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合同范文

直播合同范文第1篇

关键词：劳动合同；网络直播；新型用工关系；从属性

当前，传统行业通过与互联网平台结合展示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我国产业转型与升级提供了新思路，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法律关系与矛盾。网络直播平台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效率，网络直播行业也应运而生。网络直播这类新型用工关系又被称为非典型劳动关系，具有传统行业所不具备的灵活性与自由性，不仅体现在服务的内容与提供方式上，也体现在其合同形式、用工关系的建立、解除、待遇等方面。现有法律在对其进行调整规制时显露出了诸多困境［1］，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认定的分歧。网络直播合同主体间形成的究竟是劳动法上的劳动关系还是民法所规定的劳务关系，抑或是合同法上形成的合同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存在着“视线盲区”，由此导致新纠纷越来越多地对司法形成了挑战。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概念本应在司法实践中提供思路，但我国对从属性以及劳动关系认定难度大，法官倾向于用合同法来解决网络直播所产生的纠纷。文章对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以及网络平台等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讨论分析，总结分歧产生的两个焦点———从属性判断标准与合同审查方式，并对网络直播用工关系的认定提出思考与建议。

一、“签约主播协议书”：裁判背后的合同性质争议

（一）从两个案例看司法争议

1.刘某诉某公司劳动争议案2015年6月1日，刘某与某公司签订了签约主播协议书，约定该公司聘请刘某做网络主播，刘某需在公司指定的网络平台上进行主持播音工作；主播服务费按月计算，在完成正常工作任务后，公司有权从每月主播收益中获取30%的提成；公司有对刘某主播工作进行管理、监督的权利，公司提出的要求和建议刘某必须服从。2015年8月4日，因公司未能及时足额支付工资，刘某以短信形式向公司发送了《离职通知书》，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后刘某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经审理《签约主播协议书》后认定双方之间符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中规定的劳动关系成立要件，故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依法支持了刘某的相关请求。2.某公司诉高某合同纠纷案2016年6月1日，某公司与高某签订了签约主播协议书，协议约定该公司为高某在互联网线上演艺及未来可能涉及的线下演艺的独家经纪公司，高某在该公司指定的直播平台开展直播演艺活动，高某有权在合作范围内自主管理线上演艺平台中个人直播间的互动演艺，积极进行企划宣传，因此而产生的平台收入，公司有权获得相应分成，基于公司的推广资源，高某在视频直播平台进行直播演艺获得的一切收益由双方共享，公司可抽取高某在原告所提供的直播平台的个人收入为抽成，合约存续期间，公司最低保障高某获得收入1000元，高某保证每月至少直播时间不少于156个小时，若少于规定直播时间，该公司保留处罚权利。因高某未按约进行直播活动，公司提讼要求高某承担违约赔偿。审理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认定双方签订的签约主播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愿，合同合法有效，判决解除双方合同并由高某支付违约金。

（二）从“工厂”到“平台”：劳动法的视线盲区

由于网络直播行业通常涉及三方主体，针对主播所签订的合同并没有统一的格式。从形式上看，网络直播合同既有可能是经纪合同、合作合同，也可能是委托合同，或者直接以协议书作为合同名称。其中以协议书形式出现的合同在司法上存在的争议较为明显。从以上裁判结果来看，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网络直播行业中的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缺乏一致的裁判标准。两个案件中的主播与公司签订的协议均以“签约主播协议书”为名称；从内容上，无论是用工管理模式、工资支付形式还是合同条款等基本上都一致。在司法上却产生了不同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司法机关认定用工关系时的思考路径并不相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远程工作从一种小范围的适用状态转变为大规模集体应用［2］，网络直播工作方式灵活多样的特点必然会带来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平台式就业打破了劳资双方通过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单一、固定的用工关系，拓展了劳资合作的方式，各方主体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日益复杂。司法机关尚未形成可共同遵循的司法分析和定性的逻辑路径，显示出法律面对新型用工形态问题的适用窘境。因此，解决网络直播用工关系的性质问题，不仅能解决一个行业在司法上的窘境，也能为全体远程工作者的权益保障提供参考。

二、倾斜保护观念下从属性的概念选择与认定标准

（一）身份归属与收入来源：网络直播合同的从属性特征

学界普遍认为，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中从属性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关于从属性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统一标准，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存在回避从属性认定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结合众多学者观点，可以将从属性暂时划分为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等。经济从属性侧重于阐释劳动者的收入由用人单位决定，也有学者指出该条的具体论证方式是指劳动者的全部生活所得为工作报酬。解决网络直播用工性质争议的关键问题也在于对从属性的认定。网络直播行业中，主播签订合同之后通常需要以平台的名义直播，当前大部分主播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某经纪公司。无论是哪种合同形式，其主体之间存在从属性特征的事实都较为明显。实际上，以网络平台为基础开展业务的新兴行业中劳动关系的认定早有先例，网约车模式此前也面临平台与司机间关系模糊的问题，但以特定条件认定劳动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开始运用。网络直播合同的形式认定可以借鉴网约车问题的解决经验，通过对不同种类的模式划分，对用工关系进行定性［3］。

（二）灰色地带与隐蔽关系：倾斜保护的必要性

网络直播行业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具有明显的模糊性、无序性，部分网络主播所签订的网络直播合同较早，表面上网络主播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但一旦涉及纠纷处理，作为个人的网络主播的权益往往难以维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能提供占据明显优势的证据，这也使得案件推进较为困难。社会中部分无良企业利用网络直播合同的模糊性质与主播签订不平等合同，在与主播签订合同时加入特定声明，强调“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在发生纠纷后，利用司法上的漏洞逃避责任，这可能是隐蔽的雇佣关系中存在的情况。实质上降低了对网络直播行业的社会评价，破坏了新兴行业的发展进程。基于劳动法保护弱者的社会保障理念，在处理相应纠纷时，司法机关不应对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持有绝对放任的态度［4］。因此，对于相关条款不能简单地从形式上判断其作用，应对双方意思自治的真实性予以审查，包括了解企业是否遵守告知义务，为劳动者充分释明条款含义，劳动者是否是基于充分了解而与公司达成此项协议。

三、网络直播合同争议的解决路径与观念更新

（一）以现有劳动法判断标准为基本依托

劳动法作为一种以社会保障为目的的法律，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应贯穿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新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是自身适应社会需求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直接套用外国经验或者频繁修改法律，不仅可能出现外国法律“水土不服”的情况，也会导致新行业创新性减弱。承认劳动关系在网络直播行业的存在，避免劳动者因新形式下的用工关系而受到利益损害是劳动法的本质要求，也符合当下我国鼓励创新的政策趋势。当下网络直播行业乱象丛生，部分主播与其背后的经纪公司大肆炒作，甚至打球传播不良内容以获取关注。在劳动法领域明确网络直播合同性质与其劳动合同认定的基本标准，能够有效遏制无良企业及个人干扰新兴行业的正常发展。例如通过对司法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总结出能够明显体现“从属性”特征的合同条款并以此作为认定劳动合同的依据，或者通过将网络直播合同与传统劳动合同的内容进行对比，对合同基本内容加以规定，明确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二）对从属性概念进行调适与重构

互联网行业中，很多劳动者无法沿用8小时工作制要求，如外卖送货员的工作按件计费，是按照固定时间还是按照工作时间来计算工作时长存在争议［5］。网络主播很难做到传统意义上的朝九晚五或连续在线等要求。在此情况下，对新兴行业中的合同内容进行差异化处理是解决用工关系争议较有效率的方式。可在充分做好社会调研与意见征集后，结合行业实际情况，对网络主播知名度、与平台的利益关联的紧密性等制定相对较为客观的量化分类标准，从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网络直播用工关系判断依据；或通过指导性案例对类似情形提供比较直接清楚的参照、借鉴。在判断经济从属性特征问题上，可以通过参考外国已有经验将主播的直播收益进行量化分析，通过计算网络直播收益占比来减少抽象判断可能产生的分歧。

（三）以合同内容审查为辅助认定方式

认定劳动关系应视为双方之间是否具备劳动关系成立的法律要件，不在于双方对彼此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典型的劳动关系从属性标准以“工厂式劳动”的典型劳动关系为界定基础，具体是劳动者在时间支配上受到较为明显的限制。按照此种方法推理网络直播用工关系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却忽视了劳动法的社会保障作用，也容易造成个案分析的缺失。现行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较为抽象，直接影响了审判事件中法官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态度。由于网络直播行业缺乏针对性的规定，当事人容易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外。劳动关系的建立也是双方合意的体现，若从属性特征难以判断网络直播用工关系的法律性质，应当用合同内容审查的方式辅助判断双方建立的用工关系。

（四）参考相似行业制定过渡性规范

我国法律制度对互联网技术应用下产生的新问题一直存在回应滞后、受知识壁垒限制等问题，网络直播从出现到蓬勃发展经历的时间较短，存在着行业规范不完整、监督力度不到位、权益保障不充分等问题。网络法学研究和网络直播行业，在线下都需要过渡性的法律规范作为指导。我国可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各大网络科技公司对网络主播所达成的行业规范，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立法规范加以调整。可参照网约出租车治理经验，网络直播行业也可在广泛征求意见与社会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类似的过渡性规范，对网络直播行业加以调整，并结合网络直播行业的签约现状，可以在出台行政法规或规章制度后由当地政府负责细化与执行。

四、结语

互联网科技的蓬勃发展给未来就业提供了无限可能，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也是其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本文观点建立在当下的社会发展情况之上，无法否认的是，科技内容一直是现行法律乃至法学研究中不可或缺却又难以掌握的内容，伴随网络法学与跨学科法学研究的逐渐兴起，有学者开始以更加广阔的视野选择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对网络直播合同争议问题的回应，本文以网络直播行业整体为研究对象，在具体的合同内容、适用对象与实际履行等问题上有所欠缺，在日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对互联网技术基础知识的学习，结合对合同执行的调研，以更好开展相应研究。

直播合同范文第2篇

2004年11月22日，Rainbow DBS公司宣布，为了扩展VOOM高清电视卫星直播业务，将利用公司拥有的Rainbow 1卫星（定点61.5°W）以及近期向美国SES Americom公司租赁的AMC 6卫星（定点72°W）16个Ku波段转发器（这部分卫星资源被命名为Rainbow 2卫星），建立VOOM双星HDTV直播平台，大幅扩大原由Rainbow 1单星直播的节目包容量。预计到2005年3月，VOOM双星平台所传输的HDTV、SDTV频道将从目前近130个（其中HDTV频道39个，SDTV频道88个）增加到350以上（其中HDTV频道70个以上，SDTV频道近290个）。而至2005年底，VOOM双星平台将可传输400个以上的HDTV和SDTV频道。

Rainbow DBS公司称，VOOM双星直播平台投入运营后，用户透过一台安装有双馈源的小型碟形天线，就能同时从定点轨位相差10.5°的Rainbow 1卫星（工作于Ku BSS频段）和Rainbow 2卫星（工作于Ku FSS频道）上选择接收自己订购的HDTV、SDTV节目。另外，2005年晚些时候，VOOM双星直播平台将采用新的视音频编码系统，即从原先的MPEG-2系统升级为MPEG-4系统。届时，所有的VOOM用户都将拥有能接收MPEG-4信号的机顶盒。VOOM服务现时透过Rainbow 1卫星为美国50个州的用户提供39个HDTV频道、88个SDTV频道以及18个数字音乐频道等节目，其中高清电视节目包括STARZ！HD、Encore HD、Showtime HD、Playboy Hot HD、ESPN HD、HBO HDTV和Cinemax HDTV等一些观众喜爱的频道。

VOOM平台将增添5颗Ka波段高清直播卫星

为了使VOOM服务不再受到卫星容量的限制，进一步增强VOOM平台为全美国的家庭用户提供高清直播卫视的能力，VOOM平台未来几年内将增添5颗Ka波段直播卫星。据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商业空间系统公司（LMCSS）2004年11月29日的通告，该公司已获得Rainbow DBS公司授与的一项建造5颗新一代Ka波段高功率直播卫星的合同。据悉，该项合同金额不包括卫星发射费用，为7.4亿美元，而卫星交付的期限为这项交易完成后的第38个月至第50个月，但第一颗卫星可望在合同签署大约34个月后完成建造和发射。合同规定，洛・马公司除建造卫星外，还将提供卫星跟踪、遥测、控制等相关设备、软件及训练。

洛・马公司称，这5颗命名为“Rainbow Ka-1”至“Rainbow Ka-5”的直播卫星，将采用与Rainbow 1卫星同样的A2100 AX型卫星平台，不过，Rainbow 1卫星工作于Ku波段，而这5颗新卫星则工作于Ka波段。它们预计服务寿命为15年，其定点轨位分别为62°W、71°W、77°W、119°W和129°W，未来将以灵活的Ka波段点波束覆盖美国大陆以及阿拉斯加、夏威夷，为美国家庭用户提供HDTV、SDTV服务。Rainbow DBS公司表示，这5颗Ka波段直播卫星在未来三、四年投入运行后，将使VOOM业务具有提供5000多个高清电视频道的能力，进一步超过任何一家美国卫星和有线电视运营商所能提供的高清电视服务能力。

直播合同范文第3篇

直播星公司是由中国卫通和鑫诺公司共同组建的我国直播卫星空间段运营企业，于2006年12月4日正式成立。新组建的直播星公司将致力于广播电视直播卫星空间段的资源建设、运营和业务拓展，推动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和卫星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发展服务。

据了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技）与中国卫通曾于2004年12月23日在北京永兴花园饭店共同签署《中国直播卫星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并在协议基础上，向国务院上报了《中国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系统空间段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据称，准备成立的中国直播卫星有限公司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指导意见，应未来直播卫星空间段业务所需而成立的空间段运营公司。航天科技与中国卫通将作为该公司的共同发起人单位，共同组建这家新公司，并在今后的工作中相互支持，协同合作，共同推进直播卫星项目。

2005年3月2日，国务院批复了《中国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系统空间段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国直播卫星空间段公司的组建事宜正式进入运作程序。根据要求，航天科技与中国卫通将作为新公司的两家股东单位，分别承建空间段的不同部分，“鑫诺2号”和“中星9号”也将作为两家公司分别承运的两颗卫星分别于2006、2007年发射升空。升空后的两颗卫星将在依照“双星热备份”原则运行以确保卫星传输万无一失的基础上，构建起中国第一代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系统。

2006年10月29日，“鑫诺2号”卫星按照计划发射升空后，在定点过程中出现技术故障，卫星因无法提供通信广播传输服务被宣布放弃。“鑫诺2号”替代卫星―――鑫诺4号由此被引入议事日程，而“中星9号”卫星则进入了发射前的倒计时阶段。

据悉，目前直播星公司已开始对“中星9号”和“鑫诺4号”两颗直播卫星及其配套测控设施的建设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为尽快搭建我国第一代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系统积极努力。按计划，“中星9号”卫星将于今年11月底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鑫诺4号”卫星则定于2009年发射升空。

关于中星9号

中星9号（ChinaSat-9）卫星采用法国阿尔卡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研制生产的SB4000平台，卫星服务寿命初期可靠性大于0.97；末期可靠性大于0.719。卫星部件已实现欧洲化，不受美国限制，可采用国产长征3号乙火箭发射。“中星9号”卫星具有良好的继承性，与长征火箭具有良好的兼容性，星上装载22个广播频段转发器，计划于2007年11月底用长征3号乙火箭承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升空后的“中星9号”卫星，将定点于92.2°E。

“中星9号”卫星的购买合同于2004年6月11日在法国巴黎草签，2005年4月21日在北京正式签定。11月9日，中国卫通与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签署了“中星9号”卫星的发射服务合同。根据合同规定，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作为总承包商，将会同航天科技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及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承担“中星9号”卫星的发射任务。(详见本期第54页)

关于鑫诺4号卫星

根据鑫诺卫星公司最新消息，鑫诺4号（Sinosat-4）卫星将作为鑫诺2号（Sinosat-2）卫星的替代星将于2009年发射升空。升空后的“鑫诺4号”卫星将履行原“鑫诺2号”卫星的“职责”，定点于92.2°E，与将于2007年11月底升空的“中星9号”卫星协同配合，构筑起中国第一代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系统，为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提供广播电视、数字电影、直播电视和数字宽带多媒体服务。

直播合同范文第4篇

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在带来更为多元的劳动力供给方式的同时，也在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上海首例网络主播要求确认与经纪公司劳动关系案的落锤，将“直播”这一新兴行业的管理问题推向了人们的视线前端，专家呼吁应尽快细化法律法规，来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女主播爆红后欲分道扬镳请求确认与公司劳动关系

根据新民网的报道，“90后”女孩阿娇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涉足网络直播这一行业，并在某网络直播平台的直播房间（网络虚拟空间）做起了主播，每天固定时段在屏幕前进行视频表演、直播，吸引众多在线观众围观、赠送礼物打赏，目前订阅粉丝数近60万，拥有很高的人气。

入行之初，阿娇于2016年1月与上海某网络科技中心签订《主播经纪协议》，由该公司安排其在某网站上的指定直播房间主播。协议对阿娇工作内容、双方权利义务、权利归属、合作费用、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阿娇从事的主播事业包括参与所有游戏或娱乐的线上、线下直播、录制或表演之一切相关演艺事务，以及涉及其名誉、姓名、肖像、表演、著作权之一切相关演艺活动：约定该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担任阿娇独家经纪公司，独家享有其全部主播事业的经纪权：协议期限36个月；同时还约定，公司每月向阿娇支付保底收入5000元。

经过经纪公司的包装、宣传，阿娇在网络上逐渐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三个月后，阿娇退出公司在某网站上的指定直播房间，并以公司未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2016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与经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经纪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500元。仲裁委员会对其请求不予支持。阿娇以相同诉请诉至法院，亦被一审法院驳回。

终审判决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法院：双方约定不符合劳动关系特征

阿娇不服判决，向上海市上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庭审中，阿娇认为双方签订的《主播经纪协议》实际上是劳动合同，协议规定每月保底工资5000元，收益分配三七分，这属于双方对于工资的约定，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另外，经纪公司未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自己有权要求其支付解除经济补偿金。

经纪公司则称，双方签订的合同为经纪合同而非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以人身依附性为基础，阿娇作为网络主播，工作地点自由、不受公司管理，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亦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另外，经纪公司认为阿娇借助经纪公司炒作出名后，双方合约未满即单方面违约并退出公司为其指定的直播间，阿娇此次诉请法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目的是通过否认双方签订的经纪协议效力，以逃避向经纪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责任。

上海一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阿娇与经纪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该份协议系双方就开展演艺活动、提供经纪服务等民事活拥娜利义务约定，并非劳动权利义务的约定，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对阿娇要求确认与上海某网络科技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上海某网络科技中心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请不予支持，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本案的审判长王剑平认为，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现代社会用工形态出现了新的发展。新型用工关系中，有些是标准劳动关系，有些则是互联网经济催生的非传统用工关系。在后一类案件中，对用工双方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甄别是审理的要点和关键。

劳动关系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由劳动者一方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一方给付报酬的具有经济人身从属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的核心是劳动的地点、内容、方式、过程以及在即便无工作但劳动关系存续的情况下，还需要受到用人单位的约束，约束的方式既包括规章制度，也包括具体的管理行为。从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主播经纪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就开展网络直播活动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没有订立劳动合同的合意。双方收入按三七开分配，阿娇主要工作于其家中完成，无需到被告公司办公场所上班，亦无需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因此，双方之间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作为上海首例涉及网络主播这种新型业态下法律关系司法认定的案件，法院把握的原则是对涉及新型用工形态案件的审判，既要充分保障服务提供者的基本权益，又要提供适当空间，从而通过司法职能履行更好确保我国互联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网络主播成新兴行业尚不成熟易产生劳资纠纷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的火爆，网络主播日渐成为一个新兴职业。然而据了解，网络直播行业，由于企业管理、用工规范尚未成熟，较传统用工方式来说更容易面临劳资纠纷。

“阿娇”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劳资纠纷并非个例，去年11月，西安约500名主播在帮网络直播平台“要播”工作近1个月后，不仅没有拿到承诺的底薪，甚至无法登录账号。主播经纪人讨薪近1个月仍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引起网络热议。

据新华社的报道，去年9月，身兼网络主播与经纪人两职的小雨经朋友介绍，为“要播”直播平台招募主播。与小雨取得联络的并不是“要播”平台官方，而是两位来自南京的“经纪人”周某与周某某。周某与周某某要求所招募主播从9月21日至10月20日在“要播”平台进行直播，并承诺支付每人2000元的底薪以及在直播期间粉丝赠送的网络礼物所兑换的现金。他们与小雨及其他主播约定好，于11月15E]之前，支付主播应获得的所有款项。

直播合同范文第5篇

2011年11月9日， “2011广播电视村村通直播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采购项目”招标会在北京通用技术大厦举行，此次招标是自2008年12月份、2009年10月份，以及2010年7月直播星“村村通”工程公开招标以来的第四次公开招标。本次招标共3540498套，仍然吸引了包括四川长虹、泉州天地星、神州、青岛海信、九州、江苏银河、陕西如意、青岛海尔、上广电、北电科林、郴州希典、浙江博尚、湖南航天、南京熊猫、同洲、创维、康佳、TCL、皇视、科海共计20家厂商参加。

“到2015年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到99%以上，力争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这是广电总局一直以来的目标。“城镇郊区和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以采用有线电视联网，为农村群众提供多套广播电视节目和本地化服务。广大农村地区可以采用无线覆盖方式，扩大中央和当地广播电视节目的有效覆盖面。“盲区”则可以采用直播卫星等先进技术手段，使偏远山区群众能够接收到40多套节目，优先享受先进技术成果。”张海涛副局长并没有更详尽的介绍具体的数字，但就我国的现状来看，需要直播星设备“盲区”的数量无疑是相当巨大的。

本次招标货物为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其中包括卫星直播系统综合接收解码器（“村村通”专用型）、卫星直播系统一体化下变频器、“智能卡”、“馈线”等。3540498套设备根据不同省份分为40个包（其中部分省份因为需求数量较大，分为多包），总金额超过10亿元。本次直播卫星“村村通”工程共覆盖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海南、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福建、山东22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广西、云南、甘肃等省分因为招标数量较大，被分为多包。

投标报价愈来愈低

根据招标现场的记录，本刊制作了《第四次直播星招标厂家报价情况表》，分别列出了20家厂家对此次招标40个包的报价情况。

本次投标，354万套设备共分为40个包，分别招标。绝对部分企业都竞投了超过30个包。从本次报价的平均值来看，20个厂家的平均报价315元/套，比第三次招标的343元/套、第二次招标的351元/套和第一次招标中的354元/套都有所降低。其中，博尚的平均报价287元/套，更是远远将其它厂家甩在后面。在前几次的直播星招标中，也曾有企业期望已最低点的价格来提高评标的分数，让众多厂家大吃一惊，“报出这种价格，就算中标了，恐怕也是赔本赚吆喝了”。但由于已经有过三次投标经验，博尚报出这样的低价，应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之前的村村通工程实施经验，将会帮助我们进一步降低成本，虽然报价比之前要低，但我们也不会赔本赚吆喝的”。

第一次“村村通”工程366万台机顶盒招标每台机顶盒平均是354元／套，而自第二次之后招标的机顶盒增加了NDS的CA，平均价格却始终呈现出平稳下滑的趋势。据一位中标厂商解释，一方面，经过几年的优化，各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所提升之外。另一方面，从第三次招标后，广电总局就开始牵头帮助各企业采购配件，大大降低了机顶盒的生产成本。为了降低厂家的成本，广电总局牵头，天线、高频头、信道解调芯片等配件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因此虽然新机顶盒中增加了几十元元的智能卡，但制造和售后成本仍然维持了第一次招标时的水平。

招标评分标准未作变动

纵使各个厂家为了填报竞标价格而费劲脑汁，但各厂家的竞标价格并不是拿到评标委员会高分的唯一标准。根据招标文件中所示，本次招标的评审方法为：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以综合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

记者在招标文件中看到，本次招标的评分标准制定的非常严密、详细。综合得分共为100分，其中价格部分的满分为30分，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它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公式计算出投标报价得分。商务部分满分为10分，企业的财务资信情况（综合考虑投标人公司信誉、财务状况、履约能力等）、生产能力、交货期响应分别为3分，对招标文件其他商务条款的响应程度为1分。技术部分则从基本技术要求、对招标文件技术规格的响应、样机评价、组织实施方案四个方面考察竞标厂家的技术实力，占35分，为本次评标分值最高的一个部分。售后服务部分占25分，依据省级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及售后网点、售后服务管理机制、售后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人员情况四个因素来评定。

从上面的评分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价格部分，各竞标厂商的商务部分和技术部分相对稳定，相差不大，因此最具弹性的售后服务部分就成了决定能否中标的关键。对省级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和售后网点设立计划、售后服务承诺管理机制、售后服务承诺和本项目售后服务人员情况及数量等几项填报内容，更能体现厂商填报标书的功力、展现为做好本次村村通工程的决心，也是低分厂商用以翻盘的最佳项目。

在对省级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和售后网点的设立，广电总局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要求：投标人应在签订合同后1个月内设立经省级广电部门认定的省级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已设立的应在投标文件中列出每个省的售后维修服务中心的营业执照、地址、联系电话等有关资料。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可采取委托、、合作等方式设立。投标人应在签订合同后3个月内设立经广电部门认定的县、乡镇（含）级以上服务网点。中标人应向买方提供设立服务网点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服务网点可采取委托、、合作等方式设立。中标人完成组建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和服务网点10个工作日内报省级广电部门，由省级广电部门在其网站上公布，方便用户查询，接受社会监督。

中标结果千呼万唤始出来

11月14日，记者从相关人士处得知，中标结果已经产生，但广电总局仍未公布本次招标的中标结果。根据相关人士提供的资料，招标结果为海信、九洲、海尔、神州、TCL、康佳6家厂商瓜分了这张总价超过10亿元的大单，各中标厂家的中标数量均为60万套设备上下，但具体中标地点还未得到确认。而其余14家厂商黯然出局。

据本刊统计，广电总局村村通第一期招标总金额接近12.95亿元人民币。中标厂家共有7家，其中四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标约58万套，合同金额约2.05亿元；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线公司中标约55.7万套，合同金额约2.08亿元；福建神州电子有限公司中标约55.5万套，合同金额约1.85亿元；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标约53.3万套，合同金额约1.93亿元；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标约50.2万套，合同金额约约1.86亿元；深圳同洲电子股份有线公司中标约48.2万套，合同金额约1.63亿元；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中标约44.9万套，合同金额约1.52亿元。

在第二期30亿元的招标中，中标厂家增加到了15家，每家的中标金额为1亿元到3亿元不等（具体中标金额已在本刊中有所介绍），从中标金额来看，虽然数量增加很多，但因为“蛋糕”更大，中标厂家的平均中标金额依然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第三次招标的中标结果为海信、九州、神州三家企业分别中标19万套设备，长虹则是中标5.8万套设备，四家厂家分食了本次招标的65万套设备、总值2亿元的“蛋糕”。

而本次招标中，不难发现，本次中标的九州、神州、海信、海尔等厂家在几次招标中都有所斩获。而前三次招标中的屡有斩获的长虹、同洲等传统老牌厂家意外落马，也爆了一个不小的冷门。

在本次直播星项目招标中，除去上述的“老牌”厂家，还有TCL、康佳这样的新晋企业入围。“得知招标的结果，我们非常满意。当然能够入围只是一个开始，如何顺利的完成整个工程可以说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这些新晋企业们表示，虽然并非第一次中标，要想完成这次项目，就必须有完善的服务模式来配合。而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他们希望能够检验出自身的不足，“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大有好处”。

直播合同范文第6篇

美国劳拉空间系统公司获得EchoStar15卫星合同

4月22日，美国劳拉空间系统公司（SS/Loral）宣布，已获得EchoStar通信工程公司旗下DISHNetwork公司授予的一颗新型电视直播卫星EchoStar 15的订购合同。合同金额未透露。

据称，EchoStar 15卫星将是SS/Loral公司为EchoStar通信公司建造的第8颗卫星，采用劳拉公司高效率的1300型卫星平台，在轨设计寿命15年。该卫星预计在2010年发射，未来投入商业运行后将为DISH Network公司提供灵活而宽广范围的业务应用，有助于该公司为订户推出业内先进的DTH电视服务，进一步增强在美国付费电视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据悉，为加快拓展美国高清电视市场，争夺更多的份额，今年下半年，EchoStar通信公司发射EchoStar11等直播卫星。

法国TAS公司获得Koreasat 6卫星合同

5月14日，法国TAS公司宣布，已经与韩国KT公司签订了提供其新一代通信卫星Koreasat 6的合同。为了履行这个卫星合同，TAS公司同时与美国卫星制造商轨道科学公司签订了关于卫星平台的合同。

据称，作为Koreasat 6卫星合同的主承包商，TAS公司将全面负责卫星及通信工程有效载荷的设计、建造，卫星地面段的测试，卫星发射及早期运行，在轨测试支持以及相关服务。而美国轨道科学公司作为合同分承包商，负责提供由该公司研制的Star 2小型卫星平台，并完成有效载荷及系统在卫星平台上的集成测试。

据介绍，Koreasat 6卫星发射质量2750公斤，在轨设计寿命15年，携带30个Ku波段转发器，有效载荷功率达3.4KW。该卫星预计在2010年晚些时候发射，未来将在1160E轨位上接替Koreasat 3卫星服役，为韩国提供直播卫星电视和固定通信服务。

俄罗斯八月发射ExpressAM44/MD1双星

4月30日，俄罗斯卫星通信公司宣布，已接受法国TAS公司交付的新一代通信卫星通信ExpressAM44/MD1的通信有效载荷，并分别交付给出这两颗卫星的制造商，在其卫星平台上集成安装。据称，ExpressAM44及Express MD1卫星是依靠俄罗斯联邦2006~2015年空间规划进行建造，预计于2008年8月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用一枚俄罗斯“质子-M”火箭（Proton-M）发射。这次发射将是RSCC公司首次发射“一箭双星”。

ExpressAM44卫星由俄罗斯ISS-Reshetnev公司（原先叫NPO-PM公司）建造，携带TAS公司提供的16个带宽54MHZ的Ku波段、10个带宽40MHZ的C波段和1个带宽1MHZ的L波段转发器，以及3台可操纵的C/Ku波段天线及1台L波段天线。该卫星发射重量2.6吨，卫星总功率6KW（寿命终止时），在轨设计寿命10年，未来升空后将在110W 上服役，为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以及欧洲、亚洲、非洲部分地区提供数字电视、广播、电话、数据传输、视频会议、因特网、VSAT通信等服务。

ExpressMD1卫星由俄罗斯赫鲁尼切夫国家航天科研与生产中心建造，在轨设计寿命10年。该卫星将携带TAS公司提供的8个带宽40MHZ的C波段及1个带宽0.5MHZ的L波段转发器，未来升空后将在530E轨位上服役，为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提供通信工程和广播电视服务。

直播合同范文第7篇

18家厂家角逐65万套设备招标

2010年7月21日,“2010广播电视村村通直播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采购项目”招标会在北京通用技术大厦举行,此次招标是自2008年12月份、2009年10月份直播星“村村通”工程公开招标以来的第三次公开招标。虽然本次招标65万套的数量,远远低于前两次招标的366万套、865万套,但仍然吸引了包括四川长虹、泉州天地星、神州、青岛海信、九州、江苏银河、陕西如意、青岛海尔、上广电、北电科林、郴州希典、浙江博尚、湖南航天、南京熊猫、同洲、创维、福建天诚、TCL共计18家厂商参加。

本次招标货物为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其中包括卫星直播系统综合接收解码器(加密标清基本型)、卫星直播系统一体化下变频器、“智能卡”、“馈线”等。650859套设备根据不同省份分为17个包(其中部分省份因为需求数量较大,分为多包),总金额超过2亿元。本次直播卫星“村村通”工程共覆盖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12个省,其中云南省因为招标数量较大(共123501套设备),被分为五个包。

本次招标原本定在7月15日举行,但因故推迟到了7月21日。虽然投标厂家由前两次的22家减少到18家,但招标当天依然热闹,除了前来投标的厂家外,还有部分业内人士前来观摩。经过统计,本次未予投标的4家厂家分别是福建卓异、湖南皇视、武汉长江和德州科海,而这四家厂家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在第一、二两期招标中均为获得整体设备的中标。

由于招标的数量并不多,整个招标会从上午9点30分开始,到11点30分2个小时的时间便结束。期间,除了记录、分析各厂家的报价情况外,记者就“中九频繁升级”、“中星九号商业化进程”等问题与多个厂家沟通,但均未得到满意答复,大多数厂家对此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答案。

投标报价愈来愈低

根据招标现场的记录,本刊制作了《第三次直播星招标厂家报价情况表》,分别列出了18家厂家对此次招标17个包的报价情况。

本次投标,65万套设备共分为17个包,分别招标。绝对部分企业都竞投了超过15个包,记者在招标会现场看到,很多投标包数较多的企业,其投标文件用了十多个个专用纸箱封装,这也展现了这些企业的认真和专业。

从本次报价的平均值来看,18个厂家的平均报价343元/套,比第两次招标的351元/套和第一次招标中的354元/套都有所降低。其中,四川长虹的平均报价320元/套,更是远远将其它厂家甩在后面。在直播星第二次招标中,德州科海的报价平均331元/套,曾经让众多厂家大吃一惊,“报出这种价格,就算中标了,恐怕也是赔本赚吆喝了”。但由于已经有过两次中标经验,长虹报出这样的低价,应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丰富的村村通工程实施经验,将会帮助我们进一步降低成本,虽然报价比之前要低,但我们也不会赔本赚吆喝的”。

第一次“村村通”工程366万台机顶盒招标每台机顶盒平均是354元/套,而第二次、第三次招标的机顶盒增加了NDS的CA,平均价格却不增反降。据一位中标厂商解释,一方面,经过一年的优化,各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所提升之外。另一方面,从第二次招标后,广电总局就开始牵头帮助各企业采购配件,大大降低了机顶盒的生产成本。为了降低厂家的成本,广电总局牵头,天线、高频头、信道解调芯片等配件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因此虽然新机顶盒中增加了近40元的智能卡,但制造和售后成本仍然维持了第一次招标时的水平。

评分标准依旧

尽管各个厂家为了填报竞标价格而费劲脑汁,但各厂家的竞标价格并不是拿到评标委员会高分的唯一标准。根据招标文件中所示,本次招标的评审方法为: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以综合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

记者在招标文件中看到,本次招标的评分标准制定与之前两次招标并没有大的改动。综合得分共为100分,其中价格部分的满分为30分,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它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公式计算出投标报价得分。商务部分满分为10分,企业的财务资信情况(综合考虑投标人公司信誉、财务状况、履约能力等)、生产能力、交货期响应分别为3分,对招标文件其他商务条款的响应程度为1分。技术部分则从基本技术要求、对招标文件技术规格的响应、样机评价、组织实施方案四个方面考察竞标厂家的技术实力,占35分,为本次评标分值最高的一个部分。售后服务部分占25分,依据省级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及售后网点、售后服务管理机制、售后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人员情况四个因素来评定。从上面的评分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价格部分,各竞标厂商的商务部分和技术部分相对稳定,相差不大,因此最具弹性的售后服务部分就成了决定能否中标的关键。对省级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和售后网点设立计划、售后服务承诺管理机制、售后服务承诺和本项目售后服务人员情况及数量等几项填报内容,更能体现厂商填报标书的功力、展现为做好本次村村通工程的决心,也是低分厂商用以翻盘的最佳项目。

在对省级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和售后网点的设立,广电总局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要求:投标人应在签订合同后1个月内设立经省级广电部门认定的省级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已设立的应在投标文件中列出每个省的售后维修服务中心的营业执照、地址、联系电话等有关资料。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可采取委托、、合作等方式设立。投标人应在签订合同后3个月内设立经广电部门认定的县、乡镇(含)级以上服务网点。中标人应向买方提供设立服务网点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服务网点可采取委托、、合作等方式设立。中标人完成组建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和服务网点10个工作日内报省级广电部门,由省级广电部门在其网站上公布,方便用户查询,接受社会监督。

“老厂家”优势明显

经过几番打探,记者了解到,本次招标的中标结果为海信、九州、神州三家企业分别中标19万套设备,长虹则是中标5.8万套设备,四家厂家分食了本次招标的65万套设备、总值2亿元的“蛋糕”。但各中标厂家的具体中标地点还未得知。

长虹、九州、神州、海信、海尔、同洲、上广电,这是直播星第一期招标的中标结果;海信、九洲、创维、长虹、同洲、神舟、海尔、TCL、熊猫、北电、希典、银河、博尚,这是直播星第二期招标的中标结果。从中标金额来看,第一次招标,四川长虹中标约58万套,合同金额约2.05亿元;四川九州中标约55.7万套,合同金额约2.08亿元;福建神州中标约55.5万套,合同金额约1.85亿元;青岛海信中标约53.3万套,合同金额约1.93亿元。第二次招标,海信(9个包)349360607元、九州(4个包)293871636元、长虹(4个包)203248142元、神州(3个包)197954445元。再结合本期的中标结果,不难发现,九州、长虹、神州、海信,这四家厂家在在第一期和第二期招标中都有所斩获。可以说,他们是传统“老厂家”的代表。本次招标,依然是这些老厂家笑到了最后。

中标地多为曾合作过省份

据了解,各中标厂家针对本次直播星项目都设立了专门的直播卫星项目团队,包括技术研发、生产供应、营销服务等部门人员一百多人,从研发、生产、质量、服务等多方面保障直播卫星项目的顺利推进。而依据NDS的生产过程全程监控管理的要求,还需要增加保安人员和专业、独立的工作车间。

从中标地来看,我们随机选取几家在三次招标中都中标的企业进行对比发现,神州公司第一次招标中,中标云南、广西、甘肃、青海、贵州五个省份,在第二次招标中,则变为重庆、陕西、广西三地,而本次招标,神州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还不知道具体中标地,但他们估计“中标的应该是甘肃、云南的包”。据此来看,本次中标的企业有很大机会是跟已有过合作的省份继续合作。“如果能够与已有中标的省份合作,我们之间的协调沟通工作可以节省很多,而售后服务平台的搭建也会简单很多”。

在得知中标的消息后,各个中标企业除了立刻开始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生产准备、积极与中标所在地广电部门沟通签订合同的同时,均立刻召开了成本核算会,“在刨除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以及各种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成本后,我们的利润不足10元钱”,甚至还有些报价较低的厂家发现,每做完一个机顶盒后,企业还要亏损一些。“当然,这只是前期我们能够设想到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最坏打算的核算。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肯定还会有其它难以预料的困难,不过只要我们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尽量完善我们的施工组织方案,保平甚至有所盈利是不成问题的”。

村村通阶段目标完成

2008年6月,中星九号直播卫星发射,其最初目的是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解决国内偏远地区农牧民“看电视难”的问题。在中星九号发射上天之前,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就曾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设备展览会上表示,至2010年的新一轮村村通,不仅要巩固已建村村通的成果,还要完成大约70万个20户以上“盲村”的村村通任务,还要解决广大农村地区无线覆盖滑坡的问题。而事后经过媒体估算,广电总局的这个阶段性目标,将能够解决超过1300万户居民的看电视问题。2008年以来,国家广电总局共从各厂家集中招标采购了1231万套“村村通”工程接收设施,如果在加上本次招标的65万套设备,可以说,张海涛当年所描述的广电总局村村通工程至2010年阶段性目标已经圆满完成。

直播合同范文第8篇

6月11日，苹果公司在其开发者网站上更新《安全审核指南》。其中明确，应用内向原创作者的打赏属于“应用内购买”（英文In-App Purchase，下称IAP机制）。

由于该支付通道下的所有付款均需向苹果公司分成30%，就何为打赏、硬件厂商能否对打赏分成等，引发了争议。不论是2016年的网络直播“风口”，还是近年来屡被提起的“知识变现”潮流，网络打赏都作为重要商业模式被频繁提起。

在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独有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同时，互联网语境下，打赏也面临着性质上的种种不确定性。 中国式商业模式：“打赏”

在一个网络直播间里，观看约10分钟后，用户ltfy123按下屏幕下方的“赠送礼物”按钮，系统提示需充值。充值成功后，ltfy123选择向主播赠送一枚折合人民币约7元的“钻戒”。系统以虚拟动画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了这一赠送。

2016年移动直播风口中，作为直播平台的主要盈利模式，“网络打赏”的金额纪录屡被刷新。头部网对四家主流直播平台前1万名主播的统计显示，2016年，2名主播收入过千万元，45%的主播收入在5万-10万元之间。

“打赏是没法舍弃的，这是最成熟的商业模式。”2016年8月的“ふ抑泄创客”会议上，欢聚时代执行副总裁、YY直播平合创始人董荣杰表示。

早在2013年，纵横中文网上，就有一名书迷向网络文学作者的新书打赏折合约100万元人民币的纪录。

“知识变现”是近年来打赏模式被广泛应用的另一场景。除了先充值再向主播或作者赠送虚拟礼物的形式外，许多内容平台推出的功能是，读者可向作者直接打赏等值现金。

知乎、微博、微信等社交和内容平台都开通了对文章的相应功能。

新浪微博于2014年对长微博“文章”开通了打赏功能。其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9月，微博打赏交易额连续保持增长态势，三季度打赏订单量超过200万笔。

内容问答网站知乎的漫画话题优秀回答者lian告诉《财经》记者，他开设的线上讲座（知乎Live）需付费15元参与，但在互动过程中，仍有许多参与者会打赏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现金。尽管主讲话题较为冷门，一场线上讲座仍能获得3000多元的现金，据他介绍，这一收入在该平台十分普遍。

是否付费、付费多少均由打赏者决定，介于“高境界的免费”和“内容付费”之间，网络打赏被称为中国式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打赏模式下，用户可表达对个别主播和作品的赞赏，被打赏者可以获得著作权的补偿，平台则可通过打赏分成等方式有价值地经营下去，是良性的商业和内容传播模式。

4月19日，由于长久未能与苹果公司达成协议，iOS版微信关闭公众号内文章下的赞赏功能后，影响大批自媒体作者。艾媒咨询的调查数据显示，71.5%网民认为苹果公司对打赏收费30%不合理。艾媒咨询告诉《财经》记者，该数据样本统计量约为6000人。 介于“高境界的免费”和“内容付费”之间，网络打赏被称为中国式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而随着网络打赏数量和金额的不断提高，也引发一些问题。

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故后，杨某先通过手机搜索了“微博打赏功能怎么设置”后，虚假微博文章称其父亲在爆炸中丧生，一夜之间获得大量网民关注，收到近4000笔总金额为96576.44元人民币的打赏，并在此后搜索了“新浪微博打赏如何提现”。因构成诈骗罪，杨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2016年11月25日，作家罗尔于个人微信公众号的《罗某笑，你给我站住》（下称《站住》）一文中，描述了其女儿患白血病的经历，引发轰动，获得约11万人总计200万余元赞赏金。此后罗尔经济实力和其用于治疗女儿白血病的实际花销遭到多次质疑，几经反转后，赞赏金被全部退还。

“朋友们后来分析，退还《站住》一文赞赏金，是我最愚蠢的冲动。《站住》一文本来是正常的公众号文章，我一退，坐实了我的错误。”罗尔撰文表示。

“一般情况下，主播或者作者获得的打赏收益可理解为版权费用或者对著作权的补偿”。朱巍说，不过罗尔获得赞赏金远超其文章价值，不属于版权费用，其行为属于个人求助。

多起关于网络打赏的纠纷背后，法律界对打赏的性质看法不一。 何为打赏？

在苹果公司对打赏要求抽成的事件中，打赏属于赠与行为还是销售行为，说法不一。

最为广泛的观点是，打赏属于用户间的赠与行为，因而苹果公司将其列入“应用内购买”项目没有依据。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分析，从情形看，打赏主要分为两种，即用户阅读文章后基于对内容的肯定而给出的赠与;另一种则为作者通过内容传达出需要帮助的困难状态，用户基于此表达一种捐赠型的打赏。

赵占领认为，以上打赏情形下，支付发生时间点均为阅读完之后，也没有购买行为所需要的对价;而且，销售行为需要有销售者并表达销售意愿，但在打赏中，作者没有表达销售明确种类和价格的商品的意愿。因此，苹果公司将赞赏列为应用内购买，与实际不符。苹果公司不属于赠与合同的任何一方，也没有提供任何服务，所以没有资格收取费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熊丙万则认为，通过网络平台的打赏行为，无论是直播打赏和文章打赏，通常情况下并不是一种单向的施惠行为。相反，打赏者之所以打赏，通常是因为从被打赏者的表演活动或者文章思想上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感，获得了现实的利益。

《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熊丙万表示，赠与合同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无偿性”，即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转让给受赠人，是一种单向的施惠行为，而不是一种双向的互利互惠行为。而网络平台打赏是一种双向的互利互惠行为，在性质上可以归入“服务合同”。即被打赏者提供了表演服务或者思想启发服务，打赏者向被打赏者支付服务价金。

作为对比，熊丙万指出，很多针对重大疾病患者的捐赠众筹平台上的资金转让一般是赠与合同，因而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的规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黎江虹也认为，在微信公号打赏中，赞赏人提供有价值的文章作为对价，赞赏人与被赞赏人之间并非构成单务法律关系，因此不符合赠与行为的构成要件。

对于打赏的性质之争，导致的直接影响还包括，被打赏者获得的收益是否需要纳税。

在罗尔事件中，尽管200万余元赞赏金被悉数退还，但网络语境下打赏迅速集聚的金额屡创纪录，巨额赞赏金是否需要纳税的话题也再被提起。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所列明的11种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形中，“赠与所得”并未明确被纳入其中。因此，许多观点认为，一个自然人从另一自然人处取得的打赏收入，受赠人暂无纳税依据，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黎江虹认为微信打赏不能被认定为赠与关系，理由如上。不过，黎也表示对于微信打赏收入规模如何，是否具有现实可税性，有待进一步的权威数据支撑。互联网经济作为新生事物，税收也应保持一定的谦抑性，给予新生事物较大的宽容。因此，在当前阶段对打赏收入所得不予征税有正当性和必要性。

而就直播打赏而言，“打赏”这一商业模式下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和被打赏者所获得的巨额收益，平台被认为需为主播代缴个人所得税。

3月10日，北京市朝阳区地税局曾披露，某直播平台2016年支付给直播人员的收入高达3.9亿元，但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今年最终补缴税款6000多万元。“这家企业自成立以来确认的所有收入，均未包括支付给网络主播的个人分成收入，也未给主播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某平台主播“kry-jing”告诉《财经》记者，其与直播平台的分成约为7.5∶2.5，从未听说过需要纳税，也未跟平台就此沟通过。

除了对于网络打赏所得是否应纳税，应属于哪一种个人所得税的争议外，对于网络打赏征税的另一问题在于，平台是否应承担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一些说法认为，平台是否在打赏收入中获得分成，可以成为其是否需要替被打赏者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依据。

在黎江虹看来，若认可打赏具有可税性，则有必要将开通“打赏”功能的平台作为代缴义务人。即使平台称仅为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不对打赏所得分成。一方面，《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扣缴义务人的确定并不以其从纳税义务人的收入中获利为前提;另一方面，从民间披露数据来看打赏收入普遍不高，在目前税收征管条件下税收机关难以监管该部分收入，若不实行代扣代缴，可能造成税款流失。

腾讯公司的《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使用协议》中曾声明：“腾讯仅作为提供信息功能的中立平台方，赞赏用户应依法缴纳的各种税费，由赞赏用户自行缴纳。”

目前，协议相关规定已增补“依照法律规定须由腾讯代扣代缴的，腾讯将予以代扣代缴。”

“如果平台不代缴，个人根本不可能有主动纳税的自主性。”朱巍说。 打赏“抽成”的竞争法争议

苹果公司要求对iOS端下所有应用“打赏”金额收取30%费用，有人担忧，或将对以打赏为主要商业模式的网络直播平台等带来负面影响。而苹果公司对打赏抽成的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也屡被提起。

依据苹果公司规则，如果开发者想提供用户订阅、游戏内虚拟货币、会员内容、完整版本等付费功能，均需通过IAP机制。同时，相关软件不得以外部链接、按钮等其他方式，引导消费者使用该通道以外的支付方式。

苹果公司官网介绍，“理解Apple Pay（苹果支付）和‘应用内购买’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Apple Pay用于销售物理商品”，而“‘应用内购买’只用于销售虚拟物品”。

用户在应用内购买虚拟物品时，只需通过输入苹果账号验证的方式，即可完成付款，无需跳转至其他页面。通过这种方式支付，苹果公司会向APP开发者抽取30%的平台佣金。而对于“APP以外的实物商品和服务”，则不得通过该机制，也即与30%费用无关。

许多直播平台早已将打赏充值规则修改并纳入IAP机制。映客直播回应《财经》记者称，一开始就遵守苹果公司规则，因此这一规则对其并无影响。

艾媒咨询分析师刘杰豪称，iOS端在直播画面流畅度等用户体验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所以相对于微信公众号、知乎等文字类内容收费平台来讲，直播平台对iOS系统的依赖度更为明显，这一点也是YY、映客等直播平台服从苹果收费条款的主要考虑因素。

不^，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苹果公司针对应用开发者的这一强制条款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并呼吁相关执法机构启动对该行为的反垄断调查。

要认定苹果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首先须界定其相关市场，证明苹果公司在相关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并以明显不合理高价等方式滥用这一地位。

一些观点认为，“相关市场”应界定为“基于iOS应用程序的分发市场”，而在这一市场，苹果公司毋庸置疑占有绝对支配地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并不同意该观点。界定相关市场，需考虑产品的市场份额、可替代性、消费者的选择可能性等。“如果将一个产品界定为一个市场，那么所有企业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垄断者。”她说。

赵占领认为，若进行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相关市场界定，应以移动智能终端市场为宜。

IDC中国季度手机跟踪报告显示，2016年苹果手机在中国出货量约为4490万台，市场份额为9.6%，排名第四。这一数据下，关于苹果公司这一行为涉嫌垄断的指责，或难以成立。

刘晓春表示，只有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行为已延伸至可以通过市场支配地位控制支付行为，使得其他支付工具竞争者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方可讨论其垄断问题，否则需谨慎认定。

关于苹果与微信打赏“抽成”之争的另一个法律指责是，苹果公司强制将打赏行为列入IAP机制，对于应用开发者来说属于“附带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或者“搭售”，涉嫌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

对此，赵占领分析，若苹果公司通过将打赏功能纳入IAP机制，来强化苹果支付的核心地位，这种借助平台强行搭售的行为，对于其他支付工具厂商来说，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刘晓春的看法是，苹果公司这一将打赏行为列入IAP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可以以合同法上的格式条款是否合理进行判定。格式合同不合理至一定程度，可能有搭售的不正当竞争嫌疑。因此，如果苹果公司规定，所有虚拟物品的支付通道，均必须通过Apple Pay（苹果支付）进行，则可能构成搭售。

目前，购买虚拟物品的IAP机制，在中国支持支付宝、银联等方式，不包括微信支付，并未强制仅能通过苹果支付进行。

就打赏列入IAP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指责而言，刘晓春提醒说，竞争法仅保护竞争秩序，而非竞争者。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在各种创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的前提下，竞争法层面的规制更需审慎。是否违背购买者的意愿，以及购买者是否有选择权，是评价其行为的关键。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薛军亦认为，苹果公司与微信之间的行为，难言不正当竞争。“法律的目的不是干预所有问题，自由竞争和技术迭代自会解决大部分问题。”

薛军撰文指出，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对于不正当竞争的司法认定，法院应遵守谦抑的原则，不应在并不了解互联网技术发展趋势和市场竞争态势的情况下，被迫频繁地就某种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进行定性。

艾媒咨询的数据称，27.3%的内容生产者支持苹果公司的打赏收费行为，认为该行为“会帮助微信后台打赏金额透明化”，59.8%的热萆产者称“无所谓，仍会继续生产内容给各付费平台”。

直播合同范文第9篇

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能够及时、快捷地帮助听众找到责任主体，使问题得到直接答复，让听众第一时间就把自己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与有关部门的直接对话得到有效解答。方便群众的同时，也为有关部门提供了为百姓服务的桥梁，拉近了有关部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我想问一下，假如我过了试用期，公司不和我签订合同是不是违法？”近日，一位听众打进《你的利益我维权》直播间热线咨询《劳动合同法》。“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连线劳动保障局，他们会对你的问题进行解答”。主持人马上连线了劳动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的电话，劳保局劳动监察大队的同志告诉听众：“过了试用期一个月不签订的话，新的《劳动合同法》是允许的，假如第二个月，公司还不给你签订，那就是违法的了，那时你可以来我们这边举报，我们会责令公司与你签订劳动合同。”

《你的利益我维权》节目组如果遇到此类听众咨询的问题都会直接连通相关部门电话，这样，三方：听众、主持人以及相关部门都能详细听到问题的反映和解决方法，当场将听众的问题解决在一个电话当中。

维权节目除了现场解答听众咨询，还有很多是接听并帮助解决听众投诉，通过“三方通话”，同时同步接听当事人或被投诉单位电话，由主持人、投诉人、当事人“三方现场通话”，可以最大程度促进事件的解决。

2013年6月13日，康平县张强镇敬老院许振明老人打来电话，说敬老院把老人们每个月55元钱的“新农保”给扣了，我们做节目时现场连线了该敬老院的史院长，经过主持人与史院长的据理力争，史院长作出了把钱还给许振明老人的承诺。当天下午，许振明老人就打来电话，说养老金拿到手了。

6月25日节目进行中，凤城听众何先生反映他家附近凤城航天机械制造公司生产车间工作噪声扰民严重，我们现场连线了凤城环保局主管局长张局长，张局长听说是辽宁经济广播的《你的利益我维权》节目正在直播，态度非常地诚恳，当场作出了一周内解决问题的承诺。节目过后，记者又多次跟踪督促此事，终于在环保局的协调下，使投诉居民和企业达成了补偿协议。

“三方通话”的开通提高了为民办事的效率，同时，还加大了直接电话交办的力度。2013年进入冬季以来，供暖投诉占了很大的比例，几乎每一个听众投诉供暖不好的时候，节目记者都会跟相关的供暖公司进行现场连线，在广播中现场直播，督促他们想尽办法立即办理，听众听着也大呼过瘾，解气。

“三方通话”这种直播形式，增加了节目的互动性、直接性、有效性，使节目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生动，成为监督服务的一道亮丽风景。

直播合同范文第10篇

破解与反破解的周期率

1、直播公司和加密公司签订责任合同，由加密公司提供加密方案、加密设备及解密卡；

2、直播系统进入正常运营阶段，同时也是黑客开始研究该加密系统的方案，可能持续时间3-10年；（目前数码天空、香港有线卫星等系统所处的状况）；

3、黑客研究出盗版卡，在一定范围内发行，暂时还不影响直播公司的正卡收入，可能持续时间1-2年；

4、盗版卡发行逐步增多，正卡销售受到很大冲击，直播公司正卡收入显著下降，可能持续时间1-2年；

5、中间穿插直播公司和加密公司制定的反盗版措施（如换KEY、封卡号等）以及黑客们相应的破解方法出台（更新程序）。可能持续时间1-2年；

6、直播公司的反盗版措施因为加密系统原理被破解而宣告失败，盗版泛滥。可能持续时间1年（目前的梦幻系统所处的状况）；

7、直播公司推出新版本的加密系统，逐步为原正卡用户更换新版本的卡片，盗版失效，进入第二步的正常运行阶段，开始新的循环，可能持续时间0.5年（目前的华卫系统所处的状况）；

8、如直播公司无力推出新正版系统，任由盗版泛滥，将无资金维持，倒闭是必然的了。

可能成为黑客的人员：

1、以研究解密技术为嗜好的爱好者；

2、曾经和正在加密公司工作的技术人员；

3、加密公司的竞争对手的技术人员； 4、直播公司的加密解密技术人员，他们掌握了一些关键的信息，比如主KEY等；

5、加密公司自己（比如直播公司不再与加密公司续签合同，加密公司有可能自己推出盗版卡来促直播公司就范）；

6、相关学校、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

破解原理及方法：

破解的原理，简单地说实际就是用非正版卡的仿真装置来代替正版卡的作用。

可能的实现方法有―――

1、用普通的MCU芯片卡写入盗版的程序来实现和正卡一样的功能，这个是对正卡致命的打击（如以前的110.5°E，76.5°E，现在的146°E）；

2、使用SEASON接口，通过黑客编制的计算机模拟正卡的程序来实现。（如以前的110.5°E，76.5°E）；

3、一卡多机装置，实现多人共享一张正卡（如目前流行的CV12）；

4、过期正卡修改技术。这个原理实际很简单：比如正卡续费正常的途径是交费给直播公司的，由直播公司通过卫星发送指令，由卡机接收后改写正卡的截止日期信息，如果这个过程被破解，正卡续费过程就可以用黑客软件直接通过标准的PHOENIX接口来修改。（如以前的76.5°E）；

5、之前还出现过BLOCKER之类的过滤设备，被直播商称为正版加挂装置，目的是能阻止直播商通过卫星发射的关停正卡的信息。

反制原理及方法：

在加密的卫星电视广播中,发送给授权用户们一组用于解密视频流的密钥,并且电视台能在每个传输包中插入指纹比特来检测非授权用户的使用。如果一组用户把他们的密钥子集分给非授权用户,使他们也能解密视频流数据,那么一旦捕获到非授权译码者,就至少能追踪到一个密钥提供者。这大概就是盗版的卡片里也可能透露正卡的相关信息的原因吧，所以直播商总会想方设法的弄到市面上盗版卡来分析和采取措施遏制盗版。同时直播商的技术人员也会分析盗版和正版的区别，采取发送指令、改变密钥等方法来打击和遏制盗版。

点评：俗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加密?邛破解?邛反制?邛破解?邛换系统的周期循环，似乎已经成了当前各直播商与收视用户共同的宿命。尽管主流媒体始终在不懈地宣传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各国范围内相关的法律打击行动也在不断进行，但却始终收效甚微。无奈之余，只好在暗地里悄悄企盼，廉价的盗版还能为文化的大众化普及稍稍做一点贡献吧。

最后再顺便补充一句：如果系统被全面破解，即MK已经被黑客获得，那么就可以直接用不同平台的智能卡仿真出正版卡的功能，而不必再使用所谓的“正改卡”，这样，直播商就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出盗版的源头了。但是，仿真卡毕竟无法实现正卡的全部功能，这种缺陷也就成为了“反制”得以实施的基础。通过对盗版仿真程序的研究，直播商的相关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发送盗版卡无法识别的换KEY指令等方法使其失效。之后，便进入了反制、破解、再升级的无休止的循环中。

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世界上永远不会有绝对“坚不可摧”的加密系统。即使系统内部没有编程缺陷（bug）或后门（backdoor）―――尽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以当前民用电脑的分布式计算能力而言，通过多台计算机的集群运算，很多极长的密钥都可以在几周时间内被轻松暴力破解。今年年初欧洲直播商TPS的Viaccess 2.5系统遭到破解之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鲜明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