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范文
时间：2023-03-11 08:43:32
制度经济学范文第1篇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
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结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内生性，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杜朝运，许文彬．制度变迁背景下非正规金融成因及出路初探[J]．福建论坛，1999，(3)．
[2]曹洪军，窦娜娜，王乙伊．信息不对称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4)．
[3]柳松，程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成逻辑及其发展趋势研究[J]．广西金融研究，2005，(8)．
[4]孙莉．我国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内在性及其正规化[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2)．
摘要：文章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历来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我国的正规金融体系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但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制度供给已经不能满足私营企业和社会居民的制度需求，使得制度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正是以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
制度经济学范文第2篇
（一）
从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以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运用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方法，而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以T·凡勃伦、J·R·康芒斯、W·C·米切尔等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别。尽管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但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重视对非市场因素的分析，诸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其中尤以制度因素为甚，强调这些非市场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们以制度作为视角，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不是以任何客观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活动，而是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因此，以制度为视角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求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为起点。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不确定的人，因而无法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安排。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所说：研究视角的改变推动了诸如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经济史、产权分析和比较体制等领域中实证和理论研究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有用的，并带来了制度主义的复兴。[1]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尽管制度学派是以反对主流经济学为旗帜的，但它强调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首先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反对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安排的研究思路，却可以追溯到主流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理论。我们知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一不朽著作，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先河；同时，亚当还发表了著作《道德情操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分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和不确定性，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取决于人的情感，而不同的情感又源于人的不同想象。由此他提出，维系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佳经济运行方式是市场，因为市场没有违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和想象，市场是人的情感不确定性的集中和体现。当然，主流经济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一味地对市场进行所谓的科学分析，逐渐把市场描述为一架精巧的可预测的机器，从而背弃了斯密关于市场不确定性的思想和研究思路，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从研究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二者一脉相承。因为，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都反对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演绎法，反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强调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认为只有把对制度的分析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趋向。他们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个人首先是一种“社会人”和“组织人”，而不是“经济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社会性的需要。因为人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他的内在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所以，应当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从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方面，从文化和社会规模等方面去考察人的经济行为。如果只是单独考察个人的动机来发现经济规律，那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做法。因此，制度经济学采取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而主流经济学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普遍意义。
制度学派在美国产生伊始，就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为己任，强调有必要进行改良，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因此，制度学派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个以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其代表人凡勃伦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而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这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十分显著的理论特色
（二）
20世纪60年代，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又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此外还有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提出要从结构方面进行改革的设想或方案。这一时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显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如下两个方面：
（1）注重“整体制度分析”方法。早期制度学派反对古典学派的孤立个人行为的分析方法，但是他们还没有提出整体概念，并用以阐述制度运行中各个相关因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这一时期制度经济学则注意分析整体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从根本上刷新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静止的横断面。这就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用把注意力从作为选择者的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他们提出，从经济学上讲，经济整体要大于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所以研究经济问题应当注重对“总体”和“整体”的研究，而不能循着相反的道路，即先研究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来加总。加尔布雷思强调，只有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考察，才能更清楚地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这是制度济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加尔布雷思的整体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甚至已不再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往往不能用数字来表达。比如，他提出的“大公司的权力”，就是一个整体概念。它既包括经济权力，又包括政治权力，因而不能用数字来计量。因此，这一时期的制度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所采取的数量分析，而强调整体制度因素的分析。加尔布雷思认为，宏观经济学只注意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却恰恰遗漏或忽视了社会的制度结构问题，即权力分配问题。
应当说，整体大于个体的简单加总，这无论在哲学上、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成立的。但问题并未到此为止。更重要的事实是，“个体加总”总是构成“整体”的主体部分，两者的差异可能是重要的，但一定不是主要的。一般地讲，个体的特征是整体特征的集中反映，个体的性质决定了整体性质的主要方面或基本方面。因此，既要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应当丢弃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对个体的研究往往可以构成整体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文后面的分析将要说明，科思看到了加尔布雷思过分强调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偏颇，而将制度经济学研究引向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呈现出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
（2）运用规范经济学研究方法。制度学派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的。早期制度学派认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经济价值，只是社会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除此以外，社会价值还应该包括社会平等、生态平衡、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等。加尔布雷思更提出了“整体制度目标”的概念，他把整体制度目标分为经济价值目标和文化价值目标，而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就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的“生活质量”。这一时期制度学派提出的价值判断标准，既反映了从凡勃伦以来的早期制度主义的一贯想法，更加突出地采用了包括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是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第三个显著特点。
（三）
科斯（R·H·Coase）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开辟了新领域。诺斯（North）曾经说，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发现，我们才找到了解释制度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才使我们可以解释整个经济在体制上的变化。比如，我们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可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么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等。他说，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制度经济学才称得上是“新”的。笔者认为，由于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边际交易成本作制度分析，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较之先前的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不再是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或渐行渐远，而是呈现出“合流”或“融合”的倾向。如果说，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对早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的拓展还只是量的发展和扩大的话，那么科斯对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就具有了革命性和方向性的改变。也许，这就是诺斯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
科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缺陷是没有专门的制度理论。在他们那里，尽管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对制度运行成本进行分析，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旧制度经济学。科斯强调，要解释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就必须研究对它们产生影响、支配或约束作用的制度安排。应当说，科斯并不是第一个注意研究交易背后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就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但科斯却是第一个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分析边际交易成本，解释了现实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四个显著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性发展。
科斯认为，诸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现象，实质上反映的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选择或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又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边际交易成本。他举例分析说，假定有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两种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如果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不相等时，当事人自然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的制度安排，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如果两者边际交易成本相等，就会出现制度均衡，这就可以解释现实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的原因；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由此科斯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制度的显著重要性和制度安排的多元化，恰恰反映了边际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是不被重视的。
科斯的制度分析方法还呈现出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他不赞成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包括加尔布雷思）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认为他们的最大不足在于他们的制度分析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分析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的过程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等等。科斯认为，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他批判过去的制度分析方法：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并且认为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考察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看来，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反映出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从制度分析方法的发展来看，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又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和纯粹归纳研究方法的不足。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五个显著特点。
如上所述，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的最大不同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和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方法。这是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贡献。应当承认，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而是促使人们更加科学地研究制度及其与之相关的经济问题，从而直接推动了制度分析的复兴。科斯在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开拓性成果，对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强调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和发展理论。当然，在后来的发展中，古典制度分析、旧制度经济学，甚至新古典经济学等的研究方法，仍然对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侧重和理论子分支，使新制度经济学呈现出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支构成多样化的蓬勃局面。
（四）
以D·诺思和T·W·舒尔茨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诺思认为，在影响人的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诸因素中，市场机制的功能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市场机制运行并非是尽善尽美的，因为市场机制本身难以克服“外在性”等问题。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外在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产生“外在性”的根源则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在考察市场行为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时，必须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范围。他们强调，制度是内生变量，它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深入探讨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要素，经济行为主体做出不同制度安排选择的原因，以及产权制度与国家职能，意识形态变迁的关系等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制度变迁理论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特性，启发了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效率时，把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把政治要素作为经济运行研究不用缺少的要素分析。
诺斯在强调制度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的同时，并没有丢弃“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事实上他是应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六个显著特点。诺斯认为，一项制度安排之所以被创新，之所以影响到制度变迁，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有许多外在性的变化促成了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的形成，另一方面又由于存在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将外在性内在化的困难，以及厌恶风险、市场失败、政治压力等原因，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规定的现有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由此导致制度安排的创新，并进而形成制度变迁。
诺斯认为，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才会发生。这又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由市场规模扩大、生产技术进步和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预期的改变促成“制度创新”。因为，这些因素的变化，将会促使成本和收益之比发生变化，比如市场规模的变化会改变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收益和费用；技术进步会使得制度创新变得有利可图；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的预期改变会使他们对新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作出重新评价等等，上述各要素作用的结果就会推动制度创新。第二种情形是，由技术创新、信息传播、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进步等创新成本的降低导致的“制度创新”。他强调，制度安排创新的真正原因在于，创新成本的降低，可以使在新制度安排下的经济行为主体获取潜在的利润。
总之，在运用上述制度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成本-收入”方法的基础上，制度变迁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制度下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关系决定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因此由制度创新决定的制度变迁是缓慢进行的。
（五）
综上所述，制度经济学不仅以其独特的理论思想和理论特色，在整个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引人注目，而且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颇具特色。更进一步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演化轨迹和发展趋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引人入胜的。起初，制度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思想上还是方法论上，都以“逆经叛道者”的面目出现，强烈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个过程经历了从凡伯伦到加尔布雷斯的几代人的传承。他们强调制度分析，强调非经济因素，强调人的选择的不确定性，强调整体和规范研究方法等等。然而，自科斯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制度展开研究之后，制度经济学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理论思想方面，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变化的趋势不是日渐远离主流经济学，而是趋与相同，以至于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自科斯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可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甚至能够被归并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去。科斯制度分析方法的微观化和具体化的倾向，诺斯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更具有新古典色彩。
分析以上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呈现出的显著特点及其演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获得三点重要启示。第一、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是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进步服务的，他们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第二、研究方法具有相对独立性，一种方法可以为多种理论研究所运用，一种理论可以使用多种方法；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往往成为理论突破的启动按钮和关键环节，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为理论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促成新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说，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待在方法论上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正如诺斯所说，制度经济学还有更多的研究工作要做，特别是应当更重视跨学科研究和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间的联系。[2]
参考资料
1.[德]柯武刚、史曼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11
2.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11
3.[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地经济学方法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2
4.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EB/OL]，/download/469-1.doc
5.唐寿宁，制度经济学的演化[EB/OL]，/geren/zhidu.htm
6.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EB/OL]，/gongzuo/guanyu.htm
7.诺斯/张军，什么是有效的经济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教授与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博士的对话[EB/OL]，/jjxqy/zhidujingjixue6.htm
8.钱颖一，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EB/OL]，/Article/paper/paper_econ/200410/6723.asp
杨立雄，“个体主义”抑或“整体主义”[EB/OL]，/2004/4-11/171641.html
[1]Williamson,O.E.(1975),MarketsandHierachies:AnalysisandAntitrustImplications,NewYork-London.。转引自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11
制度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A.andR.Hira,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11。
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人们选择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形式化的演绎是重要的，大样本的经验实证也是需要的，但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中译本）所指出的，纯粹的演绎和纯粹的归纳同样危害很大。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演绎方法、经济实验及大样本为基础的比较分析都不可依赖，经济学家需要从大量的实例中直接观察并进行归纳，归纳先于演绎可能较为有用。德国历史学派更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依从的特征，因此，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这些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恰恰适用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因为制度分析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科斯所创立的三个特征走的，并进一步试图克服科斯早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结合哈耶克等人的演化思想，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模型。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如果看不到这一趋势，势必走入死胡同。
制度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审计制度；契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1
2012年4月，要求审计行业紧紧抓住服务国家建设这个主题和诚信建设这条主线，推进行业科学发展，中注协以批示精神为指导在2013年开展了“诚信文化建设年”活动以深化行业诚信作风，加强行业战略实施。借着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契机，大力发展和完善我国审计制度，规范审计市场，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契约精神”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灵魂，在审计制度的形成与审计市场的运行过程中都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再审计制度中体现契约经济学的格局，具体表现在下面三个层次。
一、审计契约自我履行的机制
自我履行是现代人的诚信品质的几种表现之一，同时也是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须要做到的义务与责任，因为只有自我的诚信得到了保障，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才不会遭到浪费。从审计的目的出发，良好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公平公正的审计工作的进行，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以及社会持续协调健康的发展是一种强有力的保障。经济审计面向的是社会的经济组成单位，背对的是整个社会的良知与信任。根据契约经济学的精神，审计契约由事务所、社会公众和被审计单位三方构成，审计契约自我履行要求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中构建由惩罚、激励和担保机制组成的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审计制度。作为监督制度中的一种，审计是利用公权力，运用专业的经济学知识对政府和企业的财政状况进行监督，对于不合理或则违法乱纪的经济行为进行揭露，交予先关执法部门进行相应力度的惩罚，对于表现良好和优秀的集体和个人，交予相关部门进行政策或则经济上的奖励。这一过程类似于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分立，审计制度和审计工作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剩下的靠的是社会其他部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当然，审计工作最重要的作用还远不止此，对于经济生活中不合理的方面进行审查，然后督促其进行改善，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审计契约自我履行机制不仅是审计机关依靠公权力与被审计单位发生联系，对后者进行监督，同时也要求在审计团队的内部，每个工作人员要有良好的“契约精神”。每一个审计小组的成员，在进入审计团队的同时，实际上就是与公众之间产生了一个劳动契约，那么公平公正地进行审计工作就成为审计小组的任务，这一点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不幸的是，就目前的审计市场来看，很多审计人员的专业性、基本素质和精神都是值得怀疑的，建设公平公正的审计团队，目前正在努力进行，但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对市场契约履约机制进行实证验证
对整个市场的运行数据的监控和市场契约履约机制进行实证验证是审计工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从这一点讲，审计不仅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同时也为决策部门提供了整个市场运行的健康状况，对市场的契约履行情况进行掌握，并根据实际数据提出自己的正确并且精确的证据，为决策部门提供智力的支持。如果说契约自我履行机制是企业、单位以及审计小组互相单独地对自己应该履行的契约进行保证，那么对市场契约履行机制进行实证验证就是将整个分散的社会和市场中的经济行为通过审计的方法进行并联，从一个较大的尺度上进行经济生活的监控，使决策部门能够高屋建瓴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促使经济能够从弯路上及时回头，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经济运行有着严密的逻辑，同时由于是人在进行操控，又有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个人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实证验证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比如政府的公共投资带来的收益究竟几何，是单纯的政绩工程还是造福子孙后代的民生，都需要在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内进行评价，而所有的评价都没有数据来的直接和有效，审计制度所发现的分析出来的证据正好为发现这些事情的内在提供了正确性和精确性的保证。从这一点来看，对市场契约履行机制进行实证的验证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三、审计制度契约履行的自我完善
审计制度的自我完善也是制度本身契约精神履行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中后高速发展的当代，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力配合。经济建设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那么，为了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成为其本身的一个契约。当然，这个契约的履行是要在社会的监督之下完成的。这其中就包括审计制度和审计方法自身的完善和创新。以工业企业的经济审计为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用于能源购置的费用应该逐步的降低，该方面的指标应该强硬的减小，以响应节能减排的号召和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与此同时，对产品附加值的审计和审核被列入了审计的范畴，用来对其产业的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进行预判。这些都是能够影响政府与相关部门进行决策的经济指标。根据审计的数据来判断一个产业属于夕阳还是朝阳，判断是应该废止还是应该政策支持，这些指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那么审计过程中指标的变动和新的审计方法的形成就成为了审计制度内部的创新。审计工作既是监督，同时也是服务，怎样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需要拿出大智慧和实干的“契约精神”。
四、总结
契约经济学作为一个日臻成熟的现代经济理论，有着很深的精神积淀，在具体的经济制度比如审计制度中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在审计制度的确立以及审计活动的运行中，对于审计契约的自我履行、对市场契约履行的实证验证以及审计制度的完善，都体现了契约精神指导下的审计制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完善审计制度、创新审计方法，履行契约精神，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得到了质和量的保障。
参考文献：
[1]范晓红.经济责任审计的风险及其防范[J].中国内部审计，2006（1）.
制度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审计制度；契约；经济学
2012年4月，要求审计行业紧紧抓住服务国家建设这个主题和诚信建设这条主线，推进行业科学发展，中注协以批示精神为指导在2013年开展了“诚信文化建设年”活动以深化行业诚信作风，加强行业战略实施。借着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契机，大力发展和完善我国审计制度，规范审计市场，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契约精神”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灵魂，在审计制度的形成与审计市场的运行过程中都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再审计制度中体现契约经济学的格局，具体表现在下面三个层次。
一、审计契约自我履行的机制
自我履行是现代人的诚信品质的几种表现之一，同时也是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须要做到的义务与责任，因为只有自我的诚信得到了保障，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才不会遭到浪费。从审计的目的出发，良好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公平公正的审计工作的进行，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以及社会持续协调健康的发展是一种强有力的保障。经济审计面向的是社会的经济组成单位，背对的是整个社会的良知与信任。根据契约经济学的精神，审计契约由事务所、社会公众和被审计单位三方构成，审计契约自我履行要求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中构建由惩罚、激励和担保机制组成的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审计制度。作为监督制度中的一种，审计是利用公权力，运用专业的经济学知识对政府和企业的财政状况进行监督，对于不合理或则违法乱纪的经济行为进行揭露，交予先关执法部门进行相应力度的惩罚，对于表现良好和优秀的集体和个人，交予相关部门进行政策或则经济上的奖励。这一过程类似于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分立，审计制度和审计工作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剩下的靠的是社会其他部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当然，审计工作最重要的作用还远不止此，对于经济生活中不合理的方面进行审查，然后督促其进行改善，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审计契约自我履行机制不仅是审计机关依靠公权力与被审计单位发生联系，对后者进行监督，同时也要求在审计团队的内部，每个工作人员要有良好的“契约精神”。每一个审计小组的成员，在进入审计团队的同时，实际上就是与公众之间产生了一个劳动契约，那么公平公正地进行审计工作就成为审计小组的任务，这一点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不幸的是，就目前的审计市场来看，很多审计人员的专业性、基本素质和精神都是值得怀疑的，建设公平公正的审计团队，目前正在努力进行，但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对市场契约履约机制进行实证验证
对整个市场的运行数据的监控和市场契约履约机制进行实证验证是审计工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从这一点讲，审计不仅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同时也为决策部门提供了整个市场运行的健康状况，对市场的契约履行情况进行掌握，并根据实际数据提出自己的正确并且精确的证据，为决策部门提供智力的支持。如果说契约自我履行机制是企业、单位以及审计小组互相单独地对自己应该履行的契约进行保证，那么对市场契约履行机制进行实证验证就是将整个分散的社会和市场中的经济行为通过审计的方法进行并联，从一个较大的尺度上进行经济生活的监控，使决策部门能够高屋建瓴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促使经济能够从弯路上及时回头，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经济运行有着严密的逻辑，同时由于是人在进行操控，又有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个人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实证验证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比如政府的公共投资带来的收益究竟几何，是单纯的政绩工程还是造福子孙后代的民生，都需要在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内进行评价，而所有的评价都没有数据来的直接和有效，审计制度所发现的分析出来的证据正好为发现这些事情的内在提供了正确性和精确性的保证。从这一点来看，对市场契约履行机制进行实证的验证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三、审计制度契约履行的自我完善
审计制度的自我完善也是制度本身契约精神履行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中后高速发展的当代，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力配合。经济建设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那么，为了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成为其本身的一个契约。当然，这个契约的履行是要在社会的监督之下完成的。这其中就包括审计制度和审计方法自身的完善和创新。以工业企业的经济审计为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用于能源购置的费用应该逐步的降低，该方面的指标应该强硬的减小，以响应节能减排的号召和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与此同时，对产品附加值的审计和审核被列入了审计的范畴，用来对其产业的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进行预判。这些都是能够影响政府与相关部门进行决策的经济指标。根据审计的数据来判断一个产业属于夕阳还是朝阳，判断是应该废止还是应该政策支持，这些指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那么审计过程中指标的变动和新的审计方法的形成就成为了审计制度内部的创新。审计工作既是监督，同时也是服务，怎样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需要拿出大智慧和实干的“契约精神”。
四、总结
契约经济学作为一个日臻成熟的现代经济理论，有着很深的精神积淀，在具体的经济制度比如审计制度中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在审计制度的确立以及审计活动的运行中，对于审计契约的自我履行、对市场契约履行的实证验证以及审计制度的完善，都体现了契约精神指导下的审计制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完善审计制度、创新审计方法，履行契约精神，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得到了质和量的保障。
作者:柴文砚 单位: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范晓红.经济责任审计的风险及其防范[J].中国内部审计,2006(1).
制度经济学范文第6篇
一、价格很重要
我曾给《北京青年报》写过一封信，其中写到首都机场一杯咖啡卖88元，我和几位朋友在那里喝过，一看账单，觉得非常不合理，不应该这么贵，于是就给《北京青年报》写了封投诉信讲这个事。我们在机场与服务员辩论起来，这位女服务员不慌不忙，彬彬有礼地与我们讲道理。可以看出她很有经验，经过这种事不止一次。可她为什么愿意受这份气，她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对，却仍要辩护。这种事的原因要做制度分析后才能看出道理，我们可以猜想她是有某种方式分成的，这就是制度，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从表面看到背后的制度。不仅是服务员，飞机场与这个咖啡店也有利害关系。88元一杯咖啡，飞机场肯定知道，但允许它存在，我猜想是飞机场用很贵的价格出租柜台给咖啡店，同时默认咖啡店可以乱收费。这些说明经济现象后面是人的利害关系，而人的利害关系决定了人的行为。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在经济现象表面后面的控制人和人关系的学问。
我再举个例子说明制度怎么和日常生活有关。德国的一些城市，如柏林、法兰克福，它们的地铁使用自动售票机，买完票以后直接上车，无人或机器检票。北京的地铁有人在进口处检票。其他一些地方，如香港、华盛顿、新加坡，都是机器检票。但柏林、法兰克福没有任何检票设备，如果你不买票也能上车，一般车上也没有查票的。我在柏林呆了一个月，天天坐地铁，也没碰上查票的。这个制度能在那里行得通，如果北京地铁采用同样制度，估计行不通，恐怕大部分人都不买票。但是德国人老老实实买票，这就使德国地铁省了检票员和机器，成本降低了，其结果是每个柏林人享受到较低的票价。靠每个人都遵守规则，这样每个人也都从中得到好处，这种好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举一个反例，大连是一个沿海城市，但非常缺水，大连市政府规定每家每月只许用3吨水，水价为1.6元／吨。超过3吨用量的水价是每吨16元，即涨10倍。显然一天一百公斤水很不够用，于是很多家庭偷水。自来水公司于是请大学教授商量对策，大学教授提出设计一种精密水表，滴水时也能走字，让所有家庭安装，但水表很贵，即使不偷水的人家，也得装这种水表，这样会使所有人都倒霉。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它的毛病出在水的价格不合理，你应把价格定在水的成本上。因为得到水有很多办法，大连可用海水淡化的办法，一吨水据资料反映约需3元，那水价定到3元／吨，问题不就解决了？老百姓有足够的水可用，自然就不偷水了，按3元价格调整自己的用水量。这就是经济学解决的办法，即价格等于成本。
成本在经济学上讲应是边际成本，经济学要求的最有效率的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p＝mc，p就是price，m就是marginal，c就是cost。这是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这样一个价格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高。我拿一样东西上市场上卖，我知道进货成本或生产成本，但卖时，在成本上加我的利润，这时我报的价一定会高于边际成本。你有什么办法让卖者报出成本价？这是个制度问题。用什么办法使供应商亮出底线？超市就报了价格底线，因为商品都是明码标价，而且不能讨价还价。超市为什么不能加一价码？因为有别的超市与它竞争。如果只有一家，做不到价格等于成本。但有好多家，价格通过竞争可降低到边际成本上，谁也不敢把价格定得太高。由此可知超市对改善资源配置起非常大的作用，它减少了交易费用，特别是把价格底线亮出来了。如果到国外买东西，又怕吃亏，那么上超市，保证不会吃亏，超市一定是真实成本价格。超市如果价格等于成本，赚不到钱，谁还干？超市一般不容易赚钱，但不赔本。所谓等于成本，并不是等于进货价格，而是再加上管理费用。超市管理费用很高，头一个是偷窃，还有复杂的仓库管理。超市如果在管理上想出新办法，比别人强一点，节省了劳动力，降低了库存，又有保证供应就会赚钱。总而言之，通过创新、竞争有一个平均水平，但它比别人管理费用低，它就赚钱。中国有些超市比外面的价格还高，这是因为超市正在发展之中，有些管理、进货、配置问题还没解决。像美国超市是最便宜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薄利多销，厂家、消费者均得到好处。超市被迫把自己价格底线亮出。价格是重要的。
大连的例子说明定价错误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定价准确可节省资源，价格不能扭曲，否则会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所以，我们要追求好的价格，能达到供需均衡的价格。在经济学里，有一条往下倾斜的需求线和往上倾斜的供给线，两线交点决定商品价格。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供过于求，价格下降。供需均等，是好的价格（商品均衡价格）。一个商品达到均衡，叫局部均衡，所有都达到的均衡叫一般均衡，此时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一个均衡点，而且市场起到质的变化，即任何一个商品均可买到或卖掉。这时，钱变成度量价格的单位，它代表价值。一般均衡价格就是价值，二者没有任何区别。甲商品可以换成乙商品，甲价是乙价的两倍，卖掉甲可买两个乙，甲乙价格比是2：1。一般均衡理论是惟一的价值判断，它的道理是实际证明的。2元票子只可买2元东西。任何人创造的价值理论不论多深奥，多复杂，如果不同于一般均衡价格，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在市场上是行不通的。一般均衡理论彻底解决了经济学里最根本问题��什么是商品的价值。
我们生活在地心引力里，谁也不觉得它的存在，但地心引力不但存在而且很重要，就像我们生活在价格里并习惯价格，也就感觉不到价格重要。没有价格，无从判断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稀缺。而价格给了你非常准确的度量。如发电可有很多办法，用煤、用油、用原子能，要根据当地情况计算，选择成本最低的。你在比较时要用到一系列商品的稀缺性。建一电厂，要用各种投入，都有稀缺性，要计算发电要用多少社会稀缺性。不同商品有不同度量单位，本来无法相加，但在经济学里只要是商品都能加。一尺布和一斤铁可价格相加。建电厂，什么东西都可相加，这样就可以比较。结果同样一度电，消耗最少社会财富的成本最低，没有价格你就会决策错误。价格重要性在于保证我们用最少投入得到产品。大连海水淡化3元／吨是通过方案比较得出，没有理由再去用4元／吨方案。所以一个方案比较，离不开价格。
计划经济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价格，没有均衡价格（市场保证的）。从价格重要性可推断人类社会离不开价格，计划经济行不通，因为没有价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以有一般均衡价格为前提，这种“科学”必须能赚钱，否则，不能减少稀缺性。它是否能创造新的财富，用较少投入得到更多产出，只能通过价格比较。因此，一定要有价格。人类越来越面对稀缺性。美国比我们富不止十倍，但人们也不满足。人只要是追求物质，就总需要价格。人对物质追求可能会减少，但不会永远不需要。回到原始社会，挖个洞住在山洞里，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到那时，科技也无用，人都披一块兽皮，住在山洞里。
二、价格产生的制度安排
价格万岁，人类社会离不开价格，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不管社会怎么变，必须产生价格，必须有产生价格的各种制度安排。价格每天都在变，去菜市场可以看出，早上和下午价格不一样。西瓜价格与纽约股票市场价格产生道理差不多。由于价格重要，所以产生价格的机制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
比如在市场上，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有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进入自由指本来不买这个东西现在买，或本来不是生产这种产品现在从事这种产品生产，退出则反之，还要有选择的自由。你限制某人必须到哪儿买，价格就扭曲了。不但如此，而且要有信息交换的自由，我在这儿买东西，还要知道那边用什么价格成交。东京股市和纽约股市必须联网，如果割断信息沟通，股市价格就会扭曲。
1、谈“私心”
价格是人关心自己利益讨价还价形成的。只有在人关心自己利益时供不应求才会导致价格上涨，你不关心，就没有。它的背后是个利益问题。因此，我们放弃利益，就没有价格。我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里一开始就讲：人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没有价格，这个社会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我们大家敢于坐飞机？因为你知道驾驶员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他对自己的命是很在乎的。如果驾驶员像一样，连命都不要，你还敢坐飞机吗？我们以前天天批“私”，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批判“私字一闪念”，说“私”如何如何坏，其实，这个“私”还帮了我们大忙。没有私是非常可怕的，现在所有制度设计都是按照“人有私心”来安排的。
讲到人的私心，它有坏的一方面，也有好的一方面，而且好的大于坏的。当它侵犯别人的私时，就变得有害，如果它不侵犯还成就了别人的私，那就是好的。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很多哲学家认为“私”是万恶之源，所有世界上坏事都是私造成的，把私除去，世界就太平了，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他没有看到把“私”抛去后，世界将更不太平。而且世界之所以丑恶，并不因为有私，则是因为侵犯了别人的私。如果我有私，而且知道你也有私，那么我们一起想个办法，大家都得到好处，使各自的私都得到满足，这个世界将是很好的社会，利人利己。可怕的是，我虽然知道你也有私心，但我的“私”膨胀到侵犯了你的私，这就变成了坏事。要使我们社会安定，就要让每个人追求利益，同时不侵犯别人利益。这句话非常重要。柏林人也有私心，但他们懂得我的私心不能侵犯别人的私，所以我要守规矩。这就是一个国家老百姓有无教养的差别，懂得我的行动不能侵犯别人的私。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侵犯别人的私。我们在马路上走，把人家道给挡了，这是最普通的事，我们天天都能看到的。在国外，这样的事很少。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最能体现老百姓的素质，这也是个学习过程。慢慢地，我守规矩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有时，我也走，你也走，堵在一起，谁也走不动，对谁都没好处。好象地铁，谁也不买票，最后地铁关门了，大家都坐不上了，对谁都没好处，所以强调私的界限。我们不要盲目地反对私，利用私的主要特点，不要侵犯别人，而且要帮助别人实现他的私心。孔子讲“君子成人之美”。人家有个愿望，你帮他实现，你就是好人，是君子。
2、扭曲价格回归为均衡价格
在一个一般均衡价格引导下，人按照自己利益做出的选择是符合社会目标的。我们回头再讲制度经济学，我说价格的扭曲会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或者说人人按照价格来追求利益时，这个价格才是不扭曲的，才是一般均衡价格。人按照自己利益来行动时，他的选择是符合社会目标的，也就是说他做的事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有好处。这个道理经济学老祖宗亚当·斯密就看到了，就是“看不见的手”，但他没有证明，到现在他的《国富论》发表200多年了，他的理论现在已得到严格证明了。证明了人出于私心，按照价格所引导的来行动的话，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因此对个人选择不要加以干涉，让他们选好了，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大多主张自由，道理就在这里。它是最基本的公理，就像我们学几何一样，欧式几何有五个公理，有了这五个公理，几何各式各样的定理就推出来了。经济学一样，也有几个公理，所谓公理是没法证明的，只能承认他是正确的。有了这几条公理，经济学的大厦才得以建立，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经济学公理第一条就是“经济人”假定，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的，人是有私心的；还有一条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这没有办法证明，只能当成公理。有这样两条经济学才得以建立，所以真正懂经济学要义的人都是自由主义的或信奉自由主义的。因为他知道在价格不扭曲的情况下，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才符合社会目标。
那么我现在仍要问一句，如果价格扭曲的话，你按照扭曲的价格追求利益，是不是符合社会目标呢？不是的。但是这个事情奥妙就在这儿，当你按照一个扭曲的价格来行为时，如果这个制度允许价格调整的话，价格会恢复到均衡状态，除非你不允许它进行调整，政府管制了，我们能常常看到一个情况，政府能管制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扭曲了，于是许多人从中得到了许多不该得到的利益，使社会受损，从前的价格双轨制就是这么一个现象。但是如果政府不管制价格，当人们按照扭曲的价格追求利益时，价格会自动调整的，调整到一个均衡价格，这也就是均衡价格的存在性，这在经济学里是可以证明的。存在的均衡价格是如何达到的？就是通过人追求利益达到的，所以我们按原来讲的，一般均衡价格下，追求利益符合社会目标，退一步哪怕不是一般均衡价格下，人追求利益也是符合社会目标的，因为在人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价格会恢复到均衡状态，这个证明就是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而且它还证明这个解不但存在而且是稳定的。稳定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发散，它会收敛，收敛过程不会有震荡发生。在经济学领域里，过去认为这个理论证明是没用处的，但中国改革正好就应用了这个理论。我们原来的计划价格是一片混乱，后来通过逐渐的开放才理顺。大家有选择的自由，政府对价格的干预越来越少，通过开放，价格逐渐调整到了均衡价格，现在价格90％都达到了均衡，但是未达到一般均衡。一般均衡我刚才讲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它有质量的变化。因为任何一个商品价格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的所有商品的价格，价格是互相牵连的，只要有一个商品价格不均衡，其他商品价格就不是真的均衡。而一般均衡，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价格才是真正的均衡价格。所以我们现在有许多价格不均衡，它影响到一大片，它造成了我们整个价格系统还有相当程度的混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资源配置效率还不够高。
3、自发秩序
我讲了自由选择的重要性，在供应和需求都是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自由选择是最优的。但是许多商品不具备竞争性，比如说公共产品的价格。公共产品就是指社会服务产品，如道路、公安、警察、国防、天气预报等，这些产品都是公共产品，它不能通过竞争来实现均衡价格。另外还有外部性，有些交易牵扯到第三方的利害，叫做外部性。比如说养蜜蜂，就是有外部性的，因为养蜂的同时，附近的农作物是能够增产的。还有一种外部性就是生产中产生污染。第三个是垄断，就是一家提品，铁路部门就是，垄断使这种产品达不到一般均衡价格，不能自动实现，要有人去管他。
因为有外部性，有公共产品，有垄断这些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政府来管价格，政府就是要管公共服务的价格，有外部性的价格，垄断产品的价格。但同志们不要认为有了政府管，问题就解决了。我最近写了篇文章批判韩愈的《杂说四》，韩文一开始就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是什么意思？它说好的马是很多的，但是你认不出来，只有伯乐才能辨别千里马，因为没有伯乐，这千里马就不被人赏识了。可是谁是伯乐呢？同样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韩愈开了个大玩笑，他用解决一个更难的问题来解决一个较容易的问题，找伯乐比找千里马更难。我们往往都有韩愈同样的错误想法，把一件事交给一个智者（伯乐）来解决。可是谁是智者，谁也不知道。刚才我讲了因为有公共产品，有外部性，有垄断问题，所以要请一个政府这个智者出来，政府是智者吗？政府跟我们一样，只不过它当了一个公务员，就变成了一个政府了，它能解决的好吗？与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到哈耶克的理论，他提出了“自发秩序”理论，反对人为安排的秩序。所以说是不是千里马让它们出来跑一跑，你就能发现谁是真正的千里马了。判别千里马，不是靠伯乐，而是靠实践。所以，我们的很多习惯想法（如韩愈这篇文章）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一部分，但非常误导人。他与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唱反调。我们改革的成功，就成在“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自发秩序。不是先设计好一条路，哈耳克就反对这个。我们改革成功不是谁设计哪年哪月干什么东西，而是走一步看一步，这就成功了。这里肯定有学费和错误，但它没有出大问题，在小问题上错了赶紧回头就是了。总之，个人选择是自发秩序的基础，自发秩序的形成靠每个人按照追求个人利益且不侵犯别人利益的原则在里面活动。
4、“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每个人都有自由的一种愿望。如何实现你的自由？那就是不要有人干涉你的自由。你周围每一个人都不干涉你的自由，你作为周围人的周围也不要干涉别人的自由。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每个人都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当你周围人都不干涉你的自由时，你就得到最大的自由。另外一个人也得到最大的自由，因为你不干涉他的自由。每个人既是自己，又是别人的环境，别人的别人就是我。我要得到自由，我希望别人不干涉我。我成为别人的别人时，我也不能干涉别人。所以，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就能得到自由。每个人约束自己不干涉别人的自由，这时每个人就得到最大的自由了。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因为每个人都会爱一些人，但你爱的方法要对头，你可不能干涉别人自由。虽然你因爱出于好心，但可不能干傻事。有时，父母会干涉子女婚姻、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当然父母的劝告是必要的，可是劝告归劝告，自由是另一回事，不能干涉。“人民政府爱人民”，你就要给老百姓自由。信仰是自由的，谁也不能干涉。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自由是人的权利，你有什么权利去干涉人家自由。干涉了势必造成很多麻烦。互相干涉自由就是，互相斗个没完。所以，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你要尊重人家，自由是人天生的权利。也要给敌人以自由。这里的敌人是指因你不给他自由而成为你敌人的人。他本来是你的朋友，但因你干涉他的自由，他变成了你的敌人，并不因为别的。当然，日本入侵中国，这个敌人我们要反对。但有很多所谓敌人并不是那么回事，因我们干涉了他的自由，他才反对我们，你一旦给他自由，他就会成为你的朋友。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矛盾缘于干涉别人自由，你得尊重人家。这个道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
5、尊重人权
产生价格的制度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所有权，财产的所有权。因为市场经济或产生价格是靠交换的。交换的前提是要有所有权，所谓交换只不过是所有权的交换。一个物的所有权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可能这个东西没移动，但交换已完成。所以，无所有权就无交换。所有权不能保障就会使交换无法进行。所以，发展市场经济要有交换，要有讨价还价，保护人的私心，保护人追求利益的权利。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护财产的所有权。我们知道，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得到利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侵犯别人的利益。另一种是不侵犯别人利益，通过劳动、与别人合作、创新，也可得利益。如果有机会侵犯别人，满足自己的私心，就不会去劳动。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允许一部分人去侵犯别人的话，这个社会将会是争权夺利的社会，大家都不希望通过劳动得到利益，而希望通过依靠权力侵犯别人利益得到利益，这个道理极其重要。人类社会生产力之所以会发展，就是因你侵犯别人劳动果实越来越困难，还不如自己去生产。在财产的所有权得到保护时，你侵犯别人利益，就不容易。所以保护财产所有权关系到一个社会的进步。如果侵犯别人代价高，他就选择自己劳动。但一直到市场制度逐渐建立，人权才被逐渐尊重。在这以前，人类社会每个阶段都有特权阶级，拥有特权者可侵犯别人利益。中国过去是个皇权专制社会，不重法律，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因此，谁都想当皇帝，皇帝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把他赶下台。
改革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权对每个人都极端重要，随便侵犯你的权力，你就无安全感。从来的革命，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无权无势的人造有权有势人的反。造反，首先破坏所有权，建立一个新社会。但穷人造富人的反，连富人的所有权都得不到保障，穷人的所有权能得到保障吗？所以，革命、造反的结果只是破坏所有权，穷人还是穷人。只有当穷人的所有权得到保障时，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进步。我们说要保护财产所有权，往往以为这对富人有利，富人有钱，才需要保护，这是很大的误解。一般而言，富人财产的所有权比之穷人更易得到保护。富人之所以富难道是财产得不到保护才致富吗？我们说财产保护主要针对穷人。穷人自己要明白，我要尊重一切人的所有权。首先，富人的所有权你得尊重，连有钱有势人的所有权都得不到保障，哪穷人还有什么保障呢？现在农民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他们的负担变成了一块橡皮泥，一会儿减少，一会儿加大。因为农民财产得不到保障，何以减轻其负担？一个农民到北京打工，弄不好就被收容遣返，路费自己出。
人权得不到保障是个大问题。只有无权无势的农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我们这个社会才会进步。因为你不可能通过侵犯他们得到利益，那只有自己劳动、创新、发明得到利益。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需走很长一段路。现在农民可以进城找工作，虽然受到鄙视，找工作受限制，只能干粗贱的活，但总归比以前有很大进步。
制度经济学范文第7篇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即政府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职能？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针对政府的核心职能给出了一个规范的回答：
“政府应该维护法律和秩序，界定产权，充当我们修改产权和其他经济博弈规则的工具，裁决在解释规则上出现的争端，强制执行契约，促进竞争，提供一个货币框架，从事抵消技术垄断的活动，克服各种被公认为十分重要因而须对其实施政府干预的邻域效应（neighborhoodeffects[①]），政府还应在保护无责任能力者（精神病人和儿童）方面辅助私人慈善团体和普通家庭——这样一种政府无疑有很重要的职能要履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②]
政府的职能通常是：（1）保护公民的各项自由：政府必须建立和实施一套规则，它同等地适用于所有公民（法治），它不允许公民用暴力、欺骗或其他非法的暴力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2）生产共享品（publicgoods）：公共供给是指政府的一种行政行安排，它使物品和服务能为公民或特定的公民阶层所用。这种供给既可以通过公共资助、专用票证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平等均发证来实现。（3）再分配产权：政府可以用两种政策手段来尝试再分配：一种是运用政府的强制权力来征税和分配转移支付，以弱化甚至消除竞争博弈的后果；另一种是通过直接干预立足于私人产权的竞争基础，通过影响财务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干预缔约自由，改变市场的运行。[③]
正如阿克顿勋爵所指出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上述对政府职能的描述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描述，或者说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理想政府模型。事实上，政府以及其他一切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都与市场中的消费者、生产者一样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一旦有机会，其机会主义行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二、政府的委托－机会主义
纵观历史，与政治权力有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人——不论其是世袭的统治者、民选议员、部长还是被任命的政府官员——都受诱惑而按其私利行事。也就是说，委托－问题同样适用于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因为人（官僚、政治家），作为内部人，比他们的委托人（外部公民），更了解情况。由于在政府里，对委托－问题缺少像企业里那种对经理的竞争约束，这就造成了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并最终为人机会主义造成了更多的机会。
委托－问题呈现在集体行动的所有层面上，它往往源于有组织利益集团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共谋。在多数政治系统中都存在着政治市场，它服务于干预和针对政府普适制度的歧视性变通：许多生产者都寻求对其行业的干预，以缓解无休止的残酷竞争。[④]政治性干预市场的供给方，政治家、官僚和法官，从事设租活动（rent-creation）。这给政治家和官僚带来了好处：他们获得了影响权势集团的能力，也获得了政治支持和物质支持，无论这些支持是给予政党的还是给予干预者个人的。政治干预通常还带来一种充当保护人的满足感，并能靠关心自己伙伴的保护人声誉生活。[⑤]
设租是议员和官僚们配置“租金”的政治性活动。“租金”指不是靠市场中的竞争努力而获得的收入。它们来源于提供给私人支持者或由政治精英支持者构成的有组织集团的政治特权。典型的情况是，政治干预将产权从无组织的多数人那里再分配给有组织的少数人；然后，这些少数人就能与实施干预的政府人分享他们的租金。
政治“市场”是一种过程。这类市场中的需求来自对再分配产权的政治性干预由需要的生产者，而它的供给者则是各种政府主体。政府主体代表既得利益对自由竞争进行干预。根据这一与经济市场的简单类比，政治市场的需求方大都向市场干预的供应方（议员、政治家、官僚和法官）支付干预价格，其方式是货币支付和政治支持。
正如休谟那个著名的政治哲学命题所言：“在政治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换言之，每个人都是无赖。”政府中的人机会主义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所以，如何控制政治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维护个人自由和社会繁荣，就是一个重大问题了。
三、如何控制政治人
几百年来，人们采用了大量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想要抑制集体行动中棘手的人机会主义问题，并增加公共政策满足公民愿望的最大可能性：
1、最高领导人被确定为持续存在的、无歧视制度的保护人。在现代大众社会，领导人（君主、总统）由于认识上的局限不可能了解其下属的行动。统治者的权威本身就表明，在保护公民利益上，它是一种易出错的保卫装置。
2、在现代欧洲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里，使统治者、当选政治家和官员受制于一般性约束规则的宪法设计变得十分常见。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分立（separationofpowers）原则在《美国宪法》中得到实践，并在控制集体行动的这三类权威的执掌者之间设置监察和平衡（checksandbalance）系统。
3、通过宪法安排，在政府中建立若干自治的层次，以分解控管权限：即将政府分为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全国政府（联邦制）。由于政府机构必须竞争，当大量集体行动是由地方政府来决定和执行时，作为委托人的公民了解政府和控制政府就会更加容易。
4、许多国家还试图通过两院制中的权力分解来抑制立法机构中的人机会主义：在联邦制中，常常设计一个直选的第一议院，同时加上一个实施控制的、代表地区利益的第二议院。由于第二议院和第一议院的情况类似，受制于党派原则和按党派路线投票的政党集团，因而它对政治性机会主义的控制很弱。
5、在不能对政治权势的集中实施有效监察的情况下，有人提议设计进一步的宪法监察机制，以防止暂时性议会多数派的机会主义行为。哈耶克主张，创立一种“立法议会”，其任务时通过一些就公民的集体强制进行法律认可的法律。然而，能否防止政党机器以类似于当代多数议院议会的方式支配这种议会，是存在疑问的。
6、公共政策的日趋复杂使有关公民始终了解政府的行动——这是控制政府中机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议会常常责成政府提供更好、更系统的信息。独立的新闻界，以及由学者、信用评估机构或国际机构那样的专家监督者对政府活动进行的复审，都进一步增强政府机构的可稽查性（accountability），并抑制着政府中的机会主义。
7、还有一种对政府中机会主义的宪法性控制，即至少使有些政府主体定期曝光，以便由选民审查行政机构的领导人（民主政治）或者政府机构和司法系统中的其他官员（选举城市官员和法官）。
8、在许多宪法体系中，政党间的选举争夺已演变为对取媚中间选民的歧视性再分配措施的“拍卖”。因此，许多观察者都在鼓吹限制政治机会主义并对当选议会实施歧视性干预的加以限定的宪法规则。在控制行政权力上，一种有关的程序性限制是任期限制。
9、另一种控制手段是公民创议的全民公决。通过这种方式，使委托人掌握了一种工具，能改变或他们所不喜欢的政府创议。
10、有一种控制政府机会主义人的设计在有些北美地区颇受欢迎，这就是撤销当选代表的职务（或弹劾）：如果一个当选议员、法官或行政官员的行为令大多数公民无法接受，公民有权在该官员任期内的任何时候靠一次更换表决来撤销他的职务。
11、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受益于两个条件：其一，一定程度以上的教育发展，它使公民具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文化知识；其二，一定程度以上的富裕生活，它使公民有能力负担造就一个像样的民主政府所必需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比如，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条件。
12、在当代，对政府中人机会主义的最有力控制显然是政区对贸易和要素流动的开放。
我们结论只能是，单凭任何一种办法本身，都不足以有效抑制政府中的委托－问题。在许多时候，为了遏制这一问题，上述的所有办法都是必需的。即使这样，有时仍可能无法保证公民幸免于政治机会主义的有害后果。对自由和法治的保护永远不可能十全十美。[⑥]
经济学——永恒的任务
上述讨论的所有原则和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集体权威、保卫个人的自由领域、遏制人的机会主义和寻租活动。也就是说，设计这些原则和制度都是为了宣纸实施差别待遇的政治权力，维护自由和法治，保护公民基本的、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
从功能性的观点来看，政治和经济的主要功能是，当政策制定者在激烈的冲突中受到诱惑要放弃原则时，就要束住他们的手。制定宪法条款就是要在日常公共政策的实施中杜绝任意的寻租活动和制造混乱的决策。特定的宪法条款有助于防止短视的和昂贵的政治机会主义，其方式犹如荷马史诗中尤利西斯怕自己受赛壬海妖的诱惑而将自己绑在船桅杆上一样。
布坎南在《规则的理由》[⑦]中曾提到埃尔斯特的《尤利西斯和塞壬》，他把书名中所包含的那个寓言，视为“对未来的选择做出先期限制”的经典故事。这个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故事，类似于我们的“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希腊版，其大意是，大英雄尤利西斯知道自己意志薄弱，他在驾船接近栖居着女妖塞壬的海岸时，唯恐自己经不住她们迷人歌喉的诱惑，便要求同伙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又用蜡封住他们的耳朵。这是一种为防范未来灾难而做出的决定：若想返回家园，他必须给自己危险的审美欲望预先设防。尤利西斯这种系自身于船桅之上的举动，淋漓尽致地表达着主义的智慧。荷马告诉我们：
塞壬坐栖草地，四周堆满白骨，
死烂的尸体，挂着皱缩的皮肤。
（《奥德赛》卷十二）
避免这种惨状的办法说来简单，不过就是那根缚住大英雄尤利西斯的普普通通的绳子——政治学中我们把它称为“之道”。[⑧]
需要注意的，正如我们在探讨限制政府的人机会主义时所提到的，这种束住政治人的“之绳”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政府中的那些人违反条款，这些条款是很难被强制实施的：毕竟，他们控制着政治权力，有大量的财政资源，垄断着合法强力的运用。当议会和政府一心要打破宪法的限制时，宪法可能只能成为斥责议会或政府机会主义的一个参考点。因此，“在抵御政治家对个人自由的进攻方面，宪法只是一个虚弱的堡垒”。[⑨]
在最好的情况下，正式的宪法条款在控制公共政策中的人机会主义上也只能发挥有限的约束作用。宪法条款必须由许多其他措施来补充，比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可稽查性，联邦制，对贸易和要素流动开放等等。为了公民－委托人的自由和繁荣而控制政治权力注定要为任何共同体留下一个永无止境的、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是一个演化问题，而不是一个靠某些灵丹妙药就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个人自由与社会繁荣而言，问题，也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主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问题。
[①]neighborhoodeffects为外部效应的一种，它指在地理空间上相邻、相接的外部效应，故译为“邻域效应。”
[②]转引自：【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375页。
[③]【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359、369－370、371页。
[④]【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286－287页。
[⑤]【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71－187页。
[⑥]【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398－404页。
[⑦]【澳】布伦南【美】布坎南著《经济学》，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中文版第二部分是《规则的自由——的政治经济学》，第82－83页。
制度经济学范文第8篇
1、改革的关键在于宏观整合问题的解决。
怎样对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进行正确看待,防止借鉴他国经验时发生谬误,进而对宏观整合过程造成影响。因为“交易费用”具有检验标准和不确定性特征,当部分社会实践证实了理论后,也仅仅能够认为这一理论符合一定范围、时期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而在进行自身的制度安排时,有必要参考其他社会的实践经验,并进行适当改造。引进的经验从局部向一般适用性转化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错误的。这是制度的体系性特征。
2、稳妥推进“可控经济实验”。
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特定的公共产品性质,通常情况下,自发的供给无法达到最佳供给水平,政府是主要的制度供给者。因为制度变迁价值的判断需要以一个可以比较交易成本的参照物为基础,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经济实验”这样的参照物,也就是,首先在我国的某个领域或某个局部进行试验,获得经验后进行广泛推广。政府不应完全包办制度供给,很多微观的市场制度还应以市场和实际需要为导向。
3、注重产权界定的连续性和效率。
因为制度经济学具有交易成本衡量和主观性缺陷,因此,在具体应用过程中,无法保证制度改进的帕累托最优,而且无法保证这种制度的应用具有必然的市场竞争优势。在一定的产权界定、行业和地区内无法实现改进。
4、放开微观管理制度的借鉴。
保持制度实验与整合设计可控的基础上,需尽可能保持微观领域的放开性。保证微观领域能够有效借鉴成功的经验,对各种微观经济主体进行重塑,设定制度变迁相关的参照指标,保证各个企业在进行产权初始界定后,能够重新整合产权资源和交易,保证所有契约均可以在更加安全和便捷的条件下达成。
5、构建新的宏观制度理论体系。
将中国实际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相结合,是其在我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证实,该制度也可以在发展与加工的基础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带来实际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随着认知科学的迅猛发展,制度经济学和认知科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制度经济学家们通常不重视个体理性假设,只有将个体理性和制度赋予更多的内涵才能不断推动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所以,认知理性的研究要选择一个适合的研究视角,这样对认知理性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制度经济学范文第9篇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费改税”属于一种制度变迁，因此可以利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运用有关制度变迁的两个假说，即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和制度互补假说。前者是说，制度变迁是在多元主体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主体对制度变迁持有不同的态度，发挥不同的作用，对制度变迁产生不同的影响力；后者是指，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单独一项制度的变迁，而是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只有这样，制度变迁才会降低变迁成本，发挥最大的潜力。我们准备利用这两个假说来分析我国“费改税”问题。
一、“费改税”：多元主体博弈
从实质上讲，农村税费改革就是对农村利益关系的一种调整，同时也是一次税制的变革。“费改税”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基层财政费大于税的收入格局。基层财政之所以产生这种收入格局，主要是由于基层政府支出过大、冗员过多，而税收收入弹性小，税收收入的增长跟不上支出的增长，增加各项规费收入便成了弥补收支缺口的有效手段。费大于税的收入格局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主要是加重了农民负担，影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同时易滋生腐败，政府职能不到位等等。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格局。
（一）“费改税”制度变迁中各参与主体扮演的角色
在“费改税”这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大致有3类主体参与，即农民、基层干部和政府高层。农民和政府高层是支持者，基层干部是反对者。下面进行详细说明。
在目前我国的农业税费中，税收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和农村个体户承担的工商税，农村收费包括乡统筹、村提留、“三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等等。1994年到1999年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如表1所示。①表1中的农业各税包括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社会负担包括集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款等。
在农业各税的征收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重复征税、提前征税和过度征税现象。尤其是农业特产税，寅吃卯粮现象最为严重，在许多地方，特产作物还没有成熟就已经征税，并且在征税时往往高估作物产量，在征收上也有刚性，只有增收没有减收。按照国家规定，农民的人均提留统筹费不准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但是，由于各个地方都虚报农民收入，人为地提高了税基，从而提高了征收上限。在许多地方的税费征收过程中，往往是先由乡镇政府定下一揽子税费总额，然后向各个自然村按照人头分解，层层落实，这样使得税费负担有失公平。有些地区，强行将两工（劳动义务工和积累工）货币化，实行以资代劳，并且人为提高以资代劳的负担。以1999年为例，以资代劳负担就达到人均6.9元，劳均13.6元。除此之外，农村乱收费现象更是花样繁多，要么自立项目强行收费，要么人为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费率，要么强买强卖、强行服务、甚至不服务等等。例如，最近在浙江的一项调查发现，国家规定农民申请结婚的过程中只需要缴纳约100元的婚姻状况证明费、婚前健康检查费和结婚证工本费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交费情况是少则700元，多则2800元，增收数额较大，浮动范围也较大，农民乱收费负担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如果“费改税”确实能够规范农村的税费征缴，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话，农民肯定是“费改税”的最大得益群体，从而也就是最坚决的支持者。
基层干部，主要是指村级和乡镇级的政府官员，这类主体直接向农民征收各项杂费、政府基金、集资等项目，如果“费改税”确实规范了各项不规范的收入，那么，基层干部将成为受损者。因为从目前来看，他们所从事职能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包括其工资收入以及不规范的灰色收入等）就是收费、基金、集资等，如果将这部分收入进行规范，将会降低收入的弹性，对这部分人是不利的。因此“费改税”会侵犯基层干部的利益，如果在“费改税”的同时不解决基层干部的既得利益损失问题，基层干部将是“费改税”的反对者或者说阳奉阴违者。
政府高层，主要是指中央和省一级的政府机构，这类主体较多地从大局出发，考虑的是整个国家或者整个省份的综合效益，是决定是否“费改税”、以及怎样进行“费改税”的主体，不过他们的决定会受到来自下层信息的干扰，例如基层干部的汇报或者农民的上访等等，这类主体的态度会根据他们对各项信息的综合所作出的判断而定。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基层乡镇政府除外）一直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有关文件不断下发，出台的措施也不少，仅就中央来看，自1990年起，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先后了27个涉及农民减负的文件，例如，1991年12月国务院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993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等等。由此可见，政府高层对农民减负问题是有决心的，从这一点来看，到目前为止，政府高层是“费改税”的支持者。
从角色来看，“费改税”制度变迁过程中，支持者是农民和政府高层，反对者是基层干部。
（二）各参与主体的影响力及博弈过程
农民人数众多，其整体力量不可忽视。不过，由于农民数量较多，这一利益团体内部的协商成本较大，搭便车行为比较严重。再加上中国农民比较多的接受了儒家文化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性思想，从而使得这一团体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农民较少会想到通过政治渠道来为自己谋求利益，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允许，农民较多的做法就是上访、写群众意见信，以期待当政者重视自己的处境，有少数的农民则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走向绝路。②基层干部是直接执行各项有关费改税措施的主体，因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会对“费改税”的进程和成效有很大的影响。政府高层的力量更是强大的，在“费改税”的初始阶段，对费改税的进程和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③在“费改税”的过程中会出现基层干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也就是说，在政府高层决定费改税以前，基层干部会隐藏有关农民负担情况的信息，尽量使得政府高层不作出“费改税”的决定，一旦政府高层决定进行费改税后，基层干部便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来扭曲“费改税”的过程。因此，在这三者之间的一般博弈过程应该是，当农民的税费负担足够大的时候，农民会采取上访、写信、以死抗争的手段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此时基层政府没有办法再来隐瞒农民负担的真实情况，政府高层就会决定进行“费改税”，在“费改税”的初始阶段，政府高层会将较多的精力放在“费改税”上，基层干部在政府高层的强大压力下会表现出配合的姿态来，一旦政府高层有所懈怠，基层干部便会阳奉阴违，或者采取向上汇报等手段改变政府高层的认识，给费改税的进程造成阻力。只要农民的负担不是大到足够大的程度，中国广大农民对这一现象也是逆来顺受，当农民的税费负担又达到没有进行“费改税”前的程度的时候，农民上访、以死抗争的情况又多起来，基层干部无法再隐瞒农民的负担情况，这就又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从而又开始下一轮的税费改革。这种往复循环的状况可谓对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真实描述，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有关农民减负文件可以看作是每次循环的起始标志。安徽省“费改税”的试点情况也可以证实这一结论。安徽省试点改革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可以从表2中看出来。
但是，安徽省“费改税”试点改革使得乡镇和自然村等基层组织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影响其正常运转。“费改税”后每个自然村基层组织收入平均减少3.32万元，比改革前平均减少63%，年均收入只有1.99万元，而一般村的最低开支为1.5万元，用来支付村级干部的工资和五保户的补助，即“吃饭”部分，基本没有任何建设资金，村级财政难有作为。此外，取消教育集资之后，农村教育投资建设资金难有着落，取消“两工”后，农村水利建设组织困难，使得农村村级组织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村级干部普遍感到工作难做，都有情绪。因此可以说，基层干部是这次税费改革的利益受损者，他们自内心里对费改税就有抵触情绪。安徽省“费改税”试点之所以在起初阶段取得了成效，就是因为政府高层的重视起了关键作用。在安徽试点中，成立了全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亲自挂帅，任组长，省长任副组长，并且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全省各地市、县和乡镇组建相应的机构，从而将“费改税”工作置于超常强化的领导之下。在这种超常压力之下，基层干部为了个人前途着想不会顶风行事，只有配合政府高层的工作。但是，一旦省政府放松督促，将工作重点转移，基层干部便会花样百出，想方设法地扭曲“费改税”的本来面目，异化“费改税”的过程，因为“费改税”确实使得乡镇财政捉襟见肘。基层干部可以采取很多方式阻挠“费改税”的进程。例如歪曲执行“费改税”方案，向上级反映要求改变“费改税”方案，向农民隐瞒相关政策，将从事种植业的农户负担转嫁给农民开办的乡镇企业等等。因此，如果没有在互补制度——行政体制发生相应变迁的基础上，单独进行“费改税”的话，“费改税”必然会是一个走走停停的过程。
二、“费改税”：制度互补假说
“费改税”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独进行“费改税”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制度变迁。“费改税”的制度变迁过程还要配以相关制度的变迁才能够进行互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同“费改税”最为相关的制度是行政体制。在农村，我国行政体制基本上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服务意识差，公共物品无效供给或者强制性供给④大于需求，而真正适合农民需求的供给偏少，冗员过多，吃饭财政所占比例较大。这种行政体制直接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行政机构支出过大，当前的财税体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规范性收入来弥补支出，这样，基层干部只有通过谋求非规范性收入来填平收支缺口；二是由于这块收入是不规范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所以这种收入的开征为基层干部层层加码提供了机会，易滋生腐败。这样，改革行政体制、精简冗员、缩小开支，就降低了基层干部收取不规范收入的可能性；进行“费改税”，规范财政收入，培育地方的主体税种，增大税收收入的弹性，同时也杜绝了基层干部收取不规范收入的可能性，因此，这两项制度的变迁是互补的。
从表3可以看出，乡镇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花在了人员支出上。在2000年财政支出决算中，教育事业费431.8万元，占总支出的41.495%，行政管理费226.9万元，占总支出的21.805%，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128.9万元，占总支出的12.387%.其中，在教育事业费支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教师工资，该乡镇教师月工资额为370326元，在2000年度该乡镇财政平均拖欠教师工资4个月，但是这一事实并未在财政决算表中予以反映，扣除这一影响后，教育事业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为27.260%.通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了解到，拖欠教师工资的支出流向是装修乡镇办公大楼。其实，表3已经被该乡镇统计人员润色过了，据我们调查，在表中除了装修乡镇办公大楼的开支没有反映外，还有许多不便言表的大块支出项目没有如实反映，例如招待费等。教育支出是基层干部抵制“费改税”改革的一张王牌，在安徽省的试点中，县乡级政府向上级反映“费改税”给地方形成的收入过少，无法保障基本的教育支出，因为教育是安国利民的大事，因而政府高层会慎重考虑这一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是，基层政府在向上级汇报时，往往夸大教育支出占乡镇财政支出的比例，而在实际支出时，却想方设法压缩这一比例，并且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缺口是比较大的，那么，这块支出的流向就会变得大有文章可作了。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建议，“费改税”过程中必须对基础教育的事权财权划分进行调整，将现行财税体制下归属地方支出的教育支出划给中央，由中央统管，统一办学，这一方面堵死了基层干部任意扩大非规范收入的口子，另一方面也是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保证了全民的基本受教育水平。同时将原来与教育有关的地方税费收入经过调整后划给中央，以解决中央的教育支出收入来源问题，当然，如果地方政府有财力，也可以在中央已拨经费的基础上增加办学经费。
从表3还可以看出，在该乡镇财政收入预算中，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都是15万元，占总收入的1.442%，但实际执行情况是，行政性收费收入为210.6万元，占总收入的20.95%，所占比例最大，罚没收入为70万元，占总收入的6.96%.再看一下乡镇人员的构成。在1980年以前，综合乡镇文秘、民政、文卫、公安、农业、工业、财粮等各个部门的人员，充其量不过30余人，因为大多数人员都是交叉任职。现在，乡镇政府下属机构多达20个左右，人员也在300人左右。当然，一部分人员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更大的原因在于乡镇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很多岗位不是因岗设人，而是因人设岗，造成机构的膨胀。这样，乡镇财政收支状况给我们的基本印象是，乡镇冗员多“吃饭”开支大规范收入不足不规范收入膨胀、灰色收入多。因此，要想压缩乡镇政府开支，首要的就是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
其实，政府高层一直在倡导精简政府机构，但是政府机构的精简在基层很难得到真正的执行，在省、地市级政府机构中，精简人员往往是下派到下一级政府机构中或者是国有企业中，而在县、乡镇级政府的精简过程中，由于基层政府没有再下一级的政府机构并且国有企业相对较少。所以，基层政府的精简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冗员安排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农村产业化的思路，发展农村的农业、工业，形成产业化经营，创造出就业岗位，吸纳冗员。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但是不能因为存在困难就回避行政机构的改革，基层政府机构无论如何总是要精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精简基层政府也是在削弱“费改税”制度变迁中的阻力，因为基层干部是“费改税”的阻挠者，精简基层政府就使得阻挠者群体变小，削弱其力量。不过，行政体制改革的更为根本的含义在于，作为一个互补性的制度变迁过程，行政体制改革压缩了基层政府的开支，降低了基层干部收取不规范收入的迫切性，以利于“费改税”各项措施的推行。可以想象，行政体制改革与“费改税”的配套进行，在初始阶段肯定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精简行政机构阻力很大，这样制度变迁的效益比较低，增长缓慢，但是当配套改革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行政机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精简，“费改税”的各项措施实施过程中阻力减小，实施力度就会加大，改革的速度也会加快，制度变迁的效益也会以递增的速度增加，只有当“费改税”制度变迁的潜力发挥殆尽的时候，改革速度才会减缓，改革效益增长速度也会随之降下来。这个变迁过程可以用图1的曲线来展示。我们将制度变迁的这一变化规律称之为“制度变迁效益先增后减假说”。
三、简要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到两点基本结论：（1）我国“费改税”的进展程度和实施效果取决于农民、基层干部与政府高层三者博弈的结果；（2）在“费改税”的同时，行政体制也应该进行变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制度互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使得“费改税”取得最好的效果。
主要参考资料：
（1）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黄少安、魏建《制度互补与企业发展》（载《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
（3）魏建、黄少安《产权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的良性互动》（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年第5期）。
（4）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新假说及其验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5）黄少安《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及政府在变革进程中的角色》（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6）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7）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
（8）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出版）。
（9）樊纲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
（10）韦森《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①本文所采用的资料和论据主要来自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主持的课题“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研究”的详细报告（载《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24期）。
②在山东、河南一带因税费征缴问题逼死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
③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我们也提出过一个假说——“政府推进改革可行性假说”。
制度经济学范文第10篇
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其在原告资格范围、受案范围等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有学者将现代公益诉讼定义为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组织和个人,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总结现行公益诉讼制度,无论何种定义,其主要有如下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为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公益诉讼的人可以是与本案无任何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二、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研究任何问题的前提是此项研究是必要的,否则根本没有必要研究。我认为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具有以下两点:
1.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具有经济性的制度
原告的决策与社会的最优决策之间存在着分裂,因为原告在决策时并没有考虑两个成本:一是被告的成本,二是国家司法机关运行机制的成本,但这两个成本确是社会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成本因素。公益诉讼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避免重复诉讼,节约社会成本,如果有那么一个组织或者某一群体能代替所有受害者提起一个诉讼,那么诉讼成本将会大大减少,从而使花费的社会总成本最少。公益诉讼案件站在社会整体角度上是符合社会理性的,是一种有效率的表现。
2.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具有外部性的制度
公益诉讼的经济上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公益诉讼的外部性上。如前所述,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胜诉后产生的积极社会效果会使其他人受益,这种正外部性的效果并不仅仅局限于某几个人,而是被社会上的不特定的多数人分享。
三、我国现实中公益诉讼制度“软弱性”的原因
(一)微观上当事人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
当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同时达到最大化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生活中两者往往存在着矛盾,社会利益>诉讼成本要求我们要积极推行公益诉讼;然而私人成本>私人利益又阻碍了公益诉讼的提出。根据科斯定理②,我们知道,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不管初始权利如何界定,有效率的结果都会发生。即使出现没有效率的结果,也会很容易的通过社会的自身调节达到有效率的状态(因为交易成本为零)。零交易成本运用到公益诉讼中,有效率的结果最终也会出现。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现实存在的成本问题,由于公益诉讼往往涉及很多人,成本共担所需的沟通工作难度非常大,需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它包括金钱成本、时间成本等,要说服大家集资打公益诉讼,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一个理性人,如果当事人认为自身付出的成本大于自己的收益,他们就会选择不或者和被告和解结案,做出的决策只能是对自身最有利的,现实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却不一定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再加上大多数公益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涉及的被告往往都是实力非常雄厚的企业,他们有更雄厚的资金支持和更专业的人才等资源,原告往往取证都很困难,无形之中给原告的增加了成本,仅仅依靠某个人的力量想赢得公益诉讼的案件更是难上加难。
(二)宏观上公益诉讼法律制度不完善
“在行业内有一句话,公益诉讼大都败诉了,但是败在了法庭,胜在了舆论。”公益诉讼败在了法庭就是指的我国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将一些本应该纳入到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案件排除在法庭之外,这种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公益诉讼常常缺乏适格的原告。新《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条件原告须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对于公益诉讼来说,有时每个受害者的平均损失并不是太大或者是并没有直接损失,民诉法的这条规定限制了公益诉讼作用的发挥,是公益诉讼软弱性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过窄。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仔细阅读条文不难发现其规定的相当粗糙。根据此项条文,我们只能提及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的公益诉讼,对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就业受歧视案件等无法直接以此提讼。此外条文的模糊性降低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可能会造成现实中不同机关、组织之间相互“踢皮球”、推卸责任。
(三)公益诉讼案件的判决效力受限
判决之效力只及于本案的诉讼标的,判决效力并没有扩张性是阻碍公益诉讼施行的又一原因。“西方集团诉讼的判决具有扩张力,效力及于遭受侵害的所有受害人;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判决只对进行权利登记的受害人有效。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极大地打击了提起公益诉讼人的积极性,同时也助长了那些损害公共利益者的嚣张气焰。”虽然公益诉讼具有外部性,但是判决效力只及于个案,正外部性的优势就无法发挥。
四、针对我国公益诉讼“软弱性”的几点应对措施
(一)微观上将外部性的内化,解决当事人成本收益的不均衡克服外部性的解决途径就是将外部内部化,即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之间重新具有一致性。被告行为具有负外部性,应对其征税或加大惩罚力度,从而将其行为的负外部性内化。“对于正外部性的内化,一般由政府向引起正外部性的生产者给予补贴,把引起正外部性的外部收益转给引起正外部性的生产者,从而使私人收益增加到与社会收益相等。”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无疑公益诉讼的缺点是不足,所以针对以上不足有两点措施能够将其外部性内化:一是降低原告的诉讼成本,二是增加原告的诉讼收益,以此弥补公益诉讼正外部性的原告。
1.降低公益诉讼原告的诉讼成本
一方面我国可以建立成本风险分担机制。具体而言,案件判决前或判决败诉的,政府职能部门调查取证以及检察机关为核实证据、提讼等所支付或缴纳的相关费用,由其各自承担。判决胜诉的,上述费用以及案件执行费则转而由被告承担。此外,案件败诉时,基于公益目的,法院应当豁免原告方一半的诉讼费用。这样,公益诉讼的成本费用及相关诉讼风险就得以在原告、被告之间得到了合理分担和有效分散,使诉讼参与各方的利益得到较好地平衡,更有利于我国公益诉讼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针对具体情况,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也可以通过下面方式解决:设立专门的公益诉讼基金来支持诉讼,做到“专款专用”。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可以是按比例从胜诉的公益诉讼案件罚金中提取,同时也可以接受社会捐款,或者国家或地方财政专门拨款。
2.增加公益诉讼原告的诉讼收益
增加原告的收益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给予原告物质上的利益,由政府或者相关组织给予原告补贴,或是允许原告可以从诉讼赔偿中获得一部分经济利益;另一种是给予原告精神上的慰藉,设立类似于“五一劳动奖章”一样的荣誉,在社会层面广泛宣传,使公益诉讼的原告在精神层面获得“收益”。有时精神层面的鼓励比物质补贴的作用更强大。
(二)宏观上完善相关法律,解决诉讼主体适格、受案范围过窄的问题如前所述,大量公益诉讼被拒之门外的原因就在于法院认定原告与案件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司法实践中,美、德等法律发达国家也相继出现了公民诉讼、代表人诉讼、实验性诉讼等公益诉讼制度,分别赋于公民个人、检察官等相应的公益诉权。对此有学者也提出对公民诉讼,即民众诉讼、纳税人诉讼,指由公民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其突出特点是主体对与其指控的违法行为未必有直接利害关系。任何人只要其利益受到了所指控的违法行为的不利影响,就具备了原告资格,不局限于具体的合法权利或财产受到损害的特定人。所以扩大原告主体的范围,构建我国公益诉讼的多元化原告模式,有利于增加公益诉讼的数量,缓解我国公益诉讼“软弱性”,从而更加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受案范围可以采用列举式,将能够确定下来的典型案例类型通过列举的形式确定下来,并规定一定的兜底条款,全方位保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将寄希望于两高能够及时出具更具操作性的司法解释来弥补受案范围的不足,使实质上具有公益性质的案件纳入到法律的保护范围,在社会整体层面解决不足的问题。
(三)解决判决效力的问题
在判决效力范围方面,我国应赋予公益诉讼案件判决效力的扩张性,使法院对公益诉讼做出的判决除了对直接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产生效力外,还对权益受到损害但是没有提讼的不特定的消费者产生效力。我认为可以建立一种类似于普通法系国家的“先例约束力”的原则,使先前公益诉讼的判例具有约束力,如果将来法院受理了不同原告基于相同事由的公益诉讼可以直接援引先前判决,即先前判决对该案具有约束力,这样既达到了判决效力扩张的问题,又可以节约司法成本。
(四)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两面性,在积极推广公益诉讼制度时也应当看到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只有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宏观层面上,我认为应当扩大原告主体范围,明确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来弥补现阶段我国公益诉讼不足的现状。但是另一方面标准的降低可能导致公益诉讼的泛滥,为了防止出现滥诉,可以视情况提高相应的诉讼门槛。例如美国的环境法律限制公民对非重要的环境违法行为提讼,为了防止公民就非重要的违法行为提起不慎重的诉讼,引起不必要的损失,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环保局就开始列出“重要违法行为”的条目,以提醒持证排污者注意,明确自己行为的界限,从而防止违法,同时也使公民诉讼有一定的标准。这样一方面能够使民众为保护公共利益积极的提起公益诉讼,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公众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对簿公堂,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公民的素质整体上还是偏低的,考虑到我国当前国情和历史传统,为防止出现滥诉而导致的浪费司法资源,应当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可以先由特定机关(人民检察院)提起,然后逐步放宽到社会团体,最后扩展到个人。
五、总结
公益诉讼是一种期望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社会价值的诉讼制度,它要求社会上的公民在做出决策时要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上,通过弥补公益诉讼原告的正外部化来平衡原告的成本收益等一系列措施,来实现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最终均衡。然而,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我们在看到公益诉讼制度的积极意义时,除了借鉴外国的宝贵经验,还要充分考虑我国现有的法治基础和特殊的国情,在原告资格范围、受案范围等多方面都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一定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