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06:09:59

政治风险论文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4刘鸣.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利的影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4刘鸣.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利的影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4刘鸣.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利的影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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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4刘鸣.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利的影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政治风险;风险管控体系;海外利益

一、国际政治风险研究现状及中国面临的国家政治风险

随着中国融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上升为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转移,获取海外自然资源和先进技术,开拓海外市场和确保中国战略资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学术界主要是从国际经济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研究企业对外投资议题,经济学视角的企业对外投资研究,更侧重于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分析,以及企业经营过程与绩效管理研究。2011年西亚北非动乱,中国企业深受波及,损失惨重。2012年美国借危害国家安全为名进行所谓“政治背景”审查,封杀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进入美国电信设备市场。基于上述案例,政府、企业界、学界需要研究国际政治风险给企业对外投资带来的不确定。

所谓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与母国(甚至第三国)政治、经济、安全等关系发生变化、东道国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政策变化而导致的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活动和价值受影响的可能性。跨国公司在选择东道国和制订投资计划时,往往考虑涉及政治风险程度的若干因素,如母国与东道国在外交、军事上的密切程度,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国有化的可能性、工会运动的传统等。二战后陆续掀起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60年代诞生的被殖民国家组成的地区性、洲际性和国际性的组织,力图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70年代两次中东石油危机漫延全球,引发世界经济动荡,给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基于此,西方发达国家学界在上世纪70年代就对国际政治风险有了一定的研究,并建构了初步的国家政治风险理论。美国学者Stefan H.Robock 1971年发表了一篇甚有影响的论文——《政治风险:识别与评估》,对政治风险的定义与性质做了详尽的诠释,认为国际经营中政治风险存在于(1)经营环境中出现的一些不连续性;(2)这些不连续性难以预料;(3)它们由政治变化所带来的。学者Jeffreg D.Simon 在其1982年发表的《政治风险评估:过去的倾向和未来的展望》论文中指出政治风险可视为政府的抑或社会的行动与政策,或源于东道国或源于其外,对有选择的或者大多数国外经营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学界陆续建构了若干种政治风险评估体系,进一步推动了政治风险理论的研究。

中国政府、企业界和学界在研究分析国际政治风险方面也取得一定成就。中国商务部每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介绍各国(地区)政治局势、经济数据、政策法规、商务环境等方面的信息,并介绍了有关国家(地区)特殊经济区域政策、环境保护的核心与标准等内容,有助于企业把握各国(地区)市场机会,了解投资合作环境,减少决策的盲目性。日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了2012年版《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收录了与中国经贸关系最密切、未来双边经济合作最具潜力、中国企业最为关注的60个重点国家的国别风险概况,并在持续风险跟踪和综合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对全球除中国以外的192个国家的风险水平进行了重新认定与评估,确定了各国2012年国家风险参考评级。学者李福胜所著《国家风险:分析·评估·监控》,该书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国家风险的基本内涵、国家风险评估的必要性、怎样分析与评估国家风险、风险报告内容及评级机制、国家风险定量研究方法以及风险管理与监控等问题,并列举了许多案例、相关资料和图表,内容丰富。中国政界、企业界、学界在国际政治风险研究方面的成果,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为其它人员的研究提供较好的借鉴。

二、江西企业对外投资的国家政治风险管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江西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速对外投资,如国际工程承包业的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中鼎国际公司,资源采掘业的江西铜业公司、新余钢铁公司以及江西省地质矿产局所属企业,已经赴海外开拓市场。但是,江西企业在“走出去”实践过程中,国际政治风险意识不强,对国际政治风险研究和分析不足,缺乏应对国际政治动荡与不确定性的经验。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会面临着东道国的歧视性干预、政府更迭、暴力袭击、第三国的干预乃至地缘政治动荡等政治风险。国际政治风险的传导必然直接触发企业经营风险,危及企业在东道国的生死存亡。本论文试图针对江西企业所投资的业务领域和国别地域,做针对性的、系统性的国际政治风险分析,把国际政治风险分析报告纳入江西企业对外投资可行性报告中,并贯彻到其日常经营与管理中。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将产生研究报告,提供给江西省商务厅、国资委以及在海外投资的江西企业,为它们提供投资经营参考和借鉴。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经营的大背景下,江西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除了承担经济风险,还必然要面临和承担许多国际政治风险。本论文主要从如下方面阐述研究内容:

1.江西企业对外投资的现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江西实施“走出去”战略,勇于开拓市场空间,获取经济资源,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从对外投资领域看,江西企业主要针对国际工程承包业(如水利水电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工业设施施工与安装)和自然资源采掘业(如有色金属开采与加工、煤炭开采等)。从投资区域看,江西企业主要去向是非洲、拉美、东南亚、南亚等矿产资源丰富地区。从投资主体看,以省属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为辅。据统计,截至2011年,江西全省共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企业64,江西企业对外工程承包完成年度营业额15.85亿美元,家全国排名上升3位,居全国第13位,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增幅达52%,居中部之首,全国第四,上升势头十分明显。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涌现出如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225强企业,这两大公司在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方面已成为江西外经企业的龙头,并发挥着引领和生力军作用。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需求激增,带动了江西“走出去”企业境外矿产资源开发氛围的日趋浓厚。中鼎国际公司与煤田地质局在东南亚地区等地从事煤矿资源开采,江铜集团联合五矿集团在阿富汗开采铜矿资源,有力确保国内资源的安全有效供给。以制造业为主江西民营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直接到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地区开办工厂或设立营销点,争取比较优势,绕开贸易壁垒和开拓市场。

2.江西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分析与评估

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是一项收益与风险并存的经济合作活动。2011年的西亚北非动乱(严重的国际政治风险),导致众多中国企业投资项目搁浅,工程与贸易市场丧失,给企业造成始料未及的重大经济损失。江西企业应从中汲取教训,在对外投资中既要考虑商业经营风险,又要防范政治风险。目前,江西企业对外投资的地域主要分布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而这些地区中,尤以非洲和南亚局势最为动荡,国际政治风险较高,给江西企业的投资经营和人员安全带来了不确定性。在上述对外投资地区中,江西企业可能面临政治风险包括:东道国政治动荡(如民族宗教种族冲突、国内政治派系斗争)、东道国国内政策变动、第三国政治干预(如经济制裁、武装介入)、政治歧视性干预(如以国家安全为名中止投资)、区域性地缘政治动荡、文化与意识形态冲突、误导性舆论宣传(如中国、新殖民主义)、非政府组织介入(如环保与人权组织抗议)以及宏观国际政治系统环境等。本论文将基于上述政治风险因素,分析江西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并评估其对江西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以防范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

3.江西企业对外投资的国际政治风险管控

政治风险管控是指企业或投资者在进行对外投资决策或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时,为了避免由于东道国或投资所在国政治环境方面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化而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而针对东道国政治环境方面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变化对自己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前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减少或避免由于这种政治方面的变化而给企业或投资者自己带来的损失。

上述命题的关键是:如何管控政治风险?本论文拟从如下方面探寻江西企业对外投资的国际政治风险管控体系:

(1)企业在对外投资之前,需做好充分的调研报告,既要投资可行性分析,又要做政治风险分析,权衡商业机会与政治风险。为了适应江西企业国际化的需要, 亟须建立为江西企业服务的国家风险分析、预警与报告系统,包括建立官方或民间的专门研究机构,尤其是针对某些国家时时出现的不利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政府政策、社会抵制行为等现象,中国的政府及产学研各界应当加强合作,大力加强服务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海外国家风险研究。

(2)企业应强化与东道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建立机制化规的联络管道,预警政治风险。

(3)国家层面上,我国政府应与相关国家和地区构建战略伙伴关系或合作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加强政府官方联系制度化建设,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制度安全保障。

(4)中国政府应构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联系,寻求国际援助与第三管道支持,维护我企业海外投资权益。

(5)企业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和个体行为的沟通与交流,构建基层管理管道。同时,企业要树立良好形象,为东道国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民间援助,增强社会责任感,实行本土化经营,融入东道国社会。

(6)企业应建立政治风险预警、应急机制和监管机制。

(7)企业在对外投资前,应购买政治风险损害险。我国应在国内法层面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其次,我国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适用应以我国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前提。目前我国已同2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并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应加快与外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依靠国内立法与国际双边和多边协定的紧密配合来为我国境外投资提供担保。

参考文献:

[1]张 金:《杰国家风险的形成、评估及中国对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

[2]钞 鹏:《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研究综述》,载《经济问题探索》2012 年第11 期.

[3]李福胜:《国家风险: 分析·评估·监控》,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唐 勇:《跨国公司行为的政治维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年版.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风险识别,在综合多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外商投资方和基于政府层面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对PPP项目中的风险因素提出了风险分担,同时提出了PPP项目风险的规避与防范措施。

论文关键词:公共利益城市水务PPP模式风险

近年来国外水务巨头纷纷抢滩登陆,把我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来开拓,外国投资者主要通过BOT、TOT、并购等PPP模式进入我国城市水务业。截至2008年底,我国境内11家主要外资水务企业在我国城市水务市场中共签约94个项目。所谓PPP模式是英文“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的简写,中文一般直译为“公私合伙制”,是指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方式。

然而基于公共利益的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具有实施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经济分析和技术风险较大等特点,在项目进行的全生命周期均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对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因素分析、风险分担方式及风险规避措施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分析过程简介

为了系统分析PPP模式的运作风险,笔者召集了国内水务行业有关专家就风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根据三亚水务外商投资PPP项目经验及相关案例材料,水务行业外商与政府等代表分别探讨了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视角下的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问题。参与PPP模式风险研讨的专家代表共有17名,其中10人为政府和国企代表,7人为外商代表。

会前准备:将三亚水务外商投资PPP项目和相关国内案例材料分发于专家代表,请各位专家仔细阅读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风险问题重点思考。各专家代表为国内水务行业内互不统属的企业代表,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

风险因素开发:由主持人介绍三亚PPP投资项目历程及国内案例背景,让各位专家提出风险建议;主持人对各位专家强调要突破思维惯性,大胆进行联想;该阶段历时1小时。

风险因素分类与整理:根据文献资料和风险属性,将风险因素按照风险源分为7大类。

初步罗列风险因素:根据风险因素分类和专家提出的风险因素构建初步的PPP模式风险因素,供进一步专家探讨。

风险因素质疑性开发:该阶段历时1小时,主要是对已构建的风险因素用头脑风暴法进行质疑,主持人引导专家进入风险因素质疑环节,删除质疑较大的风险因素。

风险应对措施开发:对于罗列的风险中的各类风险因素,各位专家提出相应风险规避措施,该阶段历时1小时。

二、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风险因素分析

(一)系统风险

1.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变动风险和信用风险;国家政策稳定性风险包括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劳资关系等与项目有关的敏感性问题方面的政策是否健全、稳定。

2.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包括通货膨胀、利率、汇率及税收风险。

3.不可抗距风险。不可抗距风险是由于自然与环境因素引发的风险,包括洪水、地震、火灾、台风等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恶劣气候等对项目产生的影响。

(二)非系统风险

1.项目建设期风险。项目建设期风险包括资金不到位、工期延误、投资超标和质量不达标风险等。

2.项目营运期风险。项目营运期风险包括市场竞争、社会服务质量不佳及运行效率低下、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和更新改造及拓展投入风险。

3.技术风险。技术风险包括设计失误、生产工艺不达标及技术人员素质等风险。

三、城市水务业PPP模式项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关注的角度不同,外国投资者和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风险不完全相同,即便是同一个风险因素,其权重也有差别。根据城市水务业特征、PPP模式风险特性等,本文将基于公共利益的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的风险因素从外商投资者和政府两个层面分别识别并构建不同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2:基于政府风险的PPP模式项目风险因素(见图1),基于外商投资的PPP模式项目风险因素(见图2)。

四、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的风险分担

由于基于公共利益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项目风险较大,涉及的风险很多且不同风险产生的原因不相同,因此,在制定风险分配方案时应充分发挥政府丰富的政策资源、强大支持系统和外国投资者的资金、先进的管理技术、经验等优势,进行全方位综合考虑,既要节约整个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成本,又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结合项目的风险特点、可控程度、项目各主体风险的承受能力及风险态度,确定各方的合理承担比例,将风险分担与激励机制有机结合,把风险分担给最适合承担它的一方,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责权利平衡,最大限度的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追求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基于公共利益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的风险分配见表1。

五、城市水务业PPP项目风险规避与防范

(一)政治风险的防范

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的政治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可抗力风险,一般由政府来承担。其风险防范一般通过以下措施进行:通过投保的方式降低政治风险。外国投资者向国际商业保险机构投保东道国政治保险;政府向PPP项目公司提供政府履约保证,以确定当发生某些政治波动、法律变更等事件,政府承诺在某种约定情形发生而可能造成投资者损失时,由政府给予适当的赔偿或补偿;利用国家间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使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法律上的保障。如果发生了政治风险,投资者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投资保护协定规避风险。

(二)法律风险的防范

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是在我国政府的法律、法规等框架下通过合同和协议的形式达成的,如果一旦我国政府的法律、法规等有变,这无疑会从根本上影响PPP项目。因此,PPP项目谈判初期,项目各参与方应及时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使项目运作符合我国政府的法律、法规等要求。另外,外商投资PPP项目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外商可以与政府签署一系列的互相保障协议,彼此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做出承诺,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三)信用风险的防范

我国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项目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各方协议搭建而成的,组成信用保证结构的各参与方是否有能力履行其职责就构成了项目的信用风险。项目主办者在寻求各方合作者时,除了考核对方的业绩水平、资金实力、管理技术水平等指标之外,还应重点考虑其信用的可靠性。在项目各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中,也要明确列明违约责任。

(四)利率风险的防范

利率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融资成本的高低,还关系到PPP项目的能否最终成功。PPP项目公司应该首先考虑跟政府和银行签订融资贷款协议,尽量把利率固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另外,在进行贷款融资时,项目公司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以多种货币方式借款。除此之外,投资者还可以考虑采用衍生金融工具来对冲。

六、结论

由于本文所分析材料的局限性,对于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的风险因素和规避措施仍可能存在一定不足,有待水务业相关学者和业界人士进一步探讨。本文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了风险因素识别与风险归类,分别构建了基于外商投资方和基于政府层面的城市水务业外商投资PPP模式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PPP项目中的风险因素按照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提出了风险分担方案,并对各类风险提出了相应规避与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1.鲁庆成.公私合伙(PPP)模式与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2.王瑾.公共项目建设PFI模式的风险识别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7篇

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事业发展迅猛,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跨出国门从事海外投资将愈加频繁,但由于未建立系统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在国外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了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利益,减少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鼓励我国企业扩大海外投资,需要在正确认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性质的基础上,选择适合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模式,并借鉴国外立法与实践经验,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一、中国海外投资及海外投资保护现状

1979年,中日合资的“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在日本开办,建立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第一家境外投资的合资企业。到2005年8月底,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已扩展至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477.1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之一。同时,我国已成为WTO的成员方,这将为更多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可能,也必将为我国企业到国外投资创造更多机会。然而,我国在海外投资保护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现阶段调整海外投资关系的法律渊源主要有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两大类。在国内法规范方面,虽然早在1985年我国就制定了目前国内惟一的一部投资保险法—《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但它只是规定可以对外商在华投资的政治风险承保,却没有规定可以为国内投资者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保证;在国际法规方面,我国参加的调整海外投资保险的多边条约主要是1988年4月30日我国经批准加入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根据公约设立的多边投资机构(MultilateralInvestmentGuarantyAgency)是一个以承保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为主要业务的多边机构。我国对本国投资者的海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可以由MIGA承保,但仅仅依靠MIGA对海外投资提供保险是不充分的。

二、建立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进一步扩大海外投资规模的需要截止2005年8月底,中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已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这些企业的投资由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未经开发的广阔市场。由于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较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乏成为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严重障碍,因此,为进一步发展我国海外投资,急需建立有关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二)使我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权利义务对等的需要自1992年至2005年初我国已经签订了106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些协定大多规定了代位权条款。根据代位权条款,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对本国投资者因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而遭受的损失负责赔偿后,便可以取得代位求偿权要求东道国政府进行赔偿。在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相互配合的机制下,东道国所承担的对外国投资进行保护的义务很难回避。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论文格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无法以代位求偿人的身份就我国投资者在外国遭受同样风险的损失行使代位权,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我国投资者并未享有与外国投资者同样的权利,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三)与已设立的相应法规相互配合的需要如前所述,中国作为MIGA的成员国可以向其投保政治风险。但是,我国投资者利用MIGA分担政治风险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MIGA相互配合,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三、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想

(一)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模式对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法律模式的选择,笔者认为:我国应采用混合投资保险模式。第一,主要采取双边投资保险制度。首先,我国已具备建立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现实基础。中国目前已经签订了100多个投资保证协定,并且可以预期今后还将签订更多的类似协定。这些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绝大多数都订有代位权条款,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行使代位权提供了法定依据。其次,以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承保前提,更有利于尽可能防范投资风险于未然。由于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实质上是双方政府的承诺,投资东道国在采取非商业风险措施时,必然会考虑其行为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从而不会贸然行事,降低或避免了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再次,双边投资保险制度对代位求偿权以双边投资保证条约加以确定。这样,一旦我国海外投资者在投资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时,我国承保机构即可合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将我国国民与东道国的投资争议从国内法的水平提高到国际法的保护水平,加强了对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确保代位求偿权的顺利实现。第二,也不应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法定条件。如果代位权的行使只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前提,势必不能充分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及投资利益。笔者认为,我国可以规定一个过渡期,此期间内在国内法上留有一定的余地,采取单边与双边并存的投资保险制度,以扩大投资保证的范围,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

(二)具体内容

1.保险人根据我国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宜借鉴政府和国营公司共同实施保险业务的德国模式,采取海外投资保险审批机构和业务经营机构分离制的形式。这种分离制有助于审批机构和经营机构各司其职,各尽所能,避免或减少审批决策与业务经营集中于某一机构所产生的弊端。在具体的机构设置上,可设立一个统一的直属于国务院的专门性机构—海外投资承保委员会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审批机构,由商务部、外交部和财政部代表组成,具体负责审批投保申请。经营保险的业务则可由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负责。2001年10月成立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成立一年后开设了海外投资保险业务,虽然信保的宗旨中没有明确提出保护海外投资,但是在开办的投资保险业务中列明了海外投资保险,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完全可以胜任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经营。

2.合格投资者对于合格投资者,各国海外投资保险法的立法规定各有不同,但都要求投保的投资者和承保机构的所在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综合美、日、德三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应当然成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合格投资者;对于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资格可借鉴美国相关的立法制度,即采用“资本控制论”来确定。之所以不采用“成立地说”理论,是因为依据“成立地说”无法将虽然是依据中国法律设立的公司、合伙或其他社团,但其主要资产却为外国公民、公司、合伙或社团所有的情况排除在合格投资者之外。根据“资本控制论”:对于依本国法律设立的法人、合伙企业或其他社团,本国公司、合伙及其他组织须持有多数股权(资产的51%以上)才能获得投保资格。对依外国法律设立的本国公司、合伙企业及其他社团,本国公司、合伙及社会团体须持有绝对多数股权(资产的95%以上)才能获得投保资格。这样既切实保护了代表我国利益的投资者,又有效避免了鱼目混珠的情况。超级秘书网

3.合格投资合格投资的条件和标准在各国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合格的投资应符合投资者本国和东道国的利益。美、日、德三国均明文规定:凡是前来申请投保的海外投资,都以东道国已经明确表示同意接纳作为可以承保的先决条件。这种规定一方面是对东道国经济的应有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获得东道国政府的事先同意和许诺,增强对东道国政府的约束力,以提高当地海外投资的“安全系数”,尽量避免可能产生的纠纷。[6](P326)关于投资项目,各国一般只限于新的海外投资。所谓“新”的投资,一般指新建企业的投资,但对旧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发展的新投资,各国一般也将其视同投入新项目的投资,准予投保。为了与国际上一般立法保持一致,又充分考虑到我国海外事业的特殊要求,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合格投资的条件主要应包括以下两点:(1)必须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利益;(2)要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且得到东道国批准。投资形式不应加以限制,允许并鼓励其灵活多样化。

4.合格东道国对于合格东道国的要求,各国规定不尽一致。鉴于采用混合投资保证模式,对于合格投资的东道国,我国应鼓励到与我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的东道国投资。但对于有些国家虽然目前暂时没有与我国签订双边投资条约,但是如果该国有较为稳定和开明的法制,有较为优惠的吸引外资的政策,足以令外国投资者有利可图,或者与我国有着较好的外论文格式交关系,对于以上国家一旦保险事故发生,我国即可依条约、协定或外交关系进行代位索赔,也应认为是合格的东道国。

5.保险范围各资本输出国的投资保险机构通常承保三种主要的政治风险,分别是外汇禁兑险、财产征用险和战争内乱险。目前,对第四种政治风险即政府违约险,提供担保的国家还不多。政府违约险,是指东道国政府毁约或违约,使外国投资者得不到救济或很难行使救济措施或行使救济而无效果的风险。《MIGA公约》已将该险别列入机构的承保范围,但机构毕竟不是全球强制性公约,并不涉及各缔约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等问题,不要求各国立法与公约规定保持一致。笔者认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除承保上述三种主要政治风险外,也应承保政府违约险。违约险的“约”是指东道国政府与投资者签订的“国家契约”。国家契约争议的诉讼管辖权时常受“卡尔沃条款”的限制—当东道国政府违约,争端发生时,东道国要求投资者向当地政府或相关机关寻求救济,或把“用尽”规则作为将争议提交国际解决的前提,这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有可能得不到公平的裁决。单独规定违约险,可以增强投资契约的稳定性,以解除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从而达到保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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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傅京燕.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初探.国际经贸探索.2000(2).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海外投资者在从事海外投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仅凭自身的力量无法克服的政治风险。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海外投资的不断发展,确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在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进行简介的基础上,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进行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政治风险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基本情况考察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是资本输出国为保护与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一项重要的国内法制度。

由于私人直接投资的特殊性,私人向海外进行投资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最令投资者忧虑的莫过于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密切相关的非商业风险,即政治风险(politicalrisks)。例如:投资东道国基于本国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实行的国有化或征收;为了维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实行的外汇管制;东道国发生的战争、内乱等等,这些事故将使外国投资者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乃至经营不能继续。政治风险均基于东道国权力而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投资者只能望“险”兴叹,而无法放心大胆地把手中的资金投向本是广阔而具有巨大潜力的海外市场。

为消除投资者的顾虑,资本输出国政府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保护本国投资者。该制度的运行机制是资本输出国通过特设的或指定的保险机构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投资所在国(即东道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直接保险或保证,一旦海外投资者的投资与投资利益因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而遭受损失,即由该保险机构予以补偿,之后该保险机构将取得代位求偿权,由其代表国家替代海外投资者的地位向东道国代位索赔。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之中,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在国内法方面,国务院1985年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授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有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各种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据此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对外商在华投资的非商业风险(即战争和暴乱、政府征用、限制汇兑等政治风险)提供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保障,但对中国法人和自然人在海外投资的同类风险则缺乏明确的规定。1995年10月开始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其有关“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律条文中,也没有针对海外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实行保险的专门规定。在国际法方面,一是双边条约,即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投资保险协定以及有关的保险协定;二是多边条约,我国参加的调整海外投资保险的多边条约主要是1988年4月30日,我国经批准加入的《多边投资担保公约》(《汉城公约》)。总体来说,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国际法规范数量更多,体系更完整,内容更详实。在效力上也优于国内法规范。三、关于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具体构想

1.关于承保机构。对于我国承保机构的建立,可以采取审批和保险相对分立的体制模式。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人保”)内部设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机构,专门负责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经营。该机构应该受国务院委托,独立运做,独立核算,以服务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为终极目标,与其他的承保一般商业保险的业务相区别。再建立一个统一的“承保委员会”负责投保审批,从国家财政计划上对可承保的海外投资项目赔偿金额做出合理的安排。

2.关于被保险人。直接投资者,但是各国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笔者认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合格的投资者应该包括:(1)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2)具有中国国籍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3)全部资本或50%以上资本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所有或控制的外国法人,其他经济组织。

3.关于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合格的投资项目。应该具备的条件有三:一是海外投资必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壮大;二是应该获得东道国的批准,能够为东道国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三是一般限于新投资,包括新建企业,旧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发展。

(2)合格的投资形式。一般只要依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法律及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允许的适当的投资,不论何种形式都应该给予承保,包括各种股权投资、证券投资、贷款投资等。但是对投资项目所给予的最高投资保险金额应该以总投资额的80%-90%为宜,剩下的部分由投资者自己来承担。这样可以提醒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尽到自己勤勉和注意的义务。

4.关于承保的风险。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均将承保范围限于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外汇险,征用险和战争险。我国也应该将这三种政治风险作为基本承保险别。至于其他类型的风险,考虑到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还不发达,经验还不足,可以暂时不予以承保。

5.关于代位权。代位权是指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投资人支付了保险金后,处于投保人的地位向东道国索取赔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应以国际法上的外交保护为基础,加快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的步伐,以协议作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更有严肃的国际法上的条约效力。

四、结语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9篇

【内容提要】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跨国经营。目前,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经济体,在境外形成了若干个原油和矿产资源生产基地,获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油气、矿产资源和其他资源。风险性无疑是跨国公司经营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必然会遭遇两类风险:经营性风险和国外政治性风险。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现身于国际商业和资本市场,国外政治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企业 跨国经营 政治风险 案例分析

【作者简介】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政治学博士后、经济学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F279/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3-0068-20

自中国政府1999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从2000年的9.15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42.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5.76%,目前,中国已成为既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经济体。[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13, “Overview,” pp. xiv.] 中国对外投资能够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离不开中国企业与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也离不开跨国企业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一样,中国企业也必须开展跨国经营,为自己的商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为持续的发展谋求更丰富的资源,并为公司的运作搭建更高效的平台。近年来,受困于全球金融危机,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对外投资环境日趋恶化:局部冲突动荡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尚未偃旗息鼓;全球范围内政治风险发生的几率仍在提高。与此同时,因独特的历史原因和国家利益诉求,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仍缺乏对投资目的地政治风险的敏感性,尚缺乏“走出去”的相应经验。因此,与政治风险防控相关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相关实践机制有待建立和健全。在上述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并提出一些积极建议,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企业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的理论演进

跨国公司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但当今国际体系仍由国家所主导,没有一个强力机构能够将其权力和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跨国公司所面对的政治风险正是源于市场力量和国家力量的碰撞。罗伯特・吉尔平在分析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时指出:“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着数百年的历史,它们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逐渐成为决定现代世界国际关系性质与动力的关键因素”。[ 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载《国际观察》2002年第3期,第31页。] 对于企业来说,风险和收益是相伴而生的。特别是跨国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风险,还要分析和规避由于被投资国和国际环境等因素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考察政治风险的概念并分析政治风险研究视角的变迁,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风险是一个宽泛且模糊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未给出公认而统一的定义。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有关企业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的理论基本上是西方学者站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立场上,以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为背景提出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从国外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于政治风险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投资者在国家资本输出的带动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形成了第三次资本输出的高潮。与此同时,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已摆脱了发达国家的控制,获得了独立,进而迫切希望得到经济上的独立。这些国家逐步通过法律取消了发达国家在本国的种种特权,收回了自然资源的租让、开采和占有权,对重要经济部门实施国有化,把握了本国经济的命脉。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政府间的正面冲突大量出现。前者以绕开贸易壁垒、实行全球经营、充分利用生产要素资源和追求更大利润为动力,向第三世界大举进军,构成所谓“对外投资的60年代”。后者则以日益强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为后盾,以保护国家利益与资源财富、建立国家经济新秩序和反对新殖民主义为目标,对外国资本实施严厉管制乃至直接征用和没收,导致出现所谓跨国公司“撤退的70年代”。[ 王巍:《国家风险――开放时代的不测风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在上述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较量中,国有化行为举世瞩目,成为政治风险观念的起源。国际经济中的国有化,旨在将外国投资及资产收归投资地所在国国家所有。有国际经济存在,就有国有化行为的发生。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在1960―1977年期间,全球实施过国有化政策的国家达72个,累计事件达1922起;其中阿尔及利亚、智利、古巴、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乌干达和委内瑞拉等7国的国有化事件占全部事件的73.4%。这类国有化往往以各自的政治因素为契机,均出于投资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作为,无法为投资者和经营者所左右,完全不同于一般商业意义上的国外经营风险,构成了政治风险的研究对象。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最先提出“政治风险”这一概念,主要用来反映企业被东道国政府国有化的现象。例如,1953年,墨西哥将铁路、石油、香蕉种植园收归国有;1956年,埃及从英法两国的公司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1960年,古巴宣布工业国有化;1969年,秘鲁征用标准石油公司股份,1973年,征用赛罗公司股份。[ 吴玉春、王静、刘自学:《采掘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管理》,载《经营与管理》2012年第11期,第80页。] 在上述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对政治风险进行研究。起初,对政治风险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鲁特(Franklin R. Root)认为,政治风险就是在国内或国外发生的能够引起一个国际商业运作的利润潜力和/或资产损失的政治事件的可能性,如战争、革命、、没收、征税、交易限制和进口限制等。政治风险至少包括四个要素:不连续性――发生在商务环境中的激烈变化;不确定性――难以预测这种变化;政治压力――来自于政府及其他政治实体;商务影响――对公司利润及其他目标的可能影响。[ Franklin R. Root, “U.S. Business Abroad and Political Risks,” MSU Business Topics, Winter 1968, pp. 73-80.] 在罗博克(Stefan H. Robock)看来,国际投资和国际经营中的政治风险产生于由政治变化带来的经营环境出现了难以预料的不连续性,经营环境中的这些变化必须对某家企业的利润或其他目标有重大影响的潜在可能性时才构成“风险”。[ Stefan H. Robock, “Political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6, No.4, July-August 1971, p. 7.] 柯布林(Stephen J. Kobrin)主张从两个方面来定义政治风险,一是根据政府或国家的干预行动来定义政治风险。这一概念与东道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对私人商业企业的所有不适意结果有关,表现为没收、现金返还、对商业交易的限制等;二是将政治风险等同于任何强加给企业的政治事件的发生,如暴力、恐怖主义以及游击队活动等。[ Stephen J. Kobrin, “When Does Political Instability Result in Increased Investment Risk?”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13, No. 2, Fall 1978, pp. 113-122.]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政治风险的研究视角有两个新的发展:一是由政府的直接和极端行为转向更加多样的限制性措施,二是日益重视政府以外的力量。杰弗里(Simon Jeffrey)将政治风险定义为“政府的或社会的行动与政策,起源于东道国内部或外部,负面影响一个选定的团体或大多数外国商业运作与投资。”[ Simon Jeffrey, “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 Pas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17, No. 2, Fall 1982, pp. 62-71.] 菲茨帕特里克(Mark Fitzpatrick)将其他学者对政治风险的27种定义做了分析,并将其归纳为三类:根据第一类定义,政治风险产生于政府和国家的行为,这些行为对企业造成有害的后果;在第二类定义中,政治风险是指政治事件或限制对特定行业或特定企业产生影响;第三类定义认为,政治风险是由环境的不确定性产生。[ Mark Fitzpatrick, “The Definition and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Ris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8, No. 2, 1983, pp. 249-254.] 杰弗里进一步指出,东道国不是政治风险的唯一因素,考察政治风险时应该同时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东道国环境、跨国公司所在国环境、国际环境和全球环境。[ Simon, “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 pp. 62-71.] 肯尼迪(C. R. Kennedy, Jr.)从更广义的角度来定义政治风险,涉及影响企业盈利的宏观经济社会政策(财政、货币、贸易、投资、产业、收入、劳工及发展)等法律和政府的非市场因素与政治不稳定性(恐怖主义、暴乱、、内战和起义等)引起的超法律(Extra Legal)政治风险。[ C. R. Kennedy, Jr., “Political Risk Management: A Portfolio Planning Model,” Business Horizons, Vol. 31, No. 6, 1988, pp. 27-33.] 丁(Wenlee Ting)则认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既定经营结果(收入、成本、利润、市场份额、经营的连续性等)的非市场不确定性或变化,这可能来源于东道国政治、政策、外汇制度的不稳定性。[ Wenlee Ting, “Multi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Investment and Marketing Decisions,” The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Vol. 20, No. 2, 1988, pp. 31-33.] 兰斯克(R. Lensik)将政治风险定义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他认为政治风险研究的是社会中政治和经济实体关系的不确定。政治风险是一种政治力量引起的经济生活变化,后者对公司的经济活动造成负面影响。[ R. Lensink, “Capital Flight and Political Ris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19, No. 1, 1999, pp. 73-92.]

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提供了新的环境。特别是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渴望使得以革命、大规模内战、、没收、征用、国有化和冻结等为代表的传统极端性政治风险逐步减少,此类政治风险往往发生在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民族利益,以东道国政策的变化、资源保护、经济和政治报复、文化差异、第三国干预、民族主义和宗教矛盾、各国内部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等非极端型政治风险则日益成为主流。这类风险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样存在。[ 钞鹏:《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研究综述》,载《经济问题探索》2012年第11期,第167页。] 新形势下的政治风险研究视角有两个新的观点:一是认为导致政治风险的多种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例如,关税的变化引起产业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罢工和社会骚乱,进而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二是认为政治风险因素随着时间的变化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研究者认为,所谓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与母国(甚至第三国)政治、经济、安全等关系发生变化、东道国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政策变化而导致的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活动和价值受影响的可能性。[ 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第32页。]

笔者认为,定义的宽泛性导致了政治风险定义的不确定性。例如,我们应如何区分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说,市场性风险往往由政策性风险所导致。在开始研究前就确定严格的风险范围,对于政治风险的研究既不实际也不科学。比较科学与可行的办法是通过研究者的经验和具体的案例来确定其中的政治风险。为了研究的便利,笔者将“政治风险”的概念界定为“能够引起一个跨国商业运作的利润潜力或资产损失的任何类型的政治事件”。政治风险一般存在于跨国投资活动之中,其产生或发生源于东道国的政治军事事件、政策抑或社会制度的不稳定性等非市场因素的不确定变化。政治风险是所有风险中最不可预测和防范的风险,一旦发生必然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演变,政治风险可以分为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下文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二、中国企业海外经营政治风险的分析框架

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迅猛增长态势,但也面临较高政治风险。政治风险研究是对政治风险表现和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布林克(C. H. Brink)认为:“风险分析是一项古老的技术,它由商人及贸易者在数世纪的实践中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成为一个流行的学术研究领域”。[ C. H. Brink, Measuring Political Risk: Risks To Foreign Investment,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4, p. 3.] 冷战期间,风险分析成为一种用以帮助决策的相关科学方法,在1973―1974年石油危机之后更是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投资者意识到对未来投资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对政治风险进行分析的兴趣曾一度下降。“9・11”以后,“不确定性的增加、非传统商业的兴起以及如恐怖主义、腐败、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等社会危机,不仅增加了在一种复杂环境下的风险意识,也增加了对风险分析的需求”。[ Michael Hough, Anton Du Plessis, George P. H. Kruys, Threat and Risk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Strategic Forecasts, Pretoria: University of Pretoria,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8, p. 6.] 由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以及各国国情的巨大差异,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对风险进行评估显得至关重要,没有一个决策者会不经评估和考量,把自己所领导的企业置入一个充满风险的环境。

许多学者试图在政治风险的预测和预知之间做出区分并更主张预测。布林克指出:“政治风险分析无法(也不应该)预知风险的出现,或它们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它可以通过尝试观察现行事件的某些趋势及它们的结合方式来预判其概率”。[ Brink, Measuring Political Risk, p. 27.] 政治风险模型的设计本身并不能预知一个事件会在何时发生。这是因为,分析方法的性质因模型而异,而政治风险模型是由不同因素组成的,这些因素在各模型之间区别很大,取决于投资者的需要。例如,蒙古国成为全球各经济强国争夺资源的一块新阵地。世界各国对其两大矿产塔本陶勒盖(Tavan Tolgoi,TT)和敖包特陶勒盖(Ovoot Tolgoi,OT)焦煤所有者南戈壁资源的控股股权的投资争夺战也愈演愈烈。从2012年7月开始,除中国以外,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也在塔本陶乐盖项目上展开激烈角逐。在矿产投资水涨船高的同时,蒙古国在吸引外商投资上却越来越谨慎。2012年4月5日,中国铝业(简称中铝)拟出资10亿美元控股南戈壁的消息传出后,蒙古国内民族情绪躁动,迫使蒙古政府于2012年5月17日匆匆出台《战略投资法》,中止了多种先前被允许的外商投资方式,如不限制外商在蒙古设立公司、仅须备案即可收购股权和矿产等。[ 王衍:《中铝投资盟国矿产落败内幕》,载《凤凰周刊》2012年第29期,第54页。]

由此可见,欲对政治风险进行有效的分析,需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投资者需求等因素有深入的了解。这可通过收集数据和信息并将其用于分析东道国政治风险模型的方法来实现。政治风险分析的定性模型可通过对软性因素的分析来考察,而政治风险分析的定量模型则可通过对硬性因素的分析来考察。就国外研究现状来看,对政治风险的量化评估方法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测定,因此,这些定量评估方法具有诸多缺陷:第一,在既有定量评估模型中,如富兰德指数着重考察由经济增长率、国家外债率和通货膨胀率等指标构成的经济波动对投资的影响,这实际上是考察对外投资中面临的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而非政治风险;第二,一些定量评估模型如政治制度稳定指数(PSSI)尽管注重了政治因素的考察,但其选取的指标如国内暴乱的次数和政治变动的频率等主要适合政治稳定性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对于政治稳定性较高的发达国家来说,国内暴乱和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并不适用;第三,定量评估模型中的风险指数与指标的选取直接相关,不同的评价标准也会影响到赋值的高低,因此定量评估往往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进入21世纪以来,政治风险更多地受到意识形态、文化宗教、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的影响,这些主观的和抽象的因素较难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来衡量。

霍夫(M. Hough)等认为,要改善上述定量分析的诸多缺陷,就需要运用一种方法对特定行业(类型、规模、结构、对外扩展经历)、特定时间(短期、中期或长期投资)和特定投资环境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而不是采用所谓的“通用”模型。为了保证分析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数据应来源于拥有对东道国政治进程的完整知识的专家。此外,还要对预期的商业本身有深入了解。分析员获得的有关该商业的如结构动态、技术位置、战略管理政策、市场政策及财政资产与债务等信息越多,就越能提供完整的政治风险分析。[ Hough, Plessis, Kruys, Threat and Risk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Strategic Forecasts.] 例如,伊朗和尼加拉瓜革命导致外国投资者巨额资产流失。这使人们对政治风险评估的兴趣大增,但与先前学者们试图建立的科学模型背道而驰。[ F. R. Root, Analyzing Political Ris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n Transition: Selected Reading and Essays, Detroit: Darwin Press, 1972.] 有关国家利益、国家独立性、国家动乱程度以及政治体系类型的研究与实际需求没有太大关系。在判断对外国市场投资与否的时候,理论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跨国公司只对政治风险的实用性感兴趣,开始转向“软”的政治科学和社会数据。学者们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建立政治风险的理论框架。

腊克斯(H. L. Lax)指出,除了与行业相关的某些因素与指标,政治风险还应包括一些可能在宏观层次上影响该行业的变量,如普通政治、经济及社会风险。这些风险因素的指标包括汇率波动、不利的收支平衡局面、战争威胁、不稳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恐怖主义、国民与劳工骚乱及其他因素。可以说,这些宏观因素及指标不仅可能会影响到特定行业,也可能影响到经济中的任何部门。同时,在微观层面上,特定行业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会受一些特定因素影响,如环保活动、能源漏洞和石油投资限制等。分析师在进行政治风险分析时应注意到这些“特有的、特定行业的微观政治风险,同时也考虑到普遍的宏观政治风险”。[ H. L. Lax, Political Risk in International Oil and Gas Indust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3.] 霍马克(T. Hallmark)也认为,“在进行政治风险评估时,对宏观及微观风险进行基本区别很重要”:[ T. Hallmark and K. Whited, “The IHS Energy Group’s Political Risk Rating and Ranking Index,” in Llewellyn D. Howell ed., The Handbook of Country and Political Risk Analysis, New York: The PRS Group, 2001.] 如战争、恐怖主义、劳工骚乱、政治不稳、腐败等属于宏观风险,它们以不同程度影响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与部门;其他因素如能源漏洞、环保运动及石油天然气出口限制,则属于微观风险,是仅影响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特定行业因素。在进行政治风险分析时,应同时考虑宏观变量与微观变量,并了解到微观变量可能会因特定行业的特性而有大得多的影响效果。基于上述考虑,在构建政治风险的分析框架时,需要区分有差异性的特定公司(微观)政治风险,与不直接指向特定公司但遍及全国的宏观政治风险。例如,下图1提供了研究油气行业政治风险因素层次的简略图,主要分为东道国政治风险和投资国与东道国关系政治风险两个层次。东道国政治风险包含三个核心风险因素:包括政治环境、游戏规则、司法体系与法律、腐败、商业行政压力、国家控制战略资产整顿、资源民族主义、地缘政治风险、战争与安全等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主要集中于经济总体表现的经济风险;主要分析东道国对外国投资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影响的案例的油气风险。投资国与东道国关系政治风险重点关注两国关系如何影响油气行业的投资,包含油气合作因素风险和两国关系变化及国际因素风险等。

图1:油气行业政治风险因素层次的简略图

层次一

东道国政治风险 政治及社会因素风险

经济因素风险

油气因素风险

层次二

本国与东道国政治风险 油气合作因素风险

两国关系变化及国际因素风险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中也需要区分源于政府权威的政府风险与源于政治势力斗争的不稳定风险。这需要借助一系列变量来定性,具体包括:政府性特定公司风险(差别性规定、逐步征收、违反合同)、不稳定性特定公司风险(怠工、绑架、抵制特定公司)、政府性国家层面风险(大规模国有化、更改规定、拒绝兑换货币)、不稳定性国家层面风险(大规模罢工、城市暴动、内战)等。其中,大规模国有化和内战等风险又被称为传统政治风险。关于传统政治风险和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定义,学界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和区分。海外投资领域的传统政治风险主要指因战争、政局动荡、政府不稳定、社会政策突变性高等因素;而非传统政治风险主要指由于双方观念上、认知上的分歧或矛盾导致战略上、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例如,在对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面临的风险进行考查时,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宏观经济风险、东道国法律法规的变动风险以及因人员、文化等原因引发的并购后整合风险。涉及政治风险时,既有研究主要涉及企业对外投资时东道国的政局动荡或社会不稳定因素,即所谓传统政治风险,研究如何应对非洲、拉美、中东地区因政局动荡而引发的资源输送链条断裂因素。更为紧迫的非传统政治风险因素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东道国政府或企业因为与中国在关于国家利益的观念上、认知上有分歧,导致战略上、政治上的互不信任,进而产生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排斥或限制。尤其是“中国”的声音使许多国家在审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交易时愈发严格,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的推进和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崛起表示忧虑,[ 参见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担心中国企业在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之外会进一步掠夺世界自然资源、传播政治制度与文化。这表明,中国企业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遭遇更多的是非传统政治风险。传统的大型、灾难性和不可抗型的政治风险已让位于各种中型风险,而后者通常相互关联。因此,贝林(A. Berlin)认为,分析政治风险除了需要关注国家政府的行为外,还应更多关注地方与区域层级。例如,地方政府在经济中的参与程度、各级政府的债务负担以及利益集团可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阻碍决策进程。[ A. Berlin, “Managing Political Risk in the Oil and Gas Industries,” Oil, Gas & Energy Law (OGEL), Vol. 1, No. 2, 2003.]

在分析框架的构建方面,腊克斯认为分析框架的作用是组织各种变量,使之成为有用的分析工具。由于在建立特定行业的分析框架时变量实在太多,分析人员必须进行处置。一个分析方法必然包含了进程中所涉及的一些研究视角,即使该研究视角没有成形或未被清晰呈现。[ Lax, Political Risk in International Oil and Gas Industry, p. 120.] 因为政治风险的背后往往涉及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政治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发展阶段和本土知识共同决定的。[ 张永宏:《非洲发展视域中的本土知识》,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因此,任何精细化的研究模型带入不同的地区研究中都会出现巨大偏差。人们往往忽视了特殊性,而政治风险往往肇始于这些特殊性。研究政治风险的最佳办法就是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来思考各种具体的对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挑战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多方面挑战。国际市场的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影响,如美国社会消费能力的下降对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构成的挑战。在中国国家利益中,海外利益的比重日渐增大。扩大内需、“走出去”战略和对国际资源的深入依赖,表明中国与外部经济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环。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海外投资的实际,运用案例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显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认识。

三、基于案例的分析

由此可见,对政治风险的不同研究视角折射出政治风险理论的发展与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演化,人们对政治风险的认识在不断地扩展和加深,政治风险的研究视角逐步从笼统模糊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果来评估,过渡到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进行研究,从而对政治风险的分析和评估更为全面。下面从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两个不同的视角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案例分析。

(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传统政治风险

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传统政治风险一般指由于东道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或政策出现变化而造成跨国公司损失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是东道国出于自身利益直接没收跨国公司资产,或变更国家政策来限制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可能是东道国的政治出现巨大变革,如内战、政权被和被侵略等,而造成跨国公司的资产无法获得正常的保障所带来的损失。大卫・布鲁门斯德(David A. Brummersted)对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传统政治风险进行了归纳(表1)。

传统政治风险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中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在世界1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万家海外企业,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福布斯中文网的《2011福布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国家(地区)风险排行榜》分析了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184个国家和地区,认定风险级别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有37个,分别为大洋洲3个,非洲23个,亚洲10个,南美洲1个;从政局稳定指标来看,最不稳定的国家主要有阿富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法制环境最差的国家主要有阿富汗、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 《2011福布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国家(地区)风险排行榜》,福布斯中文网,2011年12月31日,http:///list/1670。] 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国家中不发达国家的风险级别最高,而这恰好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地方。[ 吴盈盈:《论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及规避建议》,载《法制博览》2012年第5期,第224页。] 例如,矿产和油气资源蕴藏丰富的中东、北非、南美等地区成为各大政治、经济、军事集团争夺的焦点地区,占世界石油、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2/3和1/3的中东地区多年来战乱不断。中国近年加大了到中东、北非、南美等地区开发矿产和油气资源的步伐,因此也面临较高的传统政治风险。在战争和内乱环境中,国民经济运行大多处于无序状态,一些工程项目被迫中途下马,外资企业生产和经营难以正常进行,甚至连企业职工的人身安全也无保障,不仅谈不上盈利,就连投资本金的安全性也面临极大威胁。下文以中国企业在缅甸和非洲面临的部分“传统”政治风险为例进行分析。

表1: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传统政治风险

宏观层面:所有公司 微观层面:部分公司

社会 政治实体 社会 政治实体

内部 革命、、内战、局部战争、国内骚乱 征用、国有化、NGO活动、高通货膨胀、官僚政治、领导权斗争 针对性恐怖主义、针对性罢工、针对性抗议、国家抵制公司 针对性征用、违反合同、合资公司压力、歧视性税收、地方法

外部 跨国的游击战、国际恐怖主义、国际压力、国际舆论 战争、边界冲突、交换盟友、贸易禁运 国际活动组织、针对性恐怖主义、跨国公司竞争、国际抵制公司 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出口限制、外交压力、外国政府干预

资料来源:David A. Brummersted, “Host Country Behaviour Issues and Concept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Risk Analysis,” in J. Rodgers ed., Global Risk Assessment: Issues,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Book 3, Riverside: Global Risk Assessments, Inc., 1988.

例如,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与针对性抗议属于传统政治风险的范畴,中国企业在缅甸即遭遇了此类政治风险。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中缅关系的巩固和西方对缅甸制裁的升级,中缅两国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友好关系。至2012年,中国对缅投资总额达140多亿美元,约占缅甸外资的50%,是缅甸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2010年大选是缅甸政治发展的重要分水岭,缅甸由军人政权转型为民选政府,陆续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呈现出政治生态多元化、经济社会利益复杂化以及国内外各种力量竞争激烈化的特点,给中缅关系以及中国在缅投资带来了重大影响和挑战。2011年以后,缅甸的公民社会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开放,从事非政府组织活动人数也大大增长,其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涉及领域非常广泛,中国的投资活动不断受到非政府组织的不当批判和不实指责。其中一些非政府组织NGO不只是专业环境组织也是政治组织。这在密松电站项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密松电站项目的停建是因为受到缅甸国内和少数民族政治团体的压力,而克钦发展网络集团(Kachin Development Networking Group, KDNG)起了很大作用。KDNG是缅甸克钦族活动家和海外克钦人士自愿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宣称其目标是与当地克钦组织协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当地克钦人民建立平等和公正的公民社会,争取克钦社会和政治改革。在密松电站停建后,包括中缅油气管道在内的其他重大中缅合作项目也受到攻击。“国际地球权益组织”(Earth Right International)和“瑞天然气运动”(Shwe Gas Movement)多次发表研究报告,指控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在征地、环境破坏、强制移民和军事劳役方面损害了缅甸人民权益。若开石油观察(Arakan Oil Watch)发表报告称,数十亿美元的天然气销售收入被军人首领非法占有,中国投资增加了这种不透明性。其提供的证据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有消息来源称,以“88学生组织”为首的缅甸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已将矛头对准了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在管道沿线雇佣当地人搜集大量有关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强制劳役、强行征地、破坏环境和收入不透明的所谓证据,并在仰光和曼德勒等大城市不断活动,与当地新闻媒体一起制造舆论,不排除其矛头最终指向中缅油气管道等项目的可能。[ 卢光盛等:《缅甸政治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对缅投资》,载《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第48-60页。]

与上述政治风险案例形成对照的是,在非洲地区长期存在着反政府势力、地方恐怖势力和西方干涉势力。首先,在反政府势力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所谓“阿拉伯之春”,尽管有人将其视作阿拉伯国家民众改变自身生存状况和提高自身政治权利的内在诉求,但其所导致的北非伊斯兰国家政局动荡的确给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带来巨大政治风险。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家迫于压力进行了政治改革,既有的政治秩序被骤然打破,陷入较为严重的失序状态,短期内无法回归稳定。[ 刘林智:《北非地区动荡化与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39页。] 其次,非洲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也一直较为猖獗。尤其是“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势力近年来还有所增强,其人员规模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由其策动的绑架和恐怖袭击活动时有发生,在当地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012年1月28日,中国水电集团位于苏丹南科尔多凡州的一处工地遭到反政府武装袭击,29名中国工人被绑架,1名中国工人不幸中弹身亡。2012年1月31日,20余名中国工人在埃及西奈半岛中部地区被当地贝都因武装人员绑架。[ 刘曙光、郭宏宇:《对非投资的政治风险:新动向与应对建议》,载《跨国经营》2012年第6期,第39页。] 除反政府势力、地方恐怖势力以外,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干涉也使非洲各国政治生态更趋复杂。由于战略位置重要资源分布密集,非洲与亚欧交界地区一直是世界各主要力量的“角力场”。一些西方国家更是通过干涉区域内国家的内部事务和政治进程以扩大在区域内的影响力,进而实现其战略目标。在利比亚内战中,北约军队军事干预重创了利比亚政府军,直接导致卡扎菲政权的,被认为是一次“军事干预的典范”。但在其结束军事任务后,利比亚社会却陷入了部落纷争、民兵武装割据的混乱状态,致使中国企业在利比亚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又如,苏丹刚刚独立便陷入长期的纷争和冲突,北部阿拉伯人和南方黑人之间深刻的种族差异和民族矛盾难以调和,苏丹南北方两度陷入激烈且旷日持久的内战并最终分裂。由资源争夺引发大规模种族冲突的达尔富尔危机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与苏丹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美国国务院于1993年将苏丹巴希尔政权列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支持者”。此后,美国及西方国家一直试图苏丹巴希尔政权未果,于2005年促使苏丹南北方通过《全面和平协议》(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PA),其直接后果是南苏丹于2011年7月得以独立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国家。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促成了南苏丹的独立,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南北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南苏丹获得独立后,先前政治诉求不同的各类武装组织并未停止活动,南北苏丹境内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和暴动。中国企业在整个苏丹地区拥有的资产在230亿美元以上,苏丹分裂的结果绝不是中国企业希望看到的。[ 李昕:《原苏丹分裂对中国石油利益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0期,第73页。]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非传统政治风险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非传统政治风险主要指他国对中国在战略层面的不信任、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怀疑、对中国“政企不分”状态的疑惑以及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真实意图的担忧等带来的政治风险。“中国”和“非市场经济”是一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常用来抨击中国的论调,也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面临政治风险的原因之一。基于对中国经济实力发展的担心和遏制,一些国家往往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下面以中国企业在美国与冰岛的投资为例予以说明。

2012年,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增长率达到123.5%,美国成为继中国香港之后的中国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但中国在对美投资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多的“非传统”政治风险。中国大型企业投资美国失败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例如,联想于2004年斥资12.5亿美元收购IBM公司的全部个人电脑业务。尽管最终成功,但并购过程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FIUS)以“可能危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为由展开调查,给并购带来极大风险。又如,2005年,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最终迫使中海油以“不确定因素”为由撤出。再如,2008年华为公司联合美国股权投资基金贝恩资本(Bain Capital)并购美国3Com公司,却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安全审查关卡前铩羽而归。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如2009年陕西西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位于内华达州的第一金矿公司(Firstgold Corp)失败,2010年唐山曹妃甸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美国太阳能光伏和光纤材料制造企业(Emcore)失败,2011年三一重工在美国投资风力发电项目失败,等等。

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其典型案例是2011年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购买冰岛土地申请失败。该项投资旨在开发旅游项目,无论是单纯的购地还是后续的项目建设,都属于中国民企在冰岛的商业投资行为,且在项目启动之初得到冰岛有关部门甚至总统本人的大力支持。但进入2011年11月后,一次冰岛内阁会议将该项商业投资行为解读为政治行为,冰岛政府以中坤集团不具备冰岛政府特批其购地申请的所需条件为由正式拒绝了该项投资申请。事实上,作出这一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冰岛政府对于北极治理的政治关切。[ 康文中:《大国博弈下的北极治理与中国权益》,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页。] 随着北极地区正日益成为国际争夺的热点以及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北极国家特别是美国与俄罗斯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保持高度警惕,中坤集团的投资行为引发各方担忧,英国媒体甚至认为这可能威胁整个欧洲的军事安全。[ 王占峰:《黄怒波惹怒谁了》,载《企业家观察》2011年第10期,第60页。] 欧洲各国的政治态度对冰岛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遭遇越来越多的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且非传统政治风险呈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对地位悄然变化的背景下,研究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遭遇的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及应对策略,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对壮大中国企业实力,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具有现实意义。

四、对策与建议

对中国企业而言,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加强海外政治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中国已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海外政治风险管理能力是决定“走出去”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相对于西方老牌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还十分有限,必须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海外政治风险管理能力的培养和相关经验的积累,应采取主动的管理策略。具体来说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步建立完善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根据2010年《世界投资与政治风险》报告,政治风险被认为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向的最重要因素。[ MIGA, World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isk 2010, New York: World Bank Group, 2011.] 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均陆续建立起完善的保险制度,为本国在海外的投资提供保障。中国相关保险的发展起步相当晚,开展这项业务的公司很少,而现有的针对企业海外投资保险的投保费也普遍偏高,中小企业的投保率很低。在1998年以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只承保外商来华投资的政治风险,而不受理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从1998年起,中国开始试办境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出口信用险部受国务院委托办理。2003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推出境外投资保险新产品,承保部分境外投资政治风险。中国推出政治风险保险业务已有一段时间,对促进与保护中国境外投资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尚未建立完善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也没有对境外投资保险业务进行有效的推广,该业务在中国保险业务中所占比例还很小,专业承保公司资金实力也有限,导致中国境外投资保险覆盖面较为狭窄,对境外投资保护力度偏小。[ 聂名华、颜晓晖:《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法律防范》,载《当代亚太》2007年第1期,第39页。] 因此,中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制定符合国情的政治风险保险制度,特别是为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提供海外保险的相关补贴与担保,降低他们在政治风险中的损失。

(二)建立政治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

为促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政府需要为企业海外投资搭建评估与预警的信息平台。与美国等国权威的评估机构相比,中国有关部门的通报机制还十分落后,对政治风险的专注度也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应该积极整合各方面的数据,建立一个相对权威与全面的风险评估数据库,减少企业为寻求第三方评估带来的支出,并促进海外投资的健康发展。例如,2008年冰岛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政局一度陷入动荡,但中国国内并没有专门针对企业在海外敏感地区投资而建立的评估预警机制,这对中国企业对冰岛的投资是不利的。

(三)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寻求法律保障

跨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首先应该认真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并尊重当地的文化宗教习俗,使自己的投资或经营符合当地的用工或环境等方面的标准。因此,在面对政治风险时,中国企业也要学会利用东道国的法律来保障自身的利益。例如,德国法律对属于可同时用于军事和民事领域的两用物项的知识产权出口到海外有严格限制。就资产使用和转移而言,欧洲各国法律也有很多限制,如企业的盈利不能转出东道国,进入母公司账户。而一旦亏损,母公司就必须再投入,不能置之不理。又如,欧洲的社会保障措施非常完善,并购后企业人员的调整和遣散员工,均需支付大笔补偿,有时并购所需费用的1/3都必须用于员工安置。中国企业应注意前期对拟并购企业的公司背景、当地法律法规以及劳动保障条款等状况进行调查,并设法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特别要依靠有经验的专业财务顾问公司和律师团队来完成这些工作。在寻求法律保障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即在国外经营企业一定要聘请专业法律顾问。公司运营在运营过程中难免遭遇法律纠纷,专业法律顾问能帮助公司迅速做出回应。特别是当语言和法律都有一定障碍时,更要通过专业律师来维护企业权益。[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1-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2年,第71页。]

(四)对外投资企业要培养良好的企业形象

企业的良好形象有利于降低企业在东道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好的企业形象可通过捐助慈善事业、建立奖学金、雇用残疾人员和注重社会事业等方式加以发展。例如,IBM公司通过在许多东道国建立培训中心和设立奖学金,成功建立了倡导教育的良好形象。此外,考虑到中国大多数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各种联盟形式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曹旭平、黄灿、沈杰:《中国对外投资风险防范研究》,载《工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5期,第139页。]

(五)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改善国家形象

中国企业海外遭遇的政治风险的重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东道国对中国社会制度、中国社会文化的不了解,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上故意诋毁和丑化中国的形象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因此,需要大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强国家的软实力建设。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除了需要从培育国家形象精神内涵、提高公民国家形象意识、拓宽国家形象传播渠道和打造自主品牌等方面努力外,还需要注重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改善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与该国政府与国民的关系密切相关,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汶川和玉树地震中的积极表现、利比亚危机中的人员撤退以及积极介入船员在泰国被劫杀的调查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 崔永杰:《中国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分析》,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12页。]

(六)转变增长模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除上述几个方面以外,还应关注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因素,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更好地化解企业“走出去”时的阻碍。根据美国学者的观点,国家的竞争力源于有创新力的企业,这种企业需要具有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能力,同时重视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匹配与变化趋势。[ C.K. Prhalad and G. Hamel, “The Core Competences of the Fir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66, 1990, pp.79-91.] 但中国的现实情况却是,当企业遇到贸易摩擦、海外投资瓶颈和国际谈判障碍时,中国政府代替企业冲在了前面,如中国轮胎遭遇美国“特保案”、中国采购铁矿石谈判等案例数不胜数,都使东道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可借此抨击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模式”,从而在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的各个环节设置壁垒和惩罚性措施。因此,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避免让行政过多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也是赢得东道国信任、减少海外经营政治风险、逐步消除他国疑虑的有效途径。

[收稿日期:2014-02-26]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石油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往往与政治紧密相联。本文就国际石油合作项目中存在的政治风险,具体分析了风险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表现形式,并结合国际形势提出了规避风险的对策和措施,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提供了一些参考建议。

【关键词】国际石油合作项目政治风险管理

一、从案例分析看政治风险

在许多拉美国家严格限制和审查外国直接投资时,秘鲁政府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放宽对外商的限制来吸引投资。为促进在石油勘探和开采领域的投资,秘鲁政府专门通过了一部新的石油法(232331号法律),该法的亮点是为石油企业利润再投资提供税收优惠。然而,当秘鲁新任总统加西亚(Garcia)上台后,单方面终止了税收优惠政策,并在当年声称,“外国石油公司滥用前任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现任政府要求享受该政策的外资石油公司补缴减免的税款,同时将税率由原来的41%提高到68%;还要求外国石油公司增加在石油勘探领域的投资,取消与三家最大外国石油公司(包括Belco)签订的产品分成合同,并要求就合同内容进行为期90天的重新谈判。”经过谈判,有两家公司与秘政府达成了新的协议,而Belco石油公司却拒绝按照秘政府要求增加投资、拒绝补缴税款、拒绝接受新的税率。随后,该公司在秘鲁的全部资产被征收,由秘鲁国家石油公司接管。

Belco石油公司曾在美国投保了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政治风险保险,在资产被征收后,该公司向AIG提出2.3亿美元的索赔,这是当时金额最大的一笔政治风险索赔案件。在对Belco石油公司进行赔偿后,AIG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对秘鲁政府索赔金的追偿。最终,秘鲁政府与AIG签订了总额为1.847亿美元的赔偿协议。一个月后,AIG获得了秘鲁政府3000万美元的第一笔赔偿款。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投资者处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中,需要随时关注业务拓展中面临的各种特定风险,要使投资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投资决策和业务经营过程中,全面考查存在的各种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

二、石油合作项目政治风险的来源

项目的政治风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为国家风险,即项目所在国政府由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外交政策上的原因对项目实行征用、没收,或者对项目产品实行禁运、联合抵制、中止债务偿还等;另一类表现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稳定性风险,即项目所在国在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劳资关系、环境保护、资源等与项目有关的敏感性问题的立法不健全、管理不完善、经常变动等。

评估境外油气项目时,投资者不仅要考虑项目的地质风险和市场风险,更要全面评估潜在的政治风险。这是因为,油气作为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日益成为国家间博弈的政治工具,很多国家在油气项目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和利益纠葛,特别是在能源行业已经私有化或者上游能源行业实现私有化的国家。因此,一旦投资者通过地质勘查认定某地区有商业油气储量,并认可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就应着手评估各种方案伴随的政治风险,并找到可行的风险规避措施。

政治风险经常来源于东道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在项目协议签署后的改变。如美国Belco石油公司在秘鲁遇到的困境。位于动荡国家或冲突地区的项目,一般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最典型也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禁运和内战也常常导致项目因无法获得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或电力缺乏而中断。

油气行业具有项目金额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对该行业长期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产油国不断加强对资源的控制、地缘政治因素等也使油气行业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

民族主义、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跨国经营面临的另一主要风险,这种政治风险不是仅局限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随着能源价格的持续高涨,一些政府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重新选择了短期机会主义路线,通过重新审查项目合同、税收优惠或特许权协议等损害投资者权益的方式来增加政府收入,这种隐蔽的做法也称“蚕食性征收风险”。

经验表明,诸如分散投资、存货管理、套期保值(Hedging)等传统商业风险管理方法用于政治风险管理的效果很差。加强对政治风险的理解,并将其纳入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是摆在投资企业面前的首要问题。

三、政治风险的主要表现

1、单纯征用

征收是指东道国政府未经适当法律程序采取国有化、没收、征用等行为,剥夺被保险人或项目企业对被保险投资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或剥夺被保险人或项目企业对被保险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权和控制权,且东道国政府对上述征收行为给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失未给予及时、有效的补偿。损失金额一般是被保险人投资的净账面价值,在确定账面价值时,会计准则的选用十分重要。

一般而言,征收风险承保范围可以包括以下情况,并在保单上列明征收固定资产和银行账户及征收动产。

(1)征收固定资产和银行账户。众多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或合资公司形式在海外拥有资产。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政府一般会给予投资者特许权或者签署其他特定协议,这种特许权协议和其他协议或合同成为投资者海外运营的基本保障。当政府更迭或投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时,投资者位于东道国的资产就面临东道国政府的选择性或歧视性征收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项目的运营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股东或者提供贷款的银行就处于征收的风险之下。

(2)征收动产。油气公司经常在海外项目现场配置大量贵重的专业化可移动设备,比如钻井平台、勘探船等,当项目建设完毕后这些设备将被运送回国或者送到另外一个项目现场,这样,油气公司就需要提前获得东道国政府关于运送和转移这些设备的许可。如果这种许可被撤销,那么油气公司就面临不能转移设备的潜在损失。保险公司一般承保投资者设备被封锁在东道国的损失,特别是当东道国发生战争或政治暴乱时油气公司不得不放弃项目和相关的设备。同样,保险公司一般也承保由于类似事件导致的油气公司存货的损失。单纯征用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视为合法行为:一是征用是为公开的目的进行的;二是征用不是歧视性的、武断的;三是征用伴随着立即有效和足够的补偿。

2、没收

这是一种东道国政府从项目中剥夺财产的风险,财产剥夺没有任何补偿。国有化是将整个工业项目融入国家总体重组计划的一种没收。

3、报复性充公

这是政府对外国资产实施直接的控制,是对投资者或其政府非礼行为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政府不会向投资者提供任何补偿。

4、政府禁令

东道国从多方面影响投资者的经营,不仅造成投资者对投资的失控,而且使项目失去赢利的机会,使投资者的决策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要求和政策,而不是根据市场情况。

5、东道国政府毁约

东道国政府不履行项目协议中的有关承诺,这种承诺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承诺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如道路、管道和出口终端等。有的包括劳工协议和取消一些政府法规和杂费等。

6、政治动乱

政治动乱包括战争、革命、颠覆、、内乱、破坏和恐怖活动或政治暴力。由于东道国可能发生上述现象,从而导致资产的损坏、毁灭和失踪等损失。

7、汇兑限制

汇兑限制是指投资者不能将当地货币兑换为指定货币(一般为美元)或其他可以自由兑换货币或投资者母国货币并汇出东道国而导致的损失。汇兑限制包括:过分拖延(一般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当地法律或法规的变更、汇兑条件的变更等。

四、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

政治风险具有覆盖面广、辐射力强、造成的损失大和不可抗拒等特点,所以在海外投资石油项目时,应加强对政治风险的管理。对资源国的政治风险,要在认识风险的基础上对政治风险做出评估,根据风险的特点及风险的大小制定防范措施。

1、分类评估法

在国际市场中,随着更多油气生产者的进入,进行政治风险评估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根据伦敦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四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如瑞士和奥地利政府。

(2)低政治风险: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如西欧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如委内瑞拉。

(4)高政治风险国家: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如阿富汗等。

2、预先报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3、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如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虽然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表现形式和程度会有很大差别,但还是有一定规律的。西方国际投资学家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政治风险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新独立的国家。从行业来看,采掘业是易被国有化的行业之一。目前我国石油公司得到或可能得到的境外新开发油田的投资项目,大多集中在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被东道国国有化的风险必须予以考虑,并应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五、政治风险的防范措施

1、政治风险准保险

国外投资抵御政治风险的方法很多,应尽量减少投资者风险性资产,增大投资者对可能引发财产没收事件的控制能力,减少东道国政府进行没收和充公的机会,或者减少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价值。这些方案尽管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事实上却很难达到目的,因为这些措施与东道国的利益都是对立的,而东道国法律的存在降低了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然而,抵御政治风险还有其他更加微妙的方式,目的就是不让政府参与项目,这种方式在西方被称为“软性政治风险保险”。具体方法包括:与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争取多边机构参与项目、确保项目的“辛迪加贷款者”来自更多的国家,包括东道国银行。

安全问题也是政治风险防范所考虑的重要内容,如果东道国不能保证项目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那么东道国就不能说服投资者相信其政治环境可靠。尽管项目在地质前景和合同条款上很具诱惑力,但整个投资要重新评估。

2、国家间条约

如果东道国政府和投资者的母国政府签订某种国家间条约,那么政治风险将会大大降低。世界上比较流行的签约方式有两种:即双边投资条约(BIT)和商业经济条约。双边投资条约可以向投资者保证东道国政府给予他们非歧视性待遇(国民待遇),没有公平的市场价值补偿东道国政府不会没收其财产,并同意将纠纷送交中立仲裁场所解决。商业经济条约也保证给予投资者非歧视性待遇并保证其财产不被没收,但同时还保证货币的可兑换性和利润的汇出。

这些条约是东道国政府履行其义务的有效机制。实际上,一旦侵犯了条约中投资者获得保证的权力,其行为不仅违反通行的国际法标准,而且违反了与投资者母国签订的条约。换言之,如果东道国政府企图侵犯投资者的权力,条约的存在就增加了东道国政府对利害关系的平衡。然而,上述条约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投资者的权力还要由其他形式的保护措施来保证。

3、政治风险保险

(1)出口信贷机构的政治风险保险。以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为代表探讨一下出口信贷机构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开展的情况。OPIC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独立机构,为支持美国的投资和出口,它为美国海外的项目提供政治风险保险、贷款、贷款担保和咨询服务等业务。OPIC的保险业务依靠政府的信贷和自身的储备支持。

其征用险包括“简单征用”和“爬行征用”,但是不包括因投资者原因所引起由政府采取的合法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对于股权投资,征用发生日期的账面价值决定赔偿金额;对于贷款,赔偿只涉及未偿还的本金和贷款的累计利息。

OPIC的保险有一套合法性方面的标准。一是投资者必须是美国的公民和团体,或者是由美国公民或团体拥有95%以上股权的外国企业。二是投资项目必须是新的项目、扩建项目或者现有项目的私有化。三是在投保日期上,必须在实际投资或投资承诺之前进行。四是OPIC的政治风险保险可能不适用于没有和美国签订投资协议的国家。另外,东道国政府必须批准OPIC对项目的保险。

(2)多边机构的政治风险保险。世界银行于1988年成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通过提供投资担保来防范战争内乱、财产征用、货币转移和东道国违约等风险,从而鼓励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该机构的资本为10亿美元,成员国有152个。

MIGA的条款内容主要有:有效期长达15年,对股权资本和贷款都进行担保。对于股权,MIGA的担保范围是90%的投资和80%的投资收入;对于贷款,MIGA负责90%的贷款本金和贷款期内的累计利息。担保费用因部门、项目和业务种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3)私营保险市场。在英美等国,私营保险市场发展迅速。私营的保险公司一般将政治风险分为两类:资产险和合同险。资产险保的是征用、没收和设备的重新占用。合同险保的是由于合同中断而发生的损失或政治动乱引起的其他风险。

私营保险的优点在于它更灵活,它根据投资者的需要量体裁衣,可在短时间内谈判成功,可严格保密,不受政治因素的制约。相比之下,由政府补贴的保险公司,例如OPIC和MIGA,它们的保险金额低、保险范围广、有效时间更长(可长达20年)。

4、自我管理

如果投资者希望达到控制和管理政治风险的目的,而又不愿意支付政治风险保险的费用,那么他就需要强化自我管理措施,通过战略合作或细致计划防止损失发生。通常自我管理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在做出投资决策前评估政治风险。在当今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下,采用以往简单估算一个损失金额来评估政治风险的做法已经过时,这种方法忽视了政治风险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特征。在做投资预算时,将风险量化是必要的,然而政治风险在不断变化,不能用一个特定的、静止的值来反映。正确的政治风险评估源于提出正确的问题,这些问题既要考虑到前期的投资决策,也要考虑到以后的持续运营。评估过程不但要听取熟悉项目所在地状况的学术型专家的意见,还要结合技术型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会提供详细的资料来帮助投资者提出正确的问题,深入分析,优化各种假设条件,以制定正确的投资决策。尽管这些工作会占用一部分时间和资源,但是考虑到可以使潜在的政治风险最小化,并增强项目成功的可能性,这些支出完全值得。另一方面,要注意与东道国签署的各种协议和合同。尽管这些协议和合同并不能阻止东道国改变法律或政策,但是可以在出现争议时以此为依据通过国际仲裁等方式获得赔偿,很多时候东道国会承诺放弃豁免。

投资者自我管理政治风险的一种强有力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个多边机构参与到项目中来,比如让国际金融公司(IFC)、国际开发协会(IDA)、亚洲开发银行(ADB)、泛美开发银行(IADB)和非洲开发银行(AFDB)等机构投资入股或提供债权资金。显然,东道国政府在征收一个存在世界银行财务利益的项目时会三思而行。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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