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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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论文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危机日益尖锐化起来,欧洲整个大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斗争形势逼近,使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方面来,以研究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为主要使命,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就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而创作的。然而,从他们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看,始终是把人类社会当做历史的整体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个大家所熟知的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定义,就明确地肯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承认人类社会形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几个时代。资产资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又是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第32―33页)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总原则,来撰写伟大的《资本论》的。

尽管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有关原始社会的论述。但是,在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尚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轻易作出结论,宁愿等待事实的到来,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断的猜想,像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9](第186页)然而,“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9](第193页)。只有当他们确信,摩尔根科学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之后,他们才明确宣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有文字以来的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同时,又确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的暂时性,这就等于历史的逻辑上告诉人们,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只能是“社会政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中谈到了“非政治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国家”、“半国家”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就是彻底消灭国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社会”之后,必然有一个“社会政治”的到来。完全的“社会政治”的到来,是以全面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统治及其遗留为基本前提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内蕴不仅包括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包括实现社会政治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会化。阶级社会的政治是高度国家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高度社会化。当然,实现完全社会政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旧制度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遗留,还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困难、长期。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水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的境地,但开始了走向“社会政治”的新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不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同列宁、曾经反复指出过的那种“旧政治”划清界线,就不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在实践中严格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与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不认识到实现“社会政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历史过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的急性病,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社会政治”的独特历史阶段。

三、什么是“社会政治”?

“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政治观的基础上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社会政治”就是指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逐步回到社会之中;在使社会的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利益关系调控机制的程序化、科学化和公众化。一句话,“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原来意义上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手段,要进历史博物馆。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共同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纪律和公共道德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社会实行“强制”措施,已不是现代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性的权威机关虽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国家强力机关比照,从内容到形式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它是人类更为高级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尽管人类达到这种政治生活境地的历史发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应该被看成是实行新型的“社会政治”的起点,哪怕是最初的起点。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该属于这种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权力,是一种消灭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过渡性政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旧式国家制度。

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用,所表达的含义在现有的各种辞典中难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2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借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表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政治生活设想。[7](第178―179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孔德、斯宾塞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从阶级转向无阶级条件下,消灭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和阶级消灭之后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特点就是政治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把阶级社会作为一般社会,即研究抽象性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而使阶级的政治关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会学理论在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与政治在形式上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提出强调分析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行的社会条件,认识各种政治现象所必然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大了观察政治的视野,对传统政治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旗号来研究阶级政治问题的,从而导致他们抹杀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用所谓“一般的社会关系”冲淡和掩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从而使19世纪西方政治社会学思潮在方法论上具有虚伪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社会学说,虽然从社会实证方面对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素描与分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它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显然起着消极被动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不能把我们论及的关于“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视同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如果我们不对其从立场、观点、方法上作原则的区分,那就很容易使两种政治观点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政治观时,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区别。

四、“社会政治”的历史实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看,他们强调了对政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必然集中地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体现在国家政权最终归宿于谁的问题上,服务于谁。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雇佣劳动制成为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基本经济形式,“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第744―745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石。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是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还适用于无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必然要逐步回归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几点:

第一,“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6](第55页)。因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6](第55―56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6](第58页)因此,“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第58―59页)这就是工人阶级所独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府。第二,马克思以现实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指出,巴黎公社所体现的这些根本原则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他在驳斥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的言论时非常清楚的告诫人们:“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6](第60页)这就是说,巴黎公社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现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要求与愿望的人民权力,并不能单凭革命的热情与愿望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更高于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公社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创造过程,需要对环境和人的改造过程才能实现。马克思的这种对待巴黎公社原则的远大而求真务实的历史眼光,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所忽视。那些在革命暂时受到挫折或者资产阶级一时得势时而产生动摇的人们,认真地读读马克思128年前讲明了的这些话吧。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采取实际的步骤来逐步实现向社会政治的高级阶段过渡,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6](第341页)。无产阶级决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3至于什么是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怎样建立这种新型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或者“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语),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靠后人的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如何正确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在一个早晨消灭国家,而是通过“社会国家”和“走向社会政治”,实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基本思想缺乏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因而长期在政治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五、结论: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和进行有效积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也同样是逐步地建设和自觉的积累过程,而且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发展“社会政治”的方向,进行新政治生活的建设与积累,是社会主义政治形成的必须自然历史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提出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制定出一整套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是邓小平和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

注释:

1卢梭最初写作《社会契约论》,后将书名改为《论政治社会》,再改为《社会契约论》。现在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副标题:“一名:政治权利的原理”在《日内瓦手稿》本曾作过多次修改,初是《论国家的体制》,后改为《论政治的形成》,再改为《论共和国的形成》,最后在正本中定为《政治权利原理》(参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6页译注)。他在正文中称:“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9页)。

2据查,在圣西门逝世后的第七年,即1832年2月13日,《地球》杂志发表了名叫乔西安尔(圣西门的信徒)的一篇论文,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文为socialisme)这个新词汇;次年,在英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出现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3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但是,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了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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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俄]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它是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崭新阶段,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内容,它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代表着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具有较高的自觉性、广泛的人民性和前途的光明性等特点,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目标得以实现。“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有机部分。其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而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政治文明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它们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不是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对象简单地划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是划分为并列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与此相适应,文明应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三个文明的协同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表征,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剩余和文字的产生,而且还表现为阶级或等级的分野和政治权力的产生。古希腊留下的文明遗产,不仅包括一度发展的商品经济、自由探索的精神、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而且包括对个人自由和责任的强调、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近代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成果,既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理念,还包括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规范的政治运作程序。不仅如此,政治文明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其它两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看:1.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物质文明本身是无所谓价值目标的,但是作为人类意识的活动——政治文明建设则是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所进行的物质文明建设都是围绕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而展开的。2.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古往今来,凡是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必定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反之,凡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物质文明衰落或倒退的时代。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安定团结的国内政治局面的维持与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的营造。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看:1.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凡是精神文明发展程度高的时代,精神文明都是作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伴生物而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希腊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天文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归根到底在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和城邦民主制的建立。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从意大利兴起,是因为意大利最早出现了近代欧洲政治精神,统治者最早打破了封建传统,实行了新型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法。可见,政治文明建设是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文明建设,没有政治文明创造的前提条件,就不可能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2.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扶持和帮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进步,尤其需要政治文明的牵动。没有政治文明发展所提供的前提条件和政治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就是一句空话。总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密不可分的。脱离政治文明建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迷失方向和失去保障条件。

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主要在于: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核心与主体。它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其它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与其它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资料与政治权力少数人的占有,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和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如果一个社会在政治上不是多数人当家作主,正像在经济上不是多数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样,这个社会就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强调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正如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了与“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相统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目标要求和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

十六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从而阐明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本原则: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三大支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主体结构。这是我们党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标志着我国的政治发展正在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转移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的轨道上来。

综观人类政治文明史,大凡成功的政治改革,都是以政治建设的成果而载于史册的。如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不在于打破了欧洲的旧制度,而在于建立了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制度。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注重建设,著有《法经》,变法有序进行,终获成功。而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虽然变法成果很多,但由于忽视政治稳定和道德建设,使得社会震动过于剧烈,改革难以为继,吴起和商鞅也分别被守旧派处死。同样,北宋王安石变法,虽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强决心,并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由于没有把握好兴与革的关系,过分沉溺于变法的操作技巧、运作程序和实施步骤上,忽略了政治结构和政治心理等方面的根本创新,试图用集中权力的方式去解决君权过分集中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使人们看不到改革的建设成就,结果改革最终失败。历史反复昭示:凡是以建设为目标的改革,尽管改革看似并不彻底,但由于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往往能够获得成功;反之,凡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改革,尽管改革的成果可能十分显著,但由于没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的动力一旦耗尽,就难免陷于失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和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等等。但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存在明显的反差,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思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理论上是明确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如在改革的性质上,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改革的是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而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不同点,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规模、改革的力度、改革的攻防点上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十三大报告就指出:“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的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五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5.31”讲话指出:“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终极追求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其说是破除旧体制的革命,倒不如说是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匹配的新体制的政治文明创新工程。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我们原定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并没有实现?这除了当时所设定的具体目标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或过于理想化,一时难以达到;或过于空洞,难以操作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与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建设未跟上。如改革之初我们确定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各种特权现象等问题。20多年来,我们解决得比较好的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干部任期制和退休制;而、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和特权现象等问题至今尚未令人满意,原因在于我们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从而使上述问题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92年,他再次强调:清除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可见,对于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单纯采取动手术式的“摘除”方法往往难以奏效,而如果是自己给自己开刀,更会因难以下手而放弃治疗。而放弃治疗,体制的弊端又会愈演愈烈,进而危及基本制度。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重新确定推进政治发展的途径。即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创新结合起来,从原来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转到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带动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六大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提出来,告诉我们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中,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完善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展什么样的政治活动,确立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要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明。由此可见,我们党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已经清醒认识到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目标,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了更加清醒和理性地认识与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重心已实现了重大战略转移。

三、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质。物质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生产力,精神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文化,政治文明的核心特质则在于先进的制度,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政治文明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随人类社会实践而积淀形成的,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一方面,政治文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之上;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保障,使之更加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1.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民主如果缺乏具体的制度化内容,就难有保障,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曾精辟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并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制监督和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才能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2.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呼唤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依法治国”的主体首先是人民;其次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人大(国家权力机关);再次是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其它国家机关。其中,人民是最高层次的主体,“依法治国”所依之“法”,是规范化了的人民意志。“依法治国”中的“国”,首先指的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规范国家机器,治理或约束国家权力,维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利的实现。要充分体现这一点,就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切实的制度保障,有严格的规范约束,有公正、公平、公开、完备的程序。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现代社会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模式和政治法律制度类型,有明确的标准:一是法制完备,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二是在民,把“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民选、民决、民管、民监国家机器的机制。三是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人格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得到保障。四是权力制衡,对国家权力既要合理配置,又要依法进行制约。五是法律平等,其中包括分配平等和秩序平等。六是法律至上,党、政、军、民、学都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七是依法行政,一切行政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的程序进行。八是司法独立。九是程序正当。十是党要守法。这些内容,无处不渗透着规范化、法制化、程序化的精髓。

3.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关键作用。社会民主是不是得到充分实现,是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而现在政治的发展最主要表现为政党政治,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执政党事实上掌握着很大的公共权力,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我们党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民主化、法制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自身的民主化,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是因为:

党内民主决定着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方式的民主化。实践证明:,容易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从理论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难以从制度上为民主政治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而且容易形成只对上负责,唯命是上,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不到实处。同时,容易导致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从而会阻碍政治民主化进程。从权力结构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于各级党组织,很容易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使人民选举的国家政权机关流于形式,并且,党和国家的权力很容易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从而出现权力的滥用。从观念形态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会导致重权轻法,崇尚有权就有一切的封建主义陈腐信条。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固然有其客观的、历史的原因,但党内存在“以党治国”的观念和行为,党员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则是非常重要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党内不民主,一言堂、家长制、形形的特权现象必然会反映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党对发展人民民主的认识,是与发展党内民主的认识相联系的;党对人民民主建设的领导,也是以党内生活民主的习惯和经验为基础的。

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很难保障。执政党内出现专断现象,不仅会损害党内民主,而且会对人民民主造成严重破坏。因此,要通过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把党的各级领导置于全体党员的监督之下,以保证把担负国家公职的党员置于国家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之下。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南海问题;海权;海洋政治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有人说我国的国土象一只雄鸡,但如果把我国的海洋算进去,我国的领土更像一把火炬。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是我们的责任。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蓝色国土的时候对南海问题投以高度关注的目光。所谓南海问题,即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海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实质是东南亚某些国家否认我国在南海U形断续线内的,从而非法占据并大肆掠夺资源。争议的主要内容有两个:领土争议和海洋资源开发权归属。[1]南海问题作为中国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中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由于其涉及国家、历史、法律及敏感的现状,使其成为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南沙群岛地处广阔浩瀚的南海南端。

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中分布最广,位置最南的群岛,位于北纬4度到11度30分和东经109度30分到117度50分之间,有230多个岛屿、礁滩和沙洲,南北长500多海里,东西宽400多海里,总面积24.47万平方海里,现属海南省辖区。南沙群岛地处热带,渔业资源特别丰富,富含海藻、海带等热带资源,以及非常可观的海洋能源和盐业资源。此外,南沙还蕴含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据估计,南沙西南直到沙捞越的广大地区,是亚洲大陆架3个最大的贮油地区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发现南沙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中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储量丰富,估计总储量将近二百亿吨,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其中有一半以上储量分布在中国海域。

南沙西邻越南,东濒菲律宾,南临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向北续西沙、中沙群岛与海南岛相望,是中国传统海疆的最南端。在战略上,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咽喉,扼守两洋海运的要冲,是多条国际海运线和航空运输线的必经之地,也是扼守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拉巴海峡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南方海防前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

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即汉武帝时代,就发现了南沙,中国人是在长期的航海和生产实践中发现南沙群岛的。这在东汉杨孚《异物志》、三国时万震的《南国异物志》、东吴将领康泰的《扶南传》等书里均有记载。这些记载是中国人民对自己居住和生产经营的土地的认识,在国际法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法发展的过程来看,古代中国对南海群岛的发现足已证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南沙群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以任何名义改变南沙群岛属于中国这一法律地位。

中国人民在发现南沙群岛后,最迟自唐宋以来就一直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捕捞、种植等生产经营活动。晋·裴渊《广州记》云:“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此外,南海诸岛上陆续发现、出土的历代遗物、遗址更是有力的佐证。1868年《中国海指南》记载了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活动情况。《更路簿》是中国人民明清以来开发南海诸岛的又一有力证明。民国以来我国渔民开发经营南沙群岛的史实,中外史料均有记载。[3]

中国政府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还表现在一系列持续和有效的政府行为。自唐贞元以来,中国已将南沙群岛列入了中国的版图,至明、清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大量的中国官方文件、地方志和官方地图都记载了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沙群岛的管辖,并将其列入中国的领土范围。比如宋朝宣布对南海群岛行使管辖权。《元史》地理志和《元代疆域图叙》记载元代疆域包括了南沙群岛。其中《元史》记载了元朝海军巡辖了南沙群岛。明代《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铬》记载:“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公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巡逻“海道几万里”。表明南沙群岛属于明代版图,明代海南卫巡辖了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在清代,中国政府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地图上,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辖。1724年的《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10年《大清万年一统地量全图》和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许多地图均将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直至本世纪初,中国政府一直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对南沙群岛行使着和平管辖。1932年和1935年,中国参谋本部、内政部、外交部、海军部、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共同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专门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名称共132个,分属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群岛管辖。20世纪30年代,法国曾侵占南沙群岛的九个小岛,中国政府及时进行了外交交涉,中国渔民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维护的措施,如给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作业的中国渔民和渔船发放中国国旗,组织对南沙群岛的历史和地理调查,由政府地图出版审查机构重新命名和审定南海诸岛包括南沙群岛的群体和个体名称等。

二战期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南沙群岛。中国为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南沙群岛进行了不懈努力。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此次战争的宗旨之一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此要求日本归还的中国领土当然包括南沙群岛。1945年《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了中国收复失地的立场。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中国于1946年收复南沙群岛,同时以一系列法律程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恢复行使对南沙群岛的,包括举行接收仪式和派兵驻守,绘制南沙群岛地图,重新命名南沙群岛及其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编写和出版最早的南沙群岛地理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南沙群岛先后被划归广东省和海南省管辖,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对南沙群岛的。

直到20世纪中叶,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提出任何质疑。而20世纪70年代后,风云骤起,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诸国对整个南沙或其部分岛礁提出要求,并出兵占领了部分岛礁。而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对南海问题强烈关注将并采取手段无端介入南海事务,插手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遇到了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陆地空间和资源上的危机使人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成为时代性的热潮。加之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过程的加速。海洋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海洋不仅是大国博弈的对象而且常常是地区问题的敏感点,海洋政治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成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空间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探索的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海洋政治,即围绕海洋的国家对外政治行为、战争与外交,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海洋制度的衰落,新的安全威胁出现,海洋政治的主题远远超出传统范畴,从控制海权到追求海洋利益的多元化,海洋问题如跨国捕鱼、远洋航运、海底资源的开发与分配,海域和大陆架的划界,海洋污染与生态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打击海盗、偷渡、海上恐怖活动和非法飞越、广播等,在国际事务中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外交领域重要的主题。沿海国与岛国为在海洋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加强海洋战略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尽管海洋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因海岛和海洋资源争端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单纯使用军事手段已不能达到控制和利用海洋的目的,这就使国际海洋政治、外交事务日趋繁杂,促进海洋国际组织的制度建设和相关国际合作的发展。

南海诸岛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其从来就没有成为过问题。南海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能源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1967年间联合国东南亚大陆礁层探测团提出报告说,中南半岛和南中国海地区大陆架油矿丰富,有210万立方公里的储量,相当于中东各国或委内瑞拉加上墨西哥海湾附近与美国东南部沿海油藏之总和,而且含硫量少,品质优良。美国亨特号探测船在美国海洋研究所指挥下,曾于1969年6月至8月间,五度在中国南海地区进行探测。根据其探测报告显示,此一海域均以基盘为火成岩的海底山为主,山与山之间均有因沉积物形成的盆地,且盘地边缘均向上尖灭,形成地层封闭。海坪周围的地层封闭,有储积大量油气的可能性。虽然此次探测所用的仅为普通性质的闪电反射法震测,必须做出更详细的地球物理勘测才可确定,但是此项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菲律宾及越南武力侵占南沙地区岛屿的动机。

第二的层面是南海是印度洋通向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和美、日的能源之路。正因为如此,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各国对能源――石油的需求呈不断上升趋势。抗不见。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国防的命脉,没有哪个国家会对石油的来源和运输问题视而不见。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提出要求,主要是因为南海被相信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世界大国美国和地区大国日本、印度等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则主要是因为担心并认为承认中国一直强调的南海地区的,中国就会完全控制南海,就会扼住美日的石油命脉;同时也使得他们遏制中国的战略彻底失败。因此,这些大国总是变着法的支持南海周边国家和中国对抗。

我国需要南海地区和平,并南海各国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规定,在南海问题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不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份政治宣言,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倒是各方领导人一言九鼎的承诺,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按照这个宣言,有关国家今后将不允许再占据南沙群礁并在上面建碉堡、飞机跑道等军事设施。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避免冲突的爆发创造客观条件。南海问题在现阶段,只能依靠外交斡旋和外交技巧进行巧妙周旋,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国家的利益。[4]

我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我国在海洋上有着广泛的战略利益,国防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当今的世界以事变为转折,处于重新洗牌的维妙关口,后冷战时期的国际舞台上演的依然是大国博弈。面对多事之秋的南海,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中国是政治舞台上的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而且大国政治中的中国总是遇到警惕的目光。还有,在东盟10+3中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小心有人希望南海地区成为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持消极沉默和无动于衷的态度。国际法中的“领土变更方式”涉及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征服以及民族自决、公民投票、收复失地、交换领土等。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先占”、“时效”和“收复失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一种友好的表现,“不以武力相威胁”也同样,但事实上的占有和占领即使是非法的,也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了一种沉默的默认,为避免“默认”和“时效”,要有积极和及时的应对,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失“先手”。

海洋军事力量是大国海洋政治博弈的重要筹码。马汉说得明白:“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5]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国家时代后,情形更是如此。当然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行和平外交的大背景下,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思维取向一定是冷静的和平的友好的。而不是锋芒毕露、穷兵黩武的。现今中国需要的南海,是和平的南海而不是战争的南海。

参考文献

[1]崔荣伟.国际机制与南海问题探析[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10.

[2]南沙争端与中国海洋战略[EB/OL]

/read_art_sub.new.php?b=144481797&a=1096,2004.4.21.

[3]刘志鹏、刘建玉.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J]历史学习.2004.9;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的历史依据[EB/OL]/chn/ziliao/wzzt/2305/t10648.htm.

[4]南海问题的纵横博弈[EB/OL]/blog/static/108443822006101693845319.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出生于1858年7月14日,这一天是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的纪念日。艾米琳夫人所成长的城市—曼彻斯特—是激进主义的发源地,有着激进主义的传统。艾米琳成长于法国激进革命时期,在她幼年时期的激进革命运动对她革命激进思想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的丈夫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是一个妇女参政倡导者,投身于英国社会的各项改革中。艾米琳努力协助丈夫的政治事业,在理查德三次议会竞选中为其做宣传、筹集资金等,可惜均以失败告终。更值得一提的是,艾米琳夫人的政治生涯对其女儿们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她的大女儿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是其激进思想的承袭者,是一个具备演说实力的政治家,她同母亲一起推动了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运动的发展。艾米琳夫人认为,选举权是女性的天然权利,占人类总数一半的女性选举权的缺失是社会不民主、社会不文明的表现。女性选举权的获得是人类自由的象征,是对自我权利的保护,是妇女可以改变自身不平等遭遇的武器。在同盟成立初期,艾米琳一直与独立工党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她期待独立工党能支持并实现妇女参政。然而,独立工党虽然保持着友好的态度,但却不积极推进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这使得英国妇女政治同盟对独立工党失去了信心,转而以“战斗”作为其行动方针,走向了激进化妇女运动的道路。“要行动,不要空话”成为同盟参政运动的座右铭。

二、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参政运动历程和激进策略分析

英国妇女政治同盟的运动从1905年正式开始持续进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结束了其激进的行动,转身投入到支持政府的战争中。在同盟成立初期,艾米琳夫人期待能以和平的方式取得女性的选举权,但独立工党建立的以终身为妇女争取权益的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命名的会议大厅拒绝妇女进入的事情成为导火索,彻底打碎了艾米琳夫人对独立工党的期望,转而进入了“战斗”阶段,以“战斗”的形式争取获得女性选举权和参政权。1905年到1907年,同盟进入“战斗”的兴起阶段。在这段时间中,她们主要采用会议质询、公开演讲、示威游行等方式,战斗方式仍在的范畴,但却被贴上了“战斗参政者”的标签。1908年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HenryAsquith)成为英国首相,他坚决反对妇女获得议会选举权的政治理念使得同盟运动开始激化。同盟运动决定采取暴力行动,砸玻璃、烧毁信件、袭击政治家等方式遭到了警方的强烈镇压,其中“黑色星期五”事件最为惨烈。接下来的1910年、1911年、1912年三次《调停法案》的失败,女性议会选举权问题仍未得以解决,使得同盟的暴力行动开始升级。艾米琳夫人带领着同盟成员开始更疯狂地袭击政治家,在火车站、教堂等地纵火、安置炸弹、摧毁历史文物等等,同盟成员被捕之后进行绝食抗议,这一系列的暴力行为甚至带有了恐怖主义的色彩。

(一)在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参政运动过程中,其主要采取的激进策略包括以下几点:

1.采用“战斗”的斗争策略。

艾米琳夫人总结了过去英国妇女的参政运动,认为温和、被动的方式无法取得女性议会选举权运动的胜利,决定采用“战斗”的方式。作为“战斗参政者”,同盟成员们将运动方式从运动升级为激进的暴力行动,从自发的行动到统一行动。艾米琳夫人多次从同盟成员自发的个人行动中得到启发,将砸玻璃、袭警、主动被捕入狱、狱中的绝食抗议等个人行为推广成统一的“战斗”方式,加大了对公共秩序的破坏程度,逐步将暴力运动升级,危及社会秩序和安全,企图通过给政府不断地施压让政府妥协。同盟参政运动的高潮期中,同盟成员充满了宗教似的狂热,同盟参政运动逐步染上了恐怖的殉道主义色彩。

2.充分利用宣传舆论的力量。

在艾米琳夫人领导的同盟参政运动中,开创了妇女运动充分利用宣传力量作为斗争武器的先河。她通过大量的公开演讲、游行示威等方式吸引社会舆论的眼球,同盟展开行动时会主动通知媒体同盟运动的时间地点等详细信息,确保能及时发出针对行动的报道。关于同盟激进行动的报导成为当时舆论的焦点,引起社会的评论。同盟成员向群众喊口号,宣传自己的思想,希望获得更多男性的支持和唤起更多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了扩大同盟参政运动的影响力,同盟还成立了自己的报纸———《给妇女投票权》———来进行自我宣传,利用这一媒介大力宣传自己的激进思想,增加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支持者和资金方面的支持。《给妇女投票权》刊物的创办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和英国传媒史上均具有里程碑意义。

3.充足的资金保障。

鉴于理查德竞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足够的资金,艾米琳夫人特别重视同盟的资金力量。妇女政治同盟是吸纳资金能力很强的一个组织,一战爆发前,其在银行的存款高达4.6万英镑。这些资金一部分来源于同盟成员的会费,同盟成员中有些来源于中产阶级家庭,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事业。同盟资金收入还包括同盟同情者的捐赠、集会门票、演说收入等,《给妇女投票权》杂志的单册发行量曾高达5万册,带来了极大的收益。三、英国妇女政治同盟参政运动失败的原因分析尽管同盟不断采取各种暴力方式向当局政府施加压力,却仍然未能成功取得女性议会选举权和参政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艾米琳夫人带领着妇女们放弃了激进的运动,转身投入了支持政府的战争中,将妇女政治选举权与英国现实政治结合了起来。在战争中,妇女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打动了以男性为主导的统治者,从多方面支持战争、参与到战争中去,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部分女性在1918年获得了议会选举权。

(二)通过对1905年至1914年英国妇女政治同盟参政运动的分析,总结出同盟参政运动失败的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同盟运动所采取的“战斗”的运动方式,这种暴力的方式虽有积极的影响,给政府和公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后期的暴力运动则变得有些疯狂与恐怖,使人们产生了消极的反应,甚至在同盟成员内部对暴力运动的态度都产生了分歧。

同盟的演讲和集会等行动为其争得了更多的男性支持和女性的参与,然而,同盟运动的纵火、焚毁公共建筑、安置炸弹等事件严重危及社会秩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引起了社会恐慌,原本对同盟参政运动的支持者们的态度也由于其过激的行为发生了转变。被时间拉长了的激进的运动使得群众的态度由正面积极支持转变为消极的、反对暴力,同盟的正面立场被削弱。

2.1905年至1914年的同盟参政运动虽然在英国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宣传,造成强大的政治运动声势,但人们对这个运动的评论多数都是消极的、贬义的。

新闻报道中多使用“失控”“疯子”“罪犯”等邪恶的词汇来形容妇女成员,许多漫画杂志中用名为“战斗妇女参政者”等的漫画丑化了同盟成员和运动方式,名为《尖叫的妇女》漫画中“战斗参政者”的形象为穿着邋遢、歇斯底里大声叫嚷着投票选。许多媒体评论同盟参政运动是反对政府的斗争。同盟运动的宣传策略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

3.英国妇女政治同盟参政运动以其激进、暴力的运动方式为妇女争取政治权利,主要理论来源仅仅是其领导人艾米琳夫人的激进思想,缺乏核心的理论指导思想。

正确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决定运动方向和运动成败的关键所在。正确的指导思想来源于正确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来源于实践。艾米琳夫人虽然总结了过去妇女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但并未从这些实践中得出正确的理论指导思想,没有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熟,艾米琳夫人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实践真理对妇女运动的作用,是同盟参政运动的一大遗憾。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一、大众价值观及其实现可能性

我们的调研按照制定的研究方法和原则,分析被调查者的价值判断,确定他们对“应当怎样”及“应有的事情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体现”等问题的认识,明确被调查者对诸如“家庭”、“福利”、“健康”、“社会公正”、“民主”等价值观的理解,并且对被调查者的回答与社会关于这些价值观在现实中实现可能性的看法进行比较。

大众意识价值观结构转型的主要评价之一是俄罗斯社会基本上摆脱了过去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受极右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2009年,俄罗斯社会一致支持探索自己的(50.4%)、特殊的(48.3%)发展道路。引人关注的是,2003—2009年社会主义思想拥护者的比例下降了1/3(从19.1%降至12.4%),60岁以上被调查者中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占27.7%。传统资本主义受欢迎的程度更低(2007年为7%,2009年为8%),企业界人士的资本主义支持率为13.3%。

如果评价居民的总体价值取向,那么能够得出结论:社会民主派的价值观在俄罗斯社会民众意识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从政治意义上讲,可以将其归结为中间派政治方向。全部被调查者中,持“中间派”意识的人约占半数(55%~60%),“极左派”占10%~12%,“极”占5%~7%,社会政治边缘化的人占25%。这种分布格局大致反映了被调查者关于政党自我认同,符合俄罗斯利益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劳动、退休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文化领域实现社会公正最佳方案的观点。

当然,这种分布比例仅仅反映出一种趋势,而非常态化数值。此外,取决于某个社会学问题的具体情况,被调查者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40%以上的被调查者完全赞同大型企业和农业用地国有化构想,但是调查综合情况表明,这种态度对近半数居民而言,与其说愿意复活原来的经济制度,不如说是反对私有化的结果。

大众意识价值观结构的另外一个重要评价是,消费社会价值观和实用主义的生活保障定式取得主导地位。这种趋势表现为终端价值(人身安全、健康、家庭和孩子、舒适的生活等)优先于工具价值(职业技能、教育程度、道德品质、民族间的宽容等)。例如,46.1%的被调查者强调物质福利的重要意义,而重视教育的人只有12.1%。大众意识的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自由化、商品、服务和各类广告充斥消费市场以及其他情形决定的。

非常实际,有时甚至是原始的价值观的重要性大幅提升,这是大部分居民适应危机和社会性灾难的结果。2009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决定了社会问题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被调查者中,49.7%的人指出劳动收入水平下降和个人物质生活条件恶化,26.2%的人认为存在就业问题。悲观预期取代了过去几年间一直呈上升势头的乐观情绪:20.1%的人期望2010年生活会好转,25%的人则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生活条件将更糟糕。54%的商界被调查者指出,危机不仅导致工资水平下降,而且恶化了企业经营条件。

对“您如何评价自己抵御可能的经济动荡或者危机水平”问题的回答,是俄罗斯社会紧张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之一。2009年居民的心理负面状态指数高于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的同类指数,这一事实值得深刻反思。8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抗风险能力“低”,8%的人持中等评价,4%的人认为自己抗风险能力“高”。俄罗斯人自我感觉的负面发展态势,完全可能是一种恐惧积累效应,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创伤”,是社会激进变革的结果(许多人失去通常的社会保护、物质福利保障条件、人身安全的保障等,并最终丧失抵御灾难的能力)。农村居民、50~59岁无业者(就业市场的“风险群体”)中感到焦虑的人份额较高,证明了这一点。前面列举的数据与“您是否担心由于某种不成功的改革或者国家动荡使您或您家庭失去积累的财富”问题的回答互相对应。50.2%的人对此表示担心,18.5%的人表示不担心,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持自信乐观情绪的人只占抽样总体的10%多一点。价值取向排序中,社会公正具有关键性意义。对大多数被调查者而言,社会公正依旧意味着社会平等,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收入原则的不同评价(见表1)。

被调查者认为,从劳动报酬与劳动付出相一致原则角度看,社会平等取得了重要进步。这是由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现实之间、人们对“应当怎样”与“如何实现”的认识之间存在差异所致。因此,在回答“您认为俄罗斯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在什么地方”问题时,排在第一位的是挣钱的机会不平等,2009年,50%的人持这种观点。从道德角度评价,社会公正是人们关于社会必然关系的认识。多数被调查者(70%~80%)认为,社会公正应当表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平等的医疗和教育机会、保证收入与付出相一致。相同数量的被调查者指出,社会公正在国家政策方面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居民的价值观与现实之间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见表2)。之间存在联系,彼此的区别是有条件的。如果以前更看重个人的品质,包括热爱劳动(65%的被调查者持此观点)、责任感(56.5%),那么如今排在前面的是“拥有经济资源”和“掌握权力”。尤其是在俄罗斯现实生活中,握有权力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影响力,得到社会认可,而且有机会获得物质利益。分析数据时,应当注意到,对个人成就因素持高度评价的份额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社会行为准则与重要的收入水平之间失调。每年有2/3的被调查者指出这种差距,其中包括人文和技术类高级专家。这说明劳动力尤其是高级劳动力普遍贬值。

调查资料显示,高、低年龄群体对社会公正的本质以及社会关系的不公平性认识相同。这与俄罗斯社会历史上形成的关于国家作用的认识相吻合。国家是践行全民福祉价值观的代表和主要工具,其使命是关注公民社会权力的平等。正是由于社会现实与大多数人关于社会公正的心理认识不一致,居民最大限度地疏远了与政治阶级、商界精英和国家政权的关系。

二、社会焦虑指示器

民意调查表明,俄罗斯居民长期承受心理压力。2009年,现实的和假设的威胁与挑战引发了社会的极度担忧,其中包括工业及日常生活对自然环境的污染(74.5%)、可能的恐怖活动(70.3%)、城市交通拥挤(62.9%)和可能的国家间冲突(55.8%)。但是在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方面,居首位的是民众的物质福利、医疗服务和人身安全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侵犯劳动和公民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按照居民的自我评价(多年的研究结果),半数以上(58%)被调查者的全部家庭预算仅用于基本食品、服装和市政公用服务支出,或者生活极端贫困。

受经济动荡影响,大量人口处于半就业状态,出现强制休假、拖欠工资、在非专业岗位使用熟练工作人员等现象。劳动力价格处于极低水平。这种条件下,国家、雇主与工会之间的社会伙伴关系失去意义,大量劳动集体和组织游离于伙伴关系范围之外。在2009年进行的调查中,只有4.5%的被调查者较高评价工会在保护职工劳动和社会权利方面的作为。尽管2006—2008年犯罪受害者数量显著下降,但对居民免受犯罪侵害的保护水平低仍然是影响社会焦虑指数的主要因素之一(见表3)。普通公民高度依赖于已经形成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生活环境,甚至参加捍卫自己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行动对他们而言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不愿参加游行示威、罢工及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以促使政权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与其说是民众不认同集体斗争行为,不如说是对社会漠不关心的表现。这不应被视为形成民主社会的消极因素(见表4)。然而,潜在倾向于针对侵犯社会权利和生活水平恶化进行集体抗议的居民份额实际上与对此持否定态度的居民份额相当。这种对比关系及其他社会紧张指数表明,俄罗斯民众对实现公民社会权利的分歧较大。

三、社会对政权、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态度

当前,大部分居民对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俄联邦政府总理普京的评价非常友好,无论是单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素质的角度评价。同时,民众对联邦政府其他高官的双重态度占优势。2009年10月的调查资料显示,29.8%的被调查者对А.库德林(财政部长)、А.茹科夫(副总理)、Т.戈利科娃(卫生和社会发展部部长)、Э.纳比乌琳娜(经济发展部部长)持积极态度,20.7%的人持消极态度。受到社会公开批评的机构包括内务部(56.8%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信任)、法院(45.5%)、检察院(40.6%),这些部门的不信任指数明显高于其信任指数(详见表5)。

对民主价值观的理解与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价值观的实现之间脱节,极大影响了居民对政权及其代表人物的态度。一方面,民主价值观仍然颇受欢迎,得到65%被调查者的支持;而另一方面,社会认为民主价值观的实现方式具有虚伪性。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多党制(57.4%的被调查者表示赞成)、体现公民意志的选举(59.8%的被调查者持高度评价)、国家民主的总体发展状况(65%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持积极态度,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民众对政党、选举过程、国家和市政改革的信任度不高。民主价值观的认识与实现民主的实际形式之间差距加大(见表6)。甚至在不总是相信选举的诚实性情况下,大多数公民仍然把参加选举视为自己的公民义务。然而,八成选民不认为选举是影响政权和社会事务的工具。完全可以推测,这种矛盾情况至少产生两个后果:第一,选民参加投票问题时有发生。统计资料证实,各级选举的投票率下降;第二,政党的选民基础没有反映社会结构状况。

因此,与其说是选民的政党偏好预先决定了投票结果,不如说是选民对参加选举的政治合理性的考量包括逆反情绪发挥关键作用。这种推测基于如下事实:在国家杜马拥有代表议席的政党的选民结构中,工人、人文和技术类专家、大学生等社会群体代表的份额多年来实际上没有变化。此外,社会调查显示,支持某个党派选民的社会构成差别很小。例如,根据调查资料(2009年10月),只有9%~12%的工人、技术和人文类专家、护法机构及国家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把实现自己的经济社会利益与俄罗斯共产党、自由、公正俄罗斯党等政党的政治主张等同起来。政党选民基础标准中位数的明显统计偏差仅体现在人口方面:传统上,60岁及以上被调查者中,拥护俄罗斯共产党的人占25%~30%。国家是发展民主、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重要制度。从俄罗斯公民对民主和国家的价值观角度看,大部分居民与政权疏远的情况值得警惕(见表7和表8)。2009年10月,54.2%的被调查者声称完全无法理解政权机构的行为,70.3%的人认为当政者很少关心普通百姓。这反映了民众与政权的社会心理疏远程度。

尽管国家高层领导致力于改善国家管理水平、保证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开性、、优化法律关系和增强法律意识、强化政党在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等,但是大部分民众没有感受到多少实际变化。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社会业已形成的政治制度不应视为国体,而是现实法律关系的总和。在公众意识里,政治制度更多意味着行政强制政策和高官们的独断专权,而非民主(见表9)。居民对国家政体的认识混乱,这有其现实基础:国家最高法律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权和公民的基本自由,俄罗斯社会对此却视而不见。俄罗斯人的大众意识基本上摆脱了原来的意识形态禁忌,政治色彩淡化,对政治和经济自由更为宽容。但是,目前优化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激发俄罗斯社会活力的关键不在于法律法规的制定,而在于国家与公民及公民社会之间相互关系实践中法律的落实。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宪法赋予人的权利和自由生而有之,不可让渡。只有11%的被调查者确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5.6%的人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能够得到保障,2.7%的人认为所有的国家机关都能遵守法纪。

苏联时期的官僚命令管理模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却是更加官僚和腐败的国家管理模式。这与社会对基本法律(宪法)作用的认识相背离。过去人们极为熟悉的一种情形,即把国家官员比作官僚机器的“螺丝”,而那些围着上级转的人则是零部件上的“螺丝”。这是俄罗斯社会政治异化的重要实践之一。社会舆论认为,政治制度多半是官僚制度与官员傲慢管理的共生体。半数左右的被调查者指出,当前俄罗斯社会腐败盛行,官员跋扈,与民众打交道时存在故意违法现象。同时,与上一个十年相比较,大部分俄罗斯居民对所有国家政权机关的态度有所好转。这是在社会公正、加强法制和国家组织建设基础上实现俄罗斯社会团结的潜在先决条件。国家未来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切实改善行政、政治和社会管理水平,而且也取决于理性考量民众的切身利益以及俄罗斯精神的特点。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素质

社会实践活动符合新课程改革的精神,符合新课程改革形势的发展要求,符合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强调了学生的主动参与与亲身经历,能够促进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素质。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

课堂教学容易束缚学生思维,使学生放不开,尤其是政治课堂,大多是一些道德的说教,对学生而言十分无趣。而课外社会实践活动更注重实践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会激起参与欲望,产生学习兴趣。

(三)有利于优化教学目标

知识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是不容易掌握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才能达到预设目标。课堂教学就是理论,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实践,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走出课堂,可以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联系实际生活,升华课堂教学,优化教学目标。

二、如何加强初中思想政治实践活动

(一)合理安排实践活动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什么事都是一样的,都要事先做准备,只有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才有成功的可能,而反之不去准备、计划,就会把事情搞砸。对于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提前不做计划,盲目地带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就会使活动十分低效,学生也不能从实践中学到什么。而提前做好计划,如何组织,活动的目的,活动的地点,活动的步骤……都胸有成竹,有计划、有组织,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高效地完成实践活动。

(二)注重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选择

与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就是活动的内容与方式,选择正确,可以使学生感兴趣,使活动更有效,选择失误,会使活动低效甚至无效,同时又浪费了学生的时间。我们在设计活动内容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与课题相关的、有趣的、热门的事件。比如,3.15之前,我们组织了关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去超市、商场进行调查、采访,并且与当地的文化、司法部门挂勾,建立固定的活动课基地,共同开展好活动课。根据当地的环境、文化传统等条件因地制宜开展活动,使活动课与国情、区情和本地的实际相结合,使学生从中得到更深的感悟。

(三)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进行实践

社会实践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一点: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来组织实践活动。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一课《国家的主人,广泛的权利》时,开展正确行使“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批评建议权”教学探究活动。对于公民享有批评建议权,有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学生已经理解,但是让他们对国家事务进行批评与建议,对农村学生来说有些力不从心。我为他们设计的活动内容是“给校长的一封信”,让他们以网名给校长信箱投信,谈谈自己对学校管理的看法,提出批评与建议。学生有感而发,针对学校的食堂管理、伙食状况、作息时间、课程设置和老师评价纷纷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尽管意见不是很成熟,但是通过这次活动学生都体会到了“主人翁意识”——公民可以依法通过合法的途径有序参与政治文明建设。

(四)灵活安排实践活动的时间

对于社会实践活动,很多老师会说,“现在学习压力这么大,哪有时间组织实践活动啊!”并以此为借口不去开展实践活动。其实,实践活动不一定非要在课上腾出时间进行,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或者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选择刚开学学生没有进入正轨的时候,这样灵活组织安排,就会使时间比较充裕,也会使学生能保证足够的学习时间。比如,学习完《珍爱生命》以后,了解长假,我就要求学生在假期时学校的安全教育,观看安全教育视频,并根据自己长假期间的经历来制作手抄报,题材可以是防火、防触电、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制作完成之后,等到开学拿到课堂上来,进行评比。这次活动,既让大家互相学习安全知识,又寓教于乐,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充分的调动,一份份精美的手抄报体现了学生独特的视觉和个性。本次社会实践活动体现了科学性和趣味性的统一,改变了其原来认为思想品德课就是灌输道理的错误认知。

三、结语

以上,笔者从“有利于提高学生素质”“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有利于优化教学目标”三方面分析了初中政治社会实践活动的优势,并从“合理安排实践活动”“注重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选择”“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进行实践”“灵活安排实践活动的时间”四个方面分析了如何加强初中思想政治实践活动。其实,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确是政治教师应该努力去促成的,对教育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进行实践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抓住重点,理清思路,提高认识,结合理论,不断探索更有效的方法,不断创新,不断升华政治教育效果,以达到新课程标准的最终目的。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首先,适用范围广。虽然我们是在对农村政治的研究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但是社会当中的许多现象,尤其是与政治和利益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甚至日常用语都适用“类家庭”解释方法。比如我们经常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拜把子”的情况,就是把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等转化成类似家庭中的兄弟关系,从而加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并构建利益同盟。一般来说,无血缘的同龄男性之间称得上“兄弟”关系的,较之朋友关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或者可以说在人际关系序列中,兄弟是朋友的高级阶段。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把老师称为“师父”,也就是称老师还不足以体现人们的尊重,只有用父亲来加重砝码,即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学生的称呼则是“弟子”,家庭伦理色彩完全取代了师生之间教与学关系的本来面目。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被称为“佛陀”的释迦牟尼就被类家庭化为“佛祖”,言外之意是佛教的人物排列也是遵循家庭关系当中“祖—父—孙”谱系展开的。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核心范畴“仁”、“义”等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类家庭”关系的推演结论。在社会交往中,仁和义是主体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自身行为准则,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和互助互爱。中国理想状态的家庭遵循“孝、慈、悌”等原则,一个人如果在家庭中做到了这些,再把它作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价值准则推演到社会和政治领域,那么他也就做到了仁和义,全社会的人都能恪守仁义的价值准则,那么整个国家也就实现了政治上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小到日常用语,大到国家政治都能够用“类家庭”概念和方法来进行解释。其次,具有伸缩性。类家庭概念使用的伸缩性很强,以个体的财富、地位和影响力为出发点,最大可至于泛泛意义上的“自家人”,也就是没有明确的边缘界限;最小可至于家庭以外的寥寥数人,甚至仅仅主体自身的孤家寡人。甚至在家庭内部,类家庭关系的作用力也是存在的,其伸缩性在血亲和姻亲之间、近亲和远亲之间的交往中也遵循类家庭关系运行规律。当前,家庭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由于一夫一妻制的影响和夫妻关系边界较为清晰,使得向夫妻关系转化的阻力比较大。亲子关系就较少的存在这些问题,转化的力度也就大得多,所以非亲子关系向类亲子关系的转化是许多家庭追求的理想生活目标。比如在家庭迎娶儿媳妇的时候,公婆最为典型的善意表示就是“我们不是娶了一个媳妇,而是多了一个女儿”,这样,这个家庭中的任何人都会觉得安全、满意,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新家庭结构和生活模式的最佳心理预期。同理,“一个女婿半个儿”的民谚也根源于此。这就是“类家庭”关系在家庭内部当中发挥作用力的基本表现。又比如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通过诸如“认干亲”的形式,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具有同样姓氏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也可以被叫做“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说,这种转化具有伸缩性,是可大可小的。最后,工具性。为了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一些必要的可操作性方式应运而生,当然以家庭生活中常见的活动和内容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类家庭”的工具性运用已经成为中国人重要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比如,吃饭比开会能够沟通感情、搞好关系正是因为吃饭是家庭中的基本活动,而开会不是;中国人喜欢用吃饭的方式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用日常家庭活动把人际关系类家庭化。吃饭只是一个形式或信号,最终解决的还是关系转化的问题。其他例如喝茶、送礼等等拉近关系的手段既是物质利益上的给予,又是“类家庭”关系转化信号的加强。一般情况下所谓的能力强,除了专业技术、业务等能力之外,主要就是指这种“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和驾驭能力。“类家庭”形成习惯就带有心理惯性的意味,人们习惯性地在日常生活中把有利于自己的关系相对人类家庭化,所以出现了所谓“应酬”,可能应酬各方都不喜欢应酬的过程,并且清楚地知道大吃大喝等应酬形式对身体的伤害,但是出于强化类家庭信号的心理习惯,只有勉为其难,于是出现了中国特有的诸如喝酒双方都不愿喝,而又不得不喝,同时尽力使对方多喝的奇怪现象。“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工具性特征虽然带有心理惯性,但也是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而对关系对象所进行的关系转化过程,也就是说利益是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动力所在。那么,随着利益关系或是潜在利益可能的消失,类家庭关系转化也可能随之消减,甚至消失。这就是表面不言利益而基于情感进行社会交往,把利益的追求掩蔽在脉脉温情之下,一旦利益不在,则温情顿消,所以世态炎凉的虚假性也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该特征用我们的理论进行解释就是类家庭关系转化过程的停止。

二、“类家庭”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产生的原因

我们是在考察农村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而俗话说“往上倒三代,中国人都是农民”,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目前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其祖辈也是农民或者生活于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中国人都通过家庭的传承而具有一定的农民意识,所以类家庭概念是产生于农民而辐射于全体国民的概念,其解释力和作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为了说明这一概念产生的原因,我们从经济、历史、文化以及家庭自身的特点方面入手进行了分析。

其一、经济原因。家庭是个人的经济生活载体和首要利益承担者,当前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都是经济生活当中的主体,农村是由于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并使用土地,城市是由于消费支出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共同生活。农村从生产方面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享有农地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虽然土地农业收入在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中占较小比重,但是土地作为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较之市场化改革之前已经大大提高。因为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农民打工收入起伏的高风险性和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巨大价值升值等原因促使土地已经成为农民家庭最为重要的财产,而土地所有权恰恰是以家庭为主体实现的,那么,农民家庭的经济主体地位也就随之确立起来。城市从消费方面看,由于经济迅速的市场化改革、较低的工资标准和消费水平、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贫富分化较为严重、中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等原因,导致家庭消费需要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负担,也就是当前法律上成家但是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年青人的“啃老”现象,由此共同的家庭支出整合了一对夫妻、他们已婚的子女和孙辈孩子共同组成的主干家庭。农村和城市中家庭成为事实上最理想的经济生活共同体,家庭之于个人的经济主体地位使得个人经济利益在家庭中得到最大的满足,个人通过家庭满足经济利益的普遍社会生活状况是促进类家庭关系转化成为个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家庭经济生活带给个人的安全感也使得个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具有进行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倾向。

其二,历史原因。中国历来的社会组织制度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本位是社会硬性制度规范的基本方向,造就了中国人以家庭作为思考问题出发点的普遍心理。自从西周以来,凭借血缘关系纽带维系的家庭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和基本组织制度,虽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乡亭制、乡里制、村社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不同的制度形态,但是家庭作为农业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改变,实质上,农民家庭是被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赋予了相关的政治职能。家庭作为国家与社会确定边界的单位,实际上是被制度化地继承下来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的以家庭和宗族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被西方的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文化破坏,社会思想体系发生了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但是,在基层农村社区农民组织仍旧没有摆脱家庭和以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是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和政治组织制度的直接历史根据。民国之初,受到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把个人作为社会权利主体思想的影响一度废除了保甲制,但是,从1932年开始国民政府为了实现“剿共”和加强国家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重新实行保甲制度。在具体实施的组织形式上和清代保甲制相近,保甲以户为单位,户有户长,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挨甲编保,编余之户(甲),不满一甲(保)者,六户(甲)以上得成立一甲(保),五户(甲)以下,则并入邻近之甲(保);基本内容包括,保长覆查本保户口统计报告,督练壮丁辅助军警;甲长受保长指挥,编查户口抽选壮丁,盘查奸宄,报告户口异动等。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是国家权威主导下,以家庭作为农村社区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载体,使行政权下沉到整个基层乡村社会的管理制度。虽然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上,家庭是被国家行政权强行提到主置之上的,但是国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受到了历史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要充分尊重家庭在农村社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保甲制主要强调各个家庭之间的相互联保的政治义务,国家通过连坐实现对农民的控制,也即是说,国家在进行乡村整合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对家庭的控制。

其三、文化原因。中国具有悠久深厚的家庭传统,为类家庭关系转化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首先,家庭本位的社会心理。中国乡村社会不同于典型的西方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单元是农民家庭,而不是个体农民,家庭本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个人权利观念。农民家庭本位心理是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家庭都既是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又是消费的主体,社会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依靠家庭(及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来组织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同时,家庭也是农民文化归属感和心理安全感的实现形式和内容,长期的家庭生活造就了农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并且通过世世代代从不间断的家庭演变传承下去。其次,家国一体的社会意识与历史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文化,主张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只是家庭模式在规模之上的扩大,与家庭的性质没有本质的区别。“国家,家国,国与家是如此紧密关联,同构强化:由内向外看,它是‘家’的圆周逐级放大,类似于‘负阴抱阳’的完整单细胞的膨胀扩展;从下往上看,又是层层同质父权叠加高筑起的金字塔形的父权社会。天子或者皇帝就是普天之下最大、也是最至高无上的‘父亲’,即通常说的‘君临万众子民’。”历史上的很多善治的事例都是,主张把家庭及其观念扩展到国家层面,并能够进行成功实践。比如在封建王朝主张实行的“以孝治天下”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后,政治信仰缺位导致家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政治信仰。中国社会历史上一直缺少基于个人权利的政治信仰,到新中国建立依然如此,集体化时代,意识形态宣传和普及是乡村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形式,也是农民政治信仰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理论已经在农村社会逐步淡化和瓦解,市场经济主导的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又不能独立的成为新的公共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及其相关价值原则自然上升到较为重要的地位。家庭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所重视的孝道、血缘关系、祖先崇拜和尊老爱幼等理念是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在当前中国公共信仰缺位的条件下,这种共识起到了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并保持中国文化存续的作用。从公民个体角度考察,能够发现并实践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修养方法的“内圣外王”之道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之一。

其四、家庭自身的特点所形成的原因。首先、在普遍的人类行为选择中,一般是在家庭之内利他倾向明显,在社会之中利己倾向明显;贝克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庭中的利他行为也是以利己为目的的,如果在家庭中转换一下主客体,利己和利他行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也就是在家庭中的利己行为可以实现利他的目的,即中国人日常说的“一家人,为了自己就是为了别人”。其次、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础,其他伦理自觉地向家庭伦理靠拢,家庭伦理对其他伦理具有向心力;人们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得到安全感、稳定感和温暖,大部分情况下,家庭中情感的收获和心理的满足是以物质和利益的付出为前提的,就是说相对于主体而言,对方的付出能够换得对方的倾心相待,即主体在交往中既获得客体给予的物质利益,又获得客体在精神情感方面的支持认同,这种家庭中的特殊利益关系模式,将会是特定主体实践社会关系的最高境界。复次、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不信任法律,而偏重通过关系解决问题的社会心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权利、义务界限不明晰,权利意识淡漠,认为凭借权利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法律关系不是最稳固的,即使已经缔结好的契约,也需要情感关系作为保障才能更好的实施。那么,家庭关系就成为了最重要、最稳固的情感关系内容和模式。最后,家庭是中国人终极追求的载体。不同文化和文明都对人生真义进行不断的追寻和探索,中国人从务实的角度认为人生的本质就在于享受淳朴宁静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其他诸如God、涅槃、道等范畴都太过玄妙虚空,难以找到实践的具体路径。

三、小结

“类家庭”是在研究农村政治的过程中,提出的用以解释中国人社会行为方式的一个政治社会学概念。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适用范围,是对中国的特定主体家庭性角色重于公民性角色的社会行为和心理的集中总结,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方法。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而政治参与机制是民主政治运行的桥梁。本文认为,加强政治参与机制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其能促进政治稳定、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及促进社会公平和促进党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十七大报告可以看出,使政治体制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成为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使政治体制容纳人民的政治参与,在这其中政治参与机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能为政治参与提供顺畅的沟通渠道,最终带来政治稳定、社会公平,形成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因此,政治参与机制建设是党的十七大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根本途径。

一、政治参与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1.政治参与理论上的分歧。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启蒙思想家运用社会契约理论对政治进行了深入阐述。尽管各个思想家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自然状态已不适宜人的生存发展,所以大家放弃、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统一交给国家行使,以过一种有序的政治生活。这就意味着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国家,国民一律平等而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或遭受歧视。既然国家属于国民且人人平等,那么人民就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但是在人民如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强调公民政治参与和限制公民政治参与。参与制民主主义者,包括卢梭、约翰·穆勒,以及近些年的帕特曼和巴勃等人都主张最大限度地扩大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制订政治性政策的机会。在现代一些大国,这还包括将许多决策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共同体以及广泛地应用公民投票来决定政策。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如熊彼特则赞成一种较为有限的公民参与;他们认为,在当选的职业政治家与普通公民之间应当有一种政治分工,前者负责决策,后者的作用是在定期的选举中免除或黜选这些政治家及其政党。根据这种观点,现代民主制国家就是由政治家们治理的,而普通公民的参与是有限的和间断的。我们知道,在一定时期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总量是一定的——社会权力强国家权力就弱;社会权力弱,国家权力就强。政治参与实质是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博弈。不充分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权力弱而国家权力强,导致的是强权政治;而过度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权力强国家权力弱,那么国家的权威就要削弱,带来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所以政治参与理论的分歧关键在于政治参与深度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参与的界限是什么,这可以从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看出。

2.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在现代化初期,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人民,以联合广大人民封建专制统治,人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在共和国建立后,人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但是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每个人都来管理公共事务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在从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转变中,前期为了封建制度而宣扬的直接民主观念,带来了普遍的政治失序和社会动乱,反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阻碍。而在现代化中期向现代化后期的转变中,人们才摆脱直接民主的观念,认识到民主在现代社会只能是代议制民主,通过对前期教训的反思,人们才认识到——政治参与也不是人民直接参与公共管理,而是选出自己的人代表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或者以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影响政府活动。所以,只有从现代化的进程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卢梭宣扬直接民主,而密尔、熊彼特等思想家却坚信代议民主。因此,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政治参与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而紧紧意味着对公共事务管理施加以影响。所以,为了维护政治的平稳运行,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

3.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必要性。我国传统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沟通机制,当国家与社会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后,人民就用暴力现存统治者,通过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种暴力政治参与的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人民要么忍耐强权,要么暴力反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一个合法的沟通机制。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建设现代国家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但是这种动员式的政治参与具有无序性、盲目性,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及公民权利的普遍兴起,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逐渐形成。而无论传统的暴力参与中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动员式参与,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参与建设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让公民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机制来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和谐社会的核心所在。

二、政治参与机制的多渠道建设

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无论是启蒙运动后的先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国际示范”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存在普遍的社会动员,以腐蚀和摧毁旧社会的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仰,转变为现代社会所共有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社会动员提高了人们的追求和期望。但是政治制度不是一夜之间“做成”的,这就在成员过高期望与政治制度的低容纳力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现象在现代化初期的国家都存在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成员的过高期望导致大量的愿望要求输入政治系统,但是在现代化初期由于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没有一种愿望转换为输入的调节机制,所以政治系统不堪负重,最终带来政治失序、社会动乱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机制的缺乏成为阻碍现代化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及公民权利的崛起,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如果不能构建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公民社会的能量无处释放,将会影响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我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政治参与机制:

1.加强公民与政治社团的沟通机制建设。由于在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扩展和加强,政府的决策对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有深远和巨大影响。”从而使得各社会阶层、集团、行业、区域等等把实现自己利益的目光较大程度地投向政治权力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从而组织起特定社团,影响公共政策。在西方,意见表达团体的基本形式是压力团体。压力团体是为适应多党政府运行的需要而产生的,以实现一定的政治主张为目的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集团。他们主要任务是,作为特定的社会利益团体的代表,向意见综合主体和决策机构系统地表达意见和要求,并通过施加合法的政治压力,来“接近”政府,从而实现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主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大大加深,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从而使人们的利益多样化,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利益内容又不断更新,在原有利益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利益要求。“而在当代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同时,也由于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这一客观原因,导致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各种压力性的社会团体。”我国的许多社团都一定程度上政治化了,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发挥现行政治社团利益表达和综合功能,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自发形成的合法社团要给予其利益表达的权利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2.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沟通机制建设。仅仅有政治社团的利益表达还是不行的,还要有传达各阶层利益的沟通机制,这就需要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见,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机构,是人民的体现,代表着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应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行事,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而是要充分和人民进行沟通,了解人民的利益。因为,议会政治本质是委托政治,即人民把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于一部分人执掌的制度。议会是民主社会中民意的传声器,在诸多民意表达渠道中,议会是最经常、最专业的民意表达机构。那么,如何实现人民和人大代表的联系呢?所以设想各种方法来加强人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一定误区。在戴维·伊斯顿看来,政治生活是一个独立的行为系统,系统成员由于种种原因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希望得到什么)。当系统成员希望这些愿望转换为政治输出时,就会形成要求。众多系统成员的单个愿望不可能全部转换为要求,否则系统将不堪忍受压力而崩溃。所以系统通过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来调节愿望的转换,以控制愿望转换为要求的数量。结构机制调节是指系统中存在着诸如政党、利益集团、舆论领袖、管理者等等,他们代表着政治结构的基本要素,广泛地分布于政治系统中,他们对愿望的转换起着守门的作用。因此,加强人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等于是把大量的要求输入政治系统,政治系统是无法承受的,这会导致政治不稳定。所以,必须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让政治社团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再传递给人大代表,最终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实现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从而实现各阶层利益的利益要求都能输入政治系统。3.加强政治协商会议与人大的沟通机制建设。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合作是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实现的。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各派通过各级人民政协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其他重大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利用人民政协这个渠道同各派进行政治协商,共商国是。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主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对发挥派的作用、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派深知各自成员及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能够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成为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桥梁与渠道。”虽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来源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且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但是在人民协商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沟通机制还存在一定问题。例如两者之间缺乏某种明确具体特别是程序性的法律保障;联系机制还不够畅通;沟通机制需要进一步制度化、程序化。因此,为了保持两者之间的沟通机制畅通,必须用法律保障人民政协的政治参与的权利、建立经常有效的沟通机制并且使其制度化,这才能最终把人民的利益最终在国家层面得到反映并且得到保证。

三、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同时,随着现代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民众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使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地以民意为基础,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就在于此。

1.促进政治稳定。政治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而政治参与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通过政治权力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主要环节。政治参与是公民与政治体系发生联系的最直接和主要的形式,因此,它必然影响到政治利益的分配。每个公民都想通过政治参与来获取自己想要获取的政治利益。事实上,他们也是能够得到或部分得到相应的满足为限度的。在现代化初期,传统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还占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整个社会相对稳定。但是随着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进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各个阶层、集团、团体的出现,社会开始急剧分化。各个阶层为了影响政府的价值分配,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以支持的方式,也可以以施压的方式,在有的时候甚至以非法的暴力方式出现。诚如蒲岛郁夫所言:“当政府顺应民意,而且当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同国家保持一体感时,其政治体制是稳定的。反之,当政府违背民意,公民对政府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时,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将日趋紧张。”而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可以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公共政策在制订中充分应该使各阶层的利益要求都表达出来并且相互博弈,最终形成大家都接受的政策输出而化解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实现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的稳定,才有社会的和谐。

2.形成社会监督。现代政治的进步在于形成社会对国家的强有力监督,而其中政治参与机制会形成一个监督渠道,“在健全的政治参与形式下,希望连任的政治官员进行政治决策时,会受着他对选民对他的决定有何反应的预测。也就是说,如果当选官员的政策符合选民的利益,选民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继续选择他;否则选民就会抛弃他。另外,人民还利用其他的政治参与方式制约政府的行为,如请愿、游行、示威、媒体曝光等。”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长时间的社会与国家博弈的结果。在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转变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之间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这个时期,经济的初步发展致使各种新兴阶层出现。新兴的阶层为了实现在社会价值分配中居于有利地位,力图加强政治参与;而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利益阶层力图维护现有政治体制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状态,同时伴随着一定的政治失序。亨廷顿认为:“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在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许多民主国家那样。”这就需要公民不仅要通过政治社团表达自己的利益,还要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事后进行监督。只有公民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才能最终实现政治参与的控制功能建设,以实现社会对国家的制约,从而保证公民的权利。

3.实现社会公平。在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转变中,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成长,社会形成许多新的团体、阶层,由于新的团体的出现,会威胁着现存团体的利益。新的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在社会价值分配中居于有利地位而开始广泛参与政治,“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对公共财富和价值分配的意愿选择,并施加压力,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发生矛盾,从而左右政府的决策。”但是,政治参与如果被利用,也有可能使那些操纵者借机扩大自己在社会利益中所得的份额,往往会导致反复无常的政治选择,降低社会中的效率因素,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因此,只有构建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形成一个各个阶层博弈的平台,使各个阶层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会使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中充分考虑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并且公共政策要尽可能照顾到各个阶层的利益,最终使公共政策的输出体现公平。而社会的公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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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是指为实现某一特定功能,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要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的机理,我们必须要探究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的各个要素及其工作环节。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生态结构

我们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与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相关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包括人的因素、环境因素、思想因素的各个方面,他们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生态系统。首先,是人的因素。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涉及的人有:一是政策和课程的制定者,他们属于政治社会生态中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负责制定课程标准和计划,选择课程内容,将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知识化、教材化、课程化;二是课程的实施者,即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在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语言体系,他们是政治体系中的中坚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施的具体执行者;三是课程的受教者,即大学生,他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对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教化”,而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客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实践,依赖于受教者对政治价值的主体性选择和构建。其次,是环境的因素。按照在政治生态中影响的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环境,是指影响个体思想行为的社会环境或国际环境,即国内国际“大环境”,宏观环境中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体;中观环境介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中,中观环境是“影响具体个人思想行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阶段与其重要背景,包括人们必然经历的家庭、同辈人团体、学校、企业等因素和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众传媒、国际互联网等因素”。微观环境又称小环境,是和人的思想行为直接相关的局部环境因素,或者说是受教育主体的教育教学环境,也包括受教者自身内部的小环境。要说明的是,这三个环境层面划分也只是相对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社会化功能的过程中,都对功能实施的过程产生影响,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化的影响。再次,是思想性的因素。即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所要“传递”的具体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也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因素,也是“链接”各类主体、贯穿各个层面环境的“主线”。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我们只能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体系做相对的描述,一个人思想行为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也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种影响因素,还受到其他课程、其他场域的影响,这些影响系统地、动态地对大学生个体的思想行为产生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也和其他的社会生态系统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环节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最终目标是让大学生们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政治社会化。这种“应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从过程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分为:功能预设、功能输入、功能转化、功能输出、功能反馈等五个相互衔接、相互统一的环节。第一步骤是功能预设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更是以课程化、体系化的形式向大学生正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对大学生实施直接的影响。而对于课程开设的意义阐述、目标设定、计划制定、内容选择以及实施方案的规定,体现的是作为部级课程明确的计划性和预设性。这一环节预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内容和实施步骤。是其社会化功能实现的始端。第二步骤是功能输入环节。即把预设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创造性“再生”,按照课程的要求,融入到教学体系和教学环节中,使受大学生们在教学环境中进行社会化,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价值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不会自然而然的实现,必须经过这一环节,由施教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创生环境”、“感情渲染”、“价值彰显”。第三步骤是功能转化环节。即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转化为自身思想体系的的“构建”过程。一般来说输入和转化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候几乎是同时进行,但这两个环节并不等同,输入是转化的前提,转化是输入的升华,是受教者思想体系的解构和重构。通过这一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现了由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的程度和效果必须遵循受教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规律,受到接受者思想政治素质结构、接受能力、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第四步骤是功能输出环节。即大学生按照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价值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开展行为实践,使课程的功能、价值得到外显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并将这种要求转化为自己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并自觉的应用到实践中。如果说转化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内化”,那么输出环节就是这一功能的“外显”。第五个步骤是反馈环节。大学生思想的提升,行为的改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化目标,但其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课程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的被接受的程度、效果还要经过检验,并通过反馈环节反馈给前面的几个环节,并对前面几个环节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更好的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通过以上环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从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从社会意识到个体意识,从思想形态到实践形态的转变,完成了其政治社会化实现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教———学———知———行”的循环往返的过程,也是从“应然”经历“实然”到“必然”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机制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治社会化功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本质的内在属性,它的实现也必须依托一系列的机制。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是学生政治人格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依托以下几种机制:首先,是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生态系统处于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系统中,受到社会政治生态系统其它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说,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发挥,反之就会限制、消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和价值。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政治生态环境的的优化是其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当前,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党的政治文明建设。即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建设,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推进。用时代化、大众化的语言解读马克思主义,增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感;三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的建设。用机制、体制的改革,切实落实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思想到实际的重视。具体实施过程中,高校要不断改革教学方法,重视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其次,是政治文化传承机制。课程是一种专门化、具体化的知识结合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因子。按照阿尔蒙德的说法,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维护和传承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政治社会化是传播政治文化的有效手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知识化、课程化的具体体现,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要素。而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承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原理等政治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始端,也是政治人格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课程化的政治文化传承机制,必须将文化传承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课程的特点相结合,按照“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思想体系”的路径,实现政治文化的传承。再次,是政治态度培育机制。政治态度是指个人对于政治系统中各种角色、政治系统中的输入输出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三种要素的相互冲突也就形成了政治态度的不同层次,态度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模仿或服从、同化与内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模仿和服从是一种表层的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被动接受;同化是一种态度认可和情感倾向,是一种中层次的政治社会化;内化是一种价值认可和信仰的形成,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社会化。

三、总结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如何彰显、教师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理论功底和教学水平,学生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接受水平都对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产生影响,这也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要遵循政治态度的形成规律,科学合理地选择教学内容;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学生特点使用教学方法,增加教学实效性。使学生完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从知识接受到价值认同,从价值认同到信仰形成的政治态度改变过程。最后,是政治行为的实现机制。从接受政治知识到政治态度改变,只是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还在于设定的教育意图和价值指向在受教育者行为实践上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来源于实践,最终目的要服务于实践,回归到教育者的行为实践中。学生能否积极政治参与政治实践及参与政治实践的能力是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效的关键,也是检验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效果的标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的体系中,政治行为实现机制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机制。它是大学生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要求的价值指向,自觉地、主动地开展行为实践的保障。包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自觉地参与政治实践,提升自己政治技能的制度和体系。因此,必须营造氛围、创设平台、开拓途径,积极鼓励大学生参与政治实践,提升政治技能。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对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文明于十六大第一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主要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在设计十二大报告时,胡乔木主张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分法,政治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许多人不同意,十二大报告专门另列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部分。但这时没有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二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学术界认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仅仅提两个文明还不够,因为两个文明的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推进,两个文明的成果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保障,为此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以制度文明的概念出现的。

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的提法是对十二大报告的继承和创新,是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论述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是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的结果,标志着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而政治文明则是人们在改造国家制度及国家治理方式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它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改善和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关政治文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没有明确的定义,学术界的定义则较多。但笔者认为,要给政治文明以定义,必须了解什么是政治和政治的核心要素。无论什么时代,政治总是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并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恩格斯看来,国家本身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1](P176)这就意味着,国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自从有了国家以后,人们就力图按自己的意志建立、改造或治理国家,建立和改革相应的制度,形成或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以获得理想的生活秩序。因此,政治文明可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方面。

政治文明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为什么现在提出政治文明?这有其时代性。在物质十分匮乏的贫困社会,资源有限,为争取和占有有限的资源,政治更多的是以暴力、专制、强权、野蛮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的富裕和现代化社会,政治文明是应有之义。正是在由贫困走向充裕的小康社会阶段,政治文明建设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换言之,政治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

小康社会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政治形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理念主要是“道德国家观”,即认为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美好的道德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是公民“优良的生活”。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为了过上幸福生活,需要建立国家,有国家的统治者。而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国家的统治权归属于君主,因为君主秉承“天意”管理人事。君主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为君主所垄断,根据君主的意志运行。国家根据道德规范治理,即孔子所谓的“为政以德”。“政,身正也”。统治者只有身正,才能作为社会的表率治理国家。

进入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形态发生了飞跃,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主要是“契约国家观”。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首先撕开了盖在政治外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政治只讲目的,不论手段,因此是没有道德的。君主应如狮子般凶猛,狐狸般狡猾。法国的布丹进一步将国家统治权归纳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具有绝对性和排它性。西方的思想家进一步认为,在民而不在君。因为,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即天赋人权。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为此,人们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统治者,组成政府,治理国家。这种权力是可以收回的。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委托—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通过一定方式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为了保证统治者不滥用权力,根据功能将国家权力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相互制衡。为了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得以表达,实行政党竞争。各个政党通过选举制执掌权力,进行公共治理。政府、政党及所有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行法治。

由此可将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两种政治文明形态作以下比较:

专制政治:天赋君权在君绝对权力

政治垄断道德治国

民主政治:天赋人权在民权力制衡

政治竞争依法治国

近代以来产生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飞跃。马克思主义对由资产阶级创造的民主政治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P170)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资产阶级统治,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突破了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的局限性,实行最广大的人民统治,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但是,任何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施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任何一种本质要求都必须通过一定形式加以反映和表达。

1949年,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经历数千年的专制历史,民主政治的传统极度缺乏,特别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加上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出现曲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制度方面尚存在不少弊端,不仅难以保障、甚至会损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在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某些方面甚至不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发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认为,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制度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自上而下授权,对权力缺乏制约,家长制,个人指定接班人,领导职务终身制,,法制不健全且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为此,他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才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目标和重要任务。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提供了基础,而要实现这一理念,则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观点,更加突出了发展性和建设性。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是要改革,二是要发展。改革就是要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政治体制,发展就是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要求,完善国家体制和运用新的治理方式,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得以逐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处于重要地位,取得了重要发展。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有所改变;恢复和重建监督监察机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改革干部制度,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发展基层民主。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认为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有政治改革相配合,经济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改革。因为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才能以制度而不是以个人的力量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能够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才能够得到巩固。为此,邓小平甚至认为50年后实行全国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而又风险性相当大的工程。20世纪80年代两次启动的政治改革都因学生运动而中断。其重要原因,一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二是受20世纪一直延续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影响。其特点是,不考虑条件,缺乏规则和程序,只有抽象的理念没有明确的目标,强调冲突不讲妥协,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经历重大以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沿着以下三条路径运行:政治稳定先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市场经济先于民主政治。在这种经济优先的战略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突破,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与此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及成效则显得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

领导和组织体制不适应政治路线的要求。政治路线的贯彻必须依靠领导和组织体制作为保障。与政治路线的要求相比,领导和组织体制还不相适应,难以为领导人坚定并卓有成效地贯彻政治路线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主要原因还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体制的影响,民主集中制往往成为集中民主制,权力来源于上方,造成跟上不跟下,甚至人身依附和跑官要官。

政府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计划经济时代是全能全权政府。实行市场经济,仍然以全权全能的方式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以政治运动和政治承包制的方式发展经济。如发展乡镇企业,“逼民致富”。特别是政府管制权进一步扩张。从形式上看,政府不直接管理微观经济,但经过政府审批和管制的东西却越来越多,从土地、价格、出口、资金、贷款、项目等,都得层层审批。

权力制约机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的要求。一方面管制权愈来愈大,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制约。传统的制约机制失效。计划经济时代主要依靠“三严”: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严密的思想政治体系;严厉的群众政治运动。导致“不能、不想、不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能、想、敢有了主客观条件。能,就是经济社会多样化,如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商品形式出现,政府管制的东西愈来愈多;想,即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意识支配,导致公共权力的资本化意识增强;敢,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权力资本化的行为不仅得以实现,而且得不到相应惩罚。成本小,收益大;风险小,利润大。腐败的深层影响是造成统治的“信用危机”,即民众对领导的不信任,并由于社会不公正造就分子。

民主参与机制不适应利益变化和政治整合的要求。改革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过程,同时也是利益多样化和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就需要通过民主参与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能够有效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整合,形成公共政策,以协调各方利益。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不承认利益的特殊性,缺乏利益表达的民主参与机制,政治整合困难,公共政策难以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越是社会底层,利益表达越困难。由于社会底层人数多,其利益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表达,则会造成政治不稳定,即来自底层的冲击。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了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当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一样,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转变过程。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转变:

其一,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传统政治是个人统治,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但人民统治并不是每个人执政。这就需要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组成政党,代表人民利益执政。因此,现代政治本质上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又分为多党政治和一党政治。在中国是多党参政,这是由中国政党的特点所决定的。“党”在英语里是“Party”,带有“聚会”的意思,如同俱乐部,具有开放性。这是在民主架构下产生的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党”带有秘密结社性质,如“会党”,这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党是在以暴力革命方式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种政党的特点是由少数先进分子代表一定的阶级,领导革命,并为社会指明前进的方向,具有强烈的集团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是一种主义性政党。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政党因此成为社会的当然执政党。由于社会基本体制尚没有定型,革命胜利后仍然需要通过为社会指明方向并保证社会稳定发展,这就要经历一个“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到“以党领国”的阶段。所以,一党领导有其历史客观基础。这与西方不同。西方政党是在政治与经济基本分离以后产生的,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载体。各政党在基本意识形态,如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方面没有根本性分歧,分歧的只是具体政策,因此是一种政策性政党。在制度下,多党政治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分裂,反而是维护多样化统一的条件,因此,多党政治的存在有一定条件,不可照搬。但在一党制条件下,更需要政党及时实现自身的转换,这就是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即由统治秩序的者转变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其政党的功能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一是进行制度设计,推动社会发展;二是提供精英人才,保证制度运作;三是协调不同利益,进行政治整合;四是社会动员,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就要随着社会发展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扩大其群众基础;既将社会的精英分子纳入其中,避免其成为体制外力量,又通过其制度和政策设计,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以满足。

随着政党功能的转换,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要转换。在革命时期,没有取得政权,由党直接领导。革命后,由于巩固政权,党仍然直接执掌权力,直至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其好处是能够顺利的贯彻党的意志。但在政权巩固后,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党直接执掌权力存在许多弊端。一是党直接面对各种社会矛盾,二是容易受到权力和利益的腐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充分发挥党在制度设计、提供人才、协调利益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都直接执掌权力;坚持依法执政,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里,有必要将政治统治与公共治理加以区分。政治统治指哪个阶级居统治地位,引导社会向什么方向前进,决定政策,是操舵手、政治家;公共治理指对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过程,按一定目标行使相应的权力,执行政策,是划桨手,是事务官。党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为前者。

其二,从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在经过革命建立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待建立,因此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主要依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治国。但是,随着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执政方式也应该由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这是因为,执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设计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制度架构,将党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因为国家法律是针对所有人的,并具有明确的预期性和规范性,由此可避免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可以更有效的促进党的自身转变,使其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制度设计和落实;从具体利益中超脱出来,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并避免党成为少数人谋取特权的工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法治必须置于优先地位。一是可以防止特权和领导人随意性,二是可以防止所谓的“大民主”,从而有利于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行法治必须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即司法独立。

其三,由精英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在由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有一个主要依靠少数社会精英参与政治的阶段,社会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度比较低或者主要是动员性参与。但是,随着利益分化和依法治国的实施,社会大众将愈来愈多地参与政治,政治将会成为大众参与角逐的公共领域,这就是民主化进程。邓小平认为,与现代化一样,民主化也要一步步地前进。现阶段主要是抓两头,上头抓人大,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因为实施依法治国,必须通过人大立法和监督。现在将人大作为退居二线发挥余热的部门,人大代表主要是各级领导代表的情况,不利于人大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立法是一门专门学问。这就需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扩大群众代表数额,完善人大选举制度。下头抓基层直接民主,通过基层直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培育民众的民主意识,训练其民主技能,养成规则和程序习惯,为民主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

其四,从封闭性体制向开放竞争机制转变。中国特色的政治不模仿西方,但在政治运行机制方面应该改变封闭的体制,引进竞争机制,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党是领导者,本应该在民主方面走在社会前面。但由于政党体制没有及时转变,致使政党民主反而落后于国家民主,国家民主又落后于社会民主。这种情况与党的地位和民主化进程是不相适应的。苏共解散值得深思的是党在危机面前没有党员维护,反而站在党的对立面。深层次原因是党的封闭体制造成权力逐级垄断,一般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权利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称必然造成一般党员与党的高层离心离德。一旦党的最高层领导出现问题,党就处在危险之中。这就需要加快党内民主化,开放权力资源,引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第一步就是事务官逢官必考,扩大政务官的差额选举比率。十六大报告对此有许多新的论述。强调以保障党员民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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