产的安全保障等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也不容忽视。

6.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剧使中国未来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一是恐怖主义新动向不利国家安定。美国收缩反恐战线，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南亚、中亚留下的反恐形势严重。未来这一地区的反恐走势将直接影响着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恐怖主义越来越呈现出“分散化”、“本土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安定局面受到一定影响；二是非传统安全争端易诱发传统安全冲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摩擦和矛盾将增多，未来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难以妥善解决的非传统安全争端有可能演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对抗，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地区稳定的努力更趋复杂和艰巨；三是新版“中国”影响周边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在中国周边制造“中国”，并逐步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版“中国”，严重误导了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进而影响其国家行为的判断，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忧虑，破坏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

（二）未来国际安全格局

未来国际安全格局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

1. 整体安全形势趋紧，地区安全形势酝酿新变化

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东亚、中亚、中东、北非等地区安全形势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一是争端已呈现长期发展的态势；二是美日向中亚和蒙古国渗透，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堪忧；三是美国插手中国南海，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紧张关系；四是乌克兰局势导致俄与美欧矛盾进一步加剧。

2.军事安全加速量变，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日本的战争诉求日显强烈，美国加强军事存在和实质性威慑，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凸显长期不稳定性。由此导致军事安全加剧变量，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具体表现：一是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战争诉求日显强烈，特别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日本向军国主义方向迈进；二是美国强化军事存在，激化地区矛盾；三是俄罗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化军事部署；四是军备竞赛暴露亚洲的现实安全危机，体现出亚洲缺乏安全感、互不信任的残酷现实。

3.经济安全更加复杂，金融安全问题突出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和陆权同样重要、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未来10 年正值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美欧日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没有好转的趋势，金融安全问题仍将笼罩全球相当长时间，主要国家的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好转，中国在国际分工、经济治理、金融开放、对外贸易、大国合作和非传统领域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主体体现在：一是亚洲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二是金融风险与日俱增，金融政治风险不容忽视；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四是对外经济依存度持续攀高。

4.全球能源新格局催生新的能源安全问题

全球能源格局加速演变，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能源战略发生变化。北美供大于求、亚太供不应求、欧洲供需平衡的全球能源新格局正在形成。随着页岩气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北美正在步入“能源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也在为摆脱对欧能源输出依赖而改变战略。地处亚太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能源价格也将长期保持相对高位。

5.非洲将成为未来政治经济矛盾多发地，潜藏不安定因素

近来，北非、西非、东非、中部非洲安全形势均呈恶化趋势。恐怖主义势力与殖民主义统治的遗产交织，部族矛盾和殖民统治造成的不同宗教和文化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加之，欧美日大国为了维护在非战略利益，高举新干涉主义旗帜，积极插手非洲事务，甚至直接采用军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使矛盾更加复杂化。

（三）国际金融安全环境更为复杂

经济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体现，金融安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必须把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面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走低，全球性金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均深陷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潜藏的风险将更多。

（六）海外投融资应引入一定比例外资，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

目前，世界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中国企业应适当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还可借鉴欧美经验，由政府牵头，同国际性的保险公司合作，引导企业购买与防御政治风险有关的保险，建立补偿机制，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有力支撑的同时，寻求诸如在第三国投保等多重风险承担。

总之，国际安全格局的相对稳定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经济战略和政策的稳定，关乎各个国家企业境外投融资的安全保障。目前，国际安全格局加速变动，使主要国家和地区迅速调整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贸易保护再次盛行，更加强调维护本地区、本国的国民利益，对其境内的外国企业投融资政策增添了更多的变数。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地区调整，国际安全格局急速转变，中国海外投融资的既定格局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海外投融资政策，实现中国“走出去”的宏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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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2篇

冷战结束后，亚洲一直是全球安全形势甚为严峻的地区，具有复杂和突出特点。未来，包括亚洲在内的全球和平发展总趋势，使亚洲国家构建安全框架出现可能性。

维护亚洲以至世界的安全关键在于，不同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虽难以建立共同的信任，但必须相互依存，在各种矛盾和冲突面前，须努力保持战略冷静、克制，在可能实现的安全框架下规范军事行动。

亚洲安全形势严峻的几个相关数据

据统计，冷战时期，共发生180多起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其中持续性最长和规模最大的战争都发生在亚洲，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以及两次印巴战争。

冷战结束后，亚洲是大规模局部战争和军事行动发生最多、规模最大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战争的国家或地区有43个，其中，亚洲占了22个；此后至今，全球发生11场较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行动，亚洲占6场，包括冷战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国家间武装冲突持续最长，如巴以冲突、朝韩冲突、印巴冲突等，长期持续并还将持续下去，甚至进一步加剧；一些国家的战乱、内乱造成地区性的动荡，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各派武装冲突、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的武力对抗、叙利亚与反政府武装的武装冲突、缅甸与反政府民族武装冲突、印度国内武装内乱等。

核武器、核材料扩散最为严重。亚洲有核国家、实际拥核国家和潜在拥核国家共8个，即：横跨欧亚的俄罗斯、中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潜在拥核国家朝鲜、伊朗；以及被一些国家忽视的具有快速拥核能力的日本。

导弹技术、化学武器扩散严重。亚洲为全球导弹技术扩散严重地区，拥有导弹技术和潜在拥有导弹的国家不仅数量大，而且有继续增长之势，一些国家不仅有近程导弹、中程导弹，而且竞相发展远程导弹，此外还在寻求发展巡航导弹。

受恐怖威胁的国家数量多、指数高。多年来，在中亚、西亚、东南亚发生的恐怖活动对整个地区的影响十分严重，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指数更是呈明显上升趋势。冷战结束后，“东突”分裂势力及活动进入历史上的高峰期，在境外恐怖组织的支持下，“东突”分子在中国新疆甚至内地连续制造了极为恶劣残忍的恐怖袭击事件，近日发生在中越边境的事件，证实也有新疆恐怖组织背景。

全球性战争潜在战争热点多。多家国际评价机构和分析机构认为，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西亚、中亚、东海、南海，及两年以后的中国台海地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随时爆发武装冲突或一定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在亚洲投入军费和兵力多、签订防务条约多，主要军事基地在亚洲多，与亚洲国家签订所谓集体防卫条约最多。由于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缘故，从21世纪开始，美国在亚洲投入军费和兵力已超过在欧洲地区的投入。美国与相关国家签订防卫条约共7个，其中与日本、韩国、菲律宾、东南亚等国家签订的条约则有4个。美国在欧洲、中东、韩国、日本、关岛的五大军事基地中，亚洲地区居多。

亚洲安全形势突出特点和未来趋势

长期以来，亚洲安全形势严峻的主要表现是：霸权国家操控，局部战争不断，历史结怨持久，武装对抗持续，民族矛盾复杂，宗教冲突激烈，社会问题严重，恐怖活动升级。

亚洲安全形势严峻成因十分复杂，为全球少见，其中包括：领土争端、领海争端、民族冲突、文明冲突、宗教极端主义等。此外，从地缘上说，亚洲地处世界能源供应中心、国际贸易交通运输要冲、欧亚地缘政治结合部，以及东西方文明冲突交汇前沿。

冷战结束后，亚洲安全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直接介入或背后操纵，导致亚洲地区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不断。除海湾战争为联合国授权外，其余发生的战争均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和发动，所造成的一些国家平民的伤亡为多年少有。事实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和参与，是造成亚洲地区安全形势严峻的首要原因。

与美国战略初衷相悖，在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大战争泥潭后，特别是西方国家和地区出现严重金融危机后，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开始动摇。与此同时，以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战略地位的提升，开始改变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曾令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战争班子最为得意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事实上成为美国战略地位相对下降的历史转折点，这促使美国不得不进行全球性的战略大调整。几年来，美国实施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特别是在伊拉克战场上的大规模撤军，在客观上减少了这一地区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亚洲安全形势仍然存在严重的安全威胁：一方面，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以后，这一地区由于存在各种矛盾，还将发生新的或武装冲突，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不会减少和停止；另一方面，刚刚发生的乌克兰事件，虽然可能使美国、欧盟与俄罗斯的矛盾有所加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立双方不可能发生新的冷战和严重的对抗，乌克兰事件不会减轻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中国等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和发展，使国际战略力量和博弈更加复杂，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呈现新趋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和遏制对象。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整体出现相对衰退趋势，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已经和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北强南弱”的失衡态势。

世界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框架注入新生力量和活力。同时，包括欧盟、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信组织等在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合作平台，在世界经济和安全领域发挥作用。面对单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颓势，发达国家被迫做出一些调整和让步，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得到提升。

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发展表明，旧的国际格局正被逐渐打破，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国际战略力量博弈更加复杂和激烈，这种新趋势使美国的战略不断发生新变化。美国面对已经势微的全球经贸主导地位、全球政治领导地位，惟一可在亚洲及全球起主导作用的军事主导地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的所谓重返亚洲战略，其实本质是巩固其在亚洲以及全球势微的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国际军事主导地位，避免在亚洲失去领导作用。

美国实施这一战略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亚洲以及其他地区出现激烈的军事竞争，尤其是美国有可能更加放纵盟国和盟友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围堵，存在武装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的风险。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谋取在多维作战空间的军事优势，组建战略联盟对潜在对手实施战略围堵，使得国际军事竞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更加突出。同时在非传统领域里，亚洲也面临新的威胁和危险，如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电磁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生物安全等。

客观冷静面对国家信任和相互依存现实

冷战历史告诉人们，二战后东西方阵营不断加剧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包括核生化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疯狂发展，虽然使新的世界大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但是具有摧毁能力的双方不得不保持战略冷静和战略克制。人们知道，未来如果爆发世界性战争，全球没有赢家；同样，如果亚洲爆发战争，不但亚洲没有赢家，世界也没有赢家。

由于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差异、国家利益矛盾、经济贸易摩擦、西方世界挑拨、国际舆论控制等诸多原因，亚洲国家间本来缺少应有的信任，加上西方国家的背后操纵、挑拨和介入，这一战略信任就更受到新的冲击和破坏。不过，和平发展毕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亚洲各国的共同愿望，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使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紧密相联，对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不否认。

各国相互信任的道路漫长，国家间完全的和长期的信任难以实现，信任是相对的和动态的交流过程，实质是一个各国都需要的国际政治舞台。当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间可以没有完全的信任，但是国家必须承认相互依存，这是建立安全框架消除安全威胁，特别是消除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迫切需要。

作为仍然在亚洲起主导地位的美国，长期以来采取双重标准支持或纵容一些国家挑起武装冲突或采取军事行动。如今，处于经济困境的美国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同时，不希望再将自身卷入那些难以获利的武装冲突。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仍希望继续主导亚洲安全，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维护亚洲安全的政治博弈中，美国仍然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不可能将其他排除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舞台之外。中国应在维护亚洲安全领域里发挥政治智慧，寻找与美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共同点，避免冲突点、对抗点，努力建设与美国稳定的、坦率的、互动的、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核心利益中有趋同或重合的部分，中国表达的核心利益有三大项，即：保持和捍卫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确保中国和领土的不可侵犯、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美国表达的重要核心利益主要有：防止和减少对美国和美国海外驻军遭受核生化武器的威胁、确保美国盟友的生存与美国的合作、与可能成为战略对手的中国、俄罗斯建立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富有成效关系等。以上可以看出，在经济领域，中国与美国有共同战略利益和合作需求。

过去，人们常说“不共戴天”，现在，人们则必须“共同戴天”。在亚洲以至在全球，正常关系国家间完全可以建立战略互信；潜在对手国家间虽然难以建立战略信任，但是相互必须有起码的战略冷静、战略克制，形成这种战略冷静、战略克制，需要相互间的有效交流。

当然，战略冷静、战略克制并非放弃战略威慑，战略威胁的目的是制止战争，而非挑起战争；是战略预警，非战略威胁；是战略警告，非战略讹诈。中国希望和平，但是为了和平则必须做好就对武装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的准备，只有敢打赢和能打赢局部战争才能制止大规模战争。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东亚安全；安全困境；安全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044-04

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世界安全理论体系。但是自二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安全的紧张形势并没有因为世界安全理论体系的建立而缓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东亚既有安全格局的解体使东亚地区陷入“安全困境”之中，这使得对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讨论与创新成了东亚安全研究领域的新方向。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给东亚安全增添了新的变数，而东亚地区持续升温的领土争端问题及朝鲜核问题使安全困境不断加深。为此，许多学者贯古通今、高瞻远瞩，从多个角度解读了东亚的安全形势，并提出了一些极富建设性的安全机制建设路径。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东亚安全形势研究”、“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四个方面对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

一、东亚安全形势研究

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的研究成果初见于苏联解体之后，东亚地区原有的安全格局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被打破，并涌现出新的安全问题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一）对东亚安全形势的综述

目前能够找到的对东亚安全形势最早的综述类文章刊载于1993年11月发行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田新建在他的文章《东亚安全的分析与展望》中对两极格局终结之初的东亚安全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展望。他认为，东亚地区的集团意识逐步削弱，自主观念和地区意识不断增强，对话和合作在解决地区性问题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在看到以上利好因素的同时，作者也观察到了在新格局下不断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朝鲜半岛核问题、北方四岛问题、美日与美韩的同盟体系和东亚地区的经济问题等。这些问题在后来的东亚安全形势发展中的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两极格局终结到9・11事件发生，东亚地区接连发生了几起危及地区安全的事件。朝鲜于1993年3月12日宣布推出《核不扩散条约》，而后在1998年夏季试射了“大浦洞”导弹，朝鲜半岛形势骤然紧张。美日两国于1997年6月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引入了“日本周边事态”的新概念[2]。东亚地区大面积的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甚至引发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动乱。面对这些影响，宋城在《世纪之交的变局――东亚安全形势综述》（刊载于1999年1月《亚非纵横》）中认为它们没有给东亚的安全形势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而东亚地区能够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金融危机在给个别国家的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从而使保障东亚安全的措施显著增多。此外作者还看到，虽然东亚地区的热点问题热度依旧不减，但是各国对这些热点问题的控制力增强，东亚安全形势总体向好[3]。同样对东亚安全形势发展持乐观态度的还有著名学者杨成绪，他在《东亚安全问题的分析》（刊载于1994年3月《国际问题研究》）一文中也详细阐述了当时东亚安全形势的利好因素[4]。

911事件之后的10年，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冷战后第二次重大调整，出现了一些新形势和新特点。东亚地区中韩等国经济持续崛起使全球的经济权力重心向东亚转移，各主要大国开始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中国与这些大国的战略竞争开始超越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明显扩展到海军力量、海洋影响力以及争夺海洋势力范围等一系列新领域。一些担心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危险的国家为了寻求安全保障，纷纷表现出对美国主导的东亚安全秩序的依赖[5]。

另外，朝鲜半岛局势在这10年间愈加复杂，朝韩之间的矛盾出现激化。朝鲜分别于2009年和2013年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2010年3月朝韩发生“天安舰”事件；2010年11月3日朝韩又发生了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鲜不断做出危险动作造成朝韩两国的多次摩擦使朝韩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半岛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为了回应朝鲜的行动，美韩两国在对朝进行制裁的同时调集军队开展军事演习，美国借军演之机扩大自己在东亚的存在给东亚安全增添了几分复杂性。

（二）对东亚安全困境的研究

“安全困境”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指国家行为体间因缺乏互信，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目的而扩充实力的国家行动。许多学者认为目前东亚安全形势的紧张与该地区陷入安全困境有关，东亚的安全困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亚地区多数国家的军费在冷战后连年增长，出现了开展军备竞赛的趋势。东亚地区国家的防务开支平均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军费开支增加最快的地区。日本借口与中俄韩的岛屿争端和防御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扩充自卫队的力量，加强夺岛能力和导弹防御能力。日本在2013年下水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最大满载排水量已经达到了2.75万吨，并且可以搭载F-35垂直起降战机，这种军舰实际已经完全超出了日本自卫的需要。台湾地区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统独之争”从美国购进大量先进武器，使台海地区的军备平衡维持在较弱的水平。东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势头虽然一度因为金融危机而放缓，但随着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东盟内部也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6]。

第二，东亚国家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冷战之后遗留下来的国家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仍然是建立国家间互信的最大障碍。美日韩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朝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鼓吹“中国”，并把朝鲜定义为“邪恶轴心”、“无赖国家”。日本不断做出损害中韩人民感情的事情，中日和韩日之间因为历史原因难以建立互信。中日关系的冷淡和韩日在美国主导军事同盟下的貌合神离严重影响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第三，美国主导东亚安全体系带来两方面作用。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拥有韩、日、菲、泰4个盟友。这5个盟国都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共同防御或集体防御的联盟，对维护东亚的安全稳定具有积极意义[7]。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在东亚地区制造事端，增加了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的难度。美国明确表示在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却宣称日本拥有对的行政管辖权和争端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纵容日本扩充军力解禁集体自卫权。东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局面并不是美国和几个盟友能够造就的，它需要东亚地区所有国家的合作。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损害了一些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样一来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不可避免。

二、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

（一）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松寒和王森就从这两个视角出发对东亚安全进行了分析。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运作的推动力是权力。东亚地区国家自然是处在一个“无政府”的环境下，都对权力的分配状况及其变化非常敏感。近年来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进行战略东移，符合现实主义中“权力平衡”政策的构想。在东亚地区不能出现一个权力过大的国家，必须有一方对这个国家的权力予以制衡。日本在地区事务上强行引入美国势力的做法明显是“霸权稳定论”的反映，认为美国有助于威胁各种潜在危险的发生[8]。

新自由主义也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下，但这种无政府状态不同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一切对外活动都受到国家利益的支配，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掌控权力。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对东亚安全的看法比现实主义乐观得多，它在看到各国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的同时也看到了各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可能性[8]。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在追求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开展军事行动的代价加大，因此东亚地区的国家应当更倾向于进行安全合作而不是军事对抗。

（二）建构主义

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大理论流派在解决东亚安全问题上存在一些漏洞，无法为东亚安全问题找到出路，如现实主义理论下的霸权稳定论认为美国势力的介入东亚地区会平衡地区力量，而现实却导致了东亚的安全困境。面对这些问题，有学者开始用建构主义理论来审视东亚安全问题。

建构主义并不认为东亚地区现存的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和事实，相反安全困境正是东亚地区国家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既然东亚国家可以建构起安全困境的状况，那么他们也可以建构起维护东亚安全的机制。在对地区形势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不同的规则可能产生不同的建构结果。东亚至今没有建立起能够有效维护地区安全机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欧洲式的硬机制性的安全合作途径，如共同的法律、条约、组织等机制[9]。

虽然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缓慢、文化和政治体质差异给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带来一定的阻碍，但一些东亚地区特有的优势也给未来建构这种机制带来可能。如东亚国家普遍崇尚“和”的观念、历史上合作维持地区安全的传统等。建构主义正欲利用这些优势来“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实现该地区的持久稳定和平。

三、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

东亚地区大国林立的特征加大了维护地区安全的难度，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着决定性影响。冷战后，东亚地区中俄美日四国之间的关系牵涉重要的安全利益，虽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剑拔弩张，但也没有对东亚安全合作产生太多的促进作用。由于东亚地区能够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只有美日两个国家，国内学者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

（一）美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美国不是一个东亚国家，但它在东亚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美国自二战结束后就很重视同日本的关系并与它结成了军事同盟。美日同盟在美国的主导下经历了几次变革：1951年美日两国签订允许美国在日驻军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66年美日签署了《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1978年美日又制定了《美日防务合作指针》，规定了“日本有事”时美日的分工；冷战结束后的1996年美日在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同时还签订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突破了美日同盟专守防卫的职能。日本从美国冷战时期的“桥头堡”，变成了21世纪遏制中俄的战略支点。

美日同盟在对东亚安全的维护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在日本境内驻扎大量的军队对日本构成了有效的监视，至少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美国对日本形成了有力的限制，这本身就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对于可能发生的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来说，美国也有强有力的管控手段，美国有能力制止日本与一些国家发生有损东亚地区局势的摩擦和冲突。

在奥巴马宣布“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国开始放纵日本在东亚地区挑起事端。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称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显然是默许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扩张，两国因为有强有力的同盟存在而降低了对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兴趣[10]。美国担心如果东亚地区建立起完整的区域安全机制，自己会被排除在机制之外而失去对东亚的控制。美国既然可以依靠在亚洲的若干军事同盟实现自己在东亚的利益，它们绝不会冒着被排挤出东亚的危险来支持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

（二）中美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特点是合作与冲突并存。进入21世纪之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安全领域的合作有了许多进展，两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解决朝核危机上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中美两军交流次数增多，中国还应邀参加了美国主导的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不过，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冲突令人们难以对中美未来安全合作的前景持乐观态度。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之间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这些冲突都曾经给中美关系造成很大的破坏，从这些冲突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远多于合作。

中美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东欧剧变让两国原有的为抵抗苏联霸权主义而建立的安全合作关系不复存在。中国一贯主张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与美国谋求东亚地区霸权的野心格格不入，除朝核问题外两国在各自的东亚安全战略上合作的空间很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美国感到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倍增，尽管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固有的冷战思维和根深蒂固的“国强必霸”观念还是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不仅鼓吹“中国”来强化与东亚地区盟友的关系，还野蛮干涉以为代表的中国内政，企图从内外两个方面削弱中国的实力。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中国的国家利益开始扩展到美日的传统利益区，中美之间会不会因为利益分歧引发新的摩擦还有待关注[11]。

（三）中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东亚安全形势关乎两国的切身利益。两国双边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决定性影响。但21世纪以来由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在上的错误立场和两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中日关系并没有为推动东亚安全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日本一直在宣扬“中国经济”和“中国军事”，近年来又在领土问题上不断逼近中国的底线，这使得两国安全合作陷入停滞，也成了阻碍东亚安全建设的最大障碍[12]。

日本当今的安全战略目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日本想借美日同盟的力量拓展自己的安全空间，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日本也对美国企图称霸东亚的意图有所不满，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军事管控，日本想通过提高防卫独立性、自主性摆脱美国的限制[13]。为了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战略目标，日本必须不断为自己的军事膨胀寻找借口，于是日本在炒作“中国威胁”的同时还故意挑起与中俄韩的领土争议，以此裹挟美国寻求“松绑”。目前安倍内阁试图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提升自卫队夺岛攻击能力的做法增加了东亚地区擦枪走火的可能，这些做法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四、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深入分析东亚安全形势与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之后，对东亚安全合作的现状做出了如下总结：第一，东亚地区缺乏有效地安全合作机制，目前最早建立的东亚地区安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因为缺少大国的主导而作用甚微。第二，东亚地区难以找到安全利益的契合点，东亚地区有不少国家试图扩大现有的安全空间势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难以达成利益共识。第三，东亚地区军事同盟的存在让安全合作困难重重，东亚地区存在着以美国为主导的若干个军事同盟，同盟内的国家更愿意依靠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而不是地区安全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安全[14]。从这些现状来看，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成为了一个短期内难以破解的难题。

面对这个难题，许多学者对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构想。学者杨值珍在他的论文《东亚安全合作呼唤新安全观》提到了要缓解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必须从信任方面着手，在东亚地区推行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东亚国家应当减少对他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加强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抛弃传统的冷战思维，从依赖军事联盟维护自身安全转变为通过合作寻求地区安全的稳定。

一些学者还关注到了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机制。在东亚地区的若干安全机制中，东盟地区论坛是现有的最为成形的安全机制。在其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坚信东亚安全论坛会成为推动东亚安全的最有效机制。经过10多年的运行，东盟地区论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些问题无能为力。东南亚地区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主导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地区大国也不愿意把在论坛上取得成果付诸实践。另观其他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和香格里拉对话都存在和东盟地区论坛同样的问题，这种仅仅通过建立互信而保证地区安全的机制在东亚似乎并不奏效。

东亚地区大国的利益交织纷繁复杂，只有通过厘清国家利益，找到各国共同利益契合点的方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何突破现有的安全形势的束缚，在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安全机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东亚安全机制进行创新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未来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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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姚文礼.共筑东亚安全大厦――浅析21世纪之处的中日安全合作[J].日本学刊，2002（5）.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中亚地区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山水相连，许多少数民族跨界而居，形成了复杂而多元的关系。在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亚地区局势与我国西北边疆安全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区域，中亚五国存在的边界冲突、跨界民族问题、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边疆安全问题，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发展和稳定直接相关。西北边疆的社会结构和自然表征十分独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多体制、多生态、多资源是其重要特征。通过对中亚局势对西北边疆安全威胁的识别、评估与边疆安全新难题的剖析，建构边疆安全治理新范式，探讨西北边疆安全治理新方略与新路径，有利于增强边疆安全的分析力、解释力、说服力与预测力，归纳边疆安全的驱动力模型，建构“边疆安全”的认识论与基本范畴、问题领域与研究对象、方法论与学术争论，以及边疆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价值取向、路径选择等，从而推动新形势下的“中国边疆安全W”理论体系建构。

[关键词]中亚地区；西北边疆；边疆安全；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0-0005-05

一、国内外边疆及边疆安全研究现状述评

国外学者对边疆及边疆安全的研究比较多。普雷斯科特从地理学的角度区分了border、frontier、borderlands的内涵，并指出了很多研究对这些概念的误用（Prescott 1987）。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弗雷德里克・特纳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认为边疆正随着欧洲裔定居者的西进而不断地缩小，边疆的从有到无解释了美国的发展（Turner， 1977）。政治学者则主要关注边境区、跨界合作和区域主义等的政治与政策意涵。马尔科姆・安德森在1982年指出，边界区的经济和社会边缘化是重要的问题所在，边界区的经济发展需要跨边界的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却缺少共同的政治、法律和制度框架，因此他重点关注的是制度构建的问题（Anderson， 1982）。在1996年出版的《边疆》（Frontiers）一书中，安德森的研究视角从国家转向了边疆本身，并提出了边疆认同问题（Anderson， 1996）。

西方国家对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始于19世纪，其研究主要是为他们的殖民扩张提供理论支持。当前，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机构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的一些学者将新疆和作为研究中国边疆的关注点。有关新疆与研究主要宣扬“中国在新疆与的缺少合法性” “新疆与是一个独立国家” “中国在边疆地区缺少善治”等思想观点，并对新疆与所谓的人权、“种族压迫”、宗教冲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如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 Federick Starr）主编的名为《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S. Federick Starr.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的论文集以1884年新疆建省为界，声称在此之前，新疆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新疆成为中国的殖民地。此外，美国还有一些学者从事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智库研究，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Bovingdon ，2004； Millward ，2004； Dwyer， 2005）。部分见解带有对中国的偏见、误解和妄议，需要国内研究的跟进和回应。

国外学者对中亚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亚国家政要结合本国实际问题著书立说和中亚国家专家学者的研究。如纳扎尔巴耶夫在一系列论著中探索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哈国外交的三个梯队建设，以及如何抵御西方的渗透、保持哈国的独立自主（纳扎尔巴耶夫，1995、1997、2000）；尼亚佐夫认为土库曼斯坦只有保持中立才能实现世代安宁（尼亚佐夫，1996）；卡里莫夫则强调乌兹别克斯坦应放弃完全追随美国，将俄罗斯、独联体和欧盟国家等均列为外交重点对象，开展全方位外交（卡里莫夫，1997）。还有一类是西方学者对中亚的研究，如布热津斯基从研究某一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角度出发，指出中亚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以及该国在中亚地区可能面临的挑战（布热津斯基，1998）；英国卢茨・克莱维曼的认为新世纪中亚已经进入了新的大国博弈时期，并提出New Great Game概念（克莱维曼，2006）；美国的胡曼・佩马尼也认为中亚是世界的腹地，各超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都在“虎视中亚”，这一地区的安全前景堪忧（佩马尼，2002）。其他的一些学者如Angel Rabasa等人（2007）则集中关注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网络建设问题，Roy Allison Lena Jonson（2005）、Rollie Lai（2006）等人则关注俄罗斯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及安全关系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侧面对中亚局势进行了分析，但由于立场和观点问题，其结论多带有一定的主观武断和臆测成分。

国内学者对西北边疆安全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边疆安全治理的综合研究。一是关于历史上边疆安全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有中国古代王朝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政策、中国历代屯垦戍边与边疆防务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等。二是当代边疆治理的综合研究。如周平（2011）、陈霖（2011）、张先亮（2013）等，在分析民族关系、、民族文化、公共安全与构建边疆和谐社会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边疆安全治理必须引入现代治理观念，构建以国家为主体、多方参与的多元治理结构。三是周平（2009），李佳、崔顺姬（2012），与王萃萃、刘宏杰（2010）等人关于边疆认同、安全价值与安全指标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必须充分认识“认同”在边疆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认同整合，加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运用“安全化/去安全化”理论探究边疆安全治理方略；以“大安全观”视野分析归纳边疆安全变量。

其二，西北边疆安全研究。在西北陆疆安全研究方面，主要探讨了“”、跨国犯罪、边疆冲突与边疆纠纷、跨界民族、周边关系、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边疆政策、大国霸权主义、宗教民族问题、边疆开发、建设、发展、文化教育、国防教育等诸多问题与边疆安全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如徐祗朋（2009），潘志平（2005）、高永久、徐亚清（2003）等人认为，“”是中国边疆的重要安全威胁；马富英（2012）、夏维勇（2010）、韩佳颖（2011）等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如中俄、中国周边大渭公河次区域国家形势、新发展对中国边疆安全有重要影响。

其三，边疆安全学研究。余潇枫、徐黎丽与其他学者合作的论文《“边安学”刍议》”及《边疆安全学引论》是我国第一篇与第一本探讨“边安学”建构的论文与专著。《“边安学”刍议》一文认为，边疆安全学应“以边疆安全为研究对象、以探索边疆安全治理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交叉性学科，其问题域是边疆安全治理，价值基点是‘人的安全’，理论范式是‘和合主义’，研究重点是边疆安全能力建设”（余潇枫、徐黎丽，2009）。《边疆安全学引论》一书从学科逻辑、历史回溯与现实语境三个方面探讨了“边疆安全学”的理论建构，并对边疆时空与“硬边疆”、国家利益与“软边疆”、边疆与安全的多维互动、边疆安全的层次分析与价值基点、跨国族群问题非传统安全治理等进行了探讨分析（余潇枫、徐黎丽、李正元等，2013）。除此外，徐黎丽（2015，2016）所著的《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一、二）分别从国内外边疆理论梳理与边疆问题想结合的角度，对边疆理论、文化戍边、边疆治理、跨界民族和一带一路与边疆安全等主题进行了研究。

其四，边疆安全的影响因素与治理。探讨我国边疆安全治理的文献不多，其中代表性观点有：夏维勇认为边境治理中的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是边界问题（夏维勇， 2010）。而周平则认为，实现边疆治理的转型，最根本的是由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向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并重的治理转型（周平， 2008）。郑永年指出，中国边疆面临着分离、恐怖主义和其它种种极端势力的挑战。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就可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经济发展可以大大减少极端势力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郑永年， 2011）。李世勇从国际角度出发，认为实现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发展与西北边疆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二是落实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坚决打击民族极端主义，三是加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抵御国际极端文化的消极影响（李世勇， 2013）。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中亚研究已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关于阐述中亚历史的著作。例如王治来在《中亚通史》（古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讲述了阿拉伯帝国解体以后，中亚各伊斯兰王朝的分合与演变，特别是中亚的突厥化和操突厥语各族的命运。从此书中可以看出，中亚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说明这里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王治来，2004）。丁笃本在《中亚通史》一书中主要讲述了从一战以后到苏联走向解体，中亚各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以及后来中亚国家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丁笃本，2004）。马大正、冯锡时主编的《中亚五国史纲》以当代中亚五国所处地域的历史发展进程为序进行深入、系统的阐述（马大正、冯锡时，2000）。第二类是关于当代中亚问题的著作。例如刑广程的《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一书对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关系做了系统地梳理（刑广程，1996），赵常庆主编的《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索卷》全面论述当代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后的变化（赵常庆，2003），徐亚青（2003）的《中亚五国转型研究》以及杨恕（2005）的《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则侧重对中亚地区概况和转型的研究。第三类是有的学者侧重对中亚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回顾和现实发展研究，如薛君度、邢广程（1999）主编的《中国与中亚》，邢广程（1996）的《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的关系》，赵常庆等（2004）著的《中亚五国与中国西部大开发》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中亚问题以及我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十分关注，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特别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对这方面的研究持续升温。总体看，这些研究成果由于研究者的个人背景不同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倾向。如中亚地区的学者主要关注了各自国家的历史和发展问题，欧美一些学者则侧重研究了自冷战结束以来中亚地区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以及欧美国家的应对之策；俄罗斯学者则主要研究了俄罗斯与中亚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俄罗斯的中亚政策。我国学者则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中亚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的中亚政策、中亚局势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影响等问题。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中亚局势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我们认为当前要特别关注中亚局势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可能挑战，未雨绸缪，思考应对之策。

二、中亚局势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挑战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的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区域，它超越了中国西北、西南以及中亚、西亚，扩展到了欧洲，东连亚太经济区，西接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最古老、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大走廊。虽然其核心议题是经济合作和发展，但其意义和价值必然超越经贸领域，延伸到政治、文化与外交领域，从而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政治沟通、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成为我国构筑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也是世界上地缘经济政治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从中国边境至里海，面积40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亚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区，这一地区也是世界上民族宗教关系最为复杂、大国和各种势力力量博弈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由于我国与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亚地区地缘接近，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将会对我国的地缘安全形成如下挑战：

第一，中亚地区已然变成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和世界经济的“资源富集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中国倡导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必然引起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疑虑和过度反应，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和围堵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可能加大对该地区的介入和渗透的力度，从而对我国的地缘安全形势构成挑战。自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中亚地区就成了大国力量博弈的核心区域。2011年美国提出绕开俄罗斯和中国，建立一个由中东和大中亚经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印度“新z绸之路计划”，旨在整合中亚和南亚两个地缘板块，主要着眼于2014年国际联盟撤出阿富汗后的亚洲利益；欧盟于2007年6月通过了“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并加大了中亚的投资，开展了与中亚在人权、环境与水资源方面的对话与合作，取得了不少成效；日本早在中亚五国独立之始，就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政策，而后又提出“中亚+日本”的“丝绸之路中亚攻略”，其目的在于从中亚丰厚的能源等资源中获取利益，同时配合美国牵制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倡导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质性推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必然加大对中亚地区的渗透和介入，影响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民族宗教关系和国家局势，并有可能通过多种途径从该地区加大对中国西北边疆的渗透，实现其分化西华中国的战略图谋，从而构成对我国地缘安全的现实挑战。

第二，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倡导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必将引起俄罗斯的警惕和担忧，可能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对我国的地缘安全产生潜在影响。俄罗斯视中亚为其后院，已在中亚经营数百年，从其意愿来讲，并不愿意接纳其他国家在中亚地区扩展影响力。近年来，俄罗斯已提出了整合中亚地区的倡议，即“亚欧联盟”的倡议。2013年普京访问韩国期间就提出了“钢铁铸就的丝绸之路计划”， 试图以铁路运输为核心，构建亚欧大型贸易区。2015年，虽然中俄两国元首亲自签署了《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和《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两个重要文件，为全面深化中俄关系指明了方向，也为加强两国在中亚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提供了依据，但两国之间在中亚地区的利益诉求和经济贸易合作毕竟还存在着重叠和冲突之处，如果不能很好地协调和沟通彼此关切和利益，必然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对我国地缘安全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第三，中亚地区社会文化多元、民族宗教关系极为复杂，区域国家间关系也存在隐患，地区安全与稳定充满变数，对我国地缘安全形势构成挑战。中亚地区有6500多万人口，生活着130多个民族和部族，是世界上多种思想、文化、宗教的交汇点和碰撞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同时，中亚各国之间还存在着许多跨界民族，一些民族与我国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跨界而居，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时有发生，宗教关系也极其复杂。由于民族关系和其他利益关系的影响，导致中亚各国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的纷争和矛盾，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之间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围绕着水资源的共享问题三国之间也是互不相让、剑拔弩张。特别是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国家与阿富汗有2087公里的漫长边界，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形势面临着新的复杂形势，有可能卷土重来，阿富汗国内冲突和难民问题有可能“外溢”，从而影响中亚地区局势的稳定，进而对我国地缘安全构成挑战。

第四，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还是世界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基地，也是世界上暴力犯罪、犯罪、武器走私等严重犯罪活动频发多发的地区。中亚南亚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与我国新疆地区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影响着我国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该地区的暴力犯罪、犯罪和武器走私等严重犯罪活动也会向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外溢”，从而影响我国的地缘安全。目前，中亚地区存在着四大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费尔干纳河谷地带更是有中亚地区“火药桶”之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哈萨克斯坦的“哈利法斗士”以及“伊斯兰解放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等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都将自己纳入“全球圣战”之中，大肆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其中脱胎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与其他恐怖主义组织互相勾结、互相支持，不断向我国西北边疆地区渗透，策动多起事件，严重影响我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和稳定。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组织以及各种形式的乐毓际犯罪也不断向我国“溢出”，从而成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隐患。

三、应对挑战的对策与思路

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已经显现和可能变化的安全形势，我国必须未雨绸缪，及早准备应对之策，无论是从建设规划、政策沟通、互通互联、经贸往来、能源合作等各方面都要将维护我国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第一，必须以互利合作共赢为基本价值导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立足于沿线国家、民族和地区开展务实合作，其重点领域是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既有各自的优势，也在发展程度、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性、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必须本着互利合作共赢的价值导向和基本原则开展务实合作，在务实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第二，必须以增进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为前提。信任是合作的前提。要通过高层互访、民间外交、文化交流等多种途径，不断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沟通和相互理解，增进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互信，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眼光、求同存异，寻求和增进战略互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良好环境。

第三，必须强化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核心的多边和双边协调机制的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沿线国家众多、人口众多、民族宗教关系复杂，各个国家之间在法律、政策、人文环境方面差异很大，协调难度很大，单靠某一个国家的努力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协调作用，充实协调的内容、优化协调的机制、强化协调的效果，特别是要发挥上合组织在打击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还必须建立健全有关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调机制，及时管控分歧和冲突，确保良好的合作与安全环境。

第四，必须以民心相通为社会心理基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必须要赢的各个国家人民的支持。目前在一些中亚国家的民众中“中国“还有一定市场，有关国家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倡导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还存在着疑虑和担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经济贸易往来和投资经营活动，也会影响投资安全和人员安全。因此，有关国家应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构筑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民心相通的社会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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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防教育；高中历史；历史教学；渗透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2）15-071-1

历史教学具备渗透国防教育的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人类文明史几乎就是伴随着战争开始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本身就天然地包含着大量的军事资源。笔者根据对现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人民版、人教版和岳麓版三种版本）的比较分析，认为教材中可作为国防教育资料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军事人物类、军事思想类、战略形势类。而国防教育涉及国防理论、国防科技、国防历史、国防形势、国防技能等多方面内容。可见，高中历史教学与国防教育存在着较多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应积极利用好如此丰厚的历史资料进行国防教育的渗透。笔者作为一名在中学从事历史教育教学的工作者，根据个人对国防教育事业的长期关注，结合平时教学工作的实际，拟就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如何进行国防意识的培养渗透作一些初步的探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种方式加以探索研究。

一、课堂教学渗透

要在课堂上合理渗透，教师要先做好国防教育素材的收集整理归纳工作。以世界近现代史教学为平台，帮助高中生树立初步的国家安全战略观。比如在讲述中国近代遭受的几次侵华战争时，教师应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中华民族曾遭遇的灾难，形成直观、感性的认识，教师在课堂上设置的问题要渗透国防意识，如提问：从1840年到1937年，西方列强的侵华路线具有怎样的共同点？学生回答后教师适时小结：都是从海上来。追问：为什么？再小结：旧中国政治腐败，国家有海无防，再引申到今天国民的海权意识问题和建设强大海军的极端重要性。通过这样的渗透教学，既紧扣教材，又对学生进行了潜移默化的国防教育。类似这样的教学案例会很多，教师要善于及时总结经验。

二、习题材料渗透

练习和考试是教学方式中的重要环节。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习题注重学习能力的培养，多以丰富的史料为切入点，这正为渗透国防意识提供契机。比如对“新中国的科技成就”的习题选择，教师可以有意识地选择能反映“两弹一星”决策经过和带来重大影响的史料，如引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原始讲话资料等，用史料渗透的方法让学生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充分认识到核力量和航天实力的发展对于确立大国地位的至关重要性。教师在平时教学检测过程中，要做有心人，选择习题包括自己编设习题时，把与国防有联系的知识点渗透进去，但要注意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潜移默化。学生对练习、考试很重视，教师通过对此类习题的评讲分析，能让学生印象更加深刻，效果会较明显。

三、专题教育渗透

专题教育形式多样，如针对高一新生可以要求他们认真写好军训小结，教师选择优秀的小结点评。历史上关于国防与战争主题的纪念日特别多，教师可以结合历史上重大战争纪念日等，开展一些专题教育活动，如“9·18”纪念日时可以召开主题班会，播放反映抗战题材的影像资料，也可以让学生结合中日关系、东北亚形势等谈谈自己的看法，教师最后小结，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在国防安全问题上必须警钟长鸣，做到全民有责。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本地的国防教育基地，利用历史实物如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原始文字资料和陈列的军械兵器展示等手段可给学生更形象、直观、深刻的印象。用专题教育形式进行国防意识的渗透时，教师事先要精心准备，查阅相关的资料，要注意所用资料的准确性、科学性、权威性，注意教育形式，追求活泼生动，增强国防教育的感染力。

四、利用时事热点问题进行渗透

现在媒体发达，高中生对时政热点比较关注，而很多热点问题都与军事斗争息息相关。中国周边国家多，安全形势十分复杂和严峻，比如领国朝鲜的核问题、中日之争、中菲黄岩岛之争等等，都是可供进行国防意识教育渗透的有力素材。比如在必修一“美苏争锋”中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从朝鲜分裂和朝鲜战争的历史视角来解读今天的朝核危机，让学生认识到冷战结束了但冷战思维依然严重影响国际关系，中国面对的东北亚安全局势依然非常严峻，小国一味追求核武谋求大国地位得不偿失也不切实际。当然，教师要注意寻找这些热点问题的历史由来，找准历史课题和现实问题的结合点自然渗透，切莫将变历史课为简单生硬的政治说教课。

五、研究性学习渗透

研究性学习是贯彻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教师应广泛搜集资料，精心设计好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比如可以设计这样的研究性学习课题：“1840年前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一，为什么在随后的鸦片战争中会如此惨败？”然后就这个课题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收集整理材料，积极撰写相关的小论文，教师在认真批阅后予以总结，帮助学生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让学生认识到战争的背后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一个民族应该要站在时代高度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研究性学习要具有明确的认知和情感价值目标。教师要创设和谐的研究氛围，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题中来，在研究性学习中接受国防教育。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学校是学生求知的场所，肩负着传播文明的神圣使命，需要良好的环境和稳定的秩序。校园中的学生无时无刻不与现实社会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同时，难免面对各种意外事故。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我国，青少年儿童意外伤害每年导致9万人死亡，75万人伤残。更令人惊心的是，我国中小学在校生意外伤害的发生率正以每年14%的速度递增。触目惊心的校园安全伤害数字，敲响了校园安全的警钟。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建立一套科学的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我国的大中小学约有两亿多名在校学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社会是大环境，学校是小社会，是社会大环境的子系统，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小社会的安全与否势必会影响大环境的和谐程度。

一、我国校园安全教育现状

近年来，我国很多学校通过加强安全保卫措施，制定安全制度，借助“消防日”、“安全日”、“环境日”、“形势报告会”及典型安全事件等形式进行安全教育，增强了学生安全保护、防范意识，校园安全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经常发生的校园安全事故告诉我们，我国校园安全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

1.学校重视不够，安全措施乏力。现在，多数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把升学率看做是提高学校声誉的重要手段，忽视校园安全教育。同时，学校校舍及教学设施陈旧、老化，未及时修复或拆除，或在技术上、设计上存在失误、缺陷，设施设置不当或使用了不合格产品，极易形成安全隐患，对学生的安全构成威胁，甚至为事故的发生提供客观条件。

2.安全教育内容较少，方法单一。现在校园安全教育的内容，大部分停留在传统意义安全上。学校在进行安全教育时，方法过于单一，形式简单，一般都是采取形势报告、班会等形式，容易使学生产生排斥和麻痹心理，教育效果低下。有的教师教育方法不当，简单粗暴，侮辱、歧视学生，甚至体罚或变相体罚，都可能导致发生安全事故。

3.学校安全法律法规不健全，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亟待优化。这是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由于法规不健全，责任划分不明确，责任追究不严厉，使各有关职能部门和学校模糊甚至淡化了对学校安全工作的认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各环节安全防范措施不落实，从而埋下了很多安全隐患。

4.制度不严，管理不善，安全保护措施不力。目前，安全教育似乎只跟学校安全事故、教训相关联，只有当学校发生安全事件，或者社会上出现危害学生安全事件时，安全教育才能得到学校的关注，学校相关部门就会在这一特定的时期内去抓一抓，管一管，只是有针对性地做一些表面文章，缺乏制度和理论支持，没有形成专门的安全教育制度，缺乏长效机制，更缺乏一套科学的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

二、建立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建立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是校园安全形势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校园安全愈来愈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教育部门把学校安全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采取各种措施，落实责任制，严格管理，对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小学校的安全形势仍令人担忧，校园安全事故仍然频繁发生。

2.建立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基础。学生时代是人生发展的高峰期，如果从生理、智能、情感和社会需要四个方面来衡定人一生的发展，就会发现学生阶段是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最佳时期。如果校园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势必会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甚至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心理阴影，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

3.建立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是构建和谐校园、维护社会稳定的保障。校园是社会的子系统，构建和谐校园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安全稳定工作关系到学校的全盘工作，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

三、建立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的原则

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是制订防范指标体系的最基本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要能揭示校园安全事故的本质特征，又要反映出校园安全的内在要求。只有坚持科学性原则，获得的信息才具有可靠性和客观性，防范效果才能达到。

2.发展性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校园安全事故的类型也在发生改变，很多以前难以预见的安全事故在悄然发生。因此，制定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看到事故之间的联系和趋势，做到预见在先、防范在前。

3.全面性原则。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各指标之间要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形成有机的整体。选取时应从防范对象的各个方面着眼，既突出重点，重点指标具有代表性，又兼顾全面，既要考虑事故的预防，也要考虑事故的处理。

4.可行性原则。校园安全事故涉及到校园各方面，具有范围广、内容多等特点。在防范指标体系设计时，应考虑资料采集的难易程度和重要性两个方面，建立的防范指标体系应能方便数据资料的收集，尽量做到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这样防范指标体系才能比较容易为各个学校所接受。

四、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的内涵

1.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构成。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很多，根据科学性、发展性、全面性、可行性原则，指标体系可以建立预防阶段、发生阶段、结束阶段3个一级指标，组织机构等9个二级指标，安全制度等20个三级指标。

2.指标体系的内涵解读

⑴预防阶段。预防阶段主要包含4项二级指标：组织机构、事故监测、事故预防和周边环境和7个三级指标。

组织机构是加强校园安全的前提。校园安全的建设首先，要加强领导，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校园安全领导机构全面负责学校的安全工作,研究制定学校安全防范措施，检查安全岗位责任落实情况。其次，是负责校园安全的专、兼职管理人员，应有相应的资格，要有一批热爱校园工作、有奉献精神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始终参与到校园安全建设中来。同时，还必须有健全的防范校园安全事故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使学校安全建设工作的各个环节均有章可循。

事故监测是防范校园安全事故的基础。学校应成立一个隶属于学校安全领导机构的工作小组即事故数据统计分析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由学校医疗卫生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后勤服务部门、保卫部门等部门组成，负责长期、连续、系统地收集疾病、健康状态、伤害事故及相关因素的资料。数据收集得内容应全面、系统，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分析的结果提交至学校安全管理机构以便进行评估，为学校安全管理机构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事故预防主要针对各种类型的校园安全事故建立事故预防系统，根据校园安全事故一般分类法，主要分为挤踏伤害事故预防、交通安全事故预防、中毒安全事故预防、活动安全事故预防等。事故预防要求对每类校园安全事故都建立详细的安全标准，建立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要进行演习。

周边环境主要包括校园治安情况、校园人员流动情况、周边经营状况等进行掌控，排除可能存在的校园安全事故隐患。

⑵发生阶段。发生阶段主要包括应急保障、协调控制、应急救援等3个二级指标和6个三级指标。

应急保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有信息保障，学校要建立健全并落实校园安全事故信息收集、传递、报送、处理等各环节运行机制，保持信息传输设施和通讯设备完好，保持通迅方便快捷，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的安全畅通。要有处理安全事故的物资保障，特殊应急物资应由专人保管，保证物资、器材的完好和可使用性。物资存放合理，保持通道畅通，物资运输便利、安全。同时组建校园安全事故应急预备队，一旦启动预案，立即投入使用。

协调控制是指校园安全领导机构接到报案后，应立即派人到现场指挥协调，对现场局面进行控制，根据事态的发展适时召开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应急救援是处理校园安全事故的关键。它要求学校必须具备处理各种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能力，学要要建立专门的应急机构，建立各种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并演练。

⑶结束阶段。校园安全事故发生以后，信息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学校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杜绝今后安全事故的发生。信息交流首先应该保证信息畅通，信息要能及时反馈到校园安全领导机构，信息全面、客观、准确、及时。

学校应定期进行自我检查与外部审查。首先，学校安全管理机构应组织相关人员定期对校园安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尤其是各项计划措施的落实情况。同时，学校安全管理机构应根据检查组的检查结果，伤害数据统计工作小组上报的数据分析结果，以及外界情况的变化，如：事故源的变化、技术发展情况、学校安全目标与指标的要求、家长和师生的希望与建议、对持续改进的承诺等。定期和不定期地组织对校园安全建设项目及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进而对学校安全整体目标进行评审，以便确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和目标，及时制定新的计划与实施方案并予以实施，从而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

当然，校园安全事故风险防范指标体系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也还不尽完善，需要学校各部门高度重视起来,提高对学生安全事故的预见能力，把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做在前面，不断增强学生安全意识，提高应对校园安全事故的应急能力，从而减少和杜绝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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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主体的大学生，其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对国家是否安全有着更直接的影响。面对现代大学生相对淡薄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大学生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1.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大学生往往认识不到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思想上麻痹模糊，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有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防意识淡漠、国家安全意识不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减退。一些大学生把国家安全看成是国家军队与安全部门的事，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有些大学生在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态势下，推崇急功近利及实用享乐主义。这无疑会削减主流价值的原则性，最终导致社会价值的散乱，使国家精神意识方面的安全问题面临消解的危险。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加强，一些发达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近来美国与我周边国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使中国国家安全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争端也日益升级。最近有媒体报道日本有20余人把户籍迁往，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岛民，并表示日本对拥有 [1]。但当代大学生对此严峻的国际环境，大多缺乏清醒的意识。面对国家安全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更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2.为培养合格接班人，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从近几年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大学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学生在得到国外有些公司及机构资助自己出国进修，或推荐国外科研机构做学术研究时，就只看到友谊的一面而忽视国家安全。把一些认为无关紧要的资料或文件随便对外泄露。更有一些毕业生由于受金钱侵蚀，主动把国家重要文件出卖给境外机构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留学海归无视国家法律，回国后不惜余力拉拢、腐蚀在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重要岗位的同学或老乡。为境外机构收集情报资料，使中国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等遭受泄密重大损失。有些大学生对老同学、老乡需要一些资料、数据，明知违法但认为情面难却而所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如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2]为此，必须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使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二、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责任心

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在新形势下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虽然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空间距离，但国家与国家安全仍然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信息的沟通、经济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文化的完全融合。和平发展的世界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存在。高校要切实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要教育大学生明确维护国家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党和国家对每个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青少年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意识教育。早在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3] 两年后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4]在以后的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4年8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也提出了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牵头，分别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课程改革与完善。对其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增加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的内容章节，目的就是着力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与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可见，党和国家关于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的一系列要求，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及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补充和完善的。这也正是当下高校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力理论依据。高校在实施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中，首先要增强学校党政干部与教师员工的政治敏锐性，以此提高责任意识。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看成自己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来实行，使各部门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责任。

（二）齐抓共管分工合作，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教育实效性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下，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由来已久，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要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注意三个结合。

1.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爱国主义包含着情感、思想和行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中，情感是基础，思想是灵魂，行为是体现。” [5] 所以教师必须以三个基本方面为教学目的。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的教学中，应根据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新形势的需要，在讲授爱国主义章节内容时可结合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来展开。通过爱国主义这条主线，把增强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上可以达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效果。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安全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主题。对大学生来说是否爱国不仅仅是道德要求，同时还是政治要求和法律要求。使大学生认识到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国家意识，因而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就很难在理性层面和整体意义上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激发大学生爱国情感的同时，更要激发起他们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2.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国防知识教育相结合。目前高校的国防教育仍然是以单纯军事技能和军事常识的传授为主要内容，而没有将国家安全涉及的有关内容融入到国防教育课程中去。在课程设置上两门课分别有武装部的军事理论教研室和社会科学部的思政教研室承担，基本上是以各自为政的教学模式展开。这就要求高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军事理论》课中，加强联系与沟通，使两门课的教学内容既达到有机融合又克服无谓重复。在《军事理论》课中，教师除了系统论述世界军事、中国国防、军事思想、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战争这五大领域的前沿问题外，更要让大学生了解和体会人民的光荣传统，激发起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与爱军情感。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则侧重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等。在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意识的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来报效祖国。国家安全教育只有紧扣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及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来展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求得教育的实效性。

3.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必须与多渠道相结合。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应该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通过授课要求大学生“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掌握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6]。但是，以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意识为主的国家安全教育并不是一时一事的突击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情况通报，而是一种政治性、战略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 [7]。因此，必须坚持主渠道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多渠道的潜移默化教育相结合。高校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党团组织的作用。在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学校可利用社团活动、学术报告、外出参观等形式渗透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引导大学生正确科学地理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逐步增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新国家安全观念。使每个大学生都清楚的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事关每个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1]日本已有20余人将户籍迁至[n].环球时报，2011-02-28.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2007：4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z]，1994：20.

[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学习材料[z]，1996：10.

[5]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6-193.

[6]王建中.军事理论课教程[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1.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高校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及主要内容的分析，提出如何开展科学有效的安全教育，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校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减少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率。

近年来，高校内发生的治安案件、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偷盗、诈骗案件频发，甚至出现入室持刀抢劫这类恶性案件，令人触目惊心，给当前高校的安全教育敲响了警钟。因此，加强对学生公共安全方面的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掌握安全方面的知识和应对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措施和办法，是关系到大学生健康成长、学校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的一件大事。

一、高校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一）高校安全教育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当前我国国家形势依旧复杂多变，在校大学生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国内外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渠道潜入大学校园，妄图利用大学生政治敏锐性差的弱点，以举办讲座、设立基金会等形式诱惑学生加入他们的队伍，在思想上对学生进行意识渗透，传播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价值观。因此，帮助大学生全面理解国家安全的含义，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就迫切需要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培养国家安全知识，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

（二）高校安全教育是当前校园治安形势的需要。

开放型校园的发展，使得校园与社会相互影响，校园治安形势严峻。高校后勤化改革后，大量的外来务工、社会闲杂人员涌入校园，给学校的治安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些高校位于城乡结合部位，地域广，周边人员复杂，给整个校园的安全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因而，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安全防范能力成为当务之急。

（三）高校安全教育是提高学生安全防范、自我保护能力的需要。

当前大学生安全防范和法律意识意识相对薄弱，思想单纯，缺乏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一些学生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没有及时报警或向学校保卫部门求助。因此，加强高校学生安全教育，让他们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可以提高广大学生的警惕性和自我保护能力，起到预防犯罪、减少发案的作用。

二、高校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针对当前的严峻形势，各高校领导，特别是主管学生安全工作的教育工作者都日益重视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并依据各地各校的实际情况对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安全教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国家安全教育。

一是抓好《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守法意识。二是抓好爱国主义教育，强化责任意识。三是抓好保密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敌情观念和保密意识，使每个大学生在对外交往中能自觉遵守各项保密制度和规定，自觉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

（二）消防安全教育。

当前大学生消防安全意识普遍比较淡薄，缺乏必要的消防常识和自救逃生技能。针对这些情况，一是要组织大学生学习好国家和学校的名项消防法规知识提高依法治火的观念;二是要大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灭火技能和火灾发生时逃生、自救、互救本领。学校可采用开设消防知识讲座，举办消防员培训，图片展览，演示各种灭火器材的使用，常见火灾的扑救方法，不同情况下的逃生自救方法，进行模拟消防训练等多种方式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三）交通安全教育。

一是加强交通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交通法制观念。二是积极开展交通安全周或交通安全月活动，从而使广大学生牢固树立起“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交通方针。三是加强学生的心理训练。心理训练的目的是增强学生对交通突况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作出迅速处理，从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四）防盗防骗教育。

近期高校学生宿舍盗窃案发率上升，要减少宿舍盗窃案件的发生，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的治安防范意识。二要运用典型案例开展防盗窃教育。三要建立治安情况通报制度。通过校园网定期“防骗警示”、“温馨提示”、“案情通报”或上传防盗防骗视频资料等形式，及时向学生通报各类案件的原因、特点和规律，告诉学生一些防盗防骗的知识。四要教育学生自觉遵守学生宿舍安全管理规定，在宿舍内不得存放大额现金，贵重物品不得随意摆放，不擅自留宿外客。同时，宿管人员要严格制订来访人员登记制度，对形迹可疑的陌生人要提高警惕，随时进行询问，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五）网络安全教育。

当今网络技术迅速发展，高校师生几乎人人涉足网络，虽然他们有驾驭网络的技能，但对维护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条例却知之甚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相对淡薄。针对上述情况，要重点抓好网络安全教育，一是加强网络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大学生网络安全法制观念。二是积极开展“构建安全和谐网络环境”等宣传教育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的网络生活。三是积极开展网上正面宣传教育活动，用科学的理论占领网络阵地，教育学生自觉抵制网上的有害信息，防止校园网络遭到非法侵入。

三、抓好高校安全教育工作的建议

一是加强高校安全教育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规范在校师生员工的行为；落实领导责任制，成立以校长为首，宣传部、保卫处、学生处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大学生安全教育领导小组，各学院“一把手”负责本学院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管理各项具体工作。二是在师生中树立“安全稳定工作压倒一切”的共识，让大家认识到安全是高校稳定和谐发展的前提，提高自防自救自卫能力。三是点面结合抓好安全教育。抓好重点人物、重点场所和重点时期的安全教育，特别是加强新生入学时和节假日期间安全教育。四是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课。采取课堂授课与实践演练的形式，推广安全知识。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在网上各种安全案例，上传生动的视频资料，供学生阅读观看。定期开展安全知识普及月活动，辅之图片展板，集中向学生宣传安全知识。

总之，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校园的安全稳定直接关乎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我们要深入研究高校安全教育问题，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管理，才能真正构建平安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参考文献：

［1］叶长才.大学生安全教育刻不容缓［j］.教育探索，2007，24：220-222.

［2］秦中彤.论新时期高校的安全教育［j］.中国电力教育，2009，138：198-199.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南海问题;成因;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D8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59-03

南海，又称南中国海，是亚洲三大边缘海之一，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是世界上一些重要的战略航线的必经之地。随着南海问题的持续升温，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南海问题的热潮。南海问题形势复杂，研究南海问题的成因、当前现状及应对策略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南海问题的成因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围绕南海岛礁的归属及部分海域的管辖权形成了六国七方的争端局面，近年来，域外大国以南海争端为借口插手南海事务，以谋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可以说，南海争端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岛屿和海洋管辖权争议，被称为“亚洲四大热点”问题之一。南海问题的出现，成因复杂，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自然资源丰富。南海石油天然气储藏量超过200亿吨，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矿物资源丰富，含有锰、铁、铜、钴等35种金属和稀有的锰结核;岛上生长的植物耐盐、耐旱，生长茂密;鱼类资源丰富，有1 500多种，特别是马鲛鱼、石斑鱼、金枪鱼等，产量很高，经济价值极大，是中国渔民远海捕鱼的主要品种;海鸟种类多样，栖息繁衍在各个岛屿上，多年以来，南海呈现出一片安宁祥和景象。然而，在1968年，南海的风平浪静被一份亚洲外岛海域矿产资源联合勘探报告打破了，南沙海域成为东南亚国家目光聚焦地，海上岛礁不断遭到周边国家蚕食。可以说，南海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南海争端产生的直接原因。

2.国际海洋法不健全。二战后，在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广大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系列反对海洋霸权主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新秩序的斗争。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深海大洋海床底土及其资源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确认了12海里的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制度，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资源拥有权利。但“专属经济区制度”忽略了一些海洋国家对某些海域的历史性权利因素，客观上导致了海洋邻国对海洋权益的争夺。近年来，中国周边海上邻国伺机扩大海洋权益，疯狂抢占南海岛礁，严重威胁到了中国周边安全，成为中国地缘安全环境中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

3.地缘战略意义独特。南海是东西交流的主要航道，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作为西欧―中东―远东海运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海是国际海上交通运输最繁忙的交通线之一，也是我国联系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及欧洲国家，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南沙诸岛，是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要冲，扼制整个南海地区海上交通线，对马六甲、巽他和望加锡等海峡产生重大影响。每年，全球有半数以上的超级油轮都要经过南海水域，据统计，每年经过南海地区的油流量，是苏伊士运河的5倍、巴拿马运河的15倍。日本和韩国90%以上的石油进口、中国台湾地区98%以上的石油进口都必须经过该区域，我国现阶段有近9成的能源进口都得经过南海海域[1]。控制了南海岛礁，就意味着控制了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从香港到新加坡，从广东到马尼拉，从东亚到西亚、非洲及欧洲的海上航线。可见，在保障全球能源运输方面及军事战略意义方面，南海有着重大的地缘战略价值。

4.国人海洋观念淡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长期受“陆权至上”观念束缚，海权意识淡薄，与“泱泱”意识极不匹配。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海洋是中华民族的半壁江山。然而，数千年来，在以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里，海洋文化没有合适的位置。在捍卫国家安全、抵御外敌入侵方面，封建统治者始终坚持“重陆轻海”。“安土乐业”“固守陆地”心理使整个民族形成了一种内向型思维特点。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大多来自海上，在被动挨打中，国人深感：“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强于世界者必先胜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

二、南海问题的现状

近年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总体上看，南海安全局势基本上处在可控范围之内，但仍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南海岛礁被周边海洋邻国蚕食，各种矿藏资源被周边国家盗走，域外强国介入南海争端，南海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1.周边国家不断侵占南海岛礁和我国传统海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南侵占了29个南海岛礁，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都侵占了相当数量的岛礁。多年来，越南在南海岛礁修建违章建筑，疯狂扩建，是侵占盗窃我国南海利益最多的国家。2014年，我国“981”钻井平台在南海开展勘探油气资源钻探活动，越南出动了大批船只，冲撞中国在现场执勤的护航安全保卫公务船，非法干扰中方作业。越南甚至出动了水下特工“蛙人”，在水下大量布放渔网、漂浮物等障碍物。越南的野蛮行为严重危及中国南海维权执法人员和“981”钻井平台的安全，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等国际法，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与安全，给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此外，侵占南海利益较多的另一国家菲律宾，采取多种手段染指黄岩岛。多年来，菲律宾海警强登中国在南海作业的渔船，抓扣中国渔民，公开挑战中国，掠夺南海利益。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期间，菲律宾策划全球反华示威活动，制造反华舆论、拉拢美国介入、单方面将黄岩岛问题国际化，不断侵犯中国。

2.域外强国介入南海问题。域外强国加强与南海争端方的战略安全合作。2011年，美越签署首个军事合作协议，日本先与菲律宾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后与越南签署了“日越防卫合作交流备忘录”，同年，美、日、印召开首次“三边战略对话”，协调南海政策。2012年，菲律宾与日本签署了加强两国海上安全合作的文件，澳大利亚亦积极推进与美、日、印海上安全合作。实际上，21世纪以来，美国从未离开南海，把介入南海作为返回亚太的重要战略步骤，借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插手南海事务，公然为南海其他争端方撑腰打气，多次指责我南海“断续线不符合国际法”，并与越南强化两国军事合作，声称“渴望建立更全面、深入和稳定的关系”。日本则与菲律宾签署《防卫合作及交流备忘录》，将双边国防部长会谈及副部长级磋商等交流合作机制化，并考虑向越、菲等与我国有南海争端的国家售武。与此同时，域外强国疯狂掠夺南海资源并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目前，在南海拥有石油承租权并从事石油勘探和开采的国际公司超过200家，如：美孚石油公司、雪佛龙石油公司、道达尔石油公司、埃尼石油公司等，每年从南海掠走油气资源5 000万吨。此外，域外强国不断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美国借联合军演及菲美《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把菲律宾变成其在本地区投送军力的平台，为中国发展设置障碍。

3.南海地区局势渐趋复杂。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欲与中国争夺海权、资源和地区主导权，蓄意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越南和菲律宾一直想把南海问题拉入东盟外长会议上，将双边问题变成多边问题，把南海问题炒热，企图在南海问题上“抱团”制华。域外强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海争端方遥相呼应，策划南海多边协商机制，制造国际舆论影响，恶化中国南海维权舆论环境，把南海问题及南沙海域经济资源开发活动推向多边化、国际化，意欲谋求增强与中国抗衡的整体力量。域外大国的介入，增添了南海其他争端方对华强硬资本，一些国家不惜与中国发生冲突，在处理海上纷争冲突时，公开与中国叫板。越南肆无忌惮，把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纳入它的所谓和管辖范围，甚至派战机入侵中国南沙领空，挑衅中国核心利益，这些都表明，南海发生冲突摩擦的风险在增加，南海地区局势日趋复杂。

三、南海问题的应对

海权强则国强，海权弱则国弱，这是历史规律，中国的崛起必将是制海权的崛起。然而，中国要实现海洋强国战略，所面临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既有历史的因素，又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周边邻国的因素，也有域外强国的因素。面对外来势力侵占中国南海岛屿和侵犯领海的非法行为，中国捍卫国家领土的态度坚决，立场坚定，绝不放弃属于自己的任何一寸领土。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在维护南海权益方面，应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方法，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1.加大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合作，努力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首先，中国需长期坚持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周边外交政策。近年来，美国和日本不断散播“中国”思想，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焦虑不安，随“美”起舞，试图借强国的介入牵制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发挥大国作用，处理好周边外交关系是基础。中国要加强同东盟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机制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当前，以东盟为核心的一系列合作机制，如东盟10+1、东盟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这些机制为发展好中国东盟双边关系构筑了重要的对话、合作渠道，极大地推动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其次，中国可定期开展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活动，向东盟国家传播中国的“亲仁善邻”传统文化。加强同东盟国家在打击海盗、灾害管理和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合作，让对方更多地了解中国军力和安全战略，从而使东盟国家对中国增信释疑，积聚对中国的信任感，为南海争端的解决提供良好的基础。

2.多措并举，灵活处理好与越南、菲律宾等“直接声索国”的关系。第一，中国要争取在国际上的南海争端话语主动权。通过出版中国南海历史传统文化书籍，借助现代媒体，在国内外大力宣传中国发现、命名、经营管理南海的史实材料，让国内外民众认可中国作为南沙群岛的发现国享有占有该群岛的优先权利，其他国家则无权去“先占”，除非中国无意取得或者有意放弃这一权利[2]。同时亦可制作一些视频材料，向国内外民众再现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精神，恢复对南沙岛屿的以及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府在南沙岛屿上立碑、升旗举行庄严接收仪式的过程。第二，中国要抓住越南、菲律宾与美国三方之间的复杂矛盾心理，赢得在南海争端方面的战略主动权。越南虽打着提升美越战略伙伴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增加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博弈的实力和筹码的如意算盘，但它不得不考虑越南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它要坚持走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和平演变，也要依靠中国的支持[3]。菲律宾也非常清楚，美国只是将其作为一颗牵制中国发展的棋子，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支援与合作。所以，中国可以利用越南、菲律宾对美存在的复杂矛盾心理，尽最大努力使其回到双边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轨道上来。如果越南、菲律宾一意孤行，一再挑战中国底线，中国将重拳出击，使其自食苦果。

3.加强机制建设，探求兴海权新路径，打造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为捍卫南海海权提供体制保障、路径选择和实力支撑。捍卫南海海权离不开遵守国际海洋法赋予我国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有效斗争，同时要扎实推进相关机制建设。2012年，三沙市的成立，是中国提升海防能力、有效推进海上经济开发利用的重大举措，既适应了中国南海战略的发展，也为突破美国借南海问题围堵中国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中国极力倡导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南海争议问题由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近年来，中国有效贯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畅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捍卫南海海权谋求新的战略发展路径。事实证明，走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实现互利双赢的和平发展道路已逐步成为新兴国家海权战略的重要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大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搭建兴海权的新平台，结合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加强中国和东南亚及印度洋国家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助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海权影响力。同时，必须打造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以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形势。正如英国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所说的：“没有武力保证的契约只是一纸空文”，再完善的国际制度也“不能代替国家对自身实力的依赖”[4]。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是中国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新型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中国发展海洋力量，不是要与美国争霸，而是为了保障海洋战略通道安全，增强海洋外交能力，坚决打击外来势力干涉中国南海问题。

参考文献：

[1]周建松.南海地缘环境分析及对策[J].今日中国论坛，2013（15）.

[2]郭渊.从“先占”看中国对南沙群岛的[J].北方法学，2007（3）.

[3]刘鸣.奥巴马政府东亚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11（2）.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阿富汗　喀布尔进程　美国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6－0009－16

阿富汗战争为什么失败?

从美国最初设计的目标看，阿富汗战争在军事上已经失败。划于它的失败，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综合起来，主要的观点有四种，分别是投入不足说，帝国坟墓说，错误战争说和地缘政治说。

投入不足说。这主要是美同官方的看法和解释。按照这种看法，阿安全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投入。有美同学者彤容，“从美国2001年10月第一次把军队派到阿富汗后，阿富汗战争就一直是美国政策的孤儿。”这就是说，美国对阿战争的重视不够，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资源配置的重点转向伊拉克，阿富汗受到冷落。美国官方认同这一看法。奥巴马总统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导致阿富汗战场失利的重要因素。“(在伊托克战争爆发)随后6年里，伊拉克战争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的军队、资源、外交和国家注意力。”希拉里国务卿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把美国在阿的问题总结为三不足，即人员不足、物资不足、经费不足。

帝国坟场说。这是以历史来反观现实的一种解读，在中外学术界都广泛流行。它解释说，在漫长的历史中，阿富汗曾多次遭受强大外国的入侵和统治，从波斯帝国、古希腊帝国、突厥统治、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一直到大英帝国和苏联帝国，但所有这些帝国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消失或失败了。由此看，阿富汗是帝国的诅咒，美国也将难逃这种历史宿命。M・彼厄登教授在2001年美军刚刚进入阿富汗时就描述过这种不祥的图景，现在他更有理由相信：“在过去的2500年里，每一个进入阿富汗的外部大国都以不同形式面对过这种挑战。它们全都失败了。美国打破这一模式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错误战争说。这种观点虽较少见诸于公开的文章和论文，但它在中国、中亚和俄罗斯学术界中都存在。这里所谓错误战争不是指技术性错误，而是指政治性质的错误。即阿富汗战争在政治、法律、道德上站不住脚，因此美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地缘政治说。这种观点也主要是存在于中、俄和中亚学术界。按照这种看法，美国在阿富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的真正用意在于地缘政治，反恐是第二位的，甚或是达到地缘政治目标的手段。美国眼中的真正对手是俄、中以及伊朗，而不是和。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在阿反恐不尽全力，也不急于彻底平定局势，以牵制俄罗斯和中国，并使美国有理由在阿保持军事存在。

这四种看法都各有其道理，但也都不够充分。

与伊拉克相比，美国对阿富汗的投入确实少很多，但其绝对数量依然很可观。从2001年开始至2009年，包括追加款在内，美国批准用于阿富汗的拨款是329.35亿美元；此外，还有其他国家对阿实际援助约83亿美元。兵力上，在奥巴马2009年2月宣布向阿增兵之前，美国在阿作战部队是3.2万人。另外，根据北约的数字，2009年1月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为5.5万多人，除去其中1.3万美军，各国军队应有4.2万人。这样，美国和北约指挥的国际部队总数仍有7万多人。此外还有约8万阿富汗国民军和接近此数的警察。由此可说，不管是在资源还是兵力上，美国在阿富汗都有一定实力，可以有效地支持其政策。

历史上，所有外来统治在阿富汗都烟消云散，因而它被称为帝国的坟场。这表明阿富汗有反抗外来入侵的历史传统。不过，这不足以说明阿富汗战争必然失败。历史上曾有许多王朝在阿富汗建立过上百年和数百年的统治，例如古波斯、古希腊、贵霜、帖木儿、莫卧儿等，这应该说已经是成功的帝国统治。而且，许多帝国的覆灭也有复杂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阿富汗人的反抗。在阿富汗近现代史上，两个最著名的外来帝国是英国和苏联。大英帝国在19世纪对阿富汗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征服，苏联则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但它们都失败了，并成了帝国在阿富汗的历史宿命的最新证明。不过，英国和苏联的失败固然是由于阿富汗人的顽强抵抗，但也必须看到大国的作用。在阿富汗人抗击英国人的战争中，沙俄帝国站在阿富汗身后，因而它被称为19世纪的“大游戏”。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战争中，美国以及巴基斯坦等国站在阿富汗身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战争也是大国之间的角逐，英国和苏联既是败于阿富汗人的不屈不挠，也是败于幕后的敌对大国。现在的情况与历史不同。阿富汗战争几乎是一场大国联合的战争，所有大国都站在战线的同一边，美、欧、日、俄、中、印等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基本的共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参与了这场战争。有42个国家派兵参加了阿富汗国家安全支援部队，尽管一些国家的参与仅是象征性的。没有一个大国站在和背后，也没有任何大国向它们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

阿富汗战争的性质可存争议，但事实是这场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也支持了这场战争。国际援助部队进入阿富汗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政权总体上对这一地区有正面意义。它大大改善了地区的安全形势，使阿富汗与周边国家发展起正常和友好关系，改变了地区的割裂状态，为地区性合作提供了可能。对此，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不应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否认。退一步说，即使认为这场战争缺乏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正当性，也不能由此得出战争必然失败的结论。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出发，可以说正义战争必将胜利，非正义战争必将失败，但就每一场具体战争而言，战争的性质与胜败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正义战争未必一定胜利，非正义战争也不是必然失败。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战争，它们的性质显然是不能用胜败来划分的。

美国在阿富汗确有地缘政治用意，也不能排除美国利用阿富汗来达到其地缘政治目的。但是，由此推断美在阿作战只是虚以应付，并不想真正解决阿富汗问题，这也没有充分论据。美国重伊轻阿有地缘政治的原因，但更大的可能是美国对阿形势的误判。现在美国在阿作战的军队已达10万之多，这对美国是沉重的政治和财政负担。如果美国不愿解决阿富汗问题，它无需做如此巨大投入。更重要的是，解决阿富汗问题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更有利，而不是更不利。

失去的机会?

阿富汗局势恶化不是某个单一原因引起，它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其中，四个因素最为重要，它们是阿富汗重建的政治模式、路径选择、伊拉克战争、大国反恐同盟破裂。

模式选择对阿富汗政治重建具有基础性意义。政权被后，阿获胜各派于2001年11月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达成了《波恩协议》，决定成立阿富汗临时政府，随后在2002年6月选举产生了阿富汗过渡政府。2004年1月阿富汗新宪法颁布，同年10月举行首次总统大

选，阿富汗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这也标志着阿富汗新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

《波恩协议》避免了后的国家权力真空和政治无序，防止了各派为争夺国家权力可能导致的混乱，使各派在国家政权建构上达成政治共识，并顾及了各族派的权力分配和努力达成民族和解。

在《波恩协议》基础上诞生了现代阿富汗国家，它是包括联合国在内各方艰苦努力的结果，对此应给予应有的评价。新的阿富汗国家采用了西方模式。如果仅仅从价值观的角度，对它无可厚非。与的极端宗教理念和政治制度相比，它的进步意义显而易见。不过，从国家管理的有效性角度说，西方模式与阿富汗的传统和国情却存在脱节，两者的不适应降低了它的有效性。而且，在国家管理模式上，也有学者指出它存在的致命缺陷：“真正的问题是两届政府(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对阿富汗部族体系的复杂性缺乏了解，它们错误地追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幸的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阿富汗从来没有成功过。”

西方有观点不认同传统和国民特性对民主的影响。美国国会议员A，翰思汀斯(Alcee L.Hastings)说：“每当听到有人说‘根据我们的传统和国民心理’，我就感到烦躁。”翰思汀斯认为，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法制、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是普世的价值观，是民主国家的应有之意。传统和国民性不应是拒绝民主的借口。这种观点在西方有一定代表性。但是也应该看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一种价值体系和政治模式只有在适合的政治文化土壤中才能顺利成长和结出期望的果实。国情固然不应是拒绝民主和政治进步的理由，但不顾国情终将事与愿违。

阿富汗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有效的政府，而不是民主的典范。阿富汗有其特别的国情：部族是它的社会结构基础，宗教势力影响深厚，居民生活极其贫困，70％左右的民众是文盲；在过去的30多年里，阿富汗一直处于外战和内战之中，这更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和对立。在这样一个国家，把西方模式简单地移植过来难以有效。西方价值观不能被阿富汗民众自觉认同，普选制不能解决民族和解问题，普选产生的政府也未必为各部族所认可。而且，形式的民主并不能保证实质的民主。与外在形式相比，如何运作更有实质意义，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阿富汗也是一个例子。事实表明，尽管阿富汗政府是由选举产生，但它得不到全民认可，有人称它为“喀布尔政府”，意为政令不出首都。各地方政府的权威同样有限。可以说，阿富汗所选择的政治模式不是很成功，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表现形态、管理方式都没有充分顾及阿富汗的国情和传统。

阿富汗重建的路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阿富汗重建是从政治、军事、社会三方面同时入手，但军事途径是美国的政策重心。军事部门决策占据主导地位，军事手段被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消灭和是美国的目标。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歧途。在政权中，军事手段是最主要的，但在阿富汗重建中，偏重军事手段则适得其反。政权相对容易，但根除虽说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美国在战争进行了8年之后终于认识到：“如果仅依赖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在阿富汗不能取胜，或达到我们可接受的结果。”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对阿战略的修正之一，就是以军事、民事、外交的综合方式代替以军事为主的政策。军事部门决策的主导地位弱化，外交和民事部门成为主角。”新战略决定对阿增兵，但其目的是用新思路解决阿富汗问题，增兵是为此创造条件。新战略的军事目标也大大调低，它不再是消灭和，而是“把目标缩小到一个具有挑战性但可达到的目标：消除的避难所，以及阿富汗合法选出的阿富汗政府的能力。”也就是说，目标已不是根除和，而是压制其能力。

伊拉克战争对阿富汗局势有重要影响，但其影响不仅是减少了用于阿富汗的兵力和资源，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9.11”后形成的国际反恐统一阵线，也改变了国际反恐战争的性质和方向。它与影响阿富汗局势的另一重要因素――国际反恐联盟的破裂――有直接关系。

2003年3月，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对伊战争。美国对伊军事行动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它的理由既不充分也不可靠。伊拉克战争使中俄对美国“反恐”的目的产生疑问，它们看到的是美国在“反恐”的名义下追求地缘政治和能源利益，是美国在强化单极霸权地位。伊拉克战争滥用了反恐的名义，改变了国际反恐的性质，使中俄在政治上不能不与美国拉开距离。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大国的国际反恐联盟开始破裂。

“”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破裂。

“”也是开始于2003年，它的发生与“9.11”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亚的成功有密切关系，它是美国在胜利的鼓舞下推动的新战略攻势的一部分。在“”掠过的国家，国家政权都发生了改变，亲美政权上台。2005年，“”蔓延到中亚，这引起了俄、中和中亚国家的担心。

2005年7月，上合组织在阿斯塔纳发表宣言，提出美国应制定从中亚撤出军事力量的时间表。这是不欢迎美国在中亚军事存在的正式表示，也是俄中撤回对美国支持的信号。俄知名学者卢基扬诺夫认为，这一宣言意味着俄美在“9.11”后达成的战略交易结束，两国在中亚合作的“君子协议”不复存在。以此为标记，大国在阿富汗的关系发生转变，虽然合作框架表面上依然存在，但大国关系的主流从合作转向竞争，从努力信任转向怀疑，从反恐转向地缘政治竞争。这是伊拉克战争和“”促成的结果。在大国关系的这种转变中，阿富汗的地位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它从大国的共同关注对象变为大国竞争的道具。如有评论所说，“为什么迄今在阿富汗问题上地区合作的成果寥寥，其原因是各国目标的不相容，而且它们把各自的目标置于阿富汗之上。因此，虽然大南亚所有国家都希望阿富汗稳定和成功，但各国在阿富汗的优先目标却相互竞争。结果是虽有合作的共同愿望，但双边竞争占了上风，阿富汗实际上变成了小插曲。”

一个令人费解的疑问是：阿富汗形势从2006年开始恶化，是自然过程使然，还是有某种外部诱因?一个基本事实是，在2006年之前，阿富汗安全形势总体较为稳定。从2002年到2005年，虽然阿富汗恐怖活动在逐年增多，但总的数量不很大。但从2005年底和2006年初开始，阿富汗安全形势开始逆转，恐怖活动急剧增加，2005年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各种事件是3065次，2006年激增到7998次。恐怖活动烈度明显提高，区域显著扩大，并且向北部和首都喀布尔地区蔓延。

阿形势恶化与上合要求美从中亚撤军在时间上前后衔接，那么它们是否有逻辑上的联系?2005年11月，美国被迫关闭汉纳巴德基地，吉尔吉斯斯坦也发出关闭玛纳斯基地的威胁。保住玛纳斯基地成了美国的当务之急。在那种情况下，美国会否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对和的打击力度?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有意放纵了和，但由于大国关系和玛纳斯基地问题的牵制，美国注意力的分散则是可能的，而和也可能

受其鼓舞，抓住了这一时机。从逻辑上说，阿安全形势恶化也是保留玛纳斯基地最有力的理由，阿局势恶化的前景使中亚国家担心。美吉在达成新的妥协后表示：“美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坚定地忠于反恐斗争和巩固阿富汗、中亚和整个地区稳定的事业。由此出发，两国决定在联军的玛纳斯机场问题上继续进行重要的合作。”可见，阿富汗安全是政治基础，租赁费用不能作为正式理由。

还应该指出的是，不管是美国还是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形势的复杂性都有所轻视。在政权被后，普遍认为阿富汗大局已定。总部设在美国的亚洲基金会在其2006年度的阿富汗民调报告中提供的仍是乐观的判断，认为阿安全形势总体向好，多数民众对安全形势感到满意。在被调查的居民中，49％的人认为安全形势好，17％的人认为非常好。上合组织在2006年前对阿形势也持乐观看法，它认为“阿富汗在国内局势稳定方面发生了积极变化”，它提出美国从中亚撤军的问题，也是“鉴于阿富汗反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对阿形势的错判，也引导了大国走向战略失误。

综上所述，笔者不认同阿富汗战争注定失败的论断。阿富汗战争不是完全没有取胜的机会。曾经存在的机会，由于政策和策略选择上的失误，以及大国反恐联盟的破裂，加之阿富汗从大国共同关注的重心变为竞争的舞台而被错失。

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假设。一个假设是：在政权后，实施民族和解的柔性战略。阿富汗采取联合政府的模式，建立政治协商制度，形成权力的相对平衡和分散，把宗教和部落因素纳入到国家政权的结构中。这不是一种完美的模式，它同样存在风险，但值得考虑。

在问题上，实行招抚政策，同时美国在军事上做出撤军的承诺，由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承担主要安全责任，以改变阿富汗被占领的形象。现在提出了与谈判的政策，但已时过境迁，谈判的基础和条件大为改变。而在当时，在被摧毁并面临被消灭的情况下，与达成协议的可能显然大得多。当然，任何政策都受时空的约束，在那时的形势下，感到胜券在握的美国不太可能采取这种政策，北方联盟等反武装也未必会接受。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未被利用的有利机会。

另一个假设是：在后，美国持续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对和进行彻底打击。这也是一种选择。奥巴马开始执政的2009年初，美国在伊拉克的军队有16万人，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到2009年，美国批准用于伊拉克的拨款为510亿美元。如果美国不发动伊拉克战争，而是把这些军队和资源部分地用于阿富汗，同时大国仍能保持合作，美国可能在战场上取得更大胜利。也许美国仍不能根除和，但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其能力，使它在相当长时期里难以恢复。美国现在提出的正是这样的目标，显然，那时要达到这一目标要容易得多。

这两种选择都有更大的成功机会，但事实是美国既不愿采取柔性政策，又没有采取强力战略，当柔不柔，当强不强，以致形成后来的尴尬局面。

喀布尔进程和阿富汗的前景

阿富汗局势正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在经过了长达9年的战争后，美国宣布将从2011年7月开始撤军。2010年7月20日，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在喀布尔召开，这次大会被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启动了所谓喀布尔进程。喀布尔进程的关键词是阿富汗的“领导权和所有权”，即阿政府将接管国家管理和安全的所有权利和职能。这一过程预计到2014年底完成。这是阿富汗的历史十字路口。

在分析阿富汗的前景之前，不能不对美国撤军的性质作出判断，这与阿富汗形势的发展有直接关系。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美国撤军意在甩掉阿富汗这个包袱，把这个烂摊子留给别人。简单说，美国将一走了之，抛弃阿富汗。如果是这种情况，则阿富汗的结局没有悬念，所谓喀布尔进程不过是通向消亡之路。

不过这种判断可能不完全正确。毫无疑问，美国撤军是被迫的，美国也确实要从阿富汗战场脱身。但是，撤军和撤出不是同一回事，撤军不等于撤出。大规模驻军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战略目标，而是达到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撤军是手段的改变，但不一定是战略目标的改变。就这次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而言，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准备放弃阿富汗，相反，美国政要多次重复对阿富汗的长期承诺。确实，美国国内有要求放弃阿富汗的声音，认为这不是一场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但这种主张还不是官方的政策。希拉里在喀布尔国际会议上再次宣布：“我们要建设一个卡尔扎伊总统所提出的那种阿富汗政府的目标，我们无意放弃这一长期使命。”由此可知，美国所改变的只是策略手段，而不是准备放弃阿富汗。美国在阿富汗有重大利益，且不仅限于阿富汗。对于美国来说，阿富汗难题的实质不是利益的重要性太小，而是代价太大。因此，美国要做的是调整它们的关系，以较低的成本达到目标。同样，美国呼吁国际合作，也不意味着欲把主导角色让于他国，而是要求它们分担经济和安全负担。

当然，美国可能被迫撤出阿富汗，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在被迫撤出的情况下，美国是失去而不是放弃阿富汗。可以说，美军撤出是被迫的，但美国还没有被逼到战略撤出的地步，它也没有放弃阿富汗的必要。还应该了解，美国撤军是逐步的，不是迅速全部撤走，而且撤军是有条件的。美国官方明确地说，如果把定于2011年7月的撤军理解为全部撤走，耶将是极大的误解。“这只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将持续多长时间，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这都没有确定。”白宫明确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速度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情况。”还应当指出，在美国军队主力撤出后，仍有可能保留较小规模的军事薛在，为阿富汗政府和军队提供某种功能性支持。在美军撤出后，美国对阿富汗的影响将不再通过其军事力量，而主要是通过阿富汗政府来体现和实施。因此，维持和巩固阿富汗政府对美国至关重要，这是喀布尔进程对美国的意义所在。2010年12月，奥巴马总统将对其新阿巴战略的效果进行评估，届时可知它的最新发展。

喀布尔进程的目标是实现阿现政权对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并以现宪法制度为框架构筑阿富汗的政治未来。这是喀布尔进程所设计的前景。这种前景存在可能，有一系列因素支持这种可能。美国官方和学术界对阿富汗形势也不全是悲观的论调。希拉里说：“阿巴形势是严重的，但我认为，它不像经常对公众描述得那么糟糕。”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失败论：“认为阿富汗不可管理，认为任何付出都是白白的牺牲，是在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这也是错误认识。”按照一些学者的判断，美国在阿富汗仍握有主动和筹码。

但喀布尔进程无疑将会十分艰难。向阿富汗政府移交“领导权和所有权”不是太困难的问题，严峻的挑战是此后形势将如何发展。喀布尔会议公告指出了成功所需的条件，它们是政权建设、民族和解、国际援助、地区合作、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些条件中的每一项都很重要，任何一项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喀布尔进程夭折。但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不可能轻而易举，而且一些目标极其困难，并且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在这其中，又以政权建设和民族和解最具迫切性，也对喀布尔进程最具直接威胁性。

政权建设的目标是廉洁有效的政府。阿富汗政府是喀布尔进程的主体，主体不存在或主体腐朽则喀布尔进程毫无前途。但对阿政权建设来说，有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没有答案：其一，阿政府有无成为一个良治政府的可能性?其二，现政治模式有无最终适应阿政治土壤的可能性?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答案为否的话，则对喀布尔进程都是致命的。

民族和解同样至为关键，它是破解阿富汗稳定难题的最佳选择。但这个问题同样没有答案。所谓民族和解主要就是与的和解。和解政策是明智之举，但它能否奏效却不取决于阿政府。政府提出和解，并不意味着一定接受。这就是说，主动权实际是在手里，如果拒不接受政府的条件，这一政策就变成无的放矢了。

喀布尔进程是阿富汗未来的一种可能，但不是唯一可能。如果喀布尔进程失败，它将导致其他可能的产生：

可能一：阿政府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中央政权陷于瘫痪，同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控制国家政权，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出现全国性混乱和内战；

可能二：放弃现国家制度，在某种新的政治基础上，阿各政治和社会力量达成妥协，改用新的制度模式和国家权力分享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