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建设论文范文

政治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思想政治工作部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建设的主要承担部门，是企业的关键部门，对企业的正常运转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总是被贴上“老国企”的标签，即被赋予体制内、铁饭碗、清闲慵懒的形象，逐渐显现种种出弊端：和行政化色彩浓厚，流程繁琐，效能低下；工作内容琐碎，过于关注具体事务，创新性和体系化不足；工作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不够，缺乏健全的工作流程和工作规则。因此，在深化国企改革的背景下，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部工作，建立新的思想政治建设。

二、现代国企思想政治建设的意义和定位

一个企业的发展，短期看订单，中期看技术，长期看管理。企业中思想政治建设无处不在，优质的思想政治建设是企业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是组织执行力的强大后盾，也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切入点。思想政治工作部的工作效能不仅关系到整个企业能否正常运转，而且影响着各级领导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作为具有重要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部工作所肩负的使命更为光荣、职责更为重大。现代国有企业中，思想政治工作部是企业的枢纽、耳目、窗口，应成为企业的信息中心、参谋中心、服务中心，不能只作“收发员”和“传声筒”，而要成为领导的“智囊团”和“思想库”。现代国企思想政治建设的定位应在大脑，直接创造价值的是四肢，大脑才是指挥控制中心。没有首领的一群人只能是乌合之众，没有大脑的企业也只是一盘散沙。因此，对于深化国企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言，思想政治建设变革是其重要内容，必须首当其冲。

三、互联网时代国企的思想政治建设

现代国企思想政治建设要完成转型升级，必须突破传统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机制，从深度和广度上建立和健全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辅导领导决策、推动企业发展的工作保障体系和运行网络。与传统的思想政治建设相比，新的思想政治建设具体应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

（一）统筹企业信息，形成上下联动

一个决策的出台需要前期大量的信息调研，各部门工作的沟通需要有效的消息传达，企业上下整体步调的一致需要畅通的信息流转。信息是各部门工作情况的重要载体，是领导掌握情况、指导工作、控制局势的有效手段。思想政治工作部是一个企业信息收集、整理、传递的核心部门，上令下行，下情上达，信息工作是了解情况的重要渠道，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更起着参谋助手、反馈控制的作用。一是强化基础工作，确保信息准确。认真做好新退休人员的接收工作和离退休员工信息系统数据采集填写工作，及时更新完善离退休员工基本信息，确保信息资料全面、准确，实现离退休员工管理的科学化、系统化和网络化运行，圆满完成离退休工作的月报和年报工作；二是确保离退休职工生活补助、困难补助金的足额、及时发放以及离休干部医疗费的定期报销，对行动不便的老同志上门服务。在日常工作中重点对困难户进行排查工作，积极走访，深入了解困难户的生活情况，并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公司领导汇报，使公司领导掌握第一手资料，通过和困难职工及家属有效的协调沟通，为他们解决了许多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三是思想政治工作部还应当做好信息流转工作，控制信息流转范围、方式，有选择性地让信息在企业不同主体中得到传达，从而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二）人，做好退委办本职工作

离退休人员是企业的建设者，开拓者，奠基人，是昆烟的有功之臣。有些老职工离开工作岗位后仍心系昆烟，仍为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献计献策。今后，要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怀、服务上改进，全心全意为老职工排忧解难。采取多种形式使离退休职工老有所学，才有所乐，学习是许多离退休职工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紧紧围绕党的各个时期重大政治活动，采取征订报刊、发放资料、办班辅导等形式，建立以政治时事为主要内容的常规学习体系。总之，用人性化服务做好离退休管理工作，既能更好地安抚离退休职工，又能间接地做好在职职工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可以安度晚年，还能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巩固和发展企业的建设成果。在2014年视察中共中央办公厅时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部是党中央的综合办事机构，是服务领导最直接、协同部门最广泛、保障中央最关键、承上启下最核心的中枢机构。这无疑是对思想政治工作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最大肯定。当前，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新一轮国企改革正拉开序幕。面对战略布局调整、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等重大变动，国企思想政治工作部亟需建立新的思想政治建设，加强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建设，从本源上做到制度健全、流程明晰、操作规范；从管理上沟通上下、协调内外，从顶层上协助领导统筹信息、研究政策、参谋决策。

政治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钱广荣

【作者简介】钱广荣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邮编241000）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空前严重的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政治伦理的核心理念和最高价值标准要求公民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意识和爱国精神。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拓宽视野，丰富其内涵，突出树立正常民族心态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在坚持对青少年教育的同时，也要将党和国家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列为教育的重点。

【摘要题】经济全球化与道德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政治伦理/爱国主义/民族心态

【正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缩小世界各国间的时空距离，出现了所谓“地球村”现象。2001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成功，表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地融进世界体系之中。无疑，在“地球村”内，我们同别国可以开门相望，不仅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也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这样就可以更多地获得发展的机会和活力，给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仅仅这样看问题又是远远不够的。在思想观念上如何适应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结束闭关自守的旧时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便蜂拥而至，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我们以往单一、僵化的思维活动中融进了不少新鲜活泼的东西，但其消极因素也早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主义思潮的“趋同论”，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全球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观点，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后，这些影响再一次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一些青年学者甚至在公开的论坛上宣称，世界各国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纷争正在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的背景之后，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公民”。

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因为，在“地球村”内，“大户”与“小户”、“穷户”与“富户”的差别依然存在，善良“人家”与霸道乃至恶霸“人家”的对立依然存在。“各家各户”为了要谋得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设一个和平的“地球村”，同时也需要建设一个只属于自己、足以抵抗、战胜对手的“家庭”。这种同是“一村”人却不是“一家”的情况，说明人类在“类”或“村”的意义上所需要和实现的联系与沟通，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差别与对立却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概言之，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的“地球村”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是“民族化”趋势在增强；一方面是存在机遇与机会，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险与危机；“全球化”与“民族化”，机遇、机会与危险、危机，既彼此对立和消解，又相互依存和适应。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并不是各国各民族的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而只是各国获取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和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经济手段和方式的运行能否奏效，从根本上来说从来不在于经济手段和方式本身，而在于“竖立其上”的制度和文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不会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不会是军事或军事联盟的全球化，当然也不会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会出现政治格局的多级、军事格局的纷争与对抗，会出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分野、渗透和碰撞？原因就在这里。

从人口因素来说，中国是一个“大户人家”，但从经济因素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政治和军事因素来说，中国又是一个爱好和平、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志于在本世纪内加速发展以成为“经济大户”，而从中国的国情看要如此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地球村”内的种种迹象早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富户”、霸道恶霸、在“家政家风”上与我一向不同的“人家”是不会高兴的。他们在“地球村”内所干的那些政治颠覆、军事扩张、文化渗透的事情，军事上的有些事情甚至干到了“地球村”之外的太空，是针对谁的？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们需要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认真思考和采用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无疑应当包括文化建设战略。历史证明，一国经济落后会挨打，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文化上的落后同样也会受欺侮。葛兰西在总结殖民统治的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搞文化霸权是一切殖民主义惯用的伎俩，在后殖民时代，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仍然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的，也就不可能是经济的。葛兰西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建设的战略问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战略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伦理文化建设方面的战略。在一个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在其提倡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因为，政治伦理总是与其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基本的对象和价值尺度，从根本上影响和锻造着公民的心态，使公民在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的层面上把个人的价值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放松以至放弃了政治伦理建设，就等于在道德提倡上削弱或放弃了道德价值体系的主导方向，结果会在根本上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建设，影响到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同理，一个公民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政治伦理观念，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国籍和民族之根，在伦理道德上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人。所以，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十分重视政治伦理建设，把政治伦理建设放在全社会伦理建设的核心位置。

政治伦理的价值观念应是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核心要求应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在处理本国本民族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系中，政治伦理重视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主张始终注意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正当利益；在处理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利益关系上，政治伦理强调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实行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价值原则，由此而产生两种价值表现形式有别而本质内涵一致的政治伦理观。一个爱国公民，应当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伦理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历来重视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建设，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文化，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者。但是毋庸讳言，进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以来，一些公民的国家观念有所淡化，民族精神有所削弱，而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些负面影响，这种不正常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以后又有所发展。

其突出表现就是：在看待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头脑不甚清醒，只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们带来的机遇，看不到在这一趋势之下世界上还存在着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中华民族在建设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有些人甚至忘记了中华民族曾被掠夺被侵占的屈辱历史。据媒体披露，在上海等地，有的商人竟将“昔日法租界的风光”和“大日本”的广告悬挂在街道的显眼处，招摇市民，招揽生意，而路人不以为然者并不在少数。在河南洛阳还发生过这样的怪事：为了“换钱”，春节期间将白马寺的钟点提前一个小时，只打东京时间而不打北京时间。有人或许会说这些都是个别现象，但国人不禁要发问：是否应该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认真思考一下此等“个别现象”何以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一些成年人的身上，但却给青少年学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某大学在组织学生讨论发生在白马寺的怪事时，竟有不少同学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讲究经济效益，不管是谁的钱都可以赚，能赚钱就是好事情，此举“未尝不可”！他们殊不知，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作广告、绝对不能用来“换钱”的，这就是人格和国格。

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和影响，过去我们讲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多局限于国家和民族内部的范围，缺乏全球视野，极少思考把爱国与如何走出国门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谋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时代课题联系起来。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总的看还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14条在说到“五爱”教育的时候始终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中心，指出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阐明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爱国为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耻，一切公民要把爱祖国落实在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上，提倡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政治伦理建设，在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上，我们无疑要认真贯彻《纲要》的精神。有鉴于此，必须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如何加强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和丰富与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的问题，作为伦理学研究和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实施这项战略任务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必须抓紧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要在理论上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促使全球意识与国家观念、民族精神之间达到某种合理的平衡，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使公民保持一种正常的民族心态，并将其以特定的规范形式和价值标准列入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

以往，我们的道德体系虽然有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内容，但缺乏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内涵。在“入世”以后，中国无疑要加大开放的门户，我们一方面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一方面要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来。但是世界各国之间来来往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走各自的建国强国之路。能否这样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形势，就是一个是否具备正常的民族心态的问题。

民族心态，常以民族的尊严感、自信心和自豪感等形式表现出来。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心理基础，在国际交往中，一个民族在处理与别个民族的关系时如果心态不正常，其爱国主义的情感就会失去平衡，最终影响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失去本可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相对于民族狭隘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而言的，是一种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自卑的精神和性格。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对这种看法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若是指那种不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国门的思想和情绪，那是对的；若是指可以因此而轻视、无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放弃爱国强国意识，甚至还要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装扮成“世界公民”的样子，那就错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不应当视自觉维护国家的和民族的尊严，对敌视我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对抗、军事扩张和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的心态为民族狭隘主义。诚然，今天确有一些同胞抱有一种民族狭隘主义情绪，他们看到别国的老板大踏步地走进国门，心里就感到不舒服，宁愿闭门造车、关起门来过过去那样的苦日子，也不愿借用发达国家的一片阳光。但我认为，从目前国人的政治伦理心态的实际情况看，主要的问题还是民族虚无主义。目前理论界出现的认为树立正常的民族心态主要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的观点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要“融进”世界大家庭和中国人要应当成为“世界公民”的观点，更是不可信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要始终注意突出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灵魂，进行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使公民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舍此，我以为就是舍本求末。既要培养从全球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又要以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为己任；既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又要抵制西方颠覆和破坏的图谋，抵御西方腐朽、消极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

其次，要重视大众传媒舆论导向出现的新情况，加强传媒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建设。过去，我们的大众传媒进行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教育，多是正面的，因特网出现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特网正在我国普及，接触因特网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多，据有关统计，大学生中的“网民”占35%-40%。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地球村的高音喇叭”，成为各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公开论坛”。通过因特网，人们当然既可以增加和积累许多有益的信息，但也可以削弱和淡化应有的已有价值理念，其中就包含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10月4日发表文章说，因特网是一条正在被各式各样的活动分子迅速发展的途径，是一个可以用来动员和施加各种影响的异乎寻常的工具。美国的右翼以及以为代表的“”组织的头目的反动言论，基本上就是通过因特网传播到广大青少年学生中间的。就此，香港《明报》曾提醒国人：因特网是“中国和平演变的泉源”，人们“会在这些讨论区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将慢慢动摇中共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和震撼”。这些新情况难道不表明，因特网对人们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的负面影响决不可等闲视之，我们急需加强大众传媒特别是因特网的舆论导向吗？

第三，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应突出两个重点。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无疑仍然不可放松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另一个重点，这就是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

在我国，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不是特等公民，却是特殊公民，因为他们既是公民，又是公民的公仆，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政治伦理观念如何对整个国民的政治伦理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个公民在做了公务员包括承担着特定领导责任的公务员之后，是否需要继续接受包括政治伦理的伦理道德教育？这本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道理，因为任何公民的道德品质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有的走向进步，有的走向蜕变，进步离不开道德教育，蜕变需要接受教育，公务员包括承担领导责任的人也不例外。事实情况正是这样。我们姑且不论一些领导干部胸无大局、不谋其政，甚至、贪污受贿，根本不像人民公仆的样子，甚至不具备公民起码的道德水准，单说那些并非因工作需要而是按照职位高低自家申请或被安排先后出国“考察”的人中，就严重存在着政治伦理观念淡薄的问题。这些人在“地球村”转了一圈之后带回“家”的不是别国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他们中的多数人本来就不懂什么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不是奋发图强、振兴民族，而是盲目的“崇洋”，抱怨自己民族如何落后，并且时常毫无顾忌地加以传播，影响着自己的同胞。

政治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1．基层的涵义。

人们关于“基层”的理解，莫衷一是。但是，归纳起来无非是广义与狭义的两种表述，根据我国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从行政区划角度来说，基层应是指包括农村乡（民族乡）、镇和城市街道。这是狭义的基层观。以上述表述为限，向上扩大到县（含县级市）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向下延伸到行政村，这种上浮下低的基层范畴，则是广义的基层观。本文所指的基层是特指乡（民族乡）、镇和城市街道及其属下的行政村范围。

2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涵义。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健全民主制度”。①无疑，这些正是新时期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最主要内容。当然，也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3．基层政权民主建设的涵义。

从宏观上说，我国的民主政治运行机制中，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每一层面都有四类政治主体，即政党、国家（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团体、经济文化组织。③而在国家政权运行机制中，每一层面都有政党、国家两类政治主体。就一般意义而言的政权，特指国家，包括各级的立法机关和政府机关。基层一级也一样。农村基层政权是特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与同级人民政府两者有机构成的统一体。这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此外，实行村民自治建设也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部分。至于“民主建设”主要是指以维护和实现村民自治权利为核心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个民主”制度建设为基本内容。其中又以“民主选举”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二、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新时期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否定政社合一的高度集权化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逻辑起点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推动了以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发展。表现为两个方面：法律规定的健全与完善，实践活动的深化与发展。

1．法律规定的健全与完善。

广大农村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村民不仅成为了生产经营的主体和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而且，广大村民的民主意识也不断增强，越来越要求有知事、议事和决事的权利，要求直接参与村里大事的决策和财务的管理。1982年《宪法》根据我国农村的这种变伦清况，规定了乡、镇政府为农村基层政权，取消了体制；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成员由村民选举产生，负责办理本地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等。这为广大村民行使自己的民利和进行新的实践与探索提供了宪法依据。1985年吉林省黎树县的“海选”模式，从参与候选人的最初提名到正式选举，完全由村民无计名投票产生，每个选民都有提名权和被提名权，充分体现了广大村民的意志和愿望。

在全国各地村民自治试验摸索所积累的经验基础上，1987年11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这部法律的制定和实行，使1982年《宪法》关于村民自治的规定更加具体化，使以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为标志的村民自治制度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998年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总结了我国农村改革20年的基本经验，

对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全面推进村级民主决策、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管理、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监督。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与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精神相一致,也是党对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各项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和具体化，充分反映了广大村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行使当家作利的愿望，将极大地推动着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以村民自治为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推动了以加强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为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村乡镇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发展，而这又主要体现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即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选举上。本文主要是就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产生与选举范围的发展历程进行阐述。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是我国第二部地方组织法，它就、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候选人的产生和选举范围作了如下规定：、镇人民代表大会只选举主任、副主任、管理委员会委员，决定镇长、副镇长人选；镇长、副镇长、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多数人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取消了对管理委员会和镇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数额的规定。

我国第二部地方组织法的制定还是处在改革开放之初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时期，所以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1982年12月10日对第二部地方组织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有关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的产生和选举范围修改为：涉及的，一律改称为乡、民族乡；将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范围限定为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木再选举政府其他组成人员；选举可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办法，也可以经过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选举。

1982年对地方组织法所作的修改，是以新宪法为依据，在候选人的产生和选举范围等方面，形成了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雏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和政治体制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1986年12月2日，对我国第二部地方组织法进行第二次修改成为必要。其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会议，并负责召集下一次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十人以上代表联合提名；乡长、镇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副乡长、副镇长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至三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超过上述差额，由主席团将全部候选人名单提交代表酝酿、讨论，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补选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时，候选人数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也可以同应选人数相等；主席团或者1／5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

我国1986年地方组织法的修改，使候选人的产生、选举范围更加明确、具体，可操作性更强，从而把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深入发展，地方组织法又表现出了与经济发展要求的不相适应性。于是，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对地方组织法进行了第

三次修正。

第三次修正后的地方组织法，除了重申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外，增加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内容；对候选人的提名作出更为严密的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不同选区或者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可以酝酿并联合提出候选人。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每一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人数，均不得超过应选名额。提名人应当如实介绍所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在确定正式候选人的方式上，新修正的地方组织法恢复了预选的内容，并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正职、副职四种职务候选人的确定，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2．实践探索与发展。

新修正的地方组织法的实行，推动了我国现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选举的改革探索。这种选举改革包括了选举前的人事考察程序，以民主评议与民主测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与党委决定、酝酿协商为人事考察的主要步骤；设立大会主席团程序，通过选举办法程序；组织提名与代表提名候选人程序；确定与介绍候选人程序；投票选举程序；等。由于各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使得一些地方在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选举中，并不是完全固守这种已有的选举模式，而是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改革与探索，采取了一些新的做法。诸如四川绵阳市进行的乡镇人大代表提名选举乡镇长的改革探索，其中心内容就是将乡镇长、副乡镇长候选人由主席团、代表提名两种方式改为由代表直接提名一种方式，并确定了候选人施政演讲、答辩和代表秘密划票、公开计票等程序。山西省临椅县在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两票选任制，即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大主席和乡镇长、乡镇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党委书记之前的人事考察中，将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的范围扩大到全体选民的一种新型选举制度。其实际内容就是村民投信任票推荐候选人，人大代表和党员投选举票选举人大主席、乡镇长和党委书记及党委成员。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改革探索出了“公选制”，这是公开推荐选拔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的制度设计。其具体做法就是改变组织提拔干部为干部自荐，在干部候选人提名方式中引入竞争机制和自我选择机制；增加了考试程序，以“考”的办法来筛选预备候选人人选；建立了通过对考试选拔之后的候选人人选进行民意测评投票的预选程序，以确定候选人选；确定公选过程的透明度，一改过去选拔干部前的人事考察的秘密状态或半秘密状态。深圳市龙岗区探索出了“两票制”推选乡镇领导的做法，试行群众推荐镇长预备人选。他们实行“两票制’冷的第一票是推荐票，或叫民意票，即民意测评中的赞成票。通过这一票，由村民推荐产生镇长的初步人选，并作为确定正式候选人的依据；第二票是人大选举票，即区、镇党委对已推荐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后，提交镇人大主席团，由镇人大作为正式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1998年11月，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在“公选制”的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直接选举乡镇长的改革探索。直选制的实行，使选民由直接提名乡镇长候选人发展到选民直接选举乡镇长。③

我国各地在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改革探索过程中所出现的上述做法，不论它们叫什么名称，也不论它们采取何种外在形式，但它们在实际内容上都包含了如何产生候选人以及如何对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两个部分。因此，我们用宽泛意义上的“两票制”来概括上述的各种形式。本文正是在这种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两票制”的概念，不是某个具体地方所实行的具体制度。这种“两票制”形式的出现和推行，是新时期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尝试。“两票制”真正体现和贯穿了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两票制”对候选人的确定体现了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原则。“两票制”有效地体现了民主选举的量度，具有广泛性。“两票制”体现了直接民主选举。④

三、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政治学思考

“两票制”围绕着我国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候选人的产生及其选举所作的改革和探索，从整体上有利于全面加强乡镇一级党委和政权组织建设，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又一重大突破。由选民直接投票推荐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使我党选拔干部从机关到机关的考核向社会、向选民进行民意测评的转变，扩大选拔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民意测验的范围，将人选直接交给选民选择，这正是“两票制”所蕴含的民主选举精神。无疑地，这必将对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与推动，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对此，下面试做三方面的政治学分析。

1．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性质定位分析。

本文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属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两票制”及其所蕴含的民主选举精神，既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基层政权建设，又推动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因此，正是这种民主选举的精神和原则，把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基层政权建设的加强与完善，就没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我们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定位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畴，其意义并不只是对以往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经验总结，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将来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认为，民主是指居民与政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公民权利，主要是指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利表明这个国家的民主性质和民主程度。谁享有公民权利，是表明民主的性质，谁真正享有民主，谁就是政权的主人停有公民权利的大小多少是表明民主的程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民主理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无疑地也是表明了村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村民就应是农村基层政权的当然主人。要使村民能够真正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主人，就必须使村民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充分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民利。因此，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使村民真正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主人的制度保障。我们决不能脱离民主政治来谈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或者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决不能没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在内容。各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自治形式，但内核只有一个，这就是村民必须是基层政权的主人。

同时，我们不应该把农村基层政权狭隘化。忽视村民自治委员会是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基础而存在，忽视村民自治委员会亦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忽视村民自治委员会在我国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木可替代的职能，而否认村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属性的观点，是有悖于客观事实和历史发展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2．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绩效价值分析。

我们认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所引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效，远远地超出了农村基层的范围，而是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在村民直接选举村民自治委员会领导的基础上，发展成长起来的以“两票制”形式选举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这在相当程度上不只是对村民自治的拓展和提升，而且是从更深的层次上促进了农村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形成，从而为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国家政治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具有悠久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缺乏法制，更缺乏民主。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压下，人民不敢为主人，也不能为主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虽然解决了人民敢为主人的问题，但人民如何才能有能力去行使主人可以行使的权利？这可以说是摆在我国政治现代化、民主化任务面前的首要问题。正是从解决这一首要问题出发，实行村民自治，并在此基础上对加强和完善乡镇政权建设所作的各种形式的改革和探索，最终发展成为从选民直接推荐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候选人到选民直接选举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其目的就是要在各种自治形式中，在各种形式的改革和探索中，培育和融人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

一方面，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将逐渐消除了村民对政权的依赖，锻炼了村民的民主管理能力，培养了村民的政治素质，提高了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使村民逐步熟悉和习惯于民主的操作规程，造成村民基于基层民主所训练出来的宽容与协商精神，培育了村民独立的政治品格。另一方面，有利于重构国家与村民的关系。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村民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不平等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原有的不平等关系使国家与村民之间产生的磨擦和冲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激烈。因此，迫切需要调整与重构国家与村民的关系，“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⑤而国家与村民关系的调整与重构，是通过农村具有民主政治属性的基层政权建设才能完成。村民从关心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角度参与到基层政权建设中。能否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已成为村民选举和撤换村委会成员、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重要标准；抵制上级行政普遍存在的诸如滥摊派和不洁行为，也已成为村民对新任领导的最重要的期望。因此，正是通过这种具有民主政治性质的基层政权建设，使国家与村民的关系重构为：政治上将国家与村民的关系置于宪法、法律的规范与监督之下，国家依法对农村基层和村民实行领导，村民依法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并约束自己的行为；经济上按照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处理国家与村民之间的利益问题。同时，也使村民可以有力地监督和约束上级政府的不合理收费和摊派。这种监督和约束本身必然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村级扩展延伸到乡镇，乃至更高一级，并成为推动国家民主、支持国家改革的基础性工程。

3．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机制分析。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机制问题，实质是指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来源问题，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如何搞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最终决定着社会的政治。文化制度的理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总结。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小农经济，对于中央集权模式的强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分散的、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必然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与之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依附于自然环境而存在；在社会中，则表现出对于社会团体的极大依从性。人还只是作为物种的个体而非独立的个体。所以，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体，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体，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集体”。③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到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关系已经发展到人的独立发展形态。由于商品经济是一种以主体的平等独立和平等自由的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形式，大量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表现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横向平等的契约关系和平等的竞争关系，以及行使约定的权利和履行约定的义务行为，市场主体为着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经济活动，参与市场竞争和交易。因此，这种经济形式，它一方面要求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制度以其内含的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价值标准对利益是否正当、合理作出权威的区分与认定，并以法定权利鼓励对正当、合理利益的追求；它另一方面又内在地要求由权威化的国家制度来保护平等与自由，限制或阻止对不当的非法利益的追求，从而维护经济秩序，实现主体自身的最大化利益。由此，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政治要求：第一，政府的权力和法来自个体公民的赞同，例如，在自由选举中，体现了这种关系；第二，政治代议制，作为一种制度，它不是秩序、等级、社会功能和阶层的体现，而是个人的体现；第三，政府的目的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保护个人的权力，使个人能够去追求他自身的利益。③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使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必须随之而改变。由于社会制度是社会结构的组织形式，即是社会组织及其管理形式。因此，社会结构的改变也会引起社会制度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原理为我们正确认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来源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水平提高及其所引起的经济形式、农村社会结构形式的变化。

因此，把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来源与如何建设基层民主政治混为一谈，误认为政府的规范和政策指导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动力来源，这恐怕是不切合实际的。片面认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源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的理论观点，将会导致实践中忽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忽视村民的主体作用，忽视提高村民民主素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和任何集团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而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时期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正是适应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要求，从社会政治方面保证了村民生产经营主体地位的需要，从而实现了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创造性转换。

广大村民作为农村基层民主的主体，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应具有主体作用。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基于政府的独特的作用和我国目前村民素质不高，尚未养成民主习惯的现实，由政府加以规范政策指导，是非常必要的。政府的这种规范与政策指导，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看，主要体现在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供给上；从各地方实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则主要体现为地方政权系统的不同层级部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的意愿和行为对该地村民民主政治建设效果的直接影响上。如果没有有关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示范的政策导向，没有地方政府的组织规范，村民所要求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不可能迅速落实到我国农村基层的。由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作用的特殊性而决定，它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政府的这种规范与政策指导并不等于基层民主政治本身，而应是对基层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具体化。因此，强调政府的规范与政策指导，又不能偏离村民的意愿与要求。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应当把充分发挥村民自下而上的主体作用和政府的规范、政策指导作用相结合，才能全面而有效地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注释：

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施九青、倪家奉：档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组织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尝试》，lop年。

4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人《中国农村观察》，An年第1期。

5妈克思恩格斯全料第的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对页。

政治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意义；路径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影响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能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政治文化蕴涵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时,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构成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同时也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见，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政治文化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有效维护政治稳定,首先必须有思想稳定，这就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治文化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和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政治价值模糊、政治心理矛盾、政治信念淡化等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要努力回答和解决社会成员对深化改革的忧虑、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等问题,使政治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土壤中,这就使得政治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政治文化还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坚实思想基础,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政治资源整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突出特点是人治，王权至上,等级尊卑,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人治思想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有残存,例如清官意识、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政治文明建设,就其内容来讲,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个方面。而就其实践来讲,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先进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先进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主和法制等政治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并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来引导和促进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二要处理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要放在同等位置，两者不可偏废。三要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突出主旋律,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要加强政治引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正面灌输,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强化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同时还要关注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用先进的政治文化武装他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力和承受能力,并且随时代的转换,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二要建立政治文化传播网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传播,把先进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三要提高公民参政意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只有建立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巩固。四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一个国家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没有脱贫，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方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努力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

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鉴于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完善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注重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价值观念。要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传递作用，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应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渠道;二是要加强政治专业训练，塑造正确的政治人格，使公民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大众传媒的导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评价，当前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要鼓励人民直接参加政治生活，从事政治实践，直接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公民自主参与意识，同时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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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9.

政治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改进和加强高校忍想政治工作，必须重视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忍想政治工作其有重要的基拙性作用，只有发挥好这种基础作用，才能加强高校理论建设，提高高校忍想政治工作者的理论素质，高校的忍想政治工作才能有坚实可靠的理论基拙。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充分发挥理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同志的这一论断，深刻阐述了理论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联系，突出了科学理论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今后从根本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注重和发挥理论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工作的实效性，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离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盆要的甚础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所客观面对的新形势等所决定的。

首先，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用科学理论武装、塑造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这种性质及这种性质所决定的目标指向，内在地规定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所处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就没有方向和灵魂;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目标的实现就没有坚固的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仅直接关系到青年学生世界观的形成，而且也关系到青年学生能否形成种学的方法论。而形成何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又直接关系到青年学生整个思想观念系统构建的取向、性质和方式。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同时又是代表着一种祟高的理想，是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特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引导青年学生形成一种先进的思想观念，而且在于能够为青年学生持续不断地自觉追求先进的思想观念提供强大的促进力量。

再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也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每一次剧烈变革的前奏都伴随深刻的心理萌动。总书记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刻分析新形势下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活动发生作用的客观环境，正确审视和解决那些影响干部群众思想活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如，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多元价值观念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情况下的价值观念的复杂性问题，青年教师的教育引导问题，理论灌输与把握社会现实的结合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从理论的高度予以深刻的阐明，便不能真正统一高校师生的思想认识，凝聚高校师生的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最为直接、最为深刻地形响师生思想观念，影响师生理想信念的因素，就是人们所直面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所带来的重大理论间题。只有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才可能取得实效。

综上所述，只有深刻认识并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和改进才有灵魂，才有坚实可靠的基础。

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离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加强离校理论建设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归根到底，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向高校师生传递相应的思想政治观念以使高校师生形成预期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活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所要传递的教育内容本身，便从属于党所确立遵循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集中体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体现于高校师生对教育内容的接受，体现于教育内容对高校师生的说服，而教育内容要想说服高校师生，它本身就必须彻底，必须抓住事物的根本。而要真正抓住事物的根本，贴切、透彻、如实地反映事物的原本面貌及发展规律，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就必须加强教育内容的理论建设。加强高校理论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集中概括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经验，也极其鲜明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明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实现的条件。同时也为我们准确深刻地认识高校师生思想政治家质发展演变的规律，认识师生思想意识领域的矛盾，从而为制定科学有效的指导、化解方法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而离开马克思主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就没有理论支撑，就不可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就不可能有效地说服、教育高校师生。高校的理论建设，必须始终结合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生动的现实。随着高校改革的步步深人，思想政治工作会遇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真正服务于高校改革、稳定、发展的实践，就必须敢于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透彻地解析新的情况、新问题，只有这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说服人。

结合实际切实加强高校理论建设，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强对高校师生面对的实际问题作深人的理论说明和理论思考。是否联系实际，关系到理论的生命力;是否对生动的现实进行透彻的理论说明，关系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都要从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刻分析新形势下对高校师生思想发生作用的客观环境，正确审视和解决那些影响师生思想活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否就意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发展是否就意味着它的基本矛盾的消失?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怎样引导师生分清主流与支流、正确与谬误?怎样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对于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都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去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寻找正确答案。世界观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甚至会坠人到一个“颠倒”的世界中去。因此，从根本上说，依靠真理的力量，帮助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有效推进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基础。也只有从理论高度上回答不断出现的实际问题，才能为高校师生解疑释惑，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三、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离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甚础性作用，必须提离离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理论介质

理论素质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业务素质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之所以批判《未来》杂志、《新社会》杂志的那些德国的社会改良派们不是真正的教育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引导无产阶级运动所必擂的理论素质，他们只会把他们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给人们提供一个比一个更栩涂的观点。

政治建设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中国共产党人有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但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学问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真正开展学科建设，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当我们今天热烈庆祝改革开改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时，认真回顾和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成绩和经验，不仅倍感亲切、振奋，而且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得以开展并不断取得新突破，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必然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产生、同步跟进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价值目标必不可少的中介、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桥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是如此。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所限，当时尚不具备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条件，但它是一门潜学科，已具有深厚的根基。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因此，加紧研究“不可或缓”［1］。

建国后，我们开始正规化培养政治理论教员，但较长时期里都未正规化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而在1957年后，我们的工作出现“左”的失误，教条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中达到了顶点，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声望和形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我们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针砭时弊，鲜明地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问题，号召“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2］。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我们的经验教训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中，邓小平同志从多方面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正确地评价了思想和同志的历史地位，对思想的科学体系、基本内容与活的灵魂作出了全面、准确的概括，对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也作出了初步的归纳，并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它有力地指导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些都为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命题和任务的提出和讨论的开展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这一讨论及其成果既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前奏、前提和基础。它表明，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学问作为一门科学来开展学科建设不仅必要和迫切，而且已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二、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历史进程

回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30年的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来认识。

1.第一阶段，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讨论，确定学科和专业的名称（1978～1983年）“”结束后，我们在批判“”的“帮八股”的恶劣学风和肃清其消极影响中，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1978年，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同志关于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后，部队和地方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撰文论及这一问题。1980年5月，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全国机械工会联合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新命题，并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研究设想。这个会议的主题引起了全国同行的关注，随之开展了热烈讨论。这次讨论的成果选编《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一书于198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张蔚萍、张俊南合作的《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于1983年出版。这些都表现出思想政治工作战线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综合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努力。为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及其理论研究的领导，1983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该文献不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而且首创性地提出，有条件的高等院校“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在全国形成一个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政治工作干部的教育训练体系”［3］。这一精神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而且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据和直接导引。

1983年暑期，教育部为了落实上述精神，召开了政工专业论证会。会议确定学科名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所依托的专业名称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初步议定专业的课程设置，委托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编写部分主干课教材，并决定1984年即开始招生。

2.第二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探索中前进，不断取得新突破（1984～1996年）

1984年4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6月又发出《关于在六所高等院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意见》。文件规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首先为高校培养辅导员，要求从理工医农各专业一年级学生干部中择优选拔、推荐入学、定向培养，学满三年、修满学分，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回原选送学校安排工作；第二学士学位生则从理工医农各专业的辅导员中择优选拔推荐入学，定向培养，修满两年规定的课程和学分后，除原有的学士学位外，再授予一个法学学士学位，回原校工作。秋季，第一批招收的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入学。有的学校既招收本科生又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其中的师范院校原来就有的政治教育专业仍继续招收本科生。有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统开展学科建设便有了可靠的依托，通过专业建设，既培养专门人才、推进大学生辅导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又出理论成果、推动学科建设发展、不断攀登新台阶。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规范化发展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形成层次完善的学科专业体系，使学科建设有可靠的依托这一阶段，学科专业点从本科点、硕士点到博士点的发展，形成了层次完善的学科专业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从最初的12所高校逐步发展增多，此外，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还选择条件较好的高校举办大专起点本科班，在原国家教委的支持、指导下，华东师范大学等四所高校从1986年起还挂靠教育学等相关学科试办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学历层次和整体素质。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要求高校办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造条件培养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造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开辟一条新路”［4］。同年9月，原国家教委即印发《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实施意见》，这一年除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列入普通高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外，还批准十所高校于1988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同时，为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专业作准备，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试办“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方向的研究生班。1988年，原国家教委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挂靠在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博士点上，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原理）博士生。至1989年，有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教育这两个本科专业的学校达62所。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正式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两个硕士授权学科专业。这一时期，全国高校获得这两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各有35个。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布置增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工作时，考虑到学科整合发展的决策已定，要求在本次申请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联合申请。1996年正式批准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增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博士点调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至此，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专业已形成了正规化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层次完备的学科体系。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打牢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自“六五”规划开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断获得部级、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如胡正清教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出版了《思想规律与思想政治工作》；陆庆壬教授获得了教育科学规划“七五”重点课题，出版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张耀灿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改革”，出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领导研究》；龚海泉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建国以来大学德育基本经验研究”，出版了《当代大学德育史论》，等等。朱江、张耀灿在高校辅导员培训教学和研究基础上1986年出版的《大学德育概论》一书，于1989年被改革开放十年来优秀教育论著评审委员会评为优秀教育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到1990年，已出版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著作350种。每年都有数百篇。原国家教委组织编写了统编系列教材，其中郑永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陈秉公著《思想政治教育学》获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织编写的《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丛书》，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其题写丛书名。各条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以及他们办的刊物，为学科研究成果提供了交流平台和发表的阵地，也推动了研究领域的拓展、理论研究的深化。

（3）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队伍，使学科建设获得人力资源保证这支队伍包括两大系统：一是高校系统，自1984年创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至1997年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前，超过70所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专业硕士点3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点35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3个。高校除这些学科点的专业课教师数达千人外，还有相当多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定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师职称，大学生辅导员中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许多人还兼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或兼任硕士生导师。总之，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这三方面人员，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主要力量。二是高校以外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力量，主要包括党政系统、企业系统、军队系统三部分，这些系统的宣传、政工部门组织，领导着思想政治工作及其研究，每年也产出不少学术成果，是值得重视的力量。

3.第三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走上整合式、跨越式发展之路（1997年至今）

周远清同志认为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是“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的30年，这9个字也适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评价。特别是1997年至今这个时期，改革力度更大，发展更快，提高更是显著，其主要表现如下：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整合发展，增强专业的适应性当今世界，新兴学科虽然不断增多，但是整合发展是主要趋势。1988年4月，原国家教委下发《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针对专业设置存在过细过窄、盲目追求小而全的现象，打算将师范院校的“政治教育”专业改名为“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专业，1990年6月正式定名为“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1991年4月，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改革的意见》。1993年7月，在调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时，将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合并，统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归属于教育学门类，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下保留培养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师范性）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非师范性）两个招生方向和培养目标。1998年公布的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修订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又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调整回到法学门类政治学科之下，并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师范类的培养目标是“能在中等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而非师范类则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颁布的新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正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二级学科整合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在培养目标上要求博士能“胜任与本专业相关的高层次的教学、科学研究、宣传和党政工作”，硕士能“胜任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科学研究、宣传和党政工作”。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业口径和培养目标不宜过窄，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来调整专业设置，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以培养复合型人才，提高专门人才的整体素质，增强专业的适应性。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统一，培养的专门人才不仅要能够从事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而且还要能够从事宣传思想工作和党政工作，学历层次越高，越应如此。实践证明，这样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受到了用人部门的欢迎，许多人成长为“双肩挑”或所在单位的骨干力量。（2）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调整到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定位更为明确、合理改革开改以来，学科专业目录经过三轮大的调整、修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定位几次变换。在本科目录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虽然始终是一个二级学科，但是1993～1998年一度归属于教育学门类，最终才又回放到法学门类政治学科下。在研究生目录中，1997～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法学门类政治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虽然整合发展思路是好的，但是整合力度过大、过宽，使这么重要、这么宏大的专门领域与它在学科体系中这么低的地位很不相称。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一概不是、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和专业的地位，都只是统一在一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已，在学科体系中不仅低于管智育的理工医农等等许多学科，而且也低于体育（体育是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的地位。所幸的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从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出发，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作出了改革、创新的战略决策，2005年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依托的学科是我国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开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为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5］这一文献不仅最早地传达了中央关于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决策信息，而且也第一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的学科建设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等项重要工作之间应有的支撑和依托关系。这不仅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明确自己从事职业的学科依托、学科归属、学科定位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专业教师指明了职业目的和服务职责。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正式确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生学科目录中不仅重新确立为二级学科，而且明确地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的生命线、中心环节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科定位更为科学，更加合理。

（3）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点布局趋于均衡，实现跨越式发展在2005年第十次审批增设硕士点、博士点后，为了及时贯彻落实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的决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6年1月单独组织受理了全国高校增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申请。为了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促进研究生教育均衡发展，在审理的政策导向上有明显改进，由过去的“在同等条件下向西部倾斜”改变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向西部倾斜”。经过审批，新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硕士点73个，新增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20个，硕士点144个。至此，新批准的加过去老点调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共有博士点66个，硕士点253个。此时，本科点约有300个。除新设的一级学科点外，二级学科点成倍增加，西部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也有较大增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就博士点而言还属空白的地区，只剩下、青海、宁夏、贵州、海南等少数省（区）了。跨越式发展不只是数量增加、规模扩张，而且注重了质量提高。如山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思想政治专业教改研究成果于2001年获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统编教材《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于2002年获教育部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一批专业课和公共课被评为部级精品课；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于2007年还被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特色专业；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被评为部级重点学科，2007年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被评为部级重点学科。在推进高等教育质量工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力度大、抓得紧。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最根本的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所要求和决定的。因为只要是高等学校，包括高职高专、民办高校，都要普遍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都要配备大学生辅导员，事实证明，过去发展慢了，布点太少，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滞后，都直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顺利发展，影响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之初，薄一波同志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治党治国的科学［6］，同志说过，只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永远是一门科学。这些高瞻远瞩的见解启示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点发展快一些、布局均衡些，是完全正确、必要的。

（4）科研支持力度加大，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更多、质量更高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决策，、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部署，设立相关研究项目，加大经费投入力度，……逐步形成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共同发展的学科体系建设新局面。”据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和各省的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厅社会科学经费均有大幅度增长，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般课题、重大课题。如近几年来每年教育部均设社会科学重大课题40项，采取招投标方式立项，每项资助额度30万元至80万元不等，其中思想政治教育课题不少。如2004年武汉大学顾海良教授中标主持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研究”，现已顺利结题，出版了系列成果。2007年西南大学黄蓉生教授中标正在主持开展“大学生诚信制度建设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青年学者申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体系研究”、“比较公民教育研究”“、生命价值观问题研究”等课题均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今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教育部列出了十多个课题单独招标，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类课题就有两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招收和培养博士生以来，大大促进了科研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每年都举办学科建设研讨会、博导论坛和学术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都出版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理论教育研究丛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还出版了博士文库。一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博士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论文，有的还评上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如武汉大学骆郁廷的博士论文《精神动力论》不仅被评为省优秀博士论文，而且还荣获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在2006年底被评上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的马克思主义类成果7项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就有：张耀灿等的合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赵存生的论文《关于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个问题》，郑永廷的研究咨询报告《关于宗教、迷信对高校学生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三、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要再创辉煌

改革开放30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登上新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撑。事实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论把它放在哪个门类和学科之下，不论它是作为二级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它都必然遵循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或快或慢地向前发展。因为社会需要它，事业需要它。但学科建设的发展绝不可能自发实现，关键在于我们的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党的十七大报告号召我们“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继续前进、再创辉煌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特别是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1.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识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十七大指出，当今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有了更为明确的指导思想、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加之现在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其中的五个二级学科都是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为我们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我们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识、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认清思想政治教育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中生命线、中心环节、中介、桥梁的地位作用和职责使命，认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学科，是适应性很强、社会需求量很大的一个应用学科。要在加强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规律性，努力探索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好地达到使受教育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目的。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学生政工队伍都应强化学科意识，以更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强化学科意识中整合力量，通过发挥学科建设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发展创新的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方向，努力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上下功夫。在学科建设中既要着重搞好时代感、现实性强的应用课题研究，又要加强实践基础上的基础理论研究；既要抓好主干学科的课题研究，使史论结合的主干学科体系更为完善，又要抓好分支学科的课题研究；既要搞好以发展学生智力因素为主的分支学科课题研究，又要大力开展以发展学生非智力因素为主的分支学科课题研究。过去我们对发展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分支学科建设开展不够，在全面贯彻中央2004年16号文件中有了很大进步。学科建设只有达到发展智力因素和发展非智力因素研究的有机统一，才能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促进学生知、情、意、信、行的均衡发展，培养出理论与实践统一、知行合一、品德优良的人才，使学生不仅学会做事，而且首先学会做人并学会创造。科研方法的创新是学科体系和学术观点创新的关键条件。在学科建设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跟踪理论与实践前沿，树立问题意识，大力倡导和开展调查研究，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中努力实现学术观点创新。在学科建设中，科研方法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统一、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统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咨询研究结合；既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资源，古为今用，又要借鉴国外有益文化和先进经验，洋为中用；要注重开展跨学科研究，既坚持解放思想、博采众长，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通过长期积累，自成体系，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

3.树立服务观念，努力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应用学科，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把指导和服务于实践的成效作为学科建设衡量的标准和尺度。要把思想理论教育教学和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作为学科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要经常注意调查了解群众、学生的思想状况，针对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探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规律；要关注种种社会思潮对人们的思想影响，研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着力点；学习、总结、吸取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经验，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规律性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的根本和基础，只有搞好科学研究、推进学科建设，才能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好更多的理论支撑，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科研含量，为提高其实效。

要把学科建设作为专业建设的龙头，把专业建设作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依托。不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大学生辅导员的岗前培训、在职培训、备课、专题研修，还是提高他们的学历层次和整体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都承担着繁重而光荣的任务。现在，国家每年都单列一定的招生指标用于招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10年前总数将达到40个的高校辅导员培训研修基地也全部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要通过出色地完成专门人才的培训、培养任务，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服务，在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的奋斗进程中，实现学科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只有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撑的服务实践中不断汲取养料，才能保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

[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1.

[4]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19-1420.

[5]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14.

政治建设论文范文第7篇

在政治权力的配置上，实现了从集权政治到权威政治的转化。随着改革深化，为政者放弃了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超强控制，让经济与社会领域获得开放和自由；同时，社会管理不再依靠政治运动，而是以法治为归依。执政党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也适度对其他派开放资源，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以各个派为参政党的权力配置格局。

执政党愈益重视经验化的社会目标。其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相应，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输和调控更为柔性，其运作、调适和整合其他思想和理论资源的空间也空前扩大。而全部政治价值的社会化均服务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强国富民这一核心目标。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实现了从全能政治社会到非政治化社会的转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政治权力收缩，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在其中的本体作用得以恢复。在社会管理方面，“全能政治”特征消退，经济和社会的独立地位确立，公民个人在经济、社会和法律上的独立和主体地位得到承认，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空间得到认可，整个社会的管理和运作从讲究革命化和理想化转变为愈益法治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在社会结构的纵向分层上，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元叠加的标准取代政治一元化标准，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围。改革开放前，单一的政治化分层标准与党政官员对社会资源的实际垄断相辅相成，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强烈的单一纵向等级化特征。在这种分层中，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将工人、农民和党政干部均视作社会精英，但实际上的精英集团仍然只局限于党政干部阶层（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除外），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均构成社会大众的主体。而在政治上遭受歧见者，如新社会眼中的剥削阶级残余、与旧政权有关的人员、他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被认为与旧政治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则被打入另册，实际上沦为社会底层。经过改革开放，淡化政治因素，社会分层标准中又添加了经济和文化等更加多元的因素，新兴工商阶层产生，技术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提高，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畴和规模。与此相对应，工人和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大众。而一切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增加最少者，则成为新的社会弱势。这样，自1949年以后，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巨变，新社会结构与较革命传统更为悠长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经验和未来预期更为融合。

对于上述变化，学界有人以逐渐回复到后革命状态下的常态社会来表述，有人则称之为全能政治退出后权威型政治社会的形成，其所表述的基本特征即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日益开放背景下的政治权威主导。这些表述虽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但若从一种去价值的操作化角度看，还是颇有几分贴近。

形成如此政治发展模式的原因，当然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的主导有关，但它同时也是这种主导与改革事件/过程中的其他社会力量反复博弈的结果。正是这些或隐性或显性的博弈，使结局未必与主导者的设定和预期完全一致，而成为多种设定和预期在复杂历史时空中相互整合与叠加的结果。但不能否认的是，改革主导力量权威性的政治掌控以及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对诸多外来思想和新理念的改造性吸收，仍然是形成新格局的基础。在这些思想和理念中，也许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法治和秩序重于自由的思想，以及借鉴外部经验却主要产生于本土的新权威主义（包括稍后的新保守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种种设计，尤其值得一提。也就是说，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虽然在与时俱进中保持了自己传承性的表述风格，但人们却又都可以在这些表述以及变化后的政治社会特征中找到与上述理论的若干暗合之处。而之所以强调是改造性吸收，则是说为政者可能更愿意选择这些理论的功用性因素，而减少其价值内核，以达成既适应经济自由和社会开放，又稳固政治权威结构及其符号的目的。

由此，我们看到，1990年代以来逐渐成型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模式便承担起了其在中国社会大转型中的历史与现实功能，即在高度强调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稳固政治权力配置格局，由政治权威来主导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不过，这一模式的成功运作尚需要广大民众和非政治的主流社会精英支持和认可。就广大民众而言，改革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和社会绩效无疑构成世俗化政治认同的基础。而日益壮大的工商阶层和技术与文化知识精英，除了对经济及社会绩效的认可，其自身在理性与现实之间的权衡与选择，以及他们能够参与对改革成果的分享，也是与改革主导者达成默契的重要原因。

无疑，市场经济和愈益开放的社会有助于能力优异者和机遇幸运儿分享到更多的改革成果，以跻身于改革受益者的位置，而“工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仕”又成为体制对成功者给予奖励的重要渠道，并以此来满足他们分享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期望。与此相伴随，“贤人政治”和“咨询政治”也成为新时期有特色的政治风景。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要以非竞争性的行政化管道将成功者吸纳进体制，扩大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而意识形态的调整，也为为政者吸收有利于稳固秩序和发展社会的各种理论主张打开了通道，由此，凡是认同，或者至少接受现有制度安排的建设性主张，无论其以何种价值为背景，都有可能被包容。这一变化也相应导致思想界价值立场的变化，虽然因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致使某些具有原教旨色彩的理论抬头（其中最突出且具有破坏力的是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但总体言之，以中庸、理性与务实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理念开始居于思想界的主流，并形成与体制的良性互动，从而丰富了治理理念，增强了对新政治模式的支持。

毫无疑问，这种以务实和功效为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适应了现阶段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总体需要，由此，它在稳固政治权威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在促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又确保政治权威和基本社会秩序稳定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殊难逆料。

不过，由于这一模式以权力者强力掌控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领域，以及社会精英参与主要改革成果的分享为最大特点，其在赢得了政治稳定、精英共识和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若干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因为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公平、公正的竞争，而导致腐败加剧和社会分化过大。这两大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直接构成对发展模式本身的解构，成为影响政治权威持续稳固，社会长期和谐安定以及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最大问题。

因此，人们期望以不断深化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解决矛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优化发展模式，使之能够既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权力与资本结合和社会分化过大等负面因素。并且防范和化解各种边缘化激进思想对政治秩序的威胁和冲击。

但任何进一步的政治发展都是有路径依赖的，新的发展不可能在真空中展开，只有处理好传统、现实与未来的关系，融合民主的普世价值和中国既有政治资源，改革才可能具有操作性。因此，中国要超越现有政治发展模式的关键，并不在于解决权威与民主孰先孰后，或谁多谁少的问题，也就是说，并非因为前30年的改革强调了权威，下一个阶段就应该削弱权威。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多民族融合的超大国家，相当程度的政治权威始终必要，我们的任务是要解决如何在确保政治权威稳定的前提下去充实和完善其民意基础。从可操作的现实路径来看，最为首要者，还是要探讨执政党的权力如何与公民政治权利和国家公权力制度化的对接，使执政党的权力制度化地转化为公共权力。执政党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代表，其代表性就理应有相应的制度化体现，使之能够反映党在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中介转换作用。即人民和执政党如何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关系来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委托与，执政党又如何制度化地体现社会委托，承担起向各级政府推荐政务性领导人之责。如此，权威与民主就不会对立，而是融为一体。而在这样做之前，从循序渐进的角度考虑，还首先要探讨与改革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形成与传输机制。党的各级领导是继续自上而下的选拔还是改行自下而上的选举，同样涉及到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关系。当普通党员的权利得以制度化地转化为党的各级领导的权力，执政党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和公权力中介通道的作用也才可能进一步畅通，进而更大程度的政治民主才有可能展开。

政治建设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题】理论探讨

【英文摘要】BasedontheideathattheineradicabletraditionalpoliticsandculturehinderthemodernizationofChina,theauthor,consideringtheirdenotationsanddefinitionsoftheirfunction,analyzesthepresentsituationofChina''''spoliticsandculture,discussesthesignificanceofestablishingnewtypesofpoliticsandculture,anddoesanattemptresearchintotheirestablishmentfollowingthesocialistguidelines.

【关键词】政治文化/建设/新型政治文化/politicsandculture/construction/newtypesofpoliticsandculture

【正文】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72X(2002)03-0102-05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同时，政治文化又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而演进，影响和制约政治体系、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瓶颈”，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准确把握政治文化的基本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以此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政治文化的涵义及作用

从历史的渊源看，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描述了有关政治文化的问题：“当人们的分布变化时，政府构成就会变化，一种变化时这样，那么另一种变化也是这样……，国家不会超出生活于其中的人性范围。”[1](p245)但政治文化明确地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专门概念和专门的研究课题，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1956年，美国当代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系统》一书中，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并形成了一定的分析框架。在书中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着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2](p29)1961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派尔在撰写《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时，给“政治文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政治文化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感情，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它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它包括政治理想和一个政体的运行规范(operatingnorms)。因此，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纬度集合形式的展示。”[3](p218)此后，各国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各执一端、纷繁复杂。我们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对政治文化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解释政治文化，在具体的界定中也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看法：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行为在个体心理导向领域中的系统表现，是整个社会系统、尤其是社会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历史性产物，也是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个成员活动的历史性产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以其无形的力量渗透于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先，指导政治行为是政治文化最基本的功能。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内化了的政治行为规范，规定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和争取或行使民利的行为力度，支配着人们对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更以一种执着的政治目标深刻、稳定、长久地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当然由于政治文化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它既可以指导革命的、进取的、正义的推进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指导反动的、保守的、非正义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其次，影响政治体系。历史表明，在一场政治革命风暴到来之前，往往在政治文化领域首先出现革故鼎新的征兆，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以此来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并且为新的统治秩序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政治文化总是指导着人们去保护或一种政治制度，去维持或改革一种政治体制。再次，制约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文化更是其中的一股无形的重要力量。政治文化内含着对政治发展前景的向往，如果这种向往是符合政治发展规律的，人们将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能量，通过政治实践推动政治发展；反之则会严重阻碍政治发展。另外，政治文化通过其时旷日久、潜移默化、传播灌输的作用塑造政治社会的成员，使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对政治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

根据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体现了传统和现代两个层面。

第一，从传统的层面来看，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牢固的血缘宗法制度、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高度专制以及封闭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成了古代以君主的“治国之道”为核心，以处理君臣、君民关系为内容的较为完备的封建政治文化体系，民众中普遍存在着崇圣意识和依附心理，“人治”成为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并已根深蒂固。权力崇拜与惧怕的二元政治情感、上下等级意识以及狭隘的顺从心理等均构成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

第二，从现代的层面来看，世俗化和理性化成为现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使政治文化打破了封闭保守、自我维持的传统发展模式，呈现出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适应性和容纳不同性质的文化的开放性。

首先，整个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实现了由“政治挂帅”向“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历史性转变，确立并发展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的主流政治文化。国家职能的价值标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管理成为国家的主要职能。“民主建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和“科教兴国”等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其次，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增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普通公民政治上的民主、平等、自觉意识逐渐增强，社会主人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扩大。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意志和利益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

第三，虽然现阶段我国政治文化的格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西方传入的个人主义政治文化还有相当的影响，相对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来说，政治文化的发展仍然是滞后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依然矛盾重重。

首先，主流政治文化内部分层趋势明显加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人们的政治意识虽然在根本上统一于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但在具体的政治倾向如政治态度、情感和政策倾向等方面却出现分化，呈现阶层性特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内部分层趋势加剧，亚文化广泛存在。

其次，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在并存中冲突加剧。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地区差异以及改革的渐进性形成了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广泛并存、兼容并蓄的局面。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其内核本质不同，存在着广泛的摩擦。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冲突，广泛存在的亚文化更是摩擦不断。

再次，从宏观政治心理上看，现阶段我国国民政治心理以对现行政策的认同为主，同时兼有多元性、怀旧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义轻利的儒家伦理观念已经不被人们所接受，代之而起的是“利益”一词堂堂正正地进入我们的生活。

三、政治文化建设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

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就包含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政治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其本身也必然处在一个现代化过程中，落后的政治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会起到阻碍作用，而现代化了的政治文化对现代化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政治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政治主体成熟和完善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政治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成功与否，事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影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第一，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是我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首先，从宏观上看，政治文化建设有利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化能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加强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此外，政治文化建设还可以加强主导政治文化对其它亚文化和反文化的制约和整合，同时面对社会新形势进行自身的调整和改革，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其次，从中观上看，政治文化建设有利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各项政策的顺利出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深刻文化指向和浓厚文化蕴含的政治变革过程，政治改革中的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响着政治改革的深度和质量。理智审慎的政治文化能够催发政治角色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同，增强对政府的信任，以利于政府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政策目的的顺利达到。再次，从微观上看，政治文化建设有助于政治人格的健全和完善，使个体成为独立自主、自由平等、具有创新意识、效益意识、责任意识、组织意识、公共人格的新型政治人。

第二，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能够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4](p284)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告诉我们，保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4](p284)要保持稳定就必须要有良好的政治文化作为保证，使人们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都能达到较大程度的认同，这样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情绪、态度、要求、愿望、行为等才能更大程度地与国家的政治要求相吻合，使社会的政治形势、政治氛围得到维护和发展。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社会政治的发展也就是政治文化的发展，这就需要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对原有的政治体系不断地改革和完善。政治改革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能够消除利益矛盾，推动社会政治的发展，维护政治的权威，同时能够提高政治管理的效率和效益。而影响政治变革的重要制约因素是人们的政治心理。顺应社会政治心理的潮流，顺应民心，则政治改革就会顺利，对社会政治发展就有推动作用；反之，就会有阻碍作用，甚至发生社会危机或社会动乱。

第三，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是对国外政治文化霸权的有力回击。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就曾提出文化的领导权问题，“社会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作用中”即“在统治的形式中”与“神和道德的领导”的形式中。[5](p116)在当代，和平演变、价值输出和文化殖民是西方敌对势力在文化战略中常用的伎俩。米歇耳•诺瓦克曾深刻地指出，“观念意志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今天它已获得了比现实更大的力量。”[6](p13)理查德•罗斯克兰在《外交》杂志的评论中写道：在可预见的未来，唯一名副其实的国家文明来自世界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文化。亨廷顿抛出的《文明的冲突》更是这种论调的有力佐证。西方社会妄图以一种普适性的、绝对性的盎格鲁萨科逊式的政治文化来达到全球大同、消除异己的目的。他们抛出人权问题，进行西方价值观念输出，大批量生产和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政治文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的文化震荡和思想混乱。因此，中国对所处的舆论环境应该有忧患意识，进行深入的政治文化研究，探索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维护我国的政治主导文化的合法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课题。

第四，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是对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文化震荡的有力回击。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社会带来极大物质财富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在所难免的“社会病”。这些“社会病”具有伴生性、潜伏性、阶段性和病态性，在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正确的实践进行引导和整合的情况下，后果将不堪设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迫切需要先进的、科学的政治文化对之进行引导和匡正，而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自身也处于转型待定阶段。传统政治文化的合法效力正在逐步降低，现代政治文化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而这期间自由主义、法团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逐渐悄然兴起。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和形形的社会思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政治阅历，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在政治生活的具体实践中陷入进退维谷、迷惑徘徊的境域。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有利于政治角色尽早走出思想误区，有利于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利于深化改革，使社会民主生活畅通，政治角色重新定位，政治价值重新确立。

四、加快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建设

我们党历来重视政治文化的建设。在当代中国，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致力于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出和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我们要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之路，加强对公民的启蒙和教育，使公民真正做到知政、晓政、督政、。不仅要在认识政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更要在实践中去积极推进政治文化的建设。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政治文化建设，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我们要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要通过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全面变化，使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意识朝着有利于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发展，为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准备充分的总和性基础。政治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受经济基础决定。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构成一切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源泉。早在1980年2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7](p128)经济上的落后制约了政治文化的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使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所得到的实惠中坚定政治信仰，产生对现行政治制度的认同和爱戴。我们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同时还要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治文化建设与政治稳定的关系。阿尔蒙德认为，在政治文化转型时期，不同政治文化理念相互碰撞，不同政治文化相互摩擦，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稳定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政治稳定”。[8](p10)

第二，加强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

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内容，提高政治教育的水平和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既在实践中又在思想上认识到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意义。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大发展、大转型时期，来自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知识、新矛盾不断涌现，政治文化趋于多样化，理论界也众说纷纭。这些思潮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甚至有些错误思潮甚嚣尘上，呈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否则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就会出现社会政治动乱。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是中国人民求富求强的科学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更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政治共识。党的十五大根据形势发展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问题，就是要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要用邓小平理论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全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决我们面临的复杂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我们的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第三，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扩大政治认同。

全民族的总体素质的提高是政治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的和必要条件。“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9](p5)而公民参与的扩大依赖于政治社会化渠道的完善和全民族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和提高全民族政治文化素质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首先，要加强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引导和控制。大众传播媒介对于政治稳定、营造浓郁的政治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牢固地确立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维护和保护主流政治文化，争取亚政治文化，抑制反主流政治文化的产生和传播，特别要毫不留情地打击。其次，要疏通和健全民主参与渠道。主流政治文化要占据主导地位，必须依靠畅通无阻的传递通道方能被公民认同和吸收，没有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就会受损，参政热情就会泯灭，主流政治文化就难以巩固地位，也就经受不住反主流文化的冲击。再次，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大文化背景。它的思想观念、道德风尚以及教育科学文化等都给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以极大的影响。精神文明建设有助于政治文化中的主文化的确立和丰富政治文化中亚文化，也有助于分散、限制政治文化中的反文化。最后，要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扩大政治认同。同志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我们党，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执政党要继承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关心群众利益和疾苦，满腔热情地解决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努力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和光辉形象。

第四，批判地继承中外政治文化的思想资料，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综合创新。

首先，要处理好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传统政治文化，对其进行合理扬弃。要从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求出发，积极吸收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同时坚决摒弃传统文化中“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等封建糟粕，努力创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其次要处理好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的关系。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借鉴其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和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政治文化，使之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尤其是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政治文化的交流势必愈加密切，这种交流是交互的、双向的，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特点，又要适应这种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同时还应防止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第五，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有力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系相协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要协调和引导国民的政治心理，使其符合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物质的现代化，也包含国民心理观念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国民心理的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就会步履维艰；要引导国民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自由观、平等观、公平观和人权观；帮助国民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使人们从对道德政治态度的眷恋中解脱出来，通过科学的认知实现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同，从而促进政治体系的持续高效运转。

总之，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社会工作，需要几代人长期不懈地努力。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切忌一蹴而就。在全球化和政治文化多元化并存的态势下，只要我们保持冷静，站稳脚跟，抓住机遇，沉着迎战，把我们国家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就一定能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构建充满生机活力的崭新的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文化，推动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收稿日期：2002-05-08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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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美)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97-09-22(1).

政治建设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多党合作制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大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从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长期执政的历史任务出发，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一重要政治概念的明确提出，内含着党对关键时期我国社会进程的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显示了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众所周知，政党的政治理念和运作机制，对社会和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我国政党的基本格局和运作机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体现了具有和谐性质和特点的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一致的，必将有力地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性

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逻辑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逻辑是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就是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共作为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政党，其价值追求必然是要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个人将得到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由此而来，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取向不是以独立的、分散的个人利益为主。而是以在独立的个人利益基础上整合出的民众根本利益为主导的。在当代，就表现为人民向往追求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政党制度建设得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水平和社会和谐程度的高低。在政党政治高度发展的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建设和完善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多党合作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一)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强大的利益整合功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分化、阶层分化、政治参与等矛盾是人们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寻求解决的办法。多党合作制度在整合利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志在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各派，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负有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他们所联系的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与要求的责任。”这就使这样一种广泛的、开放性的、合作性的政党制度表现出其利益整合上特有的优势，即缓解政治参与的压力，使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够有序进行，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整个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新的分化组合，总体上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经济利益矛盾显性化的发展态势。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动趋势对我国的政党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要求政党比从前更有效地发挥利益表达、利益整合的政党功能。因此，完善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机制，充分发挥其功能，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基石，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多党合作制度推进了民主政治的进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和实现形式。多党合作制度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稳固的政治基础。首先，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重要方式，通过多党合作，可以达到多角度、多层面地表达民意，集思广益，从而保证国家管理的科学化。此外，人民政协体现的是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新型的政治民主，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这种政治文明不仅以示范的方式倡导着和谐社会的建构，而且具体实施着这种建构。其次，多党合作制度的监督功能有利于扼制腐败。促进政治民主化，达成社会和谐。参政党民主监督是执政党防止腐败，保持政府和司法机关公务员廉洁奉公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派能够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协商，在协商之中实现监督。多党合作制度以上功能对促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等都能起到重要作用，能够合理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体现具有和谐性质的政治文明。

(三)多党合作制度能强化一元意识形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大的思想基础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强化一元意识形态，能让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协调利益冲突，使社会共同体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统一体，为政党执政增加稳定性资源，最终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及根据历史与现实进行新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政党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历史的原因，反映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在所难免。多党合作制度为整合这样的差别，提供了一个可行而且有效的途径，即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核心和领导地位主导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各派代表人士在各自联系的群众中往往具有共产党不可替代的影响。所以，多党合作制度本身的结构特点就决定了它在发挥整合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比其他政党制度具有更大的优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四)多党合作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一个国家采用何种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即是适合该国国情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党合作能够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根本原因在于多党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广泛而且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合作实践成功，在社会公众中形成了对多党合作的认同心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多党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发展很不平衡，这是我国的国情。要把这样一个超大社会构建成各方面协调和谐的社会。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对保证现代化的成功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有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才能够在改革开放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推动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新型社会，它的和谐是动态的和谐、变革的和谐、发展的和谐。中央五号文件明确提出，把发展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根本任务。这实际上是运用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从政治发展学的新思路，把发展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一)加强执政党建设。增强执政能力

在多党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掌握着绝大多数政治资源，担负着新时期制度建设、利益调整、政策供给、社会整合等重要职能，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政策绩效，增强执政能力，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注重政治沟通，通过合作磋商，使各党派群体的利益要求在政策中得以体现，从而达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目的。加强党的建设，一是提高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提高党的政治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政治领导寓于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之中，善于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协商和讨论，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各派的共识。二是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多党合作的意识。要切实加强各级领导干部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学习，提高他们对加强多党合作与各派团结合作重大意义的认识；健全工作机制，把多党合作和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多党合作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并把这项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考核体系；重视各派成员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做到工作上给予支持，生活上给予照顾，努力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三是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党内民主的发展和建设。要以保障党员的民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和机制人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逐步实现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为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创造条件。

(二)加强参政党建设，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指出：“坚持在重大决策前进行协商，推动各派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引导和支持他们发挥好参政党作用。”参政党建设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基础。加强参政党建设，不断增强参政党的综合能力，积极建言、促进发展，始终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主旋律。当前，各派要适应多党合作发展的新形势、新标准。强基固本，全面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全面提高派的整体素质与水平，使派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参政议政的职责。要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着眼点，深化对参政党地位、性质和历史使命的认识，为巩固和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不断提高派的整体素质，努力使新一代派成员“具有较高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逐步建立一套适合派自身特点、有利于促进派工作规范化和科学化运行的制度，健全参政党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派人力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不断增强履行参政党职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综合能力和水平；要增强政党监督意识，强化民主监督职能，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

(三)加强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