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论文范文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危机日益尖锐化起来,欧洲整个大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斗争形势逼近,使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方面来,以研究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为主要使命,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就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而创作的。然而,从他们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看,始终是把人类社会当做历史的整体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个大家所熟知的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定义,就明确地肯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承认人类社会形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几个时代。资产资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又是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第32―33页)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总原则,来撰写伟大的《资本论》的。

尽管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有关原始社会的论述。但是,在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尚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轻易作出结论,宁愿等待事实的到来,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断的猜想,像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9](第186页)然而,“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9](第193页)。只有当他们确信,摩尔根科学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之后,他们才明确宣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有文字以来的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同时,又确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的暂时性,这就等于历史的逻辑上告诉人们,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只能是“社会政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中谈到了“非政治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国家”、“半国家”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就是彻底消灭国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社会”之后,必然有一个“社会政治”的到来。完全的“社会政治”的到来,是以全面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统治及其遗留为基本前提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内蕴不仅包括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包括实现社会政治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会化。阶级社会的政治是高度国家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高度社会化。当然,实现完全社会政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旧制度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遗留,还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困难、长期。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水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的境地,但开始了走向“社会政治”的新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不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同列宁、曾经反复指出过的那种“旧政治”划清界线,就不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在实践中严格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与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不认识到实现“社会政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历史过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的急性病,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社会政治”的独特历史阶段。

三、什么是“社会政治”?

“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政治观的基础上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社会政治”就是指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逐步回到社会之中;在使社会的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利益关系调控机制的程序化、科学化和公众化。一句话,“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原来意义上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手段,要进历史博物馆。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共同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纪律和公共道德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社会实行“强制”措施,已不是现代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性的权威机关虽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国家强力机关比照,从内容到形式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它是人类更为高级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尽管人类达到这种政治生活境地的历史发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应该被看成是实行新型的“社会政治”的起点,哪怕是最初的起点。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该属于这种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权力,是一种消灭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过渡性政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旧式国家制度。

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用,所表达的含义在现有的各种辞典中难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2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借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表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政治生活设想。[7](第178―179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孔德、斯宾塞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从阶级转向无阶级条件下,消灭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和阶级消灭之后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特点就是政治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把阶级社会作为一般社会,即研究抽象性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而使阶级的政治关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会学理论在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与政治在形式上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提出强调分析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行的社会条件,认识各种政治现象所必然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大了观察政治的视野,对传统政治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旗号来研究阶级政治问题的,从而导致他们抹杀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用所谓“一般的社会关系”冲淡和掩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从而使19世纪西方政治社会学思潮在方法论上具有虚伪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社会学说,虽然从社会实证方面对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素描与分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它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显然起着消极被动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不能把我们论及的关于“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视同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如果我们不对其从立场、观点、方法上作原则的区分,那就很容易使两种政治观点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政治观时,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区别。

四、“社会政治”的历史实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看,他们强调了对政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必然集中地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体现在国家政权最终归宿于谁的问题上,服务于谁。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雇佣劳动制成为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基本经济形式,“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第744―745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石。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是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还适用于无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必然要逐步回归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几点:

第一,“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6](第55页)。因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6](第55―56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6](第58页)因此,“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第58―59页)这就是工人阶级所独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府。第二,马克思以现实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指出,巴黎公社所体现的这些根本原则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他在驳斥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的言论时非常清楚的告诫人们:“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6](第60页)这就是说,巴黎公社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现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要求与愿望的人民权力,并不能单凭革命的热情与愿望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更高于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公社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创造过程,需要对环境和人的改造过程才能实现。马克思的这种对待巴黎公社原则的远大而求真务实的历史眼光,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所忽视。那些在革命暂时受到挫折或者资产阶级一时得势时而产生动摇的人们,认真地读读马克思128年前讲明了的这些话吧。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采取实际的步骤来逐步实现向社会政治的高级阶段过渡,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6](第341页)。无产阶级决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3至于什么是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怎样建立这种新型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或者“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语),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靠后人的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如何正确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在一个早晨消灭国家,而是通过“社会国家”和“走向社会政治”,实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基本思想缺乏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因而长期在政治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五、结论: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和进行有效积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也同样是逐步地建设和自觉的积累过程,而且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发展“社会政治”的方向,进行新政治生活的建设与积累,是社会主义政治形成的必须自然历史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提出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制定出一整套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是邓小平和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

注释:

1卢梭最初写作《社会契约论》,后将书名改为《论政治社会》,再改为《社会契约论》。现在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副标题:“一名:政治权利的原理”在《日内瓦手稿》本曾作过多次修改,初是《论国家的体制》,后改为《论政治的形成》,再改为《论共和国的形成》,最后在正本中定为《政治权利原理》(参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6页译注)。他在正文中称:“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9页)。

2据查,在圣西门逝世后的第七年,即1832年2月13日,《地球》杂志发表了名叫乔西安尔(圣西门的信徒)的一篇论文,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文为socialisme)这个新词汇;次年,在英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出现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3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但是,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了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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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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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罡叨罟愕囊恢帧?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摇?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右八淙焕罅搜芯空紊缁岬难劢?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崛鲜堆劢缫蚪准渡缁岬睦纷钌畲?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运凳俏颐橇饺说摹ㄎ镏饕宓睦费芯克贸龅慕崧劾床髂Χ难芯砍晒?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止ぁ⒉柯渌兄频萚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危机日益尖锐化起来,欧洲整个大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斗争形势逼近,使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方面来,以研究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为主要使命,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就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而创作的。然而,从他们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看,始终是把人类社会当做历史的整体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个大家所熟知的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定义,就明确地肯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承认人类社会形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几个时代。资产资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又是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第32—33页)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总原则,来撰写伟大的《资本论》的。

尽管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有关原始社会的论述。但是,在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尚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轻易作出结论,宁愿等待事实的到来,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断的猜想,像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9](第186页)然而,“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9](第193页)。只有当他们确信,摩尔根科学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之后,他们才明确宣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有文字以来的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同时,又确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的暂时性,这就等于历史的逻辑上告诉人们,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只能是“社会政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中谈到了“非政治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国家”、“半国?摇币约肮膊饕迳缁岬耐耆庖迳系拿裰骶褪浅沟紫鸸业鹊取U饩褪撬?在“政治社会”之后,必然有一个“社会政治”的到来。完全的“社会政治”的到来,是以全面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统治及其遗留为基本前提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内蕴不仅包括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包括实现社会政治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会化。阶级社会的政治是高度国家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高度社会化。当然,实现完全社会政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旧制度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遗留,还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困难、长期。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水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的境地,但开始了走向“社会政治”的新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不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同列宁、曾经反复指出过的那种“旧政治”划清界线,就不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在实践中严格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与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不认识到实现“社会政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历史过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的急性病,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社会政治”的独特历史阶段。

三、什么是“社会政治”?

“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政治观的基础上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社会政治”就是指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逐步回到社会之中;在使社会的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利益关系调控机制的程序化、科学化和公众化。一句话,“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原来意义上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手段,要进历史博物馆。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共同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纪律和公共道德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社会实行“强制”措施,已不是现代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性的权威机关虽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国家强力机关比照,从内容到形式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它是人类更为高级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尽管人类达到这种政治生活境地的历史发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应该被看成是实行新型的“社会政治”的起点,哪怕是最初的起点。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该属于这种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权力,是一种消灭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过渡性政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旧式国家制度。

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用,所表达的含义在现有的各种辞典中难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2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借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表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政治生活设想。[7](第178—179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孔德、斯宾塞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从阶级转向无阶级条件下,消灭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徒准断鹬蟮纳缁嵊胝蔚墓叵?这种关系特点就是政治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把阶级社会作为一般社会,即研究抽象性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而使阶级的政治关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会学理论在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与政治在形式上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提出强调分析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行的社会条件,认识各种政治现象所必然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大了观察政治的视野,对传统政治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旗号来研究阶级政治问题的,从而导致他们抹杀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用所谓“一般的社会关系”冲淡和掩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从而使19世纪西方政治社会学思潮在方法论上具有虚伪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社会学说,虽然从社会实证方面对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素描与分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它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显然起着消极被动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不能把我们论及的关于“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视同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如果我们不对其从立场、观点、方法上作原则的区分,那就很容易使两种政治观点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政治观时,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区别。

四、“社会政治”的历史实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看,他们强调了对政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必然集中地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体现在国家政权最终归宿于谁的问题上,服务于谁。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雇佣劳动制成为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基本经济形式,“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第744—745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石?5庵皇锹砜怂贾饕逭喂鄣囊桓鲋匾姆矫妗N颐侵?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是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还适用于无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必然要逐步回归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几点:

第一,“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6](第55页)。因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6](第55—56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6](第58页)因此,“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第58—59页)这就是工人阶级所独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府。第二,马克思以现实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指出,巴黎公社所体?值恼庑驹虻氖迪?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他在驳斥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的言论时非常清楚的告诫人们:“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6](第60页)这就是说,巴黎公社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现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要求与愿望的人民权力,并不能单凭革命的热情与愿望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更高于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公社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创造过程,需要对环境和人的改造过程才能实现。马克思的这种对待巴黎公社原则的远大而求真务实的历史眼光,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所忽视。那些在革命暂时受到挫折或者资产阶级一时得势时而产生动摇的人们,认真地读读马克思128年前讲明了的这些话吧。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采取实际的步骤来逐步实现向社会政治的高级阶段过渡,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6](第341页)。无产阶级决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3至于什么是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怎样建立这种新型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或者“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语),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靠后人的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如何正确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在一个早晨消灭国家,而是通过“社会国家”和“走向社会政治”,实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基本思想缺乏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因而长期在政治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五、结论: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和进行有效积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也同样是逐步地建设和自觉的积累过程,而且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发展“社会政治”的方向,进行新政治生活的建设与积累,是社会主义政治形成的必须自然历史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提出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制定出一整套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是邓小平和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

注释:

1卢梭最初写作《社会契约论》,后将书名改为《论政治社会》,再改为《社会契约论》。现在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副标题:“一名:政治权利的原理”在《日内瓦手稿》本曾作过多次修改,初是《论国家的体制》,后改为《论政治的形成》,再改为《论共和国的形成》,最后在正本中定为《政治权利原理》(参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6页译注)。他在正文中称:“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9页)。

2据查,在圣西门逝世后的第七年,即1832年2月13日,《地球》杂志发表了名叫乔西安尔(圣西门的信徒)的一篇论文,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文为Socialisme)这个新词汇;次年,在英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出现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3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但是,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了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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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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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高校思想政治课教材目前是05方案规定的四本书、五门课，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四本教材四门课加上“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五门课程构成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修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动态——形势与政策”。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的红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化的体现，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是社会创新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解释中国的现象和改造中国的现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生长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生命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历史。创新的本质就是主体遵循一定的规律将不符合特定目的的对象体系变换为符合特定目的的对象体系的过程。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断创新。善于创新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根本优势。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更多更好的中国梦的前提。一个不具有创新能力的民族或迟或早会被历史所淘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创新教育元素。

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的教育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教学方法使用得是否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教学活动的效果甚至成败。所以，加强教学方法的学习和研究，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对于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改进和优化教学方法，是当前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教学存在着“五多五少、五轻五重”的现象，即知识系统化多、抓重点少；理论讲得多，联系实际少；演绎方法多，归纳方法少；内容重复多，新信息少；课堂教学多，社会实践少；重教师主导作用，轻学生主体作用；重灌输，轻启发；重明理，轻导行；重理性说教，轻情感激发；重言传，轻身教。另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又难免会受到时间、空间、教师个人素质、学生整体素质、设施甚至教学经费等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尽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希望以最受学生欢迎、最有效的方式和手段组织教学，却依旧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以适当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将丰富的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在视觉、听觉、思维和创新上的诸多需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的特点，对教学方法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的认识问题、教学的环境问题，学生的学习动力问题等，都需要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来加以解决。近年来，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也逐渐得到深化，取得很多优秀成果。

目前，已经逐步形成互动式教学法、专题式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等几个大的类型。但是，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相应的局限性，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将各种教学方法进行有机整合，以实现优势互补就显得十分重要。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要选择与教学内容、与学生特点、与本人优势相协调的教学方法组合。前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指出，在教学方法现代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教育科研的重点应是各种方法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根据相应条件选择一整套最佳教学方法的理论和实践，即应重点发展教学方法最优化的理论和实践。用最优化方法培养人，培养最优化发展的人。所谓最优化，就是在给定条件下价值最大化。现代教育思想告诉我们，只有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学生在探讨、质疑、竞争、合作等活动中形成信念、提高能力、养成习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包括：一是强化三大认同，即强化大学生对中央政权、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强化对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社会理想的认同；强化对普遍真理、普遍规则、普遍价值的认同。二是培养三大能力，即培养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大学生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参与实践、自主实践、创新实践的能力；培养大学生以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为指导进行自我认知、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三是养成三大习惯，即理性思考、理性表达、理性行动的习惯；善待自我、善待他人、善待自然的习惯；守信、守德、守法的习惯。从认识上解决“以学生为本”并不困难，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落实“以学生为本”难度很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普遍较差、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程度普遍偏低，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和定见。我院左晓民教授、王思怀教授在教学方法上进行了宝贵的探索。提出的主体多维式教学法、五步教学法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国内学者在专题式教学、案例教学、研究性教学、实践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这些教学方法在普通高校运用起来困难重重，老师们运用时很难得心应手。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寻找到调动大学生自我教育积极性的有效方法。国内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正面回应大堂课的现实。许多教学方法并不适宜100多人的大堂课。教学方法的创新不是用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而是找到适合于任课老师、适合于学生特点、适合于课程性质的教学方法体系。教学方法体系因人而宜、因时而宜。以学生为本，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逻辑起点。只有能够充分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积极性主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是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引导大学生参与互教自育的实践才是最好的实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向体系化、人本化、实践化方向发展是比较明显的趋势。通过理论研究和教改实验，探索出一套便于教师掌握而又受学生欢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Mutual-teachingandSelf-educating）。该模式以教育学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为依据，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与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将学生的团队精神与主体精神巧妙耦合，将各类教学法进行优化组合，实现用最优化方法培养人、培养最优化发展的人这一根本目标。

“互教自育”教学模式以发挥教师积极性为主的专题式教学、以案例说理的案例教学法、团队学习法、实践性教学、研究性教学等方法融为一体，将其简化为便于师生操作的流程，即五环五步。学生的学习任务分为五环：第一环：听，听老师讲课、听新闻联播、听学术报告、听同学发言、听家长嘱托；第二环：看，看经典影视作品、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看祖国大好河山、看社会发展新变化、看社会前进中的新问题；第三环：讲，学生讲演、学生讲课、学生辩论、学生谈体会、课堂发言。第四环：唱，唱国际歌、唱国歌、唱国内外经典歌曲、唱励志歌曲、唱校歌。第五环：行，搞调研、写论文、做志愿者、学雷锋、勤工俭学。教师的教学进度分为五步：第一步：分，以8到10人为一组将大班分组，将理论教学内容分解成专题，将实践教学内容分解成项目，每组分配大致相同工作量的任务；第二步：导，教师要对各小组长进行辅导，把其培养成小老师，由其对组员再进行工作辅导；第三步：选，各小组在内部对其成员的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比，推选代表本组最高水平的项目负责人准备参加大班评比；第四步：赛，选择活动场所进行正规比赛；第五步：评，学生分别给组长的组织能力打分，学生在自评、互评的基础上给任务完成情况打分，在此基础上教师出学生的最终评价。我国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实行大班教学，规模从70-300左右不等，一般以120人左右居多。采用这种大堂课教学的主要理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数量不够、教室也不够。大堂课教学的效果总的说来不尽人意。近年来各高校“大力提倡运用启发、点拨、诱导等多种教学方法．重视和提倡综合、归纳、渗透为主的教学方法体系，灵活使用案例式教学法、研究性学习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悬念诱导式教学法、信息反馈式教学法等，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考试方式的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在实施创新教育过程中起着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关键作用。考试改革的思路和措施是：转变传统的考试观念、充实考核内容、考核形式多样化、评价方式多元化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两翼，既要晓之以理，也要践之以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过程实践性的增强决定了在考试中要体现理论结合实际的内容。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学校应利用假期、周末和课余安排学生参与实践活动，使学生加深对基本国情的了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并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为了提高道德教育的效果，使学生能更好地主动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要把实践教学环节的主要形式作为考试的重要内容。教师要把实践教学制度化，通过调研报告、小论文、热点专题等多种方式进行考核。”

三、结语

从教育学、心理学角度来讲，大堂课适合于情感教育教学而不适合于理论教育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大趋势应当是统分结合，即大班互动与小班辅导相结合。可以这样讲，如何突破大堂课教学瓶颈是摆在全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的一道创新课题。基本思路是首先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一体化，减少相互重合的内容，将教材体系转换为课程体系，再将课程体系整合为一体化的教学体系。在课程一体化基础上进行小班授课与大班授课的对比实验。最后在基本不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平均工作量与课程体系基本信息量的基础上减少培养方案的授课时数，普遍回归小班教学。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1.尊重学生主体性。独立学院学生有个性、善于表现、思维敏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些特点，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尊重培养对象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施教者的导向作用只有凭借培养对象这一主体转化为认知变化的主观动机时，才可能在其上建立更高级别的认知结构。在施教过程中，注重内部力量的引导和调动，充分考虑兴趣、情感、意志、性格、动机等因素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影响。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的接收器，而是知识、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家和实际问题的积极解决者。学生必须亲自参与、体验和实践教学的所有环节和过程，通过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解和研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和应用，并内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教师则主要发挥规划、指导、管理和评价的作用，做学生的“引路人”。因此，这样的实践教学既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主体性，也没有忽视教师的主导性。

2.教学方式多样性。从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过于重视课堂理论教学，只是对学生进行简单的理论说教和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机械的教化和启蒙，导致学生思维方式固化、单一，学习效率低，学生个性得不到发展。现在的实践教学则能实现书本理论思维和实践感性经验的结合，从而让学生真正获益。今天的世界瞬息万变，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而且速度快，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密切联系社会现实，针对社会热点问题有效的展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则应根据学生的思想、行为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教学内容恰当选取教学资源，灵活地选择各种教学方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实践教学可运用演讲、辩论、讨论、研讨、视频资料赏析、读原著、校内专题活动、校外调查、撰写实践报告和论文等多种形式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3.教学环境灵活性。过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理论教学只在教室中进行，而当前提倡的实践教学开展的范围就宽泛的多了，既可以是课堂上又可以是课外，而课外的实践教学既可以在校内也可以在校外，校外实践教学还可以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在这种方式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学环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课堂、班级、校园、团队、家庭、组织、家乡、国家以及社会中都可以进行教学活动。广泛的实践教学能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能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特别是在丰富多彩的社会中，感受事物的多样、变化和联系，有利于学生加深对课堂理论的理解。

4.教学效果持久性。实践教学不同于传统的接受学习，而更多地体现在为学生学习创造结构性的学习情境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发现，学生在探索中发现的正误答案具有反馈性质，这也有利于实践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学生自己发现错误并自行改正，此过程所产生的强化作用比外在的奖励具有的价值要大得多。这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促进学生掌握方法和技巧，对学习材料的记忆也更长久、更牢固，因此这种教学效果更具有持久性。

二、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应注意的问题

关于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研究，目前教育界、学术界尚无成型探索。而部分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已初步形成，教学效果良好，获得领导、教学专家、学生的认可和较好评价，并在实践教学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实践教学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亟待从理论上加以梳理、总结和研究，力求通过改革与创新获得更大水平的提高。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密切结合相关教育教学的科学理论，立足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际，坚持走特色化发展道路，以大胆创新的精神、锐意进取的勇气，积极推进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为提高独立学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强化学生学习效果、提升教学境界、形成教学品牌、扩大社会影响而进行积极地探索与钻研。及时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深化理论研究，加深对独立学院实践教学规律的理解，以科研促实践，为独立学院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贡献力量。

1.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应解决的关键问题。①在改革与创新中，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地安排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各教学环节间的衔接性与连贯性，形成整体合力，提升实践教学水平。②在深入研究、广泛借鉴、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灵活多样、适应性强、富有创新价值、符合独立学院学生特点的实践教学形式，不断地提高实践教学的趣味性、针对性与实效性。③在改革与创新中，不断探索实践教学新机制，力图解决如何在学生间更加合理地分配实践教学资源的问题，既要使全体学生普遍受益，又能够充分调动起先进分子的学习积极性。④在改革与创新中不断提高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积极性，提高实践教学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全面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⑤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明确教师的职责定位，充分调动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进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⑥在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成果，探索提高实践教学成果质量的新路径，更加科学、规范、合理地管理实践教学成果，对个别优秀地实践教学成果要充分挖掘其潜在的社会价值，及时推广，扩大其社会影响。⑦建立更加合理有效的学生成绩考评机制，将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与实践教学考核成绩及平时课堂表现成绩有机地结合起来，用科学的考核机制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进行全面考查，同时也对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产生有效激励。⑧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水平，开拓新的境界，坚持走特色化建设道路，及时总结经验，发表科研成果，抓牢宣传阵地，扩大社会影响，力求形成具有独立学院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品牌。

2.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应制订的计划。①对独立学院已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经验，查找不足。②结合独立学院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际对独立学院的实践教学规律加以理论研究。③在上述基础上形成“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的实施方案。④在实践中落实并不断调整整改方案，切实推进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的步伐，最终完成既定目标。

3.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应采用的研究方法。①采取项目组工作机制与教研室工作机制相结合的组织实施及领导办法。②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相互结合与推进的方法。③采取以部分教研室所进行的实践教学改革为试点的方法。④采取阶段性验收检验与及时调整改革方案的方法。

4.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应达到的效果。①通过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切实推进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水平，形成教学特色和品牌影响。②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提升独立学院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其他方面的综合素质及社会竞争力。③通过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实践，加深对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规律的把握，形成富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④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过程中，将涌现出一批较高水平的学生实践教学成果，从而产生出一定程度的积极的社会影响。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我国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引发了人们在社会意识领域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众多方面的巨大变化，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校政治理论教学作为为国家培养未来合格建设者的重要途经，如何面对这种变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一个新的课题。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要着眼于提高大学生即未来劳动者的如下素质：德育；竞争、合作、实力、平等意识；心理素质；听说读写能力。要克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目前存在的弊病，就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搞好学法指导，改革高校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迅速向前发展，同时也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目标、思维方法、道德风尚、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如何适应经济基础的这种深刻变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市场经济服务，这是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必须正确面对。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教育为市场经济服务，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教师从事第二职业，经商赚钱，而为市场经济培养大批合格的高素质的有用之才，才是教育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功能最集中的体现。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为市场经济服务，必须考虑它的学科特点。由于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不能象职业技术教育那样直接训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直接培养能为市场经济顶岗工作的各级各类人才，因此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任务只能是提高大学生——未来劳动者的素质，为他们将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岗位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大学生经过高校的既定培养，素质好，质量高，人才的素质就会相应提高。可见，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虽不能直接培养劳动力，却可以通过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富有创造力、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高素质人才，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培养的未来人才素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着力于培养大学生——未来人才的如下素质：

1.1德育为先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按照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照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所以，要使现在的大学生将来在工作中适应市场经济，就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感情。

市场调节、等价交换、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三个基本要素。实行市场经济，将使得生存竞争、等价交换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原则，那种人际关系的开放性、流动性对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道德上的互助、回报和评价机制产生巨大的冲击。市场经济会造就人们的务实精神，也会形成功利主义，使人们的行为受功利驱使，缺乏对价值的追求；能够培养人们的自主性，也会产生利己主义，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等负面现象。要使大学生将来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合格有用之才，就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注意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科学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引导他们遵纪守法，对人民负责，有主人翁精神，忠于职守，对工作埋头苦干，精益求精，团结互助，乐于助人，先人后己，见义勇为等，为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后，具有基本的社会公德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打好基础。

1.2渗透一定的市场意识

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只有学会掌握了这些特点和规律，才能在市场经济中成为胜者。因此，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注意渗透一定的市场意识。

1.2.1竞争意识。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而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竞争来实现，各行各业都存在着竞争。没有竞争意识，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中就无法生存。但是又必须让大学生懂得，社会主义的竞争是要使自己上去，同时还要带动竞争对手跟上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用卑鄙手段把对方整下去是不同的。

1.2.2合作意识。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里，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合作关系、伙伴关系日益加强。为此，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教育学生具有合作能力，在合作中取得成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不具备合作能力，没有良好的互助意识、和谐的人际关系，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发展都会受到损害。当然，大学生必须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同时也有合作，在合作中的人才要具备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否则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合作能力本身一种很强的竞争能力。

1.2.3实力意识。竞争的实质是一种实力的对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谁能运用现代化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形成更强的行为能力，主动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的最新成就，谁就具有了保证和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要让大学生懂得，未来竞争实力必须在大学阶段打下牢固的基础，为此需要勤奋学习知识，刻苦练习技能，充实自己。

1.2.4平等意识。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则，它的实行要求有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同时也要求人们应该有必要的平等意识，因而需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启发大学生维护正义，坚持公平，识别和抵制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

1.3进行心理素质培养

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保持良好的心理效能状态，并能面对激烈竞争、困难和挫折、成功与失败等各种因素，随着环境条件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而达到与外界的心理平衡，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也是未来个人获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因此，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的意志、毅力和耐挫力，自主意识和自主性，自信心和自制意识，进取意识和风险意识，惜时、求效和诚信意识等。让他们有坚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和强烈的生存发展能力，更要有良好的稳固的心理素质。

1.4培养听说读写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是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息反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与需求的及时协调。在市场经济中，迅速捕捉、正确分析、及时输送信息，将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就要求人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形成，要靠在大学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重视大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教会大学生自我学习，让他们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教师要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大学生，未来的社会是科技的社会，知识的社会，终身学习的社会，而听说读写是最基本的学习能力。教育他们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才，不仅要肯于学习，还必须要善于学习，不具备学习能力的人将很快成为社会的落伍者。

1.5渗透就业意识。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读好书、考高分、上大学、端“铁饭碗”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需求，以至形成千军万马共挤独木桥的严峻局面。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已经不“铁”了。因此，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意识的教育，让大学生意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各类的人才，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种正当的职业都是社会需要的，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此，就会有利于他们将来形成正确的就业意识，安心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岗位的工作。

2.目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弊病

应该说在广大高校“两课”教师的辛勤耕耘和努力探索下，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可喜的成绩，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面前，则暴露出诸多不适应之处：

2.1德育不够力。目前，绝大多数“两课”教师已重视了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但从整体上看不够得力，效益不高。其表现有三：一是节外生枝，借题发挥，生拉硬扯，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二是德育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脱节，造成整体效益不高。三是联系实际不够，特别是涉及市场经济方面的内容时，常常感到比较棘手。

2.2课堂教学讲析多，训练少。学生学习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对所学知识消化不良，难以通过运用形成学习能力，影响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因而教学效率不高。

2.3重读写，轻听说。听说是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它在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由于种种原因却轻视甚到忽视听说，影响了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就必然会对未来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适应岗位工作造成不利。

2.4政治理论课考试存在不少弊病。如光考读写，不考听说，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等，这些问题的不同程度存在，均有碍于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3.对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3.1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全面提高大学生素质。

要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就必须首先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当然，转变教育观念应该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两课”教师的任务。“两课教师”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应该得到大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得到行政部门的有力支持。但是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思想，冲破束缚，以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要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就要继续在高校政治课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德育的有机结合。要善于联系在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实际，求得实效。还要重视听说教学，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听说能力，注意使大学生全面打好基础，在各方面都能有所提高。大学生应该提高的素质包括很能多方面，需要大学阶段的所有学科各司其职，共同承担。高校政治理论课毕竟是大学诸多课程中的一种，它有其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无法起到大百科全书的作用。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既要注意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又要顾及政治理论课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不能越疽代疱。要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还有一个“两课”教师自身素质方面的问题。教师的读写能力不强，难以有针对性地点拨大学生；教师的听说能力不强，则难为人师以教好学生。

3.2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课堂40分钟是教学阵地，要提高效率，关键有三点：一是要根据教材的知识结构、编排体系和本节课要教学的内容、对照大纲的有关要求，明确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或教学目的，避免走弯路、做无用功；要用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使大学生学会学好，保证本节课达到既定的目标；三是要有时间观念，搞好课堂设计，合理安排每一个环节，充分用好课堂的每一分钟。忽视了时间因素，也同样会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3.3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高校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性、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学科。必须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因此，高校政治理论教学必须面向实际，注重运用，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学科的特点。为此，要有计划地开展大学生的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活动，创设必要的条件，让大学生从中接触社会实际，从中了解“实际”对政治理论课学习的需求，启发大学生为满足这种需求而进行实践和锻炼的自觉性。如此，则可以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政治理论课需求的适应性。

3.4搞好学法指导，培养自学习惯。方法好比是“过河”的桥和船，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方法不当，事倍功半。教会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不仅可以使大学生得利当时，而且能够终身受益。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素质，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未来岗位工作都是极有用处的。在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广大两课教师对教法比较重视，并进行广泛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但是相比之下，对于学法的研究和指导就显得非常薄弱，至今尚未引起普遍的重视，至于自学习惯的养成，由于非一朝一日可就，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故必须从一时一事抓起，严格要求，持之以恒，不可有所懈怠，更不能有丝毫轻视。总之，尚需在今后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进一步搞好学法指导，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自学习惯。

3.5改革高校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根据目前高校政治理论课考试状况，有必要进行以下方面的改革：关于考试内容，应该变只考读写为听说读写的全面考查；变注重基础知识为在注重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考核；变注重考查思维的结果为注重考查思维的过程。关于考试形式，应该变单纯的闭卷考试为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笔试与口试相结合。关于考试安排，可以采取集中与分散结合的办法。听说考试分散在平时进行，记入阶段性考试总分。高校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势在必行，企盼着广大“两课”教师克服困难，开拓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来，为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断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迎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当代广西》2005.第18期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一)“育人塑才以立德为先”是基本的人才培养规律

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承担着“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社会满意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责任。“社会满意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应包括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综合人文素质及良好的职业技能等。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高职高专作为国家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只要突出职业技能教育即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应该大量减少甚至取消。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受其思想观念支配的，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培养出来的人才即便具有良好的职业技能，也谈不上是高素质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应根据“育人塑才以立德为先”的人才培养规律，积极发挥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实现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功能，通过课程内容的教学，能够提升高职高专学生的精神品位，丰富其心灵世界，使他们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一些人就业之后发展缓慢甚至遭受挫折、失败，问题往往不是出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上，而多是出在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上，即综合素质上。而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教育教学使学生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和集体的关系，成为有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的人，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全面发展。

二、传统高职人才培养改革培养模式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问题

(一)当前教材难以适应人才培养需要

课程目标定位的针对性和职业性不强，高等职业教育特色不鲜明，难以适应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改革目标。企业岗位或岗位群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并没有成为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设置的重要依据，因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定位与高职高专教育的就业导向相距甚远。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观念落后，教学方法单一

一些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把高等职业教育混同为一般的高等教育，没有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不能承担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德才兼备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社会责任。此外，在教学方法上也较为单一，一般都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重“灌输”而轻“渗透”，重形式而轻效果，没能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内容未能贴近生活，未贴近高职高专学生实际情况，因而难以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再者还存在重“课堂”而轻“实践”的现象，致使教学形式流于盲从。

(三)实践教学未与其他学科实践教育形成有机统一整体

现在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上都实行“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在实践教学中一般采用课堂实践教学及社会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这些实践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实效性有所提升。然而这些实践教学活动存在的问题是流于形式，未能很好地与行业背景和学生专业、职业背景相结合，没有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在整个实践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未与其他学科实践教学如实习实训相结合，而是自成一体，这既浪费了大量资源，又割裂了思想政治教育各个环节的有机联系，没能形成一个实践育人的有机整体。

三、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改革模式改革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效性的对策

(一)重新定位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

结合上述目标，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重新定位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一是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保持一致，确保最大限度地将国家意志转变和内化为高职高专学生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从而体现该课程的政治导向功能;二是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主动调整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凸显其高职特色;三是充分考虑高职高专学生实际，使教学过程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树立职业教育

理念，进行教学模式与方法创新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树立起职业教育的理念，在教学中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在教学的各个环节结合高职院校学生实际及职业教育改革的目标，针对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其次是在教学内容上要突出职业教育特色。教师在教学当中要结合自己所在院校的行业背景，并结合所教授学生的专业背景，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如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将行业、企业、职业等要素融入课程教学，强化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培养，促进学生知识、技能、职业素养协调发展。三是要进行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创新。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对话式教学，积极开展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场景教学、模拟教学等。

(三)立足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突出职业道德教育

在具体的教学组织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结合行业和专业背景，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突出职业道德教育。首先，加强职业规范教育，培养职业道德观念。要重点进行职业道德基本规范教育和训练，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观，培养其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素质，以诚信敬业作为重点。其次是加强职业意识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和创业观，树立职业自豪感，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三是加强职业心理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四)整合有效资源，形成有机统一的实践育人体系

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人才培养方式由以学校为中心向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转变，人才培养目标由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实践教学比重将达到总学时的一半以上。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这一新的育人模式下，学生的专业技能素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法律素质则有被不断弱化的趋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的是在实践中检验和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及法律素质;专业实训、实习教学的目的是在实践操作中检验和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素质。立德树人是两者的根本目的，两者都为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利用专业实习实训教学资源，在专业课实践基地中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平台，以充分利用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条件和资源配置，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纳入专业实习实训当中，以形成资源有效整合、专业实践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有机统一的实践体系。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1.学校环境

高职教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就业教育。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应用性人才的目标定位决定了院校领导突出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重视专业课建设，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甚至有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看作“虚”的政治任务，在师资队伍、课程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往往不能予以保证，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处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状态。这也使得很多思想政治教师“寒了心”。因此学校完全有必要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

2．师生互动

主要在于解决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的矛盾。以教师为主导，搞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放弃教师的主导作用，片面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致使教学过程放任自流，同样是不可取的。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应转变观念，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理论辨析。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教师主导性作用，让学生的自主性和实践意识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教学效果。同时注重师生间的情感互动，将学生当作自己的朋友，充分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结合他们的专业及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的差异因材施教。这样不仅能够很好地改善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能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教学设计

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尤其是作为“90后”的学生，他们讨厌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的讲解，这时就需要如努力实现教学方式多样化，加大学生的参与性。可适当引入社会热点问题，引发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同时顺势引导，培养学生对社会现实热点的正确看法，避免偏颇；增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参观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或博物馆，利用现有资源对学生进行实物教育，引发思考“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利用影像、图片等形声兼备、感染力强的声像资料，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吸引眼球；注重引导学生课余时间使用网络的频率，关心时政大事、社会热点，正确看待网络评论。

4.考试模式

目前，不少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考试方面进行了改革，不再是采用过去传统单一的期末考试方式———闭卷考试，更多的是把学生的校内平时表现纳入成绩考核当中。采取理论与实践、平时与期末相结合的办法。在理论考核上，命题形式要灵活多样，主客观试题比例适当，如判断、单项选择、多项选择、问答题、论述题等多种题型，内容上突出重点、覆盖全面；在实践考核上，既要考核学生的平常表现，也要适当地考核其参与的校内外实践成果，从而引导学生既注重理论的掌握，更关心知识的运用；既重视期末复习考试，也关注平时习惯养成，最终使其终身受益。这种既重视学生的学习方式，又能够很好的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

二、结束语

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已日渐凸显。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宏观指导思想下，各高职院校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听从指挥、协调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培养高校育人环境，以小环境来影响大环境。只有和时代同步，和青年同步，吸收新思想，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迎难而上，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举这些例子，笔者无非是想说明，观察国际事务，可以有很不一样的角度，而每个角度可能都有其价值，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取其一点而排斥其它。事实上，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和多样化，并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一种“理论”。问题是，第一，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层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强调某个角度的正确性与独占性；当某人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国际事务时，他可能实际上采取的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角度，甚至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的、纯粹现实主义学派或纯粹自由主义学派的角度。其实，采取什么角度是无所谓高下的，歧见本来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国际政治学中十分有力的一支解释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南美一些学者的“依附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们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解释，得到了包括欧美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但由于我们对它缺少透彻的探讨和说明，加上某些“声名败坏”的“理论”的歪曲肢解，在我们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了事实上最不受人重视的一派，正式的宣传与实际的探索像是“两张皮”。“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才是真正最严重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现有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已有“分株杂交”趋势，但“分株”并不十分明显，“杂交”也不那么多样；现有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达到“色彩丰富、思潮杂多、学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论要么像是别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国学术界的“全球主义学派”；要么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比如一些以“填鸭式教学”为已任、以“剪刀加桨糊”为手段的某些教科书；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实践”定义的特殊“有用性”，作为“理论”适用与否、正确与否、深浅与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准的“动态分析”。严重之处恰恰在此。我们不是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主义学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国外研究、又透彻理解本国国情和需要的全球主义学派；我们不是不需要教科书，而是需要既能表现编者的独立分析能力、又允许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书；我们不是不需要对外政策论证（包括某些动态分析），而是需要高水准的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众多战略策略论证。

三．“中国特色”问题

分析到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国际政治学界颇有争议的“中国特色”问题，这不止是因为它涉及到上面所说的“角度”差异，也由于它确实关系到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几年前出版的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写道：“中国学者写国际政治的书，总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国人后面走，但做到这点实属不易。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至今尚无共识。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学说（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本来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也不例外：列宁主义和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现象的解释各有自成一体的道理，美国人、英国人对‘中心－边缘’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学者的说法又不一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谋略术与欧美现代战略战术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会是一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到国际政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美国学派’、‘日本学派’、‘俄国学派’、‘中国学派’等等，因此讲‘特色’也未尝不可。但我倾向于现阶段少讲或尽量不讲，尤其不要讲‘有特色的体系’之类的话。理由很简单，我们迄今仍然谈不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政治学有多少贡献－－不论从构架到概念、从命题到论点、从宏观的历史归纳到微细的专门研究。中国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现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目前尚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我们的发言权不多。中国这样大，历史传统这样悠久，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但特色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谓‘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现阶段不宜多宣传‘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学术研究）也应当这样，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追求、对策分析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9]

现在笔者依然坚持这些看法，但想加上几点补充意见：一点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也肯定会有独具特色的国际政治观，它与中小国家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小国的资源、人口、地理和经济，可能决定了它们不得不依附于某个或某些大国，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建立在区域共同体和国际社会的强力支持下；小国可能是完全外向型的、单一的贸易或金融经济（如caribbean地区的某些旅游岛国），可能是完全衍生型的分支文化（如cyprus的文化就源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大民族文化），可能是完全依附型的外交与政治（如被称为“国中国”的andorra、sanmarino、monaco、swaziland、bhutan等小国，就丝毫不可能奉行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和印度等国对抗的内外政策）。小国通常不易拥有十分长久的历史，不易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不易拥有学科完整的大学；甚至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小国也不易贡献群星灿烂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总而言之不易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等国家有中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外交理念，它们同样适合了中等规模的人口、经济、文化和地理特点，譬如讲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及和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些国家，特别重视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区域安全共同体等问题，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学者对它们常有精彩论述，但中等国家鲜有涉及国际政治结构和规则的宏观理论贡献，它们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创造力聚焦在国际关系的“中观层面”（medianlevel）。[10]

国际规则历来是大国制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架也一向是由主要大国的学者提供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国，从来不会长时期地完全依附他国，不论是政治经济或者思想文化，除非它（们）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国对他国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大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所以能够凝聚在一块领土之内，必然有它独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独特的政治架构发展，有它独特的经济方式支撑；大国之间互相抄搬的情形极为罕见。从当代国际现实观察，国际关系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国没有自己的国际政治观念，只不过在有的国家那里这种观念可能比较成型和理论化，在有些国家中则不那么系统齐备。美国和苏联自不待言，英国有“国际社会学派”，法国和德国各有“历史社会学派”和“社会批判理论”，日本人特别重视“霸权后时代和霸权后结构”，连印度也出过圣雄甘地的“和平理念”和尼赫鲁的联合第三世界抗衡西方列强的思想。拿我们自己国家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直至、邓小平，都提出过引起世人高度重视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尤其是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策略、游击战理论和人民战争思想曾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过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令“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变得更有吸引力。尽管目前中国仍然缺乏能与某些发达大国相比的国际政治理论，但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中国人－－从决策者到知识分子直至普通百姓－－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无论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完全依靠别国提供的经验和模式（哪怕再好的经验与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政治观；同时，有更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本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及丰富的思想渊源，实践和理论的探索工作正在各个领域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这种视角精确化全方位化，把这种观察深入化系统化，把这种结论理论化逻辑化，自然就有了“中国特色的理论”。

然而，仅有好的意向是不够的。我想补充的另一点意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地透彻了解国外、尤其是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甚至不是充分条件，而是起码的前提条件。逻辑上讲，它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道理；然而实际生活里，它又是一个需要千辛万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被人接受的东西。所谓“逻辑”是指，如果你不知道别人拥有什么或正在创造什么，你是不可以向世界宣布你的“特色”的。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但在我们日常国际政治研究当中，大量出现的却是一种反逻辑的现象：许多自称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和观点及教科书，是在作者编者基本上不了解其它国家的同类作品及其思想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作者编者完全不懂外文、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手的外国研究资料的情况下，生编硬造出来的或者生抄照搬出来的。也许，大国的国际政治学者有可能在不谐外文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毕竟与小国的同行不大一样；但大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家至少也应当通晓已译成本国文字的国外同行的著作，比如说，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创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或“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策略”时，起码这意味着这类理论不同于美国和前苏联等国同行的国际战略学说或外交政策学说。但据笔者－－顺手举一个例子－－对目前国内大学使用的近十本国际政治教科书的考量，作编者们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似乎很少留意近十年来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国际政治译著，至少从教科书的字面上见不到这方面的批判借鉴工作。[11]国际政治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同，它本身是一个被移植的、幼稚的学科，如果没有对国外知识及其进展的洞察，大概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创造”。

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中，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相对单一到逐渐多样，应当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看看“”期间和此前的状况，看看现在的众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以及招生盛况，看看学术界渴望进一步发展、渴望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就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大。然而，笔者以为，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我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水准距国外同行还差很大一截。冷静地观察，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可以视为“基本具备自我意识”的阶段，包括学科建设的强烈意识、批判借鉴外国经验的审视意识和探索中国视角的自觉意识等，它明显超出了此前仅仅是应付政治任务或教学工作的阶段，也即我常说的所谓“撞击反射”式的被动且无意识的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对外部的了解已经很够，更不等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很好；迄今为止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连一本探讨本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专著都没有，这与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界中国同行的成就相比令人汗颜。中国学者仍然需要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样坦承差距和虚心学习，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状态。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恰恰相反，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借鉴是着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别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才会实现新的超越。在功夫未到以前，出现的只有虚骄之气，造成的仅仅是“沙滩上的建筑”。

那么，具体到研究领域，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还存在什么缺失呢？这里，笔者仅仅结合自己近一段的研究体会，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所列举的问题既不带有重要性的顺序，也不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清单：

第一，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其它很多学科领域里，中国同行们已经写出了或正在努力撰写本专业的思想史学说史，如经济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史学史等等；而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努力－－包括任何大学的教科书或任何专业研究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梳理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却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现在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大概只有一本译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当成国际政治思想史方面教研参考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一种学说的思想形成脉胳尚未被摸清以前，是不可能建立新的比较完整的理论的。我以为，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份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machiavelli、hobbes、hegel、kant、marx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gandhi直至当代的s.amin、i.wallerstein、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邓小平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等内容。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国际政治思想史》或《国际关系理论史》，可以被看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认真的努力。

第二，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缺乏对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极个别的“供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等），国际政治学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讨学科建设理论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进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陆续翻译了一批公认的经典作品，如h.morgenthau、k.waltz、m.kaplan、j.burton、h.cardoso、r.keohan和j.nye等人的主要代表作，这方面上海倪世雄、金应忠和冯绍雷等学者的工作，北京邓正来、宋新宁、王缉思等组成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总起来看，我们不仅对国际政治学的古典代表作介绍得不全（如雷蒙德?阿隆、沃伦斯坦、莫德尔斯基、昆西?赖特、伊萨克?阿明、马丁?怀特和汉迪?布尔等国际政治思想大家的著作，又如“国际社会学派”、“学习进化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等，就完全没有翻译介绍过来），特别是对于国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各种新的重要思潮、学派和方法论（如“新自由主义”、“国际生态政治论”、“建构学说”、“认同学说”、“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国际批判理论”和“国际女权理论”等），国内学术界注意得不够，几乎没有任何系统介绍。依笔者观察，这些新的理论流派中，除个别属于工具性、方法论的派别外，多数都是“实体性”理论，即有自己的本体论和价值观、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理论，它们对于建立一个基础扎实、门类齐全的西方当代国际政治学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在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过的“哲学热”之后（它与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的强烈召唤有直接联系），近十余年来，哲学思维和方法对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激发推动，似乎处于冷冻状态，人们很少感受到作为这种“智慧”之学的幅射。而在80年代以后的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哲学的启迪功能似乎越来越明显，典型的事例有“罗马俱乐部”首创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对思想界的深刻影响，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哲学“社会批判理论”对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的持续冲击，以及结合了大量哲学思考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等“后学”对旧的以权力政治为中心内容、以科学主义实证为主要研究途径的正统国际政治主流学派的强大挑战。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它们也许不能给人直接提供政治观点、价值判断或解释困惑的具体途径，但它们能够刺激人的想象力，加强研究者的审视意识，尤其有助于超出文本进行思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强的，主要还不是具体的学说观点或专业知识，而是哲学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锤炼。也许，中国的哲学界与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协作密切之日，就是高水准的“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有望形成之时。同理亦适合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对其它学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笔者并不是说中国学者非要照搬西方同行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决策论”，而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他们那样，用各种自然科学或其它现代的方法，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学派和论说。

第四，我们可能既缺少“实用主义”以外的其它学派，也缺少精细、专业的个案分析。如前所述，中国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学派观点的混合，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传统文化”；它们的基本取向是实用主义的，它们的研究途径多半是动态跟踪式的，它们的分化与组合既不明确、也不有力。举一个例子：在对外政策分析和时下流行的所谓“大战略”研讨中，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外事无小事”的教诲和“敌我友”界限的警惕，每每总是支配绝大多数文章和讨论的主题与主调，它本身也许可以理解，问题是这之外的其他见解和流派（包括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始终得不到充分阐述和发挥。对比一下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对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状况，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内部形成的学派分支显然少得多也弱得多。由于探索不充分、见解不多样，新的流派难于发育，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始终长不成一棵根茎粗大、枝繁叶茂的大树。这当然是任何真正期待“中国特色”早日形成的人所不愿见的。与低水平重复的总体局面相一致，我们的个案研究、专题分析与国外相比少得可怜，多数“变成铅字”的文章和专著并没有在某个专题或领域上深究下去。对比之下，笔者很喜欢（不是同意、更不是“盲目崇拜”）国外一些同行的专题作品，例如j.nye主编的《能源与安全》、iainjohnston著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j.elshtain的《女人与战争》、p.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m.handel的《国际体系中的小国》以及hung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等等。这些属于国际政治学的专题著述，能在一个小口上切得很深，把相关的资料或争论包揽无遗，对有兴趣的读者实在有益；而且，我想加一句的是，它们的数量相当多，尽可任不同志向、趣向的学生和批评家深究点评。

理论或许是“灰色的”，但理论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按照实际生活的步履，更新自己的思想观点。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应当瞄准国外同行，有一个新的起点。

[1]jimgeorge,"thebackwarddiscipline:someintroductorycomments",thefirstchapter,"(re)introducingthetheoryaspractic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ublishedby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94,p16.

[2]前苏联东欧等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状况大致与中国大陆接近，有关情况可参见:margotl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sovietunion";leonmangasarian,"imostennichtsneues?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germandemocraticrepublic".bothinhughc.dyerandleonmangasarian(eds.),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stateoftheart,publishedbythemacmillanpress,ltd,1989,pp229-243,pp326-339.

[3]fredericks.dunn,"thescop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stanley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15,byprentice-hall,inc.1960

[4]詹姆斯?多尔蒂（james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pfaltzgraff,jr）合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contend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10月翻译出版，第27页。

[5]1995年上半年，笔者曾经参加李琮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重点课题，内容是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现状、成就和问题”。之后，笔者写成一份报告《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现状、成就及建议》（不供发表），本文的部分内容便取材于此报告。

[6]6．martinwight,"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theory?"injamesderderian,edit.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investigations,pp15-35.

[7]7．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7－18页。

[8]stanleyhoffmann,"internationalrelationsasadiscipline",ins.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1960,byprentice-hall,inc.pp1-4.

[9]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出处同前，第11－12页。

[10]有关“中小国家的意识形态”、“中观政治学”等概念，是欧美国际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新开发的一个研究领域，例如可参见：michaelhandel,weakstatesintheinternationalsystem,1990.fgvffvpublishedingreatbritainbyfrankcass&co.ltd.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1.1感染作用

“感人心者,莫过于情”，情感是打开人心灵的钥匙。所谓感染就是以情动情，也就是说情感具有感染他人的效应。情感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兴奋、激动、愉快的情绪体验一般来自于积极的情感，人的积极情感一旦被激发，就会对自己投身的活动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教育者积极健康的情感可以通过真挚的表情、丰富生动的语言、适当的动作等外在信号向外传达，自然而然营造出的良好情绪氛围就会在课堂中蔓延，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蕴涵、所展示的精神形成一个巨大的“感染场”，使受教育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感染，受教育者就会很容易接受教育者所要传授的教学内容。同时，学员的积极情绪又反过来感染教师，从而形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

1.2驱动作用

巴甫洛夫研究发现，皮下层中枢即情绪中枢是大脑皮层活动的主要冲动来源，也就是说人的情感是行为潜在的动力机制，情感是知与行之间的通道。“情感产生快乐或痛苦并由此构成幸福或苦难之本质，因而就变成行动的动机，是欲望和意欲的第一源泉和动力。”[2]如何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传授的认知转化为学员外在的行为是当前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教学中，就可以充分运用情感这一中介力量发挥其驱动作用。通过情感这一内动力加速思想政治道德认识转化为行为的进程。正如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说服是通过听众动感情而产生效果的，因为我们是在痛苦或欢乐中，在爱与恨的被动中作出不同决定的。”

1.3迁移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员所表现出来的对学员发自内心的爱，对学生的尊重、理解和信任，会产生一种亲情的力量，从而建立起民主、平等、真诚、友爱的师生关系。古人云：爱其人者，兼爱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说的就是人情感的迁移性，即个体对他人的情感会迁移到与他人有关的事物上。青年学员正处于青春发育期，他们的情感丰富、敏感、易变，迁移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交往，教员与学员之间的心理相容和心灵共鸣是思想政治理论从认知到行为转化的基础。只有师生关系融洽和谐，学员才能积极主动地、心悦诚服地接受教员所传授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情到理方至，情阻理难通”，学员把对教员的感情迁移到他所教授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从而“亲其师，信其道。”

1.4潜隐作用

不愿意被教育、不愿意拘束是人的天性。近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总体上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仍差强人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教员毫不掩饰地宣扬课程的教学目标，以说教的方式“强迫”学员接受，自然引起学员对课程的抵触心理。苏霍姆林斯基说:“在自然而然的气氛中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是这种影响产生高度效果的条件之一。换句话说，学生不必在每个情况下都知道教师在教育他，教育的意图要隐蔽在友好和无拘束的关系中。”而情感恰恰具有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特点。教学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情感交流、情感互动的过程，动之以情，寓理于情，让学员在充满真挚情感的教学氛围中卸下心理防卫，敞开心灵接受教员所传达的信息，学员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熏陶，在潜移默化中认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从而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宗旨。

2情感缺位因素是制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重要原因

2.1教学理念存在“重知轻情”的偏差

受西方教育理念的影响，自我国近现代以来，“唯理智教育”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教育理念，其教学特点是重视知识技能的传播和逻辑推理能力的训练，轻视学生情感经验的积累以及情感表达、表现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重知轻情”的教育理念直接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教员厌教，学员厌学”，因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3]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同样存在着“重知轻情”的现象，出于对人类理性的推崇和敬畏，在教学的目标设定上，往往偏重于向学员单方面传授思想政治道德的理性认知，而轻视学员情感、意志的培养、锻炼和塑造。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因素，但在“重知轻情”的教学理念支配下，本应或激情、或热烈、或温馨的教学过程变成了千人一面的单调的理论知识的灌输。加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很容易枯燥乏味，引发学员的消极心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排斥、厌恶、抵触的情绪，从而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同时，也是在“重知轻情”教学理念的支配下，教学的行政组织者和管理者普遍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学员开设课程体系中的边角料，尽可能地压缩课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门课程实际的到堂课时一般都要少于总部规定的课时，上课也一般采用大课形式，学员人数大多在一百人以上，有的甚至高达二百多人，这在客观上也弱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2.2教学内容“高大全”，学员缺乏情感认同

所谓情感认同是指受教育者对所教育的内容在全面认知的基础上，从感情上产生喜爱、认可、赞同、追求的积极心理态度。情感认同是认知内化和外化的必要前提。因为只有受教育者在情感上认可和赞同教育者所传授的教育内容，受教育者才有可能在心灵上予以真正的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思想观念识，受教育者才有可能自觉、主动地把其外化为自身的行为。教育过程中影响情感认同的因素有很多，如教育者自身的魅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等等，但其中教育内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教育内容有较强的生活性、合理性和现实性，受教育者自然比较容易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但长期以来，我们过份注重思想政治理念课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工具价值，表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偏重和突出国家意志、社会价值的需要，强调受教育者为社会为他人的奉献和牺牲，强调社会利益，强调集体利益，强调个体义务，强调个体服从。但是如此的教育内容忽视人性的内在规定性，忽视个人价值和个人发展，忽视了个人需要、情感和利益，忽视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教学内容的过份崇高性是要把普遍人教育成“圣人”，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用“圣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课程内容片面追求“高大全”，脱离了人性基础，脱离了现实生活实际，超越了学员的身心发展水平，教学内容无法真正深入学员的心灵，无疑成了抽象、空洞的口号，思想政治理论课失去了学员的认同，也就失去了课程的吸引力。

2.3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学员缺乏情感体验

所谓情感体验是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经历而产生的真切感受和深刻理解。如果没有这种切身体验，那么个体就不可能产生对事物的高度认同并内化于心，这是人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因此，教育心理学认为，如果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创造出还原教学内容的特定情境，给学员以感官上的刺激、体验，使学生在亲身经历中理解、领悟教学内容并产生情感，就能有效地实现教学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一直以来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这些年来，学者们在总结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和研究了多种教学方法，如互动式、讨论式、案例式、情景式、实践式等等。这些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或多或少地被运用，取得了十分有效的教学效果。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学方法仍单一陈旧，传统的课堂讲授单向灌输教学方式依然占主导地位。教员在讲台上“填鸭式”地堆砌着大大小小的知识点，学员被动地听从讲授的理论。这种灌输式讲授缺乏民主、宽松、平等的教学气氛，缺乏教学双方之间的情感交流和渗透，缺乏激发学生情绪体验的有效手段和方法，情感体验的缺失就导致教学内容本应引起的心智机能反应缺失，导致知、情、意、行一定的分离，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教学过程不仅是认知信息传递、加工的过程,也是情感信息交流、感染的过程。”[4]教学过程教员与学员之间的情感交流是否畅通、和谐、共融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思想政治理论与具体的科学知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属于价值判断的评价性的知识，它本身包含着态度、情感的成分。正如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米契斯在《爱的教育》一书中指出:“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情爱,就成了无水之池。”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育军校学员高尚思想政治道德素养的主渠道。“情感是道德信念、原则和精神力量的核心和血肉，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空话，只能培育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