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1 18:13:56
知识产权论文范文第1篇
谈判场所转移(forumshifting)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常用的一个策略，其具体做法是，在原有谈判框架下遇到阻力时，通过将谈判议题从一个谈判框架转移至另一个框架下的方法达到目的。
众所周知，尽管1994年《TRIPS协定》(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下同)只为WTO缔约方设定了最低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此类“最低标准”义务仍属明显过高，发展中国家为此背上了沉重负担。根据世界银行贸易研究部前负责人的估计，发展中国家实施《TRIPS协定》义务的成本合计为每年60万亿美元，而这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农业、纺织品谈判中所获得的好处。
实施《TRIPS协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开始觉醒，并有意识地组成集团采取一致行动要求澄清该协定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弹性条款甚或修改该协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要求WTO采取措施。迄今发展中国家在《TRIPS协定》问题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公共健康危机的解决。《TRIPS协定》虽然允许WTO缔约方在对专利予以保护的同时适当兼顾公共健康目标，但语焉不详，这就导致发展中国家依据《TRIPS协定》采取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措施遭到发达国家的威胁和阻挠。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坚持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下，不但2001年《(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明确承认“《TRIPS协定》没有也不应该妨碍各成员采取措施以保护公共健康”，而且2003年WTO总理事会各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的《关于实施(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决定》也承认WTO缔约方有权实施强制许可、有权决定实施强制许可的理由。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据理力争，要求在《TRIPS协定》中新增有关遗传资源的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内容，以便保护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不被“生物剽窃”。
在推进WTO知识产权多边谈判遇到强大阻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起初采取了将谈判场所转移至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同)的策略，因为发展中国家在WIPO中也齐心协力地提起了“发展日程”，发达国家遂将谈判场所再次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之下：迄今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或其集团都开始纷纷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或者贸易协定的方式，规定比《TRIPS协定》义务还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其在多边谈判框架下原本无法实现的谈判目标。
二、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双边谈判框架并非进行国际知识产权谈判的理想场所，原因在于：首先，在这一框架下，双方的谈判实力更加失衡。不言而喻，多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组成集团、采取一致立场的方法显著增强自己的谈判实力，而双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却只能单独面对强大的发达国家。同时，因为许多非政府组织都对WTO等多边框架下的知识产权谈判非常关注，在此类框架下谈判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还能得到国外非政府组织的道义支持、舆论声援和技术支持，而双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外国非政府组织支持的机会大大减少，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实力。其次，双边谈判框架不承认发展中国家有权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在WTO多边谈判框架下，由于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有权要求并且能够获得相应优待，但双边谈判框架却奉行严格的互惠原则，发展中国家原则上无权享受特殊待遇。
由于上述原因，晚近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协定的时候，已经成功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了《TRIPS协定》弹性条款所赋予的政策空间(policyspace)，开始接受高于《TRIPS协定》义务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鉴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对通过双边谈判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更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一事最为积极，其所签订的相应条约中的规定也最为典型，本文以下将以美国晚近所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分析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本文认为，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向双边谈判框架下的转移主要在如下三方面导致发展中国家被迫放弃《TRIPS协定》弹性条款赋予自己的政策空间：
(一)在一般的专利保护事项方面
1、延长专利保护期限。《TRIPS协定》第62条第2款虽然要求WTO缔约方在专利审查过程中不得拖延，但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救济措施，其第33条也只简单地规定专利的保护期限应为自申请：之日起20年，因此，发展中国家本无义务因为审查推延的原因对专利权承担更多的保护义务。然而，美国晚近与新加坡、智利、中美7国、摩洛哥、巴林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却规定，如果一国专利主管部门在专利审查过程中拖延时间，那么，经专利权人申请，该部门应该延长专利保护期限以弥补所拖延的时间。同理，如果一国销售审批部门在对专利产品的销售申请进行审批过程中拖延时间，也应该通过延长专利保护期限的方法予以弥补。
2、对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授予专利。《(TRIPS协定》第27条第1款只要求WTO缔约方应该对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予以专利保护，并没要求其对现有产品的新用途作为发明予以专利保护，因此，发展中国家本可对申请人所发现的已知产品的新用途不授予专利权。为了阻止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政策空间，美国与摩洛哥、巴林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明确规定，缔约方有义务对使用已知产品的新方法给予专利保护。
3、禁止专利权国际用尽。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对专利权的权利用尽问题分歧严重，前者主张国内用尽，后者则主张国际用尽，《TRIPS协定》只好承认各国有权按照自己的理解处理这一问题——其第6条规定：“就本协定项下的争端解决而言，在遵守第2条(知识产权公约)和第4条(最惠国待遇)规定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用于处理知识产权的权利用尽问题。”为了不给发展中国家主张专利权国际用尽的机会，美国与摩洛哥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明确规定，至少在专利权人不允许平行进口的情况下，一国应该奉行专利权的国内用尽的原则。
4、限制专利权的撤销理由。《TRIPS协定》并未明列专利权的撤销理由，其第32条仅指出：“对任何有关撤销或宣布一专利无效的决定应可进行司法审查”，这就使发展中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本国专利法中的专利撤销理由。为了褫夺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权利，美国与新加坡、智利、中美7国、摩洛哥、巴林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一国所确定的专利权撤销理由仅限于两类：其专利法中的拒绝授予专利理由，欺诈、虚假陈述、不公正行为。
(二)在发展中国家获得药品的能力方面
1、要求后者承认“数据专属权”(dataexclusivity)。现代各国的通例是，一种新药开发以后，必须经该国药品管理部门批准才能在市场上销售，为此，医药公司需要通过临床试验的方式证明其药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将相关实验数据提交给药品管理部门。《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虽然要求WTO缔约方对于此类数据予以保护，以防被“不正当的商业使用”或者被“披露”，但并未要求同时赋予相关医药公司对该数据的独占权(也即所谓的“数据专属权”)，因此，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允许本国根据强制许可协议生产仿制药品的医药厂商利用此类数据向药品管理部门申请上市批准。为了阻止发展中国家利用《TRIPS协定》的这一政策空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摩洛哥、巴林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新药开发者对其向一国药品管理部门提供的上述实验数据具有独占权。受该规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小医药公司即便获得药品专利的强制实施许可也必须首先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重新进行临床实验，并只有在实验结果合格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获得药品上市批准，故发展中国家及时获得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仿制药品的能力被大大削弱。
2、限制药品专利的强制实施许可的适用理由。2003年WTO《关于实施(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决定》曾经确认，WTO缔约方有权自行决定其对药品实施强制许可的理由。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实施强制许可的权利，美国在与约旦、新加坡等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都规定，一国只能基于如下三个理由对药品专利进行强制实施：对经行政或者司法程序确认的垄断行为提供救济；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进行非商业性使用；出现全国紧急状态或者其他极端紧急情况。
(三)在对生命形态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TRIPS协定》第27条第3款规定，WTO缔约方可以不对“除微生物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除非生物和微生物外的生产植物和动物的主要生物方法”提供专利保护，但必须对植物品种予以知识产权保护，其方式可以是专利，可以是某种“有效”的特殊制度，也可以是这两者的组合。植物品种培育属于生物技术的范畴，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力量薄弱、未开发植物遗传资源丰富，通过严格的专利制度保护植物品种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植物遗传资源保持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护，所以，WTO中的发展中国家缔约国大都按照《TRIPS协定》的授权，选择通过植物品种保护法这一特别法的形式对植物新品种予以保护，育种者由此享受的知识产权即为所谓的“育种者权”。《TRIPS协定》只要求WTO缔约方所采取的保护植物品种的特殊制度是“有效”的，对此类特殊制度的具体设计、保护标准并未做任何要求。为尽量减少植物品种保护给本国造成的冲击，发展中国家多在植物品种保护法中采纳较低的保护标准，并将“农民权”规定为育种者权的例外。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方面，国际上存在一个高标准的植物品种保护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以下简称UPOV)，虽然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多边谈判框架下极力主张，《TRIPS协定》所言的“有效”特殊制度就是UPOV(尤其是其1991年文本)中的相应制度，但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公认。为迫使发展中国家提高对植物品种的保护标准，在与新加坡、中美7国、智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美国成功地将UPOV1991年文本所确定的植物品种保护标准纳入相应协定中，并规定对方国家必须加人UPOV1991年文本。更为出格的是，美国与摩洛哥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甚至规定，摩洛哥不但必须加人UPOV1991年文本，而且还必须对植物予以专利保护，这就将发展中国家通过特殊制度保护植物品种的选择权都剥夺了。
根据美国2002年《两党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的相关规定，美国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目标是，确保美国所签订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美国法”中的相应标准类似，这意味着在与发展中国家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美国的本意就在于不顾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实际情况，迫使后者承担严重超过自己负荷的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如上所述，在美国近几年所签订的许多自由贸易协定中，其的确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由于美国一直注意在自己所签订的各自由贸易协定之间保持一致，因此，上述美式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压缩《TRIPS协定》预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的现象并非仅是个案的、偶发的，如果此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为了能够打开美国特定领域的市场、甚或仅仅为了与美国修好就盲目签订此类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则不但其自身将受到损害，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将因为国际知识产权标准普遍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原有整体立场无法维持而终被殃及。
三、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如下四方面的对策：
(一)加强区域性的知识产权合作，增强谈判实力。发达国家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将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下，南北国家之间谈判实力不均衡的局面更加明显，这是造成晚近发展中国家在双边知识产权谈判中过分让步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应尽快加强区域性的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使得同一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就敏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是《TRIPS协定》中的弹性条款问题能够形成共识甚或共同的约束性规则，这样，该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在单独与发达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时，就可以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必要的集体后盾，从而有可能坚守住《TRIPS协定》预留给其的政策空间，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
(二)积极支持同情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尽快协助其建立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如上所述，目前同情发展中国家立场的非政府组织仅对WTO、WIPO等世界性的多边知识产权谈判关注、参与较多，处于双边知识产权谈判中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得不到非政府组织的道义支持、舆论声援和技术支持。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发展中国家需要改变消极等待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支持同情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其是，尽快协助其建立区域性网络。这样，不但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进程将得到非政府组织的推动，而且，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充分参与到同一区域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实力。同时，为了给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创造必要条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特别注意确保区域合作谈判和双边知识产权谈判的透明度。
(三)在做出是否与发达国家开展双边知识产权谈判的决策之前进行全面的得失权衡，谨慎把关。此类全面的得失权衡至少应该涉及如下几点：(1)了解发达国家的惯用策略，做到胸中有数。发达国家、尤其是其中的美国素来喜欢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迫使发展中国家进入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比如，通过降低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给予发展中国家以特殊和优惠待遇、增加对后者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后者签订科学技术协定、给予后者技术援助、给予后者最惠国地位、不援用“超级301条款”进行单边贸易制裁的方式，威逼和利诱发展中国家签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双边条约。(2)预先规划出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晚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谈判都是合并在自由贸易谈判之中的，签订了此类协定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贸易、知识产权、外资、竞争、环境、劳工等多方面承担国际义务，因此，在决定是否进行此类谈判之前，发展中国家需要对自己的全国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做出规划，在农、工、服务等各行业和知识产权、外资、环保、劳工等各专题都进行全面设计。(3)将可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放到上述全国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框架内进行得失评估。此评估不仅需要计算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利益方面的得失，而且还需要计算投资、竞争、劳工、环保以及货物、服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得失。由于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因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在知识产权利益方面承担净损失，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作用有限、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互惠原则又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货物方面的市场准人中所获得的利益被大幅抵消，再加上相关的环境、劳工成本，因此，并非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能从与美国之类的发达国家签订此类自由贸易协定中受益。
(四)充分研究，提出符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可行方案。如上所述，美国2002年《两党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所设定的美国谈判目标是，确保美国所签订的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美国法”中的相应标准类似。通过比较美国近几年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篇章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篇章的确主要采纳了美国的观点。这就从侧面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战术不足”——仅限于对美国的方案消极地表示反对或者接受，未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符合自己需要的其他可行方案，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对自由贸易谈判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的研究，主动提出符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可行方案。其中，发展中国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法律文化与体系的差异，相同的条约规则在不同国家的执行情况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内部已经存在较为成熟的利益平衡机制和例外，因此，看似严格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条约义务往往在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内效力有限，法律体系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接受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时候需要当心，以免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甚至比发达国家承担的还重。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场所转移；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协定
知识产权论文范文第2篇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对知识产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自然法权和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自然法权的法哲学模式，承袭法哲学家关于一般财产权的论述，从劳动或人格的角度立论，论证知识产权伦理上的正当理据。其要旨在于确立知识产权的自然权利地位，认为知识产权合乎自然理性，具有不可剥夺的属性。依照这种观点，知识产权即是一种伦理上的善，其正当性具有先验的品格，具有某种天赋人权的特征。而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国家政策工具，其价值视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而定。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能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特定的功利目标，则为善的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否则，就是“恶法”。换言之，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应完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为导向。
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总是强调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属性或人格关联性，有意无意地推广自然法权的知识产权观念。如微软，为保障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以“知识产权海盗”比喻一些侵权行为，在伦理上丑化发展中国家形象。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其既有优势的知识产权，维护其国家或产业集团的经济利益。
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时，应坚持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哲学观念，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系统化的政策手段。要对知识产权有个“去魅”的过程，注意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双重标准，警惕西方国家采用外交、法律等手段把不合理的义务加诸于我。同时我们要采取“适度保护”的原则，在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摈弃那种知识产权保护越高越好的看法。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有利于维护本国产业利益、消费者利益，有利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为依归，制订能平衡各关联方权益的均衡的知识产权法律。
二、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最终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需求。政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包办一切。
笔者认为，应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怎样激发我国企业、学校、科研院所乃至个人等知识生产主体在发明创造、作品创作、品牌培育上的积极性，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目标。如果不能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侵权行为，必然损伤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为此应对具体的司法制度、行政执法制度进行调整，使之能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也避免给外国以批评的口实。
政府的作用，不是越俎代庖，替代企业去做知识产权工作，而是引导和服务。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制订和修改法律，提供制度供给，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法律保障；二是采取措施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三是信息服务，为企业提供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四是宣传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提升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企业、科研院所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五是通过高校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知识产权战略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的层面。宏观层面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微观层面各企业可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中观层面各地方区域，一省或者一市，可以制订各自的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各司其职，三个层面的战略相互补充，协调一致，才能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建设得到切实推进。
三、注意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富集地。高等植物有30000余种，脊椎动物有6347种，分别占世界总种数的10％和14％。我国生物物种不仅数量多，而且特有程度高，生物区系起源古老，成分复杂，并拥有大量的珍稀孑遗物种。我国有7000年的农业历史，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作用下，为适应形形的耕作制度和自然条件，形成了异常丰富的农作物和驯养动物遗传资源。这些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生化、基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另外，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传统文艺表达形式也十分丰富。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正是我国比较优势之所在。我们应该善加利用，充分发挥自己的长项。在WTO、WIPO、FAO等国际法律框架下，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反复提出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的诉求，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就是集中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保护遗传资源要求的国际法文件；发展中国家并力求将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的保护问题纳XWIPO和TRIPS框架内。目前，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已经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谈判的焦点；发展中国家的抗争正是为了维护其具有比较优势的知识产权利益。我国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加入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在国内法层面，我们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现行法律法规虽然对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有一些零散的规定，但对基因资源、传统知识、传统文艺表达尚缺乏基本的法律规范；《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国家原则”等重要内容也没有明确的国内法宣示。这些法律漏洞给发达国家的“生物海盗”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在制订知识产权战略时应该高度重视、充分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尽快规划制定统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落实公约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内容。另外应促使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尽早出台。在怎样利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这一世界性的难题上，我们可以大胆地进行法律制度创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摘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以工具主义的哲学观为指导，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并应注意发挥我国在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形式方面的比较优势。
知识产权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的立法机构正在对《商标法》、《专利法》和《版权法》进行修改。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健全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以使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协议》和其他国际标准，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的要求。美国商会愿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交流对修改草案的非正式看法。
美国公司希望中国制订一部全国性法律，象广东省颁布的一项法规那样，对造假和侵犯知识产权处以更高罚金，而且规定更多实施细则，由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版权局及公安局负责实施。目前中国急需统一全国各省各类侵权案件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的实施细则及罚款数额，尤其是假冒和盗版案件。
造假
美国商会敦促中国政府修改现行的知识产权法规和《刑法》，加强政府和知识产权所有者所能运用的打假措施。应修改刑事责任的标准以利刑事诉讼，还应提高行政/民事案件中的赔偿标准，使知识产权所有者能更多地收回其行使权利的成本。此外，如企业界同时采取民事和行政措施来打击假冒行为，效果会更好。
版权
中国的《版权法》必须修改才能与世贸组织相关原则相一致。美国商会敦促中国政府加大实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艺术家和唱片条约》的执法力度。
在软件行业，目前中国尚未制订针对企业最终用户盗版行为的明确办法。美国公司迫切希望国家版权局就如何解决这一严重问题规定。
目前，外国版权所有者如希望经由行政渠道解决侵权问题，仍然必须通过中央级的国家版权局。这引起外国公司的关注。外国版权所有人应该象国内所有人一样，有权向当地版权局投诉，要求查处。
专利
在制药行业，中国承诺要实行专利行政保护，但有些美国大公司却未能享受这种行政保护的所有实惠(见本书第83页，《制药业》部分)。
执法
外国公司期望中国政府确保地方警察、检察和行政部门(版权、商标和专利)配备足够人员，使之训练有素，以对付日益增加的侵权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规定地方检察院不再受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犯罪案件，这使得侦查侵权案件的责任主要落在地方公安局头上。外国商界对此表示关注。虽然有迹象显示公安部可能会设立侦查侵权的特别部门，但通常外国知识产权所有者无法请到他们来侦破案件。
基层执法的困难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执法官员不愿或不能对侵权人处以具威慑力的处罚、以及刑事案件很少得到。如中国能针对这些问题制订新的法规和政策，那么外商对中国的信心就将大大增强。
域名纠纷
互联网域名盗用是一个新的知识产权问题。行政当局和法庭需要制订更具体的标准来解决域名纠纷。解决纠纷的机制应明确规定盗用域名一经证实确属欺骗，就将被注销。
使用费的汇出
最近外商极难汇出正版知识产权产品的使用费。美国商会会员公司对此表示关注。之所以很难汇出是因为国家外汇管理局通知，要求银行审查与知识产权许可证的登记和审批有关的文件。遗憾的是，经验表明主管部门很难——有时根本不可能——及时处理所提交的文件。
正版软件的进口
中国外贸官员常常将外国软件商的软件许可视为技术进口，同其他类型技术进口一样，要经过同样的登记和审批程序。然而，判定软件许可是否需外贸部审批的标准并不明确，而且软件许可的审批程序通常也不可行。
为了消除软件许可进口法规的不确定性，美国商会建议为软件许可的进口制订专门的标准，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技术进口。另外一个办法是全部取消审批规定。
中美世贸组织有关内容：知识产权
中国同意一加入世贸组织就遵守乌拉圭回合《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协议》。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协议》签订于1995年，反映了关贸协定成员国对日益增长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关注。该协议详细列出如何减少侵权及跟踪执法的机制。
国产软件的转让
有关国内开发软件转让给外国公司的审批要求仍不明确，此外，技术出口的规定的适用范围究竞如何也很模糊。这些都制约了软件和技术领域的商务和投资。美国商会建议中国政府明确有关国内开发软件转让给外国公司的规定。
知识产权论文范文第4篇
1.缺乏知识产权管理的战略规划虽然我国有不少企业逐渐建立起相当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但是在我国现阶段，重视知识产权并取得显著效果的企业为数不多，基本上都是海尔、北大方正等极少数大型企业，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相当还比较薄弱，企业家关注的重点是有形资产，对专利等无形资产的关注较少，没有从战略上对此进行规划，因而没有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在现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这类企业就容易被淘汰出局！
2.缺乏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做好知识产权管理需要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的支持，但是，据研究显示，我国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企业内部没有建立专业机构，面临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聘请律师解决问题；企业中商标档案与其他档案合并管理，没有对商标档案制度和对商标的申请、保管、续展等进行专门的规定。种种的情况表明，我国绝大部分企业缺乏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的严密组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
3.缺乏知识产权管理与运作的人才在我国，科研与生产分离，生产的基地是企业，而科研则主要由大学、研究所承担，这就导致企业的研发能力较为薄弱，而大多数科研成果堆积在高校，不能把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商品化。另外，我国很少有企业会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在缺乏专业管理人才的情况下，许多专利申请后无人管理，使企业的无形资产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4.缺乏有利的外部环境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是由于我国法律保护机制和市场运作机制的不够完善，导致我国企业缺乏知识产权管理的有利的外部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缺陷；知识产权司法机关执法不力；行政机关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场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层出不穷；中介市场的不完善。这些情况都表明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缺乏一个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建议及对策
解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政府和企业同时努力，力求为企业进行知识产权管理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1.政府加大力度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进行知识产权的管理，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为了给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流，了解各国知识产权法律方面的进展，将国外的情况与我国国内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不断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制定一套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知识产权法律；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严厉打击市场中的侵权行为；引导、加强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建设，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中介机构。
2.企业应该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企业作为知识产权发展的重要主体，对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企业又在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强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1）增强知识产权的管理意识，加强对知识产权管理的战略研究，同时将知识产权管理融入企业业务与技术创新工作中。在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把知识产权管理与技术开发、无形资产的运作联系起来，以此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造更大的利润。（2）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管理。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对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申请、保护，同时开展知识产权管理的策略研究。（3）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知识的学习。一方面，加强对员工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知识的培训，使各阶层员工都认识到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性；另外，主动学习和引进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3.企业与学校加强合作，形成互补与互动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企业可以与高校合作，企业为高校的研究提供足够的资金，高校则为企业提供自己的科研成果，这样一来，就可以打破科研与生产分离的局面，在增加企业科研成果的同时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一个提前进入社会的机会。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知识产权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企业需要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管理。
知识产权论文范文第5篇
自世贸组织1995年1月1日成立至2000年9月底，其争端解决机制共受理了205起国际贸易纠纷，其中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纠纷的案件有22起，占同期受理纠纷总数的10.73%.从世贸组织受理的各种类型的纠纷所占比例来看，它排在第三位。这些案件中，有6个已经或正在通过专家组程序处理，5个案件经双方蹉商取得和解，其余案件都在蹉商过程中。
这些案件呈现下列一些特点：
1、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其知识产权法律要求的有力工具
世贸组织处理的22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全部由发达国家提出。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极力倡导者，最积极地运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推行它所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在22起案件中，由美国提出申诉的就占了15起，其余7起案件分别由欧共体（6起）和加拿大（1起）提出。
知识产权起源于欧洲，发展于工业革命时期。知识产权制度创立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给予权利人对其发明创造和作品的独占权利，激励人们更多地创造，同时以独占权利换取发明创造内容或作品的公开，促进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及其保护程度与这一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国内的发明创造数量也较多，这就需要有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同时，科技水平的发达也为保护提供了客观条件。虽然作品的创作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作品的版权保护却有赖于技术手段。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历史长、保护程度高、制度比较完善；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大多数历史比较短，保护程度相对较低，制度也不够完善。
在18、19世纪，虽然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当时已经有了知识产权制度，但由于国际经济交往不太频繁，知识产权保护基本上一国的国内事务。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科技发展速度加快，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的含量也上升。由于各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程度的差异，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尽管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世界上就有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进入20世纪之后，各国又制定了不少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但这些国际条约大多数只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原则或最低保护标准，都没有规定达不到这些标准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没有规定对侵犯知识产权的处罚措施。
为了解决国际条约不能对本国知识产权提供有力保护的问题，发达国家制定国内法，力图通过国内法的适用来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特殊301条款。美国政府多次运用这一条款，对它认为未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发威，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些国家列入“黑名单”，迫使这些国家修改自己的知识产权法。美国的这一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护本国知识产权的目的，但却不利于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了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发达国家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国际裁判所”。美国1974年贸易法在1984年增加了特殊301条款之后，当年美国贸易代表就对台湾对电影的进口限制进行调查，从1990年到1994年，美国贸易代表平均每年发起2起特殊301条款调查，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说三道四，而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之后，美国贸易代表仅在1996、1997、1998年各发起一次调查，美国在世贸组织提起的其余14起知识产权纠纷都未经过国内的特殊301条款调查而直接向世贸组织申诉。这些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已经可以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达到原来通过适用国内法想达到的目的。
2、知识产权国际纠纷不受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
从提起申诉的时间看，知识产权案件的提出呈均匀分布。从1995年到2000年9月中旬，除了1995年没有提起一件知识产权纠纷外，每一年提出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都在4至5件.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反补贴协议和反倾销协议纠纷相比，后者呈现明显的不均匀分布。可见，知识产权更少受到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倾销、补贴、进口限制、保障措施等等贸易措施都与商品进出口直接相关。一国国内的经济运转状况、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决定了一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较开放的态度还是较严厉的贸易保护。此外，如果某种产品对一国的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这个国家的该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都会影响这一国家对这种产品实施的政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各国实施上述贸易措施的时间是不会均衡的，由此引起的国际贸易纠纷从时间上看呈现比较明显的峰谷态势。但知识产权纠纷则不然。尽管从理论上说，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也受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但它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一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国内经济运行良好而不提出关于知识产权的申诉。
3、申诉方举证责任轻，而胜诉率极高
所有的纠纷都是针对某一成员方的知识产权法律，而且可以说是每诉必胜。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与其他贸易纠纷（特别是关于反补贴、反倾销协议的纠纷）在这一方面的区别非常明显。大多数贸易纠纷都是因某一成员方的国内具体措施引起，如关于反倾销协议的纠纷，或是因某一成员方对其他成员方的进口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或反倾销调查；又如关于反补贴协议的纠纷，则可能是因一成员方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或一成员方指控其他成员方对某个产品提供了补贴。而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则不是针对某项具体措施，更不涉及某个权利人的具体知识产权。
在世贸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纠纷：一种是违反世贸组织各项义务之诉，另一种是损害或剥夺某个成员方在世贸组织可享受之利益之诉。在前一种类型的申诉中，申诉方必须明确指出被申诉方所违反的协议。由于世贸组织的各项协议的要求不同，申诉方实际上承担了相当的举证责任。比如在涉及反倾销协议的纠纷中，申诉方必须证明被申诉方违反了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而在涉及TRIPS协议的纠纷中，申诉方只需要指出被申诉方的法律规定不符合TRIPS协议某一条的规定，不需要提供其他证据。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结案的知识产权纠纷看，所有的案件都以给申诉方败诉告终。其中典型的案件是欧共体针对美国修改版权法提出的申诉：美国1998年10月27日修改了版权法。欧共体1999年1月就提出要求蹉商，经过各项程序，专家组于2000年5月作出报告，争端解决机构于7月27日通过专家组的报告，确认美国在版权法修改中增加的“商业豁免”不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要求美国使其版权法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美国的一项法律在修订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必须重新修改，而所有这一切只需要申诉方做一些法理上的分析，无需任何事实证据。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比较晚，在立法和执法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尽管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必须承认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与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规定还有差距。我们应当认真分析中国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根据我国的需要和可能，主动去弥合这一差距。
注：
1、其中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郑成思教授的《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知识产权法》，见《中国知识产权报》2000年2月18日、25日第二版。
3、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的贸易纠纷中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案件，总共26起。
4、排在前两位的是有关反补贴协议的34起案件（占16.59%）和反倾销协议的25起案件（占12.20%）。
5、笔者认为，我国1992年对专利法的修改和1993年对商标法的修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美国通过特殊301条款施加的压力有关。
6、其中1996年的一次，美国在对印度调查的同时也在WTO申诉，美国胜诉，遂终止了国内调查。另两起调查分别针对洪都拉斯和巴拉圭。以两国分别与美国签订协议告终。
7、截止2000年9月底，2000年提出的知识产权纠纷为3件。
知识产权论文范文第6篇
第一，许多高校无专利。2012年湖北省大专院校申请专利总数为4,298件，有49家大专院校申请专利，平均每家申请专利数为87.71件。2013年湖北省大专院校申请专利总数为6,320件，有56家大专院校申请专利，平均每家申请专利数为112.86件。由以上数据来看，仍有高校没有申请过任何专利。第二，大多数高校专利申请数量较少。第三，高职院校专利申请力量薄弱。
2湖北省高校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2.1知识产权文化缺乏，保护意识薄弱
《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中规定：“高等学校要宣传、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增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湖北省高校知识产权意识仍然薄弱，主要表现为：第一，知识产权意识淡薄。高校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侵犯高校的知识产权的侵权查处和利益保障不足；科研人员将职务发明据为己有，随意支配，损害单位利益，同时对于损害自身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比较漠视，更不会主动搜集证据，维护正当权益。第二，知识产权教育不够。除高校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培训还亟待加强外，对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教育力度也不够，尤其是研究生层次。他们当中许多是国家未来的科研人员，如果在校期间缺乏相应的知识产权教育，那么毕业后投入科技创新工作的他们就可能因为知识产权理念薄弱和相关法律知识的缺失给自己和单位带来困扰和麻烦，这同时也加重了社会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的任务。
2.2激励机制不健全
我国高校长期存在“重成果鉴定、重报奖、重论文、轻专利、轻商业秘密”的现象，一些单位在科技创新成果利益分配中，偏重单位利益，忽视科技人员的个人利益[4]，没有实现学校与发明人间利益的平衡。投入了巨大精力和智力劳动的高校科技人员到最后获得的是远小于投入的产出，其积极性和创新性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另外目前高校的普遍做法是将科研人员的各种评比都直接与数量和奖励等级挂钩，所以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科研人员往往基于职称评定和晋升等为目的来开展科研工作，缺少科技创新的主动性。
2.3知识产权流失不同程度存在
知识产权因为其无形财产权的特性，使得其有了流失的可能性，且流失的形式也具有多样性和隐蔽性。主要形式有：第一，职务成果非职务化。有的高校教师避开学校用职务发明在校外办公司或者进行技术入股；有的高校教师将职务发明卖给企业；有的高校教师利用高校昂贵、高科技的实验室和设备私自为校外企业服务，获取报酬。第二，随人员流动而流失。市场经济环境下高校的人才资源流动频繁且自由，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才借机将在校的一些职务科技成果据为己有或者将其献给新单位，这些行为严重损害高校的利益。其他流失形式还包括外单位窃取而流失、随合同流失、科技人员公开成果内容而流失。
2.4缺乏知识产权基金
有些高校只资助部分专利申请，不资助专利维护；有的高校还没有设立知识产权基金，专利申请的费用还是来源于课题经费或其他基金资助[5]；有些高校虽然设立了知识产权基金，但随着专利数量的迅速增多，基金出现严重短缺。因此有些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因缺乏申请专利的经费，又不愿从课题经费中支出，干脆放弃专利申请而改为或成果鉴定。
2.5知识产权管理有待提高
虽然湖北省高校科技创新活动非常活跃，但一些高校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还存在问题。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局长王东风在2012年全省专利工作会议上指出：“全省很多大学的知识产权工作处于无机构、无人员、无制度、无经费状态。”具体表现为：第一，组织不健全,管理分散。一些高校没有设置知识产权管理组织，在部分设置了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的高校，机构级别较低，组织职能也比较分散。第二，人员不足,素质有待提升。尽管部分高校设置了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但普遍感觉人员不足，在专业素养、管理和服务能力方面亟待提升。第三，部门网络建设有待加强。一些高校的知识产权网络建设落后，不能满足服务科研人员的需求。如：部门网络建设缺乏专门技术人员管理；网站内容少、简单，达不到服务科研人员的目的；网站中较多的是有关项目、鉴定和报奖的内容，知识产权内容较少。
3湖北省高校科技创新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3.1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3.1.1加快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要着力全社会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创造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知识产权文化形成的基本手段是面向大众的知识产权宣传与普及，着力促进全校师生的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创造意识与能力的培养。3.1.2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培训高校知识产权教育要双管齐下：一是在校学生，不仅要在“法律基础”等相关课程中学习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高校还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单独开设知识产权的选修课或者必修课课程，并计入学分。二是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对他们进行法律、法规的专门培训，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防止专利的流失，维护知识产权利益。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开始运行的湖北省知识产权远程教育平台，它为全省社会公众和高校师生提供了学习知识产权的知识平台。2012年该平台从六个市州站延伸到高校企业中，增设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为分站，至此基本形成了湖北省知识产权远程教育培训框架。
3.2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制
3.2.1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高校应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开展包括知识产权的普法教育、规章制度制定、日常管理等工作。3.2.2专业的知识产权管理队伍知识产权管理专职人员应该具备必要的知识产权专业知识和法律素养，能够胜任专利申请、成果推广、申报奖励、签订合同、侵权维权等方面的大量工作，有效保障高校知识产权权益。3.2.3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和科技管理工作的关系建立大管理的概念，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渗透到科研管理的全过程，注意增加知识产权保护的内涵和外延，使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科研管理工作形成有机的整体。3.2.4开展完整的专利信息检索、检测工作在项目立项前通过专利文献系统，详细了解本专业技术领域的最新技术情报；在研究的过程中密切跟踪国内外专利动态，保持研究的先进性并注意保护期间产生的知识产权；在项目实施阶段利用专利文献对技术与经济进行预测，了解把握新技术的分布状态、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为制定技术竞争对策和科研对策提供重要依据[6]。3.2.5严格的知识产权审核制度审核的重点是非职务智力成果，学校师生以个人名义申请专利或对外转让技术时，必须向学校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申报，接受学校审核，审核通过后方能申请[6]。对违反规定者可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并给予通报。另外，在知识产权成果进行权利转让、投资入股或许可贸易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必须参加，重点审核合同条款，防止因未及时发现问题而给学校造成损失。
3.3优化知识产权激励机制
高校应关注科技人员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应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适度向科技人才倾斜，充分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7]。一方面应将科研人员获得专利的数量与其职务晋升、工作量计算、效益工资、酬金提取等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各项待遇直接挂钩，有突出成果的要给予重奖。武汉大学的《武汉大学自强科技创新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一项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等同一篇SCI或核心期刊论文，发放津贴，专利转化后可提取技术转让费，还可作为职称评审和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8]。另外一方面可以对科研成果进行资产化管理，允许科技人员以技术成果参股，提供更大的预期收益，增强科技人员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实现激励制度的效能最大。
3.4设立知识产权基金
高校应设立知识产权专项基金，用于支付商标注册、职务发明的专利的申请费和维持费等相关费用。基金的来源除了专利实施收益外，还包括高校一定数额的经费拨款、政府有关部门的资助、社会公众的捐款、商标授权使用费等。专项基金要突出对发明专利和国际专利的资助，要规范使用，强化资助申请的评审，全面提高创新质量和基金的使用效率。
3.5切实提高知识产权质量
拥有专利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高校科技实力和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9]。高校的R&D活动产出是著作、论文、专利、计算机软件等，其目标是学术水平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以前我们比较强调专利申请数量，但专利的数量并不是最终目的，申请专利的最终目的应该是领先该技术领域，产生各方面效益。因此，高校应该更重视专利的质量、实施和效益。
知识产权论文范文第7篇
高校作为社会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在社会科技创新资源方面的作用，存在着重成果产出、轻成果转化，重研发投入、轻市场投入等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知识产权评价指标体系，是提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是激发和保护高校科技人员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积极性、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人才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对于高校知识产权评价指标体系的学术研究成果极少，笔者以“高校知识产权指标”为关键词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的相关文章（1999-2008年）仅有2篇。本文试图科学合理地选择并梳理出由若干重要指标组成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并考量高校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整体工作绩效、保护水平、薄弱环节、存在问题及其根源，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出高校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的对策措施。
2.高校知识产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2.1知识产权授权类指标
有效专利数量，即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有效专利数量。因为高校中已授权专利中提前放弃的比较多，所以该指标旨在鼓励高校不要提前放弃专利权。著作权数量，即以相同年为单位统计的发表的著作数量。著作权数量是衡量高校科研水平和学术形象的重要方面。软件著作权申请登记数量，即以相同年为单位统计的在国家专门设立的软件著作权登记机构申请登记的软件数量。
3.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
3.1知识产权保护类指标
知识产权司法和行政案件年结案率：知识产权司法案件年结案率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件年结案率的算术均值。知识产权执行案件的年执行率：该指标反映对知识产权司法案件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件中申请强制执行案件的执行率。
3.2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类指标
知识产权规章制度的执行率：该指标反映高校知识产权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登记的知识产权人人数：该指标反映高校知识产权人员的规模。
4.加强高校校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的对策建议
4.1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校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在校教师、学生人数均有长足发展。根据北京、上海、杭州以及其他一些副省级城市的专利产出情况看，高校是这些城市专利产出，尤其是发明专利产出的重要源泉。因此，高校专利知识产权工作在我国专利知识产权工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高校知识产权数量反映出高校的科技能力和知识文化能力。随着我国加入WTO,高校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遍增强,专利申请并获授权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
4.2存在的问题
但在部分高校知识产权建设中,存在着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淡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科研管理与知识产权管理脱节、与外界科技合作造成本校知识产权流失等系列问题。一是专利产出少，且分布不均衡。高校是人才聚集之地，但每年高校所产生的发明专利仅仅几件，其余均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大量的产出仍然是论文。分布的不均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技术关联程度不高的外观设计专利占了大部分；另一方面是为数有限的专利产出集中在少数高校出。二是专利产出的技术领域与各校的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设置不对应。如上文所述，以宁波高校为例，宁波科研工作所涉及的技术领域覆盖面非常广，涵盖了国际专利分类表8个部中的7个。但产出专利的技术领域仅涉及到2至3个，其余技术领域无专利产生。三是专利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高校还普遍存在着重，轻专利申请的现象，在高校中，教职工考核及职称的晋升除教学外主要以论文为依据，因而使得学校教职工在取得科研成果后申请专利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专利申请数在学校的科研成果中所占比例很低。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对专利知识产权知识知之甚少，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部分高校领导对专利知识产权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一些科研管理人员不熟悉专利知识产权知识，不能很好地为科研人员服务。四是高校的专利知识产权教育薄弱。我国有大量的高校在校学生，这些学生将在2至4年内陆续走向社会，直接或间接的为企业为社会服务。但他们在校期间却没有受到专利知识产权方面的培训。更没有专利知识产权专业来培训专门人才。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我市专利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方面的人才极度缺乏。五是专利管理需要加强。在我国高校中没有一所设立专利管理机构，部分好一些的，在校科研处设有兼职人员从事专利管理，有些学校根本无人管理专利工作。
4.3几点建议以及对策
4.3.1增强自主知识产权能力是建立创新型省份的重要核心内涵
要进一步组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在研制出高新技术成果的同时，通过取得发明专利等自主核心知识产权进行技术成果转化和实施，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做出成效，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
4.3.2做好知识产权工作是高校的责任和光荣使命
高等学校是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是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的重要主体。知识产权是高等学校重要的无形资产，是高等学校及其科研人员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高校激发和保护科技人员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积极性、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人才的重要保证。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能力，是高校光荣的历史使命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4.3.3高校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应着力解决好几个问题：
高校要努力创造和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成果，知识产权成果要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力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教师培训，提高广大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及水平；加强知识产权研究，有针对性的进行咨询和服务；制定鼓励政策，明确激活机制，激励广大教师和科技人员，为科技创新作贡献。
4.3.4政策引导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包括组织机构、技术秘密审查、专利申请及保护、产权归属、档案管理、人员流动、奖励、人员培训等。高校每年要拿出一定数额的补助经费，设立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作为专利等知识产权申请和维持的费用，特别是应用于鼓励一些重要发明成果在境外申请专利，以促进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申请与保护。在制定教师、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奖励和职务聘任等业绩标准时，要把专利工作放在与承担项目、和申报科技奖励等同等重要的位置。鼓励科技人员从事专利技术的开发工作，推动专利技术的转让和产业化。教育主管部门应将专利指标列入高校科技工作的评估体系中，并将专利知识产权工作列入高校领导班子业绩考核中。科技管理部门应加强科研工作中的知识产权引导，在科研项目申报、评估、立项、中期检查、验收、评奖的过程中提出知识产权要求，并将知识产权作为科研成果评价的重要指标。
4.3.5以人为本
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的奖励。在价值分配上，要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知识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兼顾学校、发明者和发明人所在院系的利益，在实施收益中让有创新成就的科技人员得到较大的经济回报。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要有切实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的措施。对于在技术创新中，特别是在取得自主专利权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应予重奖。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要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和专业人才的培训，积极为企业和中介机构培养一大批基层知识产权专业工作者。应鼓励、支持学生，积极从事创新、发明活动并申请专利。在校学生获得发明专利者，学校可给予相应的奖励，或作为奖学金评定的指标，并在毕业或学位成绩中得到体现。宣传普及。高校应根据实际，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活动，为广大师生员工开设多种形式的讲座与培训。通过宣传与学习，培养和提高广大师生，包括科技人员、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的知识产权意识。
4.3.6完善管理
知识产权论文范文第8篇
反观中国专利发展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公元857-841年的西周厉王时代就有"谋欲专利之事"，《国语》有"匹夫专利，尤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的记载(注69)。1859年太平天国时期的领导者提出了专利制度的建议，甚至提出发明专利与小发明之分，保护期不同，"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注70)。但我国专利保护落实于专利法规之涵义却仅是百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加上民国以来国间动荡分裂，使两岸中国人的专利制度相较于美、法、西班牙先后颁布专利法等，起跑较晚且实施中断，这或许就是"四大发明"起源于中国但却未在中国继续发展的主因(注71)。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应为清""中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后被废除，"惟专利制度仍在各省扎根"(注72)。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为1911年12月12日由工商部颁布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该章程已揭示了"先申请原则"、"权利转让"、"法律责任"等重要理念。1932年颁布的《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以及其实施细则、《奖励工业技术审查委员会规则》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也为现行政府专利法框架的基础(注73)。1944年5月4日政府经"立法院"第四届第206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称为"专利法"的法律(注74)。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改动不大，唯台湾当局于1994年为配合其产业发展及重返世界贸易组织作了大幅度的修改(注75)。
在北宋时期，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就使用了"白兔儿商标"，上标上除有白兔图形外，还标明"济南刘家功夫针铺，认门前白兔儿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与贩，别有加饶，请记白。"但谈到商标制度则也晚于西方国家，至晚清时，注册商标的保护始至对外国商标的保护，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标法是英人於1904年起草的(注76)。而在此时我国台湾却被日本占领，实施了50年的日本商标法(注77)。1923年北京政府颁布了44条的商标法，同年又颁布37条的实施细则，这是我国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商标法(注78)。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商标法几经修改，除1930年重新颁布商标法外，并无大的改进，直至集团迁往台湾。以后为因应台湾岛内工商业的发展，近年来又为"入世"，在有关商标专用权、注册、争议、侵权刑事责任与罚则等方面多有改动(注79)。
我国古代存在对作者、编者和出版者进行保护的萌芽(注80)。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虽然清政府第二年即宣告，但该部法律的主要内容则影响了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著作权法》，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及其以后的几次对该法的修改。1964年台湾当局对著作权法作了较大的修改，修正公布9个条文、增订5个条文。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为应对数字信息化的挑战，集中人才进行研究，先后对著作权法进行多次修改，从1990年至1993年就修订4次之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此种体制又排斥私权和知识产权，尽管建国后先后颁布过《保障发明与专利权暂行条例》等五个发明奖励条例，但发明的所有权还在国家，全国各个单位都可以无偿利用。许多人不了解知识产权的意义和作用，更有人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格格不入(注81)。这类矛盾到了70年代已变得十分尖锐(注82)。直到70年代末我国才开始真正融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潮流，随着80年代的我国几部知识产权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以未有先例的速度全面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在立法、司法、实施和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在与国际知识产权界的合作交流方面，在知识产权教学与培训方面，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业绩，为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台湾近20年科技、经济发展较快，知识产权制度也一再修订以适应国际化的需要，他们在知识产权理论上的进展决不能忽视(注83)，应当成为研究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一支，值得重视和借鉴。面对两岸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形势，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如何加强交流、协调和协作，达到互动、互益的效果，有很多的事情可做。
知识产权保护的含义和途径
关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含义，论者不多，且偏重于执法方面，一般概括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双轨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或称知识产权保护仅仅栓释为执法、查处或审判等是不全面的，甚至此种概念上的定位会给实践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在国际、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特别是某些发达国家经济制裁的压力下，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才力，动用多种机关进行打假冒、盗版的行动，我们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但在相当多的地区和领域侵权活动有增无减，甚至越演越烈。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观念上不能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一个立体、全面、宏观、深入的理解，对全社会特别是对产业界以至对知识产权执法机关，以全面、立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教育、培养、引导上十分薄弱："公众"意识不强，视侵权为"合法"；某些企业不重视自己的知识产权，还受利益驱动乐于侵害他人权利；在执法机构上出现部门分立、各成体系、地方保护、存有摩擦的严重现象。在此种环境下，知识产权焉能获得全面、完满的保护？因而，从知识产权的特点出发，建立正确、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知识产权，国家通过立法使其地位得到确认，并且通过知识产权法律的施行而使其取得现实的法律保障。知识产权对法律和法律的施行依赖程度较其他有形财产的民事权利要高得多。然而知识产权的保护决不仅仅是行政执法和打"官司"，而是一项系统工程。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含含义起码包含五个方面：
首先是立法保护，即指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民事主体对其知识财产和相关的精神利益享有知识产权，并予以法律拘束力的一种保护。没有知识产权立法，就没有知识财产的法权形态，就没有其创造者和其他权利人的法律地位。其他财物（产）还可以通过储藏、占有等手段进行保护，但知识财产的特性决定如果其脱离、失去国家法律的保障，其创造者或其他所有人就会一无所有、丧失一切。即使他保有了知识财产的物质载体，但其知识财产并未因此获得保护。假冒、盗版、未经许可使用等将会成为不受法律追究的行为，权利人的知识财产被彻底剥夺。有学者将知识产权称为"诉讼上的权利"，意指知识产权通常要通过诉讼等执法活动才能得以实现和保护。而实现诉讼上的权利，前提就要有立法对其进行保护。一个科学、先进、完备的知识产权立法，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是知识产权执法的前提和准绳。因此，建立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立法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首要任务。
其次，是行政保护，即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某些比较严重违反知识产权法律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以及对某些知识产权向权利人予以授权等的行政行为。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特色的"双轨制"的体现。从发达国家来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通过司法途径保护。他们的行政执法职能主要指海关的边境措施，以及贸易委员会对他国和地区的盗版、假冒严重的，在双边贸易中的经济制裁等。一般没有类似我国各个行政机关对侵权行为的罚款等行政处罚的情况。不论今后我国行政执法的趋向如何，对我国当前严重的盗版、假冒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利用行政处罚手段，对知识产权给予保护仍不失有效措施之一。从几年的情况看，在某些知识产权领域如商标，行政执法占据重要的地位(注84)。
再次，是司法保护，即本论文的中心议题，指通过司法途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下文将对其论述，在此不赘述(注85)。
第四，是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保护。集体管理组织是知识产权创造者或其他权利人自身权利予以保护的社会组织。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形成的历史中，较弱小的知识产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势力往往强大的使用者如出版商、广播电视公司等相抗衡，为保护权利起到很大作用。各国法律一般赋予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应有的法律地位，我国的音乐著作权协会就是类似的组织。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函(注86)承认其与成员间的信托法律关系，该组织可以其名义作为原告为其成员进行诉讼。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协助政府作很多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事情，可以自行处理涉及维护他们自身权益的事务以及发挥服务于社会的功能性作用，如完成收转作品等权利使用费、授权许可和转让、进行侵权交涉等许多事务。
第五，是知识产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自我救济。知识产权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对知识产权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对侵权、盗版往往有切肤之痛。他们本身的知识产权及其法律意识有无或高低，对知识产权保护意义重大。发达国家的公司、企业等都十分重视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设有专门从事知识产权法律事务的部门，并制定了一系列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如何在开展业务中避免对他人侵权等的具体措施和手段，以完善地保护自己的权利。我国的企业相对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不懂得利用多种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知识财产，对屡屡发生权益被侵犯、域名被强注、误将公知技术当"专有技术"受让当"冤大头"等，有的将发明专利的专利号等仅起到包装装潢作用等。知识产权人的自我救济范围很广，在主张权利阶段，就包括向侵权人提出警告、交涉，各类请求权的行使等等。
上述五个方面的保护互相渗透、互相配合，形成社会综合治理的立体防线，才能有效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才能及时制止、制裁侵权行为，才能为人类智慧之火，添加知识产权保护之油，才能保障科技创新的战略任务得以实现。此外，最为基础、最为重要、最为迫切、难度也最大的，是树立和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知识产权意识，有了此种意识才能实现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实现社会的真正文明。
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心和关键的一环，是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实施活动。我国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在人民法院深入进行司法改革，强调严肃、公正和公平执法，为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司法保障的背景下开展的。也是在我国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按照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议规定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的情况下开展的。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指对知识产权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保护，即由享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或国家公诉人向法院对侵权人提起刑事、民事诉讼，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民事法律责任，以及通过不服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处罚的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进行对行政执法的司法审查，以支持正确的行政处罚或纠正错误的处罚，使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得到切实的保护。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范围包括对专利、商标、著作权（版权）、邻接权以及防止不正当竞争权等涉及人类智力成果的一切无形财产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保护。我国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和水平基本与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规定的范围和水平相同，并且将会受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国际公约的积极影响。此外，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还将有关技术转让、技术合作等各类技术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自己的收案范围。
对知识产权丰富复杂的各类权利的司法保护，对知识产权形形各类纠纷的处理，主要通过人民法院的三大诉讼途径来实现的。也正是这三大诉讼途径演义着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源远流长但年轻的历史，她作为重要的一翼，使共和国焕发出创新的勃勃动力和生机。本论文仅涉及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民商事审判部分，也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中最为活跃的部分。
注释：
注1此文为蒋志培同志民商法学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注2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
注3参见GELLER主编《国际版权的法律和实践》MATTHEWBENDER出版社，旧金山1996年版，瑞士篇（英文）。转引自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3页。
注4吴汉东著《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学研究》第19卷第4期第84页。
注5参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3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
注6同上。
注7参见王谢春编著《知识产权侵害赔偿》第4-5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注8参见吴汉东《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学研究》第19卷第4期第85页。
注9转引自李国光等主编《知识产权诉讼》第4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注10参见郑成思《20世纪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回顾》，《知识产权》1999年第5期第4页。
注11参见郑成思《20世纪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回顾》，《知识产权》1999年第5期。
注12王谢春编著《知识产权侵害赔偿》第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注13郑成思著《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1997年1期第13页。
注14见《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第229页-230页。
注15见《关贸总协定中知识产权协议》第一部分第1条，郑成思翻译。
注16郑成思著《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1997年第1期第15页。
注17张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第一版。
注18见王谢春编著《知识产权侵害赔偿》第5页，此种定义虽引起有些学者的批评，但其定义有一定理由，故摘引于此。
注19见吴汉东著《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学研究》第19卷第4期第84页。
注20同上第85页。
注21见《现代汉语词典》第498页。
注22见《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287页。
注23见《新现代汉语词典》第364页。
注24同注20第375页。
注25HARRAP''''SDICTIONARYOFLAW&SOCIETY，FIRSTPUBLISHEDINGREATBRITAIN1989，CLARKROBINSONLIMITED，1989。
注26UNDERSTANDINGINTELLECTUALPROPERTYLAW，PAGE1-3，BYDONALDS·CHISUMMICHAELA·JACOBS，1998REPRINT。
注27同上。
注28同上PAGE1-2。
注29参看纹谷畅男著《无体财产权法概论》，1994年日本东京第5版，转引自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3页。
注30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财产权与物权》，《知识产权》1997年第5期第18页。
注31见赵晋枚等合著《智慧财产权入门》第13页，1998年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初版。
注32同上第14页。
注33同注28第19页。
注34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纵横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注35参见吴汉冬《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79-80页。
注36同上第80页。
注37同注32,第四页。
注38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注39参见吴汉冬等编著《知识产权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钱明星著《物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注40见郑成思著《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1997年第1期第16页。
注41同上第16页。
注42见吴汉东著《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82-83页。
注43同上。
注44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1-24页。
注45见张平著《知识产权法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第5-7页。
注46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7页。
注47也有学者认为区分知识产权的特征与其保护客体的特征无重要意义，因而言及知识产权特征也可以将其客体的特征算入。参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1页。
注48见黎国智主编《法学通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50页。
注49著作权的取得为自动取得，不以登记作为先决条件，这有别于商标、专利权的取得。但这同样被法律所确认。在这种意义上，著作权、技术秘密权等同样具有法定性。
注50见笔者撰稿《知识产权法》部分，黎国智主编《法学通论》1998年9月第1版第150-151页。
注51在不正当竞争"权"中，有些属于法人的名誉权问题，如诋毁、诽谤、贬损法人名誉、商誉等行为侵犯了民事主体的不正当竞争权。其法律关系受到反不正当法的调整。
注52参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0页。
注53参见注40第83页。
注54知识产权制度无论中外均产生于封建社会，最早的知识产权法律也是依据由"地域"观念极强的封建君主的命令在其权利所及的地域发生效力。而此种在君主一定领域内的效力，就成为"古老"的地域性。
注55知识产权制度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成为国家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一种民事权利。但知识产权仍旧依赖于国家法律关于知识产权的制度，而原则又是国家法律最基础的制度，不论国家大小，在其上一律平等，各国均对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给予尊重，以求别国对自己的尊重。因此，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等传统知识产权仍旧均只能以一定国家法律产生，又只能在其依法产生的地域内生效。参见郑成思著《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1997年第1期第19页。
注56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231页，1997年7月法律出版社第1版。
注57同上第168页。
注58该法于1709年被议会通过。
注59郑成思著《版权法》（修订本）第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
注60同上。
注61同上第13-14页。
注62张平著《知识产权法详论》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注63参见陈有西著《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概论》第27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注64同上第29-30页。
注65同上。
注66同上第31页。
注67见《回顾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任建新著，《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第18页。
注68见《近百年来专利商标法之变迁》第4页，台一国际专利商标事务所著。
注69同上。
注70参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231页。
注71同上。
注72参见《近百年来专利法之变迁》第7页。
注73参见同上第18页。
注74参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232页。
注75参见同上第29-30页。
注76同上第169页。
注77参见《近百年来专利商标法之变迁》第143页。
注78参见同上第146页。
注79参见同上第157-191。
注80详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第310-312页。
注81任建新著，《回顾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第18页。
注82同上第19页。
注83有学者认为台湾游离于国际知识产权界多年，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没有大的进展，加上台湾面积较小，其知识产权制度影响也小，并不重视对近年来台湾知识产权界的研究成果。其实，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科技的发展在亚洲乃至国际上都有其地位，特别是其电子信息业的发展早为世界所瞩目，市场经济机制也逐渐趋于成熟。在交流中，我们发现台湾知识产权界的同行中归国留学者很多，国际性很强，人才济济、理论功底雄厚、作风也扎实，有许多好的著作不断涌现。这些应当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
注84有的专家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正是行政机关的以罚代刑、以罚代赔加剧了商标假冒等各类商标侵权行为的泛滥。
注85笔者在其他文章中也阐述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问题，参见《我国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与展望》，《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第235页，专利出版社出版。
知识产权论文范文第9篇
1.1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缺少有利的外部环境
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必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讨论的知识产权管理外部环境主要是指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及中介市场机构。由于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时间不长，无论是法律保护机制还是市场运作机构都还不完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缺少有利的外部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自身的缺陷。1980年我国才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84年才开始实施第一部《专利法》。目前虽然已经制定了较为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并应实际之需作过调整和修改，但是，我国的《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表现出一些本身的不合理性。例如，专利法规定的专利审批期限过长，专利费用过高，导致企业往往因害怕在专利申请中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浅尝辄止。实践中，专利审查机构由于不受期限的约束，常有任意拖延专利实质审查时间的情况出现。专利的审查期限过长往往使得申请的专利技术丧失先进性，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打击了申请人的积极性。
（2）知识产权司法机关执法不力。法律的保护不仅在于立法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依赖于有力的执法。然而调查表明，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指责更多地集中于司法机关的执法不力。法院与仲裁机构在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处理中无法达到及时、正确的裁断要求，使得侵权纠纷中无法及时确定权属，打击侵权行为。这里除了由于司法机构、组织制度原因造成的工作作风拖沓、办案效率低下问题，同时也有司法机关人员的专业知识欠缺的原因。（3）行政机关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行政权力在中国社会有其深刻的文化心理优势，由此企业普遍对行政机关存在高期望值。然而，行政机关由于体制因素而效率低下，同时，行政机关由于在司法中的地位，对严重的侵权而致犯罪的行为，缺乏防止措施和指控的权限；法院在刑事责任的追究中，按分工习惯，又将此类审判交由刑庭，而普通的刑庭往往缺乏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企业经常反映难与管理机构打交道，而且很难适用刑罚手段来保护自己，打击侵害者。
（4）中介市场很不完善。市场经济中，中介机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知识产权管理这种专业知识要求很高的市场中，专利机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等中介机构应发挥应有职能。知识产权机构不仅可减少企业申请或注册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同时还可抓住侵权行为的要害，收集有利证据打击侵权。然而我国的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缺乏，人员素质难以满足相应需求。
（5）市场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泛滥。由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不健全，加上过去中国实行成果管理的科技管理体制的惯性影响，导致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泛滥，甚至有时达到公开化。例如，有人就错误地认为“盗版”行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在中关村，凡有真的几乎就有假的，对畅销品来说，往往假的数十倍、百倍于真的”。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很多时侯只能是无可奈何。
1.2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意识不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比较晚，知识产权管理意识比较弱。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企业能真正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在内部建立知识产权制度、运用制度为自己的技术开发和企业发展服务的还不多，更别说一些中小企业了。北京大学的一次调查表明，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有5.9%的企业“无机构也无人负责”，“有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负责”的仅占21.6%.其它地区及传统企业的情况就更严重了。②专利的申请量少，质量不高。据调查，中国有70%以上国有大中型企业、95%以上小型企业没有专利申请。199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在专利部类中，国外来华申请发明专利已有五个部类，超过半数，而我国为数不多的专利申请中，技术含量和水平远不及外国专利，更谈不上向国外申请专利，有意识地建立专利网和专利壁垒来保护这些成果。“863”计划仅20%的成果申请了专利，多数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公布于众，有些成果是国外还没有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为没有申请专利而拱手让人了，申请的专利和论文的比例大致是1：80.③知识产权的管理大多停留在保护层面，还没进入资本化运作。例如，我国的上市公司年报摘要的报表附注中披露无形资产具体构成的公司从1995年～1998年在逐年增加，但1999年披露无形资产构成的公司比例突然下降。1999年我国共有上市公司424家，披露无形资产的仅有173家，而披露的无形资产构成主体是知识产权。研究发现不披露无形资产构成的公司的无形资产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贡献要小于披露无形资产构成的公司，同时市场对披露无形资产构成的公司无形资产的定价要高于未披露的公司。这说明我国企业还没有认识到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对吸引投资的巨大作用。
1.3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缺乏战略规划
国内除了像海尔、北大方正等极少数企业对知识产权有比较系统规范的管理外，绝大多数企业还没有认识到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性，更谈不上从战略上进行规划，企业关注的仍是有形资产的管理。1996年5月，中国专利局对7省市的调查发现，每个大中型企业每年科研成果超过百项，但申请专利的却寥寥无几。北京大学刘剑文博士组织的调查表明，北京市仅有21.6%的高新技术企业“已制定”或“正在考虑制定”本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大部分企业都处于未制定的状态。没有专利战略，就不能保证科研开发的各个环节，包括选项、立项、专利申请规模、专利保护及其策略和产业化顺利进行。许多企业不知道对专利文献的利用，很少进行专利文献检索，造成低水平重复研究。由于缺乏战略高度的规划，许多企业成果只申请了中国专利而造成技术流失，专利申请后利用率很低，产业化、商品化程度低。此外，还很容易导致陷入专利“陷井”与“雷区”，侵犯了别人的专利权，不仅要支付高额赔偿，甚至导致企业破产。深圳市某厂的产品属荷兰菲利浦公司在中国获权的专利保护范围，被诉侵权，不但自行销毁了模具和侵权产品，还要支付巨额赔款。
1.4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缺乏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
良好的知识产权管理需要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然而，调查表明，我国企业目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时大多是通过聘请律师帮助解决，大多数企业还没有认识到专业机构的设置和利用以及配置专业人员，没有设置专业人员从事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研究及开发，同样也缺少严格的规章制度来对知识产权管理加以指导。例如，北京大学的调查表明，在企业与雇员是否签订保密协议的问题上，有7.8%的企业“无任何保密规定”，29.4%的企业“仅在企业内部规章中规定，无专门协议”。许多企业商标档案的管理与企业的其他档案进行合并管理，而没有专门的商标档案制度和对商标的申请、印制、保管及续展进行规定。
1.5缺乏知识产权管理与运作的人才
1999年，我国拥有专利工作者约一万余人，平均每13万人中才有一名懂专利的人员。国内很少有企业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有关知识产权的管理均当作法律事务处理，缺少能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企业业务紧密结合的专业人才，导致许多专利申请后无人管理，未能充分利用。我国过去科研与生产相分离，企业仅仅是生产基地，科研开发主要由大学、研究所承担，由国家进行计划分配，导致企业研发能力薄弱，而大部分科研成果累积在高校、研究所，不能产业化、商品化；同时，也缺少精通知识产权管理与运作和专利许可业务的专门人才把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系起来。
2原因分析
我国知识产权管理水平落后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如我国实行市场化经济的时间短，企业的精力大部分集中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无法顾及知识产权管理等。但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来自全世界企业的激烈竞争，我们不能仅拿这些作为借口，必须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根源，才能做出正确的对策。前述我国知识产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多而且复杂，有些问题恰恰又是其它问题存在的原因，综合起来可分为企业行为体现出的问题和制度缺陷导致的问题。
2.1企业行为方面体现出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企业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即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的行为方式及结果。例如，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缺少主动性，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缺少战略等。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管理受到极大重视，视为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为什么我国的企业却不大重视呢？原因之一是过去体制的惯性影响。我国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成果管理体制，转向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制的时间较短，人们还受过去成果管理体制的惯性影响，从而对知识产权管理缺乏了解和认识，取得的研究成果往往不是申请知识产权保护，而是以等方式处理。原因之二是企业缺乏知识产权管理的积极性。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行为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的变迁，其动机是受行为变迁所带来的利益驱动。只有行为人分析到行为的结果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时，他才会采取行动，从而发生行为变迁。我们可把企业的行为变迁分为两种：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是行为主体受巨大利益的诱导而产生的自发变迁；强制性变迁是政府制定法律规章，强制企业发生行为改变。一方面，诱导行为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这要受行为主体现有知识与经验、认识能力和学习能力等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完善，削弱了企业实施知识产权管理取得的收益，导致企业缺少进行知识产权管理的积极性，从而又延长了企业行为的变迁过程。所以，要解决我国企业目前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政府制定适当的法律规定，强制企业的行为发生变迁，这样可大大缩短这一过程。原因之三是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匮乏，导致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供给不足。人才匮乏既是存在的问题，又是企业某些行为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过去科研与生产相脱节，大量科研人员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科研力量不足，导致企业知识产权的形成来源不足；另一方面是我国实施市场经济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较短，通晓知识产权法律和知识产权资本化运作的人员很少，这导致企业可能还认识不到知识产权管理能带来的巨大收益，或者认识到了，但由于缺少相关的人员而不知如何着手采取行动。例如，我国很多企业认识到商标的巨大经济效应，只单纯花费巨资做广告，但由于商标的价值内涵及商标的许可运作知识缺乏，反而导致短期行为，产生不良后果。
2.2制度方面导致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面的分析表明，制度缺陷是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行为方面存在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其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制度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性规则，制度的缺陷会增大人们在知识产权活动中的交易费用，缺少激励人们实施知识产权管理的利益动因。没有法律制度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收益，人们不仅缺少知识产权管理的积极性，相反，还会因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而不受处罚而产生仿造、假冒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我国知识产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引起的。那么，造成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缺陷的原因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制度不是天然就有的，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路径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后者是指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自发性制度变迁通常也需要政府行动来加以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在获利机会的诱导下利益各方长期博弈的结果，其变迁是缓慢的，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可由政府直接颁布法令实现。而且，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惟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因为自发性制度变迁通常也需要政府行动来加以促进。企业内部的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的形成主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也是我国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目前仍不健全的原因之一。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外部环境则主要是强制性变迁，依靠政府颁布的法令。然而我国政府过去阶段的任务重心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政府本身的机构改革有些滞后，这造成一方面立法不完善，另一方面政府机构效率低下，执法不力降低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我国企业当前正面临着加入WTO带来的激烈国际市场竞争，依靠缓慢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能适应当前需要，必须通过政府完善知识产权法令，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实现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行为的强制性变迁。
3政策建议及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要解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中目前存在的问题，首先就是要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的相关制度，形成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行为变迁；加大知识产权管理的知识供给；同时，企业自身也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行动。
3.1政府在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上要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政府应加强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流，了解世界知识产权法律、政策方面的新进展。从而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制定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知识产权政策和法律。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执行规范，一方面要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制定严格的工作规范，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人员素质；另一方面要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制度规范，制定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规定，企业进出口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企业竞业禁止规定等。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涉及的法律法规较多，知识产权本身的专业性很强，使得这方面的执法难度较大，而我国执法人员的水平也有待提高。因此，司法、执法部门应注意加强与技术专家、知识产权法律专家的沟通，聘请他们担任专家咨询顾问并协助解决疑难案件。第三，政府可引导和加强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建设。在初期，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对中介市场加强管理和指导，并逐渐放开，通过行业自律和市场化运作，促进知识产权中介市场的完善。第四，政府应加速我国专利信息网络的建设，尽早建立开通互联网络向公众提供专利说明书全文、法律状态查询。选择一些有条件的省市建立远程可视审查会晤系统，方便和加速专利审查。建立多功能的知识产权文献馆，提供知识产权自动检索、知识咨询，提供专题培训等，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
3.2企业应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
第一，企业领导要增强知识产权管理意识，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战略研究，并与企业业务战略和技术创新工作紧密相结合。所谓知识产权管理战略就是针对企业知识产权形成、保护、发展和价值运作而制定的长远的战略性规划。不仅要研究知识产权的保护，还要把知识产权管理与企业的技术开发战略和无形资产资本化运作紧密联系起来，创造更大利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第二，企业要完善知识产权管理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设置。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配备专门的人员，并受企业决策层的直接领导。这一部门的职能是制定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监督其实施情况；负责企业知识产权的申请、保护工作，开展知识产权管理的策略研究；负责企业员工的知识产权知识培训；建立企业内部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等。第三，企业应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知识的学习。一方面加强对员工知识产权管理知识的宣传与培训，把知识产权管理意识贯彻到企业各项工作中去；另一方面，企业还要学习和引进国外企业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利用专利文献，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运作提供指导。43官、产、学应加强合作，形成互补与互动
知识产权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内外知识产权战略情况的介绍，重点阐述了民族自治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对促进地区发展和创新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民族自治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确立的基本定位建议。
一、国内外知识产权战略发展现状
(一)国外知识产权战略确立情况。知识产权战略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时所必须实施的发展战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知识产权竞争将逐步成为国家之间的主要竞争。美国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相应的知识产权改革，制定法律，重新界定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包括知识产权的实施者和推动者及管理者的权益。在对外方面，谋求美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全球利益的最大化，推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签署。日本于2002年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的口号，通过了知识产权基本法，并在内阁成立了知识产权本部。同时，近年来英国、加拿大、印度、希腊等国也纷纷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创新，如英国采取措施不断完善和发展知识产权体系，鼓励创新，推动技术转化;加拿大的知识产权政策突出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总之，从国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情况以及各国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来看，各国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并因此而推动了知识产权发挥对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国内知识产权战略确立现状。我国关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是从2005年7月开始的，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领导小组，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详细的调研。目前，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内容包括20项专题和1个纲要，即“20+1”战略，20个专题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以及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等。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于2008年4月正式。在国家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之际，国内各地如上海、福州、江苏、西安等地也都开始启动实施了相应的知识产权战略措施，如福州市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开始启动知识产权实施和产业化基地项目;上海2004年9月《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激发创新活力。同时，有学者还对统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以促进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实现国家和地方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
(三)趋势。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最终确立和实施必然带动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和实施，这样基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确立背景下的不同地区特色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及地方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必然成为此类课题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这有助于挖掘并发挥不同区域的特色和优势。如青海出台的实施纲要即以发挥特色优势为基点。
二、民族自治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对促进区域发展的意义
(一)保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最终确立和实施从宏观上确立了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基本政策，这必然带动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和实施，并起着指导和依据作用，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推进要求各地区必须要从属和进一步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但是，由于各地区的差异，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主要应基于地区区情为主，知识产权事业相对落后的民族自治地区需要在此背景之下结合自身的特色制定适合于自身地区发展的地方知识产权战略。
基于此种现状，为了能够有效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地方特色优势，在对民族自治地区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保护、实施的充分分析基础上，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管理、实施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分析，构建适合区情的专利、商标、商业秘密、地理标志等方面的战略。因此，在新时期发展知识产权事业，构建区域知识产权战略就具有了必要性。
(二)促进地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创新能力的提高。知识产权事业是民族自治地方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因此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对于促进民族自治地区的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完善，以及对于发挥地区的知识产权资源优势和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自治地区，资源丰富，多元民族共存，有着发展知识产权事业的优势条件，但从知识事业发展现状来看，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因此，基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确立之际，确立区域知识产权战略对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自治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和实施将进一步应对加入WTO后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面临的挑战，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区域经济和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民族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并有利于培育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有利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完善，有利于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维护民族的团结。
(三)实施品牌战略，带动区域发展。总体来看，民族自治地区缺乏全国驰名的品牌和企业。不少企业经营管理者商标意识淡薄，还未认识到商标在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创立驰名、著名商标的积极性不高，没有使商标发挥出促进和带动企业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和推进工程，各区域将积极建设和实施区域品牌战略，这一方面将保证不断增加促进各地企业争创品牌，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实施形成一系列区内著名品牌和全国驰名商标;另一方面将提升企业的商标意识，促进商标注册量、“中国驰名商标”和“地方著名商标”的数量的增加，从而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丰富的优势，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四)提高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保证战略的实施。战略的确立与实施将采取各项知识产权教育措施以提高公众知识产权意识。如进一步推进实施了知识产权万人教育培训计划，开展以“科技活动”等为主题的一系列知识产权专题活动，开展知识产权科普进课堂活动，进行知识产权初级、中级教育，有针对性地讲解知识产权制度、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著作权法、打击盗版的意义、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等，从而使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机关团体及广大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明显提高。而公民知识产权意识的整体提高必将对知识产权整体战略的实施提供保证。
(五)促进地区优势发挥，提升地方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地方核心竞争力。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将促进该地区知识产权的管理、运行和保护，将推动地区经济、科技、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将促使地方加强知识产权的宣传，提高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的构建将促使企业提高知识产权意识，确立企业自身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强化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技术，并加强企业自主品牌的发展，从而在深化企业发展的同时推动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将推动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运用和推广，从而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最终促进地方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涉及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具体知识产权的管理、实施及相关知识产权成果的保护问题，尤其是关于企业知识产权问题，它的确立必将对企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六)促进地方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完善。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将进一步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按照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观点，“制度是决定发展，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加强地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对提升地区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影响。事实证明，随着西部大开发及创新性国家建设等一系列战略的提出，自治地区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大幅度增长，这些都得益于地方政府的指导、支持以及地方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得益于西部一系列创新政策和制度确立与实施。但从目前关于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这些地区还缺少直接鼓励知识创新的法律措施，也缺少快速转化知识产权的法律措施，缺乏体现地方特色的地方立法和自治立法以及一些全国性法律的配套立法。因此，在知识产权战略确立之际，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于保障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并针对区域实际情况，解决地区知识产权纠纷，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而对促进地区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由此可见，及早制定体现区域特色的知识产权战略将是完善地区法律体系的需要，也是促进地方法制的建设、健全法制环境的的需要，是最终进行地方和谐建设的需要。
三、民族自治地区知识产权战略定位
(一)基本定位。区域知识产权战略应当是有别于具有宏观性质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同时又应当区别于体现微观性质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它应当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体现中观性区域知识产权战略，既不失宏观指导性，又有具体可操作性。因此，民族自治地区知识产权战略应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为指导，结合区域具体情况，全盘规划，以发挥地区资源优势为基点，突出地方特色产业为重点，服务地区经济为目标的基本定位。地区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区域知识产权战略要服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约束与指导，同时在确立地区知识产权战略中注意统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关系和衔接，寻求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突出地方特色。
(二)基本战略目标。民族自治地区知识产权战略应选择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成熟产业作为自己的主导产业，同时根据本地区的优势资源形成优势产业，最终确立和实现以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相互促进融合的战略目标，并最终形成以营造区域知识产权发展的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加速知识产权创新成果转化，提升全区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人才培养及提升区域竞争力为基本战略目标。
(三)战略重点任务。民族自治地区拥有丰富的优势资源，因此战略重点应结合本地区资源特点、产业特点、科研水平，地区知识产权确立应以优势产业为突破口，有针对性地解决区域特有问题，搭建适合本地区的知识产权战略指标。
1、寻找地区战略突破口。由于各地区的差异，民族自治地区资源丰富，但知识产权意识和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较为落后。因此，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主要应基于地区区情，结合自身的特色，选择以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和优势产业为突破口，制定适合于自身地区发展的地方知识产权战略。
2、进行区域知识产权的SWOT分析。进行区域范围内的知识产权现状调查，考查地区知识产权成果、管理、运用和保护等现状，了解地区知识产权事业所具有的优势、劣势以及面对的机遇和威胁，然后结合现状进行战略组合分析，从而确立发挥地方优势的区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