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4 03:37:49

制度经济学论文

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学 引文分析 CSSCI 出版社 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0)06-0078-08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济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诸多的研究范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在各个研究领域产生了形式各样的研究成果。图书是传承知识和记载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统计数据,在CSSCI的论文引用文献中,图书(包括著作、汇编、法规文献、标准)的被引比重高达60%左右,而在经济学领域,图书的被引数量仅仅低于期刊论文的被引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类型文献的引用数量。图书(包含汇编文献)总被引频次占所有文献被引频次的38.52%。这说明图书文献是经济学领域中较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30年来,国内出版业发展迅速,2007年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出版图书十三万余种,码洋600多亿元人民币。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学术著作的出版;社会评价更多是用定性方法研究出版社的学术影响机制和影响深度。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学者对出版社的学术评价研究正由定性描述逐渐转变为定量分析。苏新宁等基于CSSCI的引文数据对高校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雷二庆基于期刊引文计量分析对中文科技图书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估,进而分析各专业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孙宇、武士华应用h指数评价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方法简单,但效果良好。本文采用引文分析法,以CSSCI(2000-2007)的引文频次作为原始数据,统计图书的被引情况,进而得到所属出版社的被引频次,从中选取被引频次前100名的国内出版社进行分析,最终对国内出版社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价,并为学者出版及选择经济学研究资料提供参考。

1 样本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基于CSSCI的引用数据,对2000-2007年间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和分布特征,从而选取被引频次排位前100的我国大陆出版社进行详细介绍,同时列出被引较多的18家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31家国外出版社。

在统计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数据时,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存在中英文两种著录格式,同一国内出版社有多个中文著录名称,同一国外出版社存在多个出版地点。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对部分出版社的图书被引数据进行数据合并,一是将具有不同外文名称和中文翻译的同一出版社合并,例如Oxford University Press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二是将具有不同出版社的同一出版社进行合并,例如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和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三是根据出版社更名和合并的情况,对更名和合并的出版社数据进行合并,例如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数据进行合并;四是对一些出版机构不做合并,例如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视做三个不同的出版单位。

经过数据处理,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出版社分析基准数据定为国内外的4430家,总被引频次296334次。

2 经济学论文被引出版社概况

被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涉及4430家出版机构,其中内地(特指中国大陆地区)1786家,占40.32%,排位第二,但是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分别为256480次和143.61次,都大大超过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位居第一;国外出版社在出版社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一共有2467家,占总数55.68%,大大超过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其被引总数和平均被引频次为38908次和15.77次,这两项指标均排位第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均排位第三,分别为177次、946次和5.34次。

从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国内出版社,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包括国外学者著作的译本,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国内经济的研究占据我国经济研究的主流地位;二是由于国内学者对中国港澳台地区图书的获取渠道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都只排位第三;三是我国经济学学者越来越注重对国外经济学成果的学习,尤其注重对英文文献的获取,所以国外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

3 国内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被引图书的1786家国内出版机构中,被引频次超过100次(包含100次)的有209家,我们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从中选取排位前100的国内出版社,如表2所示。

为了便于讨论国内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笔者从两个方面对国内出版社进行分类。按照出版社的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为综合类、财经类、高校类、人民类、其他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科技类、教育类、法制类、翻译类、古籍类等出版社的入选数量较少,所以将这些出版社统一归入其他类;按照出版社的所属地区划分,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等。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分类过程中遇到分类的标准问题,部分出版社存在多类别属性的状况,例如高校类出版社。要想清晰地从各个角度把握不同类别性质的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这样的分类也是必需的。由于国内出版社均由国家统一管理,出版范围相对固定,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放开,但总体上说,知名出版社主要专业范围变化不大。由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所属的人民出版社,因此,我们专门设立人民类进行讨论。

3.1 专业属性分类

入选的100家国内出版社,按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我们从表3可以看出,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最大,该类出版社入选数量和总被引频次都排位第一,财经类出版社由于其专业特性,对经济学研究也产生特殊影响,其平均被引频次排位第一,高校类出版社和人民类出版社的数量和被引频次都超过15%,说明这两类出版社在经济学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1.1 综合类出版社

在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中,有27家综合类出版社,被引频次66537次,在所有类别中排位第一,其平均被引频次2464.33次,仅次于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二,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

究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被引频次在3000次以上的有7家,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上海三联书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华夏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3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500次以下的有6家。下文具体介绍被引频次较多的几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被引频次14387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一,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二,是国内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出版社。该社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经济学原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改造传统农业》《城市地理学》《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高级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工业区位论》《经济解释》《产业聚集论》等图书被经济学论文大量引用,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上海三联书店被经济学论文引用9602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五。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演化经济学》《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集体活动的逻辑》《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产权的经济分析》等图书受到经济学领域学者的较多引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被经济学论文引用6130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三,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九。学者们较多引用该出版社出版的《新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金融理论前沿》《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等图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被引频次5918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四。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正义论》《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治理机制》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中华书局被引频次4267次,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之一,出版物百科兼收,古今俱备,享誉海内外,特别以出版经典史籍闻名。该社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宋史》《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明史》《旧唐书》在经济学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一家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出版社,它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该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产权、政府与信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乡土中国》《信息、信任与法律》在经济学论文中被引较多。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学》《竞争战略》《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等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3.1.2 财经类出版社

入选百家出版社的财经类出版社有15家,虽然在各类别出版社中排位第四,但是其平均被引频次为3323.93次,排位第一,足见财经类出版社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影响。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被引频次超过5000次的有4家,分别是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5000次的有4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的有5家,被引频次500以下的有两家。以下对被引频次较多的出版社进行介绍。

经济科学出版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创建于1983年,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类出版社之一,其被引频次12294次,是被引频次最多的财经类出版社,排在百家出版社第三位。该社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计量经济分析》《区域经济学》《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契约经济学》《公共财政纲论》《产业经济学与组织》《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发展的型式(1950-1970)》等图书争相被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学习和借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被引9460次,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该社以统计出版社的准确、翔实、全面、及时、权威而著名。经济学领域较多引用该社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多元统计分析》均为该社出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被引频次8511次,在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三,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七。经济学学者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理念转变、政策分析和相关安排》《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金融出版社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中国唯一的金融专业出版社。该社出版的金融类图书在经济学领域被多次引用,尤其是《中国金融年鉴》和《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两本图书引用频率较高,在经济学领域有着一定的学术影响。

3.1.3 高校类出版社

高校类有21家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被引频次41419,平均被引频次1972.33次,分别排位第三和第四。从被引频次来看,超过5000次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两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更是以11279次被引遥遥领先其他高校类出版社,而被引频次不到2000次的出版社15家,这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高校类出版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同时也反映出高校类出版社发展的不均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该社被引频次11279次,远远高于其他高校出版社,并是四家被引超过万次的出版社之一。该社出版了大量经济学著作,例如《货币金融学》《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以自由看待发展》《财政学》《计量经济学》。这些图书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高的学术影响,被引频次较多。

北京大学出版社依靠北京大学的雄厚资源,出版了许多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著作,其被引频次5918次,排在高校出版社第二位。该社出版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现代制度经济学》《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受到学界的较多引用。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被引频次3676次,排在高校出版社第三位。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会计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小企业融资与银行》《风险投资理论与实践》等图书。

清华大学出版社被引频次3669,排在高校出版社

第四位。《技术创新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被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这些书均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3.1.4 人民类出版社

入选的百家出版社中,人民类出版社共有18家,在出版社数量上排位第三,其总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在第四位和第三位,但是被引频次超过1000次的仅有4家: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尤其是人民出版社,以被引频次18644次位列所有出版社第一,这充分说明人民出版社对经济学的重大学术影响,而其余14家出版社均在41名以后,这说明人民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的总体影响力还有待提高。

人民出版社始建于1921年9月1日,重建于1950年12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重要的党和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也是我国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科学社会综合性出版社,先后出版图书20000多种。人民出版社被引频次18644次,排在所有出版社第一位,该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邓小平文选》《列宁全集》《文集》《文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剩余价值理论》《循环经济导论》《中国当代税收要论》《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等书,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被学者们广泛学习和引用。

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家出版各学科各专业的综合性图书出版机构,被引6703次,排在人民类出版社第二位。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高等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图书均为该社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被引1133次,该社出版的图书中,被引频次较多的有《中国金融改革》《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该社得以入选百家出版社的主要原因是其被引用的图书种类较多,被引的绝对量较高。

浙江人民出版社被引频次1055次,该社出版的《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生态经济学》《中国发展前景》等图书被引用较多。

3.1.5 其他类出版社

在入选的国内百家出版社中,还有教育、法制、翻译、科技、古籍等类出版社,由于这些类别出版社数量较少,我们将这些出版社统一归入其他类出版社进行讨论。

有3家教育类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百家国内出版社,其被引频次4109次,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被引频次最高,达到3343次,占该类出版社被引频次的81.36%。该社出版的《旅游经济学》《城市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区域分析与规划》被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在高等经济学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和旅游教育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分别为410次和358次。

有3家法制类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分别为法律出版社、中国物资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其中法律出版社被引频次最多,为2236次。该社出版的《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物权法研究》《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等书被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中国物资出版社和中国法制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分别为365次和364次。

科技类出版社一共有两家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其中科学出版社被引频次为5287次,经济学论文常可见对该社出版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壳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与技术学习》等图书的引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被引频次为447次。

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是入选百家国内出版社的两家翻译类出版社,被引频次分别为1209次和1007次。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国际一体化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比较现代化》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纵论》等书被引用较多。

在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中,有两家是古籍类出版社,分别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该类出版社的总被引频次为1031次,这说明古籍类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较为有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续资治通鉴长编》《唐要会》等图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大生系统企业史》《苏州手工业史》《张謇全集》被引用较多。

除了上面所述的各类出版社外,还有气象类、农业类、旅游类、林业类、建筑类、化工类和百科全书类出版社,分别各有1家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被引2377次,该社出版的《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研究》《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科技投资经济》等书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被引较多。中国旅游出版社被引1477次,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区域旅游规划原理》《中国西部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基础旅游学》《全球旅游新论》被引用较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被引976次,该社出版的《西部大开发》《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人居环境科学导论》被引用和借鉴较多。中国林业出版社被引848次,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的《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面向21世纪的林业发展战略》《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均为该社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被引610次,该社被引图书主要集中在《法律的经济分析》和《法律、立法与自由》等。气象出版社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分别为439次和398次,分别排百家出版社的85位和90位。

3.2 地区分类

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中,共涉及19个省市,其中北京共有59家出版社入选,被引频次达到165010次,占入选的百家出版社总被引频次的75.99%,这充分说明北京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政治经济中心,具有无可比拟的研究资源优势。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也有11家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这说明经济发展建设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从而对经济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表4给出了入选3家及以上国内出版社的地区分布统计表。

4 我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及国外出版社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中,部分

图书是由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出版,根据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出版社分析基准数据显示,这些图书总共涉及177家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2467家国外出版社。

4.1 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的学术影响

根据CSSCI(2000-2007年)的数据显示,有177家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被经济学论文引用,在这些出版社中,被引超过50次的仅有两家,分别为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和台湾商务印书馆,超过20次的有6家,超过10次的有18家,如表6所示。

表5中18家出版社的被引总频次466次,占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总被引频次的49.26%,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4.2 国外出版社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中,部分图书是由2467家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在这2467家出版社中,被引频次超过1000次的有5家,超过500次的有14家,超过200次的有31家,超过100次的有49家。

表6中列出了被引频次200次以上的31家国外出版社,被引频次共计21001次,占国外出版社被引总数的53.98%,其中排位前五的国外出版社中有4家是高校出版社,且均为世界知名大学的出版社,这充分说明国外知名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对我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指导作用。

5 结语

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学家;人文关怀;诗词情结;文学创意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012-04

哈雅克曾这样评价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只是一个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可以是一流的物理学家,也可以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只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如果不是危险的起码也是令人厌恶的。”[1] 这样宽严不公的评价虽然不无可商榷处,但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物理学与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相比,经济学显然比物理学要更接近于人文科学。正因为此,2001年8月3日,“堪萨斯建议”呼吁全世界经济学界,要从更广泛的人类行为的定义、注重文化、富于历史感的思考、新型的知识理论、经验性的基础、研究方法的扩展、跨学科的对话等七个方面,对当今的经济学作根本性的改革。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经济学家确实不能“只是经济学家”!张明龙教授正是这样一位不只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他的个人专著《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 [2],在研究经济学时,倾注了深深的人文关怀,显示了不凡的文学素养。

一、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

什么是人文关怀,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或以为是人性关怀,或以为是生活关怀,或以为是终极关怀,甚至干脆认为人文关怀就是人文素养或人文精神……不一而足,看来非一时所能定论的。笔者缺乏理论素养,只是从《研究》和阅读中直觉到:所谓人文关怀首先应当是以正直的良知、不竭的热情、高度的责任心、神圣的使命感;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推动整个社会进步而作的现实努力。简洁点,可借用吴炫先生一个词──“存在关怀”,即关注现实社会的健康和进步。张教授二十余年的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实质上是他这种深沉的人文关怀的实施途径,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来反映:

(一)对前沿热点的关注

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认为,《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善于捕捉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信息”。所谓“前沿信息”即现实社会的经济热点问题。1983年,张教授以发表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试谈产品价值和商品价值》这篇论文,正式登上经济学舞台。可是不久,他便从理论的象牙塔转入方兴未艾的竞争研究;刚进入20世纪90年代,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日益激化,他力图消解二者对立,寻求结合的途径;稍后,市场经济逐渐处于主导地位时,他又致力于探讨其类型结构、规则体系,并剖析其利弊;在市场迫使企业改革作全方位、多层次的拓展和深入之时,他对企业的无形资产、动力机制、公司制规定和创新实证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切实而深刻的研究;随着市场体制的确位和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他全面考察了新中国五十年来劳动就业制度、工资制度、宏观调控等;2000年,中国正式提出西部开发战略,次年这一战略便有重点、扎实地进行,他重点就突破资本瓶颈、大力培育当地主导产业、推进中心地区城市化等西部开发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展开了抓牛鼻子式的研究;2002年,他再就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深入研究。纵观张教授这二十年来的经济学研究,不难发现:他瞄准的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各个阶段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事实”,①即对人类生存状态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关注。

毫无疑问,“经济事实”是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经济学家必须首先面对的现实问题,同时还必须针对各种“经济事实”提出相应的认识和解决方案,然而若局限于此,还不能成为出色的经济学家。因为与时俱进是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虽然保证了经济学研究与时展同步,但这只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之一。而可持续性发展,则是要求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导航的作用,这是一项更高也更难的任务。《研究》中关于计划与市场和区域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就很好在体现了这种“导航”作用。张教授在2001年和2002年这两年,集中研究了区域经济的理论、规律、模式选择和聚集势能四个重要问题,为中国区域经济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自己的理论模式,也预测了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所独具的“聚集势能”。经济社会只有在这样的导航下才能不断进步。这也是张教授对人文终极关怀的一种具体体现。

(二)对弱势群体的关爱

所谓弱势群体具体有两种。一种是没有特权或受某些政策制度有意或无意伤害的群体;另一种是因行业或地域的综合条件相对处于不利情境的群体。经济学家党国英认为,人文关怀还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平等的关注,对良好道德风尚的提倡”。因此,“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家,差不多都是具有人道主义热情的人” [3]。同刘易斯、阿玛蒂亚、廷伯报等相似,张教授应属于这种“具有人道主义热情”的经济学家。先看他对第一种弱势群体的关爱。1993年,新的工资制在全国实行,张教授充分肯定“总的来说是很成功的”,同时又指出:还存在着“同一职称职务者,尽管工作年限相差十至十七年,但都是同一工资标准,难以体现工龄长短与贡献大小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工资平台”现象。在这种现象中,比同一职称职务者多十至十七年工龄的群体,本来已在较为漫长的工作中承受了工资偏低的待遇,现行的工资制不仅没有补偿这种损失,也没有关注这多出的十至十七年的专业素养在现实工作中的成效,他们所受的这种损害,显然是不容忽视的。然后针对现实工作中诸多不合理状况,确定了“加强宏观调控,健全生产要素定价机制,确保每种生产要素的贡献与报酬对称”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完善工资机制,确保劳动贡献与劳动报酬对称”两大原则,并制订了九条具体措施。工资是工薪阶层安身立命的根本!张教授关注工资制中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提出趋于公平、趋于合理的原则和措施,力求减少工薪阶层中弱势群体所受的损害,这是把深沉的同情心转化为实施爱心的现实努力!

目前相对而言,中国因行业或地域影响而形成的弱势群体,莫过于农村和西部的群众。农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虽然通过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领域改革,以取消统购派购制度为核心的流通领域改革,农民收入出现了较快的增长,但城乡居民差距仍然很大:200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是2 366元,而城镇居民是6 860元,两者的比例为1∶2.9,如果再加上城镇居民享有的保险、医疗、住房等补助因素,其差距将是1∶4!2002年,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都有增长,但前者仅增4.8%,后者则多增达13.4%,两者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是与时俱增!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张教授就对农村热情关注:《建立三门县大型对虾基地的可行性研究》、《浙江新围涂地农民资源的开发方向》、《论浙江竹类资源开发的优势与竞争艺术》等论著,从中、微观视阈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了可行性研究,并设计了具体实施的方案;还撰写了《加快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思考》,从宏观视阈为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体制,克服农村面临的基础比较薄弱、抗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尚不强、农用资源严重紧缺等难题和困境,指出了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示范园区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的建构等切实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由于历史、自然等因素,占全国人口1/3的西部居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总体而言还是相对落后的:如紧邻的湖南和贵州,城镇居民的年收入贵州比湖南低1 328.7元,农民也低887.73元;两广的差距则更大,广西城镇居民比广东低3739.5元,农民比广东低1 825.46元[4] 。如何快速发展西部经济,如何尽快提高西部人的生活水平,这成了张教授2001―2002年经济学研究的迫切课题:在内拓上,他主张把重点放在大力培育区域主导产业上,其次借鉴浙江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建议西部地区搞中心地区城市化建设;在外拓上,他主张首先应突破资本瓶颈的制约,并提出了拓宽资本来源的思路,拟定了招商引资五大招数。翻开缪尔达尔的《世界反贫困大纲》,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马歇尔曾说: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经济学家“几乎从来不关心自己的财富,却深切关心财富在大众中扩散”[5] 。张教授正是时时关注大众财富的增长,将自己的满腔爱意倾注在广大农村和西部这两大弱势群体上!他是一个具有良知、充满经济学“圣意”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没有只字片语提“人文关怀”而切切实实践履“人文关怀”的真正经济学家。

二、经济学家的诗词情结

或许正因为充盈着深挚的人文关怀,从事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研究的张教授,还具有一般经济学家不太具备的人文科学中的文学素养,而且这种文学素养不同寻常:即他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诗词情节和在经济学表达上的文学创意。诗词情结,即张教授自称的“对格律诗词一直保持着的浓厚兴趣”。这种情结最直接的审美效果是:“在吟诗填词中回味撰写经济学论文的苦涩,在撰写经济学论文中品尝吟咏诗词的甜美。”[6] 有了这样深刻的审美动因,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张教授陆续在《江西诗词》、《八卦诗词》、《诗词集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诗词数十首,选录于《研究・后记》中的有诗23首,词17首。通览这40首诗词佳作,觉得值得称道的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选体独特

古人作诗、论诗,历来重视诗歌的体式和风格特征,明代诗人兼诗论家胡应麟便强调说:“作诗大要不过两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7] 在这重要的两端之中,古人甚至于认为体格(即体式)比风神(即风格)更重要,因为“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8] 失其体格就等于失去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性,乍听好像是耸人听闻,但实际上也有一定的道理:体格是文学艺术赖以生存的形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张教授充分认识了这一点,在吟诗填词时极为重视对体格的选择。

首先,对体制的形式选取,他重视正格常式。诗尽管都是七言,但只取七言近体而不取古风和长律(或称排律),大约因为古风近于放逸,长律过于拘束;填词共用了13个词牌,但无论取哪一个词牌,都是取常格而不取变格。《临江仙》常见的五代冯延巳、牛希济的58字体,北宋初柳永的93字体,北宋中苏轼等人的60字体,其中60字体为正格,最为流行。所以《登香港太平山》即用此体,上下片均5句3平韵,气韵流畅。

其次,在体格的审美取向上,偏重于高亢雄壮。都是近体诗,张教授一首五言都有没有选,这是因为五言一般是“节奏急促”、“朦胧含蓄”,七言则大体上是“嘹亮悠扬”、“高华雄浑”[9] 。于词,张教授比较喜欢长调,如《汉宫春》、《满庭芳》、《桂枝香》、《水调歌头》等。大家非常熟悉的《水调歌头》,便是高亢而悠扬的长调,他用此调填了《秋收》、《嘉兴南湖烟雨楼凭眺》词,充满了豪情逸致。另外,很能体现这种审美取向的,还有《桂林纪行五题》、《普陀山忆五题》、《武义村调查纪行五题》和《十六字令・浙江三特产》这些组诗、组词,纵横抒写,闳廓豪宕,像一曲曲交响乐。

(二)表现别致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但其主导是抒情诗,这是由古老的“诗言志”论定格的。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性作品,相对来说十分少。然而,纵观张教授自选的这40首诗词,无论从题材还是其表现,都是以叙事为主、抒情为辅的。这种表现上的独特,或许可以说是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补正。

其诗除了《上梅岑岭》、《劝学诗》这两首外,其余基本上都是叙事诗;词本来是抒情性的,但所录17首词纯粹的抒情词则几乎没有,即便如《长相思・望夫归》、《江城子・送友人》、《桂枝香・送友留学》、《画堂春・中秋思台胞》这类非抒情不可的题目,也都是通过叙述事情、描摹景物、塑造意象等来表达的。

一般来说,所谓叙事即是用话语来虚构社会事件,这种事件的本质是现实生活事件的过程或人的社会行为及其结果。用这种理念来分析张教授诗词的叙述模式,则主要有三种:

1.对话式。有显形和隐形之分。显形是指人物间的直接对白。如《去海印池途中》:“金沙洗浪卷金波,忽有乡音叫表哥。‘小妹凭针寻致富,莲花洋畔绣新荷’”。诗以表哥与小妹间的对话来结构,但却只有小妹的答语而无表哥的问语,这是因为答因问而生,而且答语语涉双关、情趣盎然,意旨别致。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诗精炼的功能,也反映了诗人叙述的巧妙。隐形是指通过设问来叙事:如“弯弓搭箭向何方?射尽穷根夺小康!”(《七绝・磐安海螺山》)这种模式最便于揭示并深化主题。

2.讲述式。也有两小类:一是自述,《满庭芳・试教》以一人称方式自陈试教准备的情形和感受,亲切自然;二是他述,《长相思・盼夫归》以第三人称转述东北一妇人五十年苦盼丈夫归来的情境,凄惋动人。这种模式是叙事诗常规模式,但张教授能扫尽议论过多的流弊,运用特写镜头,摄取感人画面,并有一定的抒彩。

3.展示式。与讲述式相比,这种模式更接近史书客观、冷静的叙述风貌。或侧重于过程:“鸡鸣过后雾蒙蒙,一阵山歌石径中。”(《山村之晨》)山歌随鸡鸣而起,事件因素在动态中依次展示;或侧重于一时的结果:“菱花浩洁无际,菡萏捧华舟。塘荻惊鸥点点,岸柳鸣蝉阵阵”(《水调歌头》上阙)这是登上嘉兴南湖烟雨楼后,举目一眺所见到的人间仙境:洁白与淡红相间的菱花、荷花,萋萋的塘荻,苍苍的岸柳,并置争色;悠悠的华舟,起伏的惊鸥,唧唧的鸣蝉,自集斗趣!在不露痕迹的意象聚合展示中,孕育着浓浓的诗情画意!

(三)意境清雄

作为经济学专家,作为备极人文关怀的诗人,张教授诗词的意境也独具特色。

首先是清。清是清朗鲜活的意思。以清为基础的意境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清新。如《雁荡大龙湫》有云:“莹玑跃壁青烟散,彩弹敲岩白雾稠。若值晨曦含月色,犹如梦上九天游。”诗以“莹玑跃壁”、“彩弹敲岩”来写龙湫飞瀑,比宋代楼钥“始见银河落双阙”来得新颖,因为“银河”形象是沿袭李白“疑是银河落九天”,而且楼诗过于坐实,还损害了李诗的神韵;从用喻上讲也比郁曼陀“层波乱作流星坠,散点轻如折带飘”来得别致,“流星”因“银河”而发,“折带”由“澄江静如练”而起,都难免俗套之嫌。鲜活的“莹玑跃壁”、 “彩弹敲岩”形象,与重于“晨曦含月色”时观看瀑布油然而生的“梦上九天游”的逸致,构成了本诗清新的意境。二是清雅。如《桂枝香・送友留学》。自江淹作了“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别赋》之后,送别诗就很难得上高格调,即便豪迈如李白,也不免“欲行不行各尽觞”(《金陵洒肆留别》)。这首词以“艳伴蔷薇、绿追荷叶”的清丽意象,以“丹砂九转纯肝胆,铸青春、耀辉坚铁”的清高情怀,融入“下惟”、“绝编人”、“炎精”、“伯牙”等一系列典故,营造了可贵的清雅意境。

其次是雄。雄者,雄伟豪宕是也。以雄为基础的意境主要是雄壮和雄奇。

《煮汤圆》、《梵音洞》等诗,《汉宫春・校园掠影》、《桂枝香・晨读》等词,属于雄壮一境。《梵音洞》:“海天一色碧遥遥,佛宇摩崖看涌潮。脚下深沟穿骇浪,千僧讽诵响凌霄。”梵音洞为普陀名胜之一,景色大致与潮音洞相似,主要是聆听骇、浪冲穴的巨响,故释能岑作《两洞潮声》,首联云:“东望万马奔,潮回两洞撼黄昏。”张教授此诗更胜一筹:海天一碧而浑然一体,涌潮骇浪,摩崖穿沟,其响声有如千僧诵经,直干云霄。着色雄括天地,摹声威振宇宙,意境雄壮,令人心惊!《晨读》中“喜浩渺海天,六龙驰急”之景与“凌云赋就,汗青留绩”之志,足可以起懦振惰,催人扬鞭!

《独秀峰》、《到丽水杨梅园村》、《画堂春・中秋思台胞》、《风入松・登浦江仙华山》等属于雄奇一境。雄奇,顾名思义是雄伟而奇特。营造这种意境要求诗人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善于捕捉奇特的诗思,匠心独运,出人意表,道人所未道。请读《独秀峰》诗:“王城岂敢锁东风?天柱舒柯碧雾蒙。拾级登高惊独秀,书声漾入鹊歌中。”首句石破天惊,一语骇世;末句独出机抒,抖奇制胜!王城大部分和独秀峰,现在都属于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诗人巧取这一人所忽视的契合点,营造了空前的意境。

三、经济学家的文学创意

张教授的文学创作与经济学研究是互动的:“创作的诗词在增多,发表的经济学论著也在增多。”这种互动的内核,笔者称之为“文学创意”。它的具体内涵是:“吟咏诗填词引起丰富联想,激发我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心,促使创造性思维敏捷活跃……吟诗填词常用推敲方法,培养我思索问题的细致耐心,增强提炼经济学材料的考辩能力。吟诗填词必须字斟句酌,提高我经济学论文的语言表达水平,使之走向顺畅明快,简练生动。”[6]

这些在《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反映,其中对经济学名著运用文学名著的分析和经济学论文表达的文学化较为显著。

前者是曾获盛誉的《〈资本论〉与莎士比亚戏剧》。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是“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所以《资本论》引用最多的文学作品是莎士比亚戏剧。论文立足于马克思如何运用莎士比亚戏剧,从援用剧中人物语言阐述经济学原理、用剧中人物形象作镜子来揭露剥削者的嘴脸、以剧中内容作例证这三个主要方面,对中心问题作了精辟的论析,是一篇文采斐然的经济学论文。

后者主要是《研究》经济学论文语言表达的文学化,全书呈现出“顺畅明快,简练生动”的语言风貌。而且个别地方的表达本身就是文学语言,如“他那广阔无涯的思想力连同严密如铁的逻辑,通过洗练简洁、明快动人的表达方式,使他的文章就像中秋时节的钱江潮,滚滚向前。”[6] 妙喻连珠,自然酣畅,激情撼人,语言是多么的“文学”!

愿张教授继续高举人文关怀大旗,让经济学与文学再比翼齐飞,成就更为辉煌的人生!

参考文献:

[1]Szenberg.著名经济学家:他们的生活哲学[M].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

[2]张明龙.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3]党国英.经济学家与人文关怀[J].南风窗,2002,⑺.

[4]2001年各地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对比表[J].时事资料手册,2002,⑶.

[5]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 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376.

[6]张明龙.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后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01.

[7]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诸儒总论作文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卢现祥,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部部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高等教育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二、研究方向及主要贡献

一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主要出版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本)、《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0年第二版)及《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这三本书都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进行了探讨,各有特色和侧重点。专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的专著,多次重印,在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1年4月29日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的“被引次数最多的图书”显示,1996年出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被引1251次,在经济学类排在较前面。CSSCI评析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五年内在经济学领域被引100次以上的著作”中排名第9,五年内被引246次。在我国2000—2004年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96种图书中,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排在第19位。

二是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去解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注重中国现实问题的剖析,关注国计民生。近年来以寻找一个好制度为主线,以现实问题为题材,先后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等发表了近百篇理论随笔,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并于2010年出版了《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随笔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本随笔集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搜狐读书、凤凰网读书、当当网读书、中国文化传媒网等多家网站转载或连载。

三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并探讨一些转型中的中国现实问题。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这也是作为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吸引人的地方所在。经过筛选和修改,汇集成了这本《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次选择了36篇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即制度理论、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与中国模式及中国经济问题。此前还出版了《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和《有利于穷人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三、主要成就及获奖情况

卢现祥教授先后在《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世界经济》、《财贸经济》、《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改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了与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文章80多篇,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并引起了较大反响,其中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1997—1998年卢现祥教授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该课题率先在国内对我国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9年又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我国扶贫资金运作的效率与漏损问题研究》。2007年主持并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有利于穷人增长(PPG)的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研究》,其阶段性成果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2010年又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研究》。卢现祥教授还主持了多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

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研究领域。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坚持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并注重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解决现实矛盾。其研究重点为下述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管理。代表作有专著《现代经理革命》,论文《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及其对策》、《资本营运的理论分析》、《产权理论的演变》等二十多篇。在致力企业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龚益鸣还作了大量的国企改革实证分析,2001年在《求是》上发表《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和《湖北国企改革的现状分析》。二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第三种贫困》、《非刘易斯模型》、《泛生产力论》等。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应用于中国,在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中,不拘泥于既有的理论,从而多有重要的创新。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短缺”的论述(1993年),关于“从传统农业的制度性改造入手推动农业工业化”的论述(1992年),关于“城市吸收农村的特殊机制及其矫正方式”的论述等,均是如此。三是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政府经济学》、《民工潮的起落》,论文《农村二次改革论》、《混合型满意体制论》、《现代企业制度的生成障碍及其消除途径》等。龚益鸣研究员的改革论文均涉及体制中最重大、最深层的矛盾问题,理论底蕴深厚,极富分析力和逻辑雄辩力,获得广泛的好评。

近几年,致力于经济所学术梯队的培育和建设,同时把研究方向转向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到目前,经济所已大致形成了价、税、财、金、企业、宏观经济等六个方面的分析预测专家队伍,先后组织了四场经济分析会,发表了十篇分析文章,为新华社、湖北日报多家媒体采用。

主要学术成果。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管理研究,就湖北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及政策建议,先后发表学术专著多部,论文180余篇。

1、学术专著

(1)《民工潮的起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现代经理革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3)《中国国情与中国农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4)《横向经济联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

(5)《政府经济学》(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经济计算辞典》(主编),经济管理出版,1988年。

2、学术论文

(1)《时间上顺序递进与空间上跳跃发展──论技术发展规律》,《科育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7年第6期。

(2)《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论》,《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

(3)《改革的边际效果递减与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福建论坛》,1989年第3期。

(4)《城市抽吸农村:成因透视与改革出路》,国务院《农村问题论坛》,1989年第7期。

(5)《第三种贫困》,《上海社会科学季刊》,1991年第4期。

(6)《新型生产力泛论》,《科技进步与对策》,1991年第4期。

(7)《现代农场制度:农村后续改革的新思路》,《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6期。

(8)《农村后续改革论》,《江汉论坛》,1991年第9期。

(9)《世纪末回首:中国革命与中国农业》,《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6期。

(10)《中国式现代农场制改革方案》,《管理世界》,1993年第5期。

(11)《经济学伦理论纲》,《中洲学刊》,1996年第9期。

(12)《假若滞胀来临》,《南方论坛》,1996年第12期。

(13)《资本营运:作为经济革命的理论分析》,《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2期。

(14)《论特色经济》,《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光明日报》,1999年第12、24期。

(15)《经理革命论》,《江汉论坛》,2000年第12期。

(16)《现代企业制度的实现障碍及其消除》,《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17)《西部大开发的理论模型及其政策选择》,《人文杂志》,

2001年第4期。

(18)《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求是》(与人合作),2000年第21期。

(19)《品牌制度论》,《计划与市场》,2001年第8期。

(20)《新型工业化:湖北路在何方?》,《湖北日报》理论版,2003年1月9日。

(21)《政府职能转换中的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江汉论坛》,2003第10期。

(22)《以农业、农村为主线的大国发展问题》,《中国地质学报》,2003年第3期。

(23)《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学习月刊》,2003年第12期。

(24)《找准新型工业化的突破口》,《学习月刊》,2003年第7期。

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目前,学界对学术论文的创新性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表述,但含义大致相同:

1.从“论文”的三大内核出发,认为创新性可在论点、论据、论证方法上下工夫。

2.从内容和形式来研究论文的创新性,“创新”一般可分为两种:一是观点的创新,即在某一领域提出了他人所不曾提出的观点;二是结构或方法的创新,即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与前人不同的崭新的视角或者方法,即使观点上没有超越前人,但研究方法有了突破,也算创新。

3.从学术理论的原始创新看,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的原始创新。一是开创新的学术领域, 通常是发现了新现象和揭示了新规律的结果, 是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二是在已有学术领域开创新的理论和方法, 也是重大的原始理论创新。三是对原有理论的缺陷提出具有质变意义的新学说。

4.从创新程度方面看,创新性程度划分为开创性、独创性和改进性三个层次。所谓开创性研究成果,是指在国内外某个专业学科所做的影响深远的重大而崭新的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成果。所谓独创性研究成果,是指在某个已有专业学科领域独立提出某项新的课题并作出具有原始创新或独立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所谓改进性研究成果,是指在已有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做进一步的补充、改进或完善性的研究工作。

5.从创新所涉及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八新说”和“五新说”。“八新说”包括新理论、旧理论的新发展、新概念、旧概念的新界定、新观点、新方法、新架构、新结论;“五新说”包括研究的领域新、提出的观点新、运用的方法新、使用的资料新、得出的结论新。

6.从国外权威学术期刊的界定看,《Nature》认为创新是科研成果新颖, 引人注意(出人意料或令人吃惊),而且该项研究看来在该领域之外具有广泛的意义,无论是报道一项突出的发现,还是某一重要问题的实质性进展的第一手报告,均应使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感兴趣。《Science》则认为,创新,是指对自然或理论提出新见解,而不是对已有研究结论的再次论证,内容激动人心并富有启发性,具有广泛的科学兴趣。具体而言,就是说在已沉寂的研究领域提出创新思想,在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或者是将原先彼此分离的研究领域融合在一起。

以上观点实质上均是对“创新性”所作的客观解释,从文章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来阐述创新的内涵与外延。“创新性”即在本学科范围内前人没有涉足的领域,创立或发展了有价值的新专业、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包括发现别人未涉足的新问题;从新角度、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结论;用新资料来论证证明过的问题,提出新的设想、新的见解;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加工、整理、提炼、发掘出新意;在参与论争的课题中,提出与已有结论不同的新结论。

创新性应成为学术论文评审的首要标准

1.创新性是学术论文的灵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的试行稿中明确定义: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于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做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由上述定义,不难理解,学术论文的基本含义为:系统地、专门地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学术论文的关键在于:一是要新;二是要论。学术论文的基本特征为:前瞻性、原创性和实用性。

从学术论文的内涵看,学术论文贵在创新。无论是创造新的知识,还是用新的方式使用现有知识,都是一种创新,创新是学术论文的本质。学术评价是对学术活动价值的判断,其包括对这种活动本身以及活动结果的价值进行的判断。学术研究及其体现的科研成果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有其基本的评判标准,即是否超越了前人的贡献,是否创造出有价值的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新范式。因此,创新性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学术论文价值的内在依据。

2.创新性应成为学术论文评审的首要标准

之所以说创新性应成为学术论文评审的首要标准,这是由上述学术论文的内涵决定的。创新是学术论文的本质要求,是科学研究的根本特征和目标,是科学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审评学术论文的终极标准。任何科研成果,只有具有了创新性,才具有真正的学术意义。即创新性是学术论文的灵魂,是高水平学术论文的首要质量条件。因此,学术论文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其创新性,创新性应成为学术论文评审的首要标准,是期刊编辑和审稿专家鉴审其质量水平以决定是否可以发表的首要标准。

创新性应成为学术论文评审的首要标准这一审稿原则,与我国历来提倡的政治性原则并不矛盾,而且正是政治性原则在审稿中的具体体现。在我们党和政府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的今天,以创新性作为学术论文评审的首要标准办好学术期刊,为建立创新型国家服务,就是学术期刊工作最大的政治。当然,任何的学术创新都不能违反政治性原则。

这里之所以强调创新性应成为学术论文评审的首要标准,一是要明确学术期刊评审学术论文的其他标准如规范性、科学性、逻辑性等都是基础性标准,而创新性则是首要标准,是关键标准,“学术创新至上”应成为学术期刊的首要审稿原则。二是尽快改变我国学术论文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创新性没有同步增长的现实。据李国杰院士分析,虽然目前我国内地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从近年学术研究成果的实际情况分析,重大原创性成果显然与目前的科研数量不匹配,同时也与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存在不少“垃圾”论文和“泡沫成分”,这应该引起全体学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我国经济学论文的模型泛化现象(李金华,2013)。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许多经济学期刊,特别是权威经济学期刊,带有数量模型的学术论文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国内带有数量模型的经济学论文与国外顶级经济学期刊带模型的论文有着显著的不同。国内经济学论文的模型多为模型的应用,有关模型理论方法方面的拓展、完善或全新模型的设计方面的论文却很少。相反,国外顶级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则更多地聚焦在数量经济模型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与创新,是关于理论方法探索的基础性研究成果,通常被认为是奠基性的、创新性的,是更高层次的、更高水准的“阳春白雪”,代表着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水平。我国经济学数量模型的泛化现象,本质上是中国计量经济学研究水平落后于世界前沿水平的集中反映,是我国学术论文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创新性不足的典型表现。

因此,我国学术期刊亟待制定并贯彻落实学术论文评审的首要标准,首先要看学术论文有无创新,对没有创新性的学术论文坚决不能发表,对虽有创新性但创新度达不到一定标准的学术论文也坚决不能发表。

学术期刊应如何评判学术论文的创新性

在学术期刊编辑过程中,审稿是最重要的环节。但对学术论文创新性的评审,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创新是论文最重要的质量要素,也是质量把关中最难的内容,尤其对原创性科研成果的鉴审评价难度更大,要恰如其分地评鉴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性也并非易事。那么,作为学术期刊质量的把关人,学术期刊编辑应如何把创新性作为学术论文评审的首要标准,来评判学术论文的创新性?笔者提出以下三点思考,以期为学术期刊编辑和同行专家审稿提供参考。

1.对学术论文的创新性进行定性判断,看有没有创新性

对学术论文有没有创新性定性判断的工作应主要由学术期刊编辑来做,如果有无法判断或不懂的地方应请教国内外专家或由专家评判。

一要对学术论文的创新性有比较明确的属性界定,使学术论文的创新性评判有明确标准。

二要对学术论文的创新性进行单项评判。学术论文的创新点, 分布在论文的各个部分,这里可以根据学术论文的结构对学术论文的前置部分、主体部分、主要结论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进行单项评判;也可以通过对学术论文创新性鉴审应把握的关键要素如创新内容、创新类别、创新价值、学术价值、创新真实性、论据的考证、创新结论、稿件来源、作者信息等进行单项评判。

三要对学术论文的创新性进行综合评判。即在上述单项评判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判。可考虑采用的方法之一是认真分析论文各部分的逻辑相关性,判断其创新性;方法之二是可以将单项判断的每一项根据其重要性给予不同的赋分(也可以同时考虑对审稿专家意见赋分,这时对单项分和专家分设定不同的权重),然后再加和;方法之三是运用现代检索手段进行综合评判。

2.对学术论文的创新度进行定量判断,看其创新性程度

不难理解,由于学术论文创新性判断的复杂性,仅进行定性判断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仅进行定性判断,就会形成稍有一点“新意”就被认定为“创新”的现象,最终导致学术创新泛化、“创新”满天飞的局面。我国目前的学术创新整体上就是这种情况,笔者认为这就是我国学术论文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创新性不足的主要原因。如果仅进行定性判断,即使能确定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水平,也难以回答和解决如下问题:对均具有某种程度创新的若干篇论文,这些论文的创新达到了多高的程度或水平? 哪一篇更高?因为定性分析无法判断学术论文的创新度,而创新度是判断学术论文的创新是否是真创新的关键标准。

所谓创新度,就是指对学术论文的整体创新所达到的程度或水平的测度。有些学术创新(如研究方法的创新)难以进行量化分析或不能简单量化,我们也不能仅进行定量而不进行定性分析。因此,我们应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最终判断学术论文的创新度。

怎样确定学术论文的创新度?这是个可能在短时间内很难明确,需要下大力气进行深度探讨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创新度是个多元非线性函数。因此,我们要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创新度各维度变量进行科学的模型化研究,力争找到学术论文创新度的科学测度方法。应该说,对此的探索具有相当的难度和挑战性,特别是对社会科学创新度的研究更是如此。在找到这一方法之前,我们可以先应用创新性指标打分法作为过渡办法。即把学术论文的整体创新划分成不同的创新性要素或创新性类别,对应不同的创新性指标,每一项创新性指标依据其反映学术论文创新性的情况,分为若干个等级,分别赋予不同的分值,最后计算总分值。

3.进一步完善编辑审稿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

学术论文的创新是专门学术领域内的知识创新,由于编辑专业知识的局限性, 对所审读的文章肯定有一些是看不懂的,所以,论文的创新性应主要由匿名审稿专家来评判。但由于专家特别是知名专家都很忙,有的专家审稿很认真, 有的专家不太认真,极有可能做出不公正的评价。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匿名专家的评审没有统一的创新性标准,这样容易造成评审的随意性和不公正性。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进一步加强编辑在创新因素与创新水平界定中的组织、管理与决策功能,为此,一是为匿名评审专家制定创新性评审标准;二是要求作者对自己的学术论文进行创新因素与创新水平的自我评定;三是加强编辑的把关职能。

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制度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上一篇:政法文化论文范文 下一篇:镇域经济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