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时政论文范文

政治时政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论文；特点；异化；归化

中图分类号：H19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7-0124-02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外宣传和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进一步突显。作为对外宣传的官方形式和重要渠道，政论文的英译质量，直接关乎我国的国际形象，决定着我国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效果。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载体，政论文翻译对译者的水平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政论文中不断涌现出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词，为英译工作增添了新的难度和障碍。因此，丰富完善政论文的翻译手段势在必行。[1]研究政论文的翻译，我们首先需要详细了解政论文的相关内容。

一、政论文

政论文，或政治性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形式多样，范围广阔，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为了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还常常运用各种积极的修辞手段，以增强感染力。凡是对时政问题进行议论说理的文章，都可以属于政论文的范畴，主要涉及：革命领袖有关政治的文章、报告、演说；党政机关、政治团体的宣言、声明；报刊杂志的政治性社论、思想评论、国际时事评论以及编辑部文章等。

二、政论文的特点

政论文的特点包括：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讲求确切，严谨，鲜明，富有鼓动性；句式结构变化多样，重整体布局，重修辞。在运用语言材料上要求准确性、严密性同生动性、形象性密切结合起来。科学作品有的表达方式，如图表、符号、公式等，在政论文中可以适当地加以运用。文艺作品中常用的比喻、对偶、排比、婉言、反语、设问等修辞方式，政论文中也可以自由运用。中国政治文献的语言具有鲜明的特色：重复的词语多、句子偏长、句型结构单一、祈使谓语结构和并列短句多、主语缺乏、连接成分使用不多、句与句之间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等。而英语在句式衔接上多“形合”，体现在常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短语、分句或从句将句子衔接起来，注重显性衔接，把句子形式和结构完整放在突出位置，并且尽量避免重复。政治文献的政治性、严肃性、准确性，使译作必须精益求精，确保文化价值的成功有效输出。[2]

三、政论文的翻译要求

政论文翻译的总体要求：忠实确切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保持原作的修辞色彩，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的宣传鼓动作用。具体来讲，有以下四个方面。

1.忠实原作政治思想内容。译者必须忠实地表达出原作者鲜明的政治观点，对原作的立场，所论述的方针、政策不允许有丝毫歪曲篡改。

2.义切词严，爱憎分明。政论文用词的语义深度、句意或轻或重，反映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译者在谴词造句时，必须认真揣摩，仔细推敲。

3.概念同一。术语的准确与统一，直接影响到逻辑关系的严密。同一篇文章里或不同的文章里表示同一个概念，论述同一个事物的名词或词组的译名要始终保持同一。

4.逻辑严谨。通读原文，抓住中心，分析文章的脉落，理清作者逻辑推论，领会作者的章法，避免断章取义和逻辑错误。

四、政论文翻译注意事项

1.了解文章的写作意图及写作背景。

2.透彻理解原文，准确把握词意，慎重选词择句。

3.通读原文全文，抓住中心论点，分析文章的总体结构和谋篇布局的脉落，理清作者逻辑推论的层次，领会作者的章法。

4.弄清作者的立场、观点。搞清文章的出发点，力避歪曲事实。

五、具体翻译策略

中文政治文献翻译要高度忠实，但为了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中国政论文的英译本总体词汇特征应接近于本族语中同体裁的文本特征，被目的语者接受。[3]

1.笼统词汇具体化。政论文有不少词意模糊的“宏观性”词汇和词组高频出现，用以表明某事物的特征或状态等，但英语词汇比较严谨、具体，因此翻译时，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和文体风格选择用词，说到实处。如：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We wi11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strategy.巩固扩大传统消费，积极培育信息、旅游、文化、健身、培训、养老、家庭服务等消费热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We will strengthen and expand traditional consumption，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by actively cultivating areas of high consumption，such as information，tourism，culture，fitness，and training，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household services.

2.词义抽象化。词义抽象化是把原文中某些意义比较具体和形象的词在译文中引申为一般的词。译者应把所有意象有机地揉进译文当中，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内涵，从而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如：保障“米袋子”、“菜篮子”安全。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rice bag”（grain supply）and “vegetable basket”（non-staple food supply）.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To make sure that power is exercised in a transparent manner.

3.替换。在用词上，汉语多用动词，喜欢原词重复或同义词、近义词重复，而英语常用名词、代词，偏爱文学简洁，忌讳重复。翻译时，要注意转化词类，运用替代或省略，或直译出其中一组词义。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Hear the people's voices，reflect their will and pool their wisdom.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make headway with our efforts to encourage socialist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social，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4.删减汉语中迁移性冗余。为了起到激励和鼓动的作用，政论文章往往会重复强调重要内容，这是政论文章的一大特点，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都是如此。这类重复有词汇重复和结构重复，这就是“有用冗余”。忠实标准高于简洁标准，不能以辞害意。[4]如：抚今追昔，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e made in that time have greatly boosted the confidence and pride of the people，strengthened the cohesiv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5.增译。增加主语、背景信息。如：认真治理政府工作人员和读职侵权问题。We will conscientiously clear up problems related to government employees who abuse power for personal gain，neglect their duties，or infringe upon others’ rights.“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和任务。Main objectives and tasks for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5]

6.缩略词汇。汉语中许多政策或社会现象新问题，常用几个字概括出来，言简意赅。翻译时需要增补原文中没有的词语，将其隐含成分表达出来，从而使译文确切清楚，做到使读者准确、清楚、顺利地了解原文，达到等效翻译的目的。因此，英译中通过括号注释的方法具体指出。

7.变换表达方式。用词重复是政论文体的特点，也是翻译的一大难点。如：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求，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We will better satisfy the diverse cultural demands of the people；have culture play its role in guiding society，educating the people，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and enhance national cohesiveness and creativity.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First-class education is a prerequisite for cultivating high-caliber personnel and building a great country.区域发展呈现布局改善、结构优化、协调性提高的良好态势。A favorable situation emerged in which regional development was better distributed，structured and coordinated.[6]

8.零翻译。“零翻译”打破了常规的翻译方法，具有特有的自身优势。为适应翻译实务迅速增长的需要，有必要引进“零翻译”这一概念。在政论文中引进“零翻译”将会对我国外宣工作产生积极意义。[7]2008年12月18日，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国务院新闻办会现场将“不折腾”以“bu zhe teng”形式直接引入了英文。政论文译文质量好坏的评价标准在于国外读者是否能正确理解我国的外交言论和政策，需要译者在准确翻译富有中国文化特色词句的同时，又保留汉语的韵味和魅力，如：这些措施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Together，these measures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alleviating serious problems affecting economic performance，enhancing confidence，stabilizing expectations and maintaining steady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政论文肩负着传扬中国的国策、国际立场和伟大成就的重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帮助宣扬中国政治和社会文化，将大量中国特色的词汇和表达推向国际，丰富世界的语言，吸引英文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政治体制和文化。当然，这些词汇和表达必须经常性、固定地出现才能逐渐为英文读者所熟悉和接受。同时，归化译法也出现在政论文翻译中，对中国特色用语进行变通或者借用较地道的英语词汇表达中国特色的词汇的做法就是从目的语读者角度出发采用归化译法的结果。异化和归化策略相结合既传播了中国文化又使中国文化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得以优化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

政论文要求译者有敏锐的政治意识，还要有扎实的翻译基本功和深厚的文化背景知识，[8]掌握国外有关我国时政词语地道的表达，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参考文献：

[1]王基逢，安静.试析政论文中的“零翻译”[J].大学英语（学术版），2011，（3）.

[2]胡峰笙，李欣，荆博.衔接理论在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中的应用探析[J].社科纵横，2011，（1）.

[3]沈微.浅谈《政府工作报告》中词汇英译的几点注意事项[J].外语研究，2012，（11）.

[4]王平兴.关于汉英翻译“迁移性冗余”的一些思考[J].中国翻译，2011，（5）.

[5]金美玉.从功能翻译理论看政论文英译中的增词现象[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

[6]谢绿叶.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1，（2）.

[7]王基逢，安静.试析政论文中的“零翻译”[J].大学英语（学术版），2011，（3）.

[8]王维平.时文汉译英中的词汇杂合现象[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1）.

政治时政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政论文；文体；功能对等；

Abstract： Political and foreign affairs are subtle and concern the benefits of the state， and consequently sentences and words should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The tones of the political articles should be very firm， and their contents should be very concise so that they are suitable to the political occasions. Therefore many asp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hey are translated so as to avoid ambiguity or the damage of the benefit s of the stat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 brief discussion on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articles from the stylistic， function equivalence aspects.

Key words： political article； stylistic； function equivalence

1.引 言

在翻译原则中我们提倡“忠实于原文”， 即严复所提“信”，严复认为： 译文要从全文要旨出发， 对于词句可以有所颠倒增减， 只要不失原意， 不必斤斤计较词句的对应和顺序。对此， 笔者针对政论文的特点， 从文体、功能对等两方面进行讨论。

2.文体特点

众所周知，英汉表达方式不同， 为了不破坏原文的意思， 使译文更加通顺， 符合目标语言的特点， 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我们应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 以求忠实与原文。在政论文中， 由于政论文使用的场合较为严肃、语气强烈、口吻郑重， 有时涉及的话题甚至于敏感， 因此政论文翻译必须考虑它本身的语体特点且要多加推敲， 力求文章简洁， 同时政论文的翻译要准确， 与原文内容一致。如：从长远看， 亚太地区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地区。只要各国、各地区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 克服困难， 亚太地区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译成：It will surely usher in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if all the countries pull together in time of troubl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这一段政论性文中， 其文体特点就是简洁、严肃、微妙，所以在翻译时既要避免使用冗长的语句， 一一对应地翻译， 也要避免辞藻过于华丽。用“pull together”表现了原文中的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 有其丰富的暗含。如果“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译为“in the same boat ”and “cooperate”， 那就只是的形式生搬硬套， 并未领会原文的意旨， 就会使译文单调没有韵味， 整个语句就是大白话， 失去了政论的意味， 没有了政论文坚定的语气。因此也就不符合政论文体的特点。

3.功能对等

奈达认为， 功能对等翻译是以读者为主的翻译。翻译就是要在接受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视意义， 然后是风格。如果我们翻译的文章被读者阅读之后， 产生了与原文读者不同的心理反映和理解， 那文章的翻译就是失败的， 家没有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政论文多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以及正式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和对方在心理反映和理解方面相似即功能对等， 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同世界更好地交流、交往与合作， 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例：I know American wants reconciliation and unity. I know Americans want progress. And we must seized this moment and deliver.我们知道美国希望和平统一。我知道美国人民希望进步。因此我们必须把握现在这个时机并付诸实践。译文中， “付诸实践”这一短语将“deliver”表现得很充分， 很具有深远意义。这里深层次的要表达说话者坚定的决心和强烈的号召，如果译为“努力去实现”， 就使文章太过于通俗化，就无法表现出说话者内在的决心，也就起不到号召呼吁的作用了，就无法达到功能对等。因此用“付诸实践”进一步使译文达到功能对等， 即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心理反映相似。

4.总结

本文就政论文翻译从文体、功能对等两方面进行初步探讨。政论文在文体上讲究严谨，正式，甚至在用词上谨小慎微，翻译时要注重目的语接受者反应，因此在翻译时不可随便大众化，要全方位考虑接受者反应。

参考文献：

[1]范仲英. 实用翻译教程[M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2]王弄笙. 近年来汉英翻译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J ]. 中国翻译， 2002， 1 （1） ： 23227.

[3]吕俊， 候向群. 汉英翻译教程[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政治时政论文范文第3篇

报章文体的演进与形成

其实，报章文体并非梁启超所独创，这是一种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报刊文体，这种新文体的形成有着较长的演进过程，最早大概要算中国古代文人们写的政论文章了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着议政的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中国文人更甚。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中国文坛历来洋溢着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弘大气象。于是，以“言论报国”便成了一些文人实现政治抱负的最佳选择。由此可见，中国的政论文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等就是古代政论文中的名篇。后来报刊上的政论与这种传统的政论文相比，其实并没有根本区别，可以说是由其脱胎而来的。

当然，报刊政论文体从中国传统的政论文发展成为另一种独立的文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它始见于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一些中文报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刊有言论稿，但均为阐发教义之作，未见有对政治时事的评说。”之后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辟有言论专栏，政治时事性很强，可说是最早重视政论的外人办的中文报刊。但作者多为外国人，他们的中文水平不高，写出来的文章词义不甚可晓，也并未引起读者的重视。此后很长时期所出版的中文报刊(包括由中国人所主编的报刊)，均不设言论栏，政论也较少见。直到1872年《申报》创刊后，才把言论列为必备的内容，开报纸重视言论之风。此后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字林沪报》、《新闻报》等均仿效，一时蔚为风气”。这些外报对推动这种政论文体的成长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些报纸曾经发表过相当数量的评论时政、鼓吹改革的文章，其中也有若干颇具见解的佳作。这些文章形式上有较大的自由，不拘一格，为适应不同读者的文化水平，文字较浅显通达。少见雕琢。政论文体的若干特色在这里已初见端倪。中国报刊上的最初的政论文体就是在这些报纸上产生的。”

遗憾的是，报刊政论文体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报纸，“它们所刊的论说大多为应景之作和一些无关宏旨、格调平庸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对当时影响较大的八股文、桐城派古文有所突破，但这些旧传统对它的束缚仍然存在”，在盈利的目标驱使下，报刊政论文体的发展不会太顺利。而真正推动报刊政论文体向前发展的是国人自办的报刊，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王韬的《循环日报》，王韬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报刊政论家。他不仅在实践中为报刊政论文体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同时也对这种文体的写作提出了指导性的原则。他在报刊政论文体的发展上功不可没。可是，由于受所处时代及真正的政论文体起步较晚等原因的局限，王韬的政论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些被束缚的痕迹。真正对报刊政论在理论及实践上有全面发展并且使之成为一种成熟形态的人，是梁启超。

梁启超与“时务体”

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期，虽很年轻，却早已是“康、梁”并称、名闻全国了，尤其是他的那些以骈散合一、笔端带有丰富感情的文字写成的政论文体――“时务体”，更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就有梁启超的《论报刊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自序》两篇文章，他独具一格的酣畅淋漓的新文体令读者耳目一新。前者是梁启超作为主笔登上中国文坛的一个开场白，他摒弃了一切陈旧的文章做法，开篇即开门见山地写道：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梁启超开篇的这些“通塞”之论，实在是留给后人的至理名言，同时，也是他“时务体”的典范之作。而另一名篇《变法通议》，则更是将他的“时务体”展现得淋漓尽致。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乌，飞鱼飞龟，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文中所展示的“变”、地球之形成及人类万物之进化，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还是极为新鲜的，梁启超以他独有的语言生动地将这一幅幅画面展示给读者。因此接受这天下之公理，一般民众并不艰难。梁启超的文字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给国人以极大的震动。《时务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销量已突破一万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一时间，“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更有对梁启超的文章评价之高如此者，恐无人能及：

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呜，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

如此看来，报章文体在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时，已是颇具规模了，成为公认的维新派诸报刊的文章魁首。之后。梁启超还经历了《清议报》的过渡，但真正代表其成熟文风的，则是《新民丛报》了。

梁启超与“新民体”

《新民丛报》的创刊，把梁启超推上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无人能及的巅峰。相隔不到一年，较之于《清议报》上的文章，梁启超的笔下显得从容多了，“大概是从日本人的诸多翻译中汲取了不少新的知识，由人类而环球，由环球而中国，由兴衰而民族，由民族而英雄，总之写的是属于世界的人类文明史的兴衰之别、‘新民之道’”。

自世界初有人类以迄今日，国于环球上者何啻千万，问其岿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图占一颜色者，几何乎?日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国中，其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将来可以战胜于天演界者，几何乎?日四五而已矣。……

《新民丛报》的大部分文章都出自梁启超之手，他的文字华美犀利，文风恣肆，笔锋饱含感情。流亡生活不仅没有使他步入颓废，相反以其知识的广博、新颖及笔力的雄健和推论的严密，联想的奇妙而使众多的年轻人倾倒。他无可争议地成了中国“言论界之骄子”。难怪黄遵宪在《致饮冰室主人书》中赞叹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还认为，中国几十家报纸，“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至少。从形式到议论，中国的报章因之而“大变矣”!

一个苦难而多变的时代造就了梁启超。也造就了梁启超与众不同的文字，或者甚至可以说一种文体。一种全新的报章文体风格的完全确立。梁启超对此的认识是，著书立说需要“规久远，明全义”，而报章文体，因为时势变异之速而只需“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梁启超坚持并强调文章“为椎轮，为士阶，为天下驱除难”的作用，这样以觉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在当时的确让梁启超成为时代的骄子，文坛执牛耳者，而由他发展并成型的报章文体也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甚至后世的报界及文坛。

政治时政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宋代 政论散文 鼎盛时期

一

宋代在文学史上一直以来都是以“词”著称的。但散体文是宋文最高的成就代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明代宋濂在《文原》中说：散文“自秦汉以来莫盛于宋”。此评价是非常客观准确的。宋代散文的成就是辉煌的，创作的作家和作品庞大而丰富，也是前代所不能相比的。

首先，宋代散文较之唐代在内容上讲是相当广泛的。

《全宋文》共8345卷，分360册，文字1.1 亿，文章178292篇，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科技、法律、制度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得到了反映。

其次，宋代散文在体裁方面是非常全面的。

宋代继承了前朝所有的散文体裁，辞赋、诏令、奏议、公牍、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赞颂、传状、碑志，哀祭、祈谢外，还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发展。如文赋、记叙文、书序等，在内容和艺术上，比唐朝更为成熟，而且还拓展了一些新的领域，创制了一些新的体裁，如艺术散文、日记、诗话、词话、随笔，书画的题跋品评等。

第三，宋代散文在作家作品数量质量方面是极其众多的而优秀的。

《宋史?艺文志》称：“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这说明在宋代散文的创作非常普遍，不仅作品内容丰富多样，而且作家数量众多，作家构成也非常繁杂，上至帝王公卿，下到布衣百姓都参与其中。《全宋文?序》称：“宋代文章，有别集流传者六百余家，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由此，宋代散文的创作盛世局面可见一斑。 《全宋文》收录作者9176人，这个数字是先秦至隋代作家总数的三倍。其中著名作家也多，唐宋家宋代就占了六位。优秀作品传世也很多。唐代优秀散文集中出自韩愈、柳宗元之手，而宋代优秀散文作家流传于世的就有十几位。

二

宋朝一代，虽国力较唐衰微，且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然宋代立国达300余年，北宋王朝政权统一达160余年之久，英才辈出，文章鼎盛，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散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写作技巧都取得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这众多的散文中，以关心国计民生，参与讨论国家政事为主题的论政散文这种实用文体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在这里所说的文章就是在朝堂之上用于商讨国家大事，解决公共事务的实用文，即政论散文。但在宋代之前很少有这种文章的汇编，也少有人专门研究政论散文。这是政论散文本身的性质和文书工作的特点及一定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其一，这类文章有的涉及国家机密，具有机密性；其二，自古围绕文章所做的文书档案工作都是世袭，皇家绝不允许文书档案流传民间，所以文书工作中传帮带的方式形成文书工作的封闭性。正由于与文文章与文书工作的这种特殊性，即使有“章表奏议”文章的收集文选，也只是从文艺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评论。从南朝梁太子萧统编辑《文选》开始，各体文书尽管为历代选家所重视，但一直与文艺学混同在一起。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也说:“接《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前汉表谢，遗篇寡存。”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宋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由于宋代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政论文与文书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的大发展，达到了封建文章史上的最高峰，文书专辑也相继问世。不仅文书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架阁库这样完备的档案馆，而且文书工作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并且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传递文书的驿站网络。文书数量大增，文风健朗，而且宋代几乎无论平民，官吏，在朝在野，皆言事论政，大大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并且由此，议论之风极盛，波及诗歌，散文，辞赋等，无不议论，而且论及内容之广，论政，论兵，讲学，鸣道皆有涉及，形成文章盛世的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诸如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司马光，三苏，黄庭坚，宗泽，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这样具有代表性而且声名显赫的文章大家。其中尤以欧苏水平为最高。时评欧阳修文章“众莫能及”。他更以其雄冠一世的文章成就和奖掖后进的风范成为一代宗师，极大影响了宋代及后世的文章。在众多文字中最能体现欧阳修的思想和人品的就是政论之文，代表作如《朋党论》，针砭时弊，放言无忌，表现出成熟的政治素养和文章才能。苏轼在其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下，二十一岁进士及第，早在应试制科时就写了针对朝廷用人问题的策论《御试制科策》。当时还撰有《策略》，《策别》，《策断》共25篇，都是进献给皇帝的治国建议。苏轼的文章写作代表了宋代文章的最高水平，宋孝宗称他为＂一代文章之宗＂。

三

这种政论散文盛世局面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原因所在。

（一）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为政论散文的繁荣创造了客观条件

政治时政论文范文第5篇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透过这种现象，能够看到一代思想主潮的发展演变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发展变化的社会动因。而儒学对文学的影响结果，很难以好或坏来评判。东汉文学逐渐脱离了儒学的影响，至汉末呈现出全新的文学风貌，似乎是儒学制约了文学的发展。但儒学深厚的思想内涵，能够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精神，这是作品的“文学描写”难以完成的。袁行霈先生云：“文学适合儒家思想，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②精确地揭示了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的时候，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不可能是真空的世界，它必然又有另外类型的思想来填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超然物外、通达人生的道家色彩，曹雪芹《红楼梦》则表现出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理念。文学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一种时代思想主潮必然对文学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政治时政论文范文第6篇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

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政治时政论文范文第7篇

鼓吹变法,在中国近代科学

启蒙史上开创了数个第一

王韬出身于乡塾家庭,自幼苦读经史,18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22岁那年,他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任职于英国教会主办的墨海书馆,协助艾约瑟、伟烈亚力等译书,共13年。1862年回乡探亲时,因上书太平军将领刘肇钧,建议太平军不该先围攻上海,而应该与清朝争夺安庆之天下。这道禀帖后来落入清军手中,遭清政府通缉,被迫逃往香港。其间旅英3年,两度访法,加深了对西学与西方政治的了解,提出了变法主张。在那个年代,王韬作为公认的“洋务人才”、著名的变法者和政论家,早已扬名海内外。

从1849年至1862年的13年间,王韬不仅协助麦都士及伟烈亚力编辑及校订“西书”。他在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上还开创了数个第一:《西国天学源流》一书的翻译,第一次为中国人打开了近代西方天文学研究的窗口;他的译著《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教科书;而他的译作《光学图说》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展示光学理论的科普读物。王韬还是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他演讲的主题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据记载“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

王韬鼓吹变法的文章曾在《万国公报》上长期连载,这些论说文章,诚如朱昌鼎在《中东战纪本末》序中所言:“能言诸生所不能言,且敢言翰林御史所不敢言,大声疾呼,发聋震聩,俾当世之为翰林御史者,读之骇然。”他在其创办的《循环日报》上撰文,大力主张进行政治、文化改革,赞许西方的议会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中国统治者放下身段向西方统治者学习。

王韬有关变法改良的主张,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给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活动以深刻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积极鼓吹“变法自强”活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王韬的评价很高。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显然受到了王韬及《循环日报》的影响。

创办第一张完全由中国人

独立掌管的中文报纸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大约出现在公元8世纪初叶)。清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古代报纸(邸报、京报)才逐渐为近代报刊所取代。中国近代报刊主要有宗教性、政治性、商业性、专业性等几大类。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办报活动迅速深向内地,在外报影响下,中国人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自办报纸,其中最早的要算香港的《中外新报》(1865年办),其后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年办,在广州),《申报》(1872年,在上海),《昭文新报》(1873年,在汉口),《循环日报》(1874年,在香港),《汇报》(1874年,在上海)等相继出现。尽管上述前4种华文报都标榜以华人读者为服务对象,但严格地说,除了《循环日报》外,其他的都不能称为华人自办的报纸。《循环日报》在当时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而它的创办人就是王韬。

王韬1867年随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到英国游历两年多后,1870年,这个洋人眼中的“华夏第一学者”回到香港,继续协助理雅各完成其尚未完竣的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在此期间,他也完成了一部巨著――《普法战纪》的编译工作。1872年,理雅各完成其译书任务,受聘回国主持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王韬因而结束其佣书生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与友人黄平甫(黄胜)等合资2.1万元购买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黄平甫原籍广东香山人,生于澳门(1825―1902年),他出身贫寒,1840年底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随校长布朗赴美留学,与容闳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1848年因病归国,回到香港,先到《德臣西报》学习印刷技术,并借以熟悉报纸经营业务。以后又受聘主持伦敦布道会设在香港英华书院内教会印刷所的工作。1864年后,先后担任香港《中外新报》和《华字日报》主编。1873年,王韬与他共同买下英华书院的设备后,创立了中华印务总局。王韬著作《普法战纪》就是中华印务总局最早出版的书籍。王韬早就有创办“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的中文日报的意愿。早在1857至1858年,他在墨海书馆出版《六合丛谈》期间,参与了这份上海第一家华文报刊的工作,汲取了办报的知识与经验,为日后独立办报打下了基础。他和黄平甫创立中华印务总局后,就积极筹备创办《循环日报》,该报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1874年2月4日)面世,王韬为创办人兼总主笔,黄平甫为创办人,陈蔼廷为总司理。

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王韬倡办以“华人出资,华人操权”为标榜的《循环日报》,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与其他华文报不同的风格。它的第一个特点是评论文章多;第二个特点是广告少;第三个特点是一开始便以日报姿态出现;第四个特点是“新”和“快”,把最新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读者,每天都发行“行情纸”(将每天截稿后的重要消息刊登出来)。出版“号外”,这在当时的华文报界是一项创举。

在王韬与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份“言别人所不敢言”的报纸发行量一度居国内之首,国内外“凡有华人驻足处”均设有该报代销点。报纸从时人眼中的谈资、消遣品变为能报信息,报道时事,汲取新知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前期,该报一直是香港的一份著名报纸,除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曾停刊外,一直出版到1947年。

开创报刊政论文体,

为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

《循环日报》最大的特色是评论多,而在这些评论当中,又以政治文章占大多数。王韬在该报担任总主笔10年间,在该报“中外新闻”栏内写下了近千篇政论文章,借助报纸这一载体,开创了中国人“文人论政”的传统。

王韬政论文章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评述国际时局的发展是他的政治文章的重点,他既关心安南(今越南)形势,也留意俄国人在中国北方的行踪,更密切注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例如他在《辟西人立论之谬》一文中论述西方人以基督教为本位,鄙视其他国家民族文化与传统的错误;在《书西字日报后》一文指出西报将当时在华的洋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教中国兵法、立功杀贼,然后携银归国者;另一类是教人为善,以不杀人为原则的传道者)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论调,文章彻底揭穿了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伪善面孔;他的《严禁贩人出洋》及《秘鲁厚待华佣不足信》揭露在秘鲁工作的华工受到“苛刻暴横”的待遇,“往者数万人而生还者无一二”的悲惨事实;他在《论茶弊》中指出当时市面上出现的“伪茶”,咎不在华商,而在于洋商,竭力维护华商的利益。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已成功,王韬对日本问题也十分关注,如《日本禁烟说略》一文,他指出中国不应沉迷于鸦片,而应奋发图强,“国以民为本,民以志为先”即是该报与王韬对中国当局及读者的呼吁与期望。

他还撰文介绍英国的火车、电报局、洒水车以及城市居民使用的自来水和煤气等公用设施。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十分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王韬对内疾呼当局应放弃保守思想,主张“变法自强”,科举制度成为他鞭笞的对象。他挖苦中国儒生无病的文章不过是“犬吠驴鸣,何足言文”,并嘲笑科举考试不过是“以无用之物而取无用之人也”。对外,王韬主张加强海防,不许外来者对中国任何权益进行丝毫的侵犯。

1884年,王韬获李鸿章默许,回上海定居。1885年,在上海创办园书局,1886年主持格致书院。在此期间,他仍继续为当地报刊撰稿,评论时政。他曾任上海《万国公报》特约撰稿人,从1890年第二十二册起到他逝世前的1886年6月第八十九册止,几乎每一期《万国公报》上都有他的时事评论或政论文章,如《哥伦布赞》、《论宜得人以理财》、《论出使须求真才》等等。他还曾担任上海《申报》编纂部主任,但此时所写稿件多为游戏之作了。1887年,王韬病逝于上海。所著《园文录外编》一书,收录了他历年为报刊所写的政论文章,是中国第一部政论文集。

新加坡卓南生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对王韬倡办的《循环日报》评价颇高,他在书中写道:“《循环日报》的问世,无疑打破了过去报纸的传统与作风。它揭开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序幕。它将西文传教士旨在改变中国人对外态度的传播媒介――报纸,转而成为中国人自己论政的讲坛(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该报同仁深知报纸的功用,也深知只有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主持的中文报(甚至是外文报刊),中国人的利益才会有所保障。与此同时,王韬也提出报纸应该扮演‘上意下达,下意上达’,沟通民意的桥梁作用的主张。他认为报纸的报道应该忠实,评论态度应该客观且对民众有所教育意义……《循环日报》在版面编排与内容方面的成熟,正标志着近代中文报业迈入新的里程碑。”(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210页)

王韬撰写的众多政论文章,毫无疑问地开创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先河。王韬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政论家”,他的《园文录外编》被称为“中国第一本政论集”。他对后来政论报纸的兴起,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政论报纸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刻的。

较早提出办报思想的专家

《循环日报》自1874年2月创刊以来,王韬任该报主笔10年(1874―1884年),他1884年正式移居上海。纵观其一生,由于父亲早殇,家道中落使这个吴中才子不得已而辍科举仕进之途,靠佣书西人谋生,旅沪遁港,游历英法及交谊洋儒的殊异经历,将他造就为“西学巨擘”。脱离香港《循环日报》后,他跻身商界,返沪期间虽开园书局成了书局老板,但他所从事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却不属于市场行为,而是靠充任报纸编纂以及担当格致书院山长一类的收入维持生活,成为靠新知谋生的新型文化人。王韬在《循环日报》主笔10年,缘借该报确立洋务人才、政论专家的社会名流地位。但他怀恋故土,最终驱使他离报而去。可以说,王韬在政场上一无所成,却始终没有退出报业舞台,报业令他声名显就。

王韬还是我国较早提出办报思想的先行者,他专门论述办报思想的文章有《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等等。他的办报思想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一、报纸的基本功用为“广见闻,能上下”,负起“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

二、报纸的报道必须忠实与详尽,有所根据,不应杜撰或夸张。

三、报纸的评论必须客观与公正,而且应该“隐恶扬善”,达到教育民众,移风易俗之目的。

四、正因为报纸影响力大,因此,主笔人选择必须慎重挑选。

五、为了杜绝部分报人滥用报纸的影响力,可以仿西方国家制定报纸法令,对报人之权力予以适当限制,但却不能因此而扼杀新闻自由,因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六、对于不负责,“挟私讦人,自快其忿”的报人与报纸,读者应予抵制和摒弃。

七、自古圣贤都乐于征求民意,中国人论中国事不但未有不宜之处,而且应该受到鼓励。

此外,王韬认为,报纸与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局必须重视这个媒体。

王韬这位“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年近50岁仍膝下无子,友人劝他生子以延后嗣,他却慨然回答:“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500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一碗祭供的面饭多多矣。”

政治时政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梁启超 梁体 繁盛 式微 时代主脉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不光是一个政治家、宣传家,还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报人,尤其是他刊登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涉及时政民情的文章更是被时人所称道,被称为“时务体”、“新民体”、“梁体”,其文章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然梁启超之“梁体”后来为什么竟由繁盛走向式微了呢?

“梁体”的繁盛

“梁体”的繁盛之路。在梁启超之前的王韬对梁启超影响很大,王韬在创办《循环日报》时首创报刊政论文体,但其政论文还未摆脱文言文写作的框框,为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梁启超继承并发展了报刊政论文体,开始走向言文合一之路。1896年8月《时务报》一创刊,23岁的梁启超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除受王韬报刊政论文体的影响外,梁文还受到当时西文中译本的影响,会加进一些翻译过来的涉及新学语和新学理的新名词。下面是此时期代表作《变法通议》中的一段文字:

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弛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从这段富有思辨色彩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能紧扣住当时的形势,论证在中国变法之迫切性与必要性的道理,从“变亦变,不变亦变”至“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可谓一气呵成,见解新颖犀利又句句在理,再加上语言平易晓畅和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激流澎湃的热情,因而深受读者喜欢。《时务报》出版后,“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①自此,“梁体”踏上了繁盛之路。

“”失败后,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受日本文体的影响,梁启超开始了其文体的进一步改造,融入了一些日本语法和用语,其“梁体”笔法也日趋成熟。下面是此时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文字: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从这段文采飞扬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其语言更为畅达丰富,口语、古语、四言韵语、外来语相互杂糅;结构形式也更为多样,长句、短句、倒装句兼而有之;还运用了排比、对偶、比喻等修辞手法,在对称中富于变化,在整齐中又有错落。而“少年智则国智”至“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八个排比句的运用,以及其后的四言韵语,可谓酣畅淋漓,气势磅礴,极富节奏感和旋律感,把少年和国家紧紧联系起来,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无限热爱和期望。在当时清廷严禁《清议报》入口的情况下,还是有一部分被秘密运回国内发行。

1901年12月《清议报》停刊后,梁启超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政治主张仍是改良,提出“新民”乃“中国第一急务”。下面是此时期代表作《新民说》中的一段文字:

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圆颅,而若者以兴,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强;则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亚美利加,犹古阿美利加,而盎格鲁撒逊(英国人种之名也)民族,何以享其荣?古之罗马,犹今之罗马,而拉丁民族,何以坠其誉?或曰:“是在英雄。”然非无亚历山大而何以马基顿今已成灰尘?

从这段极富哲理意味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梁体”风格日臻成熟,同样是语言“纵笔所至不检束”,饱含情感,但语言形式更为多样,口语、书面语、古语、外来语,尤其是较多的外国国家名、地名、人名的直接音译;句式方面有长句、短句、反问句、设问句、排比句、对偶句等,可谓交相呼应,表现出很强的气势,从而使议论更为深刻,逻辑性与说服力也更强。可以说至1904年初“梁体”已达到了它的最高峰,迎来了时人的最高评价“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②《新民丛报》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4万份,国内有时一期再版或辗转翻印达10余次之多。③这在当时可谓盛极一时。

“梁体”繁盛的原因。“梁体”之所以拥有一段那么繁盛的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体风格,而尤其重要的则是文章内容,下面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略作总结:

1.“梁体”风格

其一,语言平易畅达,古今中外相互杂糅,形式上不宗一家之法。梁启超自幼聪颖过人,16岁即考中举人,像四书、五经、唐诗、《史记》、《汉书》这些古代文化典籍他都曾熟读过,同时还精研过帖括之学、训诂之学,可以说有着很好的古文功底,同时在西风东渐的广东,又接触到西学,后又从学康有为,接受新思想。在“”失败后东渡日本,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又吸纳了一些日文字法、语法,所以从《时务报》、《清议报》再到《新民丛报》,“梁体”不断发展完善,打破了古今中外各种文章体式的限制,古文、时文、辞赋、散文、骈文、佛典、语录、俚语、日文、西文等,凡是与他行文有用的便都拿来一用,所以其文章写得无拘无束、酣畅奔放,长句、短句、排比句、骈偶句、比喻句、反问句、设问句、倒装句各体兼具,文言、口语、俚语、韵语、外来语相互杂糅,可谓别具一格,如他所说,“纵笔所至不检束”。

其二,条理明晰,富有逻辑性。“梁体”虽是“纵笔所至不检束”,但它绝不是散漫杂乱无章可循的,正所谓“形散而神不散”。对于文章的条理梁启超很为重视,他在《新民说》中这样说:“于文,经纬整列曰‘理’,系段错紊曰‘乱’。”所以其政论文章往往是先提出论点,然后再分层论述,分项申说,“大纲小目,条分缕析”,从而使文章的层次段落之间联系紧密,行文环环相扣,有条不紊。就这样通过一步步的分析,逐渐把道理阐释透彻。

其三,气势磅礴,饱含情感。“笔锋常带感情”是“梁体”最能打动人的重要原因,“梁体”繁盛时期,梁启超正值人生最美好的青年时期,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激情,而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也曾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正因为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如此的认识,所以他才会写出那样热情洋溢的文字来。

“梁体”这种对语言的运用,显示出作为报人的梁启超对报刊文体的构建意识,即创造一种便于大众接受和喜欢的报刊样式,而这也正应了那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梁体”内容

“梁体”之所以在当时那么受人喜欢,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不光是文章体式的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利用这一外衣,关注社会生活,宣传当时的新思想――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寻求解放。梁启超办报的目的就是“立言报国”,在主持《时务报》、《清议报》及《新民丛报》时,鉴于国内不同时期的形势,他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及改良思想的文章,呼吁人们改变现状、争取进步与文明,而这也正是当时国人所关注的问题。如《时务报》时期的《变法通议》一文,奏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同时还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具体措施。还有《清议报》时期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等文,首次提出“国民”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大力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观念,其刊在《新民丛报》上的《新民说》,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号召国民摆脱奴性,树立独立、自由的思想,养成自尊、进步、利群进取、冒险的精神,这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思想,对当时以及其后的年轻人都有着极大影响。

正因“梁体”繁盛时期的文章能适应当时中国发展的大形势,所以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使其有了那么繁盛的一个时期。

“梁体”的式微

“梁体”式微情势。1903年2月,梁启超赴美游历,考察了当地的唐人街。在考察中他听说当地帮派林立,纷争不断,有时华侨间竟会相互殴斗残杀。这使他震动很大,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共和制国家,华侨尚且如此,那么“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搞起革命来,一定是多年大乱,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的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

当年12月,梁启超考察回到横滨后,其刊登在《新民丛报》的言论便为之“大变”,发表了一系列反对革命的文章。他给革命开出的公式是:革命、动乱、专制。给立宪开出的公式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这便遭到革命派的竭力反对,1905年11月革命派在东京创办《民报》,随即对梁启超下了战书,开始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论战。结果《新民丛报》在论战中惨败,于1907年11月20日出至第96期后自动停刊,“梁体”也自此走向式微。

“梁体”式微原因。思想内容上渐趋落伍。这是“梁体”式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梁启超的报刊政论文章主要是为了宣传“维新变法”及改良的思想而写,这种思想在最初切合了当时的时代形势,但是当变法失败后梁固守改良立宪的思想,则反映出其阶级和思想的局限性,所以有人说其“文章中一贯的爱国思想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反帝思想”,适应不了时展的潮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便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这样下去,也就没有繁荣的市场了。梁启超《新民丛报》后期(1904年后)文章中的思想缺陷,束缚了“梁体”的发展,所以在与《民报》论战时,梁启超便显得力不从心,以致为清廷及皇帝辩护的种种论点都显得论据不足,难以让人信服。

语言形式上的不足。“梁体”语言虽平易畅达,形式自由,但还只是半文半白,与真正的白话文还有一定的距离。有时为了营造行文上的情感气势,用语略显夸张累赘,而有些话又显得有些极端,下面是他《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为提高小说地位而说的一段话:“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所谓优点也蕴涵着缺点。所以有人说“由于纵笔所至不检束以致有失严谨、结构松散;因为过分强调情感以致情胜于理,理随情移,以至顾此失彼,前后矛盾”。

人力上的不支。《新民丛报》在与《民报》论战时,《民报》一方由孙中山坐镇,参与论战的有20多个年轻人;而《新民丛报》一方应战者只有梁启超一人,尽管他是驰骋文坛的老将,但毕竟势单力薄,难以为继,交战几个回合后他就感到招架不住了,在写给蒋观云的信中曾说:“《丛报》文竟不成一字,此局看看将倒塌。”④1907年11月《新民丛报》自动停刊,两刊论战也宣告结束,“梁体”也就此趋于式微。

结论

梁启超之“梁体”从创办《时务报》时期(1896年)发轫,到《清议报》时期(1898年底至1902年初)渐趋成熟,再到《新民丛报》(1902年至1904年前)时期发展到高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后渐告式微,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若想挺立潮头,就需紧紧抓住时代的主脉,否则便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而能打动读者的好文章,往往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所以无论多么好的表现形式,若没有一个好的符合先进生产力和主流价值观念的思想内容为支撑,也只是徒具其形而难以最终征服人。

瑕不掩瑜,梁启超之“梁体”因为曾开创了我国报刊史上新的一页,所以其重要地位和价值仍不可抹杀。

注 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②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③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0页。

④梁启超:《致蒋观云先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系)

政治时政论文范文第9篇

隐喻（metaphor）是一种语义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从语义角度看是迅猛的，即在两个语义域之间通过某种抽象图式类比的方法，将一个词从一个语域（始源语义域）应用到另一个语义域（目标语义域）（LakoffandJohnson,1980）。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现代语言学所探讨的隐喻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修辞学的范围。隐喻不再只是一种修辞现象，它贯穿于一切自然语言之中，是语言更是思维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英国语言学家I.A.Richards曾说，人们时刻都在运用隐喻，如果不使用隐喻，就不可能流畅连贯地说上三句话（转自詹蓓，2003）；如果不使用隐喻，要描写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是难以想象的。现代隐喻理论已明确把隐喻看作是一种认知现象，是认知活动的反映和手段之一。隐喻是一种认知模式，把熟知的、一致的、具体的范畴概念投射映现于抽象的范畴概念而形成的隐喻性表征，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础；而且，语言就其本身而言具有隐喻性（Lakoff&Johnson,1980）。许多习语、诗歌，甚而是篇章都可以被看成隐喻，来满足人们“以某一领域的经验来看待或认识另一领域”的需求。

在传统修辞学中，隐喻和明喻被当作两种并列的辞格。而在现代隐喻学中，明喻则是广义的隐喻的一个种类。明喻一般用like，as等连接方式，典型形式是：AislikeB或AisasB.作为修辞格的隐喻，它的主体与喻体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典型形式是AisB.在使用时，明喻的本体与喻体同时出现，喻体也经常出现。喻体的出现省去了读者的思考时间，显得很直白，但同时也缺少了一种朦胧美，因此明喻往往被用于说理性文章，而隐喻则更多地用于文学文体中，让读者费尽心思地去理解，进而获得一种深层次理解所带来地。

二、时政翻译中的隐喻

纽马克把时政翻译体裁归之为“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text）中的“官方文告”（authoritivestatements），主要包括“领导人的讲话、条例法令、政治法律文件、科学和哲学以及学术方面的权威著作”等：

Typicalauthoritivestatementsarepoliticalspeeches,documentsetc.,byministersorpartyleaders;statuesandlegaldocuments;scientific,philosophicaland‘academic’workswrittenbyacknowledgedauthorities.(Newmark,1988:39)

时政翻译体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文本，一是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策文件，二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公众演说等。西方时政文体的主要形式是公众演说，包括竞选演说、就职演说、会议发言等内容。公众演说历来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今天，我国的政论文形式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主要有社论、政治评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章、报告、讲话等，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果说竞选演说、就职演说是西方特有的政论文形式，那么我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报告则称得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论文形式，也是时政文本的主要形式。

在时政文本中，隐喻是一种极为重要并被广泛运用的修辞手段，例如：

1.KeepingUStroopsinEuropeisthepsychologicalepoxyofthealliance,thegluethatholdsNATOtogether.

译文：将美国兵力保留在欧洲是盟军的心理黏合剂，它能把北约纠合在一起。

句中的epoxy原意是环氧基树脂，即一种粘合剂，在这里是一种隐喻。

2.ThepoliticalfalloutfromthegasolineshortagewasspreadinginAmericaatthetime.

译文：那是，汽油缺乏在政治上的灾难性后果正在美国蔓延。

例句中“fallout”原意为原子弹爆炸后存留在空气中的微粒，即放射性微尘，在这个句子里词意扩展为“灾难性后果”，形成隐喻。再如一些短语也具有隐喻意义，如：informationsuper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theneckofabottle(瓶颈)等等。

我国学者束定芳（2000：50）认为，传统修辞学把隐喻仅仅看作一种语言的修辞活动是不够的。他把隐喻分为三类：根隐喻，新隐喻和明喻。其中，根隐喻也被称为亡隐喻（deadmetaphor），是指使用者完全把喻体和本体看成同一事物，没有意识到人们是在使用一个隐喻，并逐渐成为固定的说法。例如：Valueshaveshrunkentofantasticlevels;taxeshaverisen;ourabilitytopayhasfallen;governmentofallkindsisfacedbyseriouscurtailmentofincome;themeansofexchangearefrozeninthecurrentsoftrade…

译文：价值难以想象地贬缩了；课税增加了；我们的支付能力下降了；各级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收入短缺；交换手段在贸易过程中遭到了冻结……

以上例句中“frozen”原本不应修饰货币，但其比喻性随着在金融界的长期使用已失去了新鲜和生动，成为一种固定说法。汉语中例如说一个人“早晨10点才从床上爬起来”，这里的“爬”也是属于根隐喻。

新隐喻是指使用者借用彼此不同但又具有相似性的两事物来传达一种用别的方法无法传达的信息，形成生动、形象的比喻。例如：ThereisamixtureofthetigerandtheapeinthecharacterofaFrenchman.虎恶猿狡的性格，法国人兼而有之。此处借用“虎”和“猿”来描述法国人的性格，达到了很好的比喻效果。明喻指利用喻体和本体之间某一方面的相似性，并常常指出这一相似性。例如：Thenewfinancialpolicyislikeamish-mashofthosepoliciesthatwehavecarriedoutinthepastthreeyears.新的金融政策就像是我们过去三年实施的那些政策拼凑而成的大杂烩。

三、时政翻译中隐喻的译法

Newmark(2001:113)指出“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林林总总，而这一切又与语境因素、文化因素密不可分。”对于时政体裁中隐喻的翻译，主要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直译法

（1）由于人类具有共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共同的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使英汉两民族有着许多对应的比喻。显然直译法是求得形神兼备效果的最佳途径，可以有效地保留隐喻的形象及喻义的色彩。同时，为了促进文化交流，有时不妨中英直译对方的比喻以保存原文的形象描述，以给人一种新的视角，予人以新鲜的语言感受。

Anorganizationisamachinethatoccasionallybreaksdown,andrequirestheservicesofanexternalexperttofixit.Whenthathappens,itneedstobere-tooledtobecomemoreefficientandmayevenrequireperiodicre-engineeringinordertoremain“cuttingedge”.

译文：一个组织机构就是一台偶尔会出毛病的机器，它需要外部专家经常进行维护和修理。在进行维护和修理时，它需要更换零件，以便更为有效地运转；它甚至还需要进行定期重新装配，以保持其“犀利”。

例句原文明显使用了隐喻，由于英语和汉语均可采用相同的隐喻方式来描写组织机构，故汉语译文中可以采取同原文一摸一样的隐喻进行完全对应的翻译。

（2）英国最近在伦敦城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式，以庆祝马岛之战的胜利。……还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导弹这些道具，场面可谓不小。但是，在有识之士看来，这不过是一场闹剧。

译文：TomarkitsvictoryintheMalvinasWar,BritainheldrecentlyintheCityofLondonamilitaryparade,thelargestofitskindsincetheendofWWII.Alsoinspectedwassuchparaphernaliaasplane,artillerypieces,tanksandmissiles.Averygrandiosespectacleitwasindeed!Buttopeoplewithkeeninsight,itisnothingbutafarce.

（3）反腐败的斗争仍然只是个口号。但是，即使口号也是一个开端。腐败地图上最深的印迹有些正在褪色。

译文：Thewaroncorruptionremainsaslogan,butevenasloganisastart.Someoftheblackestspotsonthecorruptionmapareturningpaler.英汉比喻型习语常常表现出很大的共性，因而也可以用直译法翻译：Asbusyasabee像蜜蜂一样勤劳

Acunningfox一只狡猾的狐狸

Aslightasafeather轻如鸿毛

Ashardasastone坚如磐石

Asboldasalion像狮子一样勇猛

Rottentothecore腐烂到核心坏透了

Throwcoldwateron泼冷水

2.借用法

当两种文化中喻体差别较大时，为了便于理解，可以采用借用目标语意象翻译的方法。例如：Iftheprovisionsforourlifeherecontinuetoshrinkwhileourtasksandresponsibilitiesgrow,governmentunitsmayfindthattheyhavebeenpenny-wiseandpound-foolishitwillbecomeincreasinglydifficulttorecruitcompetentprofessionalsforimportantjobsrequiringforeignexpertise.

译文：如果我们在这儿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而工作任务和责任却越来越重，那么政府部门可能会发现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要想在需要外国专家的重要岗位聘到称职的专业人士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此例句出自于一位在华工作的外籍专家，他在感谢中国政府以及工作人员给其提供的良好条件的同时，也善意地呼吁要想聘请到高水平的外籍专家，需要提高他们的待遇。作者是通过这样一个比喻让人们掂量孰重孰轻，提醒有关人员莫要贪小利而毁了大事。译文翻译时借用了汉语中类似的俗语“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可谓非常贴切，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作者的本意。

我们还可以看一些采用借用的隐喻表达：

Gooseflesh/skin(鹅的皮肤)——鸡皮疙瘩

Aspoorasachurchmouse(想教堂里的老鼠一样贫穷)——一贫如洗

Fishintheair(空中钓鱼)——水中捞月

Teachafishtoswim(教鱼游泳)——班门弄斧

Setafoxtokeepone’sgeese(用狐狸看守鹅群)——引狼入室

Castpearlsbeforeswine(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对牛弹琴

Spendmoneylikewater(花钱如流水)——挥金如土

theappleofone’seye(想眼睛一样珍贵)——掌上明珠

3.意译法

英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基于不同的观察体验，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心理，既是对同一事物也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和价值标准。因而在翻译时无法找到对应的表达，这时则可以采取意译的方法。

PleasedobesttoconvinceSINOCHEMthattheyreallybarkingupthewrongtree.Weareliablefornothing

译文：请尽量说服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他们确实怪错人了。我们没有任何责任。

句中“barkupthewrongtree”如果直译成“啃错树皮”，显然会让人感觉匪夷所思，因而意译成“怪错人”则比较恰当。有些习语也宜采用意译方法，舍弃原文形象，直接表达其比喻意义，如：

asboldasbrass厚颜

asclearasnoon一清二楚的

ascheerfulasalark兴高采烈的

ascleanaspin非常整洁的

ascoolasacucumber非常冷静的

ascrossastwosticks非常生气的

asdeepasawell高深莫测的

4.注释法

如果隐喻喻体对目标语对象而言虽不陌生，但喻义却不易被理解，这时就要对喻体进行简短释义，运用注释法，以补足翻译过程中所造成的语义损失。例如：

（1）SmallenterprisescomplainthatgettingloansfrombanksnowisCatch-22.

译文：小企业抱怨说要从银行得到贷款真是比登天还难。（注：Catch-22是约瑟·赫勒的代表作《第22条军规》，根据这条军规，疯子可以不执行飞行任务而回国，但必须自己提出要求。可凡是意识到飞行危险而要求停飞的，要求本身就证明他不是疯子，所以不能回国。这是条自相矛盾、无法执行的军规。据此，Catch-22常被用来指“难以逾越的障碍”。）

（2）TocarrycoalstoNewcastle.

译文：运煤到纽卡斯尔，多此一举。（注：纽卡斯尔是英国的一个产煤中心地，运煤到此是多余之举）

5.明喻化

这是指把有些隐喻翻译为明喻，既保留其原有的意象，又可避免隐喻造成的突兀。例如：

龙飞凤舞：likedragonsflyingandphoenixesdancing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likethedogthatbitLuTung-pin—youbitethehandthatfeedsyou.

政治时政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关键词：高中政治 教学方法 学习兴趣

思想政治课是一门理论性比较强的学科。对政治概念、观点的论述如果采用枯燥的讲解，教条主义的说教，会让学生对政治学科感到没有兴趣，课堂教学显得空洞、苍白无力，很难让课堂活跃起来，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教师只有真正在课堂上打动学生，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学生有学习的动力，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学生在学习兴趣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掌握知识，培养学习的素质能力。因此，学习兴趣的激发与培养就显得非常重要。作为高中政治教师，笔者就多年的政治教学经验浅谈一下高中政治教学的激趣教学法。

中否 一、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良好的师生关系很重要。可以说，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情绪。因此，教师要真正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我们常说：“爱屋及乌”，对于教育来说，本身也隐藏着这样的问题。不论上什么课，如果学生喜欢这位老师，就相信老师讲授的道理，愿意学习老师讲授的知识，自然就对老师讲的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学生如果不喜欢，甚至害怕这位老师，那么，要想他们对这位老师所教授的课程感兴趣是很困难的。可见，要想提高教学效率，必须顾及到师生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老师的亲切感，创造良好的课题氛围。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教师要用大爱温暖每一位学生的心，尤其是对于那些成绩比较差的学生，要多鼓励、多表扬、多肯定，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这样的课堂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总之，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位学生，用自己的大爱去感染每位学生，让他们感受到他们在座的每位个体都是这个班级不可缺少的。

二、充分用好课堂主阵地，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

课堂是学习的主阵地，如何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直接关系到课堂效率的高低，教学效果的好坏。

（一）运用“探究与共享”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教材每一课时都设有一个“探究与共享”栏目，通过对经济、政治、文化等现象的例举，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认识，以帮助学生对该课知识的理解。我充分利用这个栏目，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交流，深化学生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提高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通过这种活动，也能提高学生对学习政治的兴趣，变老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学习为学生讲老师引导的主动学习，学生体会到政治学习中的乐趣，就能乐学政治。如在讲政治生活的《民主监督》部分时，“探究与共享”设置的是对派出所民警不作为的行为进行认识，并提出了四个探究问题：一是在派出所民警拒不履行职责时，刘某可以行使什么权利？二是上述方法中，你认为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三是你还能提出哪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四是把你认为合法的方式按其重要性排序，然后说明理由。针对这一活动，我组织学生进行预习并讨论、交流，选取部分学生交流认识，而后老师再做总结引导。通过这一活动，学生基本明确了公民的政治权利与义务，合法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同时也能将抽象的知识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明确学习意义后的学生学习热情高涨，积极主动参与。其结果是不用我多讲，学生就把问题搞清楚了，而且印象深该，其整个过程同学们都很兴奋，很快乐。这完全能说明政治学习也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

（二）运用“综合探究”活动，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

教材每一单元结束后，都设立了一个“综合探究”活动，通过这一活动的开展，既能总结本单元的知识体系，完成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还能让学生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展示学生的能力，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例如经济生活第一单元结束部分的“综合探究”活动是《正确对待金钱》，其目的是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这个问题如果是老师总结出来的，学生不一定会信，但如果是学生自己总结出来的，那他们不仅不会怀疑，还会身体力行。所以，我先设立四个问题：一是怎样正确认识货币？二是金钱是不是万能的？三是如何正确获得金钱？四是如何正确使用金钱？然后将学生分成八个小组，每两个小组从不同侧面研究一个问题。准备时间一周。一周后，活动在科代表的主持下进行了。每个小组都积极发言，多数同学能准确认识问题，但就金钱是否是万能的这个问题上产生了辩论，这也体现了当前中学生中的一种思想认识上的冲突。当然最后同学们还是认可了金钱确实非常重要但不是万能的正确观点。活动结束时我还要求学生反思：一是为什么会就同一个问题产生不同的认识？二是怎样判断哪种认识才是正确的？三是学了政治后我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在哪些方面？四是今后你会树立什么样的金钱观？活动圆满成功了。这次活动中学生通过自己的搜集、整理、交流、辩论不仅获得了感性认识，而且获得了理性认识，知识掌握了，能力提高了，兴趣、热情有了，效果自然也好了。

三、充分利用课外时间，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

高中政治课堂时间十分有限，我所在的学校高一每周仅2课时，高二每周3课时，高三每周4课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激励学生自觉参加社会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成了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学习实效性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衡量学生是主动学习还是被动学习的重要标准。

（一）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撰写时政论文。我在教学实践中要求学生收看《新闻联播》等新闻类电视节目，查阅报刊，上网看社会热点分析等方式，主动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并定期组织学生交流心得体会，每半期撰写一篇时政论文。老师批阅后选出写得好的时政论文在教室张贴。

（二）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实践，写出调查报告。针对学生身边的一些社会现象要求学生去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如《民主管理》一课中的社区调查活动，我就要求学生放假后到自己所在的社区进行调查后，就“如何参与社区民主管理”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并就学生调查出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政治的现实意义，从而调动其学习政治的积极性。通过这类活动的开展，既能发挥一部分优秀学生的示范榜样作用，也能让学生有成就感，能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总之，作为政治教师，我们要理论联系实践，“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只有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政治课才会迸发出生机和活力。教师要让生活化的理念指导教学，将思想政治课堂引向生活，引导学生将政治学习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衔接，创设出多样化的教学生活背景。课本上的知识虽然是枯燥的，但是有好多内容与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有关，因此，教师要活化政治教材，以学生实际生活来整合课程资源，把知识与生活联系，使思想政治课真正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乐园。学生对政治学科有了焕然一新的认识，激发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刘强.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倪金如.以主体性教育思想指导高中思想政治教学设计[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10）.

[3]王喜军.高中政治老师应如何应对新教材的新特点[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