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01:21:35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策分析职业伦理价值冲突
一、政策分析职业伦理的特殊性
自德洛尔1967年在《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政策分析家：一个政府部门中新的职业性角色》以来，“政策分析者”一词已普遍地用以指称那些职业从事政策研究的学术家或实践者，与这一特殊角色密切相关的职业伦理也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存在共同性质的东西。在世界一切民族当中，他们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确立了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与伦理标准，我们可以称之为黄金法则，如对生命的尊重，诚实，公正，廉洁，负责等。此外，民主的价值和原则，如公共利益，个人权利，正当程序，责任等，也为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奠定了基础。
然而，政策分析者总是面临着相互竞争的价值冲突，从而陷人典型的伦理困境。解决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自身职业角色的定位，更有赖于政策分析者自身职业伦理的养成。美国行政伦理学家库珀认为，要解决这种伦理困境，不仅要求改革外部控制资源(法律、组织制度和规章等)，还要求政策分析者积极运用自己的伦理自主性，抵制不道德的组织或组织上级的不负责任行为。而这种伦理自主性的获得，需要通过政策分析者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内部控制资源(个人价值观、信仰等)。这种内部控制资源也就是本文所探讨的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它是政策分析者在政策过程中运用内心信念和是非、真假、善恶标准进行认识和判断。同时，它并不直接或简单地批评对错、是非或者得出结论，而是旨在提高政策分析者的思想深度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二、政策分析职业伦理的不同观点
有关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方面的研究，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围绕着政策分析者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展开。归结起来，学者们大致有三种看法：
第一，公共利益代言人角色。阿奇博尔德认为，政策分析者要做的工作是改善公共政策，而非帮助委托人。尽管政策分析的资助者施加压力，分析者还是应该把自己看成是更广泛的政治利益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某个组织的人，分析者应该对公共福利事业更感兴趣。但即使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一逻辑推理中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成分，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是理性公民的存在，即人都是有理性的，并能够在理性的指引下行动，因而“人民的统治”是正当的。由理性公民通过现代民主制度选举产生的政府也是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而一旦出现严重的、持续的非良性活动，公民最终能够以法定的形式和途径改变政府。
第二，党派利益代言人角色。鉴于“追求公共利益论”可能具有的乌托邦色彩，以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罗姆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政策分析者应当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应追求虚无缥缈的“公共利益”，而应当是党派利益的追求者。这是因为，现实政治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的所谓“公共利益”，而只存在“共享利益”；现代民主政治无一例外地都是政党政治，本质上呈分散状态的共享利益只有通过党派之间的“观念竞争”以及投票、交易等类似市场行为的过程才能形成。既然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有自己的党派观念，那么政策分析者就不应回避“党派偏见”，而应当坦率“承认对一些可能的利益和价值选择引导着他的工作；要尽可能的表露他的选择；不宣称他的价值和利益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第三，医生、律师角色。通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建构出“信托模型”，以此界说政策分析者的角色。这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背景、对委托人负责的模型。这一模型中实际由双重委托—关系构成：(1)委托者与政策分析者之间的委托—关系；(2)公民与政治家、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在(1)中，“政策分析者直接委托人是谁?他应向谁负责?”是非常清楚的，因而较少发生争议。但在(2)中，由于委托—的形式和内容都不十分清晰，也缺乏相应的政治理论支撑，从而容易引发争论。通格的答案是：分析者要对委托人负责，但也要将维护公众利益作为自己的使命。
三、政策分析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伦理，不同于医生/病人，律师/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它涉及公共责任和广大民众利益的实现问题，具有多层面内容。正如魏陌所建议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有义务维护他人的基本权利，支持我们宪法中的民主程序、促进分析和个人诚实。这些价值在我们的伦理评估中普遍支配我们对顾客的职责。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对顾客选择不同价值间冲突的方式表示理解，而且我们也应该对我们分析的预测能力持一种现实的谦虚态度。
(1)道德品质的准则。职业道德实质上就是责任与义务的表现。政策分析师具有双重责任：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前者产生于“顾客导向”所形成的“委托人/人”之间的职业关系，以及法律、组织和社会对政策分析师角色的需要;后者基于一种信仰、价值和偏好所组成的内在驱动来指导如何去做。
(2)行为选择的准则。政策分析包括对政策方案的预测、回溯和评价，其本质是基于客观分析之上对方案的选择，既包括价值认识也包括价值创造。因此，它体现了主观与客观、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首先是政策分析应合乎政治性：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来看，政策分析都是政治大环境中的一环，因此，作为一个称职的政策分析师，必须要对外在的政治环境有所了解，促使分析方案通过决策者的选择；其次是政策分析应合乎行政性：政策分析作为政策主体的价值取向，必须通过政策目标群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第三是政策分析应体现创造性：政策分析师应该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要适应环境的变化，敢于创新。
(3)价值判断准则。价值判断要以事实为根据。事实与价值的结合是政策分析的基础。政策分析师的价值判断就是对事物、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在伦理意义上进行估量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影响政策主体的价值方向、行为决断和价值追求。价值判断应体现社会责任。政策分析师应从专业上为弱势群体发声，为“沉默的牺牲者”代言，并由此来确保分散利益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应有的重视。
四、如何加强我国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建设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政策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起步较晚，还有很长的一段发展之路，如何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促进我国政策分析领域的发展，培养适应中国国情的政策分析人才，对于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制度化、系统化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公共政策分析的价值取向包括：社会公正、民主化、科学化、以及服务原则。中国公共政策分析的价值取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准确迅速、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既要把握全局，又要照顾局部。这些概括性的特征在中国公共政策分析中是要具备的。库珀在其论著《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也曾说过，“显然这些抽象的概念是令人困感的，而且也不给行政人员的实践活动提供十分有用的指导，但它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政策伦理法规中，辞藻华丽的演说中，以及存在于我们对危机突发事件的反思中。理所当然地，它也存在于我们对公共政策目的的思考和对公务员责任的思考中。”
参考文献：
[1]张昭庆,闫博慧,张陆庆,.律师职业伦理的价值分析[J].职业时空,2007,(2).
[2]张斐松,.政策分析师的角色定位与职业伦理规范[J].广西社会科学,2005,(12).
[3]杨诚虎.论政策分析者的角色与职业伦理[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5).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
在人类发展史上，并不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出现自由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尤其如此。在以往世代的职业活动中，基本上不存在什么自由自主的行为。在社会生活领域，虽然人们有着强烈的追求自由自主行为的愿望和热情，能够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见。所以，“圣人”才会受到神化，“驭风而行”的自由境界才会那样令人神往。总的说来，人类社会的进步更多地表现在人的自由自主的行为上面。在社会生活领域，宗教活动和审美追求，有时甚至能够使自由自主的行为变成现实。在工业社会充分发展的时代，在私人领域甚至管理活动中，都有对自由自主行为的追求。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阶段，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了文化氛围，但还不是公共领域特别是社会治理活动可以追求的目标。所以，管理型社会治理者的行为完全是权力和法律驱使下的行为，既不自由，也不自主。然而，公共管理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能够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因而公共管理活动能够超越权力和法律，公共管理者能够获得自由和自主。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3篇
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是新闻学界十分重视的研究方向，然而笔者在阅读近年来国内的该类学术研究文章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普遍存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两个概念使用混淆的问题。这种状况使研究成果打了折扣，令读者费解。
伦理和道德的意义到底是否完全相同？这个问题在伦理学界也一直有所争论。大多数伦理学界的学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概念一般不做严格区分，但具体到研究中，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具体也有以下几种：
一、理论与现象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伦理比道德有更大的共同性、普遍性和可通解性。道德则是这种价值向个体倾向延伸的部分，因而更具有个体性、独特性、更依赖于个人的心性。于是指出“当表示规范、理论的时候，较倾向于使用‘伦理’一词，而当指称现象、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使用‘道德’一词”。[1]
同持该观点的学者还指出：道德偏重实际的社会现象，伦理偏重道德现象的内在理据。[2]道德侧重于指人们之间的实际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伦理则较多指关于这种行为和关系的系统原理或学说。因此，伦理学在西方称之为“道德哲学”或“道德科学”。[3]
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就对伦理和道德进行了区分，他把伦理称之为客观的法，指谓社会道德，把道德称之为主观的法，指谓个人道德。[4]
有学者认为：伦理强调规范的外在性、既定性，偏重社会规范、思想体系，道德强调规范在个体上的体现，偏重人的品性。[5]还有学者从二者的英语词源涵义角度分析：“Ethics”用于指“伦理”时有半社会的意味，表达了既有的社会关系，有社会倾向，“morals”道德则用于个人生活方面，表征一个人的内心境界，有个人倾向。[6]
三、整体与部分关系
有学者指出，伦理是整体，其涵义有二：人们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是部分，其涵义仅为一：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伦理和道德的涵义从概念上看与中国的词源涵义一致：伦理是人们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是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伦理则既包括人际关系应该如何，又包括人际关系事实如何，道德仅仅是人际关系应该如何。[7]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意义上中国的“伦理”和“道德”并不完全等同。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研究中，二者也应该有所区分。但是，在新闻学界目前的该类研究中，仅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对“伦理”和“道德”做出明确的选择，并给出相应理由。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为数不多的有明确选择的观点：
将伦理和道德视为同一
有的学者认为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这两个概念的内容是一致的。陈绚在他所著的《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教程》中指出“人们在新闻信息传播活动中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即是新闻伦理研究的内容”。[8]他将伦理和道德二者做含义相同的解释，指出新闻伦理就是新闻传播道德，也可简称为新闻伦理或新闻道德，都是指“新闻传播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9]对为何这样使用，作者的理由仅仅是一句简单的“为了研究方便”，显然过于草率。刘行芳在她的《新闻法规与新闻伦理》中认为从其内涵而言，道德和伦理都是“指人们处理人际交往关系中所要遵循的规范或规范的总和。所以，‘道德’和‘伦理’连用甚至通用也就不足为奇。”[10]然而作者在书中又分别对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概念进行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令读者费解。
偏向使用“道德”一词
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偏向使用“道德”这个词。陈力丹在他的著作《新闻理论十讲》第八讲“新闻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中提到了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存在“道德”、“伦理”“自律”、“规范”等多个词语混用的现象。他对选择“道德”而不选择其他词语的理由主要有：在中国，“伦理”的“伦”是血亲、姻亲之间处理问题的原则，在外国，伦理的原词没有这一层含义，翻译成中文人们会马上想到是血亲、姻亲的关系。[11]统观该章，作者以“新闻职业道德”为统一用词，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理论和实务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偏向使用“伦理”一词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偏向于使用“伦理”一词。黄瑚在他的著作《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中提到：“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往往把伦理一词用来表示一种理论学说或科学，亦称伦理学，即以道德为对象，研究有关道德产生和发展、道德的本质、道德评价、道德作用以及道德教育与修养的规律的科学。”[12]他的《新闻伦理学》也表明了作者偏向使用“新闻伦理”的选择。
像以上这样能够基本明确概念的新闻伦理研究实属凤毛麟角。更多作者并未对“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概念给出清晰区分，尤其是各类新闻类专业期刊中的学术论文，关于原因、现象、对策的研究丰富，对概念区分少之又少，使得文章基础薄弱。其中，主要的混乱现象有：
概念模糊
下定义是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十分模糊。下面先分别引用四条对二者的定义：
“新闻伦理是调整新闻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称。”[13]
“新闻伦理是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14]
“新闻道德，亦即新闻职业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在长期的新闻传播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合。”[15]
“所谓新闻职业道德，就是从事新闻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中形成的有关新闻工作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合。”[16]
这四个定义分别来自四位研究者，假如分别看，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对比来看，问题就有所暴露。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别指出新闻伦理是“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第三条和第四条则都指出新闻道德是“行为规范”。首先，“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有什么区别？其次，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到底谁是“行为规范”？以上所列举的定义使概念模糊不清。
“伦理”和“道德”二词任意替换
同在一篇文章中出现“新闻伦理”、“新闻道德”、“职业道德”等近似概念，表述的却是同样的意思。这种多词一用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中国期刊网上，笔者以“新闻伦理”或“新闻道德”为主题词搜索了近5年的该类研究，有相当一部分的学术著作主题词和具体内容无法承接。比如有一篇论文题目为《新闻、社会、受众的平衡杆――新闻道德》，在作者的第二部分“新闻、受众、社会关系失衡”中写到“当三层关系发生失衡状况造成矛盾时，新闻伦理道德便发挥作用。新闻伦理是‘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点”。之后又是由对新闻伦理的大量阐述。[17]这篇文章，它的题目是“新闻道德”，中间的内容有“道德”也有“伦理”，不时还夹杂着“伦理道德”这样的词汇，作者却完全没有对此做出解释，让读者看起来也颇为混乱。
“伦理”“道德”二词无故连用
“道德伦理”、“伦理道德”成为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研究中的常见词语。有的作者还给出了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传媒伦理道德，是指传媒及传媒工作者出于自律的需求，经长期实践而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行为准则与规范。”[18]该定义并没有阐明它与“新闻伦理”或是“新闻道德”有何区别。事实上，在伦理学中，“伦理”和“道德”是可以连用的，但多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在学术研究中，如果要连用，至少作者应该表明理由，无故连用实属欠妥。
随意选择“伦理”或“道德”其一
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到的2003年到2008年新闻类的学术研究中，以“伦理”或“道德”为标题的论文一共有166篇，数量庞大，质量却参差不齐。论文的内容大同小异，究竟为什么选择用“伦理”而非“道德”，或是用“道德”而不用“伦理”，几乎没有作者对此专门给予解释。
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两个概念的使用之所以混乱，一方面与概念本身界定模糊有关，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对该问题的忽视。新闻伦理学本身就是个交叉性学科，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掌握扎实的本专业知识，还要不断补充完善其他学科知识，进行严密细致的研究。
那么，在新闻传播学界中应该如何恰当地使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二词？笔者认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伦理”和“道德”是有区别的，伦理更注重理论研究，有一定高度，道德更注重现象研究，有一定多样性。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也有这样的区别，新闻伦理是较侧重于对新闻实践中各种现象的理论构建，新闻道德则是对新闻实践的研究，是对现象的直接认知和归纳。应当以研究内容来确定立足点，如果该项研究侧重对事情原因、结果、意义的分析，就应该用“伦理”；如果侧重对某一具体现象、实务的回放、解释，分析，那么用“道德”比较合适。同时，不管作者的选择如何，在研究中点明理由是很必要的。■
注释
[1]罗国杰主审，李萍主编：《伦理学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2页。
[2] 陈汝东：《传播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0页。
[3]佘亚平，李建强等：《伦理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6页。
[4]魏英编：《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版，第96页。
[5]王引兰：《伦理学初探》，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8页。
[6]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44页。
[7]王海明：《伦理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第89页。
[8]陈绚：《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页。
[9]陈绚：《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页。
[10]刘行芳主编：《新闻法规与新闻伦理》，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16页。
[11]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236页。
[12]黄瑚：《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13]李衍玲：《新闻伦理与规章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4页。
[14]郎劲松，初广志编：《传媒伦理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93页。
[15]刘行芳主编：《新闻法制与新闻伦理》，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19页。
[16]黄瑚：《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17]赵黎：《新闻、受众、社会的平衡杆――新闻道德》，《新闻知识》，2007年第3期。
[18]覃孟念陈华明：《传媒伦理道德的失范与规范》，《新闻界》，2007年第3期。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法律诊所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166 ― 02
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经历了一个跳跃式发展的阶段，期间关于人才培养目标是以“学术型”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为核心一直存在争议。由于培养目标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方案与计划，进而影响学生未来的就业、发展，因此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怎样培养”是法学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同层次的学校，应根据学校地域特点、目标定位等具体情况合理确定人才培养类型。
一、“应用型人才”的内涵及其对地方本科院校法学专业的影响
（一）“应用型人才”的内涵
应用型人才，是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它的实现途径应是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其反映在法学教育中，形成“应用型法律人才”。对此，笔者理解为“具有足够理论基础和系统的法学知识，具备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职业技能，能够适应不同类型单位的法律实务工作并且具有较强的法律伦理和职业道德的专门人才”。大多数地方性高校的师资、实习机会、硬件设施等教学资源极其有限，培养应用型人才是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寻求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学校不仅可以形成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也能使学生的素养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防止出现毕业生所学非所用或者无法与用人单位要求对接的尴尬情况。
（二）“应用型人才”与实践教学
从上述“应用型人才”的内涵来看，其必然与法律职业教育紧密联系。实践性是法学教育的基本，目前各高校常见的实践形式包括各种类型的实习、毕业论文、案例研讨、职业实训、模拟法庭等。通过实践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思维，锻炼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形成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后两篇）
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核心在于解决法学专业知识与实际应用能力相结合的问题。教育部、财政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要求各高校要加强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计划中的比例，增加实践课程，加强校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可见，完善法学实践教学是为法学学生奠定扎实技能的基础和主要方法。也是顺应时展，解决法学教育困境的有效措施。
二、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国外一些法学教育比较先进的国家，不管是大陆法系的德国（设置两年左右的实践培训）和日本（司法研修所内设置16个月的实习），还是英美法系的英国（为期两年的职业训练和实习）和美国（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其法学实践教学形式大多体系完整，逻辑严密。
上述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法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有丰富的借鉴作用。实践教学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活动，因而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应具备系统性。这一原则包括两方面的要求：
第一，各种实践环节的设置应杜绝任意性和随意性。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时，需要事先对实践教学体系充分论证，进行整体设计，在相对完整的教学周期内按计划完成各种环节。当然，一个完善体系的形成总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适当遵循灵活性，满足学生需要。
第二，各个环节之间应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来安排。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不同，对于其能力的培养、考查就应设计不同难度的实践教学活动。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分层次、递进式的设置实践环节，既能使学生接触到多种类型的实践方式，又能使学生在运用知识和转换思维的技能训练上有足够的空间一步一步提升。
（二）全面性原则
美国首法官霍尔姆斯曾经说过：“法律不是逻辑的结果，而是经验的积累。”实践教学通过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动手、动脑能力有所增强，获得法律实务经验。因而经验积累的过程就需要尽可能多的采用丰富的形式，为学生搭建全面的学习平台。一方面，这样的平台既包括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开展实践活动，又包括专门的集中实践环节。另一方面实践类型上应涵盖观摩、模拟、亲身参与和科学研究等多元化形式。观摩（参观与旁听）能够使学生感受法律职业的魅力，加深对这个专业的理解，提升学习的兴趣；模拟（模拟法庭或者模拟法律诊所）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设计好的场景，初步体会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标准流程；亲身参与则使学生直面社会，这个过程能够弥补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之间割裂的部分，进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三）伦理性原则
在法律职业教育中，经常被忽视的环节就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法律职业者如果缺失伦理，不仅会损害其个人利益和形象，更是对法律职业群体形象的抹黑。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是灵魂，法律知识和技能是工具。因而，在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过程中，必须贯穿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教育。
三、实践教学体系设计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本科阶段的法学实践教学在不同学期可以选择以下形式：
（一）观摩类实习与直接参与的实习
实习类环节是实践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可以分为观摩类和直接参与两种。观摩类实习包括旁听法庭审判、参观司法机构、监狱等场所。这类实习具有直观性，适合刚刚接触法学专业不久的学生，既能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了解法律职业，同时又能给他们冲击性和新鲜感，初步培养对法学的学习兴趣。但是观摩类实习获得的多为间接经验，学生要想获得第一手的直接经验，则需要亲身去接触实务工作。因而在观摩实习之后，需要将学生安排到各种法律机构和部门，如法院、检察院、仲裁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和律所等，增加面向社会的机会，参与一些较为简单的法律工作。
按照系统性规则，两类实习循序渐进，观摩类的安排在第三学期较为合适，直接参与类因为需要更全面的法学知识，适宜安排在第五至第七学期。
（二）模拟法庭与模拟法律诊所
模拟法庭是目前法学院常用的实践教学手段，而模拟法律诊所则是今年来新兴起的源自于美国诊所教育的教学手段。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通过模拟一个案件的解决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的法学知识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程序法），使学生得到较为系统的法律实务训练。区别则主要是模拟法庭更注重法庭审判环节，学生根据自己的角色集中锻炼在出庭过程中需要具备的能力；而模拟法律诊所则使学生经历从接受案件到审理案件最后得到判决结果的全部过程，从如何接受客户委托开始，到研究案件过程，确定诉讼策略，搜集证据，最后准备法律文书以及开庭表现等，甚至包括如何调解与请求执行。除此以外，模拟法律诊所是以律师身份为视角，所锻炼的能力为律师事务技能，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贯穿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
模拟法庭与模拟法律诊所都非常注重对学生专业知识、思辨能力、表达能力的锻炼，并适宜同时展开职业道德教育，对于学生要求较高，适宜在学生学完基础性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以及文书写作课程之后开设，建议设置在第五学期以后。
（三）学科竞赛
学科竞赛既是竞赛，又是教学方法，其之于法学教育的意义今年来不断受到重视。法学学科竞赛常见的有专业辩论赛、模拟法庭大赛、公诉人（或者律师）辩论赛等。上述竞赛形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临场反应能力，同时在专业技能上，学生需要进行法律分析和研究，以专业知识论证自己的主张，因而能够起到巩固和扩展知识的作用；此外，法学学科竞赛一般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在比赛过程中学生还需注意自己的沟通、协作和交流能力。通过一个完整的竞赛过程，既检验了学生对于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又锻炼了写作、表达、反应能力和处理法律事务的技巧，对于提升人才整体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学科竞赛能够全方位的锻炼学生，因而从进入大二开始，采用不同形式进行连续训练，可以将其设立为集中实践环节，也可以围绕比赛设立课程或者围绕课程设置比赛内容，使学生习惯于竞赛的氛围，提升自己整体素质。
（四）论文写作
法学教育面临大变革的今天，很多人认为论文写作培养的是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与“应用型”人才主要培养 “实践能力”的目标相悖。事实上，法学论文写作通过对一个论题的研究，首先锻炼的就是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不再被动的去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去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包括对资料搜集、整理、筛选；进而培养学生需要以所学知识结合资料，进行深度延展，以充分的论据说明问题，阐述解决问题的建议，同时锻炼了逻辑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因而，论文写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实践教学设置上，论文写作可以包括课程小论文、学年论文以及毕业论文。学年论文在整个教学环节设置中位居“承上启下”位置，通过“课程小论文”的前期训练，使得学生积累一定的研究意识，再通过“学年论文”的撰写平稳过渡到毕业论文的撰写。
四、实践教学的实施保障
实践教学作为一个系统的过程，除了围绕学生能力培养设置各个环节外，对于实施过程中的保障措施也不能忽略。
第一，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前者如法院、检察院、仲裁机构、法援机构、律所等实务部门，是锻炼学生直面社会和运用法律知识的最佳场所。加强与实务部门的交流与联系，除定期将学生派往实习基地外，还可邀请实务部门的高级人才担任实践课程的指导工作，从而实现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后者则主要指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对于实训基地的使用，一是不断完善设施设备；二是制定实训基地的规章制度，防止使用的随意性；三是提高实训基地的利用率，特别是可以对一些非诉讼法律行为进行演练。
第二，同时，实践教学要想得到预期效果，必须加强过程管理，设置科学可行的评价标准。在实践教学中，除以学生为主体外，教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水平的同时，对实践过程加以管理，使教学运作更加流畅和具备实效。在环节结束后，通过考核学生参与程度、水平、对实践过程的提炼总结，综合评价学生表现和教学效果，既能刺激学生参与实践的热情，又能为实践教学的开展和完善提供经验积累。
总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作为地方型本科院校，需要寻找适宜自己客观情况的实践教学模式，建立并完善各个环节的设置、运行、考核评价等工作，提升所培养人才在社会中的竞争力，走出法学教育的困境。
〔参 考 文 献〕
〔1〕史卫民.比较视角下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完善〔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04）.
〔2〕欧阳爱辉，马柳颖，罗万里.应用型人才培养视域下的法学实践教学基本原则.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1）.
〔3〕管华，何晓琴.法学本科生学年论文写作调查〔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5，（03）.
〔4〕包玉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5篇
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的。从那时到现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不仅产生数量庞大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而且已出版相关教材和专著10余部。
就专著与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黄瑚《新闻伦理学》、王天定《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陈汝东《传播伦理学》等。这些撰著已经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基本理论、原则规范、内涵等各方面内容，较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论文来看，仅以CNKI收录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可获得专门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的论文617篇和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还不包括CNKI未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及国内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论文数量巨大。
就研究开始的具体时间来看，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新闻道德的准则》首次将新闻职业道德引入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但当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关注，直到1982年，由于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各行各业加强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新闻领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新闻职业道德概念随之开始在新闻界流行和普及，并为各界所认同。
总括1979年至今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阶段：
1、1979年—1991年：这一时期，新闻界经过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弄清了新闻事业的性质、社会定位等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大问题，意识到了新闻事业既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现代社会中一门具有独特的社会职能的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必然有其职业道德要求。同时，这个时期新闻失实这种新闻实践领域的老问题依旧存在，而追求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这类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逐渐兴起。当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内容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反对新闻失实、虚假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真实性等方面；也出现了少量研究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反对有偿新闻、新闻伦理学等的论文，但数量很少。
2、1992年-1997年：这个时期，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论文数量还是从研究强度来看都明显加强，论文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到1997年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研究高潮，一方面与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台与不断修订有关系——1991年1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1994年4月、1997年1月两次修订，《准则》的出台明显推动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新闻界在市场化中片面追逐利润、淡化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有关，另外，这个时期“有偿新闻”的泛滥也促使了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热潮。与此相应，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内容明显丰富了；而且，与有偿新闻有关的研究明显成为一个重点。
3、1998年-2004年：这一阶段，有偿新闻研究在继续，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对有偿新闻的研究大都与突发事件结合起来论述。突发事件成为促进这个阶段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不断延续的重要因素。《东周刊》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引出的受贿事件等，都促使了新闻学术界对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研究走入又一个高峰，仅2004年一年的研究论文就达百余篇。同时，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审视新闻职业道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次，新闻伦理学研究也在继续：除了对国内新闻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外，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介绍和论述增多。另外，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职业道德观的相关研究也受到了重视。除此以外，研究者开始从新闻娱乐化、炒新闻、新闻策划等角度研究新闻职业道德。还有，网络道德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
4、2005年至今：这个时期，从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炒新闻、新闻专业主义等切入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在继续。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与我国的相关政策相联系（如新闻职业道德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三个代表与新闻职业道德等）的研究，也占不小比重。随着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成为热点，对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度明显增大。另外，研究者对新闻自律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
二、研究的主要视角和内容
总括20多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研究视点和内容：
1.新闻失实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新闻失实是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最常见的切入点，也是从80年代初新闻学界一开始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至今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当然，随着不同时期新闻失实形式的不断变化，研究的认识和结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就内容来看，对新闻失实的研究主要围绕失实的表现、失实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失实等层面来展开；从目前来看，不同层面的研究论文数量都很庞大，所获得的认识和具体内容也较为系统、深入。从研究成果的形态和类型来看，也相当丰富和多样，有新闻理论著作中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有研究论文中就某一认识视点所做的深度分析与论述，也有大量来自业界的对某些失实个案的解剖和反思。
2.“有偿新闻”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有偿新闻”在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也占有很大比重。与“有偿新闻”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偿新闻”的成因、后果及如何防治等方面。
关于“有偿新闻”的成因，研究者的观点较为统一，普遍认为，“有偿新闻”的成因主要分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主观看，新闻工作者社会良知的丧失，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逐是重要原因。①从客观因素看，市场化背景下形成的新闻产品市场交易的不规范，为“有偿新闻”的出现提供了机制和土壤；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宣传需求，则为“有偿新闻”提供了买方市场。
关于如何防治“有偿新闻”，研究者主要围绕“自律”、“领导”、“监督”、“改革”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对策。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加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自律，似乎受到更多人的强调。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监督、评议还是惩罚，起到的无非是一种修枝剪叶的功效，只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才是从根做起，才能夯实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根基。②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通过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待遇的方法来杜绝“有偿新闻”。③
3.新闻炒作、新闻媚俗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90年代以来，新闻炒作与媚俗之风盛行。一些媒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一味媚俗，大肆炒作，引起许多社会公众的反感。新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问题的关注。
新闻炒作与媚俗和新闻职业道德的联系在于：首先，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是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原因之一；其次，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减少和避免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重要条件。一些对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的研究者正是由此出发对新闻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进行强调和关注的。
4.典型案例与新闻职业道德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常以新闻界发生的某些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某些案例，呈现新闻职业道德的现状与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对策。这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案例介绍引出新闻道德缺失话题，然后就新闻道德问题的相关内容、对策进行论述。
如，著名的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受贿事件，就曾成为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引发了许多研究文章。另外，“茶水发炎”事件、“杨丽娟事件”等也都曾引起众多学者由此出发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和职业良知的记者，必须做到：绝不有意编造虚假新闻，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④
5.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从新闻专业主义切入来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近年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围绕二者间的关联，有学者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从本质上说，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念：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业准则。⑤还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媒体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使命和社会责任应该对应着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职责和职业权利；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中的行为准则和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利益也密切相关，新闻从业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行业准则前提下，才能够获得其应有的职业利益，获得别人的赏识和尊重。因此，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也对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⑥另外一些学者把新闻专业主义视为解决新闻职业道德缺失问题的治本之策。如陈力丹认为，通过长期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内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是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长远之计。⑦
6.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关系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规，一个涉及新闻自律，一个涉及新闻他律，两者密不可分，故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必然要涉及新闻法制问题。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新闻职业道德为新闻法规提供存在的价值基础，对新闻法规具有多方面补充；反过来，新闻法规又可以保障新闻道德规则的实施。⑧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同时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的。如有研究者就强调：新闻传媒职业道德建设一要靠他律，二要靠自律。⑨
7.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研究
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者也不少，取得的认识也较为多样。如有研究者强调，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自律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健全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机制；三是完善和加强有关职业道德修养的学习制度等。⑩另有研究者则提出，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当促使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促使宏观管理和调控体制良性整合；优化新闻职业道德的外部监督体系；提升社会公共道德水准和道德判断力，铲除违背职业道德的社会土壤等。11
8.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
对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关研究视角和内容主要分为这样几类：
（1）美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这方面研究相当多，有些研究也较深入。如关岩德的《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一文，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如新闻评议会、媒介内部专职督察员或道德顾问的设置、新闻评价活动）等；另外还介绍了美国新闻院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情况。12
（2）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比较研究。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中原的《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该文从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现时间、价值标准、新闻生命、采写原则、版面安排等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进行全面比较，分析了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共性和个性。13
（3）中外新闻职业道德状况比较研究。此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先介绍西方新闻自律情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说明。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为例，文章首先介绍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发展的历程，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14
9.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
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给新闻职业道德带来的影响和网络环境中的职业道德要求等方面。就第一方面的研究来看，很多人的认识已经比较明确，如认识到网络媒体在真实性、抄袭、把关人缺失、新闻保密、隐私权等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现诸多问题。15就对网络新闻职业道德要求的研究看，研究者多从强化职业责任和自我约束能力、依靠自律原则规范从业者的行为、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等方面进行强调。16可以看出，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层次还比较浅，主要停留在传统职业道德理论与网络传播特点的机械对照与分析层面。
三、小结
综观近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认识：
1、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涉及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因此对其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研究成绩总体来看是不错的。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面比较广，研究内容也比较深入。在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拓方面，研究者也较为注意。如近年来，新闻伦理学、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自律等新的研究视角被不断开掘出来。
3、从现有研究来看，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出现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中前后逻辑与可行性分析的缺失。具体来说：在成因分析方面，大多着重于原因的说明，而缺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论证和分析；在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后果时，偏重于情绪性的宣泄和简单层次的描述，且理论视野较为狭窄；在对策研究方面，学界提出的种种对策往往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也缺乏可操作性，多为自说自话和拍脑袋的产物。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注释
邓名瑛：《“有偿新闻”的伦理批判》《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6期。
胡忠青：《西方新闻自律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今传媒》，2006年第6期。
曾凡斌：《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与重构》，《视听界》，2005年第3期。
郑保卫：《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8期。
陆晔，潘中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2002年第4期。
景刚：《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陈力丹：《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
黄瑚：《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马秋枫，张晋升，王天权：《论广东新闻传媒职业道德的他律与自律》，《暨南学报》，2005年第5期。
周宗杰：《简论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职业时空》2007年第2期。
陈敏：《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关键性因素分析》，《新闻界》2006年第1期。
关岩德：《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
陈中原：《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
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郑瑜：《互联网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方玲玲：《试论网络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状况、研究的主要视角和内容。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6篇
（《财经》2013年第32期“司法改革的中国困局及其反思”）
>> 读者评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读者评论 2013年33期 读者评论 2013年33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司法改革面临的问题
（《财经》2013年第32期“司法改革的中国困局及其反思”）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司法改革方面，再提“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专家认为，司法的行政化与地方化是司法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确保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首先，要把基层检察院、法院，从地方横向领导改为由省级领导并负担财政，同时将人事权从地方党委中解脱出来。其次，要强调法院自身的判决裁定要过硬，依照法律规定公正断案，党和国家才敢将彻底的独立权交给法院。 上海 黄一 培养下一个“李超人”
（《财经》2013年第32期“李嘉诚西进启示”）
作为华人财富的标志性人物，李嘉诚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投资者的高度关注。不少人认为，李嘉诚撤离房地产和股市，预示着中国经济要走下坡路。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本文提出，李此次“西进”所蕴含的深意，深值希望发展壮大、走出国门，以及培养第二代成功接班的中国企业借鉴和参考。由于父辈不放心、不放手，中国企业第二代往往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接班。李放手让其子去打拼事业的做法，值得成功企业家学习。 杭州 林川 律师不能有奶便是娘！
（《财经》2013年第32期“律师伦理及其冲突”）
如果材料显示被告有罪，被告的委托律师按照当事人要求来做无罪辩护，这是否违背律师职业伦理？律师应该坚守职业伦理，依法辩护，还是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竭尽全力、竭尽所能为被告人提供尽职的辩护？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7篇
论述的深度是一个需要狠狠跟自己较劲的问题。你以为点到为止即可，其实是没有跟自己较劲而无话可说。我看到有些文章，一个小标题下惜字如金地就写一句话。当然对于初学者，你可能最苦恼的是找不到话说。别急，于良芝老师给开出了处方：如果“议题分散（在一个笼统的题目下讨论很多问题），结果每个议题都会讨论得不深入；偶尔夹杂一个新颖一点的议题，也会因议题分散而冲淡了。我记得有一篇论文谈到中小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因为不少阅读研究都证实，阅读兴趣需要在小时候培养。但作者匆匆几句话就说完了，好象阅读兴趣很容易培养，只要馆员肯去做，就一定会成功似的。我给写的修改意见是这样的：“如果作者能集中讨论学校图书馆如何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人文情怀，更深入考察阅读兴趣培养与应试教育的冲突及解决办法，论文的效果可能更好。”
立论不严谨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比如对于我的举例《基督教伦理道德与图书馆职业道德的融合》，就有网友不同意。但我相信二审三审的评委会支持我的意见，万一因了这篇文章获奖引发宗教冲突，那不是给中国图书馆学会添乱吗？当然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一种宗教的伦理道德与一个职业的伦理道德就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它们何以能够融合？另一篇文章中有一个小标题是“面向大众的图书馆关怀应以客户关系管理（CRM）的理念为指导”。客户关系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是引进的理论，这是需要论证的，即你可以论证这种引进是有价值的能解决问题的可以产生积极影响的或者说已经通过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值得推广的，但“应该怎样”就显然就太武断了，更何况还要成为“指导”。其实作者的意思我能理解，问题出在表达技巧上。不过，相比较其他问题，这个属于小技巧，较起劲来并不难。
对经验介绍稿的处理，年会征文的评委们显然是放松尺度的。老槐以“有实践基础”而放过，于良芝则是“看到经验介绍性的论文，都尽量保留了――毕竟你知道它们的‘处方’来自哪里”。但如果经验介绍式“论文”要拿到杂志上发表，我只能告诉你，杂志选稿的“标杆”要远远高于这个。
关于写文章的话题就到此为止了。从头到尾再打量一遍，自己忍不住笑了，这才发现本人竟是这么好为人师。写文章是可以教可以学的么？玩笑好像太大了点。罢了，要不放进自己的文件夹权当自娱自乐？矫情了半天，最后还是不忍心虐待自己一下一下敲打出来的文字。为了给自己壮壮胆，索性把写这样的文章看做学雷锋，学不学是态度问题，学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既然是学雷锋，我就可以放下心理负担了，因为你可以接受我雷锋式的帮助也可以不接受。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8篇
（一）丹麦社会教育专业教育实践课程设置
丹麦社会教育专业学制是三年半，分为7个学期，共计210学分，课程结构包括必修课（1.教育理论，2.语言、文化与交流，3.个体、学校与社会）、选修课（1.艺术、自然与技术，2.身体、健康与运动，3.表达、音乐与戏剧）、专业领域课（1.社会问题者的相关领域，2.身心残疾者的相关领域，3.幼儿和青少年的相关领域）、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五个部分[2]。其中，选修课和专业领域课学生可以三选一，至于学生如何选择课程主要是要考虑自己的实践与毕业方向。目前，丹麦社会教育专业中约有50%的学生会选择幼儿和青少年的相关领域与表达、音乐与戏剧课程（丹麦教养员职前教育课程），毕业后从事教养员工作。其中教育实践课程中的教育实习为74学分，占总学分的35.2%；毕业论文为12学分，占总学分的5.7%；课程结构中所有实践类课程共占总学分的40.9%。
（二）丹麦社会教育专业教育实践课程内容
1.教育实习
丹麦教养员职前教育课程中的教育实习是贯穿职前培养全过程的，其中第一学期有3个月的初步实习，第三个学期和第六个学期分别有6个月的深入实习。教育实习通过为作为专业活动基础的专业理论知识、理解力与能力提供框架来实现教学目标。教育实习与在学校学习是两个独立但又彼此支持的学习环境，通过两者互动获得的知识来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与习得。学生学习的起点在于参与，对体验的系统习得以及对社会教育工作者、学校与职业之间互动的反思。它为学生的实践练习以及个人对教育职业及其使用群体的观察提供框架。三个教育实习的难度会逐步提高并且逐步涉及教学工作的多种领域，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职业及其活动的整体领悟意识。第一学期的3个月初步实习期主要针对具体的教学关系；在第三学期的6个月实习中关注重点扩大到学校的视角；在第六学期的6个月实习中，学生体验社会变化中的教学工作。丹麦社会教育专业的教育实习有明确的职业目标：第一个实习期的目标旨在使学生在实践基地参与日常教学实践；参与并发展有意义的关系，增强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参与计划、执行与评估等教学过程；从实践中获得体验并反思；伦理性与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实践；展示对建立关系与社会能力等自身先决条件的个人见解。第二个实习期的目标旨在使学生参与并为组织日常教学工作出力；参与创新与变化的过程；计划、执行、记述并评估教学过程；记述并告知教学实践；批判性地对自己的实践及实践基地的教育教学进行反思。第三个实习期的目标旨在使学生掌握教学实践并为职业的发展与创新出力；集中致力于满足特定幼儿的需求；解释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如何能用于优化一般范围内的教学工作；以科学理论前提条件与方法论技能为基础，通过对实践的参与、分析及反思来产生知识；结合职业情况与发展描述个人的职业认同。
丹麦社会教育专业明确规定了教育实习中要获得的核心知识与能力领域，在三个实习期都适用的是实践基地的教学与社会目的及功能、目标及教学实践；教学实践的文化与社会条件的重要性；实践基地的目标群体与需求、生活质量、发展与学习；伦理观、价值观以及人性观点；以记述与发展教学实践为目的的参与、对体验的系统收集及反思。第一个实习期主要是了解与掌握教育关系，具体包括在教学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关系；互动对个体生活质量与发展的重要性，包括个体自身对关系的影响与重要性；关系中的交流、互动与冲突；关系中的权力与伦理。第二个实习期主要是了解学前教育机构，具体包括作为社会机构与公益的教学实践；机构照护、成长与发展；实践基地的组织、文化与管理、内外合作；制度框架中的权力与伦理。第三个实习期主要是了解与掌握教育职业，具体包括职业的工作与任务领域；教学工作与方法；职业理论、核心概念与术语，包括其科学基础与方法；社会现代化过程与职业的历史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职业意识与认同；教育职业为解决跨行业任务做出的贡献。丹麦社会教育专业学生的教育实习是与在校上课、学习与管理有机结合的，3个月的初步实习中有5天要回校辅导，6个月的深入实习中也有10天要回校辅导。平均每天在教育实践基地工作6小时，包括回校辅导的学习日。在每个教育实习前，学校都要为学生参加实习做好准备，包括实习期间的学习方法与目标,要详细描述教育目标。在每个实习前，学生准备一份实习文件袋，文件袋里含有学生对实践基地的具体期望和问题，对即将到来的实习的个人想法以及实习与本科学习的关系；文件袋中还有学生为实习做的其他准备，包括学生所做的与实习相关的文献阅读笔记。在实习开始时，学生基于三个职业目标具体阐述实习的教育目标，实习基地必须根据学生实习期的教育目标提供管理。
2．本科论文
丹麦社会教育专业学生在第7学期的最后半段时间进行本科论文写作，本科论文写作为期10个星期，为12学分。本科论文可以由学生个人独立撰写，也可以以小组为单位撰写（每组最多不超过4名学生）。学生选定一个获学校通过的与专业领域相关的具体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撰写时必须要在论文中展现科学理论方法知识，论文必须包含学习与体验或其他形式的实践知识。（三）丹麦社会教育专业教育实践课程评价丹麦社会教育专业的教育实践课程测试与评估形式是按照丹麦政府文件中的评估规定进行的。整体而言，评估形式必须符合教学目标并且必须是学生在接受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接触过的形式。而且，评估形式必须确保是对受试者的个人评估，评估是个人化的，因此必须由个人通过。三个教育实习对学生的评价最晚应在实习期进行三分之二时段的时候进行，在实训基地由实习机构的导师与学生和学校导师举行会谈之后做出，学校导师有最终决定权，评价成绩为通过或未通过。本科毕业论文采取外部测试，外部测试中的外部考官由教育部委派，论文最后以个人的口头考试结束，对学生按7分制进行评估。
二、丹麦社会教育专业教育实践对我国学前教育师资培养的启示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的贯彻实施，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正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丹麦教育经验表明，幼儿园教师质量决定着学前教育质量，而完善的学前教育师资培养体系，是影响学前教育师资质量的关键。目前，我国政府对学前教育师资培养的高度重视为学前教育专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却表现出与理论教学关系不明确、实践教学体系尚未建立等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广泛借鉴国内外学前教育师资培养的优势，积极改革我国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一）调整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践的时间安排
丹麦社会教育专业在第一、三、六学期共安排三次教育实习，总计15个月；毕业论文在第七学期，共计10周。而我国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模块中，基本上是：安排军训（2周）、教育见习（2周）、教育实习（8周）、毕业论文（8-10周），教育实践课程学分为20学分，按总学分180学分计算，教育实践只占11.1%。与丹麦教育实践占总学分40.9%相比，相差极大。教育实习是教师教育院校培养高素质师资人才的必由之路，是教师职业养成的关键环节[3]。而我国学前教育专业的教育实多安排在第七学期或者第八学期。这种滞后的教育实习时间安排，既不利于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也不利于学生在实践中检验知识、获得感悟和进行实践的教学反思。因此，学前教育师资培养院校要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中，增加教育实践课程的学时比例，合理安排学生的教育实习时间，还要把教育实习与在校学习紧密结合起来，规定教育实习过程中回校辅导的具体时间，以使学生通过教育实践与在校学习的互动来增强对专业理论知识的习得，增强学校与职业之间的互动反思。
（二）丰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践的学习内容
丹麦社会教育专业的教育实践课程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学习内容，三个不同层次的教育实习都详细规定了实习中要获得的核心知识与能力领域。而我国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育见习仅仅是观摩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教育实习也仅仅是从事一些基本的保育与教育工作。过于单一的教育见习与实习内容削弱了学生的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因此，要想使准幼儿教师具有突出的实践能力，灵活地把学前教育理论知识与保教实践有机结合，学前教育专业就要明确规定学生在教育见习与实习中必须获得的教育实践核心知识与能力领域，在已有规定的见习与实习内容基础上，增加教育实践的文化与社会条件的重要性；实践基地的目标群体与需求、生活质量、发展与学习；伦理观、价值观以及人性观点；职业理论中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幼儿园的组织管理制度；社会现代化过程与职业的历史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教育职业为解决跨行业任务做出的贡献等内容。
（三）改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践的教学模式
教育实践能力是教师对幼儿施以积极影响、引导幼儿发展的基础。丹麦社会教育专业的三个教育实习有着各不相同的职业目标，三阶段的教育目标层层递进、螺旋式上升，通过循序渐进的体验式教育实习活动，提升了学生的职业能力。而我国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教育实践课程，虽然也有明确的教育见习与实习任务，但是任务往往缺乏层次性与全面性，实现任务的最佳方法也不够科学。因此，我们要借鉴丹麦社会教育实践课程中三个层次的职业目标，运用“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即学生在完成相关理论教学后，学习者在相关实验室、实训基地、实习单位等实践场所进行实践活动过程中，作为体验主体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对实践活动的认知、情意方面的总结与归纳，注重学习者对自身所从事活动的反思、回味、深化等内省过程的教学，注重学习者今后职业生涯的心理和人格的完善[4]。这样，学生才能够做到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实践，不断提高专业能力。
（四）发挥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践的主体作用
丹麦社会教育专业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每个教育实践前，都由学生提出对实践基地的具体期望和问题，对即将到来的实习的个人想法以及实习与本科学习的关系，实习基地要根据学生的目标提供管理。而我国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育见习与实习过程中，基本上都是由所在院校统一提出实习要求，学生只是被动执行，而且每个实习基地也并不一定会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高质量地完成指导工作。因此，我们要借鉴丹麦的做法，在教育见习与实习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自主制定教育见习与实习规划，重视培养学生的自主专业发展意识与能力，这样学生才能够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主动收集分析相关信息，并不断进行反思。同时高校也要与政府教育部门沟通，强化教育基地对学生教育实践指导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供根据学生和学校实践工作目标的管理，提前完成对学生实习评价工作，留出学生反思提高的时间，促进准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五）改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践的评价方式
丹麦社会教育专业的教育评价，有外部测试与内部测试两种。外部测试中的外部考官由教育部委派。内部测试的评估是由学校委派一名或多名教师执行。内外部测试的任务、规则与原则一致，都是根据政府规定进行。而我国学前教育专业的教育实践评价大多为内部测试，这势必带有一定的主观片面性，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教育评价的信度和效度有时难以保证。因此，我们可借鉴丹麦的做法，建立一个统一的由政府制定的幼儿教师职业评价标准，在考核过程中打破单一的内部测试方式，采取部分课程由各省统一委派专家测试的方式，增加考核的客观性、真实性和严格性，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功能和育人功能。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教师；专业伦理；职业道德规范
所谓“专业伦理”，英文用“professionalethics”一词表示，中文翻译为“专业伦理”或“职业伦理”均可。一般认为专业伦理是“职业群体为更好地履行职业责任，满足社会需要，维护职业声誉而制定的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一套一致认可的伦理标准。”…那么，“教师专业伦理”即是指教师为维护职业声誉，在从事教育教学这一专业活动时所必须遵守的一套基本的制度化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是教师职业社会及其专业伦理性的集中表现。教师专业伦理是应教师全面专业化的要求提出来的，传统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必然要过渡为“教师专业伦理”。
专业伦理水平的情况已经成为衡量一种职业能否称得上专业的重要指标之一。1948年，美国教育协会颁布的专业八条标准中提出，专业是“置服务于个人利益之上”的；1956年，利伯曼(m．liebeman)提出的专业八项特征，明确了专业是“非营利，以服务为动机”；1984年，曾荣光在对“专业”的核心特质进行规定时，突出强调专业人员要“具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要“具备客观的服务态度”，并且这种服务必须“公正不偏”。因此，教师若要成为专业人员，已不再是仅仅为了生计的单独个体，而是按照一定的专业伦理标准进行活动进而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社会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如是，在教师的专业化进程中，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教师专业伦理，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西方早期，对“伦理”与“道德”的界定没有明显的区分。我国古代，“伦”是指辈分、等次、顺序、秩序等，如人伦、伦常、纲常；“理”则有条理、理则、道理、整理、调理、料理之意，义、天理、仁义等都是它的近义词。因此，伦理包含着双重涵义：一是指人与人、人与相关事物的客观关系；二是指关系之理。“道”一般指规定、法则、原理，如天法、大道、法理等；“德”便是将这些规律、法则等变成对自己的内在要求而形成的个人德性、德行、心性、品德等。那么，“道德”即指规律、法则、关系之理给人提出的心性、品行方面的要求，以及这种规范要求内化于心、得道于己而形成的个人品性、品德。可见，伦理与道德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由于道德只关涉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而伦理则关涉形成共同体的内部所有成员及他们依据社会规范进行的互动，伦理比道德的范围更宽，外延更广。因此，必须改变我国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内涵和外延上相对狭隘的不足，要注意到教师专业伦理不仅涉及一种人伦关系，更关系到人与人关系中互动方式、方法及其过程中的人伦陛。
我国教师专业伦理主要表现为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传统师德的维护主要依靠的是教师的个体自觉，师德规范的要求也大多停留在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上，显得比较粗糙、抽象和一般。“由于我国传统师德的生成方式存在着‘身份伦理’和个体经验来源等特点，使得传统师德存在着职业特点不明显和代表性不强等弱点。”有学者从宏观的方法论层面和微观的具体伦理规范层面对我国传统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进行了研究，指出传统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存在诸多问题：1．从宏观的方法论层面看，一方面，规范强调身份伦理，未充分考虑到教育教学工作的特殊性，因而不能够彰显行业的特色，形成有别于其他专业或职业的特殊伦理规范；另一方面，规范注重经验模式，未形成相应的理论，在“可为”与“不可为”、“必须为”与“不得为”之间难以区分。2．从微观的具体伦理规范层面看，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未从广大教师道德修养的实际水平出发，充分尊重教师的道德权利，而是制定形而上的条条框框，难以付诸实施，难以以此为依据对教师进行道德评价。另有论者在详细研究了我国有关教师职业道德的具体条文后指出，我国传统师德存在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制定缺乏深入的研究，条文表述较为原则；二是职业特征把握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三是没有处理好教师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针对19世纪欧洲步人工业社会后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激烈的社会冲突，开出了自己独特的药方——“一般社会成员共同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即“集体意识”是社会得以整合的基础。在现代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多地替代了共同意识所曾经扮演过的角色”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社会分工本身的力量并不能完全实现社会整合。面对这一困境，涂尔干把目光投向了“职业伦理”，认为职业伦理“不仅更贴近具体的生活，也更贴近事实”。借鉴涂尔干职业伦理的相关理论，我国现有的教师专业伦理必须实现——身份性向专业性的转换、经验方式向理论方式的提升。
首先，实现伦理的“身份性”向“专业性”转换。“职业”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事业”是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作为专业的职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澳大利亚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将教师是否具备事业心作为衡量教师专业的一项标准。教师若能把教学工作当成一项事业来追求，就必然能做到敬业、乐业。如今，随着教师神圣面纱的揭开，教师的“权威”身份逐渐“祛魅”。教师专业伦理的建设必须转而以发展专业特色为重心，思考职业的长远发展。与此相适应，在教师专业化的进程中，教师必须逐渐厘清自身的社会角色，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要求，从而依据专业的特色与要求发挥一定的社会职能。
第二，实现“经验式”向“理论式”的提升。理论先行，指导实践。新时期教师专业伦理的建设离不开完善的教师专业伦理理论的指导。当前，我国教师专业伦理还比较个体化、零碎，还没有形成体系。美国为适应专业化时代对教师伦理的新要求，全国教育协会对《教育专业伦理规范》进行了第四次修订，在《规范》的结构和陈述方式上作了重大调整，于1975年正式颁布。其内容结构我国学者已有论述，即包括了师德理想、师德原则和师德规则三个层次。至此，《全国教育协会准则》渐趋完善，成为美国教师专业伦理的核心纲领。这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教师专业伦理理论提供了范本。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第10篇
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重点建设内容：（1）一是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质量完成工程重点教材编写任务；（2）二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3）三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4）四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应用对策研究，重点扶持一批立足实践、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应用对策研究项目；（5）五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推广普及；（6）六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7）七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支撑和信息化建设；（8）八是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和表彰。高校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著作，二是讲座、演讲以及就社会热点参与讨论。
摘自《教育与职业》2012年第一期 李文君《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关于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滞后的原因
学术素养缺失是导致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1）学术追求迷失。在研究过程中出现学术研究泛化，如研究动机泛化、研究目的泛化、研究内容泛化、研究成果泛化等现象，最终导致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持续性。（2）学术个性缺失。研究者性情浮躁，缺乏对历史的深入分析和比较，往往就事论事，缺乏批判意识和敢于直言的学术勇气，在理论研究上人云亦云，从论文到专著，成果千千万万，面孔似曾相识，导致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缺乏批判意识和创新活力。（3）学术能力不强。研究者更多地依附于“官家”和外国的理论，成为政策的解释者和外国理论的贩卖者，导致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缺乏自身特色、产生依附现象。（4）学术习惯孤傲。研究者习惯于个体研究方式，缺乏学术争鸣意识，缺少学术对话，彼此之间相互排斥甚至歧视，这些清高孤傲的学术习惯消解了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之张力，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并削弱了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水平。
摘自《职教通讯》2011年第二十三期 胡小桃，雷道金《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概况、问题与原因分析》
关于高职院校的特色建设
高职院校的特色建设由内而外包括三大战略类型：（1）文化战略。文化战略是高职院校特色战略的源泉和灵魂。第一，文化战略的关键就是通过愿景管理凝聚共同的假设、信念和价值观。第二，文化战略还在于不断优化组织共享的心智模式，也就是打造学习型组织。（2）CI战略。CI战略作为特色建设的战略要素之一，帮助学校从理念、行为与视觉上树立个性形象，是高职院校建设外显特色的有力武器。CI战略包括三个系统：理念识别系统（MI）、行为识别系统（BI）和视觉识别系统（VI），这三大系统对应着高职院校外显特色五大范畴的提升，可以帮助高职院校克服个性和特色的不足，对高职院校特色的良性发展大有裨益。（3）整合传播战略。整合传播战略是组合各种传播方法的综合计划，可以使传播影响力最大化。高职院校特色的整合传播先要从内部做起，此外，学校形象的塑造与整合、对外公关也必不可少。
摘自《职业技术教育》2011年第三十四期 李旭《我国高职院校特色构建：内涵阐释与战略组合》
关于职教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至少有以下几种发展趋势，依据这些趋势可对我国职教教师专业化发展阶段进行简单的判断：（1）从教师职业专业化到教师个体专业化。前者通过“强化分界、提高学历要求、建立自我管理团体”实现；后者通过教师的专业发展实现。（2）从工会主义转向专业主义。“工会主义”是通过专业组织谋求社会对教师专业地位的认可从而获得专业支持的价值取向；“专业主义”是通过订立科学严格的专业标准，提高“入职”门槛，提升专业化程度。（3）从经验化到技术化再到专业化的过程。从世界上教师专业发展的历程看，一般需经历从“工匠型教师”到“技术型教师”再到“反思型教师”的过程。（4）从“被动专业化”向“主动专业化”发展。教师专业化是一个不断地由个体被动专业化向个体主动专业化过渡的过程，逐步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5）从孤立到合作。教师的专业化是一个从“孤立文化”、“捆绑文化”向合作文化、自主文化发展的过程，教师通过合作进行专业发展必然代替教师个体的“单干”式发展。（6）从教师专业化到教师培养专业化。教师培养的专业化可以理解为教师通过培养机构及其制度获得资格认证与质量认可的过程。
摘自《教育与职业》2012年第三期 辛彦怀《关于职教教师专业化问题的思考》
关于社会转型期高校组织冲突
社会转型期高校组织冲突的主要表现是：（1）社会转型中行政管理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带来社会权力结构重新配置，引发高校组织的权力结构变化，从而加剧权力关系冲突；（2）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在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势必发生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从而引发了高校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3）社会转型对社会各组织的职能提出新的要求，导致社会各组织的职能发生调整，引发了高校组织职能任务间的冲突；（4）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组织管理的变革，管理日益民主化、开放化，引发了高校组织内部管理方式的冲突。
摘自《江苏高教》2012年第一期 董泽芳，郝朝晖《社会转型期高校组织冲突及管理》
关于学术职业伦理
学术职业伦理是关于学术职业道德的完整体系，是规范职业化学者学术活动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学术职业伦理从属于职业伦理，是职业伦理在学术领域的体现。学术职业伦理的本质指它区别于社会伦理和其他职业伦理的根本性质。（1）学术职业伦理的根本属性：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学术职业伦理从属于社会道德，社会道德的根本属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学术职业伦理的根本属性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2）学术职业伦理的内在属性：一种特殊的规范调节方式。首先，学术职业伦理是非制度化的规范；其次，学术职业伦理是使用非强制性手段的规范；再次，学术职业伦理是内化的规范；最后，学术职业伦理是更加强调自律的规范。（3）学术职业伦理的独特属性：一种特殊的责任伦理。职业伦理是一种责任伦理。马克斯・韦伯指出，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或是信念伦理，或是责任伦理。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学术职业伦理是责任伦理，意味着从业者承担职业角色的好坏需要通过检查其履行职业责任的情况来认定。学术职业伦理又是特殊的责任伦理，其特殊性在于它和高深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学术职业伦理既具有大众伦理和职业伦理的一般特征，又显示出学术职业的独有特性，呈现出多样性、专业性和引领性的特征。
摘自《江苏高教》2012年第一期 张英丽《学术职业伦理：内涵、本质及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